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說的民族意識
47樓207：北大醉俠的浪漫宣言 作者：孔慶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金庸小說博大精深，地負海涵，不僅將中國傳統的武俠小說提升到空前高雅醇厚的境界，而且越出武快小說的苑囿，集武俠、言情、偵探、曆史、宮闈、傳奇、誌怪、風俗於一身，融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人類精神為一體，蔚成二十世紀華人文學之奇觀。有言道：“有華人的地方，便有金庸小說。”正像唱起《國際歌》，就可以找到無產階級一樣，談起郭靖、蕭峰、韋小寶，就可以找到炎黃子孫的同胞。從烏蘇裏江到青藏高原，從紅其拉甫雪山哨卡到南沙群島鑽井平台，從港台新馬印度支那，到歐洲澳洲南北美洲，“金庸”二字都是一個眾所周知的華文詞匯。金庸小說已經成為中華大家庭中各民族的共同文化財富。研究和探討金庸小說方方麵麵的思想藝術成就，正在文學界學術界逐步展開並將走向興盛，本文僅借“民族意識”這一視角，對金庸小說試做一番粗略的考察和挖掘，從中可以看到中國第一流的文學家是如何看待紛壇複雜的民族問題的。以下分六個方麵進行評述。
—、如實描繪民族鬥爭的曆史畫卷
迄今為止，金庸小說共有長、中、短篇15部，塑造了數以千計的人物形象，其中至少有12部作品涉及兩個以上民族的人物和關係，隻有《笑傲江湖》、《俠客行》、《越女劍》三部作品不曾涉及或語焉不詳。涉及民族人物最為眾多、民族關係最為複雜的當數130萬字的巨著《天龍八部》，該書描寫了大宋（漢）、大理（南詔）、吐蕃（藏）、大遼（契丹）、西夏（黨項）、大燕（鮮卑）、女真等眾多民族區域，加上擺夷人（刀白鳳）、天竺人（哲羅星）等，涉及民族種類將近10個。金庸小說所涉中國古今民族共有漢、蒙、回、藏、滿、維吾爾、哈薩克、契丹、黨項、女真、鮮卑、擺夷、高昌、焉耆等十幾個，加上外國民族如俄羅斯、波斯、葡萄牙、荷蘭、比利時、天竺、孛泥、瑞典、通古斯等，共計20餘個中外民族。
金庸是一位曆史學家，尤對明史有精到研究。他所涉筆的這20個民族，是以非常嚴肅的曆史態度、嚴格的曆史眼光去描寫的。他在《金庸作品集“三聯版”序》中說：“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中去看。宋遼之際，元明之際，明清之際，漢族和契丹、蒙古、滿族等民族有激烈鬥爭。”金庸所描寫的民族，從空間分布上看，主要是以漢族地域為中心，與漢族地域接壤的“華夏民族群”；從時間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民族鬥爭激烈的宋遼金元、晚明初清時期。金庸直麵曆史，以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勾勒出一幅幅壯觀的民族鬥爭畫麵。他如實寫出了漢族與契丹、女真、蒙古、滿族等少數民族以及這些少數民族之間的明爭暗鬥。金庸的“現實主義”寫作態度主要表現在，他高度尊重民族鬥爭史實，在重大曆史事件上既敢於動大手筆，又不違背曆史文獻記載。凡遇讀者可能在藝術創作與曆史真實之間產生疑問之處，金庸都盡可能引用史籍，加以解說闡釋。例如《碧血劍》第十四回寫主人公袁承誌去行刺皇太極之時，目睹皇太極被皇後的情人多爾袞刺死，隨後多爾袞把持了朝政。在本回末尾，金庸注曰：“清太宗皇太極死因不明，”引《清史稿·太宗本紀》：“崇德八年八月庚午，上禦崇政殿，是夕亥時無疾崩，年五十有二。”又引張煌言詩和孟森、胡適等人的考證，最後指出“北方遊牧漁獵民族之習俗和中原漢人大異，兄終弟及，原屬常事。清太後下嫁多爾袞事，近世治清史者大都不否定有此可能。”可見金庸的寫作不是違背曆史的已然性去“戲說”，而是在曆史的可能性的縫隙中發揮他的超人想象，創造出藝術的必然性。
正是由於以堅實的曆史材料作基礎，金庸筆下的民族鬥爭場麵才開合自如，引人入勝。他以一支淩雲健筆，描寫了宋金戰爭、宋遼戰爭、女真崛起與周邊民族的戰爭，成吉思汗祖孫數輩開疆拓土的征伐戰爭，元末漢人反對蒙古統治者的戰爭，明末清初滿漢兩族的戰爭，等等。這些戰爭，既有氣勢恢弘的全景大場麵，也有細膩入微的近景小鏡頭。從帷幄運籌到平野廝殺，從散兵遊勇欺壓百姓到萬馬軍中生擒敵酋，寫得回腸蕩氣，搖曳多姿，令人恍如置身其中。曾有學者認為金庸小說可做佛學的人門書，其實金庸小說也可以作為民族鬥爭史的人門書。讀上幾部金庸小說，心中就會自然展開一幅多民族大家庭的曆史畫卷。它會告訴你，今天這個偉大的“中華民族”是怎麽來的，它經曆過刀光劍影和血雨腥風。
二、歌頌捍衛民族利益的正義鬥爭
民族鬥爭並非毫無曲直可言的曆史遊戲，戰爭從來有正義的與非正義的之分。盡管“春秋無義戰”，盡管從今天的眼光看來，民族鬥爭是民族融和的重要途徑之一，但那些為保衛自己民族的生存和幸福奮起而戰者，永遠是值得敬仰的。金庸小說對那些反抗侵略的正義戰爭給予了高度熱情的歌頌。
在《神雕俠侶》第二十—回《襄陽鏖兵》中，助守襄陽的大俠郭靖為救行刺被擒的武氏兄弟，與楊過二人勇赴忽必烈的蒙古大營。忽必烈借父親拖雷與郭靖的舊誼，企圖以言辭將郭靖羅致麾下。他指出“趙宋無道，君昏民困，奸佞當朝，忠良含冤”，然後歎惜郭靖“何苦為昏君奸臣賣命”？郭靖朗聲道：“郭某縱然不肖，豈能為昏君奸臣所用？隻是心憤蒙古殘暴，侵我疆土，殺我同胞，郭某滿腔熱血，是為我神州千萬老百姓而灑。”忽必烈又道：
貴邦有一位老夫子曾道：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話當真有理。想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唯有德者居之。我大蒙古朝政清平，百姓安居樂業，各得其所。我大汗不忍見南朝子民陷於疾苦之中，無人能解其倒懸，這才吊民伐罪，揮軍南征，不憚煩勞。這番心意與郭叔父全無二致，可說是英雄所見略同了。來，咱們再來幹一碗。
郭靖卻大袖一揮，將眾人酒碗盡皆打碎，怒目痛斥道：
住了！你蒙古兵侵宋以來，殘兵以逞，白骨為墟，血流成河。我大宋百姓家破人亡，不知有多少性命送在你蒙古兵箭之下，說什麽吊民伐罪，解民倒懸？
郭靖的一番話，堂堂正正，大義凜然，代表了一個被侵略民族英勇不屈的心聲。郭靖見忽必烈“氣度寬宏”，良言相勸道：
我南朝地廣人多，崇尚氣節。俊彥之士，所在多有，自古以來，從不屈膝異族。蒙古縱然-時疆界逞快，日後定被逐回漠北，那時元氣大傷，悔之不及，願王爺三思。
侵略者不聽良勸，果然不到百年，就被漢族人民“逐回漠北，元氣大傷”，成吉思汗的全盛時期不可再現。金庸在“射雕三部曲”的第三部《倚天屠龍記》中，就描寫了如火如荼的明末大起義，勾勒出一場轟轟烈烈的反侵略戰爭的壯劇。
在《書劍恩仇錄》中，滿清朝廷對天山回部的木卓倫部族橫征暴斂，大肆欺壓，劫奪部族聖物可蘭經，激起該部奮起反抗。清廷派遣大軍鎮壓，下麵是清軍使者到木卓倫部下書的一段：
那使者走到木卓倫跟前，點了點頭，說道：“你是族長麽？”神態十分倨傲。清兵無故入侵回部，殺人放火，回人早已恨之入骨，這時見那使者如此無禮，幾個回人少年更是忍耐不住，刷刷數聲白光閃動，長刀出鞘。
那使者毫不在意，朗聲說道：“我奉兆大將軍之命，來下戰書。要是你們識得時務，及早投降，大將軍說可以饒你們性命，否則兩軍後天清晨決戰，那時全體誅滅，你們可不要後悔。”他說的是回語，眾回人一聽，都跳了起來。
木卓倫見群情洶湧，雙手連揮，命大家坐下，凜然對使者道：“你們無緣無故來殺害我們百姓，搶掠我們財物，真神在上，定會懲罰你們的不義行為。要戰就戰，我們隻剩一人，也決不投降。”月色下刀光如雪，人人神態悲壯。眾人均知清兵勢大，決戰勝少敗多，但他們世代虔誠信奉伊斯蘭教，戀愛自由，絕不做人奴隸。
木卓倫部在黑水河英奇盤山腳大破清兵，並進行了長達四個月的“黑水營之圍”。金庸以濃墨重彩描繪了這場以少勝多、可歌可泣的反侵略鬥爭。雖然後來清兵大增，木卓倫父子力戰而死，但他們“保鄉衛土，捐軀疆場”的壯烈業績，永遠流傳在各族人民的心中。
三、批判以強淩弱的民族霸權主義
歌頌反侵略的正義戰爭，同時也就意味著批判非正義的侵略戰爭。侵略戰爭往往就起於以強淩弱的民族霸權主義。忽必烈之侵略南宋，清廷之鎮壓木卓倫部，都是自恃軍事力量的強大，要把自己的權杖強行壓到柔弱民族的頭上。對於這種民族沙文主義，金庸給予了有力的諷刺和鞭撻。
在中篇小說《白馬嘯西風》中，插敘了一個古代高昌國的故事。西域大國高昌臣服於唐，唐朝要他們遵守許多漢人的規矩，高昌國王說：“鷹飛於天，雉伏於蒿，貓遊於堂，鼠噍於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意思是說，雖然你們是猛鷹，在天上飛，但我們是野雞，躲在草叢之中，雖然你們是貓，在廳堂上走來走去，但我們是小鼠，躲在洞中啾啾地叫，你們也奈何我們不得，大家各過各的日子，為什麽一定要強迫我們遵守你們漢人的規矩習俗呢？唐太宗聽了這話，很是憤怒，認為他們野蠻，不服漢化，於是派出了大將侯君集去征伐。
侯君集俘虜了國王麥哲盛及其文武百官、貴族豪傑，回到長安，將迷宮中所有的珍寶也都搜了去。唐太宗說，高昌國不服漢化，不知中華上國衣冠的好處，於是賜了大批漢人的書籍、衣服、用具、樂器等等給高昌。高昌人私下說：“野雞不能學鷹飛，小鼠不能學貓叫，你們中華漢人的東西再好，我們髙昌野人也不喜歡。”將唐太宗所賜的書籍文物、諸般用具以及佛像、孔子像、道教的老君等等都放在這迷宮之中，誰也不去多看一眼。
大唐帝國固然文化先進，但是硬要把自己的文化方式強加到弱小民族身上，結果隻能征服其國，不能征服其心。此中的深刻諷刺意義對於今天某些財大氣粗的推行霸權主義的民族，也是十分適用的。
以強淩弱的民族霸權主義表現在國家之間，造成文明的衝突與隔閡。如果表現在個人之間，則會造成個體命運的悲劇。《天龍八部》中有一個極為發人深省的事例，以漢人為主的大理國中有一個擺夷族，“族中女子大都頗為美貌，皮膚白嫩，遠過漢人，隻是男子文弱，人數又少，常受漢人的欺淩。”大理國君之弟、鎮南王段正淳的夫人刀白鳳便是擺夷人。段正淳天性風流，所到之處，與許多女子結緣生情，終於激起了鎮南王妃刀白鳳的反抗，她自言自語道：
我這麽全心全意地待你，你……卻全不把我放在心上。你有了一個女人，又有了一個女人，把我們跪在菩薩麵前立下的盟誓全都拋到了腦後。我原諒了你一次又一次，我可不能再原諒你了，你對我不起，我也要對你不起。你背著我去找別人，我也要去找別人。你們漢人男子不將我們擺夷女子當人，欺負我，待我如貓如狗、如豬如牛，我……我一定要報複，我們擺夷女子也不將你們漢人男子當人。
傷心憤怒之下，這位王妃竟然隨便委身於一天夜裏偶然路遇的一個醜陋汙穢、渾身膿血惡臭的叫花子，後來生下了書中主人公之一段譽。而那個叫花子原來是前朝被弑國君的皇太子段延慶，他在重傷之際得此奇遇，精神大振，後來成為天下第一大惡人，使段譽吃盡了苦頭。而段譽又與段正淳情人的幾個女兒分別產生情愫，回環糾纏，最後段正淳和刀白鳳以及他的幾個情人同時慘死，剩下段譽與段延慶父子相對……這一切可以說都起因於段正淳對於身為少數民族的王妃刀白鳳的極端不尊重。陳墨先生論道：“段譽既是他父親的情孽受害者，同時又是段延慶奪權的對象之一，還是乃父的情人的複仇的對象。”（《新武俠十二家》第111頁）若從民族關係的角度說，段譽的痛苦災難也是民族沙文主義不經意所造成的惡果。不論從國家利益還是個體命運著眼，金庸小說都在批判以強淩弱的同時，昭示出民族平等的極為重要。
四、精心塑造少數民族的英雄兒女
金庸小說對“少數民族”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偏愛，在他所涉筆的每個少數民族中，都塑造出一至數個不同凡響的人物，或則胸襟博大，或則武功神奇，或則俠肝義膽，或則深謀遠慮。僅從純粹正麵的意義講，就有木卓倫、霍青桐、喀絲麗、阿凡提、哲別、九難、何鐵手、.蕭峰、段譽、完顏阿骨打、趙敏、小昭等十幾人。其中金庸筆下的第一英雄——蕭峰，第一美女——香香公主喀絲麗，便都是純粹的少數民族血統。
《天龍八部》中的蕭峰，本來是中原丐幫幫主喬峰，他武功蓋世，義薄雲天，豪爽豁達，智勇雙全，是江湖上人人仰慕的英雄好漢，把丐幫治理得井井有條，成為江湖上最興旺的第一大幫。然而禍起蕭牆，突然有人拉出最權威的證據和證人揭發他不是漢人，而是契丹人，於是他被逐出了丐幫，此後受到一連串的陰謀誣陷，落下“殺父、殺母、殺師”的罪名，和“忘恩負義、殘忍好色”的考語，被視為魔鬼一般的“大惡人”。在查尋自己身世，洗雪自己冤屈的過程中，喬峰經曆了數不清的身心痛苦。為了給一個叫阿朱姑娘的治傷，喬峰孤闖聚賢莊，受到中原各路武功高手的圍殲。他奮起神威，殺得血肉橫飛，自己也幾乎喪生。後來他與阿朱產生了真摯的愛情，並得知自己確是契丹人的後代，本來姓蕭。蕭峰於是決心與阿朱離開中原，到塞外去過自由的遊牧生活。不料阿朱為了不讓蕭峰在仇殺中遇難，化裝成蕭峰的仇人，竟被蕭峰一掌誤斃！蕭峰傷心欲絕，但阿朱臨終囑他照料妹子阿紫。蕭峰為給阿紫治傷，流落到女真部落，在打虎時結識了女真首領完顏阿骨打，後又義釋契丹貴族耶律基，與之結為兄弟。而耶律基原來竟是大遼國皇帝耶律洪基，在蕭峰又一次助他平定叛亂、化險為夷後，他封蕭峰為南院大王，負責攻打大宋。蕭峰雖忠於祖國大遼，但對養育他的大宋懷有深厚的感情，尤其從自己的悲慘身世和所見所聞出發，不忍眼看兩族人民互相殘殺。耶律洪基見蕭峰抗旨，便將他囚禁。.中原及其他各族群雄救出蕭峰，在雁門關下，蕭峰逼迫被俘獲的耶律洪基折箭立誓，終其一生，不許遼兵侵犯大宋。蕭峰然後以箭穿心，自殺以謝天下，用自己的生命換得了民族之間的和平。
蕭峰這一頂天立地的英雄形象，是全部中國文學史中最偉大的少數民族人物形象。這一形象足以改變一般人對於少數民族的文化偏見，使人超越到民族界限之上，對一切民族的英雄豪傑給予崇高的敬仰。
《書劍恩仇錄》中的香香公主喀絲麗，是木卓倫的小女兒，美貌蓋世，天生異香。回族青年男子視她若天仙，清軍數萬官兵見了她，“無數長矛都掉下地來”，以至大將軍不得不下令退兵數十裏。香香公主是天生的“和平女神”。她與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相親相愛，多少次共同出生入死。木卓倫兵敗後，喀絲麗被俘入宮，獻給乾隆，但她不論威逼誘騙，寧死不從。後來陳家洛為了策動乾隆——他本是漢人後代、陳家洛的親哥哥一驅除韃虜，恢複漢家河山，忍痛勸香香公主順從乾隆，喀絲麗為了陳家洛所說的“天下大事”，含淚答應。但她發現奸險的乾隆是在騙陳家洛，就借口到清真寺做祈禱，用短劍在地下暗劃了“不可相信皇帝”幾個字，然後“將短劍剌進了世上那最純潔最美麗的胸膛”。她用鮮血向心愛的人發出了最後的警示。當她的姐姐和陳家洛等人血戰突圍之後，去移葬她的遺體時，卻發現墳中空空如也，隻有陣陣幽香，眾人都道香香公主必是仙子下凡，現今又回到了天上。香香公主和蕭峰一樣，都是為了千萬百姓的幸福安寧獻出了自己最寶貴的生命。他們是少數民族英雄兒女中最傑出的代表。
五、深刻反省漢族文化的各種弊端
《書劍恩仇錄》中與木卓倫部這一少數民族群體形成對比的是紅花會這一漢人武裝群體。紅花會誌在推翻滿清統治，人才濟濟，組織嚴密，但最終卻一事無成，豹隱回疆，這與他們的文化觀念有著極大的關係。紅花會得知乾隆皇帝本是漢人之後，便天真地幻想依靠這位當今天子，驅除韃虜，重整河山。他們千方百計向乾隆證明其身世，又將乾隆囚禁於杭州六和塔，由總舵主陳家洛利用同胞兄弟之情百般勸說。陳家洛勸說的理論基礎一是華夷之辨，二是忠孝觀念，三是勸業思想。他說：“你是漢人，漢人的錦繡河山淪人胡虜之手，你卻去做了胡虜的頭腦，率領他們來欺壓咱們黃帝子孫。這豈不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嗎？”又說：“你一樣做皇帝，與其認賊作父，為後世唾罵，何不奮發鷹揚，建立萬代不易之基？”說到底，紅花會要改變的隻是一個“名分”，重虛名而輕實務，這是漢族文化發展到後期的一個重大弊端。陳家洛幾次有機會殺死武功高於自己的朝廷鷹犬張召重，但由於“不是大丈夫行徑”的念頭作怪而都放棄了，這實際上是守小義而舍大義。在陳家洛身上，顧慮重重，矯情狹隘的漢人書生特點表現得十分典型。在儒家思想熏浸之下，他們想愛不敢愛，該恨不能恨。表麵上瀟灑大度，內心裏百鼠交戰。陳家洛本與木卓倫的長女、智勇雙全的霍青桐兩心相許，但因曾見霍青桐與一少年神態親密，便不敢打開心扉，反而有意疏遠。後來才知那少年是女扮男裝的李沅芷，愧怍之下，仍故作平靜，使霍青桐傷心成疾。陳家洛與香香公主喀絲麗相愛後，曾痛苦地思考：“我心中真正愛的到底是誰？”想到霍青桐謀略出眾，文武雙全時，他終於發現：“唉，難道我心底深處，是不喜歡她太能幹麽？”心驚之下，他自遣道：“陳家洛，陳家洛，你胸襟竟是這般小麽？”可是最後，他連香香公主也失去了。他不知道，即使乾隆真的接受了紅花會的方略，以皇太後為代表的滿族統治集團也會除掉乾隆，另立一個滿族的皇帝。滿族人之所以做了漢族人的皇帝，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漢族文化存在著諸多重大弊端，君昏臣佞，上欺下瞞，人心險惡，自大虛偽。其實，隻要國富民安，為什麽皇帝一定非是漢人不可呢？陳家洛總體上不失為一位有才幹、有血性的民族英雄，但他的思維方式中深深積澱了許多漢族封建文化觀念的糟粕。
在這個問題上，《鹿鼎記》中有許多情節可與《書劍恩仇錄》參照。康熙皇帝對韋小寶說道：
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個比我更加好的？現下三蕃已平，台灣已取，羅刹國又不敢來犯疆界，從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天地會的反賊定要規複朱明，難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統治下，日子會過得比今日好些嗎？
這段話未必完全正確，但確實值得那些大漢族主義者思考。有趣的是，《鹿鼎記》中也有一個策動政變的情節。漢族最有學問的幾個大知識分子顧炎武、黃宗羲、呂留良、查繼佐等，竟然一本正經地苦勸出身妓院、“不學有術”、專靠溜須拍馬飛黃騰達的韋小寶去當皇帝。査繼佐說：
絕不是開玩笑，我幾人計議了幾個月，都覺大明氣數已盡，天下百姓已不歸心於前朝。實在是前明的曆朝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可是清廷占了我們漢家江山，要天下漢人剃頭結辮，改服夷狄衣冠，這口氣總是咽不下去。韋香主手綰兵符，又得當今皇帝信任，隻要高舉義旗，自立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風景從。
明知漢人自己的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卻還要推戴一個最會搜刮民脂民膏的小流氓。假設韋小寶做了皇帝，百姓苦到什麽程度，真是不可想象。漢族的知識分子為什麽一再推戴一些流氓式的人物做開國君主，實在是漢族文化中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金庸小說對漢族文化弊端的反省是多方麵的，僅從上述就足見其深度。
六、反對戰爭熱愛和平的大同境界
武俠小說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武功打鬥，因此很多作品自覺地表現出欣賞乃至宣揚暴力仇殺的不健康傾向。金庸小說的又一偉大之處，就是在描寫戰爭和暴力打鬥的同時，表現出反戰爭反暴力的“神武不殺”的高超境界。
《天龍八部》所涉及的宋遼攻伐戰爭，已曆100年，邊疆之上，宋人遼人相見即殺。蕭峰親眼目睹宋軍官兵擄掠契丹牛羊百姓，殺嬰兒、侮婦女，美其名曰“打草穀”。他到遼國就任南院大王後，又目睹遼軍對宋國百姓也如此這般“打草穀”。一時之間，蕭峰思潮如湧。
若不是有人揭露我的身世之謎，我直至今日，還道自已是大宋百姓。我和這些人說一樣的話，吃一樣的飯，又有什麽分別？為什麽大家好好的都是人，卻要強分為契丹，大宋？女真，高麗？你到我境內來打草穀，我到你境內去殺人放火？你罵我遼狗？我罵你宋豬？
“大家好好的都是人”，這句普普通通的話道出了人類最基本的公理。民族之間的戰爭仇殺，根源往往在於不同的文明方式、生活方式之間的隔閡。漢人自負是禮儀之邦，文明古國，視其他民族為蠻戎夷狄，非人之屬。女真人、蒙古人自負勇焊無敵，欲憑金戈鐵馬征服天下，完顏阿骨打認為“遼人奸猾”，而“中原蠻子囉裏囉唆，多半不是好人”。而遼國皇帝耶律洪基對漢人的看法是“南人貪財，卑鄙無恥之徒甚多”。這些似是而非的文化偏見加劇了民族之間的矛盾衝突，而且經常為那些非正義的侵略戰爭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
金庸小說對民族之間的戰爭從根本上是持否定和惋惜的態度的。《射雕英雄傳》中的成吉思汗自豪於自己的鐵騎橫掃歐亞，威風不可一世。而在出身平民的郭靖看來，這種用累累白骨堆起來的功業，算不得令人尊敬的英雄行為。金庸用郭靖、黃蓉之死、蕭峰之死、香香公主喀絲麗之死，用這些人類最精華的英雄兒女之死，對民族之間的兵戎相見表示了最大的哀痛。而在《鹿鼎記》中，金庸對清俄簽訂尼布楚條約一事用數萬字的篇幅進行了濃墨重彩的描寫，特別強調“此約之立，使中國東北邊境獲致150餘年之安寧”，突出康熙皇帝以戰求和的總體戰略意圖。在《天龍八部》所涉眾國中，大理國最為弱小，而金庸對大理國情有獨鍾，原因就是大理國尊奉佛法，愛好和平。保定皇帝傳位給段譽時，叮囑他愛民和納諫之外，特別囑他“更不可對鄰國擅動刀兵”。總之，金庸小說從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寧出發，反對戰爭，歌頌和平。《天龍八部》中的天台高僧智光為了啟悟蕭峰，用生命給蕭峰留下了32個字：
萬物一般，眾生平等。聖賢畜生，一視同仁。漢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榮辱，俱在灰塵。
這32個字可說是金庸小說贈給所有讀者的啟悟，各族人民特別是統治者若都能認識到這一步，大同世界也就離我們不遠了。
以上六個方麵之外，金庸小說還努力挖掘了民族矛盾的文化根源，廣泛展現了美麗的多姿多彩的民族風貌，熱情譜寫了民族友誼的團結讚歌等等，限於篇幅，這裏不再展開論述。至此亦足可看出，金庸小說民族意識的進步性、深刻性與超前性，在中華民族文學之林中的確是無人可與比肩的。
—、如實描繪民族鬥爭的曆史畫卷
迄今為止，金庸小說共有長、中、短篇15部，塑造了數以千計的人物形象，其中至少有12部作品涉及兩個以上民族的人物和關係，隻有《笑傲江湖》、《俠客行》、《越女劍》三部作品不曾涉及或語焉不詳。涉及民族人物最為眾多、民族關係最為複雜的當數130萬字的巨著《天龍八部》，該書描寫了大宋（漢）、大理（南詔）、吐蕃（藏）、大遼（契丹）、西夏（黨項）、大燕（鮮卑）、女真等眾多民族區域，加上擺夷人（刀白鳳）、天竺人（哲羅星）等，涉及民族種類將近10個。金庸小說所涉中國古今民族共有漢、蒙、回、藏、滿、維吾爾、哈薩克、契丹、黨項、女真、鮮卑、擺夷、高昌、焉耆等十幾個，加上外國民族如俄羅斯、波斯、葡萄牙、荷蘭、比利時、天竺、孛泥、瑞典、通古斯等，共計20餘個中外民族。
金庸是一位曆史學家，尤對明史有精到研究。他所涉筆的這20個民族，是以非常嚴肅的曆史態度、嚴格的曆史眼光去描寫的。他在《金庸作品集“三聯版”序》中說：“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中去看。宋遼之際，元明之際，明清之際，漢族和契丹、蒙古、滿族等民族有激烈鬥爭。”金庸所描寫的民族，從空間分布上看，主要是以漢族地域為中心，與漢族地域接壤的“華夏民族群”；從時間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民族鬥爭激烈的宋遼金元、晚明初清時期。金庸直麵曆史，以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勾勒出一幅幅壯觀的民族鬥爭畫麵。他如實寫出了漢族與契丹、女真、蒙古、滿族等少數民族以及這些少數民族之間的明爭暗鬥。金庸的“現實主義”寫作態度主要表現在，他高度尊重民族鬥爭史實，在重大曆史事件上既敢於動大手筆，又不違背曆史文獻記載。凡遇讀者可能在藝術創作與曆史真實之間產生疑問之處，金庸都盡可能引用史籍，加以解說闡釋。例如《碧血劍》第十四回寫主人公袁承誌去行刺皇太極之時，目睹皇太極被皇後的情人多爾袞刺死，隨後多爾袞把持了朝政。在本回末尾，金庸注曰：“清太宗皇太極死因不明，”引《清史稿·太宗本紀》：“崇德八年八月庚午，上禦崇政殿，是夕亥時無疾崩，年五十有二。”又引張煌言詩和孟森、胡適等人的考證，最後指出“北方遊牧漁獵民族之習俗和中原漢人大異，兄終弟及，原屬常事。清太後下嫁多爾袞事，近世治清史者大都不否定有此可能。”可見金庸的寫作不是違背曆史的已然性去“戲說”，而是在曆史的可能性的縫隙中發揮他的超人想象，創造出藝術的必然性。
正是由於以堅實的曆史材料作基礎，金庸筆下的民族鬥爭場麵才開合自如，引人入勝。他以一支淩雲健筆，描寫了宋金戰爭、宋遼戰爭、女真崛起與周邊民族的戰爭，成吉思汗祖孫數輩開疆拓土的征伐戰爭，元末漢人反對蒙古統治者的戰爭，明末清初滿漢兩族的戰爭，等等。這些戰爭，既有氣勢恢弘的全景大場麵，也有細膩入微的近景小鏡頭。從帷幄運籌到平野廝殺，從散兵遊勇欺壓百姓到萬馬軍中生擒敵酋，寫得回腸蕩氣，搖曳多姿，令人恍如置身其中。曾有學者認為金庸小說可做佛學的人門書，其實金庸小說也可以作為民族鬥爭史的人門書。讀上幾部金庸小說，心中就會自然展開一幅多民族大家庭的曆史畫卷。它會告訴你，今天這個偉大的“中華民族”是怎麽來的，它經曆過刀光劍影和血雨腥風。
二、歌頌捍衛民族利益的正義鬥爭
民族鬥爭並非毫無曲直可言的曆史遊戲，戰爭從來有正義的與非正義的之分。盡管“春秋無義戰”，盡管從今天的眼光看來，民族鬥爭是民族融和的重要途徑之一，但那些為保衛自己民族的生存和幸福奮起而戰者，永遠是值得敬仰的。金庸小說對那些反抗侵略的正義戰爭給予了高度熱情的歌頌。
在《神雕俠侶》第二十—回《襄陽鏖兵》中，助守襄陽的大俠郭靖為救行刺被擒的武氏兄弟，與楊過二人勇赴忽必烈的蒙古大營。忽必烈借父親拖雷與郭靖的舊誼，企圖以言辭將郭靖羅致麾下。他指出“趙宋無道，君昏民困，奸佞當朝，忠良含冤”，然後歎惜郭靖“何苦為昏君奸臣賣命”？郭靖朗聲道：“郭某縱然不肖，豈能為昏君奸臣所用？隻是心憤蒙古殘暴，侵我疆土，殺我同胞，郭某滿腔熱血，是為我神州千萬老百姓而灑。”忽必烈又道：
貴邦有一位老夫子曾道：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話當真有理。想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唯有德者居之。我大蒙古朝政清平，百姓安居樂業，各得其所。我大汗不忍見南朝子民陷於疾苦之中，無人能解其倒懸，這才吊民伐罪，揮軍南征，不憚煩勞。這番心意與郭叔父全無二致，可說是英雄所見略同了。來，咱們再來幹一碗。
郭靖卻大袖一揮，將眾人酒碗盡皆打碎，怒目痛斥道：
住了！你蒙古兵侵宋以來，殘兵以逞，白骨為墟，血流成河。我大宋百姓家破人亡，不知有多少性命送在你蒙古兵箭之下，說什麽吊民伐罪，解民倒懸？
郭靖的一番話，堂堂正正，大義凜然，代表了一個被侵略民族英勇不屈的心聲。郭靖見忽必烈“氣度寬宏”，良言相勸道：
我南朝地廣人多，崇尚氣節。俊彥之士，所在多有，自古以來，從不屈膝異族。蒙古縱然-時疆界逞快，日後定被逐回漠北，那時元氣大傷，悔之不及，願王爺三思。
侵略者不聽良勸，果然不到百年，就被漢族人民“逐回漠北，元氣大傷”，成吉思汗的全盛時期不可再現。金庸在“射雕三部曲”的第三部《倚天屠龍記》中，就描寫了如火如荼的明末大起義，勾勒出一場轟轟烈烈的反侵略戰爭的壯劇。
在《書劍恩仇錄》中，滿清朝廷對天山回部的木卓倫部族橫征暴斂，大肆欺壓，劫奪部族聖物可蘭經，激起該部奮起反抗。清廷派遣大軍鎮壓，下麵是清軍使者到木卓倫部下書的一段：
那使者走到木卓倫跟前，點了點頭，說道：“你是族長麽？”神態十分倨傲。清兵無故入侵回部，殺人放火，回人早已恨之入骨，這時見那使者如此無禮，幾個回人少年更是忍耐不住，刷刷數聲白光閃動，長刀出鞘。
那使者毫不在意，朗聲說道：“我奉兆大將軍之命，來下戰書。要是你們識得時務，及早投降，大將軍說可以饒你們性命，否則兩軍後天清晨決戰，那時全體誅滅，你們可不要後悔。”他說的是回語，眾回人一聽，都跳了起來。
木卓倫見群情洶湧，雙手連揮，命大家坐下，凜然對使者道：“你們無緣無故來殺害我們百姓，搶掠我們財物，真神在上，定會懲罰你們的不義行為。要戰就戰，我們隻剩一人，也決不投降。”月色下刀光如雪，人人神態悲壯。眾人均知清兵勢大，決戰勝少敗多，但他們世代虔誠信奉伊斯蘭教，戀愛自由，絕不做人奴隸。
木卓倫部在黑水河英奇盤山腳大破清兵，並進行了長達四個月的“黑水營之圍”。金庸以濃墨重彩描繪了這場以少勝多、可歌可泣的反侵略鬥爭。雖然後來清兵大增，木卓倫父子力戰而死，但他們“保鄉衛土，捐軀疆場”的壯烈業績，永遠流傳在各族人民的心中。
三、批判以強淩弱的民族霸權主義
歌頌反侵略的正義戰爭，同時也就意味著批判非正義的侵略戰爭。侵略戰爭往往就起於以強淩弱的民族霸權主義。忽必烈之侵略南宋，清廷之鎮壓木卓倫部，都是自恃軍事力量的強大，要把自己的權杖強行壓到柔弱民族的頭上。對於這種民族沙文主義，金庸給予了有力的諷刺和鞭撻。
在中篇小說《白馬嘯西風》中，插敘了一個古代高昌國的故事。西域大國高昌臣服於唐，唐朝要他們遵守許多漢人的規矩，高昌國王說：“鷹飛於天，雉伏於蒿，貓遊於堂，鼠噍於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意思是說，雖然你們是猛鷹，在天上飛，但我們是野雞，躲在草叢之中，雖然你們是貓，在廳堂上走來走去，但我們是小鼠，躲在洞中啾啾地叫，你們也奈何我們不得，大家各過各的日子，為什麽一定要強迫我們遵守你們漢人的規矩習俗呢？唐太宗聽了這話，很是憤怒，認為他們野蠻，不服漢化，於是派出了大將侯君集去征伐。
侯君集俘虜了國王麥哲盛及其文武百官、貴族豪傑，回到長安，將迷宮中所有的珍寶也都搜了去。唐太宗說，高昌國不服漢化，不知中華上國衣冠的好處，於是賜了大批漢人的書籍、衣服、用具、樂器等等給高昌。高昌人私下說：“野雞不能學鷹飛，小鼠不能學貓叫，你們中華漢人的東西再好，我們髙昌野人也不喜歡。”將唐太宗所賜的書籍文物、諸般用具以及佛像、孔子像、道教的老君等等都放在這迷宮之中，誰也不去多看一眼。
大唐帝國固然文化先進，但是硬要把自己的文化方式強加到弱小民族身上，結果隻能征服其國，不能征服其心。此中的深刻諷刺意義對於今天某些財大氣粗的推行霸權主義的民族，也是十分適用的。
以強淩弱的民族霸權主義表現在國家之間，造成文明的衝突與隔閡。如果表現在個人之間，則會造成個體命運的悲劇。《天龍八部》中有一個極為發人深省的事例，以漢人為主的大理國中有一個擺夷族，“族中女子大都頗為美貌，皮膚白嫩，遠過漢人，隻是男子文弱，人數又少，常受漢人的欺淩。”大理國君之弟、鎮南王段正淳的夫人刀白鳳便是擺夷人。段正淳天性風流，所到之處，與許多女子結緣生情，終於激起了鎮南王妃刀白鳳的反抗，她自言自語道：
我這麽全心全意地待你，你……卻全不把我放在心上。你有了一個女人，又有了一個女人，把我們跪在菩薩麵前立下的盟誓全都拋到了腦後。我原諒了你一次又一次，我可不能再原諒你了，你對我不起，我也要對你不起。你背著我去找別人，我也要去找別人。你們漢人男子不將我們擺夷女子當人，欺負我，待我如貓如狗、如豬如牛，我……我一定要報複，我們擺夷女子也不將你們漢人男子當人。
傷心憤怒之下，這位王妃竟然隨便委身於一天夜裏偶然路遇的一個醜陋汙穢、渾身膿血惡臭的叫花子，後來生下了書中主人公之一段譽。而那個叫花子原來是前朝被弑國君的皇太子段延慶，他在重傷之際得此奇遇，精神大振，後來成為天下第一大惡人，使段譽吃盡了苦頭。而段譽又與段正淳情人的幾個女兒分別產生情愫，回環糾纏，最後段正淳和刀白鳳以及他的幾個情人同時慘死，剩下段譽與段延慶父子相對……這一切可以說都起因於段正淳對於身為少數民族的王妃刀白鳳的極端不尊重。陳墨先生論道：“段譽既是他父親的情孽受害者，同時又是段延慶奪權的對象之一，還是乃父的情人的複仇的對象。”（《新武俠十二家》第111頁）若從民族關係的角度說，段譽的痛苦災難也是民族沙文主義不經意所造成的惡果。不論從國家利益還是個體命運著眼，金庸小說都在批判以強淩弱的同時，昭示出民族平等的極為重要。
四、精心塑造少數民族的英雄兒女
金庸小說對“少數民族”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偏愛，在他所涉筆的每個少數民族中，都塑造出一至數個不同凡響的人物，或則胸襟博大，或則武功神奇，或則俠肝義膽，或則深謀遠慮。僅從純粹正麵的意義講，就有木卓倫、霍青桐、喀絲麗、阿凡提、哲別、九難、何鐵手、.蕭峰、段譽、完顏阿骨打、趙敏、小昭等十幾人。其中金庸筆下的第一英雄——蕭峰，第一美女——香香公主喀絲麗，便都是純粹的少數民族血統。
《天龍八部》中的蕭峰，本來是中原丐幫幫主喬峰，他武功蓋世，義薄雲天，豪爽豁達，智勇雙全，是江湖上人人仰慕的英雄好漢，把丐幫治理得井井有條，成為江湖上最興旺的第一大幫。然而禍起蕭牆，突然有人拉出最權威的證據和證人揭發他不是漢人，而是契丹人，於是他被逐出了丐幫，此後受到一連串的陰謀誣陷，落下“殺父、殺母、殺師”的罪名，和“忘恩負義、殘忍好色”的考語，被視為魔鬼一般的“大惡人”。在查尋自己身世，洗雪自己冤屈的過程中，喬峰經曆了數不清的身心痛苦。為了給一個叫阿朱姑娘的治傷，喬峰孤闖聚賢莊，受到中原各路武功高手的圍殲。他奮起神威，殺得血肉橫飛，自己也幾乎喪生。後來他與阿朱產生了真摯的愛情，並得知自己確是契丹人的後代，本來姓蕭。蕭峰於是決心與阿朱離開中原，到塞外去過自由的遊牧生活。不料阿朱為了不讓蕭峰在仇殺中遇難，化裝成蕭峰的仇人，竟被蕭峰一掌誤斃！蕭峰傷心欲絕，但阿朱臨終囑他照料妹子阿紫。蕭峰為給阿紫治傷，流落到女真部落，在打虎時結識了女真首領完顏阿骨打，後又義釋契丹貴族耶律基，與之結為兄弟。而耶律基原來竟是大遼國皇帝耶律洪基，在蕭峰又一次助他平定叛亂、化險為夷後，他封蕭峰為南院大王，負責攻打大宋。蕭峰雖忠於祖國大遼，但對養育他的大宋懷有深厚的感情，尤其從自己的悲慘身世和所見所聞出發，不忍眼看兩族人民互相殘殺。耶律洪基見蕭峰抗旨，便將他囚禁。.中原及其他各族群雄救出蕭峰，在雁門關下，蕭峰逼迫被俘獲的耶律洪基折箭立誓，終其一生，不許遼兵侵犯大宋。蕭峰然後以箭穿心，自殺以謝天下，用自己的生命換得了民族之間的和平。
蕭峰這一頂天立地的英雄形象，是全部中國文學史中最偉大的少數民族人物形象。這一形象足以改變一般人對於少數民族的文化偏見，使人超越到民族界限之上，對一切民族的英雄豪傑給予崇高的敬仰。
《書劍恩仇錄》中的香香公主喀絲麗，是木卓倫的小女兒，美貌蓋世，天生異香。回族青年男子視她若天仙，清軍數萬官兵見了她，“無數長矛都掉下地來”，以至大將軍不得不下令退兵數十裏。香香公主是天生的“和平女神”。她與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相親相愛，多少次共同出生入死。木卓倫兵敗後，喀絲麗被俘入宮，獻給乾隆，但她不論威逼誘騙，寧死不從。後來陳家洛為了策動乾隆——他本是漢人後代、陳家洛的親哥哥一驅除韃虜，恢複漢家河山，忍痛勸香香公主順從乾隆，喀絲麗為了陳家洛所說的“天下大事”，含淚答應。但她發現奸險的乾隆是在騙陳家洛，就借口到清真寺做祈禱，用短劍在地下暗劃了“不可相信皇帝”幾個字，然後“將短劍剌進了世上那最純潔最美麗的胸膛”。她用鮮血向心愛的人發出了最後的警示。當她的姐姐和陳家洛等人血戰突圍之後，去移葬她的遺體時，卻發現墳中空空如也，隻有陣陣幽香，眾人都道香香公主必是仙子下凡，現今又回到了天上。香香公主和蕭峰一樣，都是為了千萬百姓的幸福安寧獻出了自己最寶貴的生命。他們是少數民族英雄兒女中最傑出的代表。
五、深刻反省漢族文化的各種弊端
《書劍恩仇錄》中與木卓倫部這一少數民族群體形成對比的是紅花會這一漢人武裝群體。紅花會誌在推翻滿清統治，人才濟濟，組織嚴密，但最終卻一事無成，豹隱回疆，這與他們的文化觀念有著極大的關係。紅花會得知乾隆皇帝本是漢人之後，便天真地幻想依靠這位當今天子，驅除韃虜，重整河山。他們千方百計向乾隆證明其身世，又將乾隆囚禁於杭州六和塔，由總舵主陳家洛利用同胞兄弟之情百般勸說。陳家洛勸說的理論基礎一是華夷之辨，二是忠孝觀念，三是勸業思想。他說：“你是漢人，漢人的錦繡河山淪人胡虜之手，你卻去做了胡虜的頭腦，率領他們來欺壓咱們黃帝子孫。這豈不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嗎？”又說：“你一樣做皇帝，與其認賊作父，為後世唾罵，何不奮發鷹揚，建立萬代不易之基？”說到底，紅花會要改變的隻是一個“名分”，重虛名而輕實務，這是漢族文化發展到後期的一個重大弊端。陳家洛幾次有機會殺死武功高於自己的朝廷鷹犬張召重，但由於“不是大丈夫行徑”的念頭作怪而都放棄了，這實際上是守小義而舍大義。在陳家洛身上，顧慮重重，矯情狹隘的漢人書生特點表現得十分典型。在儒家思想熏浸之下，他們想愛不敢愛，該恨不能恨。表麵上瀟灑大度，內心裏百鼠交戰。陳家洛本與木卓倫的長女、智勇雙全的霍青桐兩心相許，但因曾見霍青桐與一少年神態親密，便不敢打開心扉，反而有意疏遠。後來才知那少年是女扮男裝的李沅芷，愧怍之下，仍故作平靜，使霍青桐傷心成疾。陳家洛與香香公主喀絲麗相愛後，曾痛苦地思考：“我心中真正愛的到底是誰？”想到霍青桐謀略出眾，文武雙全時，他終於發現：“唉，難道我心底深處，是不喜歡她太能幹麽？”心驚之下，他自遣道：“陳家洛，陳家洛，你胸襟竟是這般小麽？”可是最後，他連香香公主也失去了。他不知道，即使乾隆真的接受了紅花會的方略，以皇太後為代表的滿族統治集團也會除掉乾隆，另立一個滿族的皇帝。滿族人之所以做了漢族人的皇帝，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漢族文化存在著諸多重大弊端，君昏臣佞，上欺下瞞，人心險惡，自大虛偽。其實，隻要國富民安，為什麽皇帝一定非是漢人不可呢？陳家洛總體上不失為一位有才幹、有血性的民族英雄，但他的思維方式中深深積澱了許多漢族封建文化觀念的糟粕。
在這個問題上，《鹿鼎記》中有許多情節可與《書劍恩仇錄》參照。康熙皇帝對韋小寶說道：
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個比我更加好的？現下三蕃已平，台灣已取，羅刹國又不敢來犯疆界，從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天地會的反賊定要規複朱明，難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統治下，日子會過得比今日好些嗎？
這段話未必完全正確，但確實值得那些大漢族主義者思考。有趣的是，《鹿鼎記》中也有一個策動政變的情節。漢族最有學問的幾個大知識分子顧炎武、黃宗羲、呂留良、查繼佐等，竟然一本正經地苦勸出身妓院、“不學有術”、專靠溜須拍馬飛黃騰達的韋小寶去當皇帝。査繼佐說：
絕不是開玩笑，我幾人計議了幾個月，都覺大明氣數已盡，天下百姓已不歸心於前朝。實在是前明的曆朝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可是清廷占了我們漢家江山，要天下漢人剃頭結辮，改服夷狄衣冠，這口氣總是咽不下去。韋香主手綰兵符，又得當今皇帝信任，隻要高舉義旗，自立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風景從。
明知漢人自己的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卻還要推戴一個最會搜刮民脂民膏的小流氓。假設韋小寶做了皇帝，百姓苦到什麽程度，真是不可想象。漢族的知識分子為什麽一再推戴一些流氓式的人物做開國君主，實在是漢族文化中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金庸小說對漢族文化弊端的反省是多方麵的，僅從上述就足見其深度。
六、反對戰爭熱愛和平的大同境界
武俠小說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武功打鬥，因此很多作品自覺地表現出欣賞乃至宣揚暴力仇殺的不健康傾向。金庸小說的又一偉大之處，就是在描寫戰爭和暴力打鬥的同時，表現出反戰爭反暴力的“神武不殺”的高超境界。
《天龍八部》所涉及的宋遼攻伐戰爭，已曆100年，邊疆之上，宋人遼人相見即殺。蕭峰親眼目睹宋軍官兵擄掠契丹牛羊百姓，殺嬰兒、侮婦女，美其名曰“打草穀”。他到遼國就任南院大王後，又目睹遼軍對宋國百姓也如此這般“打草穀”。一時之間，蕭峰思潮如湧。
若不是有人揭露我的身世之謎，我直至今日，還道自已是大宋百姓。我和這些人說一樣的話，吃一樣的飯，又有什麽分別？為什麽大家好好的都是人，卻要強分為契丹，大宋？女真，高麗？你到我境內來打草穀，我到你境內去殺人放火？你罵我遼狗？我罵你宋豬？
“大家好好的都是人”，這句普普通通的話道出了人類最基本的公理。民族之間的戰爭仇殺，根源往往在於不同的文明方式、生活方式之間的隔閡。漢人自負是禮儀之邦，文明古國，視其他民族為蠻戎夷狄，非人之屬。女真人、蒙古人自負勇焊無敵，欲憑金戈鐵馬征服天下，完顏阿骨打認為“遼人奸猾”，而“中原蠻子囉裏囉唆，多半不是好人”。而遼國皇帝耶律洪基對漢人的看法是“南人貪財，卑鄙無恥之徒甚多”。這些似是而非的文化偏見加劇了民族之間的矛盾衝突，而且經常為那些非正義的侵略戰爭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
金庸小說對民族之間的戰爭從根本上是持否定和惋惜的態度的。《射雕英雄傳》中的成吉思汗自豪於自己的鐵騎橫掃歐亞，威風不可一世。而在出身平民的郭靖看來，這種用累累白骨堆起來的功業，算不得令人尊敬的英雄行為。金庸用郭靖、黃蓉之死、蕭峰之死、香香公主喀絲麗之死，用這些人類最精華的英雄兒女之死，對民族之間的兵戎相見表示了最大的哀痛。而在《鹿鼎記》中，金庸對清俄簽訂尼布楚條約一事用數萬字的篇幅進行了濃墨重彩的描寫，特別強調“此約之立，使中國東北邊境獲致150餘年之安寧”，突出康熙皇帝以戰求和的總體戰略意圖。在《天龍八部》所涉眾國中，大理國最為弱小，而金庸對大理國情有獨鍾，原因就是大理國尊奉佛法，愛好和平。保定皇帝傳位給段譽時，叮囑他愛民和納諫之外，特別囑他“更不可對鄰國擅動刀兵”。總之，金庸小說從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寧出發，反對戰爭，歌頌和平。《天龍八部》中的天台高僧智光為了啟悟蕭峰，用生命給蕭峰留下了32個字：
萬物一般，眾生平等。聖賢畜生，一視同仁。漢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榮辱，俱在灰塵。
這32個字可說是金庸小說贈給所有讀者的啟悟，各族人民特別是統治者若都能認識到這一步，大同世界也就離我們不遠了。
以上六個方麵之外，金庸小說還努力挖掘了民族矛盾的文化根源，廣泛展現了美麗的多姿多彩的民族風貌，熱情譜寫了民族友誼的團結讚歌等等，限於篇幅，這裏不再展開論述。至此亦足可看出，金庸小說民族意識的進步性、深刻性與超前性，在中華民族文學之林中的確是無人可與比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