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無論“捍衛五四”，還是“顛覆五四”，在今天這個言說泛濫的時代，恐怕都隻具有當下話語的意義，所捍衛和顛覆的，其實都是某種現實，與“五四”本身的關係，雖不能說是“幹卿底事”，卻也實在構不成一種“映射”。因為我們和“五四”之間，已經隔了一座又一座長長短短的亭子，而我們自己，還在繼續建造我們的亭子，所以，“五四”首先從現象學的意義上來說，是“往日不可追”的。
其次，“五四”的風采氣象，也是我們隻能神往而無法仿效的。“五四”之前和“五四”之後，中國都不乏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或者用貌似學術的說法，叫做“學生幹政”。（不明白為什麽學生關心政治，就叫做“幹”。學者，以舌殺人者也。）但“五四”是惟一取得全麵勝利並且左右了此後國家發展趨向的一次。為什麽？
“五四”的全麵勝利並不是由於北洋政府的民主開明（依照某些時髦學者的說法，北洋政府比國民黨政府民主，國民黨政府又比xxx政府民主），而是由於北洋政府的軟弱無力。
而學生們為什麽要鬧“五四”？恰恰是因為學生們憤恨於北洋政府的軟弱無力。
北洋政府軟弱得發不出薪水，發不出軍餉，喪權辱國，內憂外困。國家一盤散沙，人民怨聲載道。明明是“戰勝國”（1919，不戰而勝），卻享受戰敗國的待遇。而中華民國已然成立八年，學生們所受的教育是現代“文明”教育，他們認為中國在世界上理當有平等的一席之地。羅家倫等“高材生”就十分崇拜威爾遜，相信列強是會跟中國講平等博愛的，全是中國的政府不好，不愛國，不敬業，不強大，不權威。因此，學生們揭竿而起（他們挑下曹汝霖家屋上的瓦片，號稱“揭竿而起”）的目的，是熱情呼喚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強有力地管理這個國家，讓這個國家統一、富強，外無寇，內無匪，安定團結，歡樂祥和。那樣，21世紀就會是俺們中國的世紀。（那時就不必再跟威爾遜們講什麽平等了。）
於是，“五四”的學生們就鬧得令我們今天頗有幾分難以接受。他們闖入私人住宅，毆打國家的中央級領導（章宗祥跑入一家油鹽店，被學生追上去，打得半死），還放火燒房。（這不就是“打砸搶”嗎？主張“文革的根源是五四”的學者又有了“紮實”的論據。）這從法律上來講，無論如何是要到法庭上去給個說法的。所以警察抓了32個學生和1個店員，應屬於正常執行公務。
可是學生大鬧特鬧，硬說趙家樓的火是老曹家自己放的。政府無奈，第三天就放了人。學生一看政府是紙老虎，就從此天天遊行，日日叫罵。政府氣急敗壞，沒心沒肺地一下抓了一千多名學生，關在北大的二院三院，用了六七百名軍警看守。沒想到北大學生全體出動，扛著行李，要求集體坐牢。消息傳到各界，全國沸騰，罷工，罷市，罷教，罷演。政府撐不住了，馬上到“監獄”給學生道歉，恭請學生邁步出監。學生反倒端起架子，就是不出來。經過再三恭請，學生終於給了麵子，出來了，臨走順手把警察給反關在裏麵。政府什麽也沒說，連夜批準曹張陸三個賣國賊“辭職”，第二天一大早，就把文告恭恭敬敬送到各個學校，像小學生給老師送檢查一樣。最後，政府代表在巴黎和會上拒絕簽字，“五四”運動到此大獲全勝。
“五四”以知識界對政府的壓倒性勝利而告結束，於是，政府就理所當然地服從知識界的指導：強化自己。這強化沒有幾年，就出現了知識界未曾料到的問題。“三·一八”慘案中，政府用刀槍棍棒對付學生，大開殺戒，連魯迅這種看透曆史的人都連呼“竟不料”。此後的政府就越來越強大，統一了中國，消滅了軍閥，趕走了鬼子，廢除了不平等條約，蔣委員長也成為世界反法西斯的四大領袖之一。可以說，“五四”的政治目的完全達到了。然而，學生再也不能自由地遊行了。也就是說，呼喚強權政府的“五四”是在軟弱政府之下出現的，最後卻在出現了強權政府之後，喪失了“五四”的氣象。這能說是“五四”的錯誤嗎？
目前泛濫著一種學術套路，凡是現實的問題，一律到曆史中去挖根源（可以叫做學術上的“揭批查”）。現實為什麽不好？是因為“文革”把人心搞壞了。“文革”為什麽那麽壞？是因為“五四”破壞了傳統文化。沿著這個思路，可以一直追到上古，追到混沌初開。現實為什麽這麽壞？是因為上帝造了人。不是說曆史與現實沒有聯係，而是應該認識到，現實問題的主因還在現實。如果說現實都是由曆史決定好了的，那我們還研究什麽學術呢？研究曆史的目的應該是研究當時的“現實”因素的互動，以啟發我們應對我們今天的現實。如果把罪責亭亭座座地向上推，等於是逃避對現實的審視和判斷。曆史是不可追的，不可更改的。倘若是有了“五四”便有了“文革”，有了“文革”便有了腐敗，那實際是義正詞嚴地聲討死者，而寬恕和縱容了所有活著的凶手。
否定“五四”，順理成章地就會否定革命，否定啟蒙，否定“為人生”，否定一切為這個國家的繁榮富強所做的犧牲和努力。否定解放區，抹殺十七年，消解魯迅，嘲笑雷鋒。思路淆亂的不會是曆史，它隻能淆亂現實。以同樣的思維方式，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論點。但這樣的雙方論點，都是沒有多少學理價值的。即便它在否定“四人幫”，它的曆史觀也跟“四人幫”是一致的。“四人幫”的最大錯誤就是犯了“改寫曆史狂”，結果在虛幻的改寫曆史中，既淆亂了別人的也淆亂了自己的現實。
所以，對曆史的態度無論是直麵，尊重，懷疑，消解，否定，都沒有本質上太大的不同。不同的是對現實能不能、敢不敢直麵，尊重，懷疑，消解，否定。告別革命也好，告別反革命也好，都如同悼詞中的套語廢話，反正告不告別它都不存在了。隻有對現實生活充滿關愛的人，才會寫出誠摯的悼詞。學術研究也是一樣，首先保持了對現實的感悟，才會不執著於對“五四”的或褒或貶。“五四”是難追的，我們能夠追上的，是我們眼前的這個隨時可能脫韁的時代。
（此文係為紀念“五四”運動研討會而作）
無論“捍衛五四”，還是“顛覆五四”，在今天這個言說泛濫的時代，恐怕都隻具有當下話語的意義，所捍衛和顛覆的，其實都是某種現實，與“五四”本身的關係，雖不能說是“幹卿底事”，卻也實在構不成一種“映射”。因為我們和“五四”之間，已經隔了一座又一座長長短短的亭子，而我們自己，還在繼續建造我們的亭子，所以，“五四”首先從現象學的意義上來說，是“往日不可追”的。
其次，“五四”的風采氣象，也是我們隻能神往而無法仿效的。“五四”之前和“五四”之後，中國都不乏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或者用貌似學術的說法，叫做“學生幹政”。（不明白為什麽學生關心政治，就叫做“幹”。學者，以舌殺人者也。）但“五四”是惟一取得全麵勝利並且左右了此後國家發展趨向的一次。為什麽？
“五四”的全麵勝利並不是由於北洋政府的民主開明（依照某些時髦學者的說法，北洋政府比國民黨政府民主，國民黨政府又比xxx政府民主），而是由於北洋政府的軟弱無力。
而學生們為什麽要鬧“五四”？恰恰是因為學生們憤恨於北洋政府的軟弱無力。
北洋政府軟弱得發不出薪水，發不出軍餉，喪權辱國，內憂外困。國家一盤散沙，人民怨聲載道。明明是“戰勝國”（1919，不戰而勝），卻享受戰敗國的待遇。而中華民國已然成立八年，學生們所受的教育是現代“文明”教育，他們認為中國在世界上理當有平等的一席之地。羅家倫等“高材生”就十分崇拜威爾遜，相信列強是會跟中國講平等博愛的，全是中國的政府不好，不愛國，不敬業，不強大，不權威。因此，學生們揭竿而起（他們挑下曹汝霖家屋上的瓦片，號稱“揭竿而起”）的目的，是熱情呼喚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強有力地管理這個國家，讓這個國家統一、富強，外無寇，內無匪，安定團結，歡樂祥和。那樣，21世紀就會是俺們中國的世紀。（那時就不必再跟威爾遜們講什麽平等了。）
於是，“五四”的學生們就鬧得令我們今天頗有幾分難以接受。他們闖入私人住宅，毆打國家的中央級領導（章宗祥跑入一家油鹽店，被學生追上去，打得半死），還放火燒房。（這不就是“打砸搶”嗎？主張“文革的根源是五四”的學者又有了“紮實”的論據。）這從法律上來講，無論如何是要到法庭上去給個說法的。所以警察抓了32個學生和1個店員，應屬於正常執行公務。
可是學生大鬧特鬧，硬說趙家樓的火是老曹家自己放的。政府無奈，第三天就放了人。學生一看政府是紙老虎，就從此天天遊行，日日叫罵。政府氣急敗壞，沒心沒肺地一下抓了一千多名學生，關在北大的二院三院，用了六七百名軍警看守。沒想到北大學生全體出動，扛著行李，要求集體坐牢。消息傳到各界，全國沸騰，罷工，罷市，罷教，罷演。政府撐不住了，馬上到“監獄”給學生道歉，恭請學生邁步出監。學生反倒端起架子，就是不出來。經過再三恭請，學生終於給了麵子，出來了，臨走順手把警察給反關在裏麵。政府什麽也沒說，連夜批準曹張陸三個賣國賊“辭職”，第二天一大早，就把文告恭恭敬敬送到各個學校，像小學生給老師送檢查一樣。最後，政府代表在巴黎和會上拒絕簽字，“五四”運動到此大獲全勝。
“五四”以知識界對政府的壓倒性勝利而告結束，於是，政府就理所當然地服從知識界的指導：強化自己。這強化沒有幾年，就出現了知識界未曾料到的問題。“三·一八”慘案中，政府用刀槍棍棒對付學生，大開殺戒，連魯迅這種看透曆史的人都連呼“竟不料”。此後的政府就越來越強大，統一了中國，消滅了軍閥，趕走了鬼子，廢除了不平等條約，蔣委員長也成為世界反法西斯的四大領袖之一。可以說，“五四”的政治目的完全達到了。然而，學生再也不能自由地遊行了。也就是說，呼喚強權政府的“五四”是在軟弱政府之下出現的，最後卻在出現了強權政府之後，喪失了“五四”的氣象。這能說是“五四”的錯誤嗎？
目前泛濫著一種學術套路，凡是現實的問題，一律到曆史中去挖根源（可以叫做學術上的“揭批查”）。現實為什麽不好？是因為“文革”把人心搞壞了。“文革”為什麽那麽壞？是因為“五四”破壞了傳統文化。沿著這個思路，可以一直追到上古，追到混沌初開。現實為什麽這麽壞？是因為上帝造了人。不是說曆史與現實沒有聯係，而是應該認識到，現實問題的主因還在現實。如果說現實都是由曆史決定好了的，那我們還研究什麽學術呢？研究曆史的目的應該是研究當時的“現實”因素的互動，以啟發我們應對我們今天的現實。如果把罪責亭亭座座地向上推，等於是逃避對現實的審視和判斷。曆史是不可追的，不可更改的。倘若是有了“五四”便有了“文革”，有了“文革”便有了腐敗，那實際是義正詞嚴地聲討死者，而寬恕和縱容了所有活著的凶手。
否定“五四”，順理成章地就會否定革命，否定啟蒙，否定“為人生”，否定一切為這個國家的繁榮富強所做的犧牲和努力。否定解放區，抹殺十七年，消解魯迅，嘲笑雷鋒。思路淆亂的不會是曆史，它隻能淆亂現實。以同樣的思維方式，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論點。但這樣的雙方論點，都是沒有多少學理價值的。即便它在否定“四人幫”，它的曆史觀也跟“四人幫”是一致的。“四人幫”的最大錯誤就是犯了“改寫曆史狂”，結果在虛幻的改寫曆史中，既淆亂了別人的也淆亂了自己的現實。
所以，對曆史的態度無論是直麵，尊重，懷疑，消解，否定，都沒有本質上太大的不同。不同的是對現實能不能、敢不敢直麵，尊重，懷疑，消解，否定。告別革命也好，告別反革命也好，都如同悼詞中的套語廢話，反正告不告別它都不存在了。隻有對現實生活充滿關愛的人，才會寫出誠摯的悼詞。學術研究也是一樣，首先保持了對現實的感悟，才會不執著於對“五四”的或褒或貶。“五四”是難追的，我們能夠追上的，是我們眼前的這個隨時可能脫韁的時代。
（此文係為紀念“五四”運動研討會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