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南京、東京、西京這樣的大都市裏,上班距離比較遠者通常采用9種方式禦駕親征。1是專車接送,2是自駕私車,3是打的報銷,4是自費打的,5是單位班車,6是駕駛摩托,7是享受公交,8是時髦單車,9是破舊單車。孔慶東是一名北京大學的臭老九,自然選擇第9種——破舊單車。


    其實這幾年,在黨和政府的熱情關懷與大力幹涉下,北京大學師生員工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絕大多數心理正常的人都采用前8種交通方式。特別是孔慶東家住西三旗,馬路對麵就已經是昌平縣之領土,距離他親愛的北大幾十華裏,騎車單程大約要1個小時,所以他們樓至今尚未發現第2例騎車上班的醜聞。而這家夥卻逆曆史潮流而動,怙惡不悛,常年騎著一輛給咱社會主義丟盡臉麵的醜陋破車,還取了個名叫“寶馬”,不知羞恥地高高興興上班來,傻了吧嘰回家去。這就難怪他的騎車上班成了朋友和同事們經常垂問他的話題之一。


    每當被問到為何要騎車上班時,這小子十有八九這樣回答:“這已經是我惟一的鍛煉方式了。”於是話題就轉到體育、健康和他的“將軍肚”的起伏消長方麵。他的回答也是真實的,騎車上下班的確是一種很不賴的健身之道,這家夥之所以在繁重的物質和精神壓力之下沒有混進英年早逝的知識分子排行榜,不能說與這種“變態自虐”沒有關係。但是我有點不大相信這個名叫“孔慶東”的家夥的回答。他回答問題不是不可信,而是在可信之外好像還有什麽他自己也想不明白的東西。


    我覺得這小子堅持騎車上班除了達到苟延殘喘的健身目的之外,起碼還有三個理由。一是習慣,別看孔慶東是研究現當代文化的,其實他骨子裏特懷舊。小時候他就懷念舊社會,因為沒趕上爬雪山過草地而特別失落。批林批孔的時候他就懷念春秋戰國,散布謠言說“柳下蹠怒斥孔老二”是錯誤的,因此遭到班主任的嚴厲抨擊。上大學後他就懷念“文化大革命”,說那時候廠長絕對不敢貪汙了幾百萬還強xx了工人的女兒然後跑到美國去罵中國沒有人權。現在當了老師,他又懷念20世紀80年代,說那時候如何瀟灑自由想幹啥就幹啥,我想誰就是誰。因為懷舊,他對用過的東西就像娶過的媳婦一樣,特有感情。30年前穿過的衣服他一件一件記得曆曆在目,每一隻養過的貓在他肚子裏都有一部厚厚的傳記,至於騎過的自行車,那簡直像唐太宗的“昭陵六駿”,都上了他腦子裏的淩煙閣。他小學時學會騎車,率領一群“少先隊暴走卒”在馬路上橫衝直撞,號稱是模仿朝鮮空戰。上大學後用獎學金買了輛舊車,然後又倒買倒賣,換了五六輛,成了倒車專家。自行車與這小子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他的破車上坐過大姑娘、小媳婦,坐過老教授、洋鬼子,坐過遊行的學生、值勤的警察,闖過紅燈、穿過高速掉過水溝,在郊外的大雨裏狂奔,在雪後的冰地上蛇行,在下坡的盤山路上撒把……如果不騎車了,就會減少許多懷舊的資源,他舍不得那輛記載著他許多美好或者醜陋的往事的破車,怕別人罵他始亂終棄。孔慶東的現實生活是建立在高密度的曆史積澱之上的,所以出於習慣,他自然堅持騎車。


    二是方便。坐車雖然比騎車快,但缺點是不能哪兒都去,尤其是小胡同進不去。而孔慶東是個喜歡“無微不至”的主兒,專愛去汽車到不了的地方,經常說什麽“美國的石油大王,哪裏知道北京拾煤渣老婆子的辛苦”一類的瘋話。上大學時,曾立誌要串遍北京所有的胡同,後來聽說北京的胡同共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就算天天不上課,平均一天串一個,也要將近30年,這才打消妄想,改為串完八大胡同就拉倒。騎車可以一直騎到單位的院裏,朋友的門前,小姐的窗下,可以輕鬆繞過堵塞的車流,“間道奔襲”,可以毫不關心末班車的時間盡興狂歡,可以在高興時遍遊校園,“春風得意車輪疾,一日看盡燕園花”……這些都是坐車所享受不到的。人坐上了車,就直奔終點,中途沒有變化,人在車裏還要道貌岸然,人格壓抑。而騎車卻是豐富多彩,充滿了可能和奇遇,個性也得到充分發揮和張揚。尤其是孔慶東這種無聊文人,看見書攤他要下來翻一翻,看見打架他要下來勸一勸。沒熱鬧可看時他就一路搖晃著車把胡吼瞎唱,擾亂社會治安。明明風和日麗,他卻唱“隻殺得楊家將東逃西散,隻殺得眾兒郎滾下馬鞍”;明明飛沙走石,他卻唱“蝴蝶飛來采花蜜,阿妹梳頭為哪樁?”一次下班騎出北大不久,這廝用山東話高聲朗誦道:“當我想你的時候,我的心在顫抖;當我想你的時候,淚水也悄悄地滑落;當我想你的時候,才知道寂寞是什麽;當我想你的時候,誰聽我訴說!”正在搖頭擺尾得意忘形,忽然身後傳來姑娘的大笑。急回頭看,隻見兩個女學生騎車緊緊尾隨著他,正笑得花枝招展。見他回頭,二女齊叫一聲“孔老師!”這廝看見二女有些麵熟,估計是北大的學生,頓時羞得無地自容,哦了一聲便一溜煙騎跑了,後麵的笑聲跟了他二裏多地。不過這種出醜的時候畢竟極少,騎車所帶來的方便和自在還是其他任何交通方式不能取代的。


    三是自律。騎車雖有種種方便,但也有若幹不方便。比如輪胎紮了,鏈子掉了,鑰匙丟了,比如撞了車碰了人軋死了市長的情人的丈夫的情人的吧兒狗,都是麻煩。還有孔慶東那輛“寶馬”實在破得可以送進階級教育展覽館,以至某些“衣冠不整不得入內”的單位經常懷疑他的真實身份。但這些“不方便”,也屬於孔慶東堅持騎車的隱秘動機。因為有了這些不方便,他就把自己留在了社會的底層,他就有了更多的機會與下層社會往來。孟繁華先生曾經調侃道:“孔慶東過的是資產階級的生活,說的卻是無產階級的話語。”孔慶東不把這話看成諷刺,而是看成鼓勵。這廝每換一個新的工作或者生活環境時,都在醒目處貼上偉大導師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教導:“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孔慶東現在一天的收入,就可以買一輛舊自行車,一年的修車費用也絕對超過他那輛寶馬的底價。從小市民的經濟算盤上著眼,早該鳥槍換炮。他有時也寵幸一下其他交通工具,每年自費打的也有幾十次。但他把堅持騎車作為一種自律的象征,就像他老祖宗說的“克己複禮”。有兩次深夜,在半路上,車胎紮了,氣一會兒就漏光了。沒有修車的,也沒有末班車,燈火稀疏,連出租車也不往他住的那個遠郊開。他就慢慢地推著走,心裏想,此時此刻,一定還有許多人跟我一樣,車胎紮了,正在推著走。他們走在別的街上,走在別的城市裏,走在山路上,走在曠野中。他們心裏也許在想,要有汽車就好了。他們中一定沒有官員、大款,也沒有什麽著名學者、教授,他們是普通市民、農民、知識分子,是普通勞動者,我正在和他們一起,一步步感覺著大地,走回我自己的家。孔慶東這廝還有一個修車的朋友,離他家也有幾十裏,去修一次車從時間和經濟上說都是“不值”的,但那個老頭之所以是他的朋友並不是因為會修車,而是他們有共同語言、共同經曆和共同的歡樂。孔慶東這廝沒什麽大學問,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中國社會每個階層的人過著什麽樣的日子,這種“知道”不是來自民政部門的數字,社會學家的統計,新聞記者的報道,文學作品的描述,而是來自他和各個階層的人的實際接觸,來自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血肉記憶。當一位學者把現在的社會誇讚得一片鶯歌燕舞,家家是白領、戶戶點鈔票時,孔慶東冷冷說道:“你大概很久沒有騎自行車也沒有坐公共汽車了吧?”孔慶東這廝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經跟真正的勞動人民越來越不一樣了,“勞動人民”也許還要嘲笑他這個騎著破車的假裝高尚的北大窮教頭。他隻有靠堅持騎車和有時坐坐公共汽車這類的方式來保持對大地的真實感覺。這些也許都沒用,都是矯情作態,人一旦墮落成“知識分子”,就像墮落成了吸毒者,終生也難以恢複純潔和氣節了。所以孔慶東這廝頗不自信,總是對人含糊地解釋說:“這已經是我惟一的鍛煉方式了。”他不這麽說,還能怎麽說呢?


    孔慶東他老婆特別討厭他那輛破車,經常挑釁地說:“咱什麽時候買奧迪呀?買捷達也行。就是快把你那輛‘寶馬’扔了吧!”孔慶東這廝是抬杠專家,慢條斯理地說:“就是買了個車隊,這‘寶馬’也得留著。”於是這一天上班的路上,他就唱:“留著,卻不知為什麽;留著,隻為了嘲笑我!把一切都看淡,在心碎以後……”


    (此文發表於《中華散文》,領到稿費之日,自行車就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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