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大作家，一個把寫作視為自己的第二生命甚至是第一生命的大作家，一個靠作品來滋補和慰藉自己的靈魂而不是肚子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必定是一道伴隨他生命之波緩緩向前的意識之河，是一支永遠回響著他精神世界主旋律的人生之歌。
揣著這樣的信念，我去讀魯迅，讀茅盾，讀沈從文，讀老舍……我努力去分辨、去摸索這些大師們的主旋律、次主旋律。有時覺得把握住了，但苦於表達上的艱澀；有時表達出來了，但卻在心裏搖搖頭：不對，不對，走調了。
老舍就曾經這樣三番五次折磨過我。我認定，老舍的全部作品，自始至終有一根或幾根紅線貫穿著，但要想一下子把它抽出來，實在有力不從心之感。於是我想，先試著抽它一根看看吧。選了個老掉牙的角度：人。
老舍努力寫了一輩子人，他自己也努力做了一輩子人。談起老舍，不是談他筆下的人，就是談他如何待人。從這一虛一實兩個國度裏，我似乎聽出了立體的、真正老舍的聲音。
說到老舍的為人，曾有人用“麵麵俱到，不得罪人”來概括（以群：《我所知道的老舍先生》）。的確，老舍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太謙虛了。他永遠說自己這不好，那不行，永遠揚人抑己，從不頂撞別人的批評甚至嘲諷。在你想給他提兩條意見之前，他自己早已提了四條，真是“寧肯天下人負我，我心不負天下人”。但是這麽“好”的一個人，為什麽“文革”一開場就給那些他“從不得罪”的人拉到孔夫子廟前打得皮開肉綻呢？又為什麽僅僅挨了無知暴徒們的一頓毒打，就舉身赴清池，訣別了那一張張親朋好友的笑臉呢？
老舍之死在文學史上是一個世界級的歎號和問號。老舍之死讓我覺出，老舍並沒有那麽“好”。我麵前晃動出兩個老舍：一個，謙恭和順，恬退隱忍，談笑風生，仁至義盡；另一個，則默默地斜倚在幕後，用一雙飽含淚水的眼，注視著台前的那個自己。他有時想操縱和約束一下前者，但又仿佛覺得手裏這隻放出去多年的風箏，早已斷了線。這一個，才是真正的老舍。以前我們所談論和研究的，大多隻是台前的那一個。他幽默、他耍貧嘴，他有時笑得讓你噴飯，有時又笑得讓你掉淚。但他既不是東方朔，也不是侯寶林，他為什麽要這樣？他到底裏誰？我們不知道。
根據目下時髦的哲學觀點，本質都是不可把握的，能夠捕捉的都是現象。那麽我們也就不必費力去工筆描繪所謂真正的老舍形象。我們隻需看一看真理的影子就足夠了。這影子，就是作品。
老舍的第一部作品《老張的哲學》，本來是“感覺寂寞”、“寫著玩玩”的，從開篇第一句就能看出是“立誌要幽默”，不笑破你肚皮不算本事的。可扒去幽默這層皮，你才知道，老舍一出手就寫了個悲劇。故事的核心是老張的“錢本位”戰勝了“人本位”，壞人拿好人隨便耍著玩，故事的結尾並不是壞人遭報應、好人大團圓，而是沒人性的升官發財，有人性的禍不單行。在老舍的第一部作品裏，人，就是低下的人，是沒有尊嚴的。壞人天生沒有尊嚴，好人的尊嚴是專門為壞人糟踏取樂而準備的。老舍說這叫“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實際上，笑是假的，是撫慰傷口的麻醉劑，是招攬觀眾的鑼鼓點；而失去尊嚴的恨是真的，是老舍留給自己、留給觀眾裏可能存在的知音的。
再看老舍最後一部作品《正紅旗下》。乍一看，似乎是寫人的尊嚴的。旗人們不論窮富貴賤，一舉一動都十分“講究”，“連笑聲的高低，與請安的深淺，都要恰到好處，有板眼，有分寸”，日常生活充滿了藝術氣息。人人都有麵子，有身份。但是在這背後，旗人為了硬撐起這張尊嚴的臉皮，窮人每天喝豆汁度日，被討債的小販們在門前畫滿了丟人現眼的“雞爪子”；殷實一些的旗籍宦官，也“寅吃卯糧”，“幾十套服飾循環出入當鋪”，遭人白眼和恥笑，甚至為了過個有吃有喝的“肥年”，把房契抵押出去。整個八旗社會都到了“殘燈破廟”階段，它的哪一個成員還能談得上真正的尊嚴呢？
我們不必一部一部地去硬說老舍的所有作品都是寫有關人的尊嚴的。從這一首一尾兩部，可見老舍在他創作生涯的一始一終，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關注著這個問題。下麵再浪費一點篇幅，看看一般被人們視為代表作的《胳駝祥子》。
《駱駝祥子》有兩個外部特征應該引起我們思考。第一，它不幽默；第二，它是悲劇。而它居然是老舍的代表作。這就說明，沒有幽默.老舍依然是老舍；沒有悲劇，老舍就失去了老舍。幽默隻是他的臉譜，而悲劇才是他的魂魄。那麽他的悲劇，悲在哪裏呢？先說祥子。祥子的奮鬥，究竟為了什麽？是為了能過上一份舒適安閑的正兒八經的北京市民的生活嗎？那就應該聽虎姑娘的話，買幾輛車租出去，每天吃車份兒，再也犯不上到烈日和暴雨下去出那身臭汗。可是他不。是為了有朝一日能爬高一點，也可以對一夥子人吆三喝四地作威作福嗎？那他就更應該利用虎妞來巴結劉四爺，人和車廠的下一任交椅早晚是他的。可他更沒有這樣做。祥子三起三落，一心要買輛車，買輛自己的車。但車本身並不是他的理想，車不過是一個象征。祥子嘴笨，否則他一定脫口而出說：“我要的不是輛車，我要的是人的那份尊嚴！”然而那份尊嚴，老天是不肯賜與祥子這樣的動物的。關於祥子的形象，有人說不夠真實，有人說有點類型化。其實老舍是把祥子當作一個“人”來寫的。正像阿q是不是農民無關緊要，祥子是不是車夫也不成問題。他可以是個一心想買車的車夫，也可以是個一心想從良的妓女，一心想當“職業寫家”的文人……總之，他是個渴望“是其所是”的存在，他沿著自己選定的方向去鑄造自己，他的價值和尊嚴同時就定型在其中。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會明白，老舍為什麽把祥子的外號取成“駱駝”，這決不是因為祥子偷過幾匹駱駝，而是駱駝的形象，天生就給人一種尊嚴與屈辱相混合的直感。高大巍蛾，龍驤虎步，昂然不可欺淩，這是尊嚴的一麵；忍饑耐渴，沉默無語，任人宰割，這是屈辱的一麵。至於祥子偷駱駝的情節，不過是為了給這個外號找個來由，作家耍個小把戲而已，它與故事的主幹沒多大關係。因此，老舍所強調的，是一個“胳駝”式的祥子，他要寫一個“尊與辱”的祥子。
小說一開始就描寫祥子那種高大灑脫的“車夫美”，字裏行間洋溢著一股“崇高”和“自尊”的氣息。這是祥子作為一個獨立的、有自我意識的“人”，初入北京這個吸引人、吞沒人的“世界”時的夢幻般的第一樂章。老舍好像在說“人之初，性本尊。”但從此往後，祥子的夢幻被一口口地撕咬成碎片，他得到的不是與日俱增的尊嚴，而是每況愈下的恥辱。這屈辱的第一個層麵是經濟上的，也就是幾次買車的失敗。祥子最終還是隻能拉人家的車，在人家的白眼下討剩飯、撿煙頭。溫飽問題逼著人向金錢低頭，所謂“人窮誌不短”的豪言正從反麵證明人在窮的時候有麵臨“滅誌”的危險。祥子終於給錢跪下了。當初他慷慨解囊為老車夫祖孫倆買肉包子，後來他連一分錢也不肯借給同行。“錢本位”終於戰勝了“人本位”。
屈辱的第二個層麵可以說是性愛上的。祥子在這個問題上本是十分嚴肅的，他立誌要娶一個“幹淨”的鄉下姑娘，而且要“憑自己的本事”娶上老婆，“這才正大光明！”在他眼裏，虎妞“算是個什麽東西！”。但就是這位虎妞，張羅布網，“預備著細細地收拾他”，而且一舉成功。他們的第一次結合，簡直就是虎妞對祥子的“誘奸”，是黑暗齷齪的現實世界對祥子純潔美好的心靈世界的“誘奸”。從此後，祥子變成了老婆的一件玩物。不管虎妞對祥子究竟有沒有幾分真摯的感情，祥子在潛意識裏，是根本不愛虎妞的，甚至恨不能掐死這個“凶惡的走獸”。即使在虎妞難產臨死的那一夜，祥子也沒從心底往外流一滴淚。繼虎妞之後，夏太太又玩弄了祥子，而且使他染上了髒病。祥子最後終於墮落到出入“白房子”的行列中。在性愛這個問題上，祥子從來就沒有作為一個男子漢的形象出現過，他先是一件被有錢的女人肆意淩辱和玩弄的淫具，後來則是一隻獵狗一樣發泄本能的動物。祥子這個人在人的又一重大欲求麵前跪下了。
屈辱的第三個層麵可以叫做人格上的，這是前兩個層麵的自然延伸。一個買不起車的車夫，一個不是男子漢的男人，他的人格就如受潮的糖塔，轉瞬即化，隻留下甜蜜的回憶。祥子說“當初咱倒要強過呢。”他體麵、自尊、不甘人後，可這些撐不起人格。孫偵探的一支手槍就把個高大粗壯的祥子變成了“一隻臭蟲”。虎姑娘情願白嫁給他，而在老丈人劉四眼裏，他不過是個“臭拉車的”。原先，他的信念是“窮死，不偷”！曹先生遭了難，他分文不取。末了，他為了六十塊錢，出賣了一條人命，同時也出賣了他靈魂中最後那點尊貴的人性。
祥子的悲劇，是一個“人”在尊嚴與屈辱上下兩塊磁石之間奮力掙紮，而終於墮人屈辱的悲劇。老舍似乎是告訴你，人天生是該抓住自己的那份尊嚴的，有了那份尊嚴，人才像個“人”。但人的外部有個世界，世界的存在卻要以人的屈辱為前提，人要在世界中獲得正常的生存，就得把尊嚴抵押出去，這樣，人的本性就將一點點泯滅，像出賣了靈魂的浮士德一樣，最後變成“墮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會病胎裏的產兒，個人主義的末路鬼”！所以，人活著不論是執著於尊嚴，還是馴服於屈辱，他的命運總是悲苦的。歡樂在生活中隻是幾個短暫的瞬間，如同祥子剛拉上幾天自己新買的車，就被黑洞洞的槍口給吞噬了去一樣。
僅從一個祥子身上，就得出這樣的結論，未免失之輕率，我們不妨大略瀏覽一下老舍的人物家族。
“由於幼年境遇的艱苦，情感上受了摧傷，他總拿冷眼把人們分成善惡兩堆。”（羅常培：《我與老舍》）老舍寫人，不是按階級、按職業去分門別類的。他的標準主要是道德、情感。他筆下最觸目的是一類“壞蛋”形象：老張、歐陽天風、小趙、劉四、冠曉荷、龐太監……老舍是不把他們當成“人”來描寫的，他們是一堆惡的符號，是隨時隨地來糟踏善的蛆蟲，尊與辱這一維在他們身上不存在。老舍筆下最不觸目的是幾個理想人物，如李景純、馬威、李子榮等，由於描寫粗疏，形象模糊，雖然寫出了他們為個人或民族的尊嚴而頑強抗爭，但總不免讓人有敬而遠之的感覺。老舍最大量描寫的是處於這至善至惡之間的一大批小人物，像趙子曰、老馬、牛老者夫婦、張大哥、祥子、祁家、王利發等等，我姑且把他們叫做“可憐人”。
所有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焦慮點：如何尋求或者是維護自己的尊嚴。麵對這一問題，老舍設計了三種途徑。第一種是忘卻，在難得糊塗中無所謂尊與辱，過得舒服就是尊，受了委屈就是辱。牛天賜迷迷糊糊地就長到二十歲，二十年間受盡了屈辱和戲弄，而他仿佛一點沒覺得，仿佛生下來就是個小老頭兒。《離婚》中的張大哥，活著的意義就是維護各種老規矩，他的自我價值就實現在當媒人與反對離婚一類的“義舉”上，你叫他“像毛驢似的戴上‘遮眼’，去轉十年二十年的磨，他甘心去轉；叫他在大路上痛痛快快地跑幾步，他必定要落淚。”這些人已經麻木了，人性在他們心中仿佛吞吃了巨量的安眠片，極難再轉醒過來了。老舍顯然是否定這一途徑的，雖然含著較多的善意。
第二種途徑也很簡便，那就是出賣尊嚴來換取尊嚴。趙子曰參加學潮，捆校長，打教員，不過是“為博別人的一笑，叫別人一伸大拇指”。老馬為了讓外國人看得起，明明是鰥夫，卻謊稱有五六個妻子，並且在一部侮辱華人的影片中扮演中國富商。老舍認為這些是我們國民性中的糟粕，這些換回的是更大的恥辱，而賣掉的卻是全民族的尊嚴。老舍對中國人的“麵子問題”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從這個角度也可做一篇專論，但尊與屈的辯證關係仍是其核心。
第三種途徑，就是祥子的途徑。為了一份尊嚴，與生活軟磨硬泡，苦熬苦鬥，而最後麵對的一堵牆上仍然寫著兩個字：屈辱。《四世同堂》裏小羊圈的良民們，一向溫良恭儉，逆來順受，以此“混得個人樣”，即使做了亡國奴，也苟安一時是一時，忍辱度日。但結果忍到底的祁天佑受辱後投河自盡，忍不下去、想呼喊出來點尊嚴的小崔、孫七被砍頭、活埋。這裏又涉及到了群體與個體的問題，當整個民族受辱，覆巢之下無完卵，“想要獨自個兒混好比登天還難！”（《駱駝祥子》）再看《茶館》中的王利發，曆經了從前清到民國，從日本人占領到光複幾個時代，一輩子講究和氣生財，一輩子請安、躬身，可是到頭來“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單不許我吃窩窩頭，誰出的主意”？老舍對這一途徑充滿了同情，還有幾分尊敬，但他的筆並不留情，他仍然讓王掌櫃上了吊。
三種途徑都否定了，三條路都是死路，“可憐人”沒了希望。涅克拉索夫曾：“說世上哪兒有安樂窩，俄國農民無處躲。”在老舍看來，中國人真的是無處躲，因為他們都是“可憐人”。老舍最有藝術魅力的人物都出自這一行列，老舍關心的並不是他們物質生活上的艱辛與悲慘，而是作為一個人，活在世上的價值？
由老舍的創作軌跡，可以看出，老舍對尊嚴與屈辱這一主題的態度是有變化的。從他創作伊始，直到《胳駝祥子》時代，屈辱是占上風的。他的主角，沒有一個生活得滿意、有個人樣的。城市平民如此，知識分子也如此。聰明勤快的小夥子到處被人開除、裁減（《我這一輩子》），品學兼優的女學生不得不去當妓女（《月牙兒》）。一直到《駱駝祥子》，老舍似乎都認定，人，就得低三下四活著，並不是這麽活著有什麽好，而是，這就叫人，誰也甭想逃脫。人，生來就受辱，他一輩子想擺脫掉這件髒布衫，但僅僅為此，他就要蒙受更多的屈辱。所以我們聽到老舍的聲音仿佛是：尊嚴是多麽可貴啊，但人卻注定要受辱。
但寫完《駱駝祥子》，老舍似乎把人打入屈辱之獄的最底一層之後，他反而獲得了一種超越。正像藍棣之說的：“祥子是墮落了，但通過解剖祥子的悲劇，作家卻新生了。”當“人”受盡了屈辱，老舍似乎覺得，這太不公平，人雖注定要受辱，但人的真摯在於那追求尊嚴的過程。他發現自己甘願忍辱、苟且求安的心理是不真實的、非本質的，是某種文化的集體無意識所強加給他的。他不想再關閉自己的意識閘門，於是，在尊嚴和屈辱之間，湧出來一股新的激流，那就是反抗。
這一時期，正值民族自尊的集體意識崛起之際，大氛圍也影響著作為文協負責人的老舍的創作心態。他筆下的人物從“昂頭——低頭”的模式開始轉變到“低頭——昂頭”的模式。對尊嚴的肯定首先以民族精神的麵貌出現。在老舍的一係列抗戰劇作中，“人”開始謳歌自己，開始麵向光明。小說中的人物也不再一味忍辱。短篇《浴奴》中，賣身的婦女與日本兵同歸於盡，她說：“我的丈夫，死在南口，我今天也殺死一個。”到了《四世同堂》屈辱與尊嚴交織組成了這部交響樂的正反兩個主題。錢詩人是老舍第一次大力歌頌的中國知識分子形象，他麵臨日軍的抓捕不藏不躲，他說：“我手無縛雞之力，不能去殺敵雪恥，我隻能臨危不苟，兒子怎麽死，我怎麽陪著。”連一向屈己下人的祁老太爺最後也敢於麵斥民族敗類冠曉荷。“忍“字在許多地方換成了“反”字。
在《鼓書藝人》中，方家與唐家是組成這部小說的升降機。方家代表著人性的高尚、尊嚴，唐家則代表著人性的下賤、羞恥。作家愛憎分明地高張方家的正氣，把做藝和做人都提到一個形而上的層次來對待。這裏涉及到的是藝術尊嚴和藝術家的尊嚴等問題，關於不能讓歪門邪道“毀了咱們的玩藝兒”的思想，老舍屢次表露過，例如《茶館》第三幕。這與老舍早年受京派“尊嚴”藝術觀的影響大概有些關係。
總之，老舍後期創作中對人的尊嚴越來越趨於正麵肯定和直接頌揚，這與作家本人社會地位的變遷恐怕也存在著某種呼應。
老舍1949年以後的創作，在總體格調上有了很大變化，他拚命讚美新社會。實際上，老舍之所以覺得這個社會那麽值得讚美，就是由於這個社會給了下等人以尊嚴，給了他筆下那些車夫、巡警、小販、匠人以尊嚴。“可憐人“有了尊嚴，老舍的旋律當然要變奏。“要說修，都得修，為什麽先修咱龍須溝？都因為，這兒髒，這兒臭，政府看著心裏真難受。”《龍須溝》作為一部純粹歌功頌德的作品而能夠獲得成功，基本原因在於作家真實寫出了人在獲得尊嚴後所煥發出的精神之光。
《龍須溝》等劇作的名噪京華，“人民藝術家”的美譽，使老舍更加相信改天換地的神功，相信人的屈與尊完全是社會製度和政府的好壞造成的。這種觀念有其合理的一麵，但也為日後的悲劇種下了禍根。老舍用一出《茶館》葬送了三個時代，似乎也想以此結束自己在舊時代裏關於人的尊與辱的思考。從該劇以後的一係列創作中，確實可以發現這種跡象。這些作品除了語言外，巳經找不到老舍的蹤影了，那雙飽含血淚的眼睛沒有了。而曆史恰恰證明，沒有悲劇就沒有老舍。
但老舍的寶貴和幸運之處在於，他在幕後還留有一個自己。燦爛的陽光照得他一時看不見地上的陰影，但當他逐漸適應了新的環境，台前的那個自己已經能夠自由行走時，他開始清醒。他在幕後悄悄寫《正紅旗下》，他又回到了原先的主旋律上。他用總結和清算的態度，不再寫哪一個人的屈與尊，而是寫自己在血緣上所歸屬的那個民族。設身處地想一下，一個人含著調侃的幽默，運用全部的藝術才華，去寫自己民族最屈辱的一幕，該是多麽悲涼。我覺得，老舍在幕後已經做完了那道尊與辱的代數題，他這是在為自己寫挽歌了。
挽歌沒有寫完，命運敲門了。一頓毒打，打破的不僅是他的肉體，更明確地說，是打破了他的幻境。一個誠心誠意歌功頌德的知識分子，他的地位到底是尊還是辱，老舍對這一問題恐怕早就懷著雙重態度了。現實逼著他選擇了那個他不願承認的答案，他的心碎了。
每個人在開始步入獨立的人生之旅時，都帶著一種“原初意識”。老舍的原初意識可以稱做“大雜院意識”。懷有這種意識的老舍，奮鬥終生，無非是獲得尊嚴而後快。老舍曾半開玩笑地流露過想當國務總理或部長什麽的（《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這不是什麽壞事，但這來自於“大雜院意識”則肯定無疑。老舍從尊嚴的一個石階跳上另一個石階，到了“人民藝術家”，可說是登峰造極了。而人民藝術家竟然在聖人廟前被打得跪下了！就好像祥子的錢罐被打碎，祥子賣命換來的車被搶走了一樣，老舍的生命意義，被否定了。他眼看著台前的那個自己在幾陣滿堂彩後忽然被一陣酒瓶和皮鞋打倒在台口。“人”被打碎了，老舍的人之歌，自然就到了尾聲。
老舍之所以如此重視尊嚴與屈辱，僅用一句“大雜院意識”來概括當然過於籠統和偏頗。考慮到文章的結構比例，這裏略提幾點我所看重的原因。
首先是他早年、尤其是童年的生活經曆。“我昔生憂患，愁長記憶新：童年習凍餓，壯年飽酸辛。”（《昔年》）貧窮、借貸、欠賒使一個小孩兒對他人的眼光尤其敏感，他往往從很平常的一瞥中也能體味出屈辱，而當得到別人的誇讚和尊敬時，又會喜出望外。老舍的作品非常注重可讀性，注重接受，每個精煉的句子都透出征服讀者的強烈欲望，每個幽默的比喻都在暗示你為之鼓掌。這也從另一麵說明老舍是非常注重“別人是怎麽看我的”，也就是說，“我的價值”是由他人決定的。當他人尊我時，我的存在便有價值，他人尊我為大師、為聖人，我的價值便達到頂峰，否則便無價值。這樣，自我就陷入了他人的地獄，命運便也失去了主宰。這既是老舍的悲劇，也是許許多多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依附性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致命弱點。
其次，老舍的文化結構也使他注重尊嚴。他走上社會後，從事了好幾年學校教育工作，“師道尊嚴”嘛，這不必多說。而後，他去英國留學，英國人的講禮節、講秩序、講尊重人格以及英國文學的高貴氣派必然對他影響極深。可以說，《二馬》就是以英國人的尊嚴來對照中國人的無尊嚴，以此來痛貶國民性的作品。還有前麵提過的京派藝術觀的影響以及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士可殺不可辱”之類的觀念，這些奠定了老舍文化結構的基質。
還有一點我拿不準的是，老舍是否有一些“滿族意識”。滿人由中華民族最尊貴的地位跌落到最屈辱的地位，這是我們中國能產生老舍的必要因素。老舍在晚年精工細作《正紅旗下》，說明他沒忘了自己是八旗後裔，是最屈辱之列中的一個“小禿兒”，後來變成了最尊嚴的人民藝術，家。沒有對這從至辱到至尊人生曆程的思考，老舍後來是不會“自絕於人民”的。
所以，最後順便說一句題外話：老舍的自殺在某種意義上是不能跟屈原、王國維、葉賽寧、海明威等人相提並論的。
揣著這樣的信念，我去讀魯迅，讀茅盾，讀沈從文，讀老舍……我努力去分辨、去摸索這些大師們的主旋律、次主旋律。有時覺得把握住了，但苦於表達上的艱澀；有時表達出來了，但卻在心裏搖搖頭：不對，不對，走調了。
老舍就曾經這樣三番五次折磨過我。我認定，老舍的全部作品，自始至終有一根或幾根紅線貫穿著，但要想一下子把它抽出來，實在有力不從心之感。於是我想，先試著抽它一根看看吧。選了個老掉牙的角度：人。
老舍努力寫了一輩子人，他自己也努力做了一輩子人。談起老舍，不是談他筆下的人，就是談他如何待人。從這一虛一實兩個國度裏，我似乎聽出了立體的、真正老舍的聲音。
說到老舍的為人，曾有人用“麵麵俱到，不得罪人”來概括（以群：《我所知道的老舍先生》）。的確，老舍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太謙虛了。他永遠說自己這不好，那不行，永遠揚人抑己，從不頂撞別人的批評甚至嘲諷。在你想給他提兩條意見之前，他自己早已提了四條，真是“寧肯天下人負我，我心不負天下人”。但是這麽“好”的一個人，為什麽“文革”一開場就給那些他“從不得罪”的人拉到孔夫子廟前打得皮開肉綻呢？又為什麽僅僅挨了無知暴徒們的一頓毒打，就舉身赴清池，訣別了那一張張親朋好友的笑臉呢？
老舍之死在文學史上是一個世界級的歎號和問號。老舍之死讓我覺出，老舍並沒有那麽“好”。我麵前晃動出兩個老舍：一個，謙恭和順，恬退隱忍，談笑風生，仁至義盡；另一個，則默默地斜倚在幕後，用一雙飽含淚水的眼，注視著台前的那個自己。他有時想操縱和約束一下前者，但又仿佛覺得手裏這隻放出去多年的風箏，早已斷了線。這一個，才是真正的老舍。以前我們所談論和研究的，大多隻是台前的那一個。他幽默、他耍貧嘴，他有時笑得讓你噴飯，有時又笑得讓你掉淚。但他既不是東方朔，也不是侯寶林，他為什麽要這樣？他到底裏誰？我們不知道。
根據目下時髦的哲學觀點，本質都是不可把握的，能夠捕捉的都是現象。那麽我們也就不必費力去工筆描繪所謂真正的老舍形象。我們隻需看一看真理的影子就足夠了。這影子，就是作品。
老舍的第一部作品《老張的哲學》，本來是“感覺寂寞”、“寫著玩玩”的，從開篇第一句就能看出是“立誌要幽默”，不笑破你肚皮不算本事的。可扒去幽默這層皮，你才知道，老舍一出手就寫了個悲劇。故事的核心是老張的“錢本位”戰勝了“人本位”，壞人拿好人隨便耍著玩，故事的結尾並不是壞人遭報應、好人大團圓，而是沒人性的升官發財，有人性的禍不單行。在老舍的第一部作品裏，人，就是低下的人，是沒有尊嚴的。壞人天生沒有尊嚴，好人的尊嚴是專門為壞人糟踏取樂而準備的。老舍說這叫“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實際上，笑是假的，是撫慰傷口的麻醉劑，是招攬觀眾的鑼鼓點；而失去尊嚴的恨是真的，是老舍留給自己、留給觀眾裏可能存在的知音的。
再看老舍最後一部作品《正紅旗下》。乍一看，似乎是寫人的尊嚴的。旗人們不論窮富貴賤，一舉一動都十分“講究”，“連笑聲的高低，與請安的深淺，都要恰到好處，有板眼，有分寸”，日常生活充滿了藝術氣息。人人都有麵子，有身份。但是在這背後，旗人為了硬撐起這張尊嚴的臉皮，窮人每天喝豆汁度日，被討債的小販們在門前畫滿了丟人現眼的“雞爪子”；殷實一些的旗籍宦官，也“寅吃卯糧”，“幾十套服飾循環出入當鋪”，遭人白眼和恥笑，甚至為了過個有吃有喝的“肥年”，把房契抵押出去。整個八旗社會都到了“殘燈破廟”階段，它的哪一個成員還能談得上真正的尊嚴呢？
我們不必一部一部地去硬說老舍的所有作品都是寫有關人的尊嚴的。從這一首一尾兩部，可見老舍在他創作生涯的一始一終，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關注著這個問題。下麵再浪費一點篇幅，看看一般被人們視為代表作的《胳駝祥子》。
《駱駝祥子》有兩個外部特征應該引起我們思考。第一，它不幽默；第二，它是悲劇。而它居然是老舍的代表作。這就說明，沒有幽默.老舍依然是老舍；沒有悲劇，老舍就失去了老舍。幽默隻是他的臉譜，而悲劇才是他的魂魄。那麽他的悲劇，悲在哪裏呢？先說祥子。祥子的奮鬥，究竟為了什麽？是為了能過上一份舒適安閑的正兒八經的北京市民的生活嗎？那就應該聽虎姑娘的話，買幾輛車租出去，每天吃車份兒，再也犯不上到烈日和暴雨下去出那身臭汗。可是他不。是為了有朝一日能爬高一點，也可以對一夥子人吆三喝四地作威作福嗎？那他就更應該利用虎妞來巴結劉四爺，人和車廠的下一任交椅早晚是他的。可他更沒有這樣做。祥子三起三落，一心要買輛車，買輛自己的車。但車本身並不是他的理想，車不過是一個象征。祥子嘴笨，否則他一定脫口而出說：“我要的不是輛車，我要的是人的那份尊嚴！”然而那份尊嚴，老天是不肯賜與祥子這樣的動物的。關於祥子的形象，有人說不夠真實，有人說有點類型化。其實老舍是把祥子當作一個“人”來寫的。正像阿q是不是農民無關緊要，祥子是不是車夫也不成問題。他可以是個一心想買車的車夫，也可以是個一心想從良的妓女，一心想當“職業寫家”的文人……總之，他是個渴望“是其所是”的存在，他沿著自己選定的方向去鑄造自己，他的價值和尊嚴同時就定型在其中。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會明白，老舍為什麽把祥子的外號取成“駱駝”，這決不是因為祥子偷過幾匹駱駝，而是駱駝的形象，天生就給人一種尊嚴與屈辱相混合的直感。高大巍蛾，龍驤虎步，昂然不可欺淩，這是尊嚴的一麵；忍饑耐渴，沉默無語，任人宰割，這是屈辱的一麵。至於祥子偷駱駝的情節，不過是為了給這個外號找個來由，作家耍個小把戲而已，它與故事的主幹沒多大關係。因此，老舍所強調的，是一個“胳駝”式的祥子，他要寫一個“尊與辱”的祥子。
小說一開始就描寫祥子那種高大灑脫的“車夫美”，字裏行間洋溢著一股“崇高”和“自尊”的氣息。這是祥子作為一個獨立的、有自我意識的“人”，初入北京這個吸引人、吞沒人的“世界”時的夢幻般的第一樂章。老舍好像在說“人之初，性本尊。”但從此往後，祥子的夢幻被一口口地撕咬成碎片，他得到的不是與日俱增的尊嚴，而是每況愈下的恥辱。這屈辱的第一個層麵是經濟上的，也就是幾次買車的失敗。祥子最終還是隻能拉人家的車，在人家的白眼下討剩飯、撿煙頭。溫飽問題逼著人向金錢低頭，所謂“人窮誌不短”的豪言正從反麵證明人在窮的時候有麵臨“滅誌”的危險。祥子終於給錢跪下了。當初他慷慨解囊為老車夫祖孫倆買肉包子，後來他連一分錢也不肯借給同行。“錢本位”終於戰勝了“人本位”。
屈辱的第二個層麵可以說是性愛上的。祥子在這個問題上本是十分嚴肅的，他立誌要娶一個“幹淨”的鄉下姑娘，而且要“憑自己的本事”娶上老婆，“這才正大光明！”在他眼裏，虎妞“算是個什麽東西！”。但就是這位虎妞，張羅布網，“預備著細細地收拾他”，而且一舉成功。他們的第一次結合，簡直就是虎妞對祥子的“誘奸”，是黑暗齷齪的現實世界對祥子純潔美好的心靈世界的“誘奸”。從此後，祥子變成了老婆的一件玩物。不管虎妞對祥子究竟有沒有幾分真摯的感情，祥子在潛意識裏，是根本不愛虎妞的，甚至恨不能掐死這個“凶惡的走獸”。即使在虎妞難產臨死的那一夜，祥子也沒從心底往外流一滴淚。繼虎妞之後，夏太太又玩弄了祥子，而且使他染上了髒病。祥子最後終於墮落到出入“白房子”的行列中。在性愛這個問題上，祥子從來就沒有作為一個男子漢的形象出現過，他先是一件被有錢的女人肆意淩辱和玩弄的淫具，後來則是一隻獵狗一樣發泄本能的動物。祥子這個人在人的又一重大欲求麵前跪下了。
屈辱的第三個層麵可以叫做人格上的，這是前兩個層麵的自然延伸。一個買不起車的車夫，一個不是男子漢的男人，他的人格就如受潮的糖塔，轉瞬即化，隻留下甜蜜的回憶。祥子說“當初咱倒要強過呢。”他體麵、自尊、不甘人後，可這些撐不起人格。孫偵探的一支手槍就把個高大粗壯的祥子變成了“一隻臭蟲”。虎姑娘情願白嫁給他，而在老丈人劉四眼裏，他不過是個“臭拉車的”。原先，他的信念是“窮死，不偷”！曹先生遭了難，他分文不取。末了，他為了六十塊錢，出賣了一條人命，同時也出賣了他靈魂中最後那點尊貴的人性。
祥子的悲劇，是一個“人”在尊嚴與屈辱上下兩塊磁石之間奮力掙紮，而終於墮人屈辱的悲劇。老舍似乎是告訴你，人天生是該抓住自己的那份尊嚴的，有了那份尊嚴，人才像個“人”。但人的外部有個世界，世界的存在卻要以人的屈辱為前提，人要在世界中獲得正常的生存，就得把尊嚴抵押出去，這樣，人的本性就將一點點泯滅，像出賣了靈魂的浮士德一樣，最後變成“墮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會病胎裏的產兒，個人主義的末路鬼”！所以，人活著不論是執著於尊嚴，還是馴服於屈辱，他的命運總是悲苦的。歡樂在生活中隻是幾個短暫的瞬間，如同祥子剛拉上幾天自己新買的車，就被黑洞洞的槍口給吞噬了去一樣。
僅從一個祥子身上，就得出這樣的結論，未免失之輕率，我們不妨大略瀏覽一下老舍的人物家族。
“由於幼年境遇的艱苦，情感上受了摧傷，他總拿冷眼把人們分成善惡兩堆。”（羅常培：《我與老舍》）老舍寫人，不是按階級、按職業去分門別類的。他的標準主要是道德、情感。他筆下最觸目的是一類“壞蛋”形象：老張、歐陽天風、小趙、劉四、冠曉荷、龐太監……老舍是不把他們當成“人”來描寫的，他們是一堆惡的符號，是隨時隨地來糟踏善的蛆蟲，尊與辱這一維在他們身上不存在。老舍筆下最不觸目的是幾個理想人物，如李景純、馬威、李子榮等，由於描寫粗疏，形象模糊，雖然寫出了他們為個人或民族的尊嚴而頑強抗爭，但總不免讓人有敬而遠之的感覺。老舍最大量描寫的是處於這至善至惡之間的一大批小人物，像趙子曰、老馬、牛老者夫婦、張大哥、祥子、祁家、王利發等等，我姑且把他們叫做“可憐人”。
所有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焦慮點：如何尋求或者是維護自己的尊嚴。麵對這一問題，老舍設計了三種途徑。第一種是忘卻，在難得糊塗中無所謂尊與辱，過得舒服就是尊，受了委屈就是辱。牛天賜迷迷糊糊地就長到二十歲，二十年間受盡了屈辱和戲弄，而他仿佛一點沒覺得，仿佛生下來就是個小老頭兒。《離婚》中的張大哥，活著的意義就是維護各種老規矩，他的自我價值就實現在當媒人與反對離婚一類的“義舉”上，你叫他“像毛驢似的戴上‘遮眼’，去轉十年二十年的磨，他甘心去轉；叫他在大路上痛痛快快地跑幾步，他必定要落淚。”這些人已經麻木了，人性在他們心中仿佛吞吃了巨量的安眠片，極難再轉醒過來了。老舍顯然是否定這一途徑的，雖然含著較多的善意。
第二種途徑也很簡便，那就是出賣尊嚴來換取尊嚴。趙子曰參加學潮，捆校長，打教員，不過是“為博別人的一笑，叫別人一伸大拇指”。老馬為了讓外國人看得起，明明是鰥夫，卻謊稱有五六個妻子，並且在一部侮辱華人的影片中扮演中國富商。老舍認為這些是我們國民性中的糟粕，這些換回的是更大的恥辱，而賣掉的卻是全民族的尊嚴。老舍對中國人的“麵子問題”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從這個角度也可做一篇專論，但尊與屈的辯證關係仍是其核心。
第三種途徑，就是祥子的途徑。為了一份尊嚴，與生活軟磨硬泡，苦熬苦鬥，而最後麵對的一堵牆上仍然寫著兩個字：屈辱。《四世同堂》裏小羊圈的良民們，一向溫良恭儉，逆來順受，以此“混得個人樣”，即使做了亡國奴，也苟安一時是一時，忍辱度日。但結果忍到底的祁天佑受辱後投河自盡，忍不下去、想呼喊出來點尊嚴的小崔、孫七被砍頭、活埋。這裏又涉及到了群體與個體的問題，當整個民族受辱，覆巢之下無完卵，“想要獨自個兒混好比登天還難！”（《駱駝祥子》）再看《茶館》中的王利發，曆經了從前清到民國，從日本人占領到光複幾個時代，一輩子講究和氣生財，一輩子請安、躬身，可是到頭來“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單不許我吃窩窩頭，誰出的主意”？老舍對這一途徑充滿了同情，還有幾分尊敬，但他的筆並不留情，他仍然讓王掌櫃上了吊。
三種途徑都否定了，三條路都是死路，“可憐人”沒了希望。涅克拉索夫曾：“說世上哪兒有安樂窩，俄國農民無處躲。”在老舍看來，中國人真的是無處躲，因為他們都是“可憐人”。老舍最有藝術魅力的人物都出自這一行列，老舍關心的並不是他們物質生活上的艱辛與悲慘，而是作為一個人，活在世上的價值？
由老舍的創作軌跡，可以看出，老舍對尊嚴與屈辱這一主題的態度是有變化的。從他創作伊始，直到《胳駝祥子》時代，屈辱是占上風的。他的主角，沒有一個生活得滿意、有個人樣的。城市平民如此，知識分子也如此。聰明勤快的小夥子到處被人開除、裁減（《我這一輩子》），品學兼優的女學生不得不去當妓女（《月牙兒》）。一直到《駱駝祥子》，老舍似乎都認定，人，就得低三下四活著，並不是這麽活著有什麽好，而是，這就叫人，誰也甭想逃脫。人，生來就受辱，他一輩子想擺脫掉這件髒布衫，但僅僅為此，他就要蒙受更多的屈辱。所以我們聽到老舍的聲音仿佛是：尊嚴是多麽可貴啊，但人卻注定要受辱。
但寫完《駱駝祥子》，老舍似乎把人打入屈辱之獄的最底一層之後，他反而獲得了一種超越。正像藍棣之說的：“祥子是墮落了，但通過解剖祥子的悲劇，作家卻新生了。”當“人”受盡了屈辱，老舍似乎覺得，這太不公平，人雖注定要受辱，但人的真摯在於那追求尊嚴的過程。他發現自己甘願忍辱、苟且求安的心理是不真實的、非本質的，是某種文化的集體無意識所強加給他的。他不想再關閉自己的意識閘門，於是，在尊嚴和屈辱之間，湧出來一股新的激流，那就是反抗。
這一時期，正值民族自尊的集體意識崛起之際，大氛圍也影響著作為文協負責人的老舍的創作心態。他筆下的人物從“昂頭——低頭”的模式開始轉變到“低頭——昂頭”的模式。對尊嚴的肯定首先以民族精神的麵貌出現。在老舍的一係列抗戰劇作中，“人”開始謳歌自己，開始麵向光明。小說中的人物也不再一味忍辱。短篇《浴奴》中，賣身的婦女與日本兵同歸於盡，她說：“我的丈夫，死在南口，我今天也殺死一個。”到了《四世同堂》屈辱與尊嚴交織組成了這部交響樂的正反兩個主題。錢詩人是老舍第一次大力歌頌的中國知識分子形象，他麵臨日軍的抓捕不藏不躲，他說：“我手無縛雞之力，不能去殺敵雪恥，我隻能臨危不苟，兒子怎麽死，我怎麽陪著。”連一向屈己下人的祁老太爺最後也敢於麵斥民族敗類冠曉荷。“忍“字在許多地方換成了“反”字。
在《鼓書藝人》中，方家與唐家是組成這部小說的升降機。方家代表著人性的高尚、尊嚴，唐家則代表著人性的下賤、羞恥。作家愛憎分明地高張方家的正氣，把做藝和做人都提到一個形而上的層次來對待。這裏涉及到的是藝術尊嚴和藝術家的尊嚴等問題，關於不能讓歪門邪道“毀了咱們的玩藝兒”的思想，老舍屢次表露過，例如《茶館》第三幕。這與老舍早年受京派“尊嚴”藝術觀的影響大概有些關係。
總之，老舍後期創作中對人的尊嚴越來越趨於正麵肯定和直接頌揚，這與作家本人社會地位的變遷恐怕也存在著某種呼應。
老舍1949年以後的創作，在總體格調上有了很大變化，他拚命讚美新社會。實際上，老舍之所以覺得這個社會那麽值得讚美，就是由於這個社會給了下等人以尊嚴，給了他筆下那些車夫、巡警、小販、匠人以尊嚴。“可憐人“有了尊嚴，老舍的旋律當然要變奏。“要說修，都得修，為什麽先修咱龍須溝？都因為，這兒髒，這兒臭，政府看著心裏真難受。”《龍須溝》作為一部純粹歌功頌德的作品而能夠獲得成功，基本原因在於作家真實寫出了人在獲得尊嚴後所煥發出的精神之光。
《龍須溝》等劇作的名噪京華，“人民藝術家”的美譽，使老舍更加相信改天換地的神功，相信人的屈與尊完全是社會製度和政府的好壞造成的。這種觀念有其合理的一麵，但也為日後的悲劇種下了禍根。老舍用一出《茶館》葬送了三個時代，似乎也想以此結束自己在舊時代裏關於人的尊與辱的思考。從該劇以後的一係列創作中，確實可以發現這種跡象。這些作品除了語言外，巳經找不到老舍的蹤影了，那雙飽含血淚的眼睛沒有了。而曆史恰恰證明，沒有悲劇就沒有老舍。
但老舍的寶貴和幸運之處在於，他在幕後還留有一個自己。燦爛的陽光照得他一時看不見地上的陰影，但當他逐漸適應了新的環境，台前的那個自己已經能夠自由行走時，他開始清醒。他在幕後悄悄寫《正紅旗下》，他又回到了原先的主旋律上。他用總結和清算的態度，不再寫哪一個人的屈與尊，而是寫自己在血緣上所歸屬的那個民族。設身處地想一下，一個人含著調侃的幽默，運用全部的藝術才華，去寫自己民族最屈辱的一幕，該是多麽悲涼。我覺得，老舍在幕後已經做完了那道尊與辱的代數題，他這是在為自己寫挽歌了。
挽歌沒有寫完，命運敲門了。一頓毒打，打破的不僅是他的肉體，更明確地說，是打破了他的幻境。一個誠心誠意歌功頌德的知識分子，他的地位到底是尊還是辱，老舍對這一問題恐怕早就懷著雙重態度了。現實逼著他選擇了那個他不願承認的答案，他的心碎了。
每個人在開始步入獨立的人生之旅時，都帶著一種“原初意識”。老舍的原初意識可以稱做“大雜院意識”。懷有這種意識的老舍，奮鬥終生，無非是獲得尊嚴而後快。老舍曾半開玩笑地流露過想當國務總理或部長什麽的（《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這不是什麽壞事，但這來自於“大雜院意識”則肯定無疑。老舍從尊嚴的一個石階跳上另一個石階，到了“人民藝術家”，可說是登峰造極了。而人民藝術家竟然在聖人廟前被打得跪下了！就好像祥子的錢罐被打碎，祥子賣命換來的車被搶走了一樣，老舍的生命意義，被否定了。他眼看著台前的那個自己在幾陣滿堂彩後忽然被一陣酒瓶和皮鞋打倒在台口。“人”被打碎了，老舍的人之歌，自然就到了尾聲。
老舍之所以如此重視尊嚴與屈辱，僅用一句“大雜院意識”來概括當然過於籠統和偏頗。考慮到文章的結構比例，這裏略提幾點我所看重的原因。
首先是他早年、尤其是童年的生活經曆。“我昔生憂患，愁長記憶新：童年習凍餓，壯年飽酸辛。”（《昔年》）貧窮、借貸、欠賒使一個小孩兒對他人的眼光尤其敏感，他往往從很平常的一瞥中也能體味出屈辱，而當得到別人的誇讚和尊敬時，又會喜出望外。老舍的作品非常注重可讀性，注重接受，每個精煉的句子都透出征服讀者的強烈欲望，每個幽默的比喻都在暗示你為之鼓掌。這也從另一麵說明老舍是非常注重“別人是怎麽看我的”，也就是說，“我的價值”是由他人決定的。當他人尊我時，我的存在便有價值，他人尊我為大師、為聖人，我的價值便達到頂峰，否則便無價值。這樣，自我就陷入了他人的地獄，命運便也失去了主宰。這既是老舍的悲劇，也是許許多多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依附性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致命弱點。
其次，老舍的文化結構也使他注重尊嚴。他走上社會後，從事了好幾年學校教育工作，“師道尊嚴”嘛，這不必多說。而後，他去英國留學，英國人的講禮節、講秩序、講尊重人格以及英國文學的高貴氣派必然對他影響極深。可以說，《二馬》就是以英國人的尊嚴來對照中國人的無尊嚴，以此來痛貶國民性的作品。還有前麵提過的京派藝術觀的影響以及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士可殺不可辱”之類的觀念，這些奠定了老舍文化結構的基質。
還有一點我拿不準的是，老舍是否有一些“滿族意識”。滿人由中華民族最尊貴的地位跌落到最屈辱的地位，這是我們中國能產生老舍的必要因素。老舍在晚年精工細作《正紅旗下》，說明他沒忘了自己是八旗後裔，是最屈辱之列中的一個“小禿兒”，後來變成了最尊嚴的人民藝術，家。沒有對這從至辱到至尊人生曆程的思考，老舍後來是不會“自絕於人民”的。
所以，最後順便說一句題外話：老舍的自殺在某種意義上是不能跟屈原、王國維、葉賽寧、海明威等人相提並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