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人喜歡用血緣關係、親戚關係來稱呼人。這本來是農業社會的特征，但是東北盡管工業化的程度是全國各省區最高的，卻還是願意這樣稱呼。你一下火車，就會被熱情地包圍住：“大哥大姐吃點兒飯唄，包子餡餅大米粥都是熱乎的，剛下火車怪累的！”說得你似乎真到了親戚家裏，不吃真的不好意思。在東北，你不是先生、小姐、同誌、公民，也不是處長、經理、教授、導演，而是大叔、大爺、老姑父、大妹子。這與東北人的“尋根情結”有關，東北人永遠懷戀中原，所以血緣意識體現在語言層麵。
一位考察目前色情業狀況的社會學專家介紹說，各地的妓女招攬生意的語言各具特色。廣東的妓女與國際接軌的程度高一些，經常故作含蓄地說：“先生，你不寂寞嗎？”北京的妓女喜歡表現瀟灑，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對著丈夫或情人似的：“嘿，想玩玩兒嗎？”東北的妓女則直奔主題，張口就說：“大哥，咱性交唄。”嚇得許多男人終生陽痿。
現在的體育解說員口誤百出。一天聽電視裏的足球解說員流利地說道：“隨著守門員一聲哨響，全場比賽結束了。”我不禁萬分驚奇，原來守門員還負責吹哨，比賽的結束時間也要由他決定，真是匪夷所思。
幾年前去王府井買書，聽見喇叭裏反複播送道：“努力建設文明衛生的首都市容，堅決執行北京市政府關於隨地吐痰的決定！”我望望周圍熙熙攘攘的人流，沒一個執行的，我也就算了。
2001年1月，去北京東城區開會，在一條胡同裏看見一條標語：“全市人民動員起來，堅決與溜門撬鎖的犯罪行為做鬥爭！”我頓時感到熱血沸騰，可就是不知沸騰起來之後怎麽辦。
一次從哈爾濱乘火車到北京，火車到達終點時，廣播裏囑咐旅客說：“等火車停穩後按順序下車，請大家帶好行李物品，照顧好老人和孩子，不要忘了拿別人的東西。”我連忙四下看了看，發現沒啥可拿的，才戀戀不舍地下了車。
韓國首都漢城著名的購物中心南大門市場寫著這樣的標語：“日本人大歡迎！”這令我非常吃驚，我嚴肅地對韓國朋友說，寫這個標語的商人是在損害韓國的民族尊嚴。
小時候聽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把“小別重逢梁山伯”聽成“小兵衝鋒梁山泊”。後來讀王安憶的小說，才知道她也是這麽聽的。王安憶是上海人，跟我這個哈爾濱人聽得一樣，可見任何一句話，人都是喜歡向簡單有趣的方麵去了解。
有一段根據長篇小說《紅岩》片段改編的快板書叫做《劫刑車》，是寫雙槍老太婆劫車救江姐、處決甫誌高的故事，最後一句是：“這就是，大石橋畔除叛徒，老太婆下山劫刑車！”這句話有點繞嘴，因為“畔”和“叛”同音，“除”和“徒”疊韻，更麻煩的是“叛徒”和“太婆”聲調一致。所以我上小學時有一次課間向同學賣弄，一個不小心便說成了：“這就是，大石橋畔除太婆，老叛徒下山劫刑車！”說得鏗鏘有力，神采飛揚。結果一個同學馬上向老師告發了我的“現行反革命罪狀”，說我故意進行“反革命”宣傳。不過老師是最喜歡我的，指著那個同學說：“去去去，你再瞎說，我就算你是“反革命”造謠。”那個同學知道我的勢力大，隻好放棄了這個機會。可見，“反革命”這個罪名，並不是看你到底幹了什麽事，而是看你到底站在了誰的立場上。
1975年，我小學四年級時，一次政治課考試要求默寫社會主義階段的基本路線。其中有一句：“在社會主義階段，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我們班有個名叫栗榮亮的同學，父母離婚，學習很差，“還”字忘了寫偏旁，寫成了“不”字。我們的政治老師是學校工宣隊的領導，立刻把這件事當作嚴重的政治事件，全班批完全校批，批得栗榮亮自己都認為是犯了“反革命”錯誤。最後他在全校做早操時站在台子上高聲念自己的檢討書：“我對不起偉大領袖毛主席，對不起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犯下了極其嚴重的“反革命”錯誤，我把社會主義不存在著階級鬥爭，寫成了還存在著階級鬥爭，鐵證如山，非常後悔，……”政治老師一把把他拉開，氣得大叫：“你還在繼續‘反革命’！真拿你沒辦法。”全校師生哈哈大笑了幾乎半個上午。其實那位政治老師是個心腸很好的人，可不知為什麽，一遇到這種事，就變得讓孩子們很害怕。現在我明白了，在一個政治不大正常的年代，好心腸的人也可能變成“魔鬼”。
（文中段落曾分別發表於《武漢晚報》等都市媒體）
一位考察目前色情業狀況的社會學專家介紹說，各地的妓女招攬生意的語言各具特色。廣東的妓女與國際接軌的程度高一些，經常故作含蓄地說：“先生，你不寂寞嗎？”北京的妓女喜歡表現瀟灑，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對著丈夫或情人似的：“嘿，想玩玩兒嗎？”東北的妓女則直奔主題，張口就說：“大哥，咱性交唄。”嚇得許多男人終生陽痿。
現在的體育解說員口誤百出。一天聽電視裏的足球解說員流利地說道：“隨著守門員一聲哨響，全場比賽結束了。”我不禁萬分驚奇，原來守門員還負責吹哨，比賽的結束時間也要由他決定，真是匪夷所思。
幾年前去王府井買書，聽見喇叭裏反複播送道：“努力建設文明衛生的首都市容，堅決執行北京市政府關於隨地吐痰的決定！”我望望周圍熙熙攘攘的人流，沒一個執行的，我也就算了。
2001年1月，去北京東城區開會，在一條胡同裏看見一條標語：“全市人民動員起來，堅決與溜門撬鎖的犯罪行為做鬥爭！”我頓時感到熱血沸騰，可就是不知沸騰起來之後怎麽辦。
一次從哈爾濱乘火車到北京，火車到達終點時，廣播裏囑咐旅客說：“等火車停穩後按順序下車，請大家帶好行李物品，照顧好老人和孩子，不要忘了拿別人的東西。”我連忙四下看了看，發現沒啥可拿的，才戀戀不舍地下了車。
韓國首都漢城著名的購物中心南大門市場寫著這樣的標語：“日本人大歡迎！”這令我非常吃驚，我嚴肅地對韓國朋友說，寫這個標語的商人是在損害韓國的民族尊嚴。
小時候聽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把“小別重逢梁山伯”聽成“小兵衝鋒梁山泊”。後來讀王安憶的小說，才知道她也是這麽聽的。王安憶是上海人，跟我這個哈爾濱人聽得一樣，可見任何一句話，人都是喜歡向簡單有趣的方麵去了解。
有一段根據長篇小說《紅岩》片段改編的快板書叫做《劫刑車》，是寫雙槍老太婆劫車救江姐、處決甫誌高的故事，最後一句是：“這就是，大石橋畔除叛徒，老太婆下山劫刑車！”這句話有點繞嘴，因為“畔”和“叛”同音，“除”和“徒”疊韻，更麻煩的是“叛徒”和“太婆”聲調一致。所以我上小學時有一次課間向同學賣弄，一個不小心便說成了：“這就是，大石橋畔除太婆，老叛徒下山劫刑車！”說得鏗鏘有力，神采飛揚。結果一個同學馬上向老師告發了我的“現行反革命罪狀”，說我故意進行“反革命”宣傳。不過老師是最喜歡我的，指著那個同學說：“去去去，你再瞎說，我就算你是“反革命”造謠。”那個同學知道我的勢力大，隻好放棄了這個機會。可見，“反革命”這個罪名，並不是看你到底幹了什麽事，而是看你到底站在了誰的立場上。
1975年，我小學四年級時，一次政治課考試要求默寫社會主義階段的基本路線。其中有一句：“在社會主義階段，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我們班有個名叫栗榮亮的同學，父母離婚，學習很差，“還”字忘了寫偏旁，寫成了“不”字。我們的政治老師是學校工宣隊的領導，立刻把這件事當作嚴重的政治事件，全班批完全校批，批得栗榮亮自己都認為是犯了“反革命”錯誤。最後他在全校做早操時站在台子上高聲念自己的檢討書：“我對不起偉大領袖毛主席，對不起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犯下了極其嚴重的“反革命”錯誤，我把社會主義不存在著階級鬥爭，寫成了還存在著階級鬥爭，鐵證如山，非常後悔，……”政治老師一把把他拉開，氣得大叫：“你還在繼續‘反革命’！真拿你沒辦法。”全校師生哈哈大笑了幾乎半個上午。其實那位政治老師是個心腸很好的人，可不知為什麽，一遇到這種事，就變得讓孩子們很害怕。現在我明白了，在一個政治不大正常的年代，好心腸的人也可能變成“魔鬼”。
（文中段落曾分別發表於《武漢晚報》等都市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