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羅叔叔是最後一個走的，因為我父親留下他說了點事，其實說的就是給我找對象的事。他走的時候已經九點多鍾，夜深了，演戲的人都走了，看戲的人也走了，鬧熱的馮公館一下安靜了。我在天井裏幫徐娘和小燕收拾東西，羅叔叔和父親、母親一行從父親的辦公室出來。羅叔叔看到我，把我叫過去，表情曖昧地說：“嗯，確實是長大了，完全是個大姑娘了嘛，今年是二十幾了？”媽媽跟過來，搶先說：“二十一了。”羅叔叔的口氣更神秘，“看來我是該履行責任了。”我以為他說的是讓我去他那兒工作，說：“我才不當記者呢。”羅叔叔笑道：“誰讓你當記者了，工作的事我就不管了，讓你爸爸管吧，他在上海有那麽多關係，肯定會管得比我好。”我問：“那你要管我什麽？”羅叔叔看看我父母，母親接住了話頭，笑嘻嘻地對我說：“羅叔叔要替你介紹對象呢。”羅叔叔說：“關鍵是老天給你派了個人來，我上個月剛認識的，從美國留學回來的，耶魯的高材生，寫詩寫小說，非常有才氣，家裏也不錯，父母親都是大學教授，儀表也是堂堂的。怎麽樣，有興趣嗎？”我拉下臉，說：“沒興趣。”羅叔叔說：“你見了就會有興趣的。”我說：“我才不見，我不需要。”父親笑了笑，饒有興致地說：“你不需要，我們需要啊，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天經地義的事。”我馬上想到他們把羅叔叔留下來是在談這事，心裏頓時火冒三丈。我對羅叔叔說：“對不起羅叔，我對你的好意不感興趣，失陪了。”說完，掉頭離去。
我不知他們是怎麽想的，他們也許把我的這種強硬態度理解為不好意思，第二天，羅叔叔就帶著那位儀表堂堂的“高材生”上門來見我，我死活不肯下樓，父親上來請我也不領情，讓父親非常生氣。等那人走後，父親對我大發一通火，我一氣之下，把我和高寬戀愛的事情一五一十跟他亮出來，高寬的照片，一大堆信，都翻出來給他看。後來母親也來了，我哭哭啼啼地告訴他們，我跟高寬是怎麽戀愛的，我們曾經有多麽好，好了有多長時間，現在又為什麽分了手。但分手的原因我是胡編的，我說：“我把我被鬼子強暴的事跟他說了，他接受不了，就跟我分了手。”我說得有鼻子有眼，有時間，有地方，地方就是雙魚咖啡館，時間就是那一天。我父母親完全相信了，因為這是我這幾個月來唯一一次出門，他們都記得這事。我這麽說的目的，就是要他們別管我這閑事，管不了的，沒人會再娶我的，死了心吧。
但我父母沒有死心，他們背著我讓阿牛哥去找高寬，他們想同高寬私下談一談，爭取改變他。我後來知道，當時高寬已經接到命令要去重慶，阿牛哥找到他時他正在準備行裝，很忙碌，沒時間接待他，加上一聽是我父親要見他，一股惡氣湧上心頭，態度很惡劣，隻說了一句：“堂堂的馮大人要見我幹什麽，我又不是什麽富家子弟，他的女兒我高攀不上，回吧。”就關了門。高寬以為我嫁給富家子弟一事是真的，父親聽了高寬的“回音”，以為真是他把我拋棄了。很奇怪，那段時間，我違心撒的每一個謊言都能成真，無人能識破，這就是命。
高寬，一個有見識的知識分子，一個曾經深深愛我的人，都無法接受現在的我，要忍痛割愛，要分道揚鑣，更何況那些未來的萍水相逢者。這是最簡單不過的推理。所以我的現狀，我的婚姻，一定讓我的父母親傷透了心，絕望了。為了確保我未來的婚姻，他們絞盡腦汁，用盡心機，決定另辟蹊徑。很快，他們安排我出國去旅遊，不可思議又不言而喻的是，還給我安排了一個陪客——阿牛哥。我聽了馬上猜到他們葫蘆裏藏的是什麽藥——他們是怕我嫁不出去，想讓阿牛來收購我這個“廢品”！陪我出國旅遊是假，創造機會讓我們培養感情是真。可憐天下父母心！
可對我來說，這無異於養了幾個月的“傷口”又被扒開了，撒了一把鹽。我欲哭無淚，既沒有爭辯也沒有傷心，是一種心痛極了、失去反抗的麻木和冷漠。那天晚上，是我最後一次麵對母親，她看我無動於衷，催促我表態：“點點，你說句話啊，你怎麽想的？如果你同意的話，你爹要給你們去辦護照、簽證，有一大堆事呢。”我看看媽媽，輕輕地說：“媽，讓我想一想，我明天給你答複好嗎？”媽媽勸我說：“你不要想得太複雜，我們就想讓你出去走走，散散心，看看世界，交交朋友。”我說：“知道，媽你去忙吧，我好累，要休息一會。”媽媽走後，我覺得我的靈魂飛走了，剩下的隻是一具空殼子。我真的感到很累，像又死了一次的累。
我可以想象，呆在這個家裏我的傷口將不斷被人以關心和愛的名義打開，因而永遠不可能愈合。與其留下來受煎熬，不如一走了之。這天晚上，我下定決心要離開這個家。我寫了好幾份留言，有的很長，都撕了，最後隻留下一句話：
爸爸，媽媽，大哥，大嫂，二哥，小弟，我走了，你們不要找我，權當我死了。
就走了。像一隻迷途的鳥永遠飛出了巢。
當一個人真心要躲藏起來，別人是很難找到的。我連夜離開上海，坐車，又坐船，第二天傍晚才到達目的地：一個跟我家裏人從來沒有來往過的女同學家。這裏離上海市區有四五十公裏，沒有汽車，沒有郵局，沒有警察，隻有水牛、桑樹、竹林、池塘、雞啼、鳥鳴。同學的父母都是養蠶的桑農，我每天在鳥叫聲中起床，吃過早飯出門，和同學一起去桑園摘桑葉，下午去河裏摸螺螄、網魚，晚上天一黑就上床睡覺。新的生活方式讓我變成了一個新人，沒有過去的榮華富貴，也沒有了過去的生不如死的苦痛，我在用疲倦和粗糙的生活抹平了痛苦，隻是有時晚上失眠時，痛苦才會重新造訪我。不過總的說，我對現狀是滿意的，如果允許，我願意就這麽一直活下去，直到老死。
當然這是不可能的，我出來時沒帶多少錢，同學家靠養蠶謀生，生活十分拮據。同學有兩個哥哥，原來都在軍隊裏，大哥還當了團長，每月給家裏寄錢，在村裏算是有錢人家。可是大哥去年在南京保衛戰中犧牲了，二哥的部隊在浙江被打散，至今生死不明。我怎麽好意思寄生在這麽一個被悲傷的陰影日夜籠罩的農家中？我呆了不到一個月，便悄悄溜回城裏，尋找新的出路。我找到另一個同學，小學同學，她是個猶太人，父母在教會工作，我想去教堂當修女，希望他們幫我聯係。他們答應了，讓我回家等消息。我又回到鄉下同學家裏，不到半個月，猶太同學托人給我捎來了南京拉貝先生辦的女子教會學校通知我入學的報到書。這是我當時最向往的一條出路，看到這份通知書後，我激動得哭了。
鄉下同學一直不知道我出了什麽問題，雖然她曾多次問過我，我都敷衍過去。小痛才會叫，痛到極限時是無聲的，麻木的，對誰都不想說，因為沒有誰可以為你分擔。直到這時，看到我捧著這份異常的入學通知書後的異常表現，她堅信我的生活出了大問題，才咬住不放地追問我：“點點，你必須告訴我，你到底怎麽了？你跟家裏鬧什麽矛盾了？”我無語又無語，有語也等於無語，“對不起，我真的不想說。”我要把我經曆的那些事都帶到棺材裏去，跟誰都不想說。她又問我：“高老師知道這些事嗎？”我搖頭。她說：“你不是喜歡高老師嗎？你應該跟他說說。”我想說，如果我還願意跟他說就不會想去上這種學校了，可話到嘴邊又變了。我說：“都過去了，一切都過去了，我的心已死，今後活的不過是我的身體而已。”她用加強的口氣說：“不會的，不會的，這不是我所了解的你，點點，你不是個弱女子，我一直欣賞你敢愛敢恨不服輸的性格。”我說：“那是以前的我。”現在的我更相信，人不過是一根會思考的蘆葦而已，很渺小，很脆弱，因為人世太複雜，太冷酷，太殘忍。我到最後分手也沒有跟她說明真相，真的不想說。我了解自己，我不需要安慰，我要行動，要去過一種嶄新的生活：沒有生活的生活。
第二天，我告別同學，踏上了去南京的旅程。我要去擁抱另一個世界，但是這個世界又殘酷地把我留下了。我提著行李，隨著擁擠的人流走進月台，一個警察突然把我叫住：“你，站住。”我隻好站住。
“你去哪裏？”
“南京。”
“票呢，拿出來我看看。”
我遞上票，讓他看。就在這時，我無意中看到了柱子上的通緝令，驚呆了。警察看完票還給我，讓我走，可我像是被釘在地上，動彈不了。
警察覺得奇怪，“你怎麽了？”他發現我在看通緝令，頓時變得嚴肅地責問我，“怎麽，你認識他？”
我當然認識，但怎麽能說實話呢？我佯裝走神，反問他：“你說什麽？”他說：“問你呢，”手指著通緝令，“是不是認識他？認識他要說，可以領賞的。”我說：“我真想領這個賞，可惜沒這個福氣啊。你知道他是什麽人嗎？”
他說：“昔日上海灘上有名的漕幫主馮八金的兒子。”
我問：“他怎麽了？”
他說：“上麵不寫著嘛，通匪，殺了皇軍，罪該萬死，全家人都死了，就跑了他一個。”
我問：“這是什麽時候的事？”
他可能也不知道，瞪我一眼，對著通緝令上的頭像饒有興致地說：“跑，跑，看你往哪裏跑，天網恢恢，插翅難逃。”
火車緩緩開走了，我在最後一刹那跳下了列車——我的心還沒有完全死！可是我的家人，父親、母親、大哥、大嫂、小馬駒、阿牛哥、徐娘、小燕、小龍、小鳳……真的死了，沒了，消失了；我家的房子也被鬼子霸占了，大門口赫然立著兩個持槍的小鬼子，門樓上、父親的汽車上、阿牛哥的摩托車上，都插著雪白血紅的狗皮膏藥旗，小弟屋前的那棵老柞木樹被砍掉了，堆在弄堂裏，長出了血色的蘑菇……這一切，就發生在我離家出走的第三天夜裏！
我不知他們是怎麽想的，他們也許把我的這種強硬態度理解為不好意思，第二天，羅叔叔就帶著那位儀表堂堂的“高材生”上門來見我，我死活不肯下樓，父親上來請我也不領情，讓父親非常生氣。等那人走後，父親對我大發一通火，我一氣之下，把我和高寬戀愛的事情一五一十跟他亮出來，高寬的照片，一大堆信，都翻出來給他看。後來母親也來了，我哭哭啼啼地告訴他們，我跟高寬是怎麽戀愛的，我們曾經有多麽好，好了有多長時間，現在又為什麽分了手。但分手的原因我是胡編的，我說：“我把我被鬼子強暴的事跟他說了，他接受不了，就跟我分了手。”我說得有鼻子有眼，有時間，有地方，地方就是雙魚咖啡館，時間就是那一天。我父母親完全相信了，因為這是我這幾個月來唯一一次出門，他們都記得這事。我這麽說的目的，就是要他們別管我這閑事，管不了的，沒人會再娶我的，死了心吧。
但我父母沒有死心，他們背著我讓阿牛哥去找高寬，他們想同高寬私下談一談，爭取改變他。我後來知道，當時高寬已經接到命令要去重慶，阿牛哥找到他時他正在準備行裝，很忙碌，沒時間接待他，加上一聽是我父親要見他，一股惡氣湧上心頭，態度很惡劣，隻說了一句：“堂堂的馮大人要見我幹什麽，我又不是什麽富家子弟，他的女兒我高攀不上，回吧。”就關了門。高寬以為我嫁給富家子弟一事是真的，父親聽了高寬的“回音”，以為真是他把我拋棄了。很奇怪，那段時間，我違心撒的每一個謊言都能成真，無人能識破，這就是命。
高寬，一個有見識的知識分子，一個曾經深深愛我的人，都無法接受現在的我，要忍痛割愛，要分道揚鑣，更何況那些未來的萍水相逢者。這是最簡單不過的推理。所以我的現狀，我的婚姻，一定讓我的父母親傷透了心，絕望了。為了確保我未來的婚姻，他們絞盡腦汁，用盡心機，決定另辟蹊徑。很快，他們安排我出國去旅遊，不可思議又不言而喻的是，還給我安排了一個陪客——阿牛哥。我聽了馬上猜到他們葫蘆裏藏的是什麽藥——他們是怕我嫁不出去，想讓阿牛來收購我這個“廢品”！陪我出國旅遊是假，創造機會讓我們培養感情是真。可憐天下父母心！
可對我來說，這無異於養了幾個月的“傷口”又被扒開了，撒了一把鹽。我欲哭無淚，既沒有爭辯也沒有傷心，是一種心痛極了、失去反抗的麻木和冷漠。那天晚上，是我最後一次麵對母親，她看我無動於衷，催促我表態：“點點，你說句話啊，你怎麽想的？如果你同意的話，你爹要給你們去辦護照、簽證，有一大堆事呢。”我看看媽媽，輕輕地說：“媽，讓我想一想，我明天給你答複好嗎？”媽媽勸我說：“你不要想得太複雜，我們就想讓你出去走走，散散心，看看世界，交交朋友。”我說：“知道，媽你去忙吧，我好累，要休息一會。”媽媽走後，我覺得我的靈魂飛走了，剩下的隻是一具空殼子。我真的感到很累，像又死了一次的累。
我可以想象，呆在這個家裏我的傷口將不斷被人以關心和愛的名義打開，因而永遠不可能愈合。與其留下來受煎熬，不如一走了之。這天晚上，我下定決心要離開這個家。我寫了好幾份留言，有的很長，都撕了，最後隻留下一句話：
爸爸，媽媽，大哥，大嫂，二哥，小弟，我走了，你們不要找我，權當我死了。
就走了。像一隻迷途的鳥永遠飛出了巢。
當一個人真心要躲藏起來，別人是很難找到的。我連夜離開上海，坐車，又坐船，第二天傍晚才到達目的地：一個跟我家裏人從來沒有來往過的女同學家。這裏離上海市區有四五十公裏，沒有汽車，沒有郵局，沒有警察，隻有水牛、桑樹、竹林、池塘、雞啼、鳥鳴。同學的父母都是養蠶的桑農，我每天在鳥叫聲中起床，吃過早飯出門，和同學一起去桑園摘桑葉，下午去河裏摸螺螄、網魚，晚上天一黑就上床睡覺。新的生活方式讓我變成了一個新人，沒有過去的榮華富貴，也沒有了過去的生不如死的苦痛，我在用疲倦和粗糙的生活抹平了痛苦，隻是有時晚上失眠時，痛苦才會重新造訪我。不過總的說，我對現狀是滿意的，如果允許，我願意就這麽一直活下去，直到老死。
當然這是不可能的，我出來時沒帶多少錢，同學家靠養蠶謀生，生活十分拮據。同學有兩個哥哥，原來都在軍隊裏，大哥還當了團長，每月給家裏寄錢，在村裏算是有錢人家。可是大哥去年在南京保衛戰中犧牲了，二哥的部隊在浙江被打散，至今生死不明。我怎麽好意思寄生在這麽一個被悲傷的陰影日夜籠罩的農家中？我呆了不到一個月，便悄悄溜回城裏，尋找新的出路。我找到另一個同學，小學同學，她是個猶太人，父母在教會工作，我想去教堂當修女，希望他們幫我聯係。他們答應了，讓我回家等消息。我又回到鄉下同學家裏，不到半個月，猶太同學托人給我捎來了南京拉貝先生辦的女子教會學校通知我入學的報到書。這是我當時最向往的一條出路，看到這份通知書後，我激動得哭了。
鄉下同學一直不知道我出了什麽問題，雖然她曾多次問過我，我都敷衍過去。小痛才會叫，痛到極限時是無聲的，麻木的，對誰都不想說，因為沒有誰可以為你分擔。直到這時，看到我捧著這份異常的入學通知書後的異常表現，她堅信我的生活出了大問題，才咬住不放地追問我：“點點，你必須告訴我，你到底怎麽了？你跟家裏鬧什麽矛盾了？”我無語又無語，有語也等於無語，“對不起，我真的不想說。”我要把我經曆的那些事都帶到棺材裏去，跟誰都不想說。她又問我：“高老師知道這些事嗎？”我搖頭。她說：“你不是喜歡高老師嗎？你應該跟他說說。”我想說，如果我還願意跟他說就不會想去上這種學校了，可話到嘴邊又變了。我說：“都過去了，一切都過去了，我的心已死，今後活的不過是我的身體而已。”她用加強的口氣說：“不會的，不會的，這不是我所了解的你，點點，你不是個弱女子，我一直欣賞你敢愛敢恨不服輸的性格。”我說：“那是以前的我。”現在的我更相信，人不過是一根會思考的蘆葦而已，很渺小，很脆弱，因為人世太複雜，太冷酷，太殘忍。我到最後分手也沒有跟她說明真相，真的不想說。我了解自己，我不需要安慰，我要行動，要去過一種嶄新的生活：沒有生活的生活。
第二天，我告別同學，踏上了去南京的旅程。我要去擁抱另一個世界，但是這個世界又殘酷地把我留下了。我提著行李，隨著擁擠的人流走進月台，一個警察突然把我叫住：“你，站住。”我隻好站住。
“你去哪裏？”
“南京。”
“票呢，拿出來我看看。”
我遞上票，讓他看。就在這時，我無意中看到了柱子上的通緝令，驚呆了。警察看完票還給我，讓我走，可我像是被釘在地上，動彈不了。
警察覺得奇怪，“你怎麽了？”他發現我在看通緝令，頓時變得嚴肅地責問我，“怎麽，你認識他？”
我當然認識，但怎麽能說實話呢？我佯裝走神，反問他：“你說什麽？”他說：“問你呢，”手指著通緝令，“是不是認識他？認識他要說，可以領賞的。”我說：“我真想領這個賞，可惜沒這個福氣啊。你知道他是什麽人嗎？”
他說：“昔日上海灘上有名的漕幫主馮八金的兒子。”
我問：“他怎麽了？”
他說：“上麵不寫著嘛，通匪，殺了皇軍，罪該萬死，全家人都死了，就跑了他一個。”
我問：“這是什麽時候的事？”
他可能也不知道，瞪我一眼，對著通緝令上的頭像饒有興致地說：“跑，跑，看你往哪裏跑，天網恢恢，插翅難逃。”
火車緩緩開走了，我在最後一刹那跳下了列車——我的心還沒有完全死！可是我的家人，父親、母親、大哥、大嫂、小馬駒、阿牛哥、徐娘、小燕、小龍、小鳳……真的死了，沒了，消失了；我家的房子也被鬼子霸占了，大門口赫然立著兩個持槍的小鬼子，門樓上、父親的汽車上、阿牛哥的摩托車上，都插著雪白血紅的狗皮膏藥旗，小弟屋前的那棵老柞木樹被砍掉了，堆在弄堂裏，長出了血色的蘑菇……這一切，就發生在我離家出走的第三天夜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