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傳來一個悲傷的消息,今天中午,當代畢升、北大的王選老師去世了,似乎還不到70歲啊。我昨天的讀書日記裏恰好寫到了王選老師,就貼在這裏,表示一個後輩的悼念吧。


    2006年2月12日星期日農曆丙戌年正月十五


    今日重讀了2004年10月號《創作評譚》上博枚的《偵探小說論》,是個複旦的博士後,寫得不錯。


    2005年第6期《當代文壇》上川大馮憲光的《人民文學論》論題很有意義。劉進的《知識分子何為?》是談曹征路的著名小說《那兒》的,角度很好。小說本來的名字應該是“英特納雄耐爾”,但是那麽無產階級的名字是不能發表的,隻好改為暗示性的“那兒”。文章結尾表達了對於“英特納雄耐爾“必將實現的樂觀信念。曾洪偉的《手機短信:中國現代小詩發展新機遇》則提出了一個頗有意思的問題。


    2006年第2期《百年潮》發表了我的《陳獨秀在1921》的修訂版。第一篇文章是彭佩雲的《也談“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出籠經過》,基本上堅持黨中央的觀點,看來關於文革問題的大辯論大研究已經悄悄開始了。


    王選院士的《我的人生抉擇》很好,中國從50年代發展計算機事業,到文革期間更加迅猛發展,1975年照排係統取得重大突破,獲得歐洲專利,1979年《光明日報》報道了激光排版研製成功,當時王選的職稱不過是個助教。80年代,捷報頻傳,中國各大報社都賣掉了鉛字。可是隨後刮起的理論風和出國風,使得研究不景氣了。大家都要評職稱了,要出國了,要賺錢了,要泡妞了。王選把事業交給了年輕人。我們現在都享受著從50年代開始發奮圖強的那一代人給我們帶來的便利,元宵節的短信鋪天蓋地,馬上情人節的也來了,漢字的手機短信之所以這麽發達,是多少人的多少個不眠之夜換來的,我們拿什麽報答他們呢?中國隻有一個王選是不夠的,但是我們為王選們的來臨準備了什麽呢?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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