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中國電影的可笑在哪兒呢？就是兩頭都要顧，兩頭不是人。電影要的就是市場經濟，壓力就在這兒，也好辦。但它又是一個計劃經濟在那兒控製著。所以在電影業的運作上，它又不是真的搞電影工業，而是在搞電影作坊。所以造成現在新的有想法的青年導演哪邊都不沾，還能出點真東西。隻要你沾一頭，就必得沾另一頭，兩頭一沾就非驢非馬不是東西了。
美國隻有市場一頭，人家的作者都是天才，成了名就迅速被商業電影吸納過去，票房要求你隻能拍很類型化很完美的商業片，這也行，單純。我覺得第五代導演達到的技術水準完全可以拍出很精美的商業片，像《泰坦尼克號》那樣，這裏也可以說有藝術追求。何必那麽累呢？想追求又追求不到。你的技術很好，你又很尊重市場，你又要活下去，還不如把藝術片的偽裝扔了，把臉撕破了，就拍類型化的電影，這樣單純地幹，也可以使觀眾啊、編劇啊、影評人啊，不至於無所適從。
老俠：張藝謀拍東西大都從小說改編而來。他與謝晉是倒著來，當年謝晉從《天雲山傳奇》、《牧馬人》到《高山下的花環》、《芙蓉鎮》，哪部小說搶手他拍哪都，成了一個最了解市場行情的家庭主婦。張藝謀除了《紅高粱》是搶到了熱點小說外，其他如《菊豆》、《大紅燈籠》、《活著》、《秋菊》、《有話好好說》，他拍誰的小說誰就紅起來。這與謝導比起來，也算有本事，高一籌了。
王朔：張藝謀看小說再搞電影，真的很累，而且現在這條路不好走了，走不下去了。現在，人家小說寫的東西已不適合他看了，因為電影往商業路子走得很快，基本電影本質上和商業的東西，和那種大眾需要的東西已經很投緣了，你又何必要小說呢？小說，第一是年輕人的東西，年輕人的東西是不可捉摸的，他們沒有那個能力，他們看了年輕人的小說產生不了具體的形象的聯想。第二，小說是城市的，寫農村小說也大都是城市裏人讀。就是說他張藝謀在城市裏找不到機位，城市裏的東西他覺得都差不多，都不好看，都不能拍電影。他拍城市成，不知道這場戲該從哪兒入手，這個人物應該什麽樣的，他都不知道，這種產生不了意象地看小說，你讓他怎麽拍？根本就是任何一種形象的東西都不能產生，怎麽可能再看小說拍片子呢？
老俠：所以張藝謀幾乎從不碰城市，從開始拍片，就和土塊子高粱地打交道。
王朔：那我覺得，他們假裝也這麽多年了，應該回到他們的本來麵目，老老實實地拍一種規定的東西，市場的規定也好，主旋律的規定也好。因為這種規定的東西不妨礙他們談論真善美，真善美是可以通過模式化的東西轉換出來的。隻有其他的，例如悲觀的、絕望的、黑暗的……才是各式各樣的，那個東西是需要特別的感悟，特別的拍攝手法。而他們的作品要感人，讓觀眾掉淚，這太簡單了，電視劇就在做這個。我硬弄個模式，大家不承認這個模式就會做得很累，就會出現很多誤會。
其實大家就是一個目的，說到底沒什麽區別。那就不要假模假式地掩飾這個目的了。
那樣就會做得不規範，故事本身講得不模式化，這就讓人置疑你導演個人是不是還有另一種追求？沒有啊。那何必讓我覺得可疑呢？做出鬼鬼祟祟的樣子。
老俠：其實，就像馮小剛那樣拍賀歲片，是大眾的商業的路子，就完了。本來骨子裏要的就是這個，卻非要弄出高遠的藝術追求的樣子，這就太累了。也許，你從根上就偽善，你也就不覺其累了。
王朔：中國導演最大的敵人是他們自己，中國人的藝術追求呀什麽的，害了很多人。他們心裏不如意，就總要扭捏做態。馮小剛將來毀就毀在這裏。你看他，自己想從賀歲片向藝術片轉，一定要在電影節成功，這很可能是他的"壞"的開始，好好的一碗飯你不吃，也想學著去那裏玩追求。
老俠：這些成了腕兒的導演中，說不定將來就能出個電影局局長什麽的，憑這種電影圈中的摸爬滾打練就的老奸巨猾，當一個有專業權威又謙和平易近人的握有生殺大權的官，真不是什麽難事。
王朔：誰上了這個台階誰就完了。別人就會盯住他，不做這個，做那個，不通過這個，通過那個，導演們可憐，他們更可憐。
老俠：這些導演怎麽啦？那種高調唱得就跟古代的聖人們差不多了。什麽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妻子也好，孩子也好，為了自己那點名聲拋妻棄子，後來的意識形態不斷地一直強化，強化，把這個東西強化到極點。他們個人能達到極端的完美，完美到極端的自私，甚至連親人或周圍的所有人都是他自我完美的工具。其實骨子裏是一富貴就淫，一貧賤就移，一威武就屈。
王朔：有一個說法我特別受不了。他們拍《紅高粱》的時候就講過，是莫言講的，什麽咱們的祖上曾經有些英勇豪邁，現在都挺窩囊。拍《刺秦》的時候陳凱歌仍然講這個話，曆史上中國有過這樣的誌士仁人，現在沒了。拍這些東西是想告訴大眾：過去中國人不是現在這副窩囊樣子，曾經是很牛逼。
老俠：不用他們講什麽曆史上曾經有過，就講講咱漢民族的曆次對外戰爭史，蒙古族那麽幾個人，騎著小矮馬，咣當一下就把中原給占了，把人分為若幹等，漢人在最底層。滿族也沒幾個人，也騎著小矮馬，過了山海關就橫掃中原，讓你們留起大辮子。但漢族人也挺幽默的，現在都把這些異族侵略者作為自己的民族英雄，魯迅早說過這種幽默的下作，餘秋雨還要專門寫康熙大帝如何文治武功，射了多少隻虎什麽的，在皇家園林中射虎，射早就準備讓皇家開心的虎。再說日本人，中國那麽大的地方，日本人哪能占過來，但他就是占了。怎麽占的，一個日本兵騎著一匹馬槍上挑著太陽旗，一個人就占一個村，一個鎮。一占了，馬上就有大群的偽軍，接著就是他政權出現……在我的讀史經驗裏，中國人殺起自己人來，卻總有勝利者。
農民起義、剿匪、剿叛軍，打內戰，死人無數。秦朝的大將白起，一次活埋俘虜就埋了四十多萬，那時候打仗才有幾個人啊。也就仗著咱中國人多，多如草芥呀。
美國隻有市場一頭，人家的作者都是天才，成了名就迅速被商業電影吸納過去，票房要求你隻能拍很類型化很完美的商業片，這也行，單純。我覺得第五代導演達到的技術水準完全可以拍出很精美的商業片，像《泰坦尼克號》那樣，這裏也可以說有藝術追求。何必那麽累呢？想追求又追求不到。你的技術很好，你又很尊重市場，你又要活下去，還不如把藝術片的偽裝扔了，把臉撕破了，就拍類型化的電影，這樣單純地幹，也可以使觀眾啊、編劇啊、影評人啊，不至於無所適從。
老俠：張藝謀拍東西大都從小說改編而來。他與謝晉是倒著來，當年謝晉從《天雲山傳奇》、《牧馬人》到《高山下的花環》、《芙蓉鎮》，哪部小說搶手他拍哪都，成了一個最了解市場行情的家庭主婦。張藝謀除了《紅高粱》是搶到了熱點小說外，其他如《菊豆》、《大紅燈籠》、《活著》、《秋菊》、《有話好好說》，他拍誰的小說誰就紅起來。這與謝導比起來，也算有本事，高一籌了。
王朔：張藝謀看小說再搞電影，真的很累，而且現在這條路不好走了，走不下去了。現在，人家小說寫的東西已不適合他看了，因為電影往商業路子走得很快，基本電影本質上和商業的東西，和那種大眾需要的東西已經很投緣了，你又何必要小說呢？小說，第一是年輕人的東西，年輕人的東西是不可捉摸的，他們沒有那個能力，他們看了年輕人的小說產生不了具體的形象的聯想。第二，小說是城市的，寫農村小說也大都是城市裏人讀。就是說他張藝謀在城市裏找不到機位，城市裏的東西他覺得都差不多，都不好看，都不能拍電影。他拍城市成，不知道這場戲該從哪兒入手，這個人物應該什麽樣的，他都不知道，這種產生不了意象地看小說，你讓他怎麽拍？根本就是任何一種形象的東西都不能產生，怎麽可能再看小說拍片子呢？
老俠：所以張藝謀幾乎從不碰城市，從開始拍片，就和土塊子高粱地打交道。
王朔：那我覺得，他們假裝也這麽多年了，應該回到他們的本來麵目，老老實實地拍一種規定的東西，市場的規定也好，主旋律的規定也好。因為這種規定的東西不妨礙他們談論真善美，真善美是可以通過模式化的東西轉換出來的。隻有其他的，例如悲觀的、絕望的、黑暗的……才是各式各樣的，那個東西是需要特別的感悟，特別的拍攝手法。而他們的作品要感人，讓觀眾掉淚，這太簡單了，電視劇就在做這個。我硬弄個模式，大家不承認這個模式就會做得很累，就會出現很多誤會。
其實大家就是一個目的，說到底沒什麽區別。那就不要假模假式地掩飾這個目的了。
那樣就會做得不規範，故事本身講得不模式化，這就讓人置疑你導演個人是不是還有另一種追求？沒有啊。那何必讓我覺得可疑呢？做出鬼鬼祟祟的樣子。
老俠：其實，就像馮小剛那樣拍賀歲片，是大眾的商業的路子，就完了。本來骨子裏要的就是這個，卻非要弄出高遠的藝術追求的樣子，這就太累了。也許，你從根上就偽善，你也就不覺其累了。
王朔：中國導演最大的敵人是他們自己，中國人的藝術追求呀什麽的，害了很多人。他們心裏不如意，就總要扭捏做態。馮小剛將來毀就毀在這裏。你看他，自己想從賀歲片向藝術片轉，一定要在電影節成功，這很可能是他的"壞"的開始，好好的一碗飯你不吃，也想學著去那裏玩追求。
老俠：這些成了腕兒的導演中，說不定將來就能出個電影局局長什麽的，憑這種電影圈中的摸爬滾打練就的老奸巨猾，當一個有專業權威又謙和平易近人的握有生殺大權的官，真不是什麽難事。
王朔：誰上了這個台階誰就完了。別人就會盯住他，不做這個，做那個，不通過這個，通過那個，導演們可憐，他們更可憐。
老俠：這些導演怎麽啦？那種高調唱得就跟古代的聖人們差不多了。什麽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妻子也好，孩子也好，為了自己那點名聲拋妻棄子，後來的意識形態不斷地一直強化，強化，把這個東西強化到極點。他們個人能達到極端的完美，完美到極端的自私，甚至連親人或周圍的所有人都是他自我完美的工具。其實骨子裏是一富貴就淫，一貧賤就移，一威武就屈。
王朔：有一個說法我特別受不了。他們拍《紅高粱》的時候就講過，是莫言講的，什麽咱們的祖上曾經有些英勇豪邁，現在都挺窩囊。拍《刺秦》的時候陳凱歌仍然講這個話，曆史上中國有過這樣的誌士仁人，現在沒了。拍這些東西是想告訴大眾：過去中國人不是現在這副窩囊樣子，曾經是很牛逼。
老俠：不用他們講什麽曆史上曾經有過，就講講咱漢民族的曆次對外戰爭史，蒙古族那麽幾個人，騎著小矮馬，咣當一下就把中原給占了，把人分為若幹等，漢人在最底層。滿族也沒幾個人，也騎著小矮馬，過了山海關就橫掃中原，讓你們留起大辮子。但漢族人也挺幽默的，現在都把這些異族侵略者作為自己的民族英雄，魯迅早說過這種幽默的下作，餘秋雨還要專門寫康熙大帝如何文治武功，射了多少隻虎什麽的，在皇家園林中射虎，射早就準備讓皇家開心的虎。再說日本人，中國那麽大的地方，日本人哪能占過來，但他就是占了。怎麽占的，一個日本兵騎著一匹馬槍上挑著太陽旗，一個人就占一個村，一個鎮。一占了，馬上就有大群的偽軍，接著就是他政權出現……在我的讀史經驗裏，中國人殺起自己人來，卻總有勝利者。
農民起義、剿匪、剿叛軍，打內戰，死人無數。秦朝的大將白起，一次活埋俘虜就埋了四十多萬，那時候打仗才有幾個人啊。也就仗著咱中國人多，多如草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