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不見，北大的桃花都粉嘟嘟地開了，柳條子都咕嘟出小綠豆豆了。可是灑家無心賞那春光啊，二十多封信等著我回呢，四篇文章等著我寫呢，還有熱水器壞了，等著我找人修呢。看來今天這博客也寫不長了，那麽多留言也不能一一答複了。不過令灑家欣慰的是，出門多日，書院一片風和日麗的，簡直跟那傳說中的“大學自習室”差不多了。看來以後俺可以放心地出門一個月，都不用關門閉戶掩柴扉了。好在日前已經準備了一篇讀書雜感，貼在這裏，就算是清明節給偉人祭掃祭掃吧。有誰還記得30年前那個清明節嗎？哦，30年前的月亮啊……
浮誇風中的毛與劉
《粵海風》2006年第1期上，劉德中談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文章很有價值。黃嶺峻博士的《劉少奇與大躍進》糾正了社會上的浮淺認識，指出劉是大躍進的主要決策者和推動者。但是說“公社”一詞是劉少奇發明的，恐怕不能成立。薄一波同誌在《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說劉少奇與周恩來、陸定一等在火車上“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隻能證明他們當時頭腦發熱，而“公社”一詞早就有了。
毛澤東退居二線，把國家交給劉少奇全權管理一事，老同誌多認為是放手培養接班人的英明舉措。但我覺得這裏有老毛的封建帝王思想在作怪，不建立一套交接權力的明確製度，單憑一把手的個人感覺栽培繼位者，後患無窮。老毛自以為明察秋毫又對人民群眾一片丹心，就可以避免封建帝王的悲劇，但個人再偉大，見識也有局限。結果發現劉少奇利用對毛的個人崇拜控製了全國，黨和政府重新變成了革命之前的“衙門”，毛成了被架空的晁蓋，於是隻好再次發動革命，借助人民的熱愛和林彪的軍隊，奪回政權。可是更大的麻煩來了，林彪的威望比劉還大，成了被寫進憲法的接班人……圍繞著接班人，殺得煙塵四起，血雨腥風，直到禦林軍再演玄武門，生擒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等四名政治局委員，舉世震驚。毛澤東總是希望選出一個理想的接班人，結果都失敗了。這不能說是毛不聰明——他對每個接班人都另留了一手，特別是伏下了鄧小平這個他不大喜歡的但又極其器重的奇才——而隻能說封建帝王立太子式的培養接班人方式，應該壽終正寢了。鄧小平在接班人問題上，吸取了毛的教訓，做得比毛要好。現在從江澤民朱鎔基到胡錦濤溫家寶這套黨政班子，盡管社會上有不同的議論，但在交接班製度上起碼是一個相當大的曆史進步。
劉少奇同誌對合作社升為人民公社、大辦食堂、大煉鋼鐵等，極為欣賞並大力提倡。1958年6月14日，他建議普遍設立公共食堂。《光明日報》1958年8月4日報道劉少奇同誌表揚山東壽張縣，把浮誇風行為說成“是一個革命”、表揚他們“壓倒了科學家”。《人民日報》1958年9月30日報道劉少奇視察江蘇常熟縣，聽到畝產萬斤時，他說：“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裏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一時全國上下紛紛放衛星，產量成了衡量幹部政績的重要指標，而且還都打著毛主席的旗號。
毛意識到自己孤家寡人說自己的，黨的衙門裏在另幹一套，自己的文章也慢慢不大容易發表了，他隻好發揮五四時候練就的演講才能，到處講話。1958年11月23日，毛在武昌會議上講了一段頗為“反動”的話：“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麽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麵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這跟做詩不一樣，要懂得做詩和辦經濟事業的區別。”
從此話可以看到，毛把做事跟作詩分得很清楚。很多人看見毛的詩篇激情蕩漾，就認為毛是個不理性的領袖，大錯也。不大會寫詩的領導才往往拿著生活當詩來胡搞，王明博古他們就是，差點斷送了紅軍的全部家當。而看看遵義會議之後老毛領導的紅軍，那完全是個精明的企業在運作，頑強而巧妙地頂住了崩盤的危局，到陝北後重新上市，產品不斷升級換代，嚴格控製高管層持股，大麵積吸引散戶，低開高走，最後一舉通吃了天下。
可是企業做大了，各大區的銷售經理們就開始享受勝利果實了。彭德懷氣憤地說：“崽賣爺田不心疼。”可是群眾有什麽辦法，鄉長書記要的是政績啊。1959年4月29日，毛利用黨內通信繞過中央，直接號召基層幹部群眾說：“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可是這話也就老毛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敢說，要是我說，立馬衙門裏就來人辦我的學習班了。
毛澤東1960年3月痛斥“共產風”，指出“貪汙、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1960年11月15日在《徹底糾正“五風”》中強調要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12月30日，他要求把剝奪農民的財產都“認真退賠”，“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這樣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可是毛的心裏應該明白，那些衙門能夠做到“破產也要賠償”嗎？正像今天的溫家寶總理替農民工討工資，大家一致稱讚。可是如果讓每個地方政府都把拖欠的工資給農民要回來，那承包商們能答應嗎？
實事求是地講，毛澤東雖然退居二線，但他仍然是黨和國家的最高決策者。大躍進不能全盤否定，總體上對於加速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還是發揮了重大作用的，這有具體的經濟增長數字為證，60年代的國力比50年代上了一個大台階。但是大躍進是以嚴重的剝奪農民為代價的，毛澤東沒想到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還是沒能避免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悲劇。諸如全民煉鋼的荒唐、共產主義大食堂的“吃他娘穿他娘”的敗家鬧劇，雖然是下邊人搞的——今後的研究還可能發現是某些人故意要看毛的笑話而慫恿的，但作為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仍然要負主要責任。他向全黨承擔了這個責任，吞下了這枚苦果。但他的心裏，恐怕更堅定了要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信念，一場更大的暴風雨開始醞釀了。
鄧小平的一個了不起的地方是，沒有因為自己在蘇區跟老毛一起被打成右派，就說右派都是好東西，都是大英雄；也沒有因為自己跟劉少奇一起被打成“資產階級司令部”，就把劉少奇吹上神壇來使自己借光。他在談及這一段曆史時說：“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老鄧在成為中國最高領導後能夠說出這樣的話，不敢說英明，至少可說是難能可貴了。毛澤東當年跟赫魯曉夫談論身後的接班人，沒有看好劉少奇和周恩來，獨獨提出了那個“了不起的小個子”，真是沒有看錯人也。1976年清明節，老鄧第三次被打倒，小學4年級的我在收音機裏聽到“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建議，保留其黨籍”，心中萬分不解：既然是個壞人，為什麽還要保留黨籍？從來沒有先例啊。當時的大人們也不過以為是毛主席“皇恩浩蕩”，胸懷慈悲而已。許多年後，讀過的萬卷書漸漸連成一片，才明白毛對鄧的又愛才又“恨鐵不成鋼”又要敲打又怕打壞了的心態。鄧對毛的感情，不是那些地富反壞右所能夠妄自揣測的。而劉少奇同誌，今天的研究者們光忙著為他平反叫屈，卻很少去研究他的真實心理。我們的當代史研究，恐怕又要落後於外國的漢學家。但願莫像杜牧《阿房宮賦》所雲：“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阿彌陀佛！
浮誇風中的毛與劉
《粵海風》2006年第1期上，劉德中談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文章很有價值。黃嶺峻博士的《劉少奇與大躍進》糾正了社會上的浮淺認識，指出劉是大躍進的主要決策者和推動者。但是說“公社”一詞是劉少奇發明的，恐怕不能成立。薄一波同誌在《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說劉少奇與周恩來、陸定一等在火車上“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隻能證明他們當時頭腦發熱，而“公社”一詞早就有了。
毛澤東退居二線，把國家交給劉少奇全權管理一事，老同誌多認為是放手培養接班人的英明舉措。但我覺得這裏有老毛的封建帝王思想在作怪，不建立一套交接權力的明確製度，單憑一把手的個人感覺栽培繼位者，後患無窮。老毛自以為明察秋毫又對人民群眾一片丹心，就可以避免封建帝王的悲劇，但個人再偉大，見識也有局限。結果發現劉少奇利用對毛的個人崇拜控製了全國，黨和政府重新變成了革命之前的“衙門”，毛成了被架空的晁蓋，於是隻好再次發動革命，借助人民的熱愛和林彪的軍隊，奪回政權。可是更大的麻煩來了，林彪的威望比劉還大，成了被寫進憲法的接班人……圍繞著接班人，殺得煙塵四起，血雨腥風，直到禦林軍再演玄武門，生擒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等四名政治局委員，舉世震驚。毛澤東總是希望選出一個理想的接班人，結果都失敗了。這不能說是毛不聰明——他對每個接班人都另留了一手，特別是伏下了鄧小平這個他不大喜歡的但又極其器重的奇才——而隻能說封建帝王立太子式的培養接班人方式，應該壽終正寢了。鄧小平在接班人問題上，吸取了毛的教訓，做得比毛要好。現在從江澤民朱鎔基到胡錦濤溫家寶這套黨政班子，盡管社會上有不同的議論，但在交接班製度上起碼是一個相當大的曆史進步。
劉少奇同誌對合作社升為人民公社、大辦食堂、大煉鋼鐵等，極為欣賞並大力提倡。1958年6月14日，他建議普遍設立公共食堂。《光明日報》1958年8月4日報道劉少奇同誌表揚山東壽張縣，把浮誇風行為說成“是一個革命”、表揚他們“壓倒了科學家”。《人民日報》1958年9月30日報道劉少奇視察江蘇常熟縣，聽到畝產萬斤時，他說：“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裏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一時全國上下紛紛放衛星，產量成了衡量幹部政績的重要指標，而且還都打著毛主席的旗號。
毛意識到自己孤家寡人說自己的，黨的衙門裏在另幹一套，自己的文章也慢慢不大容易發表了，他隻好發揮五四時候練就的演講才能，到處講話。1958年11月23日，毛在武昌會議上講了一段頗為“反動”的話：“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麽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麵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這跟做詩不一樣，要懂得做詩和辦經濟事業的區別。”
從此話可以看到，毛把做事跟作詩分得很清楚。很多人看見毛的詩篇激情蕩漾，就認為毛是個不理性的領袖，大錯也。不大會寫詩的領導才往往拿著生活當詩來胡搞，王明博古他們就是，差點斷送了紅軍的全部家當。而看看遵義會議之後老毛領導的紅軍，那完全是個精明的企業在運作，頑強而巧妙地頂住了崩盤的危局，到陝北後重新上市，產品不斷升級換代，嚴格控製高管層持股，大麵積吸引散戶，低開高走，最後一舉通吃了天下。
可是企業做大了，各大區的銷售經理們就開始享受勝利果實了。彭德懷氣憤地說：“崽賣爺田不心疼。”可是群眾有什麽辦法，鄉長書記要的是政績啊。1959年4月29日，毛利用黨內通信繞過中央，直接號召基層幹部群眾說：“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可是這話也就老毛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敢說，要是我說，立馬衙門裏就來人辦我的學習班了。
毛澤東1960年3月痛斥“共產風”，指出“貪汙、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1960年11月15日在《徹底糾正“五風”》中強調要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12月30日，他要求把剝奪農民的財產都“認真退賠”，“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這樣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可是毛的心裏應該明白，那些衙門能夠做到“破產也要賠償”嗎？正像今天的溫家寶總理替農民工討工資，大家一致稱讚。可是如果讓每個地方政府都把拖欠的工資給農民要回來，那承包商們能答應嗎？
實事求是地講，毛澤東雖然退居二線，但他仍然是黨和國家的最高決策者。大躍進不能全盤否定，總體上對於加速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還是發揮了重大作用的，這有具體的經濟增長數字為證，60年代的國力比50年代上了一個大台階。但是大躍進是以嚴重的剝奪農民為代價的，毛澤東沒想到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還是沒能避免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悲劇。諸如全民煉鋼的荒唐、共產主義大食堂的“吃他娘穿他娘”的敗家鬧劇，雖然是下邊人搞的——今後的研究還可能發現是某些人故意要看毛的笑話而慫恿的，但作為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仍然要負主要責任。他向全黨承擔了這個責任，吞下了這枚苦果。但他的心裏，恐怕更堅定了要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信念，一場更大的暴風雨開始醞釀了。
鄧小平的一個了不起的地方是，沒有因為自己在蘇區跟老毛一起被打成右派，就說右派都是好東西，都是大英雄；也沒有因為自己跟劉少奇一起被打成“資產階級司令部”，就把劉少奇吹上神壇來使自己借光。他在談及這一段曆史時說：“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老鄧在成為中國最高領導後能夠說出這樣的話，不敢說英明，至少可說是難能可貴了。毛澤東當年跟赫魯曉夫談論身後的接班人，沒有看好劉少奇和周恩來，獨獨提出了那個“了不起的小個子”，真是沒有看錯人也。1976年清明節，老鄧第三次被打倒，小學4年級的我在收音機裏聽到“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建議，保留其黨籍”，心中萬分不解：既然是個壞人，為什麽還要保留黨籍？從來沒有先例啊。當時的大人們也不過以為是毛主席“皇恩浩蕩”，胸懷慈悲而已。許多年後，讀過的萬卷書漸漸連成一片，才明白毛對鄧的又愛才又“恨鐵不成鋼”又要敲打又怕打壞了的心態。鄧對毛的感情，不是那些地富反壞右所能夠妄自揣測的。而劉少奇同誌，今天的研究者們光忙著為他平反叫屈，卻很少去研究他的真實心理。我們的當代史研究，恐怕又要落後於外國的漢學家。但願莫像杜牧《阿房宮賦》所雲：“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阿彌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