拙譯《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第一版於1986年2月由三聯書店印行，截至1996年3月共印刷六次，總印數為6.22萬冊。自2004年8月至2007年11月，此書改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屬於該社“影響過一代人的書”係列叢書，實為《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第二版。這個版本先後印刷四次，總印數為2.2萬冊。按照“影響過一代人的書”係列叢書的編輯體例，每一本書都有一篇“推薦序”。為《人類的群星閃耀時》撰寫“推薦序”的是我國曆史學家雷頤先生。“推薦序”的標題為《曆史的“靈感”——讀〈人類的群星閃耀時〉》。雷頤先生寫道：“出生於1881年的奧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不僅在小說、詩歌創作方麵聲名卓著，在人物傳記、曆史特寫方麵更是名震遐邇，《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就是他的十二篇曆史特寫集……至今仍在世界擁有大量讀者。逾一個‘甲子’仍暢銷不衰，足見此書魅力之大。……這些精彩的曆史特寫將那瞬間的‘關鍵時刻’延長、放大，使我們能夠讀到曆史的心靈，感受到曆史的靈感。”[1]
《人類的群星閃耀時》自2008年5月起又改為由三聯書店出版，是此書的第三版。筆者以菲舍爾出版社1997年德語新版《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十四篇曆史特寫》[2]作為中譯本第三版的藍本，重新做了校訂和補譯。中譯本第三版和中譯本第一版與第二版最大的不同是，在第三版中新增加了補譯的兩篇曆史特寫——《西塞羅》和《威爾遜的夢想與失敗》。
菲舍爾出版社1997年德語新版《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的編者克努特·貝克在其《編者後記》中詳細說明了十四篇曆史特寫的創作過程。據他介紹，《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五篇曆史特寫》德語第一版於1927年問世。這一年6月27日，斯蒂芬·茨威格寫信給萊比錫島嶼出版社的一名編輯韋格納，[3]信中寫道：“我覺得，您打算為島嶼出版社刊印的《人類的群星閃耀時》所使用的新的花體字十分漂亮。我隻是覺得行與行之間挨得稍微緊了一點，至少會給人一種略嫌粗壯的感覺。不過，您肯定會做出更好的判斷。如果我不久能看到清樣，我將會感到高興……”當時，島嶼出版社事先向茨威格通報了他的新書版式設計情況。多年來，茨威格一直得到島嶼出版社在文學創作方麵的有益建議，就像他在文學上經常得到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4]出的主意一樣。1927年8月13日，正當茨威格穿越瑞士從上恩加丁河穀的祖奧茨小鎮[5]前往萊比錫的途中，他又致信島嶼出版社，信中寫道：“我剛從家中獲悉，《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已印刷成書，我期盼著在我回到家中時就能看到這本小書。由於此書是輯錄迄今尚未以書的形式發表的作品，我請你們把經過校訂的這本書就像其他新書一樣發行。我知道，島嶼出版社平時發行圖書是不會這樣做的。”島嶼出版社是否滿足了茨威格的這個請求，一年以後得到了證實。1928年10月2日，茨威格在致島嶼出版社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同樣感到高興的是，你們告知我：《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而且我認為，你們在報刊上特別披露了此書在一年之內創紀錄的發行量和精美紀念版本的發行量是完全正確的。”時至1928年歲末，《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共計重印七次，印行13萬冊，而且從此以後成功繼續不斷：時至1986年，《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共計重印40次，銷售69.4萬冊。
《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德語第一版除《序言》外，包括《滑鐵盧的一分鍾》、《瑪麗恩巴德悲歌》、《黃金國的發現》、《英雄的瞬間》和《奪取南極的鬥爭》共五篇曆史特寫。篇目排列的順序不是按照各篇寫作的年代。《人類的群星閃耀時》這個書名最初可能是隨著茨威格要把當時已經寫好的曆史特寫匯編成書的想法而逐漸形成。1927年12月，弗朗茨·特奧多爾·喬科爾[6]在給斯蒂芬·茨威格的一封信中把《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稱為“一種新的戲劇性的敘事體裁”。《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中寫得最早的一篇曆史特寫誠然也是德語第一版中第一篇曆史特寫：《滑鐵盧的一分鍾》，於1912年9月13日發表在維也納的《新自由報》上[7]。斯蒂芬·茨威格當時對這篇作品並不是信心十足。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的小品文《滑鐵盧的一分鍾》已經發表。不知怎麽，我覺得內容有些空洞，節奏也可以更輕快一些。我覺得，我至今仍未把握住我自己的風格，而是風格始終隨著題材而變（正如我在和別人交談時過多地遷就別人一樣，不知怎麽我仿佛是事先商量好的‘應聲蟲’）。”為了《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德語第一版的出版，茨威格又把全書校閱了一遍。1927年德語第一版《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中的第二篇曆史特寫《瑪麗恩巴德悲歌》寫於1923年，剛好是歌德寫下這首詩的一百周年。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也是茨威格寫下這篇曆史特寫的最好理由。此篇曆史特寫於1923年9月2日刊載在維也納的《新自由報》。1923年秋季，島嶼出版社曾將這篇曆史特寫用同樣的標題登在該社內部刊物《島嶼船》[8]第四年度第四期（1923年秋季號）上。爾後，茨威格為《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第一版選用了這個一直沿用至今的標題：《瑪麗恩巴德悲歌——從卡爾斯巴德到魏瑪途中的歌德。1823年9月5日》。第一版中的第三篇曆史特寫《黃金國的發現——約翰·奧古斯特·蘇特爾。加利福尼亞。1848年1月》可能是專門為這第一版而作，因為沒有史料能證明此前還有這篇曆史特寫的其他版本。作為島嶼叢書之一的《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第一版中的第四篇曆史特寫《英雄的瞬間》於1912年已經寫成。這篇曆史特寫首次發表在1912年於萊比錫出版的《1913年島嶼出版社新書年鑒》[9]之中，標題是《殉難者——陀思妥耶夫斯基。1849年12月22日》，爾後收錄在1927年《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第一版中，但標題和內容均有改動，標題改為《英雄的瞬間——陀思妥耶夫斯基。聖彼得堡。謝苗諾夫斯基校場。1849年12月22日》。與此同時，設立在萊比錫的國立版畫藝術和出版研究院[10]於1927年出版了由作者簽名、並有編號和限量為25冊的單行本《英雄的瞬間》。我們現在這本書中的這一篇曆史特寫是以島嶼出版社1927年第一版為藍本。《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第一版中第五篇亦即最後一篇“戲劇性的敘事體裁”作品首次以《斯科特隊長的最後旅程》為題發表在1914年1月28日維也納的《新自由報》。在《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第一版中，此篇題名被擬定為《奪取南極的鬥爭。斯科特隊長。南緯90°。1912年1月16日》，這個題名一直沿用至今。
1933年秋，由於島嶼出版社的一次泄密行為，斯蒂芬·茨威格中止了和島嶼出版社的合作。那是島嶼出版社社長安東·基彭貝格[11]不在出版社的時候，茨威格寫給他的一封個人信函被該出版社轉到《德國書業行情報》，[12]並在該報發表。茨威格在此信函中告知安東·基彭貝格：茨威格早先曾答應流亡在阿姆斯特丹的克勞斯·曼[13]可以在其創辦的《薈萃》[14]刊物上轉載茨威格於下一年出版的《鹿特丹的伊拉斯謨——勝利與悲劇》[15]書中的一段，但由於該期刊的“政治性質”——和早先提供的信息不盡相同，茨威格要收回自己以前的許諾。由於這次糾紛，茨威格的作品自1933年秋至1938年由赫伯特·賴希納出版社[16]出版。其間，斯蒂芬·茨威格自1936年3月已定居倫敦。1936年，赫伯特·賴希納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名為《萬花筒》[17]的合集。該書包含三組作品：短篇小說、傳奇故事和曆史特寫。在曆史特寫這一組中輯錄了《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第一版中的所有五篇曆史特寫——排列順序未變，但“前言”被刪除。此外，又增加了其他兩篇曆史特寫：一篇是《攻占拜占庭。1453年5月29日》，這篇曆史特寫很可能是專門為這本《萬花筒》合集而寫，因為沒有史料證明此前有更早的版本；另一篇是《喬治·腓特烈·亨德爾的複活。1741年8月21日》，這篇曆史特寫已在一年前發表於1935年4月21日的《新自由報》。
1937年6月21日，斯蒂芬·茨威格在給他的朋友費利克斯·布勞恩[18]的信中寫道：“……我把30年來失散的文稿——如對維爾哈倫[19]的回憶、關於裏爾克[20]的演講、我的人物傳記《馬塞琳娜·德博爾德-瓦爾莫》[21]等編成文選送到賴希納出版社。除此以外，我還為《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寫了幾篇新的曆史特寫。我的情況原本就是這樣：在我心情抑鬱的時候，我的創作總是最多。”1941年8月，茨威格遷居巴西首都裏約熱內盧附近的彼得羅波利斯小鎮，1942年2月23日，斯蒂芬·茨威格和他的第二位妻子夏洛蒂·阿爾特曼一起自盡後，人們在他的遺稿中找到了在上述這封信中提到的幾篇新的曆史特寫。
在1939年以後的歲月中，斯蒂芬·茨威格著作的出品人是戈特弗裏德·貝爾曼·菲舍爾[22]，他的遺稿保管人是理查德·弗裏登塔爾[23]，他和弗裏登塔爾已有20年友情。1942年，流亡在斯德哥爾摩的貝爾曼·菲舍爾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他的遺著《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次年（1943年）出版了擴充的新版《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副標題是《十二篇曆史特寫》。從1943年至1947年，斯德哥爾摩的菲舍爾出版社共重印了三次1943年版的《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總計印行1.6萬冊。自從菲舍爾出版社於1949年從流亡海外遷回到德國後至今，該出版社又印行了共計120萬冊《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包括袖珍版在內。
斯德哥爾摩的貝爾曼·菲舍爾出版社於1943年出版的新版《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在原來五篇曆史特寫的基礎上做了擴充，篇目排列的順序也和以前的德語版本不同。從此以後，《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的各種版本的篇目順序均沿用1943年新版的編排。1943年新版《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中的幾篇新的曆史特寫——除《逃向蒼天》外——其餘四篇是：《到不朽的事業中尋求庇護》、《一夜之間的天才》、《越過大洋的第一次通話》、《封閉的列車》均無寫作日期，也無法查考它們最初刊印的時間。——《逃向蒼天》可能寫作於1925年，因為茨威格那一年正在為《描述自己人生的三文豪》[24]一書撰寫那篇曆史散文《托爾斯泰》。從我們上麵引用的斯蒂芬·茨威格於1937年6月21日致費利克斯·布勞恩的信中，我們可以揣測：上述四篇新的曆史特寫很可能就是在1937年接連寫成的。可以證實的是，本書中的最後兩篇曆史特寫《西塞羅》和《威爾遜的夢想與失敗》創作於1937年以後。1939年7月，斯蒂芬·茨威格從倫敦遷居到巴斯，[25]並在那裏買了一幢住宅。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26]1939年9月23日，深受茨威格尊敬的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在倫敦逝世。9月26日，茨威格在弗洛伊德的墓前致辭。由於發生了這些事件，他情緒低落，在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什麽也沒有寫！隻是稍微寫了一點《西塞羅》，但是也沒有認真的願望要寫這篇《西塞羅》，因為我不知道，它該在哪裏發表，盡管我今天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作家之一。”1939年10月11日，他在致羅曼·羅蘭的一封信中寫道：“我還無法寫作。我隻寫了一篇曆史特寫《西塞羅之死》——和我的其他曆史特寫一樣；這篇曆史特寫記述了這位首屈一指的人文主義者如何被專製獨裁踐踏而喪生。以前，人們為了讓愷撒顯得更偉大而越來越縮小西塞羅的偉大之處。然而，當我閱讀他的《論共和國》和《論義務》時，我驚訝地發現，他原來是和你我一樣的人。他在和我們的時代同樣殘酷的時代為了我們共同的思想而死去。”在這封信之後又過了幾天，斯蒂芬·茨威格在1939年10月21日致羅曼·羅蘭的信中談到了他的另一篇曆史特寫《威爾遜的夢想與失敗》。他寫道：“可憐的威爾遜，這位可憐而又睿智的夢想家！他千方百計要做的正如我一樣……使我感到心情沉重的，是我們舊歐洲的道德氛圍，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那種不講道德的氛圍。這種道德的墮落以及缺乏一種創造性的思想——或者說，缺乏一種獨立形成而不是人雲亦雲的思想——使我感到心情沉重……那些在1918年以後自己上了當受了騙的人——我自己當時也懷著青年人的理想主義——原都以為：威爾遜已充分發揮了外交手段的作用呢。[27]總有一天，我要描述這位有著各種錯誤的悲劇性人物，但盡管如此，我描述的是一位有著自己美好信念的人物——威爾遜。”
這兩篇分別以《掛在演講台上的頭顱——西塞羅之死》[28]和《威爾遜的失敗，1919年3月15日》[29]為標題的曆史特寫首次於1940年發表在由伊登和塞達·保羅翻譯、書名為《命運攸關的時刻——十二篇曆史特寫》的英譯本合集中。[30]
這卷英譯本合集為了這兩篇新的曆史特寫而刪去了另外兩篇曆史特寫：《英雄的瞬間》和《逃向蒼天》，目的是為了湊成一個整數“十二篇”（一打）。三年以後，即1943年，斯德哥爾摩的菲舍爾出版社出版了茨威格的遺作《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的德語新版。在這個新版本中也輯錄了十二篇曆史特寫，但刪去的是《西塞羅》和《威爾遜》，究其原因：可能是出版社不願意超出“十二篇”（一打）這個整數，也可能是沒有及時找到這兩篇曆史特寫的德語原文，又不願意從英譯本逐字譯回到德文。
綜上所述，我們能為茨威格的十四篇曆史特寫排列這樣一個創作年表：
1912《滑鐵盧的一分鍾》
《英雄的瞬間》
1914《奪取南極的鬥爭》
1923《瑪麗恩巴德悲歌》
1925《逃向蒼天》
1927《黃金國的發現》
1935《亨德爾的複活》
1936《攻克拜占庭》
1937《到不朽的事業中尋求庇護》
《一夜之間的天才》
《越過大洋的第一次通話》
《封閉的列車》
1940《西塞羅》
《威爾遜的夢想與失敗》
讀者不難發現，《人類的群星閃耀時》書中的篇目次序並非按照寫作的時間。
斯蒂芬·茨威格曾在1925年1月讀過丹麥時事評論家和文學史家格奧爾格·勃蘭兌斯撰寫的傳記《尤利烏斯·愷撒》。1925年1月26日，茨威格在致羅曼·羅蘭的信中寫道：“這位了不起的勃蘭兌斯老人[31]把握行文的節奏恰到好處，他在這方麵的能力實屬難得。他描寫細節從不冗長拖遝，而隻選擇最確切的細節。他在其傳記《尤利烏斯·愷撒》中所描述的西塞羅令人難以忘懷，書中的西塞羅是第一個這樣的文人：在弱者麵前盛氣淩人，在強者麵前畏首畏尾，風度高雅而又伶牙俐齒，他本該諸事順遂；然而，當他看到對方（卡提利納[32]、愷撒）已經輸了，他的高昂情緒也就隨之消失。想必勃蘭兌斯在1914年就是一位撰寫名人傳記[33]的高手。描述這類名人，勃蘭兌斯的書可謂出類拔萃，因為他不像曆史學家那樣僅僅從曆史上去認識人物；為了描寫好曆史人物，人們必須先去認識活著的人。……僅僅當一名曆史學家是永遠不夠的，他必須同時又是一個了解時勢的心理學家。這正是勃蘭兌斯了不起的能力：他常把曆史人物和現實生活相比。正是這一點使他所寫的曆史如此栩栩如生。”
斯蒂芬·茨威格在撰寫人物傳記——尤其是在撰寫《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中的曆史特寫時，始終不忘借鑒格奧爾格·勃蘭兌斯描述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的各種技巧。誠然，茨威格是一位博采眾長的文學家，他不會隻師法勃蘭兌斯一人。茨威格是詩人，深受唯美主義和象征派詩歌的影響；他又是小說家，諳熟小說家的基本技巧：善於把握戲劇性的高潮——即與命運攸關的關鍵時刻，因而在茨威格的傳記作品中既有詩情畫意的氛圍渲染，又有扣人心弦的戲劇性高潮和雋永的心理刻畫……茨威格的曆史特寫更可謂另辟蹊徑，獨樹一幟，就其藝術特色而言，大致可概括為如下四方麵。
第一，遵循真實的原則。
凡紀實文學，無論是曆史人物的長篇傳記，還是描寫英雄豪傑的短篇特寫，都是描述真人真事，屬於“非虛構文學”（nonfiction）。茨威格深知，紀實文學絕不能任意虛構，傳記或人物特寫一旦在人物或情節上摻假，便失去了曆史的真實，也就失去了紀實文學本身賴以生存的價值和生命力。茨威格的曆史特寫始終恪守真實的原則。茨威格刻意追求的是，讓讀者從他創作的曆史特寫中既能欣賞到文學的美，又能獲得曆史知識。為此，他調動文學的一切藝術形式，使真實的曆史成為感人的藝術。譬如，人物特寫一般都用散文，但茨威格有時會不拘一格，大膽采用敘事詩和戲劇的形式。《英雄的瞬間》采用了敘事詩的形式；《逃向蒼天》采用了戲劇的形式。顯而易見，這裏的敘事詩不同於一般藝術創作的敘事詩，這裏的戲劇也不同於一般的戲劇，而是紀實文學在藝術形式上的一種新探索。
第二，嫻熟的旁襯筆法。
把真實的曆史寫得栩栩如生，使之魅力無窮、百讀不厭，這無疑是傳記作家所追求的藝術境界。然而在“曆史的真實”和“藝術的魅力”之間無疑會存在矛盾。有些作者往往為了追求“感人的魅力”而不惜虛構情節和摻入主人公並未說過或者無法考證的話，從而失去了“真實”；也有人囿於“真實”，而對“展開藝術想象的翅膀”一籌莫展。如何使兩者和諧統一，使紀實文學既不失真實又具有魅力，這方能顯露出文學家的卓越才華。歌德有詩雲：“在限製中才會顯露出能手，隻有法則能夠給我們自由。”讀罷茨威格的曆史特寫，覺得他真不愧為是一個寫真人真事的文學巨匠，因為他深深懂得哪些是紀實文學的雷區——紀實文學的致命弱點是加入虛構的情節和杜撰主人公說的話。所以，在茨威格的曆史特寫中情節相當簡單，而且都有史實依據；很少有主人公自己說的話；茨威格慣於用嫻熟的旁襯筆法使人物形象顯得生動感人。
旁襯筆法之一，是對曆史形勢和社會環境繪聲繪色的描寫以及氛圍的渲染。這種筆法的藝術效果是：既展示了一幅絢麗多彩的畫麵，又無損於主人公的真實。如他在《封閉的列車》第一段中，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敵對雙方那種虎視眈眈的緊張氛圍寫得惟妙惟肖，列寧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離開瑞士，取道敵國——德國返回祖國。這樣的描寫，文字雖長，但由於敘述生動，語言流暢，讀起來並不枯燥乏味，反而能引人入勝。乍一看，大段的時代背景的描寫好像與主人公無關，其實，它們的關係恰似紅花與綠葉，時代氛圍渲染得越濃重，主人公也就被襯映得越發鮮明突出。
旁襯筆法之二，是通過第三者的口或者側麵描寫，這也是茨威格創作曆史特寫的慣用技巧。這樣一種旁襯古已有之。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表現希臘的絕代佳人海倫，就不是從正麵去描繪她的容貌如何如何美，而是通過幾位長老口中的比喻，把她的美貌暗示出來。我國詩人白居易在《長恨歌》裏寫楊貴妃之美用的也是旁襯筆法，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這樣的句子，雖然沒有直接去形容一個女子的美貌，但是通過描寫她的容貌所引起的反應和影響，調動讀者的想象，同樣是一個美女的形象。這樣避實就虛的筆法，如果在傳記或曆史特寫中巧妙運用，常常可以收到一箭雙雕的效果——既賦予了藝術魅力，又無損於真實。如《一夜之間的天才》中，茨威格並沒有像一個音樂評論家似的從音樂的角度去直接分析《馬賽曲》的旋律如何雄壯，歌詞怎樣鼓舞鬥誌，而隻是從側麵去描寫《馬賽曲》所引起的反應和影響：
於是，這歌聲像雪崩似的擴散開去，勢不可當。在宴會上、在劇院和俱樂部裏都在唱著這首聖歌，後來甚至在教堂裏當唱完感恩讚美詩後也唱起這首歌來，不久它竟取代了感恩讚美詩。一兩個月以後，《馬賽曲》已成為全民之歌、全軍之歌。……這位當時還不知名的作者所創作的歌曲就這樣在兩三夜之間發行得比莫裏哀、拉辛、伏爾泰的所有作品還要多。沒有一個節日不是用《馬賽曲》來結束，沒有一次戰鬥不是先由團隊的樂隊來演奏這首自由的戰歌。……敵軍將領們則驚奇地發現，當那些成千上萬的士兵同時高唱著這首軍歌，像咆哮的海浪向他們統率的隊形衝擊去時，簡直無法阻擋這首“可怕”的聖歌所產生的爆炸力量。眼下，《馬賽曲》就像長著雙翅的勝利女神奈基，在法國的所有戰場上翱翔，給無數的人帶來熱情和死亡。
讀了這樣的文字，讀者縱然沒有聆聽過《馬賽曲》，也會覺得它具有無與倫比的感人力量。
第三，雋永的心理刻畫。
擅長心理描寫，是茨威格創作中一致公認的顯著特色。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在寫作上的主要誌趣，一直是想從心理學的角度再現人物的性格和他們的生活遭遇。這就是我為許多名人撰寫評論和傳記的緣故。”試看在《瑪麗恩巴德悲歌》中這樣一段披露歌德內心世界的描繪：
此刻，年邁的老人坐在滾滾向前的馬車裏沉思默想，為心中一連串問題得不到確切的答複而煩悶。清晨，烏爾麗克還和妹妹一起匆匆向他迎來，在“喧鬧的告別聲”中為他送行，那充滿青春氣息的可愛的嘴唇還親吻過他，難道這是一個柔情的吻？還是一個像女兒似的吻？她可能愛他嗎？她不會將他忘記嗎？正在焦急地盼等著他那豐富遺產的兒子、兒媳婦會容忍這樁婚姻嗎？難道世人不會嘲笑他嗎？明年，他在她眼裏不會顯得更老態龍鍾嗎？縱使他能再見到她，又能指望什麽呢？
不言而喻，寫真人真事作品中的心理描寫不同於小說中的心理描寫。茨威格在寫他的名人傳記或曆史特寫之前，總是先研究原始材料，做出符合當時客觀實際的心理分析。他既不美化曆史人物，也不做自然主義的臨摹，而隻是加以“升華、冷凝、提煉”。
第四，曆史與現實的隨意聯想。
寫真人真事的文學作品，絕不是單純地敘述客觀事實。曆史特寫不僅是寫曆史，而是通過對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的剖析來傾聽曆史的回聲和教訓，字裏行間總是流露著作者的愛與憎。作品的思想內涵正是在作者的感慨和議論中得到反映。在茨威格的曆史特寫中，隨處可見意味深長的議論，有的充滿詩情畫意，有的發人深省，對每篇作品起著畫龍點睛的作用。《封閉的列車》就是這樣的結尾：
《國際歌》驟然而起，當弗拉基米爾·伊裏奇·烏裏揚諾夫走出車站時，這個昨天還住在修鞋匠家裏的人，已經被千百雙手抓住，並把他高舉到一輛裝甲車上，探照燈從樓房和要塞射來，光線集中在他身上。他就在這輛裝甲車上向人民發表了他的第一篇演說。大街小巷都在震動，不久之後，“震撼世界的十天”開始了。這一炮，擊中和摧毀了一個帝國、一個世界。
《威爾遜的夢想與失敗》中的結尾同樣發人深省：
當他乘坐的軍艦駛離歐洲海岸時，這位失敗者背轉身去。他不願意回過頭來，朝我們這片命運多舛的歐洲大地再看一眼。——歐洲幾千年來渴望和平與統一，可是從未實現。
從威爾遜1919年6月離開歐洲海岸到茨威格1940年在流亡中創作這篇曆史特寫，歐洲曾有過和平嗎？或許，真正的持久和平永遠是人類努力奮鬥的目標吧。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如果把語言的優美列為文學作品的特點，未免有失空泛和不得要領。但是，《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之所以至今仍能吸引大量讀者，首先應該歸功於茨威格的語言魅力。倘若說，小說尚能以曲折離奇的故事扣人心弦，那麽傳記或曆史特寫更要借助行雲流水般的語言，使讀者入迷。茨威格自己說得好——“有時我在沉思默想中不得不反躬自問：我的書中究竟有什麽特點，能給我帶來如此意想不到的成功？我最終認為，這是來自我個人的一種癖好，那就是在小說、傳記文學、思想論爭文章中，任何拖遝、空泛、朦朧、含混，任何畫蛇添足都會使我十分不快。隻有每一頁都保持著高潮，能夠讓人一口氣讀到最後一頁的書，才能引人入勝，給人以完美的享受。”
據菲舍爾出版社統計，《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在茨威格的所有作品中最受讀者歡迎，其銷售量一直居於其他作品之上。從它的第一版於1927年問世以來，已經曆了風風雨雨的82年，讀者仍然有增無減。究其原因，除了以上所述的獨具藝術魅力之外，還因為書中的各篇曆史特寫都短小精悍，每篇約兩萬字左右。如今是信息大爆炸的時代，不僅世界範圍內每天出版的圖書數以萬計，而且其他各種媒體——電影、電視、網絡文化進入千家萬戶，五光十色的信息目不暇接；加之人們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茫茫人海，來去匆匆；如今的歲月，能有充裕的時間細細品讀洋洋數十萬言的鴻篇巨製的讀者群體已日趨減少，唯有短小精悍的短篇尚能受廣大讀者青睞。但是，《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之所以經久不衰，主要應歸功於它的思想內涵，歸功於它能引起讀者心靈的震撼和良知的共鳴。盡管十四篇曆史特寫描述的是不同曆史時代、不同國家中不同人物的瞬間，人們卻能從不同視角感受到茨威格撰寫人物傳記的主旋律。
主旋律之一：謳歌人性。
茨威格曾說：“我從來不願意去為那些所謂的‘英雄人物’歌功頌德，而始終隻著眼於失敗者們的悲劇……在我的傳記文學中，我不寫在現實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物，而隻寫那些保持著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比如說，我不寫馬丁·路德，而寫伊拉斯謨；不寫伊麗莎白一世，而寫瑪麗·斯圖亞特；不寫加爾文，而寫卡斯特裏奧。”[34]
《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中的主人公幾乎都是這樣一些悲劇人物，如列夫·托爾斯泰、斯科特隊長、西塞羅、威爾遜，但人性在他們身上熠熠發光。且聽《逃向蒼天》中的最後一句台詞：
如果他不為我們這些人去受苦受難，那麽列夫·托爾斯泰也就，不可能像今天這樣屬於全人類。
再看《奪取南極的鬥爭》中那一段對斯科特隊長麵臨死亡時的描寫：
斯科特海軍上校在他行將死去的時刻用凍僵的手指給他所愛的一切活著的人寫了書信。那些書信寫得非常感人。死在眉睫，信中卻絲毫沒有纏綿悱惻的情意……那些信是寫給他認識的人的，然而是說給全人類聽的；那些信是寫給那個時代的，但說的話卻是千古永垂的。他給自己的妻子寫信。他提醒她要照看好他的最寶貴的遺產——兒子……他懷著最誠摯的友情給那幾個同他自己一起罹難的同伴們的妻子和母親寫信，為他們的英勇精神作證。盡管他自己即將死去，他卻以堅強的、崇高的感情去安慰那幾個同伴的遺屬。
這樣一種對人性的刻畫，如歌如泣，讀後無不為之動容。
主旋律之二：以良知對抗暴力。在茨威格看來，曆史、社會、宗教、政治以至大大小小的統治者都可能有非理性的一麵——喪失良知而使用暴力；但是，人的良知不會泯滅，總會有人以良知對抗暴力，這樣的鬥爭此起彼伏、前赴後繼，縱然有人在暴力麵前遭到失敗乃至失去生命，但他們雖死猶榮。茨威格的兩部人物傳記——《鹿特丹的伊拉斯謨——勝利與悲劇》和《良知對抗暴力——卡斯特裏奧對抗加爾文》[35]尤其突出和鮮明地彰顯了這個主題。伊拉斯謨（erasmus von rotterdam, 1469—1536）是文藝複興時期尼德蘭的神學家，因出生於荷蘭的鹿特丹，故被人們習稱為鹿特丹的伊拉斯謨。他是歐洲最傑出的人文主義者之一，一生勤奮著述，揭露教會的黑暗，嘲諷教士的偽善，反對宗教狂熱，控訴教會使用暴力殘酷迫害異端。然而，他的思想固然充滿人文精神，終究敵不過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教會強權和習慣勢力，因而一生顛沛流離，最後在孤寂中死去。卡斯特裏奧（sebastian castellio, 1515—1563）是在法國出生的瑞士人文主義者和宗教改革家，原來是加爾文的朋友，1541年隨加爾文到日內瓦。是年，加爾文在日內瓦創立加爾文教派獲得成功，日內瓦成為在他領導下的一個政教合一的神權共和國。可是加爾文掌權之後立刻改變了自己以往反對宗教壓迫的立場，儼如日內瓦的教皇，實行獨裁統治，排斥其他各種信念，敵視其他一切教派。1554年，西班牙神學家兼科學家塞爾維特因宗教信仰不同前來日內瓦尋求庇護，加爾文不但不給予救援，反而以異端罪名將其用火刑處死。此事引起卡斯特裏奧的強烈憤慨，於是他用假名發表了有關文獻，斥責加爾文的暴力行為。卡斯特裏奧深知，自己和加爾文的對抗是一場力量懸殊的對抗，因此將它比喻為“蚊子對抗大象”。卡斯特裏奧最後麵臨的是一場巴塞爾法院的審判，他很可能作為異端而被判處死刑，所幸在法院開庭前，他因心力交瘁而猝死，終年48歲。人們從伊拉斯謨和卡斯特裏奧的坎坷經曆中不禁感到以良知對抗暴力何其艱難，同時也會聯想到《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中列夫·托爾斯泰的命運、西塞羅的命運、威爾遜的命運，他們無一不是以良知對抗暴力的悲劇人物！
主旋律之三：讚美堅韌不拔。在茨威格的心目中，人最可貴的品質是堅韌不拔，無論他是成功還是失敗。毫無疑問，茨威格刻畫這種性格最為成功的是他的人物傳記《麥哲倫》，但在《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中的描寫也絲毫不遜色。且看《奪取南極的鬥爭》中這樣一段：
全隊的健康狀況也出了問題。一些人得了雪盲症，另一些人四肢凍傷……他們每天走的路愈來愈少，因為這裏的雪都結成了堅硬的冰碴。他們不能再滑著雪橇前進，而必須拖著雪橇行走。堅硬的冰淩劃破了雪橇板，走在像沙粒般硬的雪地上，腳都磨破了，但他們沒有屈服。
《黃金國的發現》中的主人公蘇特爾並非英雄人物，但他身上也有那種鍥而不舍、堅韌不拔的執著精神。
其實，蘇特爾自己並不想要錢……他隻是想要得到自己的權利。他像一個偏狂症患者似的，懷著憤憤不平的激怒，為捍衛自己的權利而鬥爭。他到參議院去申訴，到國會去申訴……從這個官署走到那個官署，從這個國會議員走到那個國會議員，一直奔波了20年……他日複一日地圍繞著國會大廈躑躅，所有的官吏都嘲笑他，所有的街頭少年都拿他開心……1880年7月17日下午，他終於因心髒病猝發倒在國會大廈的階梯上，從而萬事皆休……這是一個死了的乞丐，但在他的衣袋裏卻藏著一份申辯書，它要求按照世間的一切法律保證給他和他的繼承人一筆世界曆史上最大的財產。
堅韌不拔的意誌可以改變命運，可以創造奇跡，這是《亨德爾的複活》給予人們的啟示。
“中風。右半身癱瘓。”
……
“創作是再也不可能了。”他說得很輕，“也許我們能保住他的命。但我們保不住他這個音樂家，這次中風一直影響到他的大腦活動。”
……
喬治·弗裏德裏克·亨德爾有氣無力地生活了四個月，而力量就是他的生命。他的右半身就像死掉了似的。他不能走路，不能寫字，不能用右手彈一下琴鍵。他也不能說話，由於右半身從頭到腳癱瘓，嘴唇可怕地歪向一邊，隻能從嘴裏含含糊糊地吐露出幾個字……但是，為了活，為了自己這最最不能抑製的欲望——恢複健康的意誌就敢去冒死的危險。亨德爾每天在滾燙的溫泉裏待上九個小時。這使醫生們大為驚訝，而他的耐力卻隨著意誌一起增加。一星期後，他已經能重新拖著自己吃力地行走。兩星期後，他的右臂開始活動。意誌和信心終於取得了巨大勝利。他又一次從死神的圈套中掙脫了出來，重新獲得了生命。
主旋律之四：反思曆史。
拿破侖因在關鍵時刻重用了謹小慎微、唯命是從的格魯希而兵敗滑鐵盧，從而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繼續存在了將近一千年的東羅馬帝國，由於一座被忘卻的城門——凱爾卡門沒有重兵把守，而被奧斯曼土耳其人從這裏突破而攻占了首都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一舉滅亡，歐洲曆史從此揭開新的一頁。
1917年3月，列寧獲悉彼得格勒工人、士兵武裝起義取得勝利，但政權卻落到臨時政府手裏。正當俄國革命麵臨緊急關頭的時刻，列寧把自己的榮辱毀譽置之度外，毅然決然乘坐一節封閉的車廂，取道敵國——德國返回祖國。七個月後，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爆發。這趟風馳電掣的封閉列車猶如一發炮彈，摧毀了一個帝國、一個舊世界。
以上這些看似關鍵時刻的偶然因素卻決定了世界曆史的發展。人們不禁要問：曆史究竟是由無數的“偶然性”決定還是由唯一的“必然性”決定？——這是史學界、哲學界爭論了千百年的“形而上”問題，可能永遠不會有公允的結果。
或許人們有時還會問：假如拿破侖當年不重用格魯希，滑鐵盧戰役的結果又將會如何？假如那座被忘卻的城門——凱爾卡門沒有被奧斯曼土耳其人發現，東羅馬帝國是不是就不會那麽快滅亡？假如列寧當年不乘坐封閉的列車返回俄國，俄國的十月革命是不是就不會爆發？不言而喻，在已經過去的曆史中不可能還會有什麽“假如”，但在以後的曆史中倒可以根據曆史經驗防患於未然。這或許是讀罷《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之後的一種感悟吧。
筆者不揣淺陋。為茨威格的曆史特寫概括了這樣一些藝術特點和思想內涵，目的是為了便於欣賞與借鑒。
詩聖杜甫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如此，翻譯亦如此。本書中的疏誤之處在所難免，祈望海內外方家和廣大讀者多多賜教。
舒昌善
2008年8月8日 時值奧運會開幕
識於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注釋】
[1] 雷頤撰《曆史的“靈感”——讀〈人類的群星閃耀時〉》，載[奧]斯蒂芬·茨威格著、舒昌善譯《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1頁和第9頁。
[2] stefan zweig,：> 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 - vierxzehn historische miniaturen <, s. fischer ve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97.
[3] 韋格納（m. c. wegner）。
[4] 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hugo von hofinaimsthal, 1874—1929），奧地利著名詩人，德語文學19、20世紀之交唯美主義和象征主義的重要代表。他的詩歌大多寫於1893至1900年之間，著名的有《生命之歌》、《早春》等。他比茨威格年長七歲。
[5] 祖奧茨（zuoz）是瑞士上恩加丁河穀（ober engadin）一小鎮。
[6] 弗朗茨·特奧多爾·喬科爾（franz thecdor csokor, 1885—1969），奧地利表現主義代表作家。
[7] 《新自由報》（newe freie presse）。
[8] 《島嶼船》，hauszeitschrift > dàs inselschiff <, 4. jg.， h. 4 （herbst 1923）。
[9] > insel-almanach auf das jahr 1913 <（leipzig 1912）。
[10] 國立版畫藝術和出版研究院（staatliche akademie fur graphische kunste und buchgewerbe）。
[11] 安東·基彭貝格（anton kippenberg, 1874—1950）。
[12] 《德國書業行情報》（bersenttfil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
[13] 克勞斯·曼（us mann, 1906—1949），德國作家，著名作家托馬斯·曼的兒子。1933年流亡國外。作品有《梅菲斯托》（mephisto, 1936）、《轉折點》（der wendepunkt , 1942）
[14] 《薈萃》（die sommiung）。
[15] 《鹿特丹的伊拉斯謨——勝利與悲劇》（triumph und tragik des etos-mus von rotterdam），茨威格著，萊比錫，島嶼出版社，1934年出版。
[16] 赫伯特·賴希納出版社（heihert rrichner veriag, 維也納，萊比錫，蘇黎世）。
[17] 《萬花筒》（kaleidoskop）。
[18] 費利克斯·布勞恩（felix bmrni），藝術史家，茨威格的好友。
[19] 維爾哈倫（emile verhaeren, 1855—1916），比利時著名法語詩人，最初是象征派詩人，後逐漸注意廣泛的社會問題。
[20] 裏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奧地利著名詩人，詩風深受法國象征詩派的影響，“詠物詩”《豹》膾炙人口，千古傳頌。
[21] 《馬塞琳娜·德博爾德-瓦爾莫》（madeline desbordes-valnwre），副標題《一個女詩人的生活畫像》（das lebensb ud einer dichterin）茨威格的傳記作品，1920年由島嶼出版社出版。馬塞琳娜·德博爾德-瓦爾莫（mareeline desbordes-valmore, 1786—1859），法國女詩人，代表作有《館歌與小唱》、《淚》、《可憐的花朵》等詩集。她一生坎坷，詩歌多為愁苦之音，因而受到浪漫派的高度重視，也為象征派所喜愛。
[22] 戈特弗裏德·貝爾曼·菲舍爾（gottfiied bermann fischer）。
[23] 理查德·弗裏登塔爾（richard friedenthal）。
[24] 《描述自己人生的三文豪》（drei dichter ihres lebens）（卡薩諾瓦、斯丹達爾、托爾斯泰）是茨威格的傳記係列《建造世界的大師們》（baumeister der welt）的第二部，寫作於1925年，1928年在萊比錫出版。
[25] 巴斯（bath），英格蘭埃文郡一小鎮，有溫泉，療養勝地距倫敦不遠。1939年茨威格從倫敦遷到巴斯，住在林庫姆山上（lybe hill）自己買下的宅邸。
[26] 1939年9月1日，德軍向波蘭發動進攻。9月3日，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爆發。
[27] 1925年3月15日，巴黎的一家刊物《歐洲》（europe）（第2年度第15期）登載了斯蒂芬·茨威格的文章《威爾遜令人迷惑的麵孔》（le visage éninigmatique de wilson）的法譯文，德語原稿出處不詳。
[28] 《掛在演講台上的頭顱——西塞羅之死》（the head upon rostrum: cicero''s death）是茨威格的曆史特寫《西塞羅》（cicero）的英譯名。
[29] 《威爾遜的失敗，1919年3月15日》（wilson''s failure, march 15, 1919），是茨威格的曆史特寫《威爾遜的失敗》的英譯名。
[30] 《命運攸關的時刻》（the tide of fortune）是1940年由美國紐約的瓦伊金出版社（viking press）出版的《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的英譯本書名，此英譯本的英譯者是伊登（eden）和塞達·保羅（cedar paul）。以後的英譯本書名普遍譯為《人類的閃耀群星》（sparkling stars of mankind）。 由於《西塞羅》和《威爾遜》首次在1940年的英譯本合集中發表，故而在本書中，德語原版書編者把這兩篇曆史特寫的寫作年代記載為1940年。
[31] 格奧爾格·勃蘭兌斯（georg brand, 1842—1927），丹麥著名文學史家、政論家，以其六卷本《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享譽世界。他同時也是一位傑出的傳記作家，主要傳記作品有：《索倫·克爾愷郭爾》（1877）、《莎士比亞傳》（1895—1896）、《歌德傳》（1915）、《伏爾泰傳》（1916—1917）、《尤利烏斯·愷撒傳》（1918）、《米開朗琪羅傳》（1921）。勃蘭兌斯撰寫傳記《尤利烏斯·愷撒》時，已76歲。
[32] 卡提利納（lucius sergins catilina, 公元前108—前62年，舊譯名：喀提林，在中國史學界長期沿用），公元前67—前66年任古羅馬阿非利加行省總督，在任時大肆貪贓枉法，後受到西塞羅控告，詳見本書《西塞羅》篇。
[33] 此處是指勃蘭兌斯在1914年完成的《徹德傳》，該書於1915年出版。
[34] 參閱[奧]斯蒂芬·茨威格著、舒昌善等譯《昨日的世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135—136頁。
[35] 斯蒂芬·茨威格著《良知對抗暴力——斯特裏奧對抗加爾文》（ein gewissen gegen die gewalt oder castellio gegen calvin），赫伯特·賴希納出版社1936年出版。
《人類的群星閃耀時》自2008年5月起又改為由三聯書店出版，是此書的第三版。筆者以菲舍爾出版社1997年德語新版《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十四篇曆史特寫》[2]作為中譯本第三版的藍本，重新做了校訂和補譯。中譯本第三版和中譯本第一版與第二版最大的不同是，在第三版中新增加了補譯的兩篇曆史特寫——《西塞羅》和《威爾遜的夢想與失敗》。
菲舍爾出版社1997年德語新版《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的編者克努特·貝克在其《編者後記》中詳細說明了十四篇曆史特寫的創作過程。據他介紹，《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五篇曆史特寫》德語第一版於1927年問世。這一年6月27日，斯蒂芬·茨威格寫信給萊比錫島嶼出版社的一名編輯韋格納，[3]信中寫道：“我覺得，您打算為島嶼出版社刊印的《人類的群星閃耀時》所使用的新的花體字十分漂亮。我隻是覺得行與行之間挨得稍微緊了一點，至少會給人一種略嫌粗壯的感覺。不過，您肯定會做出更好的判斷。如果我不久能看到清樣，我將會感到高興……”當時，島嶼出版社事先向茨威格通報了他的新書版式設計情況。多年來，茨威格一直得到島嶼出版社在文學創作方麵的有益建議，就像他在文學上經常得到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4]出的主意一樣。1927年8月13日，正當茨威格穿越瑞士從上恩加丁河穀的祖奧茨小鎮[5]前往萊比錫的途中，他又致信島嶼出版社，信中寫道：“我剛從家中獲悉，《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已印刷成書，我期盼著在我回到家中時就能看到這本小書。由於此書是輯錄迄今尚未以書的形式發表的作品，我請你們把經過校訂的這本書就像其他新書一樣發行。我知道，島嶼出版社平時發行圖書是不會這樣做的。”島嶼出版社是否滿足了茨威格的這個請求，一年以後得到了證實。1928年10月2日，茨威格在致島嶼出版社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同樣感到高興的是，你們告知我：《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而且我認為，你們在報刊上特別披露了此書在一年之內創紀錄的發行量和精美紀念版本的發行量是完全正確的。”時至1928年歲末，《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共計重印七次，印行13萬冊，而且從此以後成功繼續不斷：時至1986年，《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共計重印40次，銷售69.4萬冊。
《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德語第一版除《序言》外，包括《滑鐵盧的一分鍾》、《瑪麗恩巴德悲歌》、《黃金國的發現》、《英雄的瞬間》和《奪取南極的鬥爭》共五篇曆史特寫。篇目排列的順序不是按照各篇寫作的年代。《人類的群星閃耀時》這個書名最初可能是隨著茨威格要把當時已經寫好的曆史特寫匯編成書的想法而逐漸形成。1927年12月，弗朗茨·特奧多爾·喬科爾[6]在給斯蒂芬·茨威格的一封信中把《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稱為“一種新的戲劇性的敘事體裁”。《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中寫得最早的一篇曆史特寫誠然也是德語第一版中第一篇曆史特寫：《滑鐵盧的一分鍾》，於1912年9月13日發表在維也納的《新自由報》上[7]。斯蒂芬·茨威格當時對這篇作品並不是信心十足。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的小品文《滑鐵盧的一分鍾》已經發表。不知怎麽，我覺得內容有些空洞，節奏也可以更輕快一些。我覺得，我至今仍未把握住我自己的風格，而是風格始終隨著題材而變（正如我在和別人交談時過多地遷就別人一樣，不知怎麽我仿佛是事先商量好的‘應聲蟲’）。”為了《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德語第一版的出版，茨威格又把全書校閱了一遍。1927年德語第一版《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中的第二篇曆史特寫《瑪麗恩巴德悲歌》寫於1923年，剛好是歌德寫下這首詩的一百周年。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也是茨威格寫下這篇曆史特寫的最好理由。此篇曆史特寫於1923年9月2日刊載在維也納的《新自由報》。1923年秋季，島嶼出版社曾將這篇曆史特寫用同樣的標題登在該社內部刊物《島嶼船》[8]第四年度第四期（1923年秋季號）上。爾後，茨威格為《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第一版選用了這個一直沿用至今的標題：《瑪麗恩巴德悲歌——從卡爾斯巴德到魏瑪途中的歌德。1823年9月5日》。第一版中的第三篇曆史特寫《黃金國的發現——約翰·奧古斯特·蘇特爾。加利福尼亞。1848年1月》可能是專門為這第一版而作，因為沒有史料能證明此前還有這篇曆史特寫的其他版本。作為島嶼叢書之一的《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第一版中的第四篇曆史特寫《英雄的瞬間》於1912年已經寫成。這篇曆史特寫首次發表在1912年於萊比錫出版的《1913年島嶼出版社新書年鑒》[9]之中，標題是《殉難者——陀思妥耶夫斯基。1849年12月22日》，爾後收錄在1927年《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第一版中，但標題和內容均有改動，標題改為《英雄的瞬間——陀思妥耶夫斯基。聖彼得堡。謝苗諾夫斯基校場。1849年12月22日》。與此同時，設立在萊比錫的國立版畫藝術和出版研究院[10]於1927年出版了由作者簽名、並有編號和限量為25冊的單行本《英雄的瞬間》。我們現在這本書中的這一篇曆史特寫是以島嶼出版社1927年第一版為藍本。《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第一版中第五篇亦即最後一篇“戲劇性的敘事體裁”作品首次以《斯科特隊長的最後旅程》為題發表在1914年1月28日維也納的《新自由報》。在《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第一版中，此篇題名被擬定為《奪取南極的鬥爭。斯科特隊長。南緯90°。1912年1月16日》，這個題名一直沿用至今。
1933年秋，由於島嶼出版社的一次泄密行為，斯蒂芬·茨威格中止了和島嶼出版社的合作。那是島嶼出版社社長安東·基彭貝格[11]不在出版社的時候，茨威格寫給他的一封個人信函被該出版社轉到《德國書業行情報》，[12]並在該報發表。茨威格在此信函中告知安東·基彭貝格：茨威格早先曾答應流亡在阿姆斯特丹的克勞斯·曼[13]可以在其創辦的《薈萃》[14]刊物上轉載茨威格於下一年出版的《鹿特丹的伊拉斯謨——勝利與悲劇》[15]書中的一段，但由於該期刊的“政治性質”——和早先提供的信息不盡相同，茨威格要收回自己以前的許諾。由於這次糾紛，茨威格的作品自1933年秋至1938年由赫伯特·賴希納出版社[16]出版。其間，斯蒂芬·茨威格自1936年3月已定居倫敦。1936年，赫伯特·賴希納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名為《萬花筒》[17]的合集。該書包含三組作品：短篇小說、傳奇故事和曆史特寫。在曆史特寫這一組中輯錄了《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第一版中的所有五篇曆史特寫——排列順序未變，但“前言”被刪除。此外，又增加了其他兩篇曆史特寫：一篇是《攻占拜占庭。1453年5月29日》，這篇曆史特寫很可能是專門為這本《萬花筒》合集而寫，因為沒有史料證明此前有更早的版本；另一篇是《喬治·腓特烈·亨德爾的複活。1741年8月21日》，這篇曆史特寫已在一年前發表於1935年4月21日的《新自由報》。
1937年6月21日，斯蒂芬·茨威格在給他的朋友費利克斯·布勞恩[18]的信中寫道：“……我把30年來失散的文稿——如對維爾哈倫[19]的回憶、關於裏爾克[20]的演講、我的人物傳記《馬塞琳娜·德博爾德-瓦爾莫》[21]等編成文選送到賴希納出版社。除此以外，我還為《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寫了幾篇新的曆史特寫。我的情況原本就是這樣：在我心情抑鬱的時候，我的創作總是最多。”1941年8月，茨威格遷居巴西首都裏約熱內盧附近的彼得羅波利斯小鎮，1942年2月23日，斯蒂芬·茨威格和他的第二位妻子夏洛蒂·阿爾特曼一起自盡後，人們在他的遺稿中找到了在上述這封信中提到的幾篇新的曆史特寫。
在1939年以後的歲月中，斯蒂芬·茨威格著作的出品人是戈特弗裏德·貝爾曼·菲舍爾[22]，他的遺稿保管人是理查德·弗裏登塔爾[23]，他和弗裏登塔爾已有20年友情。1942年，流亡在斯德哥爾摩的貝爾曼·菲舍爾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他的遺著《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次年（1943年）出版了擴充的新版《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副標題是《十二篇曆史特寫》。從1943年至1947年，斯德哥爾摩的菲舍爾出版社共重印了三次1943年版的《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總計印行1.6萬冊。自從菲舍爾出版社於1949年從流亡海外遷回到德國後至今，該出版社又印行了共計120萬冊《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包括袖珍版在內。
斯德哥爾摩的貝爾曼·菲舍爾出版社於1943年出版的新版《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在原來五篇曆史特寫的基礎上做了擴充，篇目排列的順序也和以前的德語版本不同。從此以後，《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的各種版本的篇目順序均沿用1943年新版的編排。1943年新版《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中的幾篇新的曆史特寫——除《逃向蒼天》外——其餘四篇是：《到不朽的事業中尋求庇護》、《一夜之間的天才》、《越過大洋的第一次通話》、《封閉的列車》均無寫作日期，也無法查考它們最初刊印的時間。——《逃向蒼天》可能寫作於1925年，因為茨威格那一年正在為《描述自己人生的三文豪》[24]一書撰寫那篇曆史散文《托爾斯泰》。從我們上麵引用的斯蒂芬·茨威格於1937年6月21日致費利克斯·布勞恩的信中，我們可以揣測：上述四篇新的曆史特寫很可能就是在1937年接連寫成的。可以證實的是，本書中的最後兩篇曆史特寫《西塞羅》和《威爾遜的夢想與失敗》創作於1937年以後。1939年7月，斯蒂芬·茨威格從倫敦遷居到巴斯，[25]並在那裏買了一幢住宅。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26]1939年9月23日，深受茨威格尊敬的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在倫敦逝世。9月26日，茨威格在弗洛伊德的墓前致辭。由於發生了這些事件，他情緒低落，在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什麽也沒有寫！隻是稍微寫了一點《西塞羅》，但是也沒有認真的願望要寫這篇《西塞羅》，因為我不知道，它該在哪裏發表，盡管我今天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作家之一。”1939年10月11日，他在致羅曼·羅蘭的一封信中寫道：“我還無法寫作。我隻寫了一篇曆史特寫《西塞羅之死》——和我的其他曆史特寫一樣；這篇曆史特寫記述了這位首屈一指的人文主義者如何被專製獨裁踐踏而喪生。以前，人們為了讓愷撒顯得更偉大而越來越縮小西塞羅的偉大之處。然而，當我閱讀他的《論共和國》和《論義務》時，我驚訝地發現，他原來是和你我一樣的人。他在和我們的時代同樣殘酷的時代為了我們共同的思想而死去。”在這封信之後又過了幾天，斯蒂芬·茨威格在1939年10月21日致羅曼·羅蘭的信中談到了他的另一篇曆史特寫《威爾遜的夢想與失敗》。他寫道：“可憐的威爾遜，這位可憐而又睿智的夢想家！他千方百計要做的正如我一樣……使我感到心情沉重的，是我們舊歐洲的道德氛圍，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那種不講道德的氛圍。這種道德的墮落以及缺乏一種創造性的思想——或者說，缺乏一種獨立形成而不是人雲亦雲的思想——使我感到心情沉重……那些在1918年以後自己上了當受了騙的人——我自己當時也懷著青年人的理想主義——原都以為：威爾遜已充分發揮了外交手段的作用呢。[27]總有一天，我要描述這位有著各種錯誤的悲劇性人物，但盡管如此，我描述的是一位有著自己美好信念的人物——威爾遜。”
這兩篇分別以《掛在演講台上的頭顱——西塞羅之死》[28]和《威爾遜的失敗，1919年3月15日》[29]為標題的曆史特寫首次於1940年發表在由伊登和塞達·保羅翻譯、書名為《命運攸關的時刻——十二篇曆史特寫》的英譯本合集中。[30]
這卷英譯本合集為了這兩篇新的曆史特寫而刪去了另外兩篇曆史特寫：《英雄的瞬間》和《逃向蒼天》，目的是為了湊成一個整數“十二篇”（一打）。三年以後，即1943年，斯德哥爾摩的菲舍爾出版社出版了茨威格的遺作《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的德語新版。在這個新版本中也輯錄了十二篇曆史特寫，但刪去的是《西塞羅》和《威爾遜》，究其原因：可能是出版社不願意超出“十二篇”（一打）這個整數，也可能是沒有及時找到這兩篇曆史特寫的德語原文，又不願意從英譯本逐字譯回到德文。
綜上所述，我們能為茨威格的十四篇曆史特寫排列這樣一個創作年表：
1912《滑鐵盧的一分鍾》
《英雄的瞬間》
1914《奪取南極的鬥爭》
1923《瑪麗恩巴德悲歌》
1925《逃向蒼天》
1927《黃金國的發現》
1935《亨德爾的複活》
1936《攻克拜占庭》
1937《到不朽的事業中尋求庇護》
《一夜之間的天才》
《越過大洋的第一次通話》
《封閉的列車》
1940《西塞羅》
《威爾遜的夢想與失敗》
讀者不難發現，《人類的群星閃耀時》書中的篇目次序並非按照寫作的時間。
斯蒂芬·茨威格曾在1925年1月讀過丹麥時事評論家和文學史家格奧爾格·勃蘭兌斯撰寫的傳記《尤利烏斯·愷撒》。1925年1月26日，茨威格在致羅曼·羅蘭的信中寫道：“這位了不起的勃蘭兌斯老人[31]把握行文的節奏恰到好處，他在這方麵的能力實屬難得。他描寫細節從不冗長拖遝，而隻選擇最確切的細節。他在其傳記《尤利烏斯·愷撒》中所描述的西塞羅令人難以忘懷，書中的西塞羅是第一個這樣的文人：在弱者麵前盛氣淩人，在強者麵前畏首畏尾，風度高雅而又伶牙俐齒，他本該諸事順遂；然而，當他看到對方（卡提利納[32]、愷撒）已經輸了，他的高昂情緒也就隨之消失。想必勃蘭兌斯在1914年就是一位撰寫名人傳記[33]的高手。描述這類名人，勃蘭兌斯的書可謂出類拔萃，因為他不像曆史學家那樣僅僅從曆史上去認識人物；為了描寫好曆史人物，人們必須先去認識活著的人。……僅僅當一名曆史學家是永遠不夠的，他必須同時又是一個了解時勢的心理學家。這正是勃蘭兌斯了不起的能力：他常把曆史人物和現實生活相比。正是這一點使他所寫的曆史如此栩栩如生。”
斯蒂芬·茨威格在撰寫人物傳記——尤其是在撰寫《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中的曆史特寫時，始終不忘借鑒格奧爾格·勃蘭兌斯描述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的各種技巧。誠然，茨威格是一位博采眾長的文學家，他不會隻師法勃蘭兌斯一人。茨威格是詩人，深受唯美主義和象征派詩歌的影響；他又是小說家，諳熟小說家的基本技巧：善於把握戲劇性的高潮——即與命運攸關的關鍵時刻，因而在茨威格的傳記作品中既有詩情畫意的氛圍渲染，又有扣人心弦的戲劇性高潮和雋永的心理刻畫……茨威格的曆史特寫更可謂另辟蹊徑，獨樹一幟，就其藝術特色而言，大致可概括為如下四方麵。
第一，遵循真實的原則。
凡紀實文學，無論是曆史人物的長篇傳記，還是描寫英雄豪傑的短篇特寫，都是描述真人真事，屬於“非虛構文學”（nonfiction）。茨威格深知，紀實文學絕不能任意虛構，傳記或人物特寫一旦在人物或情節上摻假，便失去了曆史的真實，也就失去了紀實文學本身賴以生存的價值和生命力。茨威格的曆史特寫始終恪守真實的原則。茨威格刻意追求的是，讓讀者從他創作的曆史特寫中既能欣賞到文學的美，又能獲得曆史知識。為此，他調動文學的一切藝術形式，使真實的曆史成為感人的藝術。譬如，人物特寫一般都用散文，但茨威格有時會不拘一格，大膽采用敘事詩和戲劇的形式。《英雄的瞬間》采用了敘事詩的形式；《逃向蒼天》采用了戲劇的形式。顯而易見，這裏的敘事詩不同於一般藝術創作的敘事詩，這裏的戲劇也不同於一般的戲劇，而是紀實文學在藝術形式上的一種新探索。
第二，嫻熟的旁襯筆法。
把真實的曆史寫得栩栩如生，使之魅力無窮、百讀不厭，這無疑是傳記作家所追求的藝術境界。然而在“曆史的真實”和“藝術的魅力”之間無疑會存在矛盾。有些作者往往為了追求“感人的魅力”而不惜虛構情節和摻入主人公並未說過或者無法考證的話，從而失去了“真實”；也有人囿於“真實”，而對“展開藝術想象的翅膀”一籌莫展。如何使兩者和諧統一，使紀實文學既不失真實又具有魅力，這方能顯露出文學家的卓越才華。歌德有詩雲：“在限製中才會顯露出能手，隻有法則能夠給我們自由。”讀罷茨威格的曆史特寫，覺得他真不愧為是一個寫真人真事的文學巨匠，因為他深深懂得哪些是紀實文學的雷區——紀實文學的致命弱點是加入虛構的情節和杜撰主人公說的話。所以，在茨威格的曆史特寫中情節相當簡單，而且都有史實依據；很少有主人公自己說的話；茨威格慣於用嫻熟的旁襯筆法使人物形象顯得生動感人。
旁襯筆法之一，是對曆史形勢和社會環境繪聲繪色的描寫以及氛圍的渲染。這種筆法的藝術效果是：既展示了一幅絢麗多彩的畫麵，又無損於主人公的真實。如他在《封閉的列車》第一段中，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敵對雙方那種虎視眈眈的緊張氛圍寫得惟妙惟肖，列寧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離開瑞士，取道敵國——德國返回祖國。這樣的描寫，文字雖長，但由於敘述生動，語言流暢，讀起來並不枯燥乏味，反而能引人入勝。乍一看，大段的時代背景的描寫好像與主人公無關，其實，它們的關係恰似紅花與綠葉，時代氛圍渲染得越濃重，主人公也就被襯映得越發鮮明突出。
旁襯筆法之二，是通過第三者的口或者側麵描寫，這也是茨威格創作曆史特寫的慣用技巧。這樣一種旁襯古已有之。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表現希臘的絕代佳人海倫，就不是從正麵去描繪她的容貌如何如何美，而是通過幾位長老口中的比喻，把她的美貌暗示出來。我國詩人白居易在《長恨歌》裏寫楊貴妃之美用的也是旁襯筆法，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這樣的句子，雖然沒有直接去形容一個女子的美貌，但是通過描寫她的容貌所引起的反應和影響，調動讀者的想象，同樣是一個美女的形象。這樣避實就虛的筆法，如果在傳記或曆史特寫中巧妙運用，常常可以收到一箭雙雕的效果——既賦予了藝術魅力，又無損於真實。如《一夜之間的天才》中，茨威格並沒有像一個音樂評論家似的從音樂的角度去直接分析《馬賽曲》的旋律如何雄壯，歌詞怎樣鼓舞鬥誌，而隻是從側麵去描寫《馬賽曲》所引起的反應和影響：
於是，這歌聲像雪崩似的擴散開去，勢不可當。在宴會上、在劇院和俱樂部裏都在唱著這首聖歌，後來甚至在教堂裏當唱完感恩讚美詩後也唱起這首歌來，不久它竟取代了感恩讚美詩。一兩個月以後，《馬賽曲》已成為全民之歌、全軍之歌。……這位當時還不知名的作者所創作的歌曲就這樣在兩三夜之間發行得比莫裏哀、拉辛、伏爾泰的所有作品還要多。沒有一個節日不是用《馬賽曲》來結束，沒有一次戰鬥不是先由團隊的樂隊來演奏這首自由的戰歌。……敵軍將領們則驚奇地發現，當那些成千上萬的士兵同時高唱著這首軍歌，像咆哮的海浪向他們統率的隊形衝擊去時，簡直無法阻擋這首“可怕”的聖歌所產生的爆炸力量。眼下，《馬賽曲》就像長著雙翅的勝利女神奈基，在法國的所有戰場上翱翔，給無數的人帶來熱情和死亡。
讀了這樣的文字，讀者縱然沒有聆聽過《馬賽曲》，也會覺得它具有無與倫比的感人力量。
第三，雋永的心理刻畫。
擅長心理描寫，是茨威格創作中一致公認的顯著特色。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在寫作上的主要誌趣，一直是想從心理學的角度再現人物的性格和他們的生活遭遇。這就是我為許多名人撰寫評論和傳記的緣故。”試看在《瑪麗恩巴德悲歌》中這樣一段披露歌德內心世界的描繪：
此刻，年邁的老人坐在滾滾向前的馬車裏沉思默想，為心中一連串問題得不到確切的答複而煩悶。清晨，烏爾麗克還和妹妹一起匆匆向他迎來，在“喧鬧的告別聲”中為他送行，那充滿青春氣息的可愛的嘴唇還親吻過他，難道這是一個柔情的吻？還是一個像女兒似的吻？她可能愛他嗎？她不會將他忘記嗎？正在焦急地盼等著他那豐富遺產的兒子、兒媳婦會容忍這樁婚姻嗎？難道世人不會嘲笑他嗎？明年，他在她眼裏不會顯得更老態龍鍾嗎？縱使他能再見到她，又能指望什麽呢？
不言而喻，寫真人真事作品中的心理描寫不同於小說中的心理描寫。茨威格在寫他的名人傳記或曆史特寫之前，總是先研究原始材料，做出符合當時客觀實際的心理分析。他既不美化曆史人物，也不做自然主義的臨摹，而隻是加以“升華、冷凝、提煉”。
第四，曆史與現實的隨意聯想。
寫真人真事的文學作品，絕不是單純地敘述客觀事實。曆史特寫不僅是寫曆史，而是通過對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的剖析來傾聽曆史的回聲和教訓，字裏行間總是流露著作者的愛與憎。作品的思想內涵正是在作者的感慨和議論中得到反映。在茨威格的曆史特寫中，隨處可見意味深長的議論，有的充滿詩情畫意，有的發人深省，對每篇作品起著畫龍點睛的作用。《封閉的列車》就是這樣的結尾：
《國際歌》驟然而起，當弗拉基米爾·伊裏奇·烏裏揚諾夫走出車站時，這個昨天還住在修鞋匠家裏的人，已經被千百雙手抓住，並把他高舉到一輛裝甲車上，探照燈從樓房和要塞射來，光線集中在他身上。他就在這輛裝甲車上向人民發表了他的第一篇演說。大街小巷都在震動，不久之後，“震撼世界的十天”開始了。這一炮，擊中和摧毀了一個帝國、一個世界。
《威爾遜的夢想與失敗》中的結尾同樣發人深省：
當他乘坐的軍艦駛離歐洲海岸時，這位失敗者背轉身去。他不願意回過頭來，朝我們這片命運多舛的歐洲大地再看一眼。——歐洲幾千年來渴望和平與統一，可是從未實現。
從威爾遜1919年6月離開歐洲海岸到茨威格1940年在流亡中創作這篇曆史特寫，歐洲曾有過和平嗎？或許，真正的持久和平永遠是人類努力奮鬥的目標吧。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如果把語言的優美列為文學作品的特點，未免有失空泛和不得要領。但是，《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之所以至今仍能吸引大量讀者，首先應該歸功於茨威格的語言魅力。倘若說，小說尚能以曲折離奇的故事扣人心弦，那麽傳記或曆史特寫更要借助行雲流水般的語言，使讀者入迷。茨威格自己說得好——“有時我在沉思默想中不得不反躬自問：我的書中究竟有什麽特點，能給我帶來如此意想不到的成功？我最終認為，這是來自我個人的一種癖好，那就是在小說、傳記文學、思想論爭文章中，任何拖遝、空泛、朦朧、含混，任何畫蛇添足都會使我十分不快。隻有每一頁都保持著高潮，能夠讓人一口氣讀到最後一頁的書，才能引人入勝，給人以完美的享受。”
據菲舍爾出版社統計，《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在茨威格的所有作品中最受讀者歡迎，其銷售量一直居於其他作品之上。從它的第一版於1927年問世以來，已經曆了風風雨雨的82年，讀者仍然有增無減。究其原因，除了以上所述的獨具藝術魅力之外，還因為書中的各篇曆史特寫都短小精悍，每篇約兩萬字左右。如今是信息大爆炸的時代，不僅世界範圍內每天出版的圖書數以萬計，而且其他各種媒體——電影、電視、網絡文化進入千家萬戶，五光十色的信息目不暇接；加之人們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茫茫人海，來去匆匆；如今的歲月，能有充裕的時間細細品讀洋洋數十萬言的鴻篇巨製的讀者群體已日趨減少，唯有短小精悍的短篇尚能受廣大讀者青睞。但是，《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之所以經久不衰，主要應歸功於它的思想內涵，歸功於它能引起讀者心靈的震撼和良知的共鳴。盡管十四篇曆史特寫描述的是不同曆史時代、不同國家中不同人物的瞬間，人們卻能從不同視角感受到茨威格撰寫人物傳記的主旋律。
主旋律之一：謳歌人性。
茨威格曾說：“我從來不願意去為那些所謂的‘英雄人物’歌功頌德，而始終隻著眼於失敗者們的悲劇……在我的傳記文學中，我不寫在現實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物，而隻寫那些保持著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比如說，我不寫馬丁·路德，而寫伊拉斯謨；不寫伊麗莎白一世，而寫瑪麗·斯圖亞特；不寫加爾文，而寫卡斯特裏奧。”[34]
《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中的主人公幾乎都是這樣一些悲劇人物，如列夫·托爾斯泰、斯科特隊長、西塞羅、威爾遜，但人性在他們身上熠熠發光。且聽《逃向蒼天》中的最後一句台詞：
如果他不為我們這些人去受苦受難，那麽列夫·托爾斯泰也就，不可能像今天這樣屬於全人類。
再看《奪取南極的鬥爭》中那一段對斯科特隊長麵臨死亡時的描寫：
斯科特海軍上校在他行將死去的時刻用凍僵的手指給他所愛的一切活著的人寫了書信。那些書信寫得非常感人。死在眉睫，信中卻絲毫沒有纏綿悱惻的情意……那些信是寫給他認識的人的，然而是說給全人類聽的；那些信是寫給那個時代的，但說的話卻是千古永垂的。他給自己的妻子寫信。他提醒她要照看好他的最寶貴的遺產——兒子……他懷著最誠摯的友情給那幾個同他自己一起罹難的同伴們的妻子和母親寫信，為他們的英勇精神作證。盡管他自己即將死去，他卻以堅強的、崇高的感情去安慰那幾個同伴的遺屬。
這樣一種對人性的刻畫，如歌如泣，讀後無不為之動容。
主旋律之二：以良知對抗暴力。在茨威格看來，曆史、社會、宗教、政治以至大大小小的統治者都可能有非理性的一麵——喪失良知而使用暴力；但是，人的良知不會泯滅，總會有人以良知對抗暴力，這樣的鬥爭此起彼伏、前赴後繼，縱然有人在暴力麵前遭到失敗乃至失去生命，但他們雖死猶榮。茨威格的兩部人物傳記——《鹿特丹的伊拉斯謨——勝利與悲劇》和《良知對抗暴力——卡斯特裏奧對抗加爾文》[35]尤其突出和鮮明地彰顯了這個主題。伊拉斯謨（erasmus von rotterdam, 1469—1536）是文藝複興時期尼德蘭的神學家，因出生於荷蘭的鹿特丹，故被人們習稱為鹿特丹的伊拉斯謨。他是歐洲最傑出的人文主義者之一，一生勤奮著述，揭露教會的黑暗，嘲諷教士的偽善，反對宗教狂熱，控訴教會使用暴力殘酷迫害異端。然而，他的思想固然充滿人文精神，終究敵不過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教會強權和習慣勢力，因而一生顛沛流離，最後在孤寂中死去。卡斯特裏奧（sebastian castellio, 1515—1563）是在法國出生的瑞士人文主義者和宗教改革家，原來是加爾文的朋友，1541年隨加爾文到日內瓦。是年，加爾文在日內瓦創立加爾文教派獲得成功，日內瓦成為在他領導下的一個政教合一的神權共和國。可是加爾文掌權之後立刻改變了自己以往反對宗教壓迫的立場，儼如日內瓦的教皇，實行獨裁統治，排斥其他各種信念，敵視其他一切教派。1554年，西班牙神學家兼科學家塞爾維特因宗教信仰不同前來日內瓦尋求庇護，加爾文不但不給予救援，反而以異端罪名將其用火刑處死。此事引起卡斯特裏奧的強烈憤慨，於是他用假名發表了有關文獻，斥責加爾文的暴力行為。卡斯特裏奧深知，自己和加爾文的對抗是一場力量懸殊的對抗，因此將它比喻為“蚊子對抗大象”。卡斯特裏奧最後麵臨的是一場巴塞爾法院的審判，他很可能作為異端而被判處死刑，所幸在法院開庭前，他因心力交瘁而猝死，終年48歲。人們從伊拉斯謨和卡斯特裏奧的坎坷經曆中不禁感到以良知對抗暴力何其艱難，同時也會聯想到《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中列夫·托爾斯泰的命運、西塞羅的命運、威爾遜的命運，他們無一不是以良知對抗暴力的悲劇人物！
主旋律之三：讚美堅韌不拔。在茨威格的心目中，人最可貴的品質是堅韌不拔，無論他是成功還是失敗。毫無疑問，茨威格刻畫這種性格最為成功的是他的人物傳記《麥哲倫》，但在《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中的描寫也絲毫不遜色。且看《奪取南極的鬥爭》中這樣一段：
全隊的健康狀況也出了問題。一些人得了雪盲症，另一些人四肢凍傷……他們每天走的路愈來愈少，因為這裏的雪都結成了堅硬的冰碴。他們不能再滑著雪橇前進，而必須拖著雪橇行走。堅硬的冰淩劃破了雪橇板，走在像沙粒般硬的雪地上，腳都磨破了，但他們沒有屈服。
《黃金國的發現》中的主人公蘇特爾並非英雄人物，但他身上也有那種鍥而不舍、堅韌不拔的執著精神。
其實，蘇特爾自己並不想要錢……他隻是想要得到自己的權利。他像一個偏狂症患者似的，懷著憤憤不平的激怒，為捍衛自己的權利而鬥爭。他到參議院去申訴，到國會去申訴……從這個官署走到那個官署，從這個國會議員走到那個國會議員，一直奔波了20年……他日複一日地圍繞著國會大廈躑躅，所有的官吏都嘲笑他，所有的街頭少年都拿他開心……1880年7月17日下午，他終於因心髒病猝發倒在國會大廈的階梯上，從而萬事皆休……這是一個死了的乞丐，但在他的衣袋裏卻藏著一份申辯書，它要求按照世間的一切法律保證給他和他的繼承人一筆世界曆史上最大的財產。
堅韌不拔的意誌可以改變命運，可以創造奇跡，這是《亨德爾的複活》給予人們的啟示。
“中風。右半身癱瘓。”
……
“創作是再也不可能了。”他說得很輕，“也許我們能保住他的命。但我們保不住他這個音樂家，這次中風一直影響到他的大腦活動。”
……
喬治·弗裏德裏克·亨德爾有氣無力地生活了四個月，而力量就是他的生命。他的右半身就像死掉了似的。他不能走路，不能寫字，不能用右手彈一下琴鍵。他也不能說話，由於右半身從頭到腳癱瘓，嘴唇可怕地歪向一邊，隻能從嘴裏含含糊糊地吐露出幾個字……但是，為了活，為了自己這最最不能抑製的欲望——恢複健康的意誌就敢去冒死的危險。亨德爾每天在滾燙的溫泉裏待上九個小時。這使醫生們大為驚訝，而他的耐力卻隨著意誌一起增加。一星期後，他已經能重新拖著自己吃力地行走。兩星期後，他的右臂開始活動。意誌和信心終於取得了巨大勝利。他又一次從死神的圈套中掙脫了出來，重新獲得了生命。
主旋律之四：反思曆史。
拿破侖因在關鍵時刻重用了謹小慎微、唯命是從的格魯希而兵敗滑鐵盧，從而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繼續存在了將近一千年的東羅馬帝國，由於一座被忘卻的城門——凱爾卡門沒有重兵把守，而被奧斯曼土耳其人從這裏突破而攻占了首都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一舉滅亡，歐洲曆史從此揭開新的一頁。
1917年3月，列寧獲悉彼得格勒工人、士兵武裝起義取得勝利，但政權卻落到臨時政府手裏。正當俄國革命麵臨緊急關頭的時刻，列寧把自己的榮辱毀譽置之度外，毅然決然乘坐一節封閉的車廂，取道敵國——德國返回祖國。七個月後，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爆發。這趟風馳電掣的封閉列車猶如一發炮彈，摧毀了一個帝國、一個舊世界。
以上這些看似關鍵時刻的偶然因素卻決定了世界曆史的發展。人們不禁要問：曆史究竟是由無數的“偶然性”決定還是由唯一的“必然性”決定？——這是史學界、哲學界爭論了千百年的“形而上”問題，可能永遠不會有公允的結果。
或許人們有時還會問：假如拿破侖當年不重用格魯希，滑鐵盧戰役的結果又將會如何？假如那座被忘卻的城門——凱爾卡門沒有被奧斯曼土耳其人發現，東羅馬帝國是不是就不會那麽快滅亡？假如列寧當年不乘坐封閉的列車返回俄國，俄國的十月革命是不是就不會爆發？不言而喻，在已經過去的曆史中不可能還會有什麽“假如”，但在以後的曆史中倒可以根據曆史經驗防患於未然。這或許是讀罷《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之後的一種感悟吧。
筆者不揣淺陋。為茨威格的曆史特寫概括了這樣一些藝術特點和思想內涵，目的是為了便於欣賞與借鑒。
詩聖杜甫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如此，翻譯亦如此。本書中的疏誤之處在所難免，祈望海內外方家和廣大讀者多多賜教。
舒昌善
2008年8月8日 時值奧運會開幕
識於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注釋】
[1] 雷頤撰《曆史的“靈感”——讀〈人類的群星閃耀時〉》，載[奧]斯蒂芬·茨威格著、舒昌善譯《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1頁和第9頁。
[2] stefan zweig,：> 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 - vierxzehn historische miniaturen <, s. fischer ve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97.
[3] 韋格納（m. c. wegner）。
[4] 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hugo von hofinaimsthal, 1874—1929），奧地利著名詩人，德語文學19、20世紀之交唯美主義和象征主義的重要代表。他的詩歌大多寫於1893至1900年之間，著名的有《生命之歌》、《早春》等。他比茨威格年長七歲。
[5] 祖奧茨（zuoz）是瑞士上恩加丁河穀（ober engadin）一小鎮。
[6] 弗朗茨·特奧多爾·喬科爾（franz thecdor csokor, 1885—1969），奧地利表現主義代表作家。
[7] 《新自由報》（newe freie presse）。
[8] 《島嶼船》，hauszeitschrift > dàs inselschiff <, 4. jg.， h. 4 （herbst 1923）。
[9] > insel-almanach auf das jahr 1913 <（leipzig 1912）。
[10] 國立版畫藝術和出版研究院（staatliche akademie fur graphische kunste und buchgewerbe）。
[11] 安東·基彭貝格（anton kippenberg, 1874—1950）。
[12] 《德國書業行情報》（bersenttfil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
[13] 克勞斯·曼（us mann, 1906—1949），德國作家，著名作家托馬斯·曼的兒子。1933年流亡國外。作品有《梅菲斯托》（mephisto, 1936）、《轉折點》（der wendepunkt , 1942）
[14] 《薈萃》（die sommiung）。
[15] 《鹿特丹的伊拉斯謨——勝利與悲劇》（triumph und tragik des etos-mus von rotterdam），茨威格著，萊比錫，島嶼出版社，1934年出版。
[16] 赫伯特·賴希納出版社（heihert rrichner veriag, 維也納，萊比錫，蘇黎世）。
[17] 《萬花筒》（kaleidoskop）。
[18] 費利克斯·布勞恩（felix bmrni），藝術史家，茨威格的好友。
[19] 維爾哈倫（emile verhaeren, 1855—1916），比利時著名法語詩人，最初是象征派詩人，後逐漸注意廣泛的社會問題。
[20] 裏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奧地利著名詩人，詩風深受法國象征詩派的影響，“詠物詩”《豹》膾炙人口，千古傳頌。
[21] 《馬塞琳娜·德博爾德-瓦爾莫》（madeline desbordes-valnwre），副標題《一個女詩人的生活畫像》（das lebensb ud einer dichterin）茨威格的傳記作品，1920年由島嶼出版社出版。馬塞琳娜·德博爾德-瓦爾莫（mareeline desbordes-valmore, 1786—1859），法國女詩人，代表作有《館歌與小唱》、《淚》、《可憐的花朵》等詩集。她一生坎坷，詩歌多為愁苦之音，因而受到浪漫派的高度重視，也為象征派所喜愛。
[22] 戈特弗裏德·貝爾曼·菲舍爾（gottfiied bermann fischer）。
[23] 理查德·弗裏登塔爾（richard friedenthal）。
[24] 《描述自己人生的三文豪》（drei dichter ihres lebens）（卡薩諾瓦、斯丹達爾、托爾斯泰）是茨威格的傳記係列《建造世界的大師們》（baumeister der welt）的第二部，寫作於1925年，1928年在萊比錫出版。
[25] 巴斯（bath），英格蘭埃文郡一小鎮，有溫泉，療養勝地距倫敦不遠。1939年茨威格從倫敦遷到巴斯，住在林庫姆山上（lybe hill）自己買下的宅邸。
[26] 1939年9月1日，德軍向波蘭發動進攻。9月3日，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爆發。
[27] 1925年3月15日，巴黎的一家刊物《歐洲》（europe）（第2年度第15期）登載了斯蒂芬·茨威格的文章《威爾遜令人迷惑的麵孔》（le visage éninigmatique de wilson）的法譯文，德語原稿出處不詳。
[28] 《掛在演講台上的頭顱——西塞羅之死》（the head upon rostrum: cicero''s death）是茨威格的曆史特寫《西塞羅》（cicero）的英譯名。
[29] 《威爾遜的失敗，1919年3月15日》（wilson''s failure, march 15, 1919），是茨威格的曆史特寫《威爾遜的失敗》的英譯名。
[30] 《命運攸關的時刻》（the tide of fortune）是1940年由美國紐約的瓦伊金出版社（viking press）出版的《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的英譯本書名，此英譯本的英譯者是伊登（eden）和塞達·保羅（cedar paul）。以後的英譯本書名普遍譯為《人類的閃耀群星》（sparkling stars of mankind）。 由於《西塞羅》和《威爾遜》首次在1940年的英譯本合集中發表，故而在本書中，德語原版書編者把這兩篇曆史特寫的寫作年代記載為1940年。
[31] 格奧爾格·勃蘭兌斯（georg brand, 1842—1927），丹麥著名文學史家、政論家，以其六卷本《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享譽世界。他同時也是一位傑出的傳記作家，主要傳記作品有：《索倫·克爾愷郭爾》（1877）、《莎士比亞傳》（1895—1896）、《歌德傳》（1915）、《伏爾泰傳》（1916—1917）、《尤利烏斯·愷撒傳》（1918）、《米開朗琪羅傳》（1921）。勃蘭兌斯撰寫傳記《尤利烏斯·愷撒》時，已76歲。
[32] 卡提利納（lucius sergins catilina, 公元前108—前62年，舊譯名：喀提林，在中國史學界長期沿用），公元前67—前66年任古羅馬阿非利加行省總督，在任時大肆貪贓枉法，後受到西塞羅控告，詳見本書《西塞羅》篇。
[33] 此處是指勃蘭兌斯在1914年完成的《徹德傳》，該書於1915年出版。
[34] 參閱[奧]斯蒂芬·茨威格著、舒昌善等譯《昨日的世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135—136頁。
[35] 斯蒂芬·茨威格著《良知對抗暴力——斯特裏奧對抗加爾文》（ein gewissen gegen die gewalt oder castellio gegen calvin），赫伯特·賴希納出版社193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