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八年抗戰慘勝，淪陷區河山光複，已經半個多世紀了，那種“漫卷詩書喜欲狂”的激情，那種“白日放歌須縱酒”的歡慶，那種“便下襄陽向洛陽”的歸心，都已經隨著時光的流逝，漸漸定格於發黃的史冊，成為一張張供人留戀的老照片。
然而，政治上、軍事上的光複，還不等於文化上、精神上的光複。由於中國固有的道義倫理觀念，“淪陷”在某種意義上非常接近於“失節”。因此，淪陷區的文化產品，天然地就要在國統區、解放區麵前低下它們羞恥的頭。幾十年來，淪陷區的文學創作在我們的文學史中長期是一頁空白，淪陷區的作家文人對自己的那段創作心驚肉跳，諱莫如深，隻要沒被定性為“漢奸文人”，就已經慨歎萬幸，哪裏還敢侈談什麽“淪陷區的文學”呢？
但任何一段曆史都不會永遠沉默，任何一顆珍珠都不會永遠蒙塵。近年來，一批正直無畏的學者，向“淪陷區文學”這片雷區發起了大麵積的探險，取得了一係列拓荒開路的成果。日前，廣西教育出版社又隆重推出了以錢理群教授掛帥的一批北大學人編選的《淪陷區文學大係》，這不但是淪陷區文學研究史上的一個裏程碑，也是整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座紀念塔。它體現了對淪陷區正直作家和善良讀者的充分肯定和尊敬，它是曆經了半個世紀的風雨滄桑，對淪陷區全體人民精神上、文化上的“遲到的光複”。
如果認為一經淪陷，就百無可談，那顯然是用一種固定的僵化的眼光去看紛繁變化的大千世界所得出的虛無主義的結論。淪陷，改變了文學創作的基本語境，文學當然要變體以生存，以發展。奮起抵抗固然可歌可泣，但不奮起抵抗或者消極抵抗也未必該殺該剮，因為文學不同於軍事。軍事上還要講究虛實進退，文學、文化更有其特殊的戰鬥和抵抗方式。即便是貨真價實的漢奸文學，隻要曾在文學史上產生過影響，那麽它也具有相應的學術研究價值，不能用道德評判代替曆史研究，責罵固然正義，但抹而去之則是對曆史的不尊重。更何況大多數淪陷區的文學工作者，他們因為種種原因沒有撤離或殉難，留下來仍操舊業，但是他們沒有賣身事敵，他們仍然曲折地、機智地表達著我們民族的聲音，表達著被奴役民眾的聲音。必須毫不含糊地認識到，淪陷的國土，仍然是我們的國土，淪陷的人民，仍然是我們的人民。身在淪陷區的我們的人民，除了需要衣食溫飽維持生存，等待光複之外，他們也需要精神食糧的慰藉，需要民族文化的支撐，而淪陷區的作家正是擔負了這一艱難的“敵後文工隊”的使命。
皇皇五百五十萬字的《淪陷區文學大係》，分為文學評論、新文學小說、通俗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史料等卷，選收了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等各個淪陷區域的文論和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還係統搜集了從東北到台灣區域的珍貴史料，清晰地展示了淪陷區文學的總體脈絡和主要精華。它用白紙黑字證明了，處在異族侵略者殘暴統治和嚴密文網下的中國作家，在饑寒和寂寞中，在短短的數年內，仍然創作出了數量巨大、質量上乘的藝術品，這既是中華文化強大的傳統所賜，也是中國人民不屈的精神體現。錢理群教授說，滄陷區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曆史過程中，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它有自己的，其他曆史時期、地區的文學都不能替代的獨特風貌與獨特貢獻。忽略了這一段文學，我們所描繪的現代文學史圖景，總是殘缺的”。（《淪陷區文學總論》）
對於淪陷區文學的關注和研究，尚處於幼年期。學界一方麵應避免盲目拔高新課題、新對象的通病，另一方麵也不要因為淪陷區文學屬於“亂世文章”而先入為主地認定它沒什麽大氣候。須知我們今日的許多所謂經典作品，都是“亂世”的產兒。淪陷區文學由於在政治性和現實性上受到人所共知的限製，便轉而在日常性和永久性上顯露出它的藝術特色。張愛玲和錢鍾書是這方麵的突出代表。戰爭和災難逼使人們思考一些永恒性的問題，而淪陷的具體境遇又使這些思考更加切膚更加實在，這就使得淪陷區文學與國統區文學和解放區文學既有相通的一麵，又保持了鮮明的特質。另外。由於新文學陣營的大規模撤離，淪陷區的通俗小說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在這方麵的成就不但超過了現代文學的前二十年，也超過了同一時期的國統區和解放區，並且在一定程度上為50年代以後的港台通俗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比如淪陷區的武俠小說家還珠樓主、宮白羽、鄭證因、王度廬等人的創作，就成為梁羽生、金庸、古龍等新派武俠小說繁榮興旺的先聲。
淪陷區關於若幹文學基本原理的討論，在今天看來，仍然具有一定的先鋒性。這些討論實際上繼承著五四新文學的傳統，在文學是人的文學，在文學要大眾化，在雅俗文學的關係等方麵的真知灼見，對於今天的文學發展，仍然不乏啟示。
錢理群教授等人以數年之功，披沙揀金，編成了這套學術價值極大的《淪陷區文學大係》，國外許多學者和留學生聞訊紛紛訂購，可謂是“好書如美色，未嫁已傾城”。然而據說周轉了好幾家出版社都因投資較大而令出版者望而卻步。而今廣西教育出版社能夠毅然推出這套顯然不會賺錢的大書係，這除了說明他們的學術關懷和學術眼光，說明他們對民族文學的憂患精神之外，還有什麽別的解釋呢？用錢理群教授的話說，他們這種眼光，這種投入，與“淪陷區作家當年的孤寂的文學創造，以及今天的研究者的同樣孤寂的重新發掘，都是一種精神火炬的傳遞”。（《淪陷區文學總論》）有了這樣的精神火炬，還有什麽樣的淪陷區，我們不能光複呢？
八年抗戰慘勝，淪陷區河山光複，已經半個多世紀了，那種“漫卷詩書喜欲狂”的激情，那種“白日放歌須縱酒”的歡慶，那種“便下襄陽向洛陽”的歸心，都已經隨著時光的流逝，漸漸定格於發黃的史冊，成為一張張供人留戀的老照片。
然而，政治上、軍事上的光複，還不等於文化上、精神上的光複。由於中國固有的道義倫理觀念，“淪陷”在某種意義上非常接近於“失節”。因此，淪陷區的文化產品，天然地就要在國統區、解放區麵前低下它們羞恥的頭。幾十年來，淪陷區的文學創作在我們的文學史中長期是一頁空白，淪陷區的作家文人對自己的那段創作心驚肉跳，諱莫如深，隻要沒被定性為“漢奸文人”，就已經慨歎萬幸，哪裏還敢侈談什麽“淪陷區的文學”呢？
但任何一段曆史都不會永遠沉默，任何一顆珍珠都不會永遠蒙塵。近年來，一批正直無畏的學者，向“淪陷區文學”這片雷區發起了大麵積的探險，取得了一係列拓荒開路的成果。日前，廣西教育出版社又隆重推出了以錢理群教授掛帥的一批北大學人編選的《淪陷區文學大係》，這不但是淪陷區文學研究史上的一個裏程碑，也是整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座紀念塔。它體現了對淪陷區正直作家和善良讀者的充分肯定和尊敬，它是曆經了半個世紀的風雨滄桑，對淪陷區全體人民精神上、文化上的“遲到的光複”。
如果認為一經淪陷，就百無可談，那顯然是用一種固定的僵化的眼光去看紛繁變化的大千世界所得出的虛無主義的結論。淪陷，改變了文學創作的基本語境，文學當然要變體以生存，以發展。奮起抵抗固然可歌可泣，但不奮起抵抗或者消極抵抗也未必該殺該剮，因為文學不同於軍事。軍事上還要講究虛實進退，文學、文化更有其特殊的戰鬥和抵抗方式。即便是貨真價實的漢奸文學，隻要曾在文學史上產生過影響，那麽它也具有相應的學術研究價值，不能用道德評判代替曆史研究，責罵固然正義，但抹而去之則是對曆史的不尊重。更何況大多數淪陷區的文學工作者，他們因為種種原因沒有撤離或殉難，留下來仍操舊業，但是他們沒有賣身事敵，他們仍然曲折地、機智地表達著我們民族的聲音，表達著被奴役民眾的聲音。必須毫不含糊地認識到，淪陷的國土，仍然是我們的國土，淪陷的人民，仍然是我們的人民。身在淪陷區的我們的人民，除了需要衣食溫飽維持生存，等待光複之外，他們也需要精神食糧的慰藉，需要民族文化的支撐，而淪陷區的作家正是擔負了這一艱難的“敵後文工隊”的使命。
皇皇五百五十萬字的《淪陷區文學大係》，分為文學評論、新文學小說、通俗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史料等卷，選收了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等各個淪陷區域的文論和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還係統搜集了從東北到台灣區域的珍貴史料，清晰地展示了淪陷區文學的總體脈絡和主要精華。它用白紙黑字證明了，處在異族侵略者殘暴統治和嚴密文網下的中國作家，在饑寒和寂寞中，在短短的數年內，仍然創作出了數量巨大、質量上乘的藝術品，這既是中華文化強大的傳統所賜，也是中國人民不屈的精神體現。錢理群教授說，滄陷區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曆史過程中，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它有自己的，其他曆史時期、地區的文學都不能替代的獨特風貌與獨特貢獻。忽略了這一段文學，我們所描繪的現代文學史圖景，總是殘缺的”。（《淪陷區文學總論》）
對於淪陷區文學的關注和研究，尚處於幼年期。學界一方麵應避免盲目拔高新課題、新對象的通病，另一方麵也不要因為淪陷區文學屬於“亂世文章”而先入為主地認定它沒什麽大氣候。須知我們今日的許多所謂經典作品，都是“亂世”的產兒。淪陷區文學由於在政治性和現實性上受到人所共知的限製，便轉而在日常性和永久性上顯露出它的藝術特色。張愛玲和錢鍾書是這方麵的突出代表。戰爭和災難逼使人們思考一些永恒性的問題，而淪陷的具體境遇又使這些思考更加切膚更加實在，這就使得淪陷區文學與國統區文學和解放區文學既有相通的一麵，又保持了鮮明的特質。另外。由於新文學陣營的大規模撤離，淪陷區的通俗小說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在這方麵的成就不但超過了現代文學的前二十年，也超過了同一時期的國統區和解放區，並且在一定程度上為50年代以後的港台通俗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比如淪陷區的武俠小說家還珠樓主、宮白羽、鄭證因、王度廬等人的創作，就成為梁羽生、金庸、古龍等新派武俠小說繁榮興旺的先聲。
淪陷區關於若幹文學基本原理的討論，在今天看來，仍然具有一定的先鋒性。這些討論實際上繼承著五四新文學的傳統，在文學是人的文學，在文學要大眾化，在雅俗文學的關係等方麵的真知灼見，對於今天的文學發展，仍然不乏啟示。
錢理群教授等人以數年之功，披沙揀金，編成了這套學術價值極大的《淪陷區文學大係》，國外許多學者和留學生聞訊紛紛訂購，可謂是“好書如美色，未嫁已傾城”。然而據說周轉了好幾家出版社都因投資較大而令出版者望而卻步。而今廣西教育出版社能夠毅然推出這套顯然不會賺錢的大書係，這除了說明他們的學術關懷和學術眼光，說明他們對民族文學的憂患精神之外，還有什麽別的解釋呢？用錢理群教授的話說，他們這種眼光，這種投入，與“淪陷區作家當年的孤寂的文學創造，以及今天的研究者的同樣孤寂的重新發掘，都是一種精神火炬的傳遞”。（《淪陷區文學總論》）有了這樣的精神火炬，還有什麽樣的淪陷區，我們不能光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