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我沒什麽概念，學院派啦、幕僚派啦等等。
老俠：你指的是八十年代還是九十年代？
王朔：全算上，我總想找個明白人兒，理出個大概的頭緒。
老俠：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群體，大致可以分為"民間的"、"體製內的"兩路，"體製內的"又分為"學院的"和"準官僚的"。
王朔：思想解放運動在當時還是衝破了一些禁忌，牛鬼蛇神紛紛出籠。
老俠：在思想解放的旗幟下，一大批右派作家重新回到社會中，一回來就鮮花怒放，當時有一本暢銷小說集《重放的鮮花》，全是當年的右派們的成名作，像劉賓雁、王蒙、劉紹棠、從維熙等等。這批右派作家的頂峰是第四屆文代會，這之後，他們不但是作品影響全國，而且也紛紛進入文化領域的權力機構中執掌實權。劉賓雁的報告文學，劉心武的小說、傷痕文學、改革文學等等。這兩批人有共同的特點，都以文字風行於世，又以權力接近高層。王蒙最後坐到文化部長，劉心武是《人民文學》主編，王若水、胡績偉。劉賓雁等人也大都是部級待遇，最低也是司局級。
王朔：這些人是當時的大眾文化。
老俠：也是當時的社會思想貧乏所致。
王朔：那學院派呢？
老俠：學院派也分為幾撥。像李澤厚、劉再複是一類，走的是哲學、美學、理論批判的路數，但劉再複後來當了社科院文學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也成了準官僚。他們的黃金期以八六年召開的"新時期十年討論會"為高峰，那個會上，劉再複、李澤厚被捧為"理論教皇"了，大會的程序有點兒類似黨代會，以學習劉再複的人道主義文學觀為核心，分組座談，是一次文藝理論界的"閱兵式"。後來讓一匹黑馬給攪了。
包遵信、金觀濤等人走的是"叢書"啟蒙的路數。他們編的《走向未來叢書》成了一代青年人汲取新觀念的主要來源，影響之大，記憶猶新。後來內部分裂了。
還有一種路數是內參的形式，當時影響最大的是高爾泰的《異化現象近觀》和王小強的《農業社會主義批判》，他們的理論超出了"思想解放"派和右派文人群，具有強烈的自由主義色彩。
王朔：在這些合法性的知識幫之外，好像《今天》是地下的民間刊物。他們那批人在文學上對年輕人的影響非常大。
老俠：是的。我們上大學時讀《今天》和一些政論文章時的激動，至今仍然記憶猶新。這批人是當時沒有任何官方色彩的"民間派"。民間油印刊物中，以《今天》的影響最大。《今天》之所以成為《今天》，不是由於這批人多敏感多深刻多有才華，與外省的青年人相比，他們"近水樓台"地接觸到一大批外省人很難接觸到的內部發行的"黃皮書"、"灰皮書"。一類是哲學的，如《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一類是文學的、藝術的，如《在路上》、《麥田守望者》、《西線無戰事》。還有一批西方的現代派詩歌，如艾略特的詩。還有東歐前蘇聯的一批"解凍"作品，如《被背叛的革命》、《新階級》、《斯大林時代》。《人，歲月，生活》、《解凍》等等。特別遺憾的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也是那時的內部讀物，但哈耶克對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真正影響，從九十年代中期才開始。這都說明當時的"思想解放"沒有多少自由主義成分。
王朔：《今天》的那批人在北京，有機會弄到這些書，你們外省就不一樣了。
他們的優秀"和"影響"也沾點兒皇城的恩惠。
老俠：對。就是因為他們先占有了別人無法占有的思想藝術資源，這也是一種畸形現象。後來，《今天》派浮出水麵之後，受到官方刊物《詩刊》的承認，八十年代初《詩刊》召開的青春詩會就有《今天》的幾個詩人，北島後來還進了作協的詩歌組，那是全國詩歌評判的權威機構。而八十年代之後，《今天》的詩人們，已失去了創造力。江河、楊煉跟著阿城尋根去了，北島在八十年代就沒寫過好東西。唯一堅守自己的人是芒克。他與北島是《今天》的核心，最嚴峻的時刻隻有他倆頂了過來。《今天》的文字不僅在觀點上，更在形式上突破了右派作家們的載道文學。
"朦朧詩"在理論上的辯護者是"三個崛起"。八十年代北大的民間競選是又一批民間知識分子，他們成為中國民間知識分子祈求政治向合法化的方向走的最早試驗。
後來這批人中留在國內的人又辦了民間研究所。
王朔：我記得，那時文學上還有一路子，全景式的大報告文學。那時他們的勢頭非常強，好像代表改革派的最後呼聲。
老俠：八十年代的那種東西，咱不說它的觀念是否現代，現在看來那種救世主的腔調也有問題。特別是中央台製成了《河殤》的專題片後，解說詞全是居高臨下式的說教，用朗誦式腔調字正腔圓地去念，給人的感覺像《聖經》的那種命令式的救世主姿態："上帝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隻要這種腔調出現，似乎念的東西就是真理，絕對真理。這個傳統來自夏青們的播音，一直到現在《焦點訪談》的主持人的教主式的麵孔。那時的文章，從文學到理論，大都是救世主腔調，人人都想當救世主，當教皇。在當時，社會上有"四大青年導師之稱。當時的"尋根文學"、"黃土地"係列的電影，也有這種俯視的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心態。
王朔：我對學院派特別感興趣，它是鐵板一塊嗎？放過洋的與沒放過洋、國內讀完博士的是不是有一些區別？
老俠：八十年代的知識群體沒有明顯的分化，八十年代初的民間群體與體製內群體的區別，到八十年代中後期基本上消失了，民間群體除了極特殊的人，大都進入了體製內，都成了準官方的體製化的知識權力，但九十年代知識群體的分化特別明顯。學院派與幕僚派之外，還有脫離體製的個體文化人，這些人在經濟上完全獨立，你是作家中最早的有影響的寫作個體戶。其他的如歌星、影星。但很快，這些人，包括你，又被整合進亞文化體製內——即逐漸豐滿成型的大眾文化的商業運作體製。
王朔：大眾文化體製這塊我比較熟，身居其中，深受其惠，也深受其害。我特別想了解的是那些土博士洋博士土教授洋教授的區別。
老俠：九十年代的知識群體的分化，一批人下海經商，一批人漂洋過海，繼續學術的人很少。而且，九十年代知識界的最大特點，就是經濟學成為顯學，取代了八十年代的文學、美學。像胡鞍鋼、葉紹光這樣的洋博士，看準了宏觀調控時期決策者的所好，弄出個"國家能力報告"，從中西的比較中論證中央的經濟集權的合法性。稱中國的財政現狀是強地方、弱中央，主張加強中央集權，提高國家提取財政資源的能力。葉紹光後來與胡鞍鋼分手，把國家的財政能力及財政效率與民主製度直接掛鉤。還有樊綱、盛洪、劉偉、鍾朋榮被稱為京城"四少"，他們的理論主要是為上層決策做理論論證的，還喜歡上電視作秀。再有就是喝了美國洋墨水的崔之元、甘陽等"新左派"為代表，他們注重分配上的平等問題。
王朔：我看經濟學家大部分都是這樣。
老俠：對。現在的經濟學家。經濟學最致命之處在於：麵對如此混亂而不公正的經濟秩序，他們既沒有起碼的道義感又沒有超過政策之上的理論創新，不敢正視中國經濟困境的核心問題：產權的不明確和權力的無孔不久即權力的市場化。
自馬克思主義產生以來，美國一直有馬克思主義者，有左派。他們也是基於分配不公而批判現行的資本主義體製，怎樣才能通過現行體製的改革使財富的分配達到最大可能的平等。
但美國已有了完善的自由市場，而中國的市場剛剛起步，且被權力所扭曲。因為自由市場以產權保障為基礎。再說，市場經濟中的自由。效率與分配的平等永遠是一個悖論。沒法在要求自由和效率的同時，還要求分配的平等。市場要求的是公正，而非分配上的平等。
王朔：誰跟權力的關係近誰就撿大的。
老俠：對。在這類知識群體外，也有一批堅持學術自由取向的知識分子，秦暉、劉軍寧、雷頤、謝泳、汪丁丁、何清漣、朱學勤、朱大可等等。何清漣寫了一本書叫《現代化的陷阱》，敢於觸及現實問題，敢於呼籲經濟學的道義關懷和人文精神。
由此引發了一場討論。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生活很清苦，有人甚至連教職都岌岌可危。與那些遵命主義者的生活水平差別很大，那些人依然是學術界的富翁。
王朔：你說學術上也有這種情況嗎——誰跟權力近誰的聲音就越響亮？
老俠：肯定有，而且相當普遍。這裏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幕僚型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聲音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權力的聲音。厲以寧、胡鞍鋼、樊綱等等，他們的聲音會成為經濟學界的主流。吳敬漣老先生是個例外，他也是幕僚型，但他堅持自己的獨立的批判性立場。另一種是投其所好的跟風派，這是學院派知識分子的主體，不分搞什麽專業的。學術界提出本土化、規範化，薩伊德的東方主義突然走紅，搞經濟學的盛洪、社會學的鄧正來、法學的朱蘇力，以及崔之元、甘陽等，甚至連八十年代先鋒文學的指導者李陀從美國回來後也成了民族主義者。還有王一川、張法、王嶽川、張頤武這些以研究西方現代美學、後現代理論著稱的人，也長篇大論地談起"中華主性"與"中華他性"。這些學院派知識分子的嗅覺極靈敏，嗅出點味兒就一擁而上，抓住東方主義，抗拒西方的文化霸權、語言霸權，這與抗拒西方的政治霸權、經濟霸權正好吻合。幾個書商也趕上了這個潮頭，一本《中國可以說不》風靡海內外，據說這本書的策劃者之一張小波現在還在吃版稅。
王朔：聽說知識權力這玩意也是西方人提出的。西方就沒有知識權力嗎？
老俠：有。提出知識權力、語言權力的人是法國學者福柯，他是一怪傑，具有極強的顛覆性。當代西方的思想家，對人們影響最大的有三個人，提出"證偽理論"的波普爾，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哈耶克，還有福柯。他是通過研究被西方哲學、史學。社會學遺忘的東西，發現了知識權力以及一整套製度的，在福柯那裏，曆史的碎片成為西方對人的製度性控製的考古化石。但中國的知識權力與西方不同。西方的知識權力。語言權力有著單獨發展的演化史，一整套獨立的知識係統以及知識權力的製度化（學院啦、研究機構啦、瘋人院。醫院、保育院。監獄。兵營、工廠，以及生物學。地理學、語言學……），越到現當代，知識、語言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越間接、越曖昧，以至於知識及其製度成為獨立於政治權力、經濟權力之外的一大獨立權力。而在中國，知識權力一向跟政治權力聯姻，從漢代的"獨尊儒術"開始。
王朔：中國的傳統中真的就沒有什麽好東西嗎？比如"四大發明"之類的。
老俠：孤立地看四大發明是好東西，但在中國文化的整體中。結構中，好的東西無法升華、成熟。指南針在中國用於測風水，但一進入西方的文化結構中，就變成了磁現象，不僅有遠洋的新大陸發現，還有法拉第等人的電磁學，一套完整的現代觀念和現代科學。
王朔：有一陣子新儒家大談東亞經濟奇跡，是由儒家思想來的，包括日本，餘英時、杜維明等人是"新儒家嗎？
老俠：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的經濟奇跡，主要的動力並不是儒家倫理，而是體製的自由主義化。香港的背後是英國，台灣。韓國。新加坡、日本的背後是美國，自由主義世界的觀念、製度、技術、教育、市場才是東亞經濟奇跡的根本政力。
像日本，"明治維新"就是在"全盤西化"的口號下完成的。二戰後的經濟起飛有賴於美援及美國的市場，日本二戰後的社會結構，政治製度發生了整體性變化，美國人給日本人寫的憲法。整體的結構根本轉變之後，日本本身的特性、儒家倫理才會發生積極的作用。餘英時、杜維明等人都是在美國完成的學術訓練，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解釋用的也是西方的方法和概念。餘英時論述中國佛、道教倫理的資本主義精神，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理論的應用而已。不過是犄角旮旯東拚西湊地找些資料，論證明清兩代的中國資本主義的出現，根本沒有說服力。餘英時無法用這種論述推翻中國古代沒有資本主義這一事實。再如杜維明，和李澤厚一起倡導中國文化拯救人類，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我們拋開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究竟能不能保證一個學者的公正不談，我們想問，享受了全部自由世界恩惠的杜維明，為什麽不回到他懷戀的中國文化中來生活？大陸不行，還有台灣和香港。
無論是海外的華裔學者，還是國內的學院派，他們的本土化、規範化用的全是西化的方法與概念。一種文化連整理自己資源的概念與方法都找不到，還奢談什麽本土化？！他們的語言也是譯文體的。維特根斯坦說，選擇什麽樣的語言，就是選擇什麽樣的思維，選擇什麽樣的思維，就是選擇什麽樣的生存方式。中國的傳統中找不到我們走向現代自由社會的理論支點，找不到方法，還有什麽資格大談文化重建？！比如北大法律係教授朱蘇力，這幾年專門談法治的本土化，說中國的鄉村有習慣法，靠宗族的權威解決糾紛。並抓住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和一個叫什麽《山杠爺》的電影，來論證他的本土化。
多可笑，《秋菊打官司》本身就是張藝謀用最寫實的手法撒的一個彌天大謊。
中國的法律的根本問題是立法精神的問題，從古至今。法等於刑。沒有立法精神的根本轉變，其他的一切問題都是細枝末節。作為法學專家，回避實質性問題，在枝節問題上搔癢，簡直就是昧良心。
王朔：我個人很早就離開了體製，當兵複原後什麽都幹過，結果幹什麽都砸，最後逼到了"碼字"上。幹別的飯碗都成問題，但"碼字"居然有了飯碗，還混了個臉熟。學院派的那些知識分子摔的是體製內的飯碗，要進入這個體製，要飯吃，而且混出點兒體麵來，比如在單位，要是不奉承，那職稱、房子就沒你的，這些壓力都是很直接的。
老俠：有人講過一個笑話。工廠裏提工資，一個鉗工因為沒給他提就罷工不幹了。他每天來上班，不上車床，在車間的眾目睽睽之下，用油石磨他的三棱刮刀，誰問他什麽，他也不說話。車間主任見了，心裏怕了，知道這人急了，怕出點什麽事，就想辦法補了個名額，給他提了。這跟那些大學教授的鑽營、撕破臉皮、急了滿校園貼小字報、對罵，沒什麽區別。老北大老清華培養了一批現代型的知識分子，後來經過思想改造和各種政治運動，他們就變得農民了，而且是狡黠的農民。愛因斯坦曾說過："我不相信，高尚的為人態度，在大學和科學院城，要比默默無聞的、沉寂的普通人所在的店鋪裏發揚得更好"
王朔：你剛才說到錢鍾書等人，提出做人的誠實問題，知識上的誠實和道德上的負責，我怎麽就感覺不到學院派知識人有這種東西。
老俠：知識上不誠實，道德上就不會負責任。普通人不誠實決沒知識分子的不誠實的危害那麽大。因為知識人宣稱"社會良知"。實際上在學術界的背後有明顯的利益動機，他們的下作和小氣是掩飾這類動機，為點兒不大的利益就撒彌天大謊。
有些人的智慧就是小聰明、小計算、小陰謀、小陷講，用個堂皇的理由，隻為了撈半根稻草。你之所以受到正統派與學術界的雙重圍剿，就一個原因，你誠實。誠實這種東西，很堅固，很有力，一句大實話足以讓幾千年的他曆史觀原型。比如魯迅，從幾千年的曆史中隻讀出兩個字：吃人。
王朔：在咱這兒，做人的誠實、知識的誠實、錢的誠實，從上到下都沒有。就是大家在一起騙來騙去，你給我拋個媚眼，我給你送個秋波，我給你挖個陷講，你給我下個絆子。
老俠：像餘秋雨是用傳統文化騙，一幫學院派用舶來品騙，他長篇大論，說來說去，就是不進入主題，費了那麽多口舌，誠實的話一句就說透了。與這些人對話也好、聊天也罷，他們之所以覺得困難，沒力量，就是他們麵對的是個誠實的人。
人的不誠實，特別是學術界知識界的不誠實，幾乎就是一種生理狀態，是福柯所說的"身體政治學"。他們自稱是"靈魂工程師"。"啟蒙者"，實際上他們的靈魂是身體的牢房，社會的陷阱。像一些經濟學界的大腕兒，趕著本土化、民族主義的潮頭，硬說西方文化是"惡"，中國文化是"善"，西方崇尚物質。機器、武力，中國崇尚人文、道德、和平，所以中國一旦遭遇西方，必然衰落。這個說辭他自己都不信，他自稱是美國製度經濟學家科斯的中國弟子，賣完了洋老師，就賣祖宗。
這種撒謊與《中國可以說不》的撒謊毫無區別。書商撒謊是為了賺錢，盛洪撒謊既賺錢又賺名。我知道一群八十年代的文人詩人，現在都做書了，與他們接觸，覺得墮落了，每天就是賺錢喝酒嫖女人，他們覺得這樣愉快幸福。墮落得真實。而那些學院派假模假式的，他們看中的不光是錢，還有人格利益，不但要混成體麵的中產階級，還要混成良知的代表什麽的。
王朔：有些人在公開場合裝裝孫子，但朋友之間的私人聊天還是酒後吐真言的。
老俠：這是一種雙重人格，像陳凱歌、樊綱、劉恒之類的"大腕兒"，一麵對中央電視台的采訪，就會像背報紙一樣慷慨陳詞，而與朋友吃飯聊天也會罵這罵那，這是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技巧，既得到公開的利益，又在私下裏，在朋友中保持人格尊嚴，讓人覺得他們還良知未混。這是一種做人上的惶恐和狡猾。中國人常說老外特傻，其實決不是智商高低的問題，而是一種做人的單純、誠實，"no"就是"no"，"yes"就是"yes"。要說小心眼、小計謀。小陷阱，誰能玩過中國人呀。
如果要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或吉尼斯大全，我們別的不行，說謊和狡猾肯定能有一號。
所以說，中國的知識界的問題就是不知道"誠實"是什麽。知識上的誠實的背後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敬畏和謙卑。
他們動不動就講大眾的無知。愚昧。麻木。這類知識分子，最大的盲點不是知識上的無知，而是做人上的人格上的無知。知識的無知對一個人的道義立場不是特別重要，一個大字不識的農民可以非常善良、誠實。但一旦在做人上無知了，就會利用知識去無恥，去瞞天過海，這個境界的頂點就是狂妄。北大一個從美國回來的博士，居然說中國的經濟學在二十一世紀，將能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經濟學。這也迎合了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潮流。心中無一絲敬畏，隻有利益與時尚，除了對肉體痛苦的恐懼外，什麽都敢幹，靈魂的無知，是最大的盲點。
王朔：知識界的這種無知也有點兒近似於我寫的那些"痞子"了，"我是流氓我怕誰！"
老俠：你的流氓起碼還有"咱也是個俗人"的自我認識，而他們卻把自己當作精神貴族來自我欣賞、自我憐愛。學院派啦、王蒙啦，說你"拒絕崇高"，讓人覺得可笑。我們何嚐有過崇高？連誠實這種最起碼的做人底線都沒有，談崇高不是太奢侈了嗎？村姑談論貴婦人還有人性的根據，騙子談論誠實或人格的高貴，就什麽也沒有了。
老俠：你指的是八十年代還是九十年代？
王朔：全算上，我總想找個明白人兒，理出個大概的頭緒。
老俠：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群體，大致可以分為"民間的"、"體製內的"兩路，"體製內的"又分為"學院的"和"準官僚的"。
王朔：思想解放運動在當時還是衝破了一些禁忌，牛鬼蛇神紛紛出籠。
老俠：在思想解放的旗幟下，一大批右派作家重新回到社會中，一回來就鮮花怒放，當時有一本暢銷小說集《重放的鮮花》，全是當年的右派們的成名作，像劉賓雁、王蒙、劉紹棠、從維熙等等。這批右派作家的頂峰是第四屆文代會，這之後，他們不但是作品影響全國，而且也紛紛進入文化領域的權力機構中執掌實權。劉賓雁的報告文學，劉心武的小說、傷痕文學、改革文學等等。這兩批人有共同的特點，都以文字風行於世，又以權力接近高層。王蒙最後坐到文化部長，劉心武是《人民文學》主編，王若水、胡績偉。劉賓雁等人也大都是部級待遇，最低也是司局級。
王朔：這些人是當時的大眾文化。
老俠：也是當時的社會思想貧乏所致。
王朔：那學院派呢？
老俠：學院派也分為幾撥。像李澤厚、劉再複是一類，走的是哲學、美學、理論批判的路數，但劉再複後來當了社科院文學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也成了準官僚。他們的黃金期以八六年召開的"新時期十年討論會"為高峰，那個會上，劉再複、李澤厚被捧為"理論教皇"了，大會的程序有點兒類似黨代會，以學習劉再複的人道主義文學觀為核心，分組座談，是一次文藝理論界的"閱兵式"。後來讓一匹黑馬給攪了。
包遵信、金觀濤等人走的是"叢書"啟蒙的路數。他們編的《走向未來叢書》成了一代青年人汲取新觀念的主要來源，影響之大，記憶猶新。後來內部分裂了。
還有一種路數是內參的形式，當時影響最大的是高爾泰的《異化現象近觀》和王小強的《農業社會主義批判》，他們的理論超出了"思想解放"派和右派文人群，具有強烈的自由主義色彩。
王朔：在這些合法性的知識幫之外，好像《今天》是地下的民間刊物。他們那批人在文學上對年輕人的影響非常大。
老俠：是的。我們上大學時讀《今天》和一些政論文章時的激動，至今仍然記憶猶新。這批人是當時沒有任何官方色彩的"民間派"。民間油印刊物中，以《今天》的影響最大。《今天》之所以成為《今天》，不是由於這批人多敏感多深刻多有才華，與外省的青年人相比，他們"近水樓台"地接觸到一大批外省人很難接觸到的內部發行的"黃皮書"、"灰皮書"。一類是哲學的，如《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一類是文學的、藝術的，如《在路上》、《麥田守望者》、《西線無戰事》。還有一批西方的現代派詩歌，如艾略特的詩。還有東歐前蘇聯的一批"解凍"作品，如《被背叛的革命》、《新階級》、《斯大林時代》。《人，歲月，生活》、《解凍》等等。特別遺憾的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也是那時的內部讀物，但哈耶克對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真正影響，從九十年代中期才開始。這都說明當時的"思想解放"沒有多少自由主義成分。
王朔：《今天》的那批人在北京，有機會弄到這些書，你們外省就不一樣了。
他們的優秀"和"影響"也沾點兒皇城的恩惠。
老俠：對。就是因為他們先占有了別人無法占有的思想藝術資源，這也是一種畸形現象。後來，《今天》派浮出水麵之後，受到官方刊物《詩刊》的承認，八十年代初《詩刊》召開的青春詩會就有《今天》的幾個詩人，北島後來還進了作協的詩歌組，那是全國詩歌評判的權威機構。而八十年代之後，《今天》的詩人們，已失去了創造力。江河、楊煉跟著阿城尋根去了，北島在八十年代就沒寫過好東西。唯一堅守自己的人是芒克。他與北島是《今天》的核心，最嚴峻的時刻隻有他倆頂了過來。《今天》的文字不僅在觀點上，更在形式上突破了右派作家們的載道文學。
"朦朧詩"在理論上的辯護者是"三個崛起"。八十年代北大的民間競選是又一批民間知識分子，他們成為中國民間知識分子祈求政治向合法化的方向走的最早試驗。
後來這批人中留在國內的人又辦了民間研究所。
王朔：我記得，那時文學上還有一路子，全景式的大報告文學。那時他們的勢頭非常強，好像代表改革派的最後呼聲。
老俠：八十年代的那種東西，咱不說它的觀念是否現代，現在看來那種救世主的腔調也有問題。特別是中央台製成了《河殤》的專題片後，解說詞全是居高臨下式的說教，用朗誦式腔調字正腔圓地去念，給人的感覺像《聖經》的那種命令式的救世主姿態："上帝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隻要這種腔調出現，似乎念的東西就是真理，絕對真理。這個傳統來自夏青們的播音，一直到現在《焦點訪談》的主持人的教主式的麵孔。那時的文章，從文學到理論，大都是救世主腔調，人人都想當救世主，當教皇。在當時，社會上有"四大青年導師之稱。當時的"尋根文學"、"黃土地"係列的電影，也有這種俯視的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心態。
王朔：我對學院派特別感興趣，它是鐵板一塊嗎？放過洋的與沒放過洋、國內讀完博士的是不是有一些區別？
老俠：八十年代的知識群體沒有明顯的分化，八十年代初的民間群體與體製內群體的區別，到八十年代中後期基本上消失了，民間群體除了極特殊的人，大都進入了體製內，都成了準官方的體製化的知識權力，但九十年代知識群體的分化特別明顯。學院派與幕僚派之外，還有脫離體製的個體文化人，這些人在經濟上完全獨立，你是作家中最早的有影響的寫作個體戶。其他的如歌星、影星。但很快，這些人，包括你，又被整合進亞文化體製內——即逐漸豐滿成型的大眾文化的商業運作體製。
王朔：大眾文化體製這塊我比較熟，身居其中，深受其惠，也深受其害。我特別想了解的是那些土博士洋博士土教授洋教授的區別。
老俠：九十年代的知識群體的分化，一批人下海經商，一批人漂洋過海，繼續學術的人很少。而且，九十年代知識界的最大特點，就是經濟學成為顯學，取代了八十年代的文學、美學。像胡鞍鋼、葉紹光這樣的洋博士，看準了宏觀調控時期決策者的所好，弄出個"國家能力報告"，從中西的比較中論證中央的經濟集權的合法性。稱中國的財政現狀是強地方、弱中央，主張加強中央集權，提高國家提取財政資源的能力。葉紹光後來與胡鞍鋼分手，把國家的財政能力及財政效率與民主製度直接掛鉤。還有樊綱、盛洪、劉偉、鍾朋榮被稱為京城"四少"，他們的理論主要是為上層決策做理論論證的，還喜歡上電視作秀。再有就是喝了美國洋墨水的崔之元、甘陽等"新左派"為代表，他們注重分配上的平等問題。
王朔：我看經濟學家大部分都是這樣。
老俠：對。現在的經濟學家。經濟學最致命之處在於：麵對如此混亂而不公正的經濟秩序，他們既沒有起碼的道義感又沒有超過政策之上的理論創新，不敢正視中國經濟困境的核心問題：產權的不明確和權力的無孔不久即權力的市場化。
自馬克思主義產生以來，美國一直有馬克思主義者，有左派。他們也是基於分配不公而批判現行的資本主義體製，怎樣才能通過現行體製的改革使財富的分配達到最大可能的平等。
但美國已有了完善的自由市場，而中國的市場剛剛起步，且被權力所扭曲。因為自由市場以產權保障為基礎。再說，市場經濟中的自由。效率與分配的平等永遠是一個悖論。沒法在要求自由和效率的同時，還要求分配的平等。市場要求的是公正，而非分配上的平等。
王朔：誰跟權力的關係近誰就撿大的。
老俠：對。在這類知識群體外，也有一批堅持學術自由取向的知識分子，秦暉、劉軍寧、雷頤、謝泳、汪丁丁、何清漣、朱學勤、朱大可等等。何清漣寫了一本書叫《現代化的陷阱》，敢於觸及現實問題，敢於呼籲經濟學的道義關懷和人文精神。
由此引發了一場討論。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生活很清苦，有人甚至連教職都岌岌可危。與那些遵命主義者的生活水平差別很大，那些人依然是學術界的富翁。
王朔：你說學術上也有這種情況嗎——誰跟權力近誰的聲音就越響亮？
老俠：肯定有，而且相當普遍。這裏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幕僚型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聲音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權力的聲音。厲以寧、胡鞍鋼、樊綱等等，他們的聲音會成為經濟學界的主流。吳敬漣老先生是個例外，他也是幕僚型，但他堅持自己的獨立的批判性立場。另一種是投其所好的跟風派，這是學院派知識分子的主體，不分搞什麽專業的。學術界提出本土化、規範化，薩伊德的東方主義突然走紅，搞經濟學的盛洪、社會學的鄧正來、法學的朱蘇力，以及崔之元、甘陽等，甚至連八十年代先鋒文學的指導者李陀從美國回來後也成了民族主義者。還有王一川、張法、王嶽川、張頤武這些以研究西方現代美學、後現代理論著稱的人，也長篇大論地談起"中華主性"與"中華他性"。這些學院派知識分子的嗅覺極靈敏，嗅出點味兒就一擁而上，抓住東方主義，抗拒西方的文化霸權、語言霸權，這與抗拒西方的政治霸權、經濟霸權正好吻合。幾個書商也趕上了這個潮頭，一本《中國可以說不》風靡海內外，據說這本書的策劃者之一張小波現在還在吃版稅。
王朔：聽說知識權力這玩意也是西方人提出的。西方就沒有知識權力嗎？
老俠：有。提出知識權力、語言權力的人是法國學者福柯，他是一怪傑，具有極強的顛覆性。當代西方的思想家，對人們影響最大的有三個人，提出"證偽理論"的波普爾，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哈耶克，還有福柯。他是通過研究被西方哲學、史學。社會學遺忘的東西，發現了知識權力以及一整套製度的，在福柯那裏，曆史的碎片成為西方對人的製度性控製的考古化石。但中國的知識權力與西方不同。西方的知識權力。語言權力有著單獨發展的演化史，一整套獨立的知識係統以及知識權力的製度化（學院啦、研究機構啦、瘋人院。醫院、保育院。監獄。兵營、工廠，以及生物學。地理學、語言學……），越到現當代，知識、語言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越間接、越曖昧，以至於知識及其製度成為獨立於政治權力、經濟權力之外的一大獨立權力。而在中國，知識權力一向跟政治權力聯姻，從漢代的"獨尊儒術"開始。
王朔：中國的傳統中真的就沒有什麽好東西嗎？比如"四大發明"之類的。
老俠：孤立地看四大發明是好東西，但在中國文化的整體中。結構中，好的東西無法升華、成熟。指南針在中國用於測風水，但一進入西方的文化結構中，就變成了磁現象，不僅有遠洋的新大陸發現，還有法拉第等人的電磁學，一套完整的現代觀念和現代科學。
王朔：有一陣子新儒家大談東亞經濟奇跡，是由儒家思想來的，包括日本，餘英時、杜維明等人是"新儒家嗎？
老俠：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的經濟奇跡，主要的動力並不是儒家倫理，而是體製的自由主義化。香港的背後是英國，台灣。韓國。新加坡、日本的背後是美國，自由主義世界的觀念、製度、技術、教育、市場才是東亞經濟奇跡的根本政力。
像日本，"明治維新"就是在"全盤西化"的口號下完成的。二戰後的經濟起飛有賴於美援及美國的市場，日本二戰後的社會結構，政治製度發生了整體性變化，美國人給日本人寫的憲法。整體的結構根本轉變之後，日本本身的特性、儒家倫理才會發生積極的作用。餘英時、杜維明等人都是在美國完成的學術訓練，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解釋用的也是西方的方法和概念。餘英時論述中國佛、道教倫理的資本主義精神，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理論的應用而已。不過是犄角旮旯東拚西湊地找些資料，論證明清兩代的中國資本主義的出現，根本沒有說服力。餘英時無法用這種論述推翻中國古代沒有資本主義這一事實。再如杜維明，和李澤厚一起倡導中國文化拯救人類，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我們拋開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究竟能不能保證一個學者的公正不談，我們想問，享受了全部自由世界恩惠的杜維明，為什麽不回到他懷戀的中國文化中來生活？大陸不行，還有台灣和香港。
無論是海外的華裔學者，還是國內的學院派，他們的本土化、規範化用的全是西化的方法與概念。一種文化連整理自己資源的概念與方法都找不到，還奢談什麽本土化？！他們的語言也是譯文體的。維特根斯坦說，選擇什麽樣的語言，就是選擇什麽樣的思維，選擇什麽樣的思維，就是選擇什麽樣的生存方式。中國的傳統中找不到我們走向現代自由社會的理論支點，找不到方法，還有什麽資格大談文化重建？！比如北大法律係教授朱蘇力，這幾年專門談法治的本土化，說中國的鄉村有習慣法，靠宗族的權威解決糾紛。並抓住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和一個叫什麽《山杠爺》的電影，來論證他的本土化。
多可笑，《秋菊打官司》本身就是張藝謀用最寫實的手法撒的一個彌天大謊。
中國的法律的根本問題是立法精神的問題，從古至今。法等於刑。沒有立法精神的根本轉變，其他的一切問題都是細枝末節。作為法學專家，回避實質性問題，在枝節問題上搔癢，簡直就是昧良心。
王朔：我個人很早就離開了體製，當兵複原後什麽都幹過，結果幹什麽都砸，最後逼到了"碼字"上。幹別的飯碗都成問題，但"碼字"居然有了飯碗，還混了個臉熟。學院派的那些知識分子摔的是體製內的飯碗，要進入這個體製，要飯吃，而且混出點兒體麵來，比如在單位，要是不奉承，那職稱、房子就沒你的，這些壓力都是很直接的。
老俠：有人講過一個笑話。工廠裏提工資，一個鉗工因為沒給他提就罷工不幹了。他每天來上班，不上車床，在車間的眾目睽睽之下，用油石磨他的三棱刮刀，誰問他什麽，他也不說話。車間主任見了，心裏怕了，知道這人急了，怕出點什麽事，就想辦法補了個名額，給他提了。這跟那些大學教授的鑽營、撕破臉皮、急了滿校園貼小字報、對罵，沒什麽區別。老北大老清華培養了一批現代型的知識分子，後來經過思想改造和各種政治運動，他們就變得農民了，而且是狡黠的農民。愛因斯坦曾說過："我不相信，高尚的為人態度，在大學和科學院城，要比默默無聞的、沉寂的普通人所在的店鋪裏發揚得更好"
王朔：你剛才說到錢鍾書等人，提出做人的誠實問題，知識上的誠實和道德上的負責，我怎麽就感覺不到學院派知識人有這種東西。
老俠：知識上不誠實，道德上就不會負責任。普通人不誠實決沒知識分子的不誠實的危害那麽大。因為知識人宣稱"社會良知"。實際上在學術界的背後有明顯的利益動機，他們的下作和小氣是掩飾這類動機，為點兒不大的利益就撒彌天大謊。
有些人的智慧就是小聰明、小計算、小陰謀、小陷講，用個堂皇的理由，隻為了撈半根稻草。你之所以受到正統派與學術界的雙重圍剿，就一個原因，你誠實。誠實這種東西，很堅固，很有力，一句大實話足以讓幾千年的他曆史觀原型。比如魯迅，從幾千年的曆史中隻讀出兩個字：吃人。
王朔：在咱這兒，做人的誠實、知識的誠實、錢的誠實，從上到下都沒有。就是大家在一起騙來騙去，你給我拋個媚眼，我給你送個秋波，我給你挖個陷講，你給我下個絆子。
老俠：像餘秋雨是用傳統文化騙，一幫學院派用舶來品騙，他長篇大論，說來說去，就是不進入主題，費了那麽多口舌，誠實的話一句就說透了。與這些人對話也好、聊天也罷，他們之所以覺得困難，沒力量，就是他們麵對的是個誠實的人。
人的不誠實，特別是學術界知識界的不誠實，幾乎就是一種生理狀態，是福柯所說的"身體政治學"。他們自稱是"靈魂工程師"。"啟蒙者"，實際上他們的靈魂是身體的牢房，社會的陷阱。像一些經濟學界的大腕兒，趕著本土化、民族主義的潮頭，硬說西方文化是"惡"，中國文化是"善"，西方崇尚物質。機器、武力，中國崇尚人文、道德、和平，所以中國一旦遭遇西方，必然衰落。這個說辭他自己都不信，他自稱是美國製度經濟學家科斯的中國弟子，賣完了洋老師，就賣祖宗。
這種撒謊與《中國可以說不》的撒謊毫無區別。書商撒謊是為了賺錢，盛洪撒謊既賺錢又賺名。我知道一群八十年代的文人詩人，現在都做書了，與他們接觸，覺得墮落了，每天就是賺錢喝酒嫖女人，他們覺得這樣愉快幸福。墮落得真實。而那些學院派假模假式的，他們看中的不光是錢，還有人格利益，不但要混成體麵的中產階級，還要混成良知的代表什麽的。
王朔：有些人在公開場合裝裝孫子，但朋友之間的私人聊天還是酒後吐真言的。
老俠：這是一種雙重人格，像陳凱歌、樊綱、劉恒之類的"大腕兒"，一麵對中央電視台的采訪，就會像背報紙一樣慷慨陳詞，而與朋友吃飯聊天也會罵這罵那，這是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技巧，既得到公開的利益，又在私下裏，在朋友中保持人格尊嚴，讓人覺得他們還良知未混。這是一種做人上的惶恐和狡猾。中國人常說老外特傻，其實決不是智商高低的問題，而是一種做人的單純、誠實，"no"就是"no"，"yes"就是"yes"。要說小心眼、小計謀。小陷阱，誰能玩過中國人呀。
如果要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或吉尼斯大全，我們別的不行，說謊和狡猾肯定能有一號。
所以說，中國的知識界的問題就是不知道"誠實"是什麽。知識上的誠實的背後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敬畏和謙卑。
他們動不動就講大眾的無知。愚昧。麻木。這類知識分子，最大的盲點不是知識上的無知，而是做人上的人格上的無知。知識的無知對一個人的道義立場不是特別重要，一個大字不識的農民可以非常善良、誠實。但一旦在做人上無知了，就會利用知識去無恥，去瞞天過海，這個境界的頂點就是狂妄。北大一個從美國回來的博士，居然說中國的經濟學在二十一世紀，將能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經濟學。這也迎合了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潮流。心中無一絲敬畏，隻有利益與時尚，除了對肉體痛苦的恐懼外，什麽都敢幹，靈魂的無知，是最大的盲點。
王朔：知識界的這種無知也有點兒近似於我寫的那些"痞子"了，"我是流氓我怕誰！"
老俠：你的流氓起碼還有"咱也是個俗人"的自我認識，而他們卻把自己當作精神貴族來自我欣賞、自我憐愛。學院派啦、王蒙啦，說你"拒絕崇高"，讓人覺得可笑。我們何嚐有過崇高？連誠實這種最起碼的做人底線都沒有，談崇高不是太奢侈了嗎？村姑談論貴婦人還有人性的根據，騙子談論誠實或人格的高貴，就什麽也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