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文學，是現代民族國家建立和發展進程中，或明或暗地參與到意識形態構建、影響到民族共同體成員對於國家之想象的“現代性”文學。在中國，晚清以降，國民文學借助各種現代媒體，展現出十分多樣性的格局。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逐漸占據文壇中心，成為國民文學的主導。然而，通俗文學長期沒有消失，它們經過改良和演變，一直充當著現代中國國民的基本讀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家把通俗文學也逐漸納入計劃生產的軌道，形成大約30年左右的獨特的雅俗合流局麵。20世紀80年代以後，在文學解放的口號下，新文學實際上仍然充當著主流意識形態的同謀者，而重新恢複市場獨立性的通俗文學，則呈現出比較複雜的麵貌。其中席卷大陸的金庸的武俠小說，被許多讀者和學者從通俗文學的家族中剝離出來，成為中國當今文壇的焦點之一，引起長期的關注和爭議。這背後實際上存在著一個對國民文學的重新理解問題。本文試圖從國民文學的角度，探討一下金庸小說為現代中國讀者所構建的中國想象。
一文化中國
金庸小說從文化角度確立了中國的民族國家形象，建立了一個磅礴宏偉的“文化中國”，從而贏得了不同政治立場、不同價值觀念的最大多數讀者。這是金庸小說的決定性魅力。
金庸小說的創作時間是20世紀5070年代。與同一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下的大陸文學中那種有意否定傳統的傾向相反，金庸小說大力“弘揚傳統文化”，以傳統中國繼承者的麵貌吸引了香港、澳門、台灣和東南亞等所謂“中華文化圈”的大量讀者，實際上成為大陸以外的一個“中華凝聚力”中心。
金庸小說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展示是在兩個向度上同時進行的。一個是從大處著眼，展示中華文化的多樣性、綜合性、融匯性，再一個是從小處入手，展示中華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藝術性。從大的方麵來說，金庸小說廣泛地涉及到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國文化思想層麵的各個組成部分，寫出了一部“三教九流”眾聲喧嘩的文化交響樂。同時，他還從地域文化的角度廣泛描寫了中國大陸東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異的文化風貌。他還進一步寫出了不同朝代、不同曆史時期中國傳統文化的起伏演變，從而構成了一幅動態的、立體的中國文化長篇畫卷。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顯占據顯要的甚至主導的地位。《書劍恩仇錄》和《碧血劍》都對主人公為民請命、為民鋤奸的正義行為持讚賞筆調，《射雕英雄傳》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義無返顧、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揚到了極致。到了金庸的中期作品，道家思想、遊仙思想開始令人注目。《神雕俠侶》可以看做從前期進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嶺，在這部作品中既有郭靖擲地有聲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以及郭靖夫婦為保衛襄陽壯烈犧牲，又有楊過蔑視宗法禮教、為個人愛情不惜與整個武林為敵以及單人獨劍四方漂遊。《倚天屠龍記》和《笑傲江湖》則更明確地把個人自由問題設置為主人公的第一關懷。張無忌可以放棄明教教主——實際上是放棄了大明朝開國君主的地位，但是卻不能在四位年輕女性中確定哪一個是自己的最愛。令狐衝也是斷然拒絕繼承日月神教教主的位置而把生命、自由視為至高無上。在楊過、張無忌、令狐衝眼中，並非沒有正邪善惡，但是這些對於他們已不是“第一生命指令”，自由和逍遙才是他們的“黃金世界”。到了金庸的後期作品，佛家思想的氣息愈來愈濃，在《連城訣》和《俠客行》中，是非善惡已經開始變得撲朔迷離、標準難立，狄雲和石破天對於究竟應該如何做人，可以說自始至終也沒有找到答案，石破天連自己到底是誰也幾乎不能完全肯定。《天龍八部》更是集金庸所理解的佛家思想之大成，在這部130萬字的鴻篇巨製中充滿了“無人不冤，有情皆孽”的大悲憫，色空觀念、有無觀念等佛家基本思想，都以藝術方式呈現出極大的誘惑力。以至有學者指出，金庸小說可做佛教的入門書。深沉的文化內涵，是金庸小說能夠吸引大量高層次讀者的關鍵。
金庸筆下涉及到幾乎所有的中國文化分區，從《雪山飛狐》中的雪山極頂到《天龍八部》中的蒼山洱海，從《書劍恩仇錄》中的新疆雪蓮到《笑傲江湖》中的福建山歌，他經常在一些大部頭的作品中帶領讀者進行全方位的中國文化旅遊。例如《天龍八部》從雲南大理寫到江南姑蘇，然後又寫到河南、山西、浙江、寧夏、塞北、關東。金庸不但寫出了各地不同的景色、風俗以及人物語言，更寫出了各地文化本質上的區別，使讀者鮮明地感受到中國文化的“版塊構成”。例如郭靖成長於蒙古大漠，黃蓉則成長於東南海島。蕭峰成長於中原武林，韋小寶則成長於揚州妓院。這些人物身上的個性都與他們的“水土”密不可分。讀這樣的小說時，讀者經常會覺得非常“過癮”，他們從中感到了中國之“大”，感到了作為中國人的自豪。他們會覺得擁有如此文化格局的中國，不論政治風雲怎樣變化，都是具有無窮生命力的，都是不可戰勝的。這種撼人胸襟的“大”的感受是從其他國家的經典作品和新文學作品中很難得到的。
金庸所寫的中國文化，在時間軸上也是富有變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筆下，宋朝時顯得博大剛健，郭靖與蕭峰成為金庸小說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後，則顯現出氣象衰弱、難克重任。《倚天屠龍記》中代表道家的武當派和《笑傲江湖》中代表道家的華山派顯然壓倒了代表其他思想的眾多門派。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顯得酸腐可笑、百無一用。《書劍恩仇錄》中的陳家洛自負文武雙全，結果一事無成。《碧血劍》中的袁承誌家仇國恨兩難報，茫茫神州無處存身，隻得遠走海外，真如孔子所雲“乘桴浮於海”。《鹿鼎記》中陳近南的大名天下英雄如雷貫耳，然而這位天地會的首領，外不能完成“反清複明”之大業，內不能平息台灣島內之黨爭，不但被韋小寶一再蒙騙，而且最後死在一個平庸小人的手中，毫無一絲英雄的光彩。金庸所寫的中國文化，並非一味“弘揚”，而是帶有鮮明的分析與批判的。從時間、空間和內部組合等諸多方麵，金庸從文化上寫出了一個“大中國”，但這個“大中國”隻是中國自身曆史發展的藝術再現，與西方捏造和想象的所謂“中華主義”毫不相幹。
上述金庸小說中這些“大文化”的展現是建立在細膩入微的具體描摹的基礎之上的。例如關於佛家文化，金庸可以說了如指掌，從而寫出來揮灑自如。《天龍八部》中一個不知名的灰衣老僧輕描淡寫就製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給天下英雄們說法時，論述佛法與武功的關係說，練武功本是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達到很高時，卻又不屑於練武功了。這樣的話，對佛教文化沒有高深研究者是很難講出來的。再如《飛狐外傳》中圓性與胡斐分別時所念佛偈：
“一切恩愛會，無常難得久。
生世多畏懼，命危於晨露。
由愛故生憂，由愛故生怖。
若離於愛者，無憂亦無怖。”
類似這樣的令讀者刻骨銘心的細節非常多。《射雕英雄傳》中黃蓉為洪七公做過兩道菜，一道叫“二十四橋明月夜”，一道叫“好逑湯”，描寫得精美絕倫，令人垂涎欲滴，而且放射出奪目的中國文化光芒。許多讀者都能夠記得金庸小說中一係列饒有情趣的細節，那些細節往往就是對中國文化的典型展示。就連韋小寶的罵人話中，也散發著濃鬱的中國文化氣息，那些罵人話是完全可以用來解剖中國的國民性的。
中國大陸5070年代的文學，出於“五四”新文學的美學慣性以及重寫曆史和歌頌新國家的需要，對中國古代的文化傳統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給讀者造成一種“開天辟地”的新中國景象。這樣的國民文學使讀者長期處於比較緊張的心理狀態，相比之下，金庸小說所建立的民族國家想象，則從容、厚重，更具長久的穩定性。“文化中國”是金庸小說作為國民文學的根本策略，在此基礎上，金庸對中國的民族文化、國民性和政治文化等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索及批判。
二民族大家庭的中國
金庸小說確立了中國多民族的國家形象，但同時大力批判了漢族中心主義。
據筆者統計，金庸15部小說中，至少有12部涉及到兩個以上民族的人物和關係，隻有《笑傲江湖》、《俠客行》、《越女劍》三部作品不曾涉及或語焉不詳。涉及民族人物最為眾多、民族關係最為複雜的當數130萬字的巨著《天龍八部》，該書描寫了大宋（漢）、大理（南詔）、吐蕃（藏）、大遼（契丹）、西夏（黨項）、大燕（鮮卑）、女真等眾多民族區域，加上擺夷人（刀白鳳）、天竺人（哲羅星）等，涉及民族種類將近10個。金庸小說所涉中國古今民族共有漢、蒙、回、藏、滿、苗、維吾爾、哈薩克、契丹、黨項、女真、鮮卑、擺夷、高昌、焉耆等十幾個，加上外國民族如俄羅斯、波斯、葡萄牙、荷蘭、比利時、天竺、勃泥、瑞典、通古斯等，共計二十餘個中外民族。
金庸所寫的多民族中國雖然仍以漢族文化為中心，但他有意塑造了一係列少數民族的男女英雄形象，以此表達了他的民族國家觀。
金庸小說對“少數民族”表現出與大多數中國作家不同的偏愛，在他所涉筆的每個少數民族中，都塑造出一至數個不同凡響的人物，或則胸襟博大，或則武功神奇，或則俠肝義膽，或則深謀遠慮。僅從純粹正麵的意義講，就有木卓倫、霍青桐、喀絲麗、阿凡提、哲別、九難、何鐵手、蕭峰、段譽、完顏阿骨打、趙敏、小昭等十幾個。其中金庸筆下的第一英雄——蕭峰，第一美女——香香公主喀絲麗，便都是純粹的少數民族血統。
《天龍八部》中的蕭峰，本來是中原丐幫幫主喬峰，他武功蓋世，義薄雲天，是江湖上人人仰慕的英雄好漢，把丐幫治理得井井有條，成為江湖上最興旺的第一大幫。然而禍起蕭牆，突然有人拉出最權威的證據和證人揭發他不是漢人，而是契丹人，於是他被逐出了丐幫，此後受到一連串的陰謀誣陷，落下“殺父、殺母、殺師”的罪名，和“忘恩負義、殘忍好色”的考語，被視為魔鬼一般的“大惡人”。在查尋自己身世、洗雪自己冤屈的過程中，喬峰經曆了數不清的身心痛苦。後來他得知自己確是契丹人的後代，本來姓蕭。蕭峰為給阿紫治傷，流落到女真部落，在打虎時結識了女真首領完顏阿骨打，後又義釋契丹貴族耶律基，與之結為兄弟。而耶律基原來竟是大遼國皇帝耶律洪基，在蕭峰又一次助他平定叛亂、化險為夷後，他封蕭峰為南院大王，負責攻打大宋。蕭峰雖忠於祖國大遼，但對養育他的大宋懷有深厚的感情，尤其從自己的悲慘身世和所見所聞出發，不忍眼看兩族人民互相殘殺。耶律洪基見蕭峰抗旨，便將他囚禁。中原及其他各族群雄救出蕭峰，在雁門關下，蕭峰逼迫被俘獲的耶律洪基折箭立誓，終其一生，不許遼兵侵犯大宋。蕭峰然後以箭穿心，自殺以謝天下，用自己的生命換得了民族之間的和平。
蕭峰這一頂天立地的英雄形象，可說是全部中國文學史中最偉大的少數民族人物形象。這一形象足以改變傳統文化中對於少數民族的文化偏見，使人超越到民族界限之上，對一切民族的英雄豪傑給予崇高的敬仰。
《書劍恩仇錄》中的香香公主喀絲麗，是木卓倫的小女兒，美貌蓋世，天生異香。回族青年男子視她若天仙，清軍數萬官兵見了她，“無數長矛都掉下地來”，以至大將軍不得不下令退兵數十裏。香香公主是天生的“和平女神”。她與紅花會舵主陳家洛相親相愛，多少次共同出生入死。木卓倫兵敗後，喀絲麗被俘入宮，獻給乾隆，但她不論威逼誘騙，寧死不從。後來陳家洛為了策動乾隆——他本是漢人後代、陳家洛的親哥哥——驅除韃虜，恢複漢家河山，忍痛勸香香公主順從乾隆，喀絲麗為了陳家洛所說的“天下大事”，含淚答應。但她發現奸險的乾隆是在騙陳家洛，就借口到清真寺做祈禱，用短劍在地下暗劃了“不可相信皇帝”幾個字，然後“將短劍刺進了世上那最純潔最美麗的胸膛”。她用鮮血向心愛的人發出了最後的警示。當她的姐姐和陳家洛等人血戰突圍之後，去移葬她的遺體時，卻發現墳中空空如也，隻有陣陣幽香，眾人都道香香公主必是仙子下凡，現今又回到了天上。香香公主和蕭峰一樣，都是為了千萬百姓的幸福安寧獻出了自己最寶貴的生命。他們成為金庸筆下少數民族英雄兒女中最傑出的代表。
金庸認識到中國的多民族格局是曆史鬥爭的結果，他如實描寫了激烈的民族鬥爭，描寫了宋金戰爭、宋遼戰爭、女真崛起與周邊民族的戰爭，成吉思汗祖孫數輩開疆拓土的征伐戰爭，元末漢人反對蒙古統治者的戰爭，明末清初滿漢兩族的戰爭，等等。這些戰爭，既有氣勢恢宏的全景大場麵，也有細膩入微的近景小鏡頭。從帷幄運籌到平野廝殺，從散兵遊勇欺壓百姓到萬馬軍中生擒敵酋，寫得回腸蕩氣，搖曳多姿，令人恍如置身其中。在歌頌反侵略的正義戰爭，批判非正義的侵略戰爭的過程中，金庸多次批判了以強淩弱的民族霸權主義。侵略戰爭往往就起於以強淩弱的民族霸權主義。忽必烈之侵略南宋，清廷之鎮壓木卓倫部，都是自恃軍事力量的強大，要把自己的權杖強行壓到柔弱民族的頭上。對於這種民族沙文主義，金庸給予了有力的諷刺和鞭撻。
在中篇小說《白馬嘯西風》中，插敘了一個古代高昌國的故事。西域大國高昌臣服於唐，唐朝要他們遵守許多漢人的規矩，高昌國王說：“鷹飛於天，雉伏於蒿，貓遊於堂，鼠噍於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意思是說，雖然你們是猛鷹，在天上飛，但我們是野雞，躲在草叢之中，雖然你們是貓，在廳堂上走來走去，但我們是小鼠，躲在洞中啾啾的叫，你們也奈何我們不得，大家各過各的日子，為什麽一定要強迫我們遵守你們漢人的規矩習俗呢？他們將唐太宗所賜的書籍文物、諸般用具，以及佛像、孔子像、道教的老君等等都放在這迷宮之中，誰也不去多看一眼。大唐帝國固然文化先進，但是硬要把自己的文化方式強加到弱小民族身上，結果隻能征服其國，不能征服其心。此中的深刻諷刺意義對於今天某些財大氣粗的推行霸權主義的民族，也是十分適用的。
以強淩弱的民族霸權主義表現在國家之間，造成文明的衝突與隔閡。如果表現在個人之間，則會造成個體命運的悲劇。《天龍八部》中有一個極為發人深省的事例：以漢人為主的大理國中有一個擺夷族，“族中女子大都頗為美貌，皮膚白嫩，遠過漢人，隻是男子文弱，人數又少，常受漢人的欺淩”。大理國君之弟、鎮南王段正淳的夫人刀白鳳便是擺夷人。段正淳天性風流，所到之處，與許多女子結緣生情，終於激起了鎮南王妃刀白鳳的反抗，傷心憤怒之下，這位王妃竟然隨便委身於一天夜裏偶然路遇的一個醜陋汙穢、渾身膿血惡臭的叫化子，後來生下了書中主人公之一段譽。而那個叫化子原來是前朝被弑國君的皇太子段延慶，他在重傷之際得此奇遇，精神大振，後來成為天下第一大惡人，使段譽吃盡了苦頭。而段譽又與段正淳情人的幾個女兒分別產生情愫，回環糾纏，最後段正淳和刀白鳳以及他的幾個情人同時慘死，剩下段譽與段延慶父子相對……這一切可以說都起因於段正淳對於身為少數民族的王妃刀白鳳的極端不尊重。陳墨先生論道：“段譽既是他父親的情孽的受害者，同時又是段延慶奪權的對象之一，還是乃父的情人的複仇的對象。”（《新武俠二十家》p111）若從民族關係的角度說，段譽的痛苦災難也是民族沙文主義不經意所造成的惡果。不論從國家利益還是個體命運著眼，金庸小說都在批判以強淩弱的同時，昭示出民族平等的極為重要。
1949年以後的中國，由於建立大一統現代化強國的需要，中央政府高度重視民族團結和民族平等問題，中國進入了幾千年來民族政策最先進的時期。中國政府推行民族平等方針，對少數民族充分照顧、援助、尊重。但是在文學上，對漢族文化本身卻缺少批判，把曆史上對少數民族的歧視都歸罪於以往的統治者。實際上給人這樣一種觀念：即少數民族自願地團結在漢族周圍，共同建立起偉大的中華文化。這裏忽略了曆史上各民族之間的鬥爭，忽略了漢族給其他少數民族帶來的文化壓抑。實際上仍然帶有比較濃厚的漢族中心主義色彩。在50~70年代有關少數民族的文學中，少數民族被簡單地描寫成善良勇敢、聰明美麗、能歌善舞的一種卡通式形象，成為反襯漢族文化先進的鏡子。金庸小說相比之下，境界顯然更高一籌。
三國民性批判
金庸小說貫穿著一條國民性批判的思想線索，因而超越了一般的迎合讀者趣味的通俗小說，自覺擔負了重建國民精神的任務，客觀上與新文學遙相呼應。
在金庸的作品中，與大力弘揚中華文化相輔相成的是，他不斷解剖和反省中國文化的各種弊端，特別是對以知識分子氣為代表的國民性進行深刻的批判。這些批判有時是與對漢族文化的批判結合在一起的。
例如金庸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中，主要的群體形象是陳家洛所領導的紅花會。紅花會誌在推翻滿清統治，人才濟濟，組織嚴密，但最終卻一事無成，退走回疆，這與他們的文化觀念有著極大的關係。紅花會得知乾隆皇帝出生於漢人之家的秘密，便天真地幻想依靠這位當今天子，驅除韃虜，重整河山。他們千方百計向乾隆證明其身世，又將乾隆囚禁於杭州六和塔，由總舵主陳家洛利用同胞兄弟之情百般勸說。陳家洛勸說的理論基礎一是華夷之辨，二是忠孝觀念，三是功業思想。他說：“你是漢人，漢人的錦繡河山淪入胡虜之手，你卻去做了胡虜的頭腦，率領他們來欺壓咱們黃帝子孫。這豈不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嗎？”又說：“你一樣做皇帝，與其認賊作父，為後世唾罵，何不奮發鷹揚，建立萬代不易之基？”說到底，紅花會要改變的隻是一個“名分”，就像阿q竭力要證明自己姓趙，證明別人打他是“兒子打老子”。重虛名而輕實務，這是中國文化發展到後期的一個重大弊端。陳家洛幾次有機會殺死武功高於自己的朝廷鷹犬張召重，但由於“不是大丈夫行徑”的念頭作怪而都放棄了，這實際上是守小義而舍大義。在陳家洛身上，顧慮重重、矯情狹隘的中國知識分子特點表現得十分典型。在儒家思想熏浸之下，他們想愛不敢愛，該恨不能恨。表麵上瀟灑大度，內心裏斤斤計較。陳家洛本與木卓倫的長女、智勇雙全的霍青桐兩心相許，但因曾見霍青桐與一少年神態親密，便不敢打開心扉，反而有意疏遠。後來才知那少年是女扮男裝的李沅芷，愧怍之下，仍故作平靜，使霍青桐傷心成疾。陳家洛與香香公主喀絲麗相愛後，曾痛苦地思考“我心中真正愛的到底是誰？”想到霍青桐謀略出眾，文武雙全時，他終於發現：“唉，難道我心底深處，是不喜歡她太能幹麽？”心驚之下，他自譴道：“陳家洛，陳家洛，你胸襟竟是這般小麽？”可是最後，他連香香公主也失去了。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到晚期，已經是百孔千瘡。君昏臣佞，上欺下瞞，人心險惡，自大虛偽。陳家洛總體上不失為一位有才幹、有血性的英雄，但他的思維方式中深深積澱了許多封建文化觀念的糟粕。
在這個問題上，金庸最後一部小說《鹿鼎記》中有許多情節可與《書劍恩仇錄》參照。康熙皇帝對韋小寶說道：
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那一個比我更加好的？現下三蕃已平，台灣已取，羅刹國又不敢來犯疆界，從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天地會的反賊定要規複朱明，難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統治下，日子會過得比今日好些嗎？
這段話未必完全正確，但確實值得那些大漢族主義者思考。有趣的是，《鹿鼎記》中也有一個策動政變的情節，幾個身為學界泰鬥的大知識分子顧炎武、黃宗羲、呂留良、查繼佐等，竟然一本正經地苦勸出身妓院、“不學有術”、專靠溜須拍馬飛黃騰達的韋小寶去當皇帝。查繼佐說：
決不是開玩笑。我幾人計議了幾個月，都覺大明氣數已盡，天下百姓已不歸心於前朝。實在是前明的曆朝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可是清廷占了我們漢家江山，要天下漢人剃頭結辮，改服夷狄衣冠，這口氣總是咽不下去。韋香主手綰兵符，又得當今皇帝信任，隻要高舉義旗，自立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風景從。
明知自己的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卻還要推戴一個最會搜刮民脂民膏的小流氓。假設韋小寶做了皇帝，百姓苦到什麽程度，真是不可想象。至於韋小寶這個阿q式的形象本身，更是集中國國民性弊端之大成，這個問題已經有許多學者做過係統的研究，本文不再展開。金庸小說對中國文化弊端的反省是多方麵的，僅從上述就足見其深度。
金庸小說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是與“五四”新文學精神相通的。實際上是“五四”精神在通俗小說領域的延伸。在思想上，或許還達不到魯迅那樣的深度；但由於小說篇幅之浩大、描寫之細膩以及讀者之眾多，其影響的廣度是不亞於新文學的。
四專製政治批判
金庸小說中政治描寫和政治思考的比重很大。他批判了專製社會的種種弊端，揭示了集權導致的個人崇拜。
在《鹿鼎記》的第一回，金庸就別具匠心地表達了他的政治觀：
那文士提筆醮上了墨，在紙上寫了個“鹿”字，說道：“鹿這種野獸，雖是龐然大物，性子卻極為平和，隻吃青草和樹葉，從來不傷害別的野獸。凶猛的野獸要傷它吃它，它隻有逃跑，倘若逃不了，那隻有給人家吃了。”又寫了“逐鹿”兩字，說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來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溫順善良，隻有給人欺壓殘害的份兒。《漢書》上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說，秦朝失了天下，群雄並起，大家爭奪，最後漢高祖打敗了楚霸王，就得了這隻又肥又大的鹿。”
那小孩點頭道：“我明白了。小說書上說‘逐鹿中原’，就是大家爭著要做皇帝的意思。”
那文士甚是喜歡，點了點頭，在紙上畫了一隻鼎的圖形，道：“古人煮食，不用灶頭鍋子，用這樣三隻腳的鼎，下麵燒柴，捉到了鹿，就在鼎裏煮來吃。皇帝和大官都很殘忍，心裏不喜歡誰，就說他犯了罪，把他放在鼎裏活活煮熟。《史記》中記載藺相如對秦王說：‘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也，臣請就鼎鍋。’就是說：‘我該死，將我在鼎裏燒死了罷！’”
那小孩道：“小說書上又常說‘問鼎中原’，這跟‘逐鹿中原’好像意思差不多。”
那文士道：“不錯。夏禹王收九州之金，鑄了九大鼎。當時的所謂‘金’其實是銅。每一口鼎上鑄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圖形，後世為天下之主的，便保有九鼎。《左傳》上說：‘楚子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楚子隻是楚國的諸侯，他問鼎的輕重大小，便是心存不軌，想取周王之位而代之。”
那小孩道：“所以‘問鼎’，‘逐鹿’便是想做皇帝。‘未知鹿死誰手’，就是不知那一個做成了皇帝。”
金庸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來看待帝王的“功業”的。毛澤東在《賀新郎·讀史》中說：“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金庸在《射雕英雄傳》中借一首曲子道：“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金庸小說戳穿了中國政治文化的神聖，揭破了從朝廷政治到民間政治的種種黑幕。
《碧血劍》第十九回寫道：
李岩心頭大震，當即站起。他知自來帝皇最忌之事，莫過於有人覬覦他的寶座。曆朝開國英主所以屠戮功臣，如漢高祖、明太祖等把手下大將殺得七零八落，便是怕他們謀朝篡位，李自成要是信了這句話，那可糟了，不由得顫聲道：“這……這……這……”
金庸不是專門針對某些“暴君”、“昏君”，而是重在揭示體製所導致的惡果。有時金庸對某些帝王還加以讚賞的筆調。如《鹿鼎記》第三十四回寫道：
康熙笑了幾聲，隨即正色道：“我讀前朝史書，凡是愛惜百姓的，必定享國長久，否則盡說些吉祥話兒，又有何用？自古以來，人人都叫皇帝作萬歲，其實別說萬歲，享壽一百歲的皇帝也沒有啊。什麽‘萬壽無疆’，都是騙人的鬼話。父皇諄諄叮囑，要我遵行‘永不加賦’的訓諭，我細細想來，隻要遵守這四個字，我們的江山就是鐵打的。什麽洋人的大炮，吳三桂的兵馬，全都不用擔心。”
金庸借康熙之口，反諷了封建君主製的弊端。其實就在康熙這樣的“聖明”君主統治下，也是貪官橫行，冤獄不斷，韋小寶這樣的人飛黃騰達，真正的人才飽受壓製。金庸不但從文化上，而且從政治上，寫出了中國封建社會為什麽崩潰的原因，在這個意義上，它和《紅樓夢》有同樣的深度。
5070年代，中國大陸文學中的個人崇拜色彩逐漸濃厚。與此同時，金庸有意對個人崇拜問題進行了無情的批判。《笑傲江湖》中日月神教的東方不敗、任我行是論者常舉的例子，《天龍八部》中的星宿老怪也是一個例子，《鹿鼎記》中神龍教的洪教主也是一個例子。個人專斷的體製下產生的溜須拍馬，歌功頌德，這樣的集團他寫了不少。
綜上所述，金庸小說以“文化中國”為旗幟，對中國文化進行了全方位的弘揚與批判，使中國現代讀者重新建立了複雜的民族國家信念。這種文化中國的觀念與“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傳統和1949年以來的新中國文學傳統都既有衝突、又有呼應，因此，關於金庸小說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的爭論必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延續下去，而中國的國民文學發展也勢必要受到金庸文學的巨大影響。其實，這種影響已經發生了。
（本文係2003年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並投交《現代中國》刊物發表）
一文化中國
金庸小說從文化角度確立了中國的民族國家形象，建立了一個磅礴宏偉的“文化中國”，從而贏得了不同政治立場、不同價值觀念的最大多數讀者。這是金庸小說的決定性魅力。
金庸小說的創作時間是20世紀5070年代。與同一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下的大陸文學中那種有意否定傳統的傾向相反，金庸小說大力“弘揚傳統文化”，以傳統中國繼承者的麵貌吸引了香港、澳門、台灣和東南亞等所謂“中華文化圈”的大量讀者，實際上成為大陸以外的一個“中華凝聚力”中心。
金庸小說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展示是在兩個向度上同時進行的。一個是從大處著眼，展示中華文化的多樣性、綜合性、融匯性，再一個是從小處入手，展示中華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藝術性。從大的方麵來說，金庸小說廣泛地涉及到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國文化思想層麵的各個組成部分，寫出了一部“三教九流”眾聲喧嘩的文化交響樂。同時，他還從地域文化的角度廣泛描寫了中國大陸東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異的文化風貌。他還進一步寫出了不同朝代、不同曆史時期中國傳統文化的起伏演變，從而構成了一幅動態的、立體的中國文化長篇畫卷。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顯占據顯要的甚至主導的地位。《書劍恩仇錄》和《碧血劍》都對主人公為民請命、為民鋤奸的正義行為持讚賞筆調，《射雕英雄傳》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義無返顧、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揚到了極致。到了金庸的中期作品，道家思想、遊仙思想開始令人注目。《神雕俠侶》可以看做從前期進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嶺，在這部作品中既有郭靖擲地有聲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以及郭靖夫婦為保衛襄陽壯烈犧牲，又有楊過蔑視宗法禮教、為個人愛情不惜與整個武林為敵以及單人獨劍四方漂遊。《倚天屠龍記》和《笑傲江湖》則更明確地把個人自由問題設置為主人公的第一關懷。張無忌可以放棄明教教主——實際上是放棄了大明朝開國君主的地位，但是卻不能在四位年輕女性中確定哪一個是自己的最愛。令狐衝也是斷然拒絕繼承日月神教教主的位置而把生命、自由視為至高無上。在楊過、張無忌、令狐衝眼中，並非沒有正邪善惡，但是這些對於他們已不是“第一生命指令”，自由和逍遙才是他們的“黃金世界”。到了金庸的後期作品，佛家思想的氣息愈來愈濃，在《連城訣》和《俠客行》中，是非善惡已經開始變得撲朔迷離、標準難立，狄雲和石破天對於究竟應該如何做人，可以說自始至終也沒有找到答案，石破天連自己到底是誰也幾乎不能完全肯定。《天龍八部》更是集金庸所理解的佛家思想之大成，在這部130萬字的鴻篇巨製中充滿了“無人不冤，有情皆孽”的大悲憫，色空觀念、有無觀念等佛家基本思想，都以藝術方式呈現出極大的誘惑力。以至有學者指出，金庸小說可做佛教的入門書。深沉的文化內涵，是金庸小說能夠吸引大量高層次讀者的關鍵。
金庸筆下涉及到幾乎所有的中國文化分區，從《雪山飛狐》中的雪山極頂到《天龍八部》中的蒼山洱海，從《書劍恩仇錄》中的新疆雪蓮到《笑傲江湖》中的福建山歌，他經常在一些大部頭的作品中帶領讀者進行全方位的中國文化旅遊。例如《天龍八部》從雲南大理寫到江南姑蘇，然後又寫到河南、山西、浙江、寧夏、塞北、關東。金庸不但寫出了各地不同的景色、風俗以及人物語言，更寫出了各地文化本質上的區別，使讀者鮮明地感受到中國文化的“版塊構成”。例如郭靖成長於蒙古大漠，黃蓉則成長於東南海島。蕭峰成長於中原武林，韋小寶則成長於揚州妓院。這些人物身上的個性都與他們的“水土”密不可分。讀這樣的小說時，讀者經常會覺得非常“過癮”，他們從中感到了中國之“大”，感到了作為中國人的自豪。他們會覺得擁有如此文化格局的中國，不論政治風雲怎樣變化，都是具有無窮生命力的，都是不可戰勝的。這種撼人胸襟的“大”的感受是從其他國家的經典作品和新文學作品中很難得到的。
金庸所寫的中國文化，在時間軸上也是富有變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筆下，宋朝時顯得博大剛健，郭靖與蕭峰成為金庸小說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後，則顯現出氣象衰弱、難克重任。《倚天屠龍記》中代表道家的武當派和《笑傲江湖》中代表道家的華山派顯然壓倒了代表其他思想的眾多門派。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顯得酸腐可笑、百無一用。《書劍恩仇錄》中的陳家洛自負文武雙全，結果一事無成。《碧血劍》中的袁承誌家仇國恨兩難報，茫茫神州無處存身，隻得遠走海外，真如孔子所雲“乘桴浮於海”。《鹿鼎記》中陳近南的大名天下英雄如雷貫耳，然而這位天地會的首領，外不能完成“反清複明”之大業，內不能平息台灣島內之黨爭，不但被韋小寶一再蒙騙，而且最後死在一個平庸小人的手中，毫無一絲英雄的光彩。金庸所寫的中國文化，並非一味“弘揚”，而是帶有鮮明的分析與批判的。從時間、空間和內部組合等諸多方麵，金庸從文化上寫出了一個“大中國”，但這個“大中國”隻是中國自身曆史發展的藝術再現，與西方捏造和想象的所謂“中華主義”毫不相幹。
上述金庸小說中這些“大文化”的展現是建立在細膩入微的具體描摹的基礎之上的。例如關於佛家文化，金庸可以說了如指掌，從而寫出來揮灑自如。《天龍八部》中一個不知名的灰衣老僧輕描淡寫就製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給天下英雄們說法時，論述佛法與武功的關係說，練武功本是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達到很高時，卻又不屑於練武功了。這樣的話，對佛教文化沒有高深研究者是很難講出來的。再如《飛狐外傳》中圓性與胡斐分別時所念佛偈：
“一切恩愛會，無常難得久。
生世多畏懼，命危於晨露。
由愛故生憂，由愛故生怖。
若離於愛者，無憂亦無怖。”
類似這樣的令讀者刻骨銘心的細節非常多。《射雕英雄傳》中黃蓉為洪七公做過兩道菜，一道叫“二十四橋明月夜”，一道叫“好逑湯”，描寫得精美絕倫，令人垂涎欲滴，而且放射出奪目的中國文化光芒。許多讀者都能夠記得金庸小說中一係列饒有情趣的細節，那些細節往往就是對中國文化的典型展示。就連韋小寶的罵人話中，也散發著濃鬱的中國文化氣息，那些罵人話是完全可以用來解剖中國的國民性的。
中國大陸5070年代的文學，出於“五四”新文學的美學慣性以及重寫曆史和歌頌新國家的需要，對中國古代的文化傳統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給讀者造成一種“開天辟地”的新中國景象。這樣的國民文學使讀者長期處於比較緊張的心理狀態，相比之下，金庸小說所建立的民族國家想象，則從容、厚重，更具長久的穩定性。“文化中國”是金庸小說作為國民文學的根本策略，在此基礎上，金庸對中國的民族文化、國民性和政治文化等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索及批判。
二民族大家庭的中國
金庸小說確立了中國多民族的國家形象，但同時大力批判了漢族中心主義。
據筆者統計，金庸15部小說中，至少有12部涉及到兩個以上民族的人物和關係，隻有《笑傲江湖》、《俠客行》、《越女劍》三部作品不曾涉及或語焉不詳。涉及民族人物最為眾多、民族關係最為複雜的當數130萬字的巨著《天龍八部》，該書描寫了大宋（漢）、大理（南詔）、吐蕃（藏）、大遼（契丹）、西夏（黨項）、大燕（鮮卑）、女真等眾多民族區域，加上擺夷人（刀白鳳）、天竺人（哲羅星）等，涉及民族種類將近10個。金庸小說所涉中國古今民族共有漢、蒙、回、藏、滿、苗、維吾爾、哈薩克、契丹、黨項、女真、鮮卑、擺夷、高昌、焉耆等十幾個，加上外國民族如俄羅斯、波斯、葡萄牙、荷蘭、比利時、天竺、勃泥、瑞典、通古斯等，共計二十餘個中外民族。
金庸所寫的多民族中國雖然仍以漢族文化為中心，但他有意塑造了一係列少數民族的男女英雄形象，以此表達了他的民族國家觀。
金庸小說對“少數民族”表現出與大多數中國作家不同的偏愛，在他所涉筆的每個少數民族中，都塑造出一至數個不同凡響的人物，或則胸襟博大，或則武功神奇，或則俠肝義膽，或則深謀遠慮。僅從純粹正麵的意義講，就有木卓倫、霍青桐、喀絲麗、阿凡提、哲別、九難、何鐵手、蕭峰、段譽、完顏阿骨打、趙敏、小昭等十幾個。其中金庸筆下的第一英雄——蕭峰，第一美女——香香公主喀絲麗，便都是純粹的少數民族血統。
《天龍八部》中的蕭峰，本來是中原丐幫幫主喬峰，他武功蓋世，義薄雲天，是江湖上人人仰慕的英雄好漢，把丐幫治理得井井有條，成為江湖上最興旺的第一大幫。然而禍起蕭牆，突然有人拉出最權威的證據和證人揭發他不是漢人，而是契丹人，於是他被逐出了丐幫，此後受到一連串的陰謀誣陷，落下“殺父、殺母、殺師”的罪名，和“忘恩負義、殘忍好色”的考語，被視為魔鬼一般的“大惡人”。在查尋自己身世、洗雪自己冤屈的過程中，喬峰經曆了數不清的身心痛苦。後來他得知自己確是契丹人的後代，本來姓蕭。蕭峰為給阿紫治傷，流落到女真部落，在打虎時結識了女真首領完顏阿骨打，後又義釋契丹貴族耶律基，與之結為兄弟。而耶律基原來竟是大遼國皇帝耶律洪基，在蕭峰又一次助他平定叛亂、化險為夷後，他封蕭峰為南院大王，負責攻打大宋。蕭峰雖忠於祖國大遼，但對養育他的大宋懷有深厚的感情，尤其從自己的悲慘身世和所見所聞出發，不忍眼看兩族人民互相殘殺。耶律洪基見蕭峰抗旨，便將他囚禁。中原及其他各族群雄救出蕭峰，在雁門關下，蕭峰逼迫被俘獲的耶律洪基折箭立誓，終其一生，不許遼兵侵犯大宋。蕭峰然後以箭穿心，自殺以謝天下，用自己的生命換得了民族之間的和平。
蕭峰這一頂天立地的英雄形象，可說是全部中國文學史中最偉大的少數民族人物形象。這一形象足以改變傳統文化中對於少數民族的文化偏見，使人超越到民族界限之上，對一切民族的英雄豪傑給予崇高的敬仰。
《書劍恩仇錄》中的香香公主喀絲麗，是木卓倫的小女兒，美貌蓋世，天生異香。回族青年男子視她若天仙，清軍數萬官兵見了她，“無數長矛都掉下地來”，以至大將軍不得不下令退兵數十裏。香香公主是天生的“和平女神”。她與紅花會舵主陳家洛相親相愛，多少次共同出生入死。木卓倫兵敗後，喀絲麗被俘入宮，獻給乾隆，但她不論威逼誘騙，寧死不從。後來陳家洛為了策動乾隆——他本是漢人後代、陳家洛的親哥哥——驅除韃虜，恢複漢家河山，忍痛勸香香公主順從乾隆，喀絲麗為了陳家洛所說的“天下大事”，含淚答應。但她發現奸險的乾隆是在騙陳家洛，就借口到清真寺做祈禱，用短劍在地下暗劃了“不可相信皇帝”幾個字，然後“將短劍刺進了世上那最純潔最美麗的胸膛”。她用鮮血向心愛的人發出了最後的警示。當她的姐姐和陳家洛等人血戰突圍之後，去移葬她的遺體時，卻發現墳中空空如也，隻有陣陣幽香，眾人都道香香公主必是仙子下凡，現今又回到了天上。香香公主和蕭峰一樣，都是為了千萬百姓的幸福安寧獻出了自己最寶貴的生命。他們成為金庸筆下少數民族英雄兒女中最傑出的代表。
金庸認識到中國的多民族格局是曆史鬥爭的結果，他如實描寫了激烈的民族鬥爭，描寫了宋金戰爭、宋遼戰爭、女真崛起與周邊民族的戰爭，成吉思汗祖孫數輩開疆拓土的征伐戰爭，元末漢人反對蒙古統治者的戰爭，明末清初滿漢兩族的戰爭，等等。這些戰爭，既有氣勢恢宏的全景大場麵，也有細膩入微的近景小鏡頭。從帷幄運籌到平野廝殺，從散兵遊勇欺壓百姓到萬馬軍中生擒敵酋，寫得回腸蕩氣，搖曳多姿，令人恍如置身其中。在歌頌反侵略的正義戰爭，批判非正義的侵略戰爭的過程中，金庸多次批判了以強淩弱的民族霸權主義。侵略戰爭往往就起於以強淩弱的民族霸權主義。忽必烈之侵略南宋，清廷之鎮壓木卓倫部，都是自恃軍事力量的強大，要把自己的權杖強行壓到柔弱民族的頭上。對於這種民族沙文主義，金庸給予了有力的諷刺和鞭撻。
在中篇小說《白馬嘯西風》中，插敘了一個古代高昌國的故事。西域大國高昌臣服於唐，唐朝要他們遵守許多漢人的規矩，高昌國王說：“鷹飛於天，雉伏於蒿，貓遊於堂，鼠噍於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意思是說，雖然你們是猛鷹，在天上飛，但我們是野雞，躲在草叢之中，雖然你們是貓，在廳堂上走來走去，但我們是小鼠，躲在洞中啾啾的叫，你們也奈何我們不得，大家各過各的日子，為什麽一定要強迫我們遵守你們漢人的規矩習俗呢？他們將唐太宗所賜的書籍文物、諸般用具，以及佛像、孔子像、道教的老君等等都放在這迷宮之中，誰也不去多看一眼。大唐帝國固然文化先進，但是硬要把自己的文化方式強加到弱小民族身上，結果隻能征服其國，不能征服其心。此中的深刻諷刺意義對於今天某些財大氣粗的推行霸權主義的民族，也是十分適用的。
以強淩弱的民族霸權主義表現在國家之間，造成文明的衝突與隔閡。如果表現在個人之間，則會造成個體命運的悲劇。《天龍八部》中有一個極為發人深省的事例：以漢人為主的大理國中有一個擺夷族，“族中女子大都頗為美貌，皮膚白嫩，遠過漢人，隻是男子文弱，人數又少，常受漢人的欺淩”。大理國君之弟、鎮南王段正淳的夫人刀白鳳便是擺夷人。段正淳天性風流，所到之處，與許多女子結緣生情，終於激起了鎮南王妃刀白鳳的反抗，傷心憤怒之下，這位王妃竟然隨便委身於一天夜裏偶然路遇的一個醜陋汙穢、渾身膿血惡臭的叫化子，後來生下了書中主人公之一段譽。而那個叫化子原來是前朝被弑國君的皇太子段延慶，他在重傷之際得此奇遇，精神大振，後來成為天下第一大惡人，使段譽吃盡了苦頭。而段譽又與段正淳情人的幾個女兒分別產生情愫，回環糾纏，最後段正淳和刀白鳳以及他的幾個情人同時慘死，剩下段譽與段延慶父子相對……這一切可以說都起因於段正淳對於身為少數民族的王妃刀白鳳的極端不尊重。陳墨先生論道：“段譽既是他父親的情孽的受害者，同時又是段延慶奪權的對象之一，還是乃父的情人的複仇的對象。”（《新武俠二十家》p111）若從民族關係的角度說，段譽的痛苦災難也是民族沙文主義不經意所造成的惡果。不論從國家利益還是個體命運著眼，金庸小說都在批判以強淩弱的同時，昭示出民族平等的極為重要。
1949年以後的中國，由於建立大一統現代化強國的需要，中央政府高度重視民族團結和民族平等問題，中國進入了幾千年來民族政策最先進的時期。中國政府推行民族平等方針，對少數民族充分照顧、援助、尊重。但是在文學上，對漢族文化本身卻缺少批判，把曆史上對少數民族的歧視都歸罪於以往的統治者。實際上給人這樣一種觀念：即少數民族自願地團結在漢族周圍，共同建立起偉大的中華文化。這裏忽略了曆史上各民族之間的鬥爭，忽略了漢族給其他少數民族帶來的文化壓抑。實際上仍然帶有比較濃厚的漢族中心主義色彩。在50~70年代有關少數民族的文學中，少數民族被簡單地描寫成善良勇敢、聰明美麗、能歌善舞的一種卡通式形象，成為反襯漢族文化先進的鏡子。金庸小說相比之下，境界顯然更高一籌。
三國民性批判
金庸小說貫穿著一條國民性批判的思想線索，因而超越了一般的迎合讀者趣味的通俗小說，自覺擔負了重建國民精神的任務，客觀上與新文學遙相呼應。
在金庸的作品中，與大力弘揚中華文化相輔相成的是，他不斷解剖和反省中國文化的各種弊端，特別是對以知識分子氣為代表的國民性進行深刻的批判。這些批判有時是與對漢族文化的批判結合在一起的。
例如金庸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中，主要的群體形象是陳家洛所領導的紅花會。紅花會誌在推翻滿清統治，人才濟濟，組織嚴密，但最終卻一事無成，退走回疆，這與他們的文化觀念有著極大的關係。紅花會得知乾隆皇帝出生於漢人之家的秘密，便天真地幻想依靠這位當今天子，驅除韃虜，重整河山。他們千方百計向乾隆證明其身世，又將乾隆囚禁於杭州六和塔，由總舵主陳家洛利用同胞兄弟之情百般勸說。陳家洛勸說的理論基礎一是華夷之辨，二是忠孝觀念，三是功業思想。他說：“你是漢人，漢人的錦繡河山淪入胡虜之手，你卻去做了胡虜的頭腦，率領他們來欺壓咱們黃帝子孫。這豈不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嗎？”又說：“你一樣做皇帝，與其認賊作父，為後世唾罵，何不奮發鷹揚，建立萬代不易之基？”說到底，紅花會要改變的隻是一個“名分”，就像阿q竭力要證明自己姓趙，證明別人打他是“兒子打老子”。重虛名而輕實務，這是中國文化發展到後期的一個重大弊端。陳家洛幾次有機會殺死武功高於自己的朝廷鷹犬張召重，但由於“不是大丈夫行徑”的念頭作怪而都放棄了，這實際上是守小義而舍大義。在陳家洛身上，顧慮重重、矯情狹隘的中國知識分子特點表現得十分典型。在儒家思想熏浸之下，他們想愛不敢愛，該恨不能恨。表麵上瀟灑大度，內心裏斤斤計較。陳家洛本與木卓倫的長女、智勇雙全的霍青桐兩心相許，但因曾見霍青桐與一少年神態親密，便不敢打開心扉，反而有意疏遠。後來才知那少年是女扮男裝的李沅芷，愧怍之下，仍故作平靜，使霍青桐傷心成疾。陳家洛與香香公主喀絲麗相愛後，曾痛苦地思考“我心中真正愛的到底是誰？”想到霍青桐謀略出眾，文武雙全時，他終於發現：“唉，難道我心底深處，是不喜歡她太能幹麽？”心驚之下，他自譴道：“陳家洛，陳家洛，你胸襟竟是這般小麽？”可是最後，他連香香公主也失去了。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到晚期，已經是百孔千瘡。君昏臣佞，上欺下瞞，人心險惡，自大虛偽。陳家洛總體上不失為一位有才幹、有血性的英雄，但他的思維方式中深深積澱了許多封建文化觀念的糟粕。
在這個問題上，金庸最後一部小說《鹿鼎記》中有許多情節可與《書劍恩仇錄》參照。康熙皇帝對韋小寶說道：
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那一個比我更加好的？現下三蕃已平，台灣已取，羅刹國又不敢來犯疆界，從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天地會的反賊定要規複朱明，難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統治下，日子會過得比今日好些嗎？
這段話未必完全正確，但確實值得那些大漢族主義者思考。有趣的是，《鹿鼎記》中也有一個策動政變的情節，幾個身為學界泰鬥的大知識分子顧炎武、黃宗羲、呂留良、查繼佐等，竟然一本正經地苦勸出身妓院、“不學有術”、專靠溜須拍馬飛黃騰達的韋小寶去當皇帝。查繼佐說：
決不是開玩笑。我幾人計議了幾個月，都覺大明氣數已盡，天下百姓已不歸心於前朝。實在是前明的曆朝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可是清廷占了我們漢家江山，要天下漢人剃頭結辮，改服夷狄衣冠，這口氣總是咽不下去。韋香主手綰兵符，又得當今皇帝信任，隻要高舉義旗，自立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風景從。
明知自己的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卻還要推戴一個最會搜刮民脂民膏的小流氓。假設韋小寶做了皇帝，百姓苦到什麽程度，真是不可想象。至於韋小寶這個阿q式的形象本身，更是集中國國民性弊端之大成，這個問題已經有許多學者做過係統的研究，本文不再展開。金庸小說對中國文化弊端的反省是多方麵的，僅從上述就足見其深度。
金庸小說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是與“五四”新文學精神相通的。實際上是“五四”精神在通俗小說領域的延伸。在思想上，或許還達不到魯迅那樣的深度；但由於小說篇幅之浩大、描寫之細膩以及讀者之眾多，其影響的廣度是不亞於新文學的。
四專製政治批判
金庸小說中政治描寫和政治思考的比重很大。他批判了專製社會的種種弊端，揭示了集權導致的個人崇拜。
在《鹿鼎記》的第一回，金庸就別具匠心地表達了他的政治觀：
那文士提筆醮上了墨，在紙上寫了個“鹿”字，說道：“鹿這種野獸，雖是龐然大物，性子卻極為平和，隻吃青草和樹葉，從來不傷害別的野獸。凶猛的野獸要傷它吃它，它隻有逃跑，倘若逃不了，那隻有給人家吃了。”又寫了“逐鹿”兩字，說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來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溫順善良，隻有給人欺壓殘害的份兒。《漢書》上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說，秦朝失了天下，群雄並起，大家爭奪，最後漢高祖打敗了楚霸王，就得了這隻又肥又大的鹿。”
那小孩點頭道：“我明白了。小說書上說‘逐鹿中原’，就是大家爭著要做皇帝的意思。”
那文士甚是喜歡，點了點頭，在紙上畫了一隻鼎的圖形，道：“古人煮食，不用灶頭鍋子，用這樣三隻腳的鼎，下麵燒柴，捉到了鹿，就在鼎裏煮來吃。皇帝和大官都很殘忍，心裏不喜歡誰，就說他犯了罪，把他放在鼎裏活活煮熟。《史記》中記載藺相如對秦王說：‘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也，臣請就鼎鍋。’就是說：‘我該死，將我在鼎裏燒死了罷！’”
那小孩道：“小說書上又常說‘問鼎中原’，這跟‘逐鹿中原’好像意思差不多。”
那文士道：“不錯。夏禹王收九州之金，鑄了九大鼎。當時的所謂‘金’其實是銅。每一口鼎上鑄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圖形，後世為天下之主的，便保有九鼎。《左傳》上說：‘楚子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楚子隻是楚國的諸侯，他問鼎的輕重大小，便是心存不軌，想取周王之位而代之。”
那小孩道：“所以‘問鼎’，‘逐鹿’便是想做皇帝。‘未知鹿死誰手’，就是不知那一個做成了皇帝。”
金庸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來看待帝王的“功業”的。毛澤東在《賀新郎·讀史》中說：“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金庸在《射雕英雄傳》中借一首曲子道：“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金庸小說戳穿了中國政治文化的神聖，揭破了從朝廷政治到民間政治的種種黑幕。
《碧血劍》第十九回寫道：
李岩心頭大震，當即站起。他知自來帝皇最忌之事，莫過於有人覬覦他的寶座。曆朝開國英主所以屠戮功臣，如漢高祖、明太祖等把手下大將殺得七零八落，便是怕他們謀朝篡位，李自成要是信了這句話，那可糟了，不由得顫聲道：“這……這……這……”
金庸不是專門針對某些“暴君”、“昏君”，而是重在揭示體製所導致的惡果。有時金庸對某些帝王還加以讚賞的筆調。如《鹿鼎記》第三十四回寫道：
康熙笑了幾聲，隨即正色道：“我讀前朝史書，凡是愛惜百姓的，必定享國長久，否則盡說些吉祥話兒，又有何用？自古以來，人人都叫皇帝作萬歲，其實別說萬歲，享壽一百歲的皇帝也沒有啊。什麽‘萬壽無疆’，都是騙人的鬼話。父皇諄諄叮囑，要我遵行‘永不加賦’的訓諭，我細細想來，隻要遵守這四個字，我們的江山就是鐵打的。什麽洋人的大炮，吳三桂的兵馬，全都不用擔心。”
金庸借康熙之口，反諷了封建君主製的弊端。其實就在康熙這樣的“聖明”君主統治下，也是貪官橫行，冤獄不斷，韋小寶這樣的人飛黃騰達，真正的人才飽受壓製。金庸不但從文化上，而且從政治上，寫出了中國封建社會為什麽崩潰的原因，在這個意義上，它和《紅樓夢》有同樣的深度。
5070年代，中國大陸文學中的個人崇拜色彩逐漸濃厚。與此同時，金庸有意對個人崇拜問題進行了無情的批判。《笑傲江湖》中日月神教的東方不敗、任我行是論者常舉的例子，《天龍八部》中的星宿老怪也是一個例子，《鹿鼎記》中神龍教的洪教主也是一個例子。個人專斷的體製下產生的溜須拍馬，歌功頌德，這樣的集團他寫了不少。
綜上所述，金庸小說以“文化中國”為旗幟，對中國文化進行了全方位的弘揚與批判，使中國現代讀者重新建立了複雜的民族國家信念。這種文化中國的觀念與“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傳統和1949年以來的新中國文學傳統都既有衝突、又有呼應，因此，關於金庸小說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的爭論必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延續下去，而中國的國民文學發展也勢必要受到金庸文學的巨大影響。其實，這種影響已經發生了。
（本文係2003年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並投交《現代中國》刊物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