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搬到那兒才知道薑文也住在那兒，馬路對麵。
1992年《動物凶猛》發表，我送了一本《收獲》給薑文看。當時他正在爭奪《紅粉》，我在他家見到蘇童。有兩個導演說，不知道《動物凶猛》怎麽拍成電影。有一個導演說，薑文拍不了這個東西。
記不太清在這之前還是在這之後，在劉曉慶家裏見到文雋。薑文說這是個不錯的香港人。他們正在合作拍《龍騰中國》。文雋是製片人。
在我家或他家經常談起《動物凶猛》這小說。薑文東問西問，打聽這小說的背景、原型，為什麽一定要這麽處理某些事件。我拒絕做編劇。我剛剛寫完大量小說和電視劇本，寫作能力陷於癱瘓。尤其痛恨給有追求的導演做編劇，慘痛經曆不堪回首。我無法幫助薑文把小說變為一個電影的思路，那些東西隻能產生於他的頭腦。
到今天我都認為電影導演應該自己寫劇本。你要拍什麽，怎麽拍，自己先搞清楚，犯不著照死了折磨編劇，在編劇的屍體上提高自己。
接著他去美國拍《北京人在紐約》。次年回來要拍《我是你爸爸》。
在美國他打回幾個電話，流露出要放棄拍《我是你爸爸》的意思。
1993年他從美國回來，開始寫劇本，名字改為《陽光燦爛的日子》，非常印象的感覺。我去重慶飯店看他，已經有了劇組人員，製片主任、劇務什麽的。房間裏貼滿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紅衛兵們的照片。有一麵牆貼的都是美麗少女和酷似薑文的半大小子的照片。
文雋從港台兩地籌集了一些錢，國內一家公司出了一筆錢，三等分，湊成不大不小的投資規模。
劇本寫了幾個月，拿出來時比小說還長，大概七萬多字。我學習了一下，知道電影劇本怎麽寫了。可歎我混了這麽些年，確實有些時候是欺世盜名。
開了個座談會，談了些什麽意見忘記了。
夏雨已經定了。還集中了一些渾小子。讓他們穿上軍裝，住進部隊營房，與世隔絕每天看西哈努克訪問中國，聽毛主席語錄、詩詞歌。蘇雷給他們講了傳統。
副導演們每天都去各中學、各部隊大院找演員，普遍反映找不到印象中的男孩子女孩子。包括已經進組的孩子都覺得也不知哪兒有點不對。我印象中那時候我們都很漂亮、純潔、健康。一個朋友還保存著一些那時候的照片，黑白的，135相機拍的，很小的那種。看了照片才發現印象錯誤，那時我們都不漂亮，又黑又瘦，眼神黯淡、偏執，如果算不上愚昧的話。我以為我們純潔，其實何曾純潔？所以找不著印象中的我們。現在城市中的孩子已沒有那種眼神，不複存在那種勁頭。那是農村少年的形象。盡管如此，我還是認定印象中的女孩子是真實的。其他人也這麽認為。似乎現在的街頭還能時而看到那樣的清純少女的身影一閃即過，所謂驚鴻一瞥。可是找來的一群，細細一看，又都不是。似乎那少女隻在朦朧間是清晰的，努力去看，化膿化水化為俗物。可見此物難尋、珍稀，也許隻是我們心靈的一個投影。
開機那天，按香港習俗，供了冷豬頭、瓜果梨桃什麽的，放了很多鞭炮，硝煙彌漫。
那以後北京便禁放煙花爆竹。女演員仍未定，拜四方時三個姐兒都上去一字排開。有這等胸襟，我是自愧不如。
最後定了寧靜。
之後他們拍戲，我混日子。馮小剛拍“老師”那場戲時我去101中學看熱鬧。一遍又一遍，薑文、顧長衛拍得認真，我在一旁看得無聊。
因為無聊，我開始戒煙，腦子裏隻有一個念頭：抽還是不抽！
因為虛榮，我答應在戲中扮演一個角色。去盧溝橋拍第一場戲時我就開始後悔，大冬天北風呼嘯拍夏天的戲。凍得我又流鼻涕又躥稀，斯文掃地。
自行車是附近工廠工人們的。工會主席趁工人們在上班，讓劇組用大卡車偷偷拉走。
拍完戲我坐在薑文和製片主任二勇的車上在河灘曠野上疾駛，遠遠隻見一個漢子揚著手跑過來追車，可憐地扒著車窗往裏看跟著車跑。他就是工會主席。拍戲用的幾百輛自行車被砸壞不少，有的甚至被大卸八塊，他沒法向下班的工人們交代。
第二場戲是在“莫斯科餐廳”。我有一句台詞。開拍前我緊張得煙癮大發，一個月的戒煙成果毀於一旦。喝了一整瓶幹白葡萄酒一點感覺都沒有。
我差不多被那群武警軍官扔了整整一夜，不斷地拋上天空，又掉下來。最後所有人都筋疲力盡了，有一次我掉下來，百十號人居然沒有一個人伸手接一下。幸虧在落地前有個善人伸出一隻腳，我掉在他腳上才幸免於難。在空中我無數次地問，問自己：你這是何苦呢？有意思嗎？難道就不能安於當個觀眾看電影嗎？
第二天清晨從“老莫”出來，我知道我的明星夢破滅了。
又過了很長時間，聽說劇組資金出了問題，文雋找不著了，戲還在拍。二勇到處賒賬，一些他們拍過戲的景點，再有攝製組去一律不接待。再後來聽說薑文拿出自己的錢應付攝製組開支。
年底，在北京飯店的一個飯局上見到薑文，沒精打采的樣子。大家都問戲什麽時候拍完。一個演員開玩笑說聽說片子改名叫《大約在冬季》。薑文差點急了。
又一次見到薑文，他說前兩天剛喝醉了一次，現在還難受。
1994年，片子停機了。文雋沒來結賬。那幾天二勇最盼望想見的人就是文雋，他把剩下的錢都用來給文雋打電報了。有人帶來文雋的消息，他在香港演三級片掙錢呢。
片子後期做到一半一分錢也沒了。
薑文到處找新投資人，我跟著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大款。
這時，讓·路易和王薇來北京籌拍《搖啊搖，搖到外婆橋》。讓·路易看了雙片，以法國人的作風給薑文寫了洋洋七張紙的觀後感，盛讚。他以取得該片德國版權為條件，安排薑文去德國做後期。
九月，片子去了威尼斯。一天夜裏，我的呼機響了，上麵打出一行字，於是我知道片子得了最佳男演員獎。
1995年片子在上海首映。鮮花、五星酒店、新聞發布會。我以演員的身份參加了上述活動。
接著是北京、天津。
《陽光燦爛的日子》取得了1995年國產影片最好的票房紀錄。
這一切最後以“陽光燦爛”影視公司成立而告結束。
1992年《動物凶猛》發表，我送了一本《收獲》給薑文看。當時他正在爭奪《紅粉》，我在他家見到蘇童。有兩個導演說，不知道《動物凶猛》怎麽拍成電影。有一個導演說，薑文拍不了這個東西。
記不太清在這之前還是在這之後，在劉曉慶家裏見到文雋。薑文說這是個不錯的香港人。他們正在合作拍《龍騰中國》。文雋是製片人。
在我家或他家經常談起《動物凶猛》這小說。薑文東問西問，打聽這小說的背景、原型，為什麽一定要這麽處理某些事件。我拒絕做編劇。我剛剛寫完大量小說和電視劇本，寫作能力陷於癱瘓。尤其痛恨給有追求的導演做編劇，慘痛經曆不堪回首。我無法幫助薑文把小說變為一個電影的思路，那些東西隻能產生於他的頭腦。
到今天我都認為電影導演應該自己寫劇本。你要拍什麽，怎麽拍，自己先搞清楚，犯不著照死了折磨編劇，在編劇的屍體上提高自己。
接著他去美國拍《北京人在紐約》。次年回來要拍《我是你爸爸》。
在美國他打回幾個電話，流露出要放棄拍《我是你爸爸》的意思。
1993年他從美國回來，開始寫劇本，名字改為《陽光燦爛的日子》，非常印象的感覺。我去重慶飯店看他，已經有了劇組人員，製片主任、劇務什麽的。房間裏貼滿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紅衛兵們的照片。有一麵牆貼的都是美麗少女和酷似薑文的半大小子的照片。
文雋從港台兩地籌集了一些錢，國內一家公司出了一筆錢，三等分，湊成不大不小的投資規模。
劇本寫了幾個月，拿出來時比小說還長，大概七萬多字。我學習了一下，知道電影劇本怎麽寫了。可歎我混了這麽些年，確實有些時候是欺世盜名。
開了個座談會，談了些什麽意見忘記了。
夏雨已經定了。還集中了一些渾小子。讓他們穿上軍裝，住進部隊營房，與世隔絕每天看西哈努克訪問中國，聽毛主席語錄、詩詞歌。蘇雷給他們講了傳統。
副導演們每天都去各中學、各部隊大院找演員，普遍反映找不到印象中的男孩子女孩子。包括已經進組的孩子都覺得也不知哪兒有點不對。我印象中那時候我們都很漂亮、純潔、健康。一個朋友還保存著一些那時候的照片，黑白的，135相機拍的，很小的那種。看了照片才發現印象錯誤，那時我們都不漂亮，又黑又瘦，眼神黯淡、偏執，如果算不上愚昧的話。我以為我們純潔，其實何曾純潔？所以找不著印象中的我們。現在城市中的孩子已沒有那種眼神，不複存在那種勁頭。那是農村少年的形象。盡管如此，我還是認定印象中的女孩子是真實的。其他人也這麽認為。似乎現在的街頭還能時而看到那樣的清純少女的身影一閃即過，所謂驚鴻一瞥。可是找來的一群，細細一看，又都不是。似乎那少女隻在朦朧間是清晰的，努力去看，化膿化水化為俗物。可見此物難尋、珍稀，也許隻是我們心靈的一個投影。
開機那天，按香港習俗，供了冷豬頭、瓜果梨桃什麽的，放了很多鞭炮，硝煙彌漫。
那以後北京便禁放煙花爆竹。女演員仍未定，拜四方時三個姐兒都上去一字排開。有這等胸襟，我是自愧不如。
最後定了寧靜。
之後他們拍戲，我混日子。馮小剛拍“老師”那場戲時我去101中學看熱鬧。一遍又一遍，薑文、顧長衛拍得認真，我在一旁看得無聊。
因為無聊，我開始戒煙，腦子裏隻有一個念頭：抽還是不抽！
因為虛榮，我答應在戲中扮演一個角色。去盧溝橋拍第一場戲時我就開始後悔，大冬天北風呼嘯拍夏天的戲。凍得我又流鼻涕又躥稀，斯文掃地。
自行車是附近工廠工人們的。工會主席趁工人們在上班，讓劇組用大卡車偷偷拉走。
拍完戲我坐在薑文和製片主任二勇的車上在河灘曠野上疾駛，遠遠隻見一個漢子揚著手跑過來追車，可憐地扒著車窗往裏看跟著車跑。他就是工會主席。拍戲用的幾百輛自行車被砸壞不少，有的甚至被大卸八塊，他沒法向下班的工人們交代。
第二場戲是在“莫斯科餐廳”。我有一句台詞。開拍前我緊張得煙癮大發，一個月的戒煙成果毀於一旦。喝了一整瓶幹白葡萄酒一點感覺都沒有。
我差不多被那群武警軍官扔了整整一夜，不斷地拋上天空，又掉下來。最後所有人都筋疲力盡了，有一次我掉下來，百十號人居然沒有一個人伸手接一下。幸虧在落地前有個善人伸出一隻腳，我掉在他腳上才幸免於難。在空中我無數次地問，問自己：你這是何苦呢？有意思嗎？難道就不能安於當個觀眾看電影嗎？
第二天清晨從“老莫”出來，我知道我的明星夢破滅了。
又過了很長時間，聽說劇組資金出了問題，文雋找不著了，戲還在拍。二勇到處賒賬，一些他們拍過戲的景點，再有攝製組去一律不接待。再後來聽說薑文拿出自己的錢應付攝製組開支。
年底，在北京飯店的一個飯局上見到薑文，沒精打采的樣子。大家都問戲什麽時候拍完。一個演員開玩笑說聽說片子改名叫《大約在冬季》。薑文差點急了。
又一次見到薑文，他說前兩天剛喝醉了一次，現在還難受。
1994年，片子停機了。文雋沒來結賬。那幾天二勇最盼望想見的人就是文雋，他把剩下的錢都用來給文雋打電報了。有人帶來文雋的消息，他在香港演三級片掙錢呢。
片子後期做到一半一分錢也沒了。
薑文到處找新投資人，我跟著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大款。
這時，讓·路易和王薇來北京籌拍《搖啊搖，搖到外婆橋》。讓·路易看了雙片，以法國人的作風給薑文寫了洋洋七張紙的觀後感，盛讚。他以取得該片德國版權為條件，安排薑文去德國做後期。
九月，片子去了威尼斯。一天夜裏，我的呼機響了，上麵打出一行字，於是我知道片子得了最佳男演員獎。
1995年片子在上海首映。鮮花、五星酒店、新聞發布會。我以演員的身份參加了上述活動。
接著是北京、天津。
《陽光燦爛的日子》取得了1995年國產影片最好的票房紀錄。
這一切最後以“陽光燦爛”影視公司成立而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