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工作累累了，不寫流水賬賬了。
貼一篇《47樓萬歲》裏的文章，可能稍微晦澀了些，就算調劑一下風格吧。賈島說：“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丘。”小賈同學未免有些撒嬌，還是錢鍾書說得好：“一個真有幽默的人別有會心、欣然獨笑，冷然微笑，替沉悶的人生透一口氣。也許要在幾百年後、幾萬裏外，才有另一個人和他隔著時間空間的河岸，莫逆於心，相視而笑。”我想錢鍾書這樣的老智叟，恐怕總是話中有話滴，他說的那“另一個人”，是誰呢？
以模仿求解放
博埃默（ellekeboehmer）的《殖民與後殖民文學》已由盛寧翻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盡管這部書討論的主要是以英語寫作的“關於帝國的文字和反對帝國的文字”，但僅憑這一點已足可使它擁有全球性的意義，因為從文明誕生的那一刻起，統治與被統治就成為人類生活的兩種最基本樣態。特別是在後現代、後殖民、後文字、後後後的今天，尋找一個不戰而逃的自由後門，誘發著所有沒出息的國家、沒誌氣的民族、沒節操的知識分子的渴望。博埃默以其宏贍的文本分析和頗富穿透力的梳理焊接，似乎隱隱啟示出這樣一幅圖景：駕模仿之舟，達解放之岸。
不論在種族革命還是在社會革命的巔峰期，“不自由，毋寧死”都是一句最使人熱血沸騰的口號——女權主義之所以遲遲不能勝利，大概就因為不曾喊出“不女權，毋寧死”。然而作為統治者代表的羅斯金卻在1870年的就職演說中斬釘截鐵地宣布：“不統治，毋寧死。”因為“命運之神已經降臨，這是一個民族所能接受或拒絕的最崇高的命運。”統治與被統治就是這樣一場生死搏鬥。不要看英語國家大義凜然地痛斥納粹法西斯時那副裝腔作勢的模樣，英語國家所殘害和淩辱的生靈，比起納粹來，隻多不少。區別隻在於英語國家更機智、更偽善、更懷柔。英語國家最終控製了這個星球的每一棵小草和每一粒腦細胞，並不是依靠王八盒子萬人坑或者毒氣室集中營，而是依靠文本。殖民主義最成功之處就是把自身完全演變為一種文本運作，這種文本運作的結果使得殖民者可以酣然高臥甚至打道回府而殖民地依然跳不出他的掌心。戰後如火如荼的民族獨立浪潮在一定意義上解放的不是被統治者，而是統治者酸痛的雙臂。“後殖民地”也即所謂“前殖民地”對殖民者的依賴不但未見減少反而更加發自肺腑。就連台灣也有為數不少的人因為痛恨國民黨的專製腐敗而真誠懷念日據時代。此中的奧秘在於，殖民統治是跨地域跨種族的收集信息和行使權力的行為，而書寫恰恰是完成這一使命的最有效的工具。
對於殖民者來說，殖民主義文本支撐了他們本已乏味衰朽的生存。那些曆險記使他們相信自己的勇氣，那些奇聞異俗激發了他們思想的胃口，殖民者的自我在殖民文本中進行著多向度的膨脹擴張，他們的生命由此獲得了鮮活的期盼。在殖民主義的文本中，殖民者一步步走上神壇，他們開發、保護，他們施恩、拯救，他們是正義和良知的化身，他們永遠不可戰勝，他們即使懺悔，也顯得異常高尚，使受眾熱淚滾滾。殖民主義文本堅定了殖民者的優越感和使命感，他們滿懷真摯的理想，去采集殖民地的生物標本，去測量非洲少女的rx房和中國女人的小腳，去剝下敦煌的壁畫，去運走孟加拉的佛像，去把“民主”和“科學”傳銷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與殖民主義相對抗的“民族主義”，從一開始就是殖民主義的副產品。民族主義的思想策略與殖民主義雖然方向不同，但結構一致。民族主義所張揚的本土曆史，種族宗教和傳統文化，恰恰成為殖民主義合理性、優越性的紮實注腳。民族主義的最高綱領就是按照殖民主義的價值標準趕超殖民者。如博埃默所說：“從殖民者那裏繼承下來的文學程式和文學話語被挪用、轉用、調離中心、雜交混合。”當歐式的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在東方成為文學的中心類型後，歐洲人放心地撤走了總督和駐軍，因為離開殖民主義的描述世界的方式，東方人已經根本找不到第二種生存。
民族主義在戰後終於發現了自己的兩難困境，即越是實現自我便越是迷失自我。最優秀的民族主義學者一般都要操兩套以上差別很大的語言，這導致他們擁有兩套以上的修辭體係和思維模式。民族主義作家逐漸采用了殖民主義的文類範疇，如冒險故事，拯救故事，懺悔故事等。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在殖民主義的廳堂裏獲得了席位，如果他們附帶有較多的“本土情結”，那就會得分更高。原型批評和結構主義批評方法的出現，並沒有改變西方思維模式的中心地位，相反，它使西方模式更堅信可以通過永恒的自我複製存在下去。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通過現代主義表現出來的西方自身的變革焦慮，到了戰後，卻借助民族主義的崛起而渙然冰釋。西方現在所麵臨的真正危機是，作為“他者”而存在的東方正像日益加速絕種的生物一樣急劇萎縮，全世界都將變成西方，如南迪（ashisnandy）所雲，西方“到處都是，不僅在西方內部，而且也在它的外部：在結構之中，在思想之中。”西方將會由於失去了整容的鏡子而不得不進入自己的風燭殘年。
民族主義的曆程是充滿佯謬和辛酸的。他們終將發現，不論本土化還是世界化，都是一場幻夢。獨立與革命，都是一次愉快或痛快的自我喪失。但是民族主義在與殖民主義同歸於盡的過程中，卻在最後一刻發現了一抹再生的曙光，那就是殖民主義毀滅的是真正的自我，而民族主義毀滅的是一個模仿體，是一個假我，或者說，毀滅的是一個文本。文本的毀滅隻是一種世界排列組合方式的毀滅，世界有可能依靠其他的排列組合方式再生。用革命樂觀主義的豪言壯語，可以表達為：“被壓迫者失去的隻是文本，他們得到的將是另一個新世界。”
然而，由模仿而解放畢竟隻是一個假設。模仿所具有的顛覆性業已為文學史和文化史所證明，但顛覆之後是不是解放則未可知。純粹由模仿構成的文本想必是不存在的，後殖民文本所具有的那些原創性的因素往往被後殖民批評所忽略。博埃默意識到自己的著作本身“就帶有一種帝國的味道”，他似乎比較樂觀看到後殖民寫作的成熟，這不禁使人又憑添了一道疑慮：倘若解放本身也是模仿的，人類將何處逃逸？
或許模仿本身便是解放。藝術的本質，人性的本質，本來就是模仿。
（本文不僅是一篇書評啊）
貼一篇《47樓萬歲》裏的文章，可能稍微晦澀了些，就算調劑一下風格吧。賈島說：“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丘。”小賈同學未免有些撒嬌，還是錢鍾書說得好：“一個真有幽默的人別有會心、欣然獨笑，冷然微笑，替沉悶的人生透一口氣。也許要在幾百年後、幾萬裏外，才有另一個人和他隔著時間空間的河岸，莫逆於心，相視而笑。”我想錢鍾書這樣的老智叟，恐怕總是話中有話滴，他說的那“另一個人”，是誰呢？
以模仿求解放
博埃默（ellekeboehmer）的《殖民與後殖民文學》已由盛寧翻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盡管這部書討論的主要是以英語寫作的“關於帝國的文字和反對帝國的文字”，但僅憑這一點已足可使它擁有全球性的意義，因為從文明誕生的那一刻起，統治與被統治就成為人類生活的兩種最基本樣態。特別是在後現代、後殖民、後文字、後後後的今天，尋找一個不戰而逃的自由後門，誘發著所有沒出息的國家、沒誌氣的民族、沒節操的知識分子的渴望。博埃默以其宏贍的文本分析和頗富穿透力的梳理焊接，似乎隱隱啟示出這樣一幅圖景：駕模仿之舟，達解放之岸。
不論在種族革命還是在社會革命的巔峰期，“不自由，毋寧死”都是一句最使人熱血沸騰的口號——女權主義之所以遲遲不能勝利，大概就因為不曾喊出“不女權，毋寧死”。然而作為統治者代表的羅斯金卻在1870年的就職演說中斬釘截鐵地宣布：“不統治，毋寧死。”因為“命運之神已經降臨，這是一個民族所能接受或拒絕的最崇高的命運。”統治與被統治就是這樣一場生死搏鬥。不要看英語國家大義凜然地痛斥納粹法西斯時那副裝腔作勢的模樣，英語國家所殘害和淩辱的生靈，比起納粹來，隻多不少。區別隻在於英語國家更機智、更偽善、更懷柔。英語國家最終控製了這個星球的每一棵小草和每一粒腦細胞，並不是依靠王八盒子萬人坑或者毒氣室集中營，而是依靠文本。殖民主義最成功之處就是把自身完全演變為一種文本運作，這種文本運作的結果使得殖民者可以酣然高臥甚至打道回府而殖民地依然跳不出他的掌心。戰後如火如荼的民族獨立浪潮在一定意義上解放的不是被統治者，而是統治者酸痛的雙臂。“後殖民地”也即所謂“前殖民地”對殖民者的依賴不但未見減少反而更加發自肺腑。就連台灣也有為數不少的人因為痛恨國民黨的專製腐敗而真誠懷念日據時代。此中的奧秘在於，殖民統治是跨地域跨種族的收集信息和行使權力的行為，而書寫恰恰是完成這一使命的最有效的工具。
對於殖民者來說，殖民主義文本支撐了他們本已乏味衰朽的生存。那些曆險記使他們相信自己的勇氣，那些奇聞異俗激發了他們思想的胃口，殖民者的自我在殖民文本中進行著多向度的膨脹擴張，他們的生命由此獲得了鮮活的期盼。在殖民主義的文本中，殖民者一步步走上神壇，他們開發、保護，他們施恩、拯救，他們是正義和良知的化身，他們永遠不可戰勝，他們即使懺悔，也顯得異常高尚，使受眾熱淚滾滾。殖民主義文本堅定了殖民者的優越感和使命感，他們滿懷真摯的理想，去采集殖民地的生物標本，去測量非洲少女的rx房和中國女人的小腳，去剝下敦煌的壁畫，去運走孟加拉的佛像，去把“民主”和“科學”傳銷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與殖民主義相對抗的“民族主義”，從一開始就是殖民主義的副產品。民族主義的思想策略與殖民主義雖然方向不同，但結構一致。民族主義所張揚的本土曆史，種族宗教和傳統文化，恰恰成為殖民主義合理性、優越性的紮實注腳。民族主義的最高綱領就是按照殖民主義的價值標準趕超殖民者。如博埃默所說：“從殖民者那裏繼承下來的文學程式和文學話語被挪用、轉用、調離中心、雜交混合。”當歐式的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在東方成為文學的中心類型後，歐洲人放心地撤走了總督和駐軍，因為離開殖民主義的描述世界的方式，東方人已經根本找不到第二種生存。
民族主義在戰後終於發現了自己的兩難困境，即越是實現自我便越是迷失自我。最優秀的民族主義學者一般都要操兩套以上差別很大的語言，這導致他們擁有兩套以上的修辭體係和思維模式。民族主義作家逐漸采用了殖民主義的文類範疇，如冒險故事，拯救故事，懺悔故事等。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在殖民主義的廳堂裏獲得了席位，如果他們附帶有較多的“本土情結”，那就會得分更高。原型批評和結構主義批評方法的出現，並沒有改變西方思維模式的中心地位，相反，它使西方模式更堅信可以通過永恒的自我複製存在下去。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通過現代主義表現出來的西方自身的變革焦慮，到了戰後，卻借助民族主義的崛起而渙然冰釋。西方現在所麵臨的真正危機是，作為“他者”而存在的東方正像日益加速絕種的生物一樣急劇萎縮，全世界都將變成西方，如南迪（ashisnandy）所雲，西方“到處都是，不僅在西方內部，而且也在它的外部：在結構之中，在思想之中。”西方將會由於失去了整容的鏡子而不得不進入自己的風燭殘年。
民族主義的曆程是充滿佯謬和辛酸的。他們終將發現，不論本土化還是世界化，都是一場幻夢。獨立與革命，都是一次愉快或痛快的自我喪失。但是民族主義在與殖民主義同歸於盡的過程中，卻在最後一刻發現了一抹再生的曙光，那就是殖民主義毀滅的是真正的自我，而民族主義毀滅的是一個模仿體，是一個假我，或者說，毀滅的是一個文本。文本的毀滅隻是一種世界排列組合方式的毀滅，世界有可能依靠其他的排列組合方式再生。用革命樂觀主義的豪言壯語，可以表達為：“被壓迫者失去的隻是文本，他們得到的將是另一個新世界。”
然而，由模仿而解放畢竟隻是一個假設。模仿所具有的顛覆性業已為文學史和文化史所證明，但顛覆之後是不是解放則未可知。純粹由模仿構成的文本想必是不存在的，後殖民文本所具有的那些原創性的因素往往被後殖民批評所忽略。博埃默意識到自己的著作本身“就帶有一種帝國的味道”，他似乎比較樂觀看到後殖民寫作的成熟，這不禁使人又憑添了一道疑慮：倘若解放本身也是模仿的，人類將何處逃逸？
或許模仿本身便是解放。藝術的本質，人性的本質，本來就是模仿。
（本文不僅是一篇書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