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創造曆史的人,往往不大了解自己工作的意義。


    不知不覺間,《啟明星》居然走過將近20年的路了。它的曆時性本身就是一件殊勳,遙想北大百年校史上燦如星鬥的學生刊物,最著名者要算《新潮》吧?然而《新潮》的壽命隻有短短的3年。我們可以套用一句魯迅先生的話,說《啟明星》是北大校史上“最堅韌,最誠實,掙紮得最久的團體”。(《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序)


    80年代初《啟明星》問世的時候,其他的學生刊物也不少。好像雨後的蘑菇,不用特別撒尿也能長得又靚又酷。那時的北大學生號稱“八千精英”,狂得很,辦個把刊物就覺得自己是傅斯年、羅家倫;能寫一兩首“小草打了個綠色的噴嚏”,就覺得離諾貝爾文學獎還有二裏多地。81級文學班得了幾次拔河冠軍,就在畢業紀念冊上公然大書:“文81威震北大中文係!”文82有位怪傑叫婁一鬥,據說天下才氣一共十鬥,曹子建才高八鬥,他占一鬥,其餘的天下人合占一鬥。文83有9名各省市的高考文科狀元,至於榜眼、探花則不計其數,一個個懷才不遇的樣子,叫囂什麽“北大多才子,燕園少佳人”。好多人都覺得自己是大作家,牆報和刊物上長串偉大的筆名,什麽“拙筆、綠影、喬達摩·悉達多……”《啟明星》在這群偉人的眼中,也隻是眾多供他們塗鴉的園地之一。但塗鴉卻正是純藝術的標誌,一部文明史證明了,所有學問都會被戳穿,被翻案。唯有塗鴉永葆青春,在“沒心沒肺”中表現出它的莊嚴。


    《啟明星》的封麵是固定的,次印了很多,堆在北大印刷廠裏,這樣就不用每期重新設計。好像是王力先生題寫的刊名,畫著一顆象征性的大星,很拙樸,通天貫地,虎頭虎腦的。紙張比較差,拿到第8期的時候,也許第6期已經發了黃。每期一出來,編委們就用一塊大橡皮刻個阿拉伯數字,一本一本地蓋上期號,跟商店裏豬肉上蓋的差不多。《啟明星》的編委以各年級中的“詩人”居多,80年代的北大有句笑話:“隨手扔個饅頭,就能打死個詩人。”詩人們普遍認為這是諷刺食堂的饅頭太硬,而食堂的師傅們最蔑視的大概也就是詩人。《啟明星》本來是個“雜誌”,但由於它的“非正統”身份與詩歌在80年代的地位恰好相呼應,所以漸漸成為以詩歌為主的一個先鋒實驗園地。不過多數人拿到刊物後,卻先看詩歌以外的文字。例如蔡恒平寫的“臧力這些年在詩歌裏活得就像一條狗”,被傳誦一時。刊物的實驗性強了,並沒有影響它的傳播和流通,因為在北大這種地方,先鋒是最時髦的。學生和學者追逐最新的思潮,炫耀最新的術語,就跟婦女對待化妝品的態度差不多。在這裏,媚俗是以“媚雅”的方式表現出來的。真正能夠抗拒潮流,不怕別人說自己落伍,說自己俗的人,在北大是很少的。有人說北大墮落了,90年代是80年代的倒退與背叛。其實80年代,生命力強桿的砥柱中流型的人物就不大多。有多少80年代大談弗洛伊德、馬爾克斯、普魯斯特的人,90年代搖身一變,就滿口巴爾特、德裏達、賽義德。優秀人物總是以大量的“媚雅”者為分母產生出來的,《啟明星》的情況也從一個小的方麵可以證明這一點。因為每一屆學生中都不乏真真假假的詩人,既有真雅又有大俗。所以火未盡而薪已傳,低年級的編委混到高年級就是主編,誰也不懷疑《啟明星》會一代一代傳下去直到實現四化。80年代的學生不大想,啟明星的任務就是宣布天亮,而天亮以後,人們要吃飯,要賺錢,沒人再有閑工夫去望天。北大的孩子們自我感覺偏好,即使說自己是“邊緣”的時候,那“邊緣”一詞也一定正是時髦的中心。或許就是這種渾然無慮,使《啟明星》傻吃呆睡地過了十幾年。


    學生刊物,大多免不了有些風風雨雨,但《啟明星》似乎沒出過什麽大事。《啟明星》沒有違反過四項基本原則,不造謠,不挑撥,隻是一群從嫩蚪走向青娃的“蛤蟆骨朵”在自家的青草池塘裏摸瞎似的撲騰。它離老百姓太遠,也寫不出“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做聲”的豪邁詩句。在中文係黨委(前身是黨總支)和團學聯的領導關懷下,它一直是北大具有一流地位和影響的學生刊物,在其他高校也小有名氣。它不懂得利用這名氣去賺點錢,騙點人,泡點妞,也沒有故意去討好什麽勢力,迎合什麽舉措。翻翻那些發黃的紙頁,也許會笑它淺薄,孟浪,自作多情,小布爾喬亞,但它的每一行文字,包括這些小毛病,都是真誠的。


    《啟明星》的隊伍中,不消說是出了許多人才的。它最初的主辦者,已經是中文係的主要領導。人們在光天化日之下,奔忙著大大小小的“事業”,偶一搔首擰眉,或許會發現,啟明星並沒有在白天消逝。不管什麽時候太陽落山,它慢慢悠悠地就是不死。麥芒有一句詩:“我還有那不朽的兒子!”用於《啟明星》,也還算合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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