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節:保密局


    有一次,你母親介紹我們認識,我和他聊起來,談到共產黨人該不該接受和談的問題,他的見解是當時美國人的見解,就是認為共產黨接受和談是明智的。


    他誇誇其談地說:"共產黨隻有兩門火炮和三支鳥槍,他們也許可以在夢中無數次地擊敗我們,但在現實中永遠不可能。


    趁著當今全世界都厭戰的形勢接受和談,隔岸相治,在我看來,那簡直是上帝給他們的禮物。


    "這些都是當時報紙上的言論。


    分手前他給我一張名片,上麵印有四五個顯赫的頭銜,我隻記得其中一個是:中華海洋委員會董事長。


    我所以獨獨記得住它是因為這個海洋委員會當時很有名氣,是一個做著陰暗的非法營生卻從來不遮人耳目的、從事軍火貿易的秘密商會(像夫子廟的眾多妓院),後台老板是美國議會一位官員。


    當時曾有不少知名人士呼籲政府取締這個商會,因為這個商會幹的營生無非是"拿中國人的家珍換來了些過時的廢銅爛鐵而已"。


    不知怎麽的,我自一開始就有種預感,覺得楊豐懋可能就是那個真老a。


    沒人跟我這樣說,也沒這方麵的征兆,但我一直這樣想,而且從那以後我把自己對老a有的敬佩和仰慕都悄悄地給了楊及你母親。


    直到半年多後,當我手上捧著真老a的人頭像時,我才明白不是的。


    我說過,自你母親得到鄭介民重用後,我們的工作做得很順心,成績也很大。


    跟所有耕耘者一樣,收獲給我們帶來了古老而根本的快樂。


    但等過了年,到了1948年3月後,我們接連遇到了好幾件麻煩和不幸的事,首先就是老a的頭像被四處張貼,懸賞捉拿。


    那張人頭像也許是根據誰的記憶由一個蹩腳的畫匠描製的,很大,有半米見方。


    在像上,老a戴一副肉色深度近視鏡,天庭飽滿,大包頭,中分,臉型上方下圓,腮肉豐滿,鼻子向前凸出,兩側有個明顯的肉八字。


    總的說,也許是由於回憶者或者作畫者的感情用事,把老a視為"狗特務",過分地強調了頭發的又長又亂和腮幫上的幾道橫肉,因而顯得有點怪模怪樣,既有一個秘密組織頭目的毒辣、剛毅的氣質,又有山裏土匪的那種蠻野勁兒。


    反正這是一幅極其拙劣的人頭像,不論是回憶的人還是描繪的人,在創作中都融進了強烈的主觀色彩,因而極不真實是肯定的。


    我記得,剛到南京時就聽保密局不少官員說起老a這個人,說他曾當過演員,擅長化妝術,經常改變相貌。


    這無疑也給回憶和畫像者增加了難度。


    但不管怎樣,楊豐懋和畫像上的人絕不可能是同一個人,最差勁的畫匠和最高明的化妝術都不可能將同一人演義成如此兩人。


    這頭像對我的意義就是這樣,它讓我明白了楊和老a不是同一人。


    就是這張頭像,後來複製出無數張照片和畫像,四處散發,到處張貼。


    我相信,它在巡捕過程中並沒有發揮什麽作用,因為——照他們話說,老a擅長化妝術,那麽他一定將由此把自己化妝得更不像畫像上的人。


    我以為,那頭像除了眼鏡和額頭外,其他都有些"生分",那一定是回憶的不確切或者表達的不到家造成的。


    既然這樣,我想隻要把眼鏡摘了或者換了(同時也會改變額頭模樣)就行了,而這是很容易的。


    對此,你母親不像我這麽樂觀,她指出,雖然眼鏡確實可以改換,額頭也可以通過眼鏡和發型的變化而得到一定變化,"但鼻子兩側的肉八字是不易改變的。


    "她這麽說,使我以為她一定見過老a。


    但她又否認了,說隻是見過他照片。


    我問:"照片和頭像相像嗎?"你母親痛苦地點點頭說:"像。


    "可能確實相像,要不組織上不會作出讓老a暫時離開南京的決定。


    作出決定是一回事,怎麽離開又是一回事,因為當時的情況很糟,老a的頭像鋪天蓋地,大街上隨便撿起一張廢紙看,都可能是老a的頭像。


    再說南京這個城市不知你去過沒有,完全是個古城,四周城牆環繞,城門就是出口,將城門把守起來,你就隻能變隻鳥飛出去了。


    我記得為了讓老a離開南京,我們做了很多努力,但依然找不到一個絕對保險之計。


    最後想來想去,還是用了一個很老套的辦法,花錢買通了把守光華門的一個小頭目,將老a裝在一隻木箱裏,以文物國寶的名義走私出去。


    這是一個多月後的事,老a總算躲過了劫難,我們懸起的心剛剛輕鬆下來,不料你母親又出事了。


    07唉,人老了,記憶也老了,舌頭也老了,就連皮肉裏的血也老了,幹什麽都不可能像年輕人那麽爽快、利落。


    你見過老人行走嗎?一步一頓,走一步退半步,很煩人是不是?而他們自己卻並不厭煩,是的,除了不厭其煩他們沒有別的能耐。


    我相信我很早就已變成一個老人,一個嗦的人,譬如這拐杖,它是說明我老是嗦的有力把柄,我離不開它,它既是我的累贅,又是我的一隻腳,我靠著它出門、上街,預防各種跌倒的危險。


    有時候,我了也要用它打一條冒犯我的惡狗,大街上也許沒有一條真正的狗,但是像狗一樣的人並不是沒有。


    哦,你看,我又把話扯遠了。


    那天是星期天,我記得很清楚,上午我在家閱讀了幾張解放區的報紙和一本小開本的油印刊物(都是秘密得到的),使我深受鼓舞。


    中午時候,天氣很好,妻子讓我帶兒子和女兒去小紅山公園看馬戲團的演出,我以有事搪塞了。


    其實我沒事,我隻是想清靜,想一個人呆在家裏,讓寶貴的孤獨包圍我,讓那些平時沉睡的東西蘇醒過來(就像有片薄薄的陽光在我心裏蠕動著,使我看見細微,聽到靜的聲音)。


    幹我們這行靜心靜氣是最重要的。


    後來,我坐在陽台上,目送他們遠去,初春的陽光溫暖又快活地在孩子身上跳躍著,妻子一隻手牽著兒子,一隻手牽著女兒,很抒情的背影,很像一個幸福的母親和家庭。


    這時我突然想,這場戰爭到底什麽時候才能結束?我在莫名其妙的不安中默默地回到房間,荒唐地翻出了上午已經看過的幾張解放區報紙,重新又看了起來,仿佛這種閱讀能夠給我勇氣,使我安寧。


    而事實也確實如此,因為幾張報紙都親切地告訴我:大決戰已經開始,我們已經贏了第一個回合。


    我一邊接受著熟悉的鼓舞(因為已是第二次),一邊以一個幸福的人的眼睛預視著未來,我想我們的軍隊也許很快就會攻打南京,戰爭也許很快就會結束。


    大約是一點多鍾的時候,你母親像幽靈一樣突然出現在我麵前,我馬上意識到:她一定有什麽緊急事要告訴我,就下樓去把門關了。


    第60節:失去理智


    回來,我見你母親躺倒在沙發上,微睜著眼,滿臉疲憊,像個病人。


    我想是不是出什麽事把她嚇得這樣,所以心裏更加著急,問她出什麽事了。


    她不置可否地搖搖頭,很心亂的樣子。


    我又問:"你臉色不好,很蒼白,是不是身體不舒服?"她這才抬起頭,看我一會,突然告訴我——很堅決地:"我懷孕了。


    ""懷孕?"我像是被什麽燙著似的,慌亂地說,"怎麽可能呢?""我上午去醫院了,"你母親搖搖頭說,"沒錯的,已兩個多月了。


    "我徒然地在房間裏徘徊,思考,我知道,這並不是個正常的喜訊,你母親找我也並不是來報喜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道費解的難題,要考驗我們的理性和感情。


    我不需誇張就可以這麽說:這個生命伸出的一隻手握住了我們的良心,另一隻手卻抓住了我們戰士的信念,它把兩件我們最最珍視的東西放在一起,同時又無情地讓我們做"隻要其一"的選擇,這種選擇無疑是我們每個戰士最最害怕麵對的:比死亡還害怕!死亡對我們來說並不是可怕的事,因為我們無視死亡,因為我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人們經常這樣說,我們確實也是這麽做的。


    "他知道嗎?"我問。


    "誰?""大海。


    "大海是楊豐懋的代號。


    "他去緬甸了。


    ""什麽時候能回來?"我想這種事情應該首先讓孩子父親知道。


    "不知道,"你母親說,"才走的,也許還要很久。


    "我又問:"現在有誰知道?"她說:"沒人知道,就你和我。


    "我問:"你打算怎麽辦?"她說:"你看呢?"我說:"這個問題隻有你和組織才有權回答。


    "以後幾天我一直在等她的回音,我希望馬上召開一次紅樓會議。


    但會議不是我和你母親可以召開的,我們隻有等著它開,無權召開;隻有老a或者代老a才有權召開紅樓會議。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當老a(老大),隻有在那幾天裏我忽然希望自己就是老a。


    有一天,我去"小洋樓"給鄭介民送文件,經過你母親辦公室時,我故意幹咳兩聲,通告你母親我來這裏了,如果有事她會設法與我取得聯係的。


    我們當時有種約定的聯係方式:隻要你母親在樓道的大廳裏給人算撲克牌命,就說明有事,我就要注意接收信號。


    我不知你母親從哪兒學得了一手算命術,反正算得很有名堂,很像回事,一度在保密局內"名聲鵲起",說她算的命比夫子廟的天覺和尚還要準。


    那時候,找你母親算命的人很多,我聽說毛人鳳還專門悄悄找她算過命(肯定是受秦時光蠱惑的結果),甚至隻要她一出現在哪個休閑場所,有人就會纏她算命。


    這使她結識了很多人,得到了很多意外情報。


    當我從鄭辦公室退出來,經過樓道休息廳時,我看見好幾個人圍著一張茶幾和你母親,我就知道她一定在用撲克牌給人算命,其實在等我去接收"信號"。


    我馬上圍上去,故意生出點兒聲音讓你母親知道:我已出來。


    這之後,你母親一定會暗暗地給我擺一副牌,這副牌的開頭肯定是三張任意連著的菩薩牌(即j,q,k),就像電台聯絡開始的呼號,呼叫對方注意抄收。


    隨後出現的一係列數字牌即為報文(菩薩牌沒有內容,可以置之不理),我用腦子記錄報文,回去將相應的奇數換成偶數、偶數換成奇數,然後就可照著明碼電報本翻譯出報文。


    由於隻能默記,報文總是很簡單,一般是幾個字,或者詞組。


    那天她發給我報文的內容是:滅火勿念,意思是告訴我她已決定不要孩子。


    但是誰讓她作出這決定?孩子父親知道嗎?難道非這樣不可?說真的,當時我確實為她想得很多,甚至每當想到她已決定不要孩子,我想勸她生下來的願望就更加強烈了。


    也許要是她作出相反的決定,我就會有相反的願望。


    這很可能。


    兩天後,我們在舞會上再見麵時,不知是出於同情還是關懷,或是出於對一個生命的負疚心理,我愚蠢地提起了那個令人肝裂腸斷的話題,建議她要想好,不要太衝動什麽的。


    我還說到戰爭可能很快就會結束,意思是這樣的話孩子就可以保留下來。


    我話沒說完,就感到你母親短暫地抽泣了一下,一滴眼淚滴在我衣襟上。


    過一會兒,她告訴我,這不是她自己作出的決定,她已和組織取得聯係,是組織上,是老a,做出了這決定,她僅僅是服從而已。


    老a!老a!!那時刻我對這個滿臉蠻橫的老a不可抗拒地產生了恨意,在不滿和不安之中,我想,我們這位老大也許就像毛人鳳一樣,是冷酷無情的;也許是信念使他變得冷酷無情,但即便這樣我也不覺得他有多麽可敬可愛,因為一個人的痛苦——我至今還記得你母親說那話時那種無可奈何的痛苦神情——已使我失去理智。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對組織、對這個神秘的大老a產生了一種不親切感。


    然而,一個星期後,深深的自責又折磨了我。


    08我覺得,如果我講述的是一個故事,那麽它現在正在往一個淒楚的方向進展,越來越像個悲劇故事。


    我知道,在一個無限的期限內,所有的人都會發生所有的事,但僅僅在一兩個月時間內應該發生多少事,那是我不知道的。


    那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妻子告訴我,那個經常給我理發的老頭來找過我,說是來還我錢的。


    我妻子不知道,所謂還錢是個借口,給我送情報來才是真的。


    這個老頭,曾經就像黑夜裏的一把火,照亮過我,溫暖過我,使我在最孤獨的時候仍然感到組織的存在。


    但自你母親到來後,我已好久沒跟他聯係了,他的突然出現使我感到吃驚,我心慌意亂地在沙發上坐下來,可以想像地在坐墊下摸到了他留下的紙條,一種盲目的恐懼心理使我馬上打開了紙條,上麵不過十幾個字,通知我晚上去參加紅樓會議。


    有那麽一會兒,我感到輕鬆,就像避開了什麽想像中的麻煩、危險,心想,我還正希望去開會呢,順便可以建議組織上對你母親的事情重新予以考慮。


    說真的,那時候我強烈感到自己更希望你母親把孩子生下來,一則我覺得你母親有這樣願望,我們應該盡量尊重她,不能傷她心;另外我想革命也許會很快勝利,我們也許沒必要做出這犧牲。


    但當我再次審視手上紙條時,我又感到了不對頭,因為我想,如果正常的話開會的消息應由你母親通知我,而且正常情況你母親總是不叫我去,自己去開了會後,把會議和我有關的部分轉告我:總是這樣,很少有例外。


    第61節:不祥之感


    記得隻有一次,你母親有事不能去,是我去的,那都是半年前的事了。


    我還記得,就在那次會上——我參加的第二次紅樓會議,我發現我們已經少了一位同誌,就是那個青年學生,你還記得嗎?對,就是他,額頭上有一塊紅斑的那個人。


    我現在想起來了,他代號叫"半月"。


    我或許在前麵說過,他是我們中最年輕的同誌,卻是最早遇難的,犧牲時才20歲。


    他的犧牲,使我懂得了——更加懂得了,成為不死,那不是我們地下工作者的願望,因為那很不真實,很渺茫。


    有句話是這樣說的:在敵後穿插,清晨起來還看見自己活著,那是多麽幸福的事。


    是啊,生命對我們來說就像天上彩虹一樣容易消失,陽光、水汽,甚至你站立的位置、目測的角度——凡此種種,隻要稍有偏差,都可能使彩虹消失。


    我們的生命就是這樣的珍貴而傷感,因為我們的每一個舉動都有著無可挽回和必冒風險的危機。


    有時候,我們甚至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切斷動脈、喉管,用自己的牙齒咬碎舌頭,或者用一粒劇毒藥片結束自己生命。


    所以人們說,成為一名特工,無異於把一隻腳送進了地獄的門檻,另一隻在某天清晨或者傍晚隨時都可能跟著進去。


    那確實是最真實不過的,也是最正常的,像我這樣最後又把那隻腳重新從地獄裏退出來,成為一個80歲不死的老人,可以說,是很罕見的,非正常的。


    紙條在我手上變得沉重、生硬,像塊鐵片,我的手膽怯地顫抖起來,我想,難道這是你母親出事的一個信號嗎?她要好好的怎麽會讓老頭出現?她會有什麽事?是手術出了麻煩(處理孩子的手術),還是工作出了漏洞?一種極為空虛的災難臨頭的不祥之感糾纏著我,折磨著我,我覺得發冷和害怕。


    窗外,天色正在逐漸昏暗,我幾乎沒有勇氣出門,但又不敢在家裏使用電話。


    最後我還是出了門,來到附近一家旅館,撥通了水西門公寓的電話。


    電話嘟嘟響著,在我聽來就像一隻軍艦正在不斷沉落。


    正當我準備掛掉電話時,對方卻接了電話:"這是楊董事長家,您找誰?"我聽出是管家的聲音,就問:"楊太太在家嗎?"她說:"太太身體不好,正在休息,你有什麽事?"我說沒事,就掛了電話,同時感到如釋重負。


    我想,會出什麽事?什麽事也沒有,她隻是身體不好,所以要我去開會。


    甚至我想,她身體不好也許正是剛做了孩子的手術。


    這念頭使我感到內疚,好像我就是手術的醫生。


    我也感到遺憾,因為我正打算在晚上的會上替她說說情呢。


    說真的,我是做父親的人了,我太能體會到孩子對父母來說有多麽重要和珍貴。


    晚上,天很晴朗,一盆銀製的月亮早早地掛在了天上,馬路上到處是房屋的不規則的陰影和像水一樣晃動的樹木的陰影。


    因為月光充盈,白色的救護車反倒失去它引人注目的特征,隱蔽在一片白色之中,所以我沒能老遠就看見它過來,而是到了眼前,等它在我身邊戛然而止時,我才恍然明白,匆匆忙忙地上了車。


    車子尖叫著奔馳在陰影斑駁的大街上,卻沒有慣常地駛向郊外,而是在巷巷弄弄裏穿來穿去。


    開始我以為還要接人,但車到水佐岡一帶時,代老a突然伸手朝一條窄胡同指點了一下,說:"雙井巷28號,已被盯梢,以後不能聯絡。


    "到了明故宮,代老a又說"桂花街17號已叛變,以後不要與他接頭",到光華門,代老a又說某某地方某某同誌已被捕,以後不要再聯係。


    就這樣指點了好幾處之後,車子才出城上了紫金山,在山路上拐來拐去地開了有半個鍾頭左右,終於停在一座別墅的門前。


    一個白胡須老頭為我們開了門,帶我們去了一間像洗澡堂的平屋:裏麵已有三個人在等我們,當中有理發店的跛腳老頭,他見我跟不認識似的,我也沒有露出認識他的表情。


    另外兩人其中一位是女同誌,三十來歲,臉很大,頭發剪得短短的(更顯得臉大),穿著一套像少數民族的服裝。


    包括理發店的跛足老頭,和剛才車子上有三位同誌我以前見過外,大部分同誌我都不認識,一下認識這麽多人,我有點害怕,但又很興奮,覺得我們竟有那麽多同誌。


    我們剛坐下,白胡須老頭就退出去了,也許是去警戒的。


    不知是激動還是緊張,我注意到老頭出門時露出了哆哆嗦嗦的目光。


    會議一開始,代老a就神色嚴肅地告訴大家:最近我們已有兩人變節叛變(其中包括花園街17號的),組織遭到慘重破壞,先後有7名同誌被逮捕,組織上要求同誌們暫時"避避風頭","沒有組織命令一律不準私自開展工作"。


    "但是,"代老a目光變得犀利,"兩個叛徒必須不惜代價除殺,冒最大險也要除殺!"看看大夥又說,"組織上決定這項任務交給望遠鏡完成,必須盡快。


    ""他們現在在哪兒?"坐在我正對麵的一個敦實的中年人問。


    我想他可能就是"望遠鏡"。


    "就在這兒,在毛人鳳手上,"代老a說,"但據說就要離開南京,不知去哪裏,也許是重慶。


    ""毛那邊不是有我們的人嗎?"中年人好像有些異議,"讓他們幹不是更方便?"代老a剜他一眼,責問道:"聽你還是聽組織上的?!"中年人垂下頭,不吭聲了。


    這時,坐在女同誌和理發老頭中間的那位戴眼鏡的同誌,就是原先在屋裏等我們的三人中的一人,插嘴說:"他們被捕了。


    "沉默一會兒又說,"剛被捕的。


    "這人是誰?他怎麽說我們被捕了?我想,難道是你母親被捕了?這意味著下午我打電話時管家是在被迫騙我,同時也意味著我的聲音已被錄音!一下子我變得坐立不安,手腳居然控製不住地哆嗦起來。


    為穩定一下情緒,我掏出煙來。


    正當我把煙剛點燃,院子裏突然傳來一聲呼叫,我們並沒有聽清楚呼叫的是什麽,因為呼叫的人似乎剛出聲喉管就被割斷了。


    但這足以引起我們警覺,再說接下來的一陣子被壓低的遝遝遝響聲——像有一大群鳥在撲飛,更加提醒我們:出事了!這時,剛插嘴說我們"已被捕"的那位"眼鏡"同誌率先飛身撲到門口,扯滅了電燈,同時大喊一聲:"快跑——!"但此時遝遝聲像粘在屋牆上,要跑無疑已來不及。


    事實上我們一扯滅燈,外麵就向我們喊話了。


    無法逃跑的我們隻好都分散在屋子四周,像壁虎一樣貼牆而立,目光齊齊落在代老a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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