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機場和空港
韓國和日本一樣，把機場叫做空港。我在韓國教學生“機場”這個詞時，學生問為什麽韓國叫“空港”。我說韓國的漢語詞匯有的來自中國，有的則來自日本，特別是日本殖民韓國五十年，很多現代詞匯就直接用日本的了。不但韓國，連中國的許多現代詞匯也來自日本，因為這些詞匯本來是西方的，日本人首先翻譯了，中國人覺得翻譯得不錯，就采用了。學生說那為什麽日本把airport翻譯成空港，中國卻翻譯成機場。我說日本是島國，沒什麽土地，漁業和港口對他們很重要，所以想事情容易聯想到海上去，他們覺得飛機起落的地方很像是空中的船出海和返航的港口，所以就叫做“空港”了，而且port在英語中本來就是港口的意思，英國也是個島國，想問題與日本有很相似的地方；而中國是幅員遼闊的大陸國，土地的意識很濃厚，他們覺得飛機起落的地方是一片大廣場，農村有“麥場”，學校有“操場”，部隊有“靶場”，開會有“會場”，所以飛機們開會的地方就叫“機場”了。學生問那空港和機場哪個好呢？我說都好，比較而言，“空港”帶有文學比喻的色彩，聽上去美一點，但是顯得小了點，而且安全感不夠，港口畢竟不是家，有一種忙碌的、匆匆過客的味道。日本有幾首流行歌曲就是空港題材的，唱出了現代人的迷惘、孤獨和焦慮。而“機場”比較樸實，帶有老農民四平八穩的土地氣息，聽上去沒有文學味道，中國的航空業已經很發達了，但是還沒有唱“機場”的流行歌曲，不過“機場”聽上去給人一種安全感，一種家的親情。學生問老師，您更喜歡哪一個呢？我說出門時喜歡空港，回家時喜歡機場，比如我回中國時，飛機上廣播：“再過十分鍾，我們就要降落在北京機場。”我聽了非常舒服，如果廣播的是空港，心理上可能會有微小的差別。所以說詞匯概念本身無所謂優劣，關鍵在於我們的理解和使用，我們應該從人們不同的用詞中，去體會豐富的人性、民族性，去體會豐富的美妙人生。
2.先生
韓國和日本一樣，稱呼老師為“先生”。有的韓國人覺得中國人叫“老師”太隨便，不如他們叫“先生”更正規、更尊重。我告訴他們，中國人本來也叫“先生”，日本和韓國是學習中國才叫“先生”的。但“先生”既然是個尊稱，就會慢慢擴大使用範圍，把不是先生的人也稱為“先生”，如同現在把一般的藝人也叫“影星”、“歌星”一樣。天長日久，“先生”就成了一個泛稱，用來稱呼大多數成年男性。為什麽與“女士”對應的詞不是“男士”而是“先生”呢？奧秘就在這裏。於是原來的“先生”就被改稱為“老師”。但另外有一些特別德高望重的人，被專稱為“先生”，這是用一種仿古的形式表示格外的尊重。比如我的導師一輩，我叫他們“老師”，而我的祖師一輩，我們往往稱呼“先生”。但是“老師”成為尊稱後，也要慢慢擴大使用範圍。語言永遠是活的，是運動的。比如電視台的一位主持人是碩士畢業，但她稱呼一個隻有初中學曆的演員為“老師”，這裏就是表示一種尊重。再說孔子教導我們，“三人行必有我師”，叫這麽一聲也沒什麽。等“老師”這個詞用得太普遍了之後，還會有新的詞來代替它原來的功能。也許像你們韓國一樣，都叫“教授”。比如我在中國的職稱根本不是教授，但我走到哪裏，人家都叫我孔教授。我如果每次都去糾正，反而顯得可笑，顯得我特別計較這件事。所以我就隨人們叫，叫我“教授”、“老師”、“博士”、“先生”、“老孔”、“大哥”、“老弟”、“慶東”都可以。稱呼是無所謂的，越是親近的人，越不在乎稱呼，或者稱呼越不尊。稱呼越尊的人，往往離你越遠。我的好朋友叫我“村長”、“惡棍”、“地主”、“流氓”、“歹徒”，我太太叫我“老不死的”、“該死的”、“缺德的”、“老土”，這些我聽著都比“先生”舒服。我看韓國的好朋友之間，也是不叫什麽“先生”的，他們喜歡叫“哥哥”、“弟弟”。這才是人之真情。我們東北的老百姓，都用血緣關係來稱呼人。比如你到哈爾濱一下火車，立刻會聽到“大哥大姐洗把臉吧，剛下火車怪累的。”“大哥大姐吃點兒飯唄，包子大米粥都是熱乎的！”你聽了心裏熱乎乎的，有一種“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親切感。假如換成“先生女士請您清潔臉部皮膚”和“先生女士請您適量用餐”，會立刻覺得冰冷之氣撲麵而來，當時發作胃絞痛也說不定。稱呼可以殺人，一點不是誇張。中國文革時的“地富反壞右”就是例子。所以，除了需要虛偽一下的場合，咱們還是少“先生”吧。
3.思無邪的發音
在梨花女大，有一次和一個台灣籍學生同路聊天。路過一間教室，聽見裏麵一位韓國女教師正在帶領學生練習漢語拚音的發音。韓國學生的平舌卷舌問題是發音的重點障礙之一，需要反複練習。隻聽她們大聲喊著：“c一do一cdo！cdo！cdo！cdo！”幾十個女學生整齊而清脆地一遍又一遍喊下去，令我們海峽兩岸的兩個中國人聽了覺得格外刺耳，又想笑又不好意思笑。過後一想，中國的女大學生絕不可能這麽精神抖擻地大喊這個音，原因是人家韓國學生“思無邪”，我們則心有雜念，先氣虛了一半也。所以說知識即罪惡，“我思故我煩”也。
4.語言標準
語言究竟應該以語言學家製定的“語法”、“規則”為標準，還是以人民的實際使用情況為標準，這是許多語言學者認識不清或極力回避的問題。他們拿著從西方生吞活剝學來的“語法”、“規則”，膠柱鼓瑟地任意裁剪東方人民活生生的語言實際。二者有不相符合之處時，他們不是說那個語法不完善，規則有缺陷，而是批評人民說錯了，指責人民沒有按照語法說話。他們披著學者的外衣，憑借現代教育體製，把他們的歪理邪說強行灌輸到全社會，給人民的語言運用造成了很多障礙和麻煩，而且還給我們的對外漢語教學造成了相當大的混亂。比如，有人說“救火”這個詞是錯的，因為按照西方那些笨蛋的邏輯，“火”是不能“救”的，隻能“救人”和“救牲口”，而“火”隻能“滅”。他們不許人民說“救火”，隻能說“滅火”。還有，他們不讓人民說“學完習”、“遊完泳”、“掃完除”，但是他們卻允許港台人說“開開心心”和“我今天有吃飯”，因為港台的一切都是先進的，語言也必定是最規範的漢語。他們隻許人民說“我來到北京了”，不許說“我來到了北京”，還規定“西瓜”必須輕聲讀，“黃瓜”則一定要重聲。魯迅說“孔乙己大約的確死了”，他們說這是病句，因為“大約”就不能“的確”，“的確”就不能“大約”。他們通過鋪天蓋地的考試，特別是高考，來實行這種野蠻的語言法西斯主義。比如“幹啥”的“啥”，詞典上規定是第四聲，但北京周圍、東北和河北的代表普通話標準音的廣大地區都念第二聲，如果念第四聲的話，就成了山東話、河南話或西北話。可是考試時就必須寫第四聲。還有“一二三”的“二”，字典上的注音是“er”，但實際在普通話裏大家都讀“ar”。這說明當初負責給這個字注音的那個人是受了方言影響，比如我祖籍沂蒙山區就念“er”。那麽錯了這麽多年，為什麽不能改過來？為什麽還要反而迫害人民？還有“朝鮮”的“鮮”，從老百姓到播音員，大家都讀第三聲，字典幾次改版，卻一直注為第一聲。我對韓國朋友說，這真是我們對你們的不尊重，中國沒有人關注這件事，你們應該去抗議。我上高中時，為了在高考中拚音部分絕對拿滿分，專門研究了許多這類字典注音與日常發音不同的例子，經常把同學考倒，在各種考試和專門的拚音競賽上百戰百勝。但現在我認識到，同學們沒有什麽錯，我掌握這類“回字有四種寫法”的知識也沒什麽可炫耀。語言的規則存在於語言的實際運用中，語言學者沒有改變人民說話方式的權利。現在我們的學者權威們，還在今天修改一個讀音，明天規定一個用法，仿佛文字是他們家裏生產出來的一般。這些自己說著一口南腔北調的普通話的語言學家，經常打著“維護祖國語言純潔”的旗號，殊不知，破壞祖國語言純潔的恰恰就是他們這些從不了解人民語言使用實際的無知的專家，他們是漢語內部的最討厭的蛀蟲。好在語言不是專家所能左右的，不是“王八的屁股——規定”所能拘束住的。劉三姐唱的好山歌都是心中出，“哪有船裝水載來？”與人民為敵的語言學者終將被曆史淘汰，沉舟側畔千帆過，人間響徹自由說。
韓國和日本一樣，把機場叫做空港。我在韓國教學生“機場”這個詞時，學生問為什麽韓國叫“空港”。我說韓國的漢語詞匯有的來自中國，有的則來自日本，特別是日本殖民韓國五十年，很多現代詞匯就直接用日本的了。不但韓國，連中國的許多現代詞匯也來自日本，因為這些詞匯本來是西方的，日本人首先翻譯了，中國人覺得翻譯得不錯，就采用了。學生說那為什麽日本把airport翻譯成空港，中國卻翻譯成機場。我說日本是島國，沒什麽土地，漁業和港口對他們很重要，所以想事情容易聯想到海上去，他們覺得飛機起落的地方很像是空中的船出海和返航的港口，所以就叫做“空港”了，而且port在英語中本來就是港口的意思，英國也是個島國，想問題與日本有很相似的地方；而中國是幅員遼闊的大陸國，土地的意識很濃厚，他們覺得飛機起落的地方是一片大廣場，農村有“麥場”，學校有“操場”，部隊有“靶場”，開會有“會場”，所以飛機們開會的地方就叫“機場”了。學生問那空港和機場哪個好呢？我說都好，比較而言，“空港”帶有文學比喻的色彩，聽上去美一點，但是顯得小了點，而且安全感不夠，港口畢竟不是家，有一種忙碌的、匆匆過客的味道。日本有幾首流行歌曲就是空港題材的，唱出了現代人的迷惘、孤獨和焦慮。而“機場”比較樸實，帶有老農民四平八穩的土地氣息，聽上去沒有文學味道，中國的航空業已經很發達了，但是還沒有唱“機場”的流行歌曲，不過“機場”聽上去給人一種安全感，一種家的親情。學生問老師，您更喜歡哪一個呢？我說出門時喜歡空港，回家時喜歡機場，比如我回中國時，飛機上廣播：“再過十分鍾，我們就要降落在北京機場。”我聽了非常舒服，如果廣播的是空港，心理上可能會有微小的差別。所以說詞匯概念本身無所謂優劣，關鍵在於我們的理解和使用，我們應該從人們不同的用詞中，去體會豐富的人性、民族性，去體會豐富的美妙人生。
2.先生
韓國和日本一樣，稱呼老師為“先生”。有的韓國人覺得中國人叫“老師”太隨便，不如他們叫“先生”更正規、更尊重。我告訴他們，中國人本來也叫“先生”，日本和韓國是學習中國才叫“先生”的。但“先生”既然是個尊稱，就會慢慢擴大使用範圍，把不是先生的人也稱為“先生”，如同現在把一般的藝人也叫“影星”、“歌星”一樣。天長日久，“先生”就成了一個泛稱，用來稱呼大多數成年男性。為什麽與“女士”對應的詞不是“男士”而是“先生”呢？奧秘就在這裏。於是原來的“先生”就被改稱為“老師”。但另外有一些特別德高望重的人，被專稱為“先生”，這是用一種仿古的形式表示格外的尊重。比如我的導師一輩，我叫他們“老師”，而我的祖師一輩，我們往往稱呼“先生”。但是“老師”成為尊稱後，也要慢慢擴大使用範圍。語言永遠是活的，是運動的。比如電視台的一位主持人是碩士畢業，但她稱呼一個隻有初中學曆的演員為“老師”，這裏就是表示一種尊重。再說孔子教導我們，“三人行必有我師”，叫這麽一聲也沒什麽。等“老師”這個詞用得太普遍了之後，還會有新的詞來代替它原來的功能。也許像你們韓國一樣，都叫“教授”。比如我在中國的職稱根本不是教授，但我走到哪裏，人家都叫我孔教授。我如果每次都去糾正，反而顯得可笑，顯得我特別計較這件事。所以我就隨人們叫，叫我“教授”、“老師”、“博士”、“先生”、“老孔”、“大哥”、“老弟”、“慶東”都可以。稱呼是無所謂的，越是親近的人，越不在乎稱呼，或者稱呼越不尊。稱呼越尊的人，往往離你越遠。我的好朋友叫我“村長”、“惡棍”、“地主”、“流氓”、“歹徒”，我太太叫我“老不死的”、“該死的”、“缺德的”、“老土”，這些我聽著都比“先生”舒服。我看韓國的好朋友之間，也是不叫什麽“先生”的，他們喜歡叫“哥哥”、“弟弟”。這才是人之真情。我們東北的老百姓，都用血緣關係來稱呼人。比如你到哈爾濱一下火車，立刻會聽到“大哥大姐洗把臉吧，剛下火車怪累的。”“大哥大姐吃點兒飯唄，包子大米粥都是熱乎的！”你聽了心裏熱乎乎的，有一種“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親切感。假如換成“先生女士請您清潔臉部皮膚”和“先生女士請您適量用餐”，會立刻覺得冰冷之氣撲麵而來，當時發作胃絞痛也說不定。稱呼可以殺人，一點不是誇張。中國文革時的“地富反壞右”就是例子。所以，除了需要虛偽一下的場合，咱們還是少“先生”吧。
3.思無邪的發音
在梨花女大，有一次和一個台灣籍學生同路聊天。路過一間教室，聽見裏麵一位韓國女教師正在帶領學生練習漢語拚音的發音。韓國學生的平舌卷舌問題是發音的重點障礙之一，需要反複練習。隻聽她們大聲喊著：“c一do一cdo！cdo！cdo！cdo！”幾十個女學生整齊而清脆地一遍又一遍喊下去，令我們海峽兩岸的兩個中國人聽了覺得格外刺耳，又想笑又不好意思笑。過後一想，中國的女大學生絕不可能這麽精神抖擻地大喊這個音，原因是人家韓國學生“思無邪”，我們則心有雜念，先氣虛了一半也。所以說知識即罪惡，“我思故我煩”也。
4.語言標準
語言究竟應該以語言學家製定的“語法”、“規則”為標準，還是以人民的實際使用情況為標準，這是許多語言學者認識不清或極力回避的問題。他們拿著從西方生吞活剝學來的“語法”、“規則”，膠柱鼓瑟地任意裁剪東方人民活生生的語言實際。二者有不相符合之處時，他們不是說那個語法不完善，規則有缺陷，而是批評人民說錯了，指責人民沒有按照語法說話。他們披著學者的外衣，憑借現代教育體製，把他們的歪理邪說強行灌輸到全社會，給人民的語言運用造成了很多障礙和麻煩，而且還給我們的對外漢語教學造成了相當大的混亂。比如，有人說“救火”這個詞是錯的，因為按照西方那些笨蛋的邏輯，“火”是不能“救”的，隻能“救人”和“救牲口”，而“火”隻能“滅”。他們不許人民說“救火”，隻能說“滅火”。還有，他們不讓人民說“學完習”、“遊完泳”、“掃完除”，但是他們卻允許港台人說“開開心心”和“我今天有吃飯”，因為港台的一切都是先進的，語言也必定是最規範的漢語。他們隻許人民說“我來到北京了”，不許說“我來到了北京”，還規定“西瓜”必須輕聲讀，“黃瓜”則一定要重聲。魯迅說“孔乙己大約的確死了”，他們說這是病句，因為“大約”就不能“的確”，“的確”就不能“大約”。他們通過鋪天蓋地的考試，特別是高考，來實行這種野蠻的語言法西斯主義。比如“幹啥”的“啥”，詞典上規定是第四聲，但北京周圍、東北和河北的代表普通話標準音的廣大地區都念第二聲，如果念第四聲的話，就成了山東話、河南話或西北話。可是考試時就必須寫第四聲。還有“一二三”的“二”，字典上的注音是“er”，但實際在普通話裏大家都讀“ar”。這說明當初負責給這個字注音的那個人是受了方言影響，比如我祖籍沂蒙山區就念“er”。那麽錯了這麽多年，為什麽不能改過來？為什麽還要反而迫害人民？還有“朝鮮”的“鮮”，從老百姓到播音員，大家都讀第三聲，字典幾次改版，卻一直注為第一聲。我對韓國朋友說，這真是我們對你們的不尊重，中國沒有人關注這件事，你們應該去抗議。我上高中時，為了在高考中拚音部分絕對拿滿分，專門研究了許多這類字典注音與日常發音不同的例子，經常把同學考倒，在各種考試和專門的拚音競賽上百戰百勝。但現在我認識到，同學們沒有什麽錯，我掌握這類“回字有四種寫法”的知識也沒什麽可炫耀。語言的規則存在於語言的實際運用中，語言學者沒有改變人民說話方式的權利。現在我們的學者權威們，還在今天修改一個讀音，明天規定一個用法，仿佛文字是他們家裏生產出來的一般。這些自己說著一口南腔北調的普通話的語言學家，經常打著“維護祖國語言純潔”的旗號，殊不知，破壞祖國語言純潔的恰恰就是他們這些從不了解人民語言使用實際的無知的專家，他們是漢語內部的最討厭的蛀蟲。好在語言不是專家所能左右的，不是“王八的屁股——規定”所能拘束住的。劉三姐唱的好山歌都是心中出，“哪有船裝水載來？”與人民為敵的語言學者終將被曆史淘汰，沉舟側畔千帆過，人間響徹自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