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後，金珍重新回到課堂上，當然不是斯坦福大學的課堂，也不是普林斯頓，而是n大學。這就是說，當金珍把謄寫清楚的信連同幾篇硝煙滾滾的報道丟進郵箱時，等於是把他可能有的另一種前程丟進了曆史的深淵裏。用容先生的話說，有些信是記錄曆史的，有些信是改變曆史的，這是一封改變一個人曆史的信。
【容先生訪談實錄】
珍弟複學前，父親對他是回原年級還是降一級學的事情跟我商量過，我想雖然都知道珍弟成績很好，但畢竟已輟學三個學期，加上大病初愈，人還經不起重負，怕一下回去上大三的課對他有壓力，所以我建議還是降一級的好。最後決定不降級，回原班級學，是珍弟自己要求的，我至今還記得當時他說的一句話。他說：
“我生病是上帝在幫我逃避教科書，擔心我變成它們的俘虜，失去了鑽研精神，以後什麽事都幹不了了。”
有意思吧，簡直有點狂是不？
其實，以前珍弟對自己一向是比較低看的，一場大病似乎是改變了他。不過，真正改變他的是書籍，大量的課外書籍。他在家養病期間，幾乎把我和父親的藏書都看了，少說是都摸了。他看書很快，也很怪，有些書他拿在手上翻幾頁就丟掉了，有人因此說他是用鼻子看書的，一度還有人喊他叫聞書先生。這肯定是誇張的說法，但他看書確實很快，大部分書在他手上都不會過夜的。看書快是和看書多聯係在一起的，看的多了，見多識廣了，也就快了。再說他看多了課外書，對教科書上的東西簡直沒興趣，所以經常逃課，連我的課都敢逃。複學後第一學期期末，他曠課率之高跟他的成績一樣令人矚目，全年級第一，是遙遙領先的第一。還有一個遙遙領先的是他在圖書館的借書量，一學期借書達200多冊，內容涉及哲學、文學、經濟、藝術、軍事，反正五花八門的，什麽書都有。就這樣，暑假時，父親帶他到閣樓上，打開儲物間，指著希伊斯留下的兩箱書，說：
“這不是教科書，是希伊斯留下的，以後沒事你看吧，就怕你看不懂。”
過了一個學期，到第二年三四月間，同學們都開始忙做畢業論文的事。這時，係裏幾位教珍弟專業主課的老師都跟我談起，說珍弟做的畢業論文的選題有些問題，希望我出麵做做他工作，讓他換個選題，否則他們是無法做他論文的指導老師的。我問是什麽問題，他們說是政治問題。
原來珍弟確定的論文選題內容是建立在世界著名數學家格·偉納科的數字雙向理論基礎上的，從選題學術性上講，可以說是對數字雙向理論的模擬證明。而偉納科當時是科學界出名的反共分子，據說他門前貼有一張紙條，上麵寫著：親隨共產主義者不得入內。他還在硝煙彌漫的朝鮮戰場上，慷慨激昂地激勵美軍士兵打過鴨綠江。雖然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也沒有主義之分，但偉納科個人強烈的反共色彩給他的學術理論也籠罩上一層森嚴的政治陰影，當時以蘇聯為首的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對他的理論一般不予承認，不提，提了也都是站在批判的立場上的。現在珍弟想證明他的理論，顯然是逆潮流而行，太敏感，有政治風險。
然而，父親不知是犯了知識分子的毛病，還是被珍弟列在提綱裏的想法迷惑了，在大家都退而避之並希望他出麵勸說珍弟改換選題的情況下，他非但不勸說，反而主動請纓，親自當起珍弟論文的指導教師，鼓勵他把選題做出來。
珍弟確定的選題是：《常數π之清晰與模糊的界線》，已完全不是本科學業內的選題，也許作為碩士論文的選題還差不多。毫無疑問，他這是從閣樓上的那些書裏找來的選題——（未完待續）
論文第一稿出來後，小黎黎的熱情更加高漲，他完全被金珍敏銳、漂亮而且符合邏輯的思維迷住了，隻是有些證明他覺得過於複雜，需要作修改。修改主要是刪繁就簡，把有些無須證明的證明刪了，對有些初級因而不免顯得繁複的證明，盡量改用比較高級又直接的證明手段，那已經遠遠不是本科學業範圍內的知識了。論文第一稿落成的文字有兩萬多，幾經修改後，定稿時為一萬多字，後來發表在《人民數學》雜誌上，在國內數學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不過，似乎沒人相信這是金珍一個人獨立完成的，因為經過幾次修改後，論文的檔次再三被拔高，於是就越來越不像一篇本科生的畢業論文，而更像一篇閃爍著創立精神的學術論文。
總的說，金珍論文的優點和缺點都顯得很明顯，優點是它從圓周率出發，巧妙地應用偉納科的數字雙向理論，將人造大腦必將麵臨的困難和結症進行了純數學的論述，感覺是有點把看不見的風抓住似的奇妙；缺點是文章的起點是一個假設，即圓周率為一個常數，所有驚人的猜想和求證都是在這個假設的前提下完成的，所以難免有空中樓閣的感覺。從某種意義上說，你要讓樓閣落地，承認文章的學術價值，首先必須你堅信圓周率是一個常數。關於圓周率的常數問題，雖然早有科學家提出過，但迄今尚未有人證明它。現在數學界至少有一半人堅信圓周率是個常數，但在確鑿的證明或證據尚未擁有的情況下，相信也隻能是自我相信而已，不能要求他人相信，就像牛頓在發現樹上的蘋果自由落地之前，任何人都可以懷疑地球有引力一樣。
當然，如果你懷疑圓周率是個常數，那麽金珍的文章可以說一文不值，因為這是它建築的地基。反過來，如果你相信圓周率是個常數，那你也許會驚歎他竟在如此蠻夷之地拔起一座大廈，感覺是用鐵捏了朵花似的。金珍在文章中指出：人的大腦在數學意義上說就是一個圓周率，是一個具有無窮小數的、深不見底的數字。在此基礎上，他通過偉納科的數字雙向理論，較好地闡述了關於研製人造大腦的結症——人大腦擁有的模糊意識。模糊就是不清晰，就是無法全知，也就是無法再造。所以，他提出，在現有程式下，人腦難有徹底再造的樂觀前程，隻能是盡量接近而已。
應該說，學術界持相似觀點的不乏其人，包括現在。可以說，他的結論並不新奇，他的誘人之處在於，他通過對圓周率的大膽假設和對數字雙向理論的巧妙運用，對這一觀點進行了純數學方式的求證和闡明，他尋求的意義也就是想對人們證實這一說法，隻是他引用的材料（房子的地基）又是未經證實的。
換句話說，如果有一天誰證明圓周率確鑿是個常數，那他的意義才能凸現出來。但這一天至今還沒有到來，所以，嚴格地講，他的工作可以說是毫無意義的，惟一的意義就是向人們展示了他個人的才情和膽識。但是由於小黎黎的關係，外人對這篇文章是不是由他個人獨立完成都難以相信，更不要說相信他什麽才識了。所以，事實上，這篇文章並沒有給金珍帶來任何好處，也沒有改變他什麽，倒是小黎黎因此改變了自己晚年的生活——
【容先生訪談實錄】
論文絕對是珍弟獨立完成的。父親曾跟我說，除了給珍弟提供過一些建議和參考書，再就是在論文前的引言是他擬定的外，別的任何工作他都沒有做，都是珍弟一個人做的。那段引言我至今還記得，是這樣寫的：
對付魔鬼的最好辦法，是讓我們挑戰魔鬼，讓魔鬼看到我們的力量。偉納科是科學聖殿中的魔鬼，長期以來作威作福，遺害甚深，亟待我們來清算他。這是一篇清算偉納科謬論的檄文，聲音雖然模糊了些，但可拋磚引玉。
這在當時可以說是給論文畫了一個化險的符，也等於給它簽發了一本問世的通行證。
論文發表後不久，父親上了一趟北京。沒有人知道他此行京城有何秘密的目的，他突然地走，走前也沒跟任何人說明去幹什麽，隻是到一個多月後，上頭的人帶著三項出人意料的決定走進n大學後，人們回過頭來想，才覺得這一定是跟父親的前次赴京之行密切相關的。三項決定是：
一、同意父親辭去校長職務；
二、國家將撥專項資金，在n大學數學係設立電子計算機研究課題組；
三、課題組籌建工作由父親負責。
當時有很多人想到課題組來搞研究工作，但那麽多人被父親扒拉一番後，最後都沒珍弟幸運。珍弟是作為課題組第一人選招納的，而且事後證明也是惟一的研究人選——另有一人是搞日常事務工作的。這給人的感覺很不好，好像一個國家級科研項目成了我們容家私產似的，有人也傳出類似的閑話。
說實話，父親做官的口碑一向是眾口一詞的好，尤其是用人，避親避到了幾乎不近人情的地步。我們容家本是n大學的祖宗，校園裏容家的後代，老的少的集合起來，少說可以坐兩桌，爺爺（老黎黎）在世時這些人多多少少都受了關照，搞行政的有位置，搞教學的可以經常有機會出去走走，見識見識，鍍鍍金什麽的。但到父親手上，先是有職無權，即使有心也無力，等有職有權後似乎又變得無心無意了。父親當校長幾年，沒有應該或不應該地啟用過一個容家人，即便是我，係裏幾次報我當副主任，都被他x掉——像閱卷一樣當錯誤x掉。更氣人的是我哥，留洋回來的物理學博士，本是名正言順可以進n大學的，可父親叫他另攀高枝。你想想，在c市，哪還有高得過大學的枝？結果落腳在一所師範大學，教學和生活條件都差得很，第二年就投奔到上海去攀高枝了。為這個，母親非常生父親的氣，說我們一家人是被他活生生拆散的。
然而，在關於珍弟進課題組的事情上，父親把已往的十二分謹慎、避嫌的處事原則都拋諸腦後，根本不顧忌什麽閑話，我行我素，像著魔似的。沒有人知道是什麽改變了父親，隻有我知道，有一天，父親把希伊斯臨走留下的信給我看，然後對我這樣說：
“希伊斯給我留了這麽個誘惑，但老實說真正開始誘惑我的還是看了金珍的畢業論文後，以前我總想這是不可能的，現在我決定要試一試了。年輕時我一直盼望自己做點真正具有科學精神的工作，現在開始也許是遲了，但金珍硬是讓我鼓起了勇氣。啊，希伊斯說得對，沒有金珍我想都不要去想，但有了金珍誰知道呢？這孩子，以前我總是把他的才能低估了，現在我就徹底高估他一下吧。”——（未完待續）
事情就是這樣的，用容先生的話說，他父親本來就是為金珍去折騰來這個項目的，怎麽可能讓外人參與？容先生還說，金珍不但改變了他父親的晚年生活，還改變了他為人做事的一貫原則，甚至包括人生信仰。老人在垂暮之年突然重溫年輕時的夢想，想在學術上有所建樹，也許意味著他把已經過去的大半輩子，沉浮於仕途的大半輩子，予以否認了。從學術開始，以仕途結束，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毛病之一，現在老人突然想治治自己的毛病呢，是悲是喜，看來隻有讓時間回答了。
在隨後幾年中，兩人完全沉浸在課題研究中，跟外界的聯係很少，有的隻是參加一些相關的學術活動，發表幾篇學術論文而已。從他們合作撰寫的六篇發表在有關學術刊物上的論文中，人們多少知道他們的研究是一步一步在往前走，在國內肯定是走到最前沿去了，在國際上似乎也沒有落後。有兩篇論文在國內發表後，國外三家相關刊物都作了隆重轉載，無疑說明他們研究取得的成果不是那麽微不足道的。當時美國《時代》雜誌首席評論員伍頓·凱斯曾因此警告美國政府：下一代電子計算機將誕生在一個中國小子手上！金珍的名字由此一度受到了各大媒體的熱炒。
不過，這也許是危言聳聽和媒體的壞習慣而已。因為，從那些走紅的論文中，人們似乎也不難發現，在通往新一代電子計算機的道路上，他們遇到的困惑和困難也不是那麽微不足道的。當然，這是正常的，畢竟搞人造電腦不像生個人腦，人類似乎隻要讓某個男人和某個女人恰到好處地睡上一覺，某個人腦就會像樹一樣長出來。而有的人腦降生後似乎並不比樹木要聰明曉事多少，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傻瓜。從某種意義上說，搞人造電腦研發，就好比是要把天生的傻瓜蛋變成聰明人，這也許是世間最最困難的事情。既然這麽困難，有些困惑和挫折自然是難免的，也是不奇怪的，如果因為有困惑和挫折而放棄努力，那才叫奇怪呢。所以，當後來小黎黎決定讓金珍隨人而走時，沒有一個人相信他說的。
他說：“我們的研究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難，繼續下去，得失成敗難以把握。我不想讓一個有才有識的年輕人跟著我一個老頭子作賭博性質的努力，斷送掉應有的前程，還是讓他去幹些更切實可行的事情吧。”
這是1956年夏天的事。
這個夏天，校園裏談論最多的是那個帶金珍走的人，人們都說他有點神秘，小黎黎關於為什麽放走金珍的不令人置信的說法，似乎隻是他神秘的一部分。
這個人是個瘸子。
這也是他神秘的一部分。
第三篇轉
一
這個人姓鄭，因為是個瘸子，名字似乎成了他的奢侈品，像勳章或首飾一樣的東西，隻有在某些正規場合才登場，平時都是貓在檔案袋裏閑著的，或者是被鄭瘸子替代著的。
鄭瘸子！
鄭瘸子！
喊得是響響亮亮的，說明鄭瘸子沒有把瘸當回事。進一步推敲，有兩個原因，一個是鄭瘸子瘸得很光彩，是他扛過槍、打過仗的象征；二個是鄭瘸子其實瘸得並不厲害，隻是左腳比右腳欠幾公分而已，年輕時他幾乎可以通過給跛足增加一個厚鞋跟來基本解決跛相，隻是到50歲以後，才開始拄拐杖。我見他時他就拄著拐杖，暗紅暗紅的棗木雕花拐杖，給我的感覺更具一個老者的威嚴。這是上世紀90年代初的事情。
那個夏天，1956年的夏天，鄭瘸子才三十幾歲，年富力強，秘密的鞋後跟正在發揮它神奇的、也是騙人的力量，把一個瘸子裝備得跟常人相差無幾。但是n大學的人靠著天佑幾乎一開始就識破了他的詭計。
事情是這樣的，那天下午，鄭瘸子來到n大學的時候，剛好碰到學生們都在禮堂裏聽誌願軍英雄作英勇事跡報告，校園裏靜靜的，天氣也很好，沒有夏日灼熱的陽光，風輕輕吹著，把路兩邊的法國梧桐拂得窸窸的響，響得校園裏更顯得安靜。他好似被這份靜和安吸引了，臨時喊送他來的吉普車停下，吩咐司機三天後到學校招待所來接他，然後就下了車，一個人在校園裏漫步起來。15年前，他曾在這裏讀過三年高中和一年大學，闊別後的重訪，他既感到母校的變化，又感到昔日依舊，沉睡的記憶隨著漫步從黑暗中走出來，像是用腳步走出來的。報告會散場時，他剛好行至禮堂前，成群的學生從禮堂裏湧出來，像水一樣鋪開在路上，一轉眼就把他前後左右地包裹，淹沒。他盡量放慢腳步，免得人擠著他，畢竟他有三個鞋後跟，是經不起擠撞的。就這樣，一撥撥學生如過江之鯽，衝上來，把他甩在後麵，後麵又有一撥撥湧上來，與他擦肩而過。他緊緊張張地走著，老是擔心有人衝撞他，但年輕人的敏捷總是叫他有驚無險，即使眼看著要撞上他，也能在刹那間化險為夷。沒有人回頭或刮目地盯他，說明他靠鞋後跟校正的步態基本上做到了以假亂真。也許是鞋後跟給他的安慰吧，他突然變得有點喜歡這個隊伍，男男女女的，風風火火的，嘰嘰喳喳的，像一股洶湧的激流，浩浩蕩蕩地裹攜著他往前流，以致把他裹進15年前的某一天、某一刻。
行至操場上，密集的人流頓時像激流上了灘，散開了，他被擠撞的危險因之而解除。就這時，他突然覺得脖頸裏像被什麽啪地擊打了幾下，沒等反應過來，人群裏已經是一片“下雨了”、“下雨了”的叫聲。起初隻見喊叫聲，人不見跑動，都在舉目仰望。但是轉眼間，隨著一道威猛的霹靂，雨急促得像高壓水槍噴射出來的，劈裏啪啦地往下砸。頓時，人都如受驚的鳥獸四處逃散，有的往前跑，有的向後退，有的往辦公樓裏衝，有的朝自行車棚裏鑽，亂叫亂跑著，滿操場一片沸騰。這時候的他，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跑要露出三個鞋後跟的秘密，不跑又要遭雨淋漓。他心裏可能是想不跑了，槍林彈雨都經曆過，還怕淋這雨水？不怕的。可他的腳明顯是受了刺激，已經我行我素地跳動起來——這就是他的跑，一對跛足的跑，一跳一跳的，像某隻腳板底上紮著一片或者幾片玻璃碴子。
剛開始，大家都在奪命地跑，沒有人注意他，後來人都跑進了四邊的避雨處，而他似乎才越過操場的中心線。他本來就是想跑不跑的，又加上鞋後跟的拖累，手上還拎了行李，怎麽能不落後？落後得一塌糊塗！到最後，偌大的操場上除他外已了無人影，他的形象一下子因孤立而加倍地凸現出來。當他意識到這點後，他又想快一點消失在操場上，結果加劇了一跳一跳的跛相，有點英勇，又有點滑稽，大家望著他，幾乎把他當成了雨中的一景，有人甚至替他喊起了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聲把所有的目光都吸引攏來，齊齊地甩打在他身上，他有種要被千斤目光按倒在地的感覺。於是他索性停下來，會意地在空中揮揮手，算是對加油聲的一種回音，然後開始一步一步地走起來，臉上還掛著燦爛的笑容，就像在走舞台一樣。這時候，大家又看他步履正常，好像剛才他的跳動真是在作表演似的，但其實更加透露了他跛足的秘密，有點欲蓋彌彰的意思。可以說，這場突如其來的雨十足扮演了一個揭發他跛足秘密的角色，這一方麵有點難堪他，另一方麵也讓大家都認識了他——一個瘸子！一個有點好笑又有點灑脫的瘸子。說真的，15年前他在此駐足四年，基本上是以默默無聞告終的，但這天下午他似乎隻用幾分鍾的時間，就成了校園裏無人不曉的人物。幾天後，當他把金珍神秘地帶走後，人們都這樣說：
是那個在雨中跳舞的瘸子把他帶走的。
第三篇轉
二
他確實是專程來帶人的。
每年到了夏天，n大學校園裏總會迎來一撥撥像他這樣來要人的人，但真正像他這樣來要人的人又是獨一無二的。他的來頭似乎很大，很神秘，來了就直接往校長辦公室裏闖。校長辦公室裏空無人影，他出來又轉到旁邊的辦公室，是校辦公室主任的辦公室，當時校長就在裏麵，正跟主任在談事。他進來就聲稱要找校長，主任問他是什麽人。他半玩笑地說：“是伯樂，來相馬的”。
主任說：“那你應該去學生處，在一樓。”
他說：“我需要先找一下校長。”
主任問：“為什麽？”
他說：“我這裏有個東西，是要校長看的。”
主任說：“什麽東西，我看看吧。”
他說：“你是校長嗎？隻有校長才能看這東西。”口氣很堅決。
主任看看校長，校長說：“什麽東西，給我吧。”
他肯定校長就是校長後，隨即打開挎包，從裏麵抽出一份講義夾。講義夾很普通，是用硬紙板做的那種，幾乎學校的老師都有。他從裏麵抽出一頁文書，遞給校長，並要求校長必須親閱。
校長接過東西，退開兩步看。從主任的角度隻能看到文書的背麵，他看去覺得這頁紙既不特別的大，也不特別的硬，也沒什麽特別的裝幀，似乎與一般介紹信函並無區別。但看校長的反應，區別又似乎是相當大。他注意到，校長幾乎隻掃了一眼——也許是看見了蓋在右下方的圖章，神情就立即變得肅穆又慎重起來。
“您就是鄭處長？”
“對。”
“失敬，失敬。”
校長熱忱地請他去了自己辦公室。
沒有人知道，這到底是哪方機關開出的文書，具有如此的派頭，叫校長如此恭敬。辦公室主任曾以為他總是要知道秘密的，因為學校有規定，所有外來介紹信函一律交由辦公室統一保存。後來他看校長老是沒把該交的東西交上來，有一天便主動去要，不料校長說他早燒掉了。校長還說，那信上麵第一句話就是：要求閱完當即燒掉。主任順便感歎一句：很神秘嘛。校長嚴肅地說：忘記這事情吧，跟誰都不要提起。
事實上，在校長帶他回到辦公室時，他手上已經捏著一盒火柴，待校長確定看完後，他便劃燃火柴，對校長說：
“燒了吧？”
“燒了吧。”
就燒了。
兩個人很默契，沒多說一個字，隻默默地看著紙化成灰。
【容先生訪談實錄】
珍弟複學前，父親對他是回原年級還是降一級學的事情跟我商量過，我想雖然都知道珍弟成績很好，但畢竟已輟學三個學期，加上大病初愈，人還經不起重負，怕一下回去上大三的課對他有壓力，所以我建議還是降一級的好。最後決定不降級，回原班級學，是珍弟自己要求的，我至今還記得當時他說的一句話。他說：
“我生病是上帝在幫我逃避教科書，擔心我變成它們的俘虜，失去了鑽研精神，以後什麽事都幹不了了。”
有意思吧，簡直有點狂是不？
其實，以前珍弟對自己一向是比較低看的，一場大病似乎是改變了他。不過，真正改變他的是書籍，大量的課外書籍。他在家養病期間，幾乎把我和父親的藏書都看了，少說是都摸了。他看書很快，也很怪，有些書他拿在手上翻幾頁就丟掉了，有人因此說他是用鼻子看書的，一度還有人喊他叫聞書先生。這肯定是誇張的說法，但他看書確實很快，大部分書在他手上都不會過夜的。看書快是和看書多聯係在一起的，看的多了，見多識廣了，也就快了。再說他看多了課外書，對教科書上的東西簡直沒興趣，所以經常逃課，連我的課都敢逃。複學後第一學期期末，他曠課率之高跟他的成績一樣令人矚目，全年級第一，是遙遙領先的第一。還有一個遙遙領先的是他在圖書館的借書量，一學期借書達200多冊，內容涉及哲學、文學、經濟、藝術、軍事，反正五花八門的，什麽書都有。就這樣，暑假時，父親帶他到閣樓上，打開儲物間，指著希伊斯留下的兩箱書，說：
“這不是教科書，是希伊斯留下的，以後沒事你看吧，就怕你看不懂。”
過了一個學期，到第二年三四月間，同學們都開始忙做畢業論文的事。這時，係裏幾位教珍弟專業主課的老師都跟我談起，說珍弟做的畢業論文的選題有些問題，希望我出麵做做他工作，讓他換個選題，否則他們是無法做他論文的指導老師的。我問是什麽問題，他們說是政治問題。
原來珍弟確定的論文選題內容是建立在世界著名數學家格·偉納科的數字雙向理論基礎上的，從選題學術性上講，可以說是對數字雙向理論的模擬證明。而偉納科當時是科學界出名的反共分子，據說他門前貼有一張紙條，上麵寫著：親隨共產主義者不得入內。他還在硝煙彌漫的朝鮮戰場上，慷慨激昂地激勵美軍士兵打過鴨綠江。雖然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也沒有主義之分，但偉納科個人強烈的反共色彩給他的學術理論也籠罩上一層森嚴的政治陰影，當時以蘇聯為首的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對他的理論一般不予承認，不提，提了也都是站在批判的立場上的。現在珍弟想證明他的理論，顯然是逆潮流而行，太敏感，有政治風險。
然而，父親不知是犯了知識分子的毛病，還是被珍弟列在提綱裏的想法迷惑了，在大家都退而避之並希望他出麵勸說珍弟改換選題的情況下，他非但不勸說，反而主動請纓，親自當起珍弟論文的指導教師，鼓勵他把選題做出來。
珍弟確定的選題是：《常數π之清晰與模糊的界線》，已完全不是本科學業內的選題，也許作為碩士論文的選題還差不多。毫無疑問，他這是從閣樓上的那些書裏找來的選題——（未完待續）
論文第一稿出來後，小黎黎的熱情更加高漲，他完全被金珍敏銳、漂亮而且符合邏輯的思維迷住了，隻是有些證明他覺得過於複雜，需要作修改。修改主要是刪繁就簡，把有些無須證明的證明刪了，對有些初級因而不免顯得繁複的證明，盡量改用比較高級又直接的證明手段，那已經遠遠不是本科學業範圍內的知識了。論文第一稿落成的文字有兩萬多，幾經修改後，定稿時為一萬多字，後來發表在《人民數學》雜誌上，在國內數學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不過，似乎沒人相信這是金珍一個人獨立完成的，因為經過幾次修改後，論文的檔次再三被拔高，於是就越來越不像一篇本科生的畢業論文，而更像一篇閃爍著創立精神的學術論文。
總的說，金珍論文的優點和缺點都顯得很明顯，優點是它從圓周率出發，巧妙地應用偉納科的數字雙向理論，將人造大腦必將麵臨的困難和結症進行了純數學的論述，感覺是有點把看不見的風抓住似的奇妙；缺點是文章的起點是一個假設，即圓周率為一個常數，所有驚人的猜想和求證都是在這個假設的前提下完成的，所以難免有空中樓閣的感覺。從某種意義上說，你要讓樓閣落地，承認文章的學術價值，首先必須你堅信圓周率是一個常數。關於圓周率的常數問題，雖然早有科學家提出過，但迄今尚未有人證明它。現在數學界至少有一半人堅信圓周率是個常數，但在確鑿的證明或證據尚未擁有的情況下，相信也隻能是自我相信而已，不能要求他人相信，就像牛頓在發現樹上的蘋果自由落地之前，任何人都可以懷疑地球有引力一樣。
當然，如果你懷疑圓周率是個常數，那麽金珍的文章可以說一文不值，因為這是它建築的地基。反過來，如果你相信圓周率是個常數，那你也許會驚歎他竟在如此蠻夷之地拔起一座大廈，感覺是用鐵捏了朵花似的。金珍在文章中指出：人的大腦在數學意義上說就是一個圓周率，是一個具有無窮小數的、深不見底的數字。在此基礎上，他通過偉納科的數字雙向理論，較好地闡述了關於研製人造大腦的結症——人大腦擁有的模糊意識。模糊就是不清晰，就是無法全知，也就是無法再造。所以，他提出，在現有程式下，人腦難有徹底再造的樂觀前程，隻能是盡量接近而已。
應該說，學術界持相似觀點的不乏其人，包括現在。可以說，他的結論並不新奇，他的誘人之處在於，他通過對圓周率的大膽假設和對數字雙向理論的巧妙運用，對這一觀點進行了純數學方式的求證和闡明，他尋求的意義也就是想對人們證實這一說法，隻是他引用的材料（房子的地基）又是未經證實的。
換句話說，如果有一天誰證明圓周率確鑿是個常數，那他的意義才能凸現出來。但這一天至今還沒有到來，所以，嚴格地講，他的工作可以說是毫無意義的，惟一的意義就是向人們展示了他個人的才情和膽識。但是由於小黎黎的關係，外人對這篇文章是不是由他個人獨立完成都難以相信，更不要說相信他什麽才識了。所以，事實上，這篇文章並沒有給金珍帶來任何好處，也沒有改變他什麽，倒是小黎黎因此改變了自己晚年的生活——
【容先生訪談實錄】
論文絕對是珍弟獨立完成的。父親曾跟我說，除了給珍弟提供過一些建議和參考書，再就是在論文前的引言是他擬定的外，別的任何工作他都沒有做，都是珍弟一個人做的。那段引言我至今還記得，是這樣寫的：
對付魔鬼的最好辦法，是讓我們挑戰魔鬼，讓魔鬼看到我們的力量。偉納科是科學聖殿中的魔鬼，長期以來作威作福，遺害甚深，亟待我們來清算他。這是一篇清算偉納科謬論的檄文，聲音雖然模糊了些，但可拋磚引玉。
這在當時可以說是給論文畫了一個化險的符，也等於給它簽發了一本問世的通行證。
論文發表後不久，父親上了一趟北京。沒有人知道他此行京城有何秘密的目的，他突然地走，走前也沒跟任何人說明去幹什麽，隻是到一個多月後，上頭的人帶著三項出人意料的決定走進n大學後，人們回過頭來想，才覺得這一定是跟父親的前次赴京之行密切相關的。三項決定是：
一、同意父親辭去校長職務；
二、國家將撥專項資金，在n大學數學係設立電子計算機研究課題組；
三、課題組籌建工作由父親負責。
當時有很多人想到課題組來搞研究工作，但那麽多人被父親扒拉一番後，最後都沒珍弟幸運。珍弟是作為課題組第一人選招納的，而且事後證明也是惟一的研究人選——另有一人是搞日常事務工作的。這給人的感覺很不好，好像一個國家級科研項目成了我們容家私產似的，有人也傳出類似的閑話。
說實話，父親做官的口碑一向是眾口一詞的好，尤其是用人，避親避到了幾乎不近人情的地步。我們容家本是n大學的祖宗，校園裏容家的後代，老的少的集合起來，少說可以坐兩桌，爺爺（老黎黎）在世時這些人多多少少都受了關照，搞行政的有位置，搞教學的可以經常有機會出去走走，見識見識，鍍鍍金什麽的。但到父親手上，先是有職無權，即使有心也無力，等有職有權後似乎又變得無心無意了。父親當校長幾年，沒有應該或不應該地啟用過一個容家人，即便是我，係裏幾次報我當副主任，都被他x掉——像閱卷一樣當錯誤x掉。更氣人的是我哥，留洋回來的物理學博士，本是名正言順可以進n大學的，可父親叫他另攀高枝。你想想，在c市，哪還有高得過大學的枝？結果落腳在一所師範大學，教學和生活條件都差得很，第二年就投奔到上海去攀高枝了。為這個，母親非常生父親的氣，說我們一家人是被他活生生拆散的。
然而，在關於珍弟進課題組的事情上，父親把已往的十二分謹慎、避嫌的處事原則都拋諸腦後，根本不顧忌什麽閑話，我行我素，像著魔似的。沒有人知道是什麽改變了父親，隻有我知道，有一天，父親把希伊斯臨走留下的信給我看，然後對我這樣說：
“希伊斯給我留了這麽個誘惑，但老實說真正開始誘惑我的還是看了金珍的畢業論文後，以前我總想這是不可能的，現在我決定要試一試了。年輕時我一直盼望自己做點真正具有科學精神的工作，現在開始也許是遲了，但金珍硬是讓我鼓起了勇氣。啊，希伊斯說得對，沒有金珍我想都不要去想，但有了金珍誰知道呢？這孩子，以前我總是把他的才能低估了，現在我就徹底高估他一下吧。”——（未完待續）
事情就是這樣的，用容先生的話說，他父親本來就是為金珍去折騰來這個項目的，怎麽可能讓外人參與？容先生還說，金珍不但改變了他父親的晚年生活，還改變了他為人做事的一貫原則，甚至包括人生信仰。老人在垂暮之年突然重溫年輕時的夢想，想在學術上有所建樹，也許意味著他把已經過去的大半輩子，沉浮於仕途的大半輩子，予以否認了。從學術開始，以仕途結束，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毛病之一，現在老人突然想治治自己的毛病呢，是悲是喜，看來隻有讓時間回答了。
在隨後幾年中，兩人完全沉浸在課題研究中，跟外界的聯係很少，有的隻是參加一些相關的學術活動，發表幾篇學術論文而已。從他們合作撰寫的六篇發表在有關學術刊物上的論文中，人們多少知道他們的研究是一步一步在往前走，在國內肯定是走到最前沿去了，在國際上似乎也沒有落後。有兩篇論文在國內發表後，國外三家相關刊物都作了隆重轉載，無疑說明他們研究取得的成果不是那麽微不足道的。當時美國《時代》雜誌首席評論員伍頓·凱斯曾因此警告美國政府：下一代電子計算機將誕生在一個中國小子手上！金珍的名字由此一度受到了各大媒體的熱炒。
不過，這也許是危言聳聽和媒體的壞習慣而已。因為，從那些走紅的論文中，人們似乎也不難發現，在通往新一代電子計算機的道路上，他們遇到的困惑和困難也不是那麽微不足道的。當然，這是正常的，畢竟搞人造電腦不像生個人腦，人類似乎隻要讓某個男人和某個女人恰到好處地睡上一覺，某個人腦就會像樹一樣長出來。而有的人腦降生後似乎並不比樹木要聰明曉事多少，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傻瓜。從某種意義上說，搞人造電腦研發，就好比是要把天生的傻瓜蛋變成聰明人，這也許是世間最最困難的事情。既然這麽困難，有些困惑和挫折自然是難免的，也是不奇怪的，如果因為有困惑和挫折而放棄努力，那才叫奇怪呢。所以，當後來小黎黎決定讓金珍隨人而走時，沒有一個人相信他說的。
他說：“我們的研究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難，繼續下去，得失成敗難以把握。我不想讓一個有才有識的年輕人跟著我一個老頭子作賭博性質的努力，斷送掉應有的前程，還是讓他去幹些更切實可行的事情吧。”
這是1956年夏天的事。
這個夏天，校園裏談論最多的是那個帶金珍走的人，人們都說他有點神秘，小黎黎關於為什麽放走金珍的不令人置信的說法，似乎隻是他神秘的一部分。
這個人是個瘸子。
這也是他神秘的一部分。
第三篇轉
一
這個人姓鄭，因為是個瘸子，名字似乎成了他的奢侈品，像勳章或首飾一樣的東西，隻有在某些正規場合才登場，平時都是貓在檔案袋裏閑著的，或者是被鄭瘸子替代著的。
鄭瘸子！
鄭瘸子！
喊得是響響亮亮的，說明鄭瘸子沒有把瘸當回事。進一步推敲，有兩個原因，一個是鄭瘸子瘸得很光彩，是他扛過槍、打過仗的象征；二個是鄭瘸子其實瘸得並不厲害，隻是左腳比右腳欠幾公分而已，年輕時他幾乎可以通過給跛足增加一個厚鞋跟來基本解決跛相，隻是到50歲以後，才開始拄拐杖。我見他時他就拄著拐杖，暗紅暗紅的棗木雕花拐杖，給我的感覺更具一個老者的威嚴。這是上世紀90年代初的事情。
那個夏天，1956年的夏天，鄭瘸子才三十幾歲，年富力強，秘密的鞋後跟正在發揮它神奇的、也是騙人的力量，把一個瘸子裝備得跟常人相差無幾。但是n大學的人靠著天佑幾乎一開始就識破了他的詭計。
事情是這樣的，那天下午，鄭瘸子來到n大學的時候，剛好碰到學生們都在禮堂裏聽誌願軍英雄作英勇事跡報告，校園裏靜靜的，天氣也很好，沒有夏日灼熱的陽光，風輕輕吹著，把路兩邊的法國梧桐拂得窸窸的響，響得校園裏更顯得安靜。他好似被這份靜和安吸引了，臨時喊送他來的吉普車停下，吩咐司機三天後到學校招待所來接他，然後就下了車，一個人在校園裏漫步起來。15年前，他曾在這裏讀過三年高中和一年大學，闊別後的重訪，他既感到母校的變化，又感到昔日依舊，沉睡的記憶隨著漫步從黑暗中走出來，像是用腳步走出來的。報告會散場時，他剛好行至禮堂前，成群的學生從禮堂裏湧出來，像水一樣鋪開在路上，一轉眼就把他前後左右地包裹，淹沒。他盡量放慢腳步，免得人擠著他，畢竟他有三個鞋後跟，是經不起擠撞的。就這樣，一撥撥學生如過江之鯽，衝上來，把他甩在後麵，後麵又有一撥撥湧上來，與他擦肩而過。他緊緊張張地走著，老是擔心有人衝撞他，但年輕人的敏捷總是叫他有驚無險，即使眼看著要撞上他，也能在刹那間化險為夷。沒有人回頭或刮目地盯他，說明他靠鞋後跟校正的步態基本上做到了以假亂真。也許是鞋後跟給他的安慰吧，他突然變得有點喜歡這個隊伍，男男女女的，風風火火的，嘰嘰喳喳的，像一股洶湧的激流，浩浩蕩蕩地裹攜著他往前流，以致把他裹進15年前的某一天、某一刻。
行至操場上，密集的人流頓時像激流上了灘，散開了，他被擠撞的危險因之而解除。就這時，他突然覺得脖頸裏像被什麽啪地擊打了幾下，沒等反應過來，人群裏已經是一片“下雨了”、“下雨了”的叫聲。起初隻見喊叫聲，人不見跑動，都在舉目仰望。但是轉眼間，隨著一道威猛的霹靂，雨急促得像高壓水槍噴射出來的，劈裏啪啦地往下砸。頓時，人都如受驚的鳥獸四處逃散，有的往前跑，有的向後退，有的往辦公樓裏衝，有的朝自行車棚裏鑽，亂叫亂跑著，滿操場一片沸騰。這時候的他，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跑要露出三個鞋後跟的秘密，不跑又要遭雨淋漓。他心裏可能是想不跑了，槍林彈雨都經曆過，還怕淋這雨水？不怕的。可他的腳明顯是受了刺激，已經我行我素地跳動起來——這就是他的跑，一對跛足的跑，一跳一跳的，像某隻腳板底上紮著一片或者幾片玻璃碴子。
剛開始，大家都在奪命地跑，沒有人注意他，後來人都跑進了四邊的避雨處，而他似乎才越過操場的中心線。他本來就是想跑不跑的，又加上鞋後跟的拖累，手上還拎了行李，怎麽能不落後？落後得一塌糊塗！到最後，偌大的操場上除他外已了無人影，他的形象一下子因孤立而加倍地凸現出來。當他意識到這點後，他又想快一點消失在操場上，結果加劇了一跳一跳的跛相，有點英勇，又有點滑稽，大家望著他，幾乎把他當成了雨中的一景，有人甚至替他喊起了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聲把所有的目光都吸引攏來，齊齊地甩打在他身上，他有種要被千斤目光按倒在地的感覺。於是他索性停下來，會意地在空中揮揮手，算是對加油聲的一種回音，然後開始一步一步地走起來，臉上還掛著燦爛的笑容，就像在走舞台一樣。這時候，大家又看他步履正常，好像剛才他的跳動真是在作表演似的，但其實更加透露了他跛足的秘密，有點欲蓋彌彰的意思。可以說，這場突如其來的雨十足扮演了一個揭發他跛足秘密的角色，這一方麵有點難堪他，另一方麵也讓大家都認識了他——一個瘸子！一個有點好笑又有點灑脫的瘸子。說真的，15年前他在此駐足四年，基本上是以默默無聞告終的，但這天下午他似乎隻用幾分鍾的時間，就成了校園裏無人不曉的人物。幾天後，當他把金珍神秘地帶走後，人們都這樣說：
是那個在雨中跳舞的瘸子把他帶走的。
第三篇轉
二
他確實是專程來帶人的。
每年到了夏天，n大學校園裏總會迎來一撥撥像他這樣來要人的人，但真正像他這樣來要人的人又是獨一無二的。他的來頭似乎很大，很神秘，來了就直接往校長辦公室裏闖。校長辦公室裏空無人影，他出來又轉到旁邊的辦公室，是校辦公室主任的辦公室，當時校長就在裏麵，正跟主任在談事。他進來就聲稱要找校長，主任問他是什麽人。他半玩笑地說：“是伯樂，來相馬的”。
主任說：“那你應該去學生處，在一樓。”
他說：“我需要先找一下校長。”
主任問：“為什麽？”
他說：“我這裏有個東西，是要校長看的。”
主任說：“什麽東西，我看看吧。”
他說：“你是校長嗎？隻有校長才能看這東西。”口氣很堅決。
主任看看校長，校長說：“什麽東西，給我吧。”
他肯定校長就是校長後，隨即打開挎包，從裏麵抽出一份講義夾。講義夾很普通，是用硬紙板做的那種，幾乎學校的老師都有。他從裏麵抽出一頁文書，遞給校長，並要求校長必須親閱。
校長接過東西，退開兩步看。從主任的角度隻能看到文書的背麵，他看去覺得這頁紙既不特別的大，也不特別的硬，也沒什麽特別的裝幀，似乎與一般介紹信函並無區別。但看校長的反應，區別又似乎是相當大。他注意到，校長幾乎隻掃了一眼——也許是看見了蓋在右下方的圖章，神情就立即變得肅穆又慎重起來。
“您就是鄭處長？”
“對。”
“失敬，失敬。”
校長熱忱地請他去了自己辦公室。
沒有人知道，這到底是哪方機關開出的文書，具有如此的派頭，叫校長如此恭敬。辦公室主任曾以為他總是要知道秘密的，因為學校有規定，所有外來介紹信函一律交由辦公室統一保存。後來他看校長老是沒把該交的東西交上來，有一天便主動去要，不料校長說他早燒掉了。校長還說，那信上麵第一句話就是：要求閱完當即燒掉。主任順便感歎一句：很神秘嘛。校長嚴肅地說：忘記這事情吧，跟誰都不要提起。
事實上，在校長帶他回到辦公室時，他手上已經捏著一盒火柴，待校長確定看完後，他便劃燃火柴，對校長說：
“燒了吧？”
“燒了吧。”
就燒了。
兩個人很默契，沒多說一個字，隻默默地看著紙化成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