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搬到那兒才知道薑文也住在那兒,馬路對麵。


    1992年《動物凶猛》發表,我送了一本《收獲》給薑文看。當時他正在爭奪《紅粉》,我在他家見到蘇童。有兩個導演說,不知道《動物凶猛》怎麽拍成電影。有一個導演說,薑文拍不了這個東西。


    記不太清在這之前還是在這之後,在劉曉慶家裏見到文雋。薑文說這是個不錯的香港人。他們正在合作拍《龍騰中國》。文雋是製片人。


    在我家或他家經常談起《動物凶猛》這小說。薑文東問西問,打聽這小說的背景、原型,為什麽一定要這麽處理某些事件。我拒絕做編劇。我剛剛寫完大量小說和電視劇本,寫作能力陷於癱瘓。尤其痛恨給有追求的導演做編劇,慘痛經曆不堪回首。我無法幫助薑文把小說變為一個電影的思路,那些東西隻能產生於他的頭腦。


    到今天我都認為電影導演應該自己寫劇本。你要拍什麽,怎麽拍,自己先搞清楚,犯不著照死了折磨編劇,在編劇的屍體上提高自己。


    接著他去美國拍《北京人在紐約》。次年回來要拍《我是你爸爸》。


    在美國他打回幾個電話,流露出要放棄拍《我是你爸爸》的意思。


    1993年他從美國回來,開始寫劇本,名字改為《陽光燦爛的日子》,非常印象的感覺。我去重慶飯店看他,已經有了劇組人員,製片主任、劇務什麽的。房間裏貼滿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紅衛兵們的照片。有一麵牆貼的都是美麗少女和酷似薑文的半大小子的照片。


    文雋從港台兩地籌集了一些錢,國內一家公司出了一筆錢,三等分,湊成不大不小的投資規模。


    劇本寫了幾個月,拿出來時比小說還長,大概七萬多字。我學習了一下,知道電影劇本怎麽寫了。可歎我混了這麽些年,確實有些時候是欺世盜名。


    開了個座談會,談了些什麽意見忘記了。


    夏雨已經定了。還集中了一些渾小子。讓他們穿上軍裝,住進部隊營房,與世隔絕每天看西哈努克訪問中國,聽毛主席語錄、詩詞歌。蘇雷給他們講了傳統。


    副導演們每天都去各中學、各部隊大院找演員,普遍反映找不到印象中的男孩子女孩子。包括已經進組的孩子都覺得也不知哪兒有點不對。我印象中那時候我們都很漂亮、純潔、健康。一個朋友還保存著一些那時候的照片,黑白的,135相機拍的,很小的那種。看了照片才發現印象錯誤,那時我們都不漂亮,又黑又瘦,眼神黯淡、偏執,如果算不上愚昧的話。我以為我們純潔,其實何曾純潔?所以找不著印象中的我們。現在城市中的孩子已沒有那種眼神,不複存在那種勁頭。那是農村少年的形象。盡管如此,我還是認定印象中的女孩子是真實的。其他人也這麽認為。似乎現在的街頭還能時而看到那樣的清純少女的身影一閃即過,所謂驚鴻一瞥。可是找來的一群,細細一看,又都不是。似乎那少女隻在朦朧間是清晰的,努力去看,化膿化水化為俗物。可見此物難尋、珍稀,也許隻是我們心靈的一個投影。


    開機那天,按香港習俗,供了冷豬頭、瓜果梨桃什麽的,放了很多鞭炮,硝煙彌漫。


    那以後北京便禁放煙花爆竹。女演員仍未定,拜四方時三個姐兒都上去一字排開。有這等胸襟,我是自愧不如。


    最後定了寧靜。


    之後他們拍戲,我混日子。馮小剛拍“老師”那場戲時我去101中學看熱鬧。一遍又一遍,薑文、顧長衛拍得認真,我在一旁看得無聊。


    因為無聊,我開始戒煙,腦子裏隻有一個念頭:抽還是不抽!


    因為虛榮,我答應在戲中扮演一個角色。去盧溝橋拍第一場戲時我就開始後悔,大冬天北風呼嘯拍夏天的戲。凍得我又流鼻涕又躥稀,斯文掃地。


    自行車是附近工廠工人們的。工會主席趁工人們在上班,讓劇組用大卡車偷偷拉走。


    拍完戲我坐在薑文和製片主任二勇的車上在河灘曠野上疾駛,遠遠隻見一個漢子揚著手跑過來追車,可憐地扒著車窗往裏看跟著車跑。他就是工會主席。拍戲用的幾百輛自行車被砸壞不少,有的甚至被大卸八塊,他沒法向下班的工人們交代。


    第二場戲是在“莫斯科餐廳”。我有一句台詞。開拍前我緊張得煙癮大發,一個月的戒煙成果毀於一旦。喝了一整瓶幹白葡萄酒一點感覺都沒有。


    我差不多被那群武警軍官扔了整整一夜,不斷地拋上天空,又掉下來。最後所有人都筋疲力盡了,有一次我掉下來,百十號人居然沒有一個人伸手接一下。幸虧在落地前有個善人伸出一隻腳,我掉在他腳上才幸免於難。在空中我無數次地問,問自己:你這是何苦呢?有意思嗎?難道就不能安於當個觀眾看電影嗎?


    第二天清晨從“老莫”出來,我知道我的明星夢破滅了。


    又過了很長時間,聽說劇組資金出了問題,文雋找不著了,戲還在拍。二勇到處賒賬,一些他們拍過戲的景點,再有攝製組去一律不接待。再後來聽說薑文拿出自己的錢應付攝製組開支。


    年底,在北京飯店的一個飯局上見到薑文,沒精打采的樣子。大家都問戲什麽時候拍完。一個演員開玩笑說聽說片子改名叫《大約在冬季》。薑文差點急了。


    又一次見到薑文,他說前兩天剛喝醉了一次,現在還難受。


    1994年,片子停機了。文雋沒來結賬。那幾天二勇最盼望想見的人就是文雋,他把剩下的錢都用來給文雋打電報了。有人帶來文雋的消息,他在香港演三級片掙錢呢。


    片子後期做到一半一分錢也沒了。


    薑文到處找新投資人,我跟著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大款。


    這時,讓·路易和王薇來北京籌拍《搖啊搖,搖到外婆橋》。讓·路易看了雙片,以法國人的作風給薑文寫了洋洋七張紙的觀後感,盛讚。他以取得該片德國版權為條件,安排薑文去德國做後期。


    九月,片子去了威尼斯。一天夜裏,我的呼機響了,上麵打出一行字,於是我知道片子得了最佳男演員獎。


    1995年片子在上海首映。鮮花、五星酒店、新聞發布會。我以演員的身份參加了上述活動。


    接著是北京、天津。


    《陽光燦爛的日子》取得了1995年國產影片最好的票房紀錄。


    這一切最後以“陽光燦爛”影視公司成立而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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