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爭論雙方吵得不可開交之際,便會有第三種人出來,說甲固然有毛病,然而乙也不大對,其實甲完全誤會了乙,而乙的態度未免太衝動。甲乙正在勝負未定的咻咻喘息之中,不禁都覺得這第三者有幾分可親,於是人類的爭論史上,便被那第三種人的一片雜音占去了許多篇幅,乃至專門研究第三種人也可以得博士文憑了。


    《為您服務報》9月28日的“文藝沙龍”裏,便有三位第三種人境界很高地聊了一氣。但他們似乎不滿足於甲乙雙方各打五十大板,聊著聊著便有幾分打抱不平的氣概流露出來。比如他們說張承誌、張煒“缺少一種科學的理性”,有“向後看的意味”,說對王朔的評價,“決不可簡單化”,說王蒙對極左思潮“發揮著重要的阻擊作用”,而攻擊二王的年輕學者“太缺乏經驗了”,言下之意是攻擊二王便是與左派聯手,起到了親痛仇快的內訌作用。


    這篇三人談基本上代表了全部第三種人的觀點。令人疑惑的是,既然不反對人文精神和理想主義,那為什麽非要拐彎抹角地暗示:誰提倡精神和理想,誰就是極左,誰就是要搞文革!張承誌真的是想創立一個“紅衛兵教”嗎?張煒真的是反對市場經濟嗎?這表麵上似乎對文革持嚴厲的否定,而實質上卻把精神與理想這兩頂人類文明最華美的桂冠拱手奉獻給了文革。被偽精神偽理想蹂躪過的可憐的人難道已經脆弱到連提一提精神和理想就渾身抽搐的程度嗎?


    現代法學認為,犯罪現象能夠對社會體製的僵化、漏洞產生客觀上的衝擊,從而促進其變革與完善。但決不能因此就把犯罪分子讚美成功臣,說什麽“是一種很複雜的文化現象,對他的評價,決不可簡單化”。任何事情一經胡扯,都會“複雜”起來,痞子就是痞子,再複雜也是痞子,什麽叫“簡單化”?叫你一聲“人”,是不是簡單化?


    至於說王蒙還在那裏“阻擊”著死而不僵的極左思潮,好象沒有王蒙,我們就要重吃二遍苦、再遭二薦罪。這種論調邏輯上是不通的。


    其實,某些人現在選擇什麽樣的處世姿態,完全是其個人自由。但是,非要把這種姿態推而廣之,美而化之,這就變成了一個社會問題,一些青年學者對他進行激烈一點的批評就不僅是合情合理的,同時也包含著一份對他的高度尊重。


    二王們與二張們吵一吵,本是好事,雙方都暴露一些真誠的本意。但第三種人急於出來給大家“定位”,實在有煞風景。原來第三種人自稱已經“落腳於民間空間”,語境變了,語調自然便異。隻是第三種人應該清楚,認同於市場經濟不等於認同市場經濟下的一切,市場經濟的社會不都是沒有精神和理想,充斥虛偽和敷衍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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