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雅俗之爭,在當今震天價的“轉型”喧囂中,吵得甚歡。有誓死衛雅而痛心疾俗的,有愛俗笑雅而勸雅降俗的,也有蕩秋千於雅俗之間兩麵飛吻的,還有一筆抹殺雅俗,統統謂之“文學那玩意兒”的。筆者也曾草過一篇《大雅不是俗》,作出一副“不俗”的姿態,仿佛身居那“鬥私批修”的歲月,人們都得表個態似的。


    可是偶爾腦子裏閃過“金庸”二字,恰如遭了一記“飛龍在天”的霹靂,明晃晃地照出雅俗混戰中無數人可笑的縫隙。


    因為有了金庸,武俠小說不能再被濫稱為“武打小說”,不能再一概目之為“通俗文學”,甚至以往的俗文學定義的根基都受到了震撼。


    然而,還沒有人敢於推窗一吼:金庸屬於雅文學!


    盡管海外的“金學”已蔚然可觀,大陸的“金學”也悄然萌動,盡管嚴家炎這樣的學術大宗師也到美國去講過金庸,陳平原這樣的頂尖高手也出版過專著《千古文人俠客夢》,但若說金庸具有雅文學的什麽意義,卻多少有點聳人聽聞似的。中國人最擔心的事就是“亂了名分”。


    不過正因為有了雅俗混戰,金庸的雅文學意義便越來越清晰了。


    如果說雅俗的區別在於作品的思想觀念是先鋒性還是大眾性,那麽金庸的小說從來就不是媚俗的。相反,金庸小說的“教化功能”十分強烈。這種教化不是讓讀者安於現存秩序,不是迎合滿足讀者的一己私願,而是帶有深刻的批判色彩和振聾發聵的啟蒙性。金庸站在整個人類文明發展的高度來描繪他筆下的芸芸眾生。讀他的作品,使人有時心如澡雪,昂揚奮發,有時掩卷深思,三月不知肉味。即使把“先鋒性”單純理解為現代工業社會人對自身生存狀況的焦慮,這在金庸的作品中也表現到了不遜於任何一位“先鋒作家”的程度,而且表現得更藝術、更哲學、更中國。問題是,金庸恐怕不屑於做個“先鋒作家”,“先鋒性”不過隻是他少林七十二絕技中的一項功夫而已。金庸是超越雅俗的。


    如果說雅俗的區別在作品的構成方式和表達形式,那麽金庸的小說也從來是保持探索精神和現代風貌的。金庸小說與其他武俠小說的一個重大不同是,金庸熟練掌握了西方現代心理學的知識,把心理分析技巧在小說中運用得爐火純青。再一點,金庸小說達到了現實主義與象征主義的完美結合。從現實主義的美學標準出發,金庸小說從宏觀到微觀都經得起推敲,他的每一個人物、情節、武功,都可以看做一個蘊含了無窮“深層結構”的意象,“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從中可以領悟人生各個領域、各個階段、各種情境的至理。所以才會有世間萬物,無不可以武俠言之的現象。武俠在金庸那裏,已經超越成一個載體,他借助這個藝術載體,與天地往來,體會著人類與永恒抗爭的萬種悲歡。


    如果說雅俗的區別在於讀者的多少,那更是小兒之見。雅文學讀者未必少,中外古典名著是證;俗文學讀者未必多,曲藝類作品是證。另外,雅與俗有個曆史發展問題。《三國》、《水滸》,當時為俗,今日為雅,昆曲、京劇,當初為俗,後來為雅,就是“五四”新文學,當初不也被斥為“引車賣漿者流”所操之語嗎?可見,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才是雅,否則為俗。金庸小說讀者雖多,但這隻能說明小說覆蓋的審美層次廣闊,讀者能夠各取所需。我們更應看重的是小說讀者的知識構成。金庸小說自有其通俗的一麵,但那隻是外表,沒有較高的文化素養,隻能買櫝還珠,入寶山空手而歸,這也是一些讀者認為金庸不如古龍甚至溫瑞安的原因。


    金庸以其不可忽視的存在灼烤著整個當代文學界,一係列先鋒作家都受到他的影響。中華民族的語言寶庫中積澱了一串串“金庸話語”,文學史必將為金庸大書一筆已經毋庸置疑。問題是把這位通天大俠供在什麽位置,真是令人尷尬。也許,那些“先鋒”作家和批評家們覺得未免褻瀆,但我要斷喝一句: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金庸萬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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