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陳獨秀在1921</h2>日曆，台曆，掛曆。手表，懷表，鬧表。座鍾，掛鍾，日晷。舊報紙，舊期刊，舊美人香煙廣告。隆隆轟鳴的印刷機，吐出滾滾的印刷物。街頭藝人，用小提琴拉著悠遠的曲子。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發生著數不清的瑣事和要聞，密謀和公務，噩耗和喜訊。但是當這三百六十五天過去之後，能夠留在人們記憶中的，也許隻有那麽一件兩件。有的年份，甚至連一件事也沒有留下，就像火車呼嘯掠過的一個不起眼的小站，轉瞬就消失在人們的腦後了。那麽，關於公元1921年，你能想起，你能記起什麽呢？
一個現在的中國人，如果他對於那遙遠的1921年隻記得一件事，那十個人會有九個說：中國共產黨成立。
1921年7月23日到8月2日，中國共產黨舉行了開天辟地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在討論黨的基本任務和原則時，發生了一些分歧和爭論。但在選舉中央領導人時，毛澤東等十幾位代表一致推選他們心目中的傑出領袖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總書記，這個眾望所歸的人就是——陳獨秀。
陳獨秀（188—1942），本名慶同，字仲甫，安徽安慶（原懷寧）人。距他家幾十裏外有一座獨秀山，因此，1914年他發表兩篇文章時分別署名“獨秀山民”和“獨秀”，從此，“陳獨秀”就成了盡人皆知的名字。他不滿兩歲時，父親死於瘟疫。幼年的陳獨秀，在嚴厲的祖父和要強的母親的督導下，不僅打下了傳統文化的紮實基礎，而且養成了獨立不屈的堅毅性格。祖父打他時，他瞪著眼睛，一聲不哭，氣得祖父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凶惡強盜。”
陳獨秀長大成人後，沒有\''殺過人，他晚年說：“我一生最痛恨的就是殺人放火者。”但陳獨秀卻成為讓那些殺人放火者切齒痛恨的革命黨領袖。陳獨秀在他們眼中，不隻是凶惡強盜，簡直是洪水猛獸。就是這樣一個讓舊世界痛恨，讓新世界仰慕的人，在他40歲“不惑”的這一年，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開山領袖。
然而令人驚奇的是，這位中共首任總書記，卻沒有參加中共一大。這在世界各國的政黨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陳獨秀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仍然表現出像他名字一樣的卓異個性：獨樹一幟，一枝獨秀。
1921年，是中國混亂而又痛苦的一年，也是陳獨秀緊張而又充實的一年。
1921年，中國僅史書明確記載的地震就達10次。此外，水災、旱災、火災、雪災、鼠疫，此起彼伏。匪盜和兵亂蜂起，軍閥混戰，殺得屍橫遍野。農民起義，工人罷工，日本等帝國主義國家不斷侵我國土，殺我人民。天災人禍，內憂外患，整個社會處於大動蕩、大混亂之中。這個星雲一般紛亂擾攘的民族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精神核心，把這團星雲凝聚成一個巨大而有序的天體，運轉在自由選定的軌道上。
然而在車如流水馬如龍的世界第六大城市上海，許多醉生夢死的人們還在過著頹廢而麻木的日子。中國的災難仿佛離這個中國的第一大都市很遠。
1921年7月1日，上海夏令配克影戲園首映了中國第一部長故事片——《閻瑞生》，影片講述賭輸的閻瑞生將身攜財寶的妓女王蓮英騙至郊外，奪財害命，後來被捕伏法的故事。這個故事本是一件真實的新聞，影片風靡上海，轟動一時。市民們把這種悲慘的社會現象當作茶餘飯後的談資，沒有人想到，一群南腔北調之人正要會聚到上海，立誌徹底改變中國社會的一切黑暗。
就在這一年炎熱的夏天，本該去上海參加中共一大的陳獨秀，正在炎熱的廣州，滿腔熱忱地大辦教育。熱火朝天的局麵剛剛打開，陳獨秀想要趁熱打鐵，不願為開會而離開。他指派陳公博和包惠僧攜帶他的意見去上海出席。陳獨秀是個喜歡實幹的人，年輕時辦過被譽為“《蘇報》第二”的《安徽俗話報》，參加過誌在推翻滿清王朝的暗殺團，創建過比同盟會還要早的嶽王會。特別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創辦《新青年》，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發動文學革命，可謂是身經百戰，功勳累累。當一大結束後，包惠僧告訴他當選了總書記時，陳獨秀笑道：“誰當都一樣。”
當然，作為辛亥革命的老將，作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作為中國的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作為中國最早的共產主義小組的開創人，對於當選總書記，陳獨秀應該是有“舍我其誰也”的絕對自信的。
1920年的12月29日，離1921年隻有幾十個小時的時候，陳獨秀到達廣州。應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的熱誠邀請，陳獨秀出任廣東教育委員會的委員長。陳獨秀行前向陳炯明提出了三個先決條件：
一、教育獨立，不受行政幹涉；二、以廣東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撥作教育經費；三、行政措施與教育所提倡的學說保持一致。
到達廣州後，陳獨秀住在距江邊不遠的泰康路附近的回龍裏九曲巷11號，門口貼了一張紙，上書三個大字：看雲樓。
不過陳獨秀很少有時間看雲，倒是廣州的各界名流雲集上門來看他。廣州的青年聽說陳獨秀駕臨，都想一睹這位五四主帥的風采。各校的校長紛紛拜訪，陳獨秀來者不拒，請者不辭，連日發表文章，四處演講，廣州掀起了一場“陳旋風”。
陳獨秀辦事雷厲風行，決心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教育觀，在廣東進行一場徹底的教育改革。
他創辦了“宣講員養成所”，培養具有共產主義理論知識的人才，為廣東的革命運動培養了一批寶貴的幹部。
他提倡男女同校，為女子求學大開方便之門。
他創立了“注音字母教導團”，規範國語教學，在廣東地區大力普及國語。
他開辦工人夜校，向工人講授國文、算術、曆史、地理，還有階級鬥爭、群眾運動等。
他還開辦了俄語學校，引導學生研究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
陳獨秀的到來，極大地推進了廣東的革命形勢。廣東的無政府主義勢力本來比較強大，1921年3月，陳獨秀重建了廣州共產主義小組，把拒不改變立場的無政府主義者清除出去，由陳獨秀自己和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等人負責。陳獨秀原是北大的文科學長，另外幾人都是北大畢業，包惠僧笑著說：“廣州小組成了北大派了。”
陳獨秀在廣州各界的演講，廣泛地涉及教育改革，軍隊改革，青年運動，工人運動，婦女解放，文化建設，人生追求，以及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等。此時的陳獨秀，已經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演講，如雷電，如狂飆，不僅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而且深深觸動了廣州的頑固保守勢力。於是，一場對陳獨秀的圍攻開始了。
那時仇恨陳獨秀的人首先給陳獨秀加上了一個嚇人的罪名，說他“廢德仇孝”。廣州城謠言四起，紛紛傳說陳獨秀把“萬惡淫為首，百行孝為先”改成了“萬惡孝為首，百行淫為先”。接下去又汙蔑陳獨秀主張“討父”和“共產公妻”。一時間，人身攻擊，人格侮辱，紛至遝來。守舊勢力囂張地叫喊：“我們要把陳獨秀趕出廣東。”他們還把陳獨秀的名字改為“陳獨獸”或“陳毒蠍”。
一天，陳炯明在宴會上半真半假地問陳獨秀：“外間說你組織什麽‘討父團’，真有此事嗎？”
陳獨秀大聲答道：“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一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也沒有，因為我自己便是一個從小就沒有父親的孩子。”
陳獨秀對父母是十分孝順的，對子女則要求嚴格。他的長子陳延年、次子陳喬年，離開家鄉到陳獨秀所在的上海後，陳獨秀每月給兄弟倆的錢隻夠維持他們的最低生活。兄弟倆白天做工，晚上自學，在艱苦的環境中磨煉出了豪邁的氣概和過人的膽略，後來都成為中國共產黨傑出的人物。陳延年於1927年7月的一個深夜，被國民黨在上海龍華監獄用亂刀砍死，年僅29歲。不到一年，1928年的6月，陳喬年也在這裏受盡酷刑後，被國民黨殺害，年僅26歲。
陳獨秀雖然受到頑固勢力的大肆攻擊，但他凜然不為所動。一麵回擊，一麵繼續進行教育改革。陳炯明也表示繼續支持陳獨秀。但作為全國思想界火車頭的陳獨秀，卻不是廣州一地所能久留的。
陳獨秀到廣州，同時也把《新青年》的編輯部帶到了“看雲樓”。創刊於1915年的《新青年》，是中國20世紀最著名、.最重要的一份雜誌。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等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就是以《新青年》為主陣地，掀起一場改造中華民族命運的文化革新運動的。然而到了1921年，《新青年》內部出現了較大的分歧，胡適不滿《新青年》越來越鮮明的共產主義色彩，要求陳獨秀改變宗旨，否則就停辦，或者另辦一個哲學文學刊物。陳獨秀當然既不會改變宗旨，也不會放棄《新青年》不辦。於是，他同意胡適等人另外去辦刊物。從此，陳獨秀與胡適等實用主義者在思想上分道揚鑣，《新青年》成為更加激進的共產主義刊物。
1921年的上半年，陳獨秀還三戰區聲白，用共產主義理論駁倒了無政府主義的宣傳。
1921年1月19日，陳獨秀在廣州公立法政學校作了《社會主義批評》的演講，指出無政府主義要求離開製度和法律的人人絕對自由的幻想是“走不通的路\''“非致撞得頭破額裂不可”。這篇演講詞見報後，立即遭到中國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人物區聲白的反對。區聲白三次致信陳獨秀辯論，陳獨秀三次回信批駁。這六封信以《討論無政府主義》的總標題，一並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4號上。陳獨秀指出，“絕對自由”，實際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它將使中國一事無成，最後仍然是一盤散沙。
好像是為了慶祝這次論戰的勝利，就在1921年8月1日，《新青年》刊登這次論戰的同一天，在嘉興南湖的那隻畫舫上，陳獨秀被推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書記。這隻畫舫，幾十年後，成為中國比挪亞方舟還要尊貴的聖物。
同在8月1日這一天，一份鴛鴦蝴蝶派的小報《晶報》上發表了一篇小說——《一個被強盜捉去的新文化運動者底成績》，嘲笑新文化運動者手無縛雞之力，隻會打電報、發傳單，根本沒有實際改造社會的能力。這些鴛鴦蝴蝶派的才子們不知道，新文化運動者中最激進的一部分已經凝聚成一個鋼鐵般的組織，不但要去捉強盜，將來，連他們這些鴛鴦蝴蝶的風花雪月之事，也要管一管了。
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千頭萬緒，需要它的總書記回去主持。陳獨秀遂以胃病為由，向陳炯明辭職。正在前線作戰的陳炯明真誠挽留，回電說陳獨秀“貞固有為，風深倚重”，表示“一切障礙，我當能為委員長掃除之”。陳獨秀隻好請假回到上海，到10月底，才正式辭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之職。
7、8、9幾個月，正是中國的多事季節。內蒙地震，綏遠地震，青海地震，四川地震，長江潰堤，黃河決口。人畜死傷無數，哀鴻遍野。8月5日，就連上海也出現罕見的風雨大潮，潮水溢出馬路，天津路、浙江路一帶水深二尺，浦東一帶水深三尺。7月28日，湘鄂大戰爆發，舉國震動。8月10日，湘直大戰又開始，吳佩孚兩次密令決堤，水淹湘軍，結果成千上萬的百姓被淹死，災區縱橫數百裏。麵對連樹皮都已吃盡的災民，中國政府無能為力，美國總統哈定呼籲美國人民救濟中國災民，但那也隻是一句空話。中國，迫切等待著一群英雄的降臨。
就在這個季節，回到上海的陳獨秀，興致勃勃地投入總書記的角色，開始了繁忙的工作。不料，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不把他這位中央局書記放在眼裏，以欽差大臣的姿態，事事都要幹預中國共產黨。陳獨秀大發雷霆，他以中國共產黨人特有的傲骨說擺什麽資格，不要國際幫助，我們也可以獨立幹革命。”他拒絕與馬林會晤，還打算要求共產國際撤換馬林的職務。就在雙方僵持不下之際，一個突發事件改變了局麵。
1921年10月4日下午，法租界巡捕房在一戶打麻將的人家抓到了“王坦甫”等5個涉嫌出版《新青年》的人。巡捕房見沒有抓到陳獨秀，就又留下了幾個便衣，抓到了後續前來的上海法院院長褚輔成和《覺悟》的主編邵力子。褚輔成一見到那個“王坦甫”，張口便說：“仲甫，怎麽回事，到你家就被帶到這兒來了？”巡捕房的頭頭一聽，喜出望外，原來這個自稱“王坦甫”的人，就是陳獨秀。
陳獨秀一生五次被捕，這是第三次。
陳獨秀第一次被捕，是在1913年夏天的“二次革命”中。逮捕他的龔振鵬已經出了槍決他的布告。經過社會名流的火速營救，陳獨秀幸免於難。
陳獨秀第二次被捕，是在五四運動中的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的新世界遊樂場親自散發《北京市民宣告》的傳單，被早有準備的北洋政府的軍警捕獲，關押了將近100天，經過李大釗、孫中山以及各方輿論的呼籲營救，被保釋出獄。
這第三次被捕，陳獨秀估計如果在家中搜到馬林的信，起碼要判刑七八年。他自己對坐牢是不在乎的，他早在五四時就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研究室與監獄》。文章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誌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人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陳獨秀作了最壞的打算。他囑咐一同被捕的包惠僧說：“惠僧，你是沒有事的，頂多我坐牢。你出去後，還是早一點回武漢工作。”
10月5日，法租界會審公堂指控“陳獨秀編輯過激書籍，有過激行為，被偵處查實，已搜出此類書籍甚多，因此有害租界治安”。
陳獨秀見事情不太嚴重，首先為一同被捕的其他4人開脫，說他們都是來打牌的客人，“有事我負責，和客人無關”。馬林為陳獨秀請來了律師，要求延期審訊，取保候審。
10月6日，上海《申報》刊登了陳獨秀被捕的消息。胡適得知後，請蔡元培與法國使館聯係設法營救陳獨秀。胡適用安徽話罵道：“法國人真不要臉！”
中國共產黨內部，張太雷和李達商量後，請孫中山出麵。孫中山致電法租界領事，請他們釋放陳獨秀。10月19日，法租界會審公堂再審陳獨秀等人，問陳獨秀：“報紙講你在廣東主張公妻，你是否有此主張？”陳獨秀氣憤地答道：“這是絕對造謠。”
7天後，10月26日，陳獨秀被宣布釋放，罰款100元。李達、張太雷、張國燾和一些剛從莫斯科回來的青年團員雇了一輛汽車，開到會審公堂，陳獨秀上車時，幾位青年團員用俄語唱起了《國際歌》。
這次有驚無險的被捕，使陳獨秀與馬林的關係得到了緩和。陳獨秀感謝馬林的積極援救，表示願意多聽共產國際的意見。馬林充分領教了陳獨秀的剛毅倔強之後，也放下了架子，說：“中國的事主要是中國黨中央負責領導，我隻和最高負責人保持聯係，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建議。”
後來，陳獨秀於1922年8月第四次被捕，情況與第三次大體相似，仍是法租界會審公堂罰款後又將他釋放。他們不知道陳獨秀已經剛剛在中共二大上又當選為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
1932年10月，已經被開除黨籍的陳獨秀第五次被捕。這一次抓他的是國民黨政府。盡管社會各界想方設法努力營救，盡管陳獨秀與江西的朱毛紅軍毫無關係，盡管陳獨秀已經是一個被中共開除的與中共中央唱反調的托派，盡管有章士釗大律師為他進行了極其出色的辯護，但國民黨出於對一切共產黨人的仇恨和恐懼，仍然判處陳獨秀有期徒刑13年。陳獨秀在法庭上慷慨陳詞，痛斥國民黨的“剌刀政治”，公開宣布要推翻國民黨政府，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有人把陳獨秀的法庭鬥爭比做是中國的季米特洛夫。
“七七事變”後，陳獨秀被減刑釋放，在四川江津度過了晚年最後的歲月。他在窮困潦倒中，沒有向國民黨權貴低頭，不接受別人的施舍，隻依靠自己的書生文字來維持生活，把他孤傲狂狷的偉岸人格，保持到了生命的終點。
而在激流澎湃的1921年，身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陳獨秀，也仍然是書生本色。他沒有故作深沉的官架子，像個小夥子一樣，與人辯論動不動就麵紅耳赤，敲桌子打板凳，不講究什麽“領袖風度”。
1921年陳獨秀寫的最後一篇文章，是《〈西遊記〉新敘》。陳獨秀從白話文學發展史的角度，指出《西遊記》和《水滸傳》、《金瓶梅》具有同樣的價值。陳獨秀的學問是十分淵博的。他是文字學專家，在漢語詞義研究、古音學研究和漢字改革方麵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陳獨秀又是傑出的文章家和書法家。也許，專心從事學術，他會成為一代學術大師。但是中國的1921年，呼喚著一支強有力的先鋒隊，來拯救這片四分五裂、多災多難的山河。迎著這個呼喚，走來了骨頭和魯迅一樣硬的陳獨秀。他把一批散布在神州各地的文化先驅集合起來，攥成了一隻高高舉起的拳頭。從這一年開始，中國人看見了曙光。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發生著數不清的瑣事和要聞，密謀和公務，噩耗和喜訊。但是當這三百六十五天過去之後，能夠留在人們記憶中的，也許隻有那麽一件兩件。有的年份，甚至連一件事也沒有留下，就像火車呼嘯掠過的一個不起眼的小站，轉瞬就消失在人們的腦後了。那麽，關於公元1921年，你能想起，你能記起什麽呢？
一個現在的中國人，如果他對於那遙遠的1921年隻記得一件事，那十個人會有九個說：中國共產黨成立。
1921年7月23日到8月2日，中國共產黨舉行了開天辟地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在討論黨的基本任務和原則時，發生了一些分歧和爭論。但在選舉中央領導人時，毛澤東等十幾位代表一致推選他們心目中的傑出領袖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總書記，這個眾望所歸的人就是——陳獨秀。
陳獨秀（188—1942），本名慶同，字仲甫，安徽安慶（原懷寧）人。距他家幾十裏外有一座獨秀山，因此，1914年他發表兩篇文章時分別署名“獨秀山民”和“獨秀”，從此，“陳獨秀”就成了盡人皆知的名字。他不滿兩歲時，父親死於瘟疫。幼年的陳獨秀，在嚴厲的祖父和要強的母親的督導下，不僅打下了傳統文化的紮實基礎，而且養成了獨立不屈的堅毅性格。祖父打他時，他瞪著眼睛，一聲不哭，氣得祖父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凶惡強盜。”
陳獨秀長大成人後，沒有\''殺過人，他晚年說：“我一生最痛恨的就是殺人放火者。”但陳獨秀卻成為讓那些殺人放火者切齒痛恨的革命黨領袖。陳獨秀在他們眼中，不隻是凶惡強盜，簡直是洪水猛獸。就是這樣一個讓舊世界痛恨，讓新世界仰慕的人，在他40歲“不惑”的這一年，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開山領袖。
然而令人驚奇的是，這位中共首任總書記，卻沒有參加中共一大。這在世界各國的政黨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陳獨秀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仍然表現出像他名字一樣的卓異個性：獨樹一幟，一枝獨秀。
1921年，是中國混亂而又痛苦的一年，也是陳獨秀緊張而又充實的一年。
1921年，中國僅史書明確記載的地震就達10次。此外，水災、旱災、火災、雪災、鼠疫，此起彼伏。匪盜和兵亂蜂起，軍閥混戰，殺得屍橫遍野。農民起義，工人罷工，日本等帝國主義國家不斷侵我國土，殺我人民。天災人禍，內憂外患，整個社會處於大動蕩、大混亂之中。這個星雲一般紛亂擾攘的民族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精神核心，把這團星雲凝聚成一個巨大而有序的天體，運轉在自由選定的軌道上。
然而在車如流水馬如龍的世界第六大城市上海，許多醉生夢死的人們還在過著頹廢而麻木的日子。中國的災難仿佛離這個中國的第一大都市很遠。
1921年7月1日，上海夏令配克影戲園首映了中國第一部長故事片——《閻瑞生》，影片講述賭輸的閻瑞生將身攜財寶的妓女王蓮英騙至郊外，奪財害命，後來被捕伏法的故事。這個故事本是一件真實的新聞，影片風靡上海，轟動一時。市民們把這種悲慘的社會現象當作茶餘飯後的談資，沒有人想到，一群南腔北調之人正要會聚到上海，立誌徹底改變中國社會的一切黑暗。
就在這一年炎熱的夏天，本該去上海參加中共一大的陳獨秀，正在炎熱的廣州，滿腔熱忱地大辦教育。熱火朝天的局麵剛剛打開，陳獨秀想要趁熱打鐵，不願為開會而離開。他指派陳公博和包惠僧攜帶他的意見去上海出席。陳獨秀是個喜歡實幹的人，年輕時辦過被譽為“《蘇報》第二”的《安徽俗話報》，參加過誌在推翻滿清王朝的暗殺團，創建過比同盟會還要早的嶽王會。特別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創辦《新青年》，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發動文學革命，可謂是身經百戰，功勳累累。當一大結束後，包惠僧告訴他當選了總書記時，陳獨秀笑道：“誰當都一樣。”
當然，作為辛亥革命的老將，作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作為中國的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作為中國最早的共產主義小組的開創人，對於當選總書記，陳獨秀應該是有“舍我其誰也”的絕對自信的。
1920年的12月29日，離1921年隻有幾十個小時的時候，陳獨秀到達廣州。應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的熱誠邀請，陳獨秀出任廣東教育委員會的委員長。陳獨秀行前向陳炯明提出了三個先決條件：
一、教育獨立，不受行政幹涉；二、以廣東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撥作教育經費；三、行政措施與教育所提倡的學說保持一致。
到達廣州後，陳獨秀住在距江邊不遠的泰康路附近的回龍裏九曲巷11號，門口貼了一張紙，上書三個大字：看雲樓。
不過陳獨秀很少有時間看雲，倒是廣州的各界名流雲集上門來看他。廣州的青年聽說陳獨秀駕臨，都想一睹這位五四主帥的風采。各校的校長紛紛拜訪，陳獨秀來者不拒，請者不辭，連日發表文章，四處演講，廣州掀起了一場“陳旋風”。
陳獨秀辦事雷厲風行，決心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教育觀，在廣東進行一場徹底的教育改革。
他創辦了“宣講員養成所”，培養具有共產主義理論知識的人才，為廣東的革命運動培養了一批寶貴的幹部。
他提倡男女同校，為女子求學大開方便之門。
他創立了“注音字母教導團”，規範國語教學，在廣東地區大力普及國語。
他開辦工人夜校，向工人講授國文、算術、曆史、地理，還有階級鬥爭、群眾運動等。
他還開辦了俄語學校，引導學生研究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
陳獨秀的到來，極大地推進了廣東的革命形勢。廣東的無政府主義勢力本來比較強大，1921年3月，陳獨秀重建了廣州共產主義小組，把拒不改變立場的無政府主義者清除出去，由陳獨秀自己和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等人負責。陳獨秀原是北大的文科學長，另外幾人都是北大畢業，包惠僧笑著說：“廣州小組成了北大派了。”
陳獨秀在廣州各界的演講，廣泛地涉及教育改革，軍隊改革，青年運動，工人運動，婦女解放，文化建設，人生追求，以及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等。此時的陳獨秀，已經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演講，如雷電，如狂飆，不僅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而且深深觸動了廣州的頑固保守勢力。於是，一場對陳獨秀的圍攻開始了。
那時仇恨陳獨秀的人首先給陳獨秀加上了一個嚇人的罪名，說他“廢德仇孝”。廣州城謠言四起，紛紛傳說陳獨秀把“萬惡淫為首，百行孝為先”改成了“萬惡孝為首，百行淫為先”。接下去又汙蔑陳獨秀主張“討父”和“共產公妻”。一時間，人身攻擊，人格侮辱，紛至遝來。守舊勢力囂張地叫喊：“我們要把陳獨秀趕出廣東。”他們還把陳獨秀的名字改為“陳獨獸”或“陳毒蠍”。
一天，陳炯明在宴會上半真半假地問陳獨秀：“外間說你組織什麽‘討父團’，真有此事嗎？”
陳獨秀大聲答道：“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一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也沒有，因為我自己便是一個從小就沒有父親的孩子。”
陳獨秀對父母是十分孝順的，對子女則要求嚴格。他的長子陳延年、次子陳喬年，離開家鄉到陳獨秀所在的上海後，陳獨秀每月給兄弟倆的錢隻夠維持他們的最低生活。兄弟倆白天做工，晚上自學，在艱苦的環境中磨煉出了豪邁的氣概和過人的膽略，後來都成為中國共產黨傑出的人物。陳延年於1927年7月的一個深夜，被國民黨在上海龍華監獄用亂刀砍死，年僅29歲。不到一年，1928年的6月，陳喬年也在這裏受盡酷刑後，被國民黨殺害，年僅26歲。
陳獨秀雖然受到頑固勢力的大肆攻擊，但他凜然不為所動。一麵回擊，一麵繼續進行教育改革。陳炯明也表示繼續支持陳獨秀。但作為全國思想界火車頭的陳獨秀，卻不是廣州一地所能久留的。
陳獨秀到廣州，同時也把《新青年》的編輯部帶到了“看雲樓”。創刊於1915年的《新青年》，是中國20世紀最著名、.最重要的一份雜誌。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等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就是以《新青年》為主陣地，掀起一場改造中華民族命運的文化革新運動的。然而到了1921年，《新青年》內部出現了較大的分歧，胡適不滿《新青年》越來越鮮明的共產主義色彩，要求陳獨秀改變宗旨，否則就停辦，或者另辦一個哲學文學刊物。陳獨秀當然既不會改變宗旨，也不會放棄《新青年》不辦。於是，他同意胡適等人另外去辦刊物。從此，陳獨秀與胡適等實用主義者在思想上分道揚鑣，《新青年》成為更加激進的共產主義刊物。
1921年的上半年，陳獨秀還三戰區聲白，用共產主義理論駁倒了無政府主義的宣傳。
1921年1月19日，陳獨秀在廣州公立法政學校作了《社會主義批評》的演講，指出無政府主義要求離開製度和法律的人人絕對自由的幻想是“走不通的路\''“非致撞得頭破額裂不可”。這篇演講詞見報後，立即遭到中國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人物區聲白的反對。區聲白三次致信陳獨秀辯論，陳獨秀三次回信批駁。這六封信以《討論無政府主義》的總標題，一並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4號上。陳獨秀指出，“絕對自由”，實際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它將使中國一事無成，最後仍然是一盤散沙。
好像是為了慶祝這次論戰的勝利，就在1921年8月1日，《新青年》刊登這次論戰的同一天，在嘉興南湖的那隻畫舫上，陳獨秀被推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書記。這隻畫舫，幾十年後，成為中國比挪亞方舟還要尊貴的聖物。
同在8月1日這一天，一份鴛鴦蝴蝶派的小報《晶報》上發表了一篇小說——《一個被強盜捉去的新文化運動者底成績》，嘲笑新文化運動者手無縛雞之力，隻會打電報、發傳單，根本沒有實際改造社會的能力。這些鴛鴦蝴蝶派的才子們不知道，新文化運動者中最激進的一部分已經凝聚成一個鋼鐵般的組織，不但要去捉強盜，將來，連他們這些鴛鴦蝴蝶的風花雪月之事，也要管一管了。
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千頭萬緒，需要它的總書記回去主持。陳獨秀遂以胃病為由，向陳炯明辭職。正在前線作戰的陳炯明真誠挽留，回電說陳獨秀“貞固有為，風深倚重”，表示“一切障礙，我當能為委員長掃除之”。陳獨秀隻好請假回到上海，到10月底，才正式辭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之職。
7、8、9幾個月，正是中國的多事季節。內蒙地震，綏遠地震，青海地震，四川地震，長江潰堤，黃河決口。人畜死傷無數，哀鴻遍野。8月5日，就連上海也出現罕見的風雨大潮，潮水溢出馬路，天津路、浙江路一帶水深二尺，浦東一帶水深三尺。7月28日，湘鄂大戰爆發，舉國震動。8月10日，湘直大戰又開始，吳佩孚兩次密令決堤，水淹湘軍，結果成千上萬的百姓被淹死，災區縱橫數百裏。麵對連樹皮都已吃盡的災民，中國政府無能為力，美國總統哈定呼籲美國人民救濟中國災民，但那也隻是一句空話。中國，迫切等待著一群英雄的降臨。
就在這個季節，回到上海的陳獨秀，興致勃勃地投入總書記的角色，開始了繁忙的工作。不料，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不把他這位中央局書記放在眼裏，以欽差大臣的姿態，事事都要幹預中國共產黨。陳獨秀大發雷霆，他以中國共產黨人特有的傲骨說擺什麽資格，不要國際幫助，我們也可以獨立幹革命。”他拒絕與馬林會晤，還打算要求共產國際撤換馬林的職務。就在雙方僵持不下之際，一個突發事件改變了局麵。
1921年10月4日下午，法租界巡捕房在一戶打麻將的人家抓到了“王坦甫”等5個涉嫌出版《新青年》的人。巡捕房見沒有抓到陳獨秀，就又留下了幾個便衣，抓到了後續前來的上海法院院長褚輔成和《覺悟》的主編邵力子。褚輔成一見到那個“王坦甫”，張口便說：“仲甫，怎麽回事，到你家就被帶到這兒來了？”巡捕房的頭頭一聽，喜出望外，原來這個自稱“王坦甫”的人，就是陳獨秀。
陳獨秀一生五次被捕，這是第三次。
陳獨秀第一次被捕，是在1913年夏天的“二次革命”中。逮捕他的龔振鵬已經出了槍決他的布告。經過社會名流的火速營救，陳獨秀幸免於難。
陳獨秀第二次被捕，是在五四運動中的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的新世界遊樂場親自散發《北京市民宣告》的傳單，被早有準備的北洋政府的軍警捕獲，關押了將近100天，經過李大釗、孫中山以及各方輿論的呼籲營救，被保釋出獄。
這第三次被捕，陳獨秀估計如果在家中搜到馬林的信，起碼要判刑七八年。他自己對坐牢是不在乎的，他早在五四時就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研究室與監獄》。文章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誌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人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陳獨秀作了最壞的打算。他囑咐一同被捕的包惠僧說：“惠僧，你是沒有事的，頂多我坐牢。你出去後，還是早一點回武漢工作。”
10月5日，法租界會審公堂指控“陳獨秀編輯過激書籍，有過激行為，被偵處查實，已搜出此類書籍甚多，因此有害租界治安”。
陳獨秀見事情不太嚴重，首先為一同被捕的其他4人開脫，說他們都是來打牌的客人，“有事我負責，和客人無關”。馬林為陳獨秀請來了律師，要求延期審訊，取保候審。
10月6日，上海《申報》刊登了陳獨秀被捕的消息。胡適得知後，請蔡元培與法國使館聯係設法營救陳獨秀。胡適用安徽話罵道：“法國人真不要臉！”
中國共產黨內部，張太雷和李達商量後，請孫中山出麵。孫中山致電法租界領事，請他們釋放陳獨秀。10月19日，法租界會審公堂再審陳獨秀等人，問陳獨秀：“報紙講你在廣東主張公妻，你是否有此主張？”陳獨秀氣憤地答道：“這是絕對造謠。”
7天後，10月26日，陳獨秀被宣布釋放，罰款100元。李達、張太雷、張國燾和一些剛從莫斯科回來的青年團員雇了一輛汽車，開到會審公堂，陳獨秀上車時，幾位青年團員用俄語唱起了《國際歌》。
這次有驚無險的被捕，使陳獨秀與馬林的關係得到了緩和。陳獨秀感謝馬林的積極援救，表示願意多聽共產國際的意見。馬林充分領教了陳獨秀的剛毅倔強之後，也放下了架子，說：“中國的事主要是中國黨中央負責領導，我隻和最高負責人保持聯係，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建議。”
後來，陳獨秀於1922年8月第四次被捕，情況與第三次大體相似，仍是法租界會審公堂罰款後又將他釋放。他們不知道陳獨秀已經剛剛在中共二大上又當選為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
1932年10月，已經被開除黨籍的陳獨秀第五次被捕。這一次抓他的是國民黨政府。盡管社會各界想方設法努力營救，盡管陳獨秀與江西的朱毛紅軍毫無關係，盡管陳獨秀已經是一個被中共開除的與中共中央唱反調的托派，盡管有章士釗大律師為他進行了極其出色的辯護，但國民黨出於對一切共產黨人的仇恨和恐懼，仍然判處陳獨秀有期徒刑13年。陳獨秀在法庭上慷慨陳詞，痛斥國民黨的“剌刀政治”，公開宣布要推翻國民黨政府，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有人把陳獨秀的法庭鬥爭比做是中國的季米特洛夫。
“七七事變”後，陳獨秀被減刑釋放，在四川江津度過了晚年最後的歲月。他在窮困潦倒中，沒有向國民黨權貴低頭，不接受別人的施舍，隻依靠自己的書生文字來維持生活，把他孤傲狂狷的偉岸人格，保持到了生命的終點。
而在激流澎湃的1921年，身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陳獨秀，也仍然是書生本色。他沒有故作深沉的官架子，像個小夥子一樣，與人辯論動不動就麵紅耳赤，敲桌子打板凳，不講究什麽“領袖風度”。
1921年陳獨秀寫的最後一篇文章，是《〈西遊記〉新敘》。陳獨秀從白話文學發展史的角度，指出《西遊記》和《水滸傳》、《金瓶梅》具有同樣的價值。陳獨秀的學問是十分淵博的。他是文字學專家，在漢語詞義研究、古音學研究和漢字改革方麵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陳獨秀又是傑出的文章家和書法家。也許，專心從事學術，他會成為一代學術大師。但是中國的1921年，呼喚著一支強有力的先鋒隊，來拯救這片四分五裂、多災多難的山河。迎著這個呼喚，走來了骨頭和魯迅一樣硬的陳獨秀。他把一批散布在神州各地的文化先驅集合起來，攥成了一隻高高舉起的拳頭。從這一年開始，中國人看見了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