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麵已經多次談到我的女房東歐樸爾太太。
我在這裏還要再集中來談。
我不能不談她。
我們共同生活了整整十年，共過安樂，也共過患難。在這漫長的時間內，她為我操了不知多少心，她確實像自己的母親一樣。回憶起她來，就像回憶一個甜美的夢。
她是一個平平常常的德國婦女。我初到的時候，她大概已有五十歲了，比我大二十五六歲。她沒有多少惹人注意的特點，相貌平平常常，衣著平平常常，談吐平平常常，愛好平平常常，總之是一個非常平常的人。
然而，同她相處的時間越久，便越覺得她在平常中有不平常的地方：她老實，她誠懇，她善良，她和藹，她不會吹噓，她不會撒謊。她也有一些小小的偏見與固執，但這些也都是平平常常的，沒有什麽越軌的地方；這隻能增加她的人情味，而決不能相反。同她相處，不必費心機，設堤防，一切都自自然然，使人如處和暖的春風中。
她的生活是十分單調的、平凡的。她的天地實際上就隻有她的家庭。中國有一句話說：婦女圍著鍋台轉。德國沒有什麽鍋台，隻有煤氣灶或電氣灶。我的女房東也就是圍著這樣的灶轉。每天一起床，先做早點，給她丈夫一份，給我一份。然後就是無盡無休地擦地板，擦樓道，擦大門外麵馬路旁邊的人行道。地板和樓道天天打蠟，打磨得油光鋥亮。樓門外的人行道，不光是掃，而且是用肥皂水洗。人坐在地上，決不會沾上半點塵土。德國人愛清潔，聞名全球。德文裏麵有一個詞兒putzteufel，指打掃房間的潔癖，或有這樣潔癖的女人。teufel的意思是“魔鬼”，putz的意思是“打掃”。別的語言中好像沒有完全相當的字。我看，我的女房東，同許多德國婦女一樣，就是一個不折不扣“清掃魔鬼”。
我在生活方麵所有的需要，她一手包下來了。德國人生活習慣同中國人不同。早晨起床後，吃早點，然後去上班；十一點左右，吃自己帶去的一片黃油夾香腸或奶酪的麵包；下午一點左右吃午飯。這是一天的主餐，吃的都是熱湯熱菜，主食是土豆。下午四點左右，喝一次茶，吃點餅幹之類的東西。晚上七時左右吃晚飯，泡一壺茶或者咖啡，吃涼麵包、香腸、火腿、幹奶酪等等。我是一個年輕的窮學生，一無時間，二無錢來擺這個譜兒。我還是中國老習慣，一日三餐。早點在家裏吃，一壺茶，兩片麵包。午飯在外麵館子裏或學生食堂裏吃，都是熱東西。晚上回家，女房東把她們中午吃的熱餐給我留下一份。因此，我的晚餐也都是熱湯熱菜，同德國人不一樣，這基本上是中國辦法。這都是女房東在了解了中國人的吃飯習慣之後精心安排的。我每天在研究所裏工作了一整天之後，回到家來，能夠吃上一頓熱乎乎的晚飯，心裏當然是美滋滋的。對女房東這番情意，我是由衷地感激的。
晚飯以後，我就在家裏工作。到了晚上十點左右，女房東進屋來，把我的被子鋪好，把被罩拿下來，放到沙發上。這工作其實是非常簡單的，我自己盡可以做。但是，女房東卻非做不可，當年她兒子住這一間屋子時，她就是天天這樣做的。鋪好床以後，她就站在那裏，同我閑聊。她把一天的經曆，原原本本，詳詳細細，都向我“匯報”。她見了什麽人，買了什麽東西，碰到了什麽事情，到過什麽地方，一一細說，有時還繪聲繪形，說得眉飛色舞。我無話可答，隻能洗耳恭聽。她的一些婆婆媽媽的事情，我並不感興趣。但是，我初到德國時，聽說德語的能力都不強。每天晚上上半小時的“聽力課”，對我大有幫助。我的女房東實際上成了我的不收費的義務教員。這一點我從來沒有對她說，她也永遠不會懂的。“匯報”完了以後，照例說一句：“夜安!祝你愉快地安眠!”我也說同樣的話，然後她退出，回到自己的房間裏。我把皮鞋放在門外，明天早晨，她把鞋擦亮。我這一天的活動就算結束了，上床睡覺。
其餘許多雜活，比如說洗衣服、洗床單、準備洗澡水，等等，無不由女房東去幹。德國被子是鴨絨的，鴨絨沒有被固定起來，在被套裏麵享有絕對的自由活動的權利。我初到德國時，很不習慣，睡下以後，在夢中翻兩次身，鴨絨就都活動到被套的一邊去，這裏絨毛堆積如山，而另一邊則隻剩下兩層薄布，當然就不能禦寒，我往往被凍醒。我向女房東一講，她笑得眼睛裏直流淚。她於是細心教我使用鴨絨被的方法。我就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在她的照顧下愉快地生活。
她的家庭看來是非常和睦的，丈夫忠厚老實，一個獨生子不在家，老夫婦倆對兒子愛如掌上明珠。我記得，有一段時間，老頭月月購買哥廷根的麵包和香腸，打起包裹，送到郵局，寄給在達姆施塔特（darmstadt）高工念書的兒子。老頭腿有點毛病，走路一瘸一拐，很不靈便；雖然拿著手杖，仍然非常吃力。可他不辭辛勞，月月如此。後來老夫婦倆出去度假，順便去看兒子。到兒子的住處大學生宿舍裏去，一瞥間，他們看到老頭千辛萬苦寄來的麵包和香腸，卻發了黴，幹癟癟地躺在桌子下麵。老頭怎樣想，不得而知。老太太回家後，在晚上向我“匯報”時，絮絮叨叨地講到這件事，說她大為吃驚。但是，奇怪的是，老頭還是照樣拖著兩條沉重的腿，把麵包和香腸寄走。我不禁想到，“可憐天下父母心”，古今中外之所同。然而兒女對待父母的態度，東西方卻不大相同了。章太太的男房東可以為證。我並不提倡愚忠愚孝。但是，即使把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化為一般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像房東兒子的做法不也是有點過分了嗎?
女房東心裏也是有不平的。
兒子結了婚，住在外城，生了一個小孫女。有一次，全家回家來探望父母。兒媳長得非常漂亮，衣著也十分摩登。但是，女房東對她好像並不熱情，對小孫女也並不寵愛。兒媳是年輕人，對好多事情有點馬大哈，從中也可以看出德國兩代人之間的“代溝”。有一天，兒媳使用手紙過多，把馬桶給堵塞了。老太太非常不滿意，拉著我到衛生間指給我看。臉上露出了許多怪物相，有忿怒，有輕蔑，有不滿，有憎怨。此事她當然不能對兒子講，連丈夫大概也沒有敢講，茫茫宇宙間她隻有對我一個人訴說不平了。
女房東也是有偏見的。
關於戴帽子的偏見，我在上麵已經談過了，這裏不再重複。她的偏見不隻限於這一點，而且最突出的也不是這一件事。最突出的是宗教偏見。她自己信奉的是耶穌教，對天主教懷有莫名其妙的刻骨的仇恨。世界各地區各民族都毫無例外地有宗教偏見。這種偏見比任何其他偏見都更偏見。歐洲耶穌基督教新舊兩派之間的偏見，也是異常突出的。我的女房東沒有很高的文化，她的偏見也因而更固執。但她偏偏碰到一個天主教的好人。女房東每個月要雇人洗一次衣服、床單等等，承擔這項工作的是一個天主教的老處女，年紀比女房東還要大，總有六十多歲了。她沒有財產，沒有職業，就靠幫人洗衣服為生。人非常老實，一天說不了幾句話。卻是一個十分虔誠的信徒，每月的收入，除了維持極其簡樸的生活以外，全都交給教堂。她大概希望百年之後能夠在虛無縹緲的天堂裏占一個角落吧。女房東經常對我說：“特雷莎（therese）忠誠得像黃金一樣。”特雷莎是她的名字。但是，忠誠歸忠誠，一提到宗教，女房東就忿忿不平，晚上向我“匯報”時，對她也時有微詞，具體的例子卻從來沒有聽說過。
我的女房東就是這樣一個有不平，有偏見，有自己的與宇宙大局、世界大局和國家大局無關的小憂愁小煩惱，有這樣那樣的特點的平平常常的人；但卻是一個心地善良、厚道、不會玩弄任何花招的平常人。
她的一生也是頗為坎坷的，走的並非都是陽關大道。據她自己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人家裏普遍都有金子，她家裏也一樣。大戰一結束，德國發了瘋似的通貨膨脹，把她的一點點黃金都膨脹光了，成了無金階級。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她隻是靠工資過日子。她對政治不感興趣，她從來不讚揚希特勒，當然更不懂去反對他。由於種族偏見，猶太人她是反對的，但也說不上是“積極分子”，隻是隨大流而已。她在鄉下沒有關係戶，食品同我一樣短缺。在大戰中間，她丈夫餓得從一個大胖子變成一個瘦子，終於離開了人世。老兩口一生和睦相處，我從來沒有聽到他們倆拌過嘴，吵過架。老頭一死，隻剩下她孤零一人。兒子極少回來，屋子裏空蕩蕩的。她心裏是什麽滋味，我不知道。從表麵上來看，她隻能同我這一個異邦的青年相依為命了。
戰爭到了接近尾聲的時候，日子越來越難過。不但食品短缺，連燃料也無法弄到。哥廷根市政府俯順民情，決定讓居民到山上去砍伐樹木。在這裏也可以看到德國人辦事之細致、之有條不紊、之遵守法紀。政府工作人員在茫茫的林海中劃出了一個可以砍伐的地區，把區內的樹逐一檢查，可以砍伐者畫上紅圈。砍伐沒有紅圈的樹，要受到處罰。女房東家裏沒有勞動力，我當然當仁不讓，陪她上山，砍了一天樹，運下山來，運到一個木匠家裏，用機器截成短段，然後運回家來，貯存在地下室裏，供取暖之用。由於那一個木匠態度非常壞，我看不下去，同他吵了一架。他過後到我家來，表示歉意。我覺得，這不過是小事一端，一笑置之而已。
我的女房東是一個平常人，當然不能免俗。當年德國社會中非常重視學銜，說話必須稱呼對方的頭銜。對方是教授，必須呼之為“教授先生”；對方是博士，必須呼之為“博士先生”。不這樣，就顯得有點不禮貌。女房東當然不會是例外。我通過了博士口試以後，當天晚上“匯報”時，她突然笑著問我：“我從今以後是不是要叫你.博士先生.?”我真是大吃一驚，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我連忙說：“完全沒有必要!”她也不再堅持，仍然照舊叫我“季先生!”我稱她為“歐樸爾太太!”相安無事。
一想到我的母親般的女房東，我就回憶聯翩。在漫長的十年中，我們晨夕相處，從來沒有任何矛盾。值得回憶的事情實在太多太多了；即使回憶困難時期的情景，這回憶也仍然是甜蜜的。這些回憶一時是寫不完的。因此我也就不再寫下去了。
離開德國以後，在瑞士停留期間，我曾給女房東寫過幾次信。回國以後，在北平，我費了千辛萬苦，弄到了一罐美國咖啡，大喜若狂。我知道，她同許多德國人一樣，嗜咖啡若命。我連忙跑到郵局，把郵包寄走，期望它能越過千山萬水，送到老太太手中，讓她在孤苦伶仃的生活中獲得一點喜悅。我不記得收到了她的回信。到了五十年代，“海外關係”成了十分危險的東西。我再也不敢寫信給她，從此便雲天渺茫，互不相聞。正如杜甫所說的“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了。
1983年，在離開哥廷根將近四十年之後，我又回到了我的第二故鄉。我特意擠出時間，到我的故居去看了看。房子整潔如故，四十年漫長歲月的痕跡一點也看不出來。我走上三樓，我的住房門外的銅牌上已經換了名字。我也無從打聽女房東的下落，她恐怕早已離開了人世，同她丈夫一起，靜臥在公墓的一個角落裏。我回首前塵，百感交集。人生本來就是這樣，我有什麽辦法呢?我隻有虔心禱祝她那在天之靈——如果有的話——永遠安息。
我在這裏還要再集中來談。
我不能不談她。
我們共同生活了整整十年，共過安樂，也共過患難。在這漫長的時間內，她為我操了不知多少心，她確實像自己的母親一樣。回憶起她來，就像回憶一個甜美的夢。
她是一個平平常常的德國婦女。我初到的時候，她大概已有五十歲了，比我大二十五六歲。她沒有多少惹人注意的特點，相貌平平常常，衣著平平常常，談吐平平常常，愛好平平常常，總之是一個非常平常的人。
然而，同她相處的時間越久，便越覺得她在平常中有不平常的地方：她老實，她誠懇，她善良，她和藹，她不會吹噓，她不會撒謊。她也有一些小小的偏見與固執，但這些也都是平平常常的，沒有什麽越軌的地方；這隻能增加她的人情味，而決不能相反。同她相處，不必費心機，設堤防，一切都自自然然，使人如處和暖的春風中。
她的生活是十分單調的、平凡的。她的天地實際上就隻有她的家庭。中國有一句話說：婦女圍著鍋台轉。德國沒有什麽鍋台，隻有煤氣灶或電氣灶。我的女房東也就是圍著這樣的灶轉。每天一起床，先做早點，給她丈夫一份，給我一份。然後就是無盡無休地擦地板，擦樓道，擦大門外麵馬路旁邊的人行道。地板和樓道天天打蠟，打磨得油光鋥亮。樓門外的人行道，不光是掃，而且是用肥皂水洗。人坐在地上，決不會沾上半點塵土。德國人愛清潔，聞名全球。德文裏麵有一個詞兒putzteufel，指打掃房間的潔癖，或有這樣潔癖的女人。teufel的意思是“魔鬼”，putz的意思是“打掃”。別的語言中好像沒有完全相當的字。我看，我的女房東，同許多德國婦女一樣，就是一個不折不扣“清掃魔鬼”。
我在生活方麵所有的需要，她一手包下來了。德國人生活習慣同中國人不同。早晨起床後，吃早點，然後去上班；十一點左右，吃自己帶去的一片黃油夾香腸或奶酪的麵包；下午一點左右吃午飯。這是一天的主餐，吃的都是熱湯熱菜，主食是土豆。下午四點左右，喝一次茶，吃點餅幹之類的東西。晚上七時左右吃晚飯，泡一壺茶或者咖啡，吃涼麵包、香腸、火腿、幹奶酪等等。我是一個年輕的窮學生，一無時間，二無錢來擺這個譜兒。我還是中國老習慣，一日三餐。早點在家裏吃，一壺茶，兩片麵包。午飯在外麵館子裏或學生食堂裏吃，都是熱東西。晚上回家，女房東把她們中午吃的熱餐給我留下一份。因此，我的晚餐也都是熱湯熱菜，同德國人不一樣，這基本上是中國辦法。這都是女房東在了解了中國人的吃飯習慣之後精心安排的。我每天在研究所裏工作了一整天之後，回到家來，能夠吃上一頓熱乎乎的晚飯，心裏當然是美滋滋的。對女房東這番情意，我是由衷地感激的。
晚飯以後，我就在家裏工作。到了晚上十點左右，女房東進屋來，把我的被子鋪好，把被罩拿下來，放到沙發上。這工作其實是非常簡單的，我自己盡可以做。但是，女房東卻非做不可，當年她兒子住這一間屋子時，她就是天天這樣做的。鋪好床以後，她就站在那裏，同我閑聊。她把一天的經曆，原原本本，詳詳細細，都向我“匯報”。她見了什麽人，買了什麽東西，碰到了什麽事情，到過什麽地方，一一細說，有時還繪聲繪形，說得眉飛色舞。我無話可答，隻能洗耳恭聽。她的一些婆婆媽媽的事情，我並不感興趣。但是，我初到德國時，聽說德語的能力都不強。每天晚上上半小時的“聽力課”，對我大有幫助。我的女房東實際上成了我的不收費的義務教員。這一點我從來沒有對她說，她也永遠不會懂的。“匯報”完了以後，照例說一句：“夜安!祝你愉快地安眠!”我也說同樣的話，然後她退出，回到自己的房間裏。我把皮鞋放在門外，明天早晨，她把鞋擦亮。我這一天的活動就算結束了，上床睡覺。
其餘許多雜活，比如說洗衣服、洗床單、準備洗澡水，等等，無不由女房東去幹。德國被子是鴨絨的，鴨絨沒有被固定起來，在被套裏麵享有絕對的自由活動的權利。我初到德國時，很不習慣，睡下以後，在夢中翻兩次身，鴨絨就都活動到被套的一邊去，這裏絨毛堆積如山，而另一邊則隻剩下兩層薄布，當然就不能禦寒，我往往被凍醒。我向女房東一講，她笑得眼睛裏直流淚。她於是細心教我使用鴨絨被的方法。我就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在她的照顧下愉快地生活。
她的家庭看來是非常和睦的，丈夫忠厚老實，一個獨生子不在家，老夫婦倆對兒子愛如掌上明珠。我記得，有一段時間，老頭月月購買哥廷根的麵包和香腸，打起包裹，送到郵局，寄給在達姆施塔特（darmstadt）高工念書的兒子。老頭腿有點毛病，走路一瘸一拐，很不靈便；雖然拿著手杖，仍然非常吃力。可他不辭辛勞，月月如此。後來老夫婦倆出去度假，順便去看兒子。到兒子的住處大學生宿舍裏去，一瞥間，他們看到老頭千辛萬苦寄來的麵包和香腸，卻發了黴，幹癟癟地躺在桌子下麵。老頭怎樣想，不得而知。老太太回家後，在晚上向我“匯報”時，絮絮叨叨地講到這件事，說她大為吃驚。但是，奇怪的是，老頭還是照樣拖著兩條沉重的腿，把麵包和香腸寄走。我不禁想到，“可憐天下父母心”，古今中外之所同。然而兒女對待父母的態度，東西方卻不大相同了。章太太的男房東可以為證。我並不提倡愚忠愚孝。但是，即使把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化為一般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像房東兒子的做法不也是有點過分了嗎?
女房東心裏也是有不平的。
兒子結了婚，住在外城，生了一個小孫女。有一次，全家回家來探望父母。兒媳長得非常漂亮，衣著也十分摩登。但是，女房東對她好像並不熱情，對小孫女也並不寵愛。兒媳是年輕人，對好多事情有點馬大哈，從中也可以看出德國兩代人之間的“代溝”。有一天，兒媳使用手紙過多，把馬桶給堵塞了。老太太非常不滿意，拉著我到衛生間指給我看。臉上露出了許多怪物相，有忿怒，有輕蔑，有不滿，有憎怨。此事她當然不能對兒子講，連丈夫大概也沒有敢講，茫茫宇宙間她隻有對我一個人訴說不平了。
女房東也是有偏見的。
關於戴帽子的偏見，我在上麵已經談過了，這裏不再重複。她的偏見不隻限於這一點，而且最突出的也不是這一件事。最突出的是宗教偏見。她自己信奉的是耶穌教，對天主教懷有莫名其妙的刻骨的仇恨。世界各地區各民族都毫無例外地有宗教偏見。這種偏見比任何其他偏見都更偏見。歐洲耶穌基督教新舊兩派之間的偏見，也是異常突出的。我的女房東沒有很高的文化，她的偏見也因而更固執。但她偏偏碰到一個天主教的好人。女房東每個月要雇人洗一次衣服、床單等等，承擔這項工作的是一個天主教的老處女，年紀比女房東還要大，總有六十多歲了。她沒有財產，沒有職業，就靠幫人洗衣服為生。人非常老實，一天說不了幾句話。卻是一個十分虔誠的信徒，每月的收入，除了維持極其簡樸的生活以外，全都交給教堂。她大概希望百年之後能夠在虛無縹緲的天堂裏占一個角落吧。女房東經常對我說：“特雷莎（therese）忠誠得像黃金一樣。”特雷莎是她的名字。但是，忠誠歸忠誠，一提到宗教，女房東就忿忿不平，晚上向我“匯報”時，對她也時有微詞，具體的例子卻從來沒有聽說過。
我的女房東就是這樣一個有不平，有偏見，有自己的與宇宙大局、世界大局和國家大局無關的小憂愁小煩惱，有這樣那樣的特點的平平常常的人；但卻是一個心地善良、厚道、不會玩弄任何花招的平常人。
她的一生也是頗為坎坷的，走的並非都是陽關大道。據她自己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人家裏普遍都有金子，她家裏也一樣。大戰一結束，德國發了瘋似的通貨膨脹，把她的一點點黃金都膨脹光了，成了無金階級。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她隻是靠工資過日子。她對政治不感興趣，她從來不讚揚希特勒，當然更不懂去反對他。由於種族偏見，猶太人她是反對的，但也說不上是“積極分子”，隻是隨大流而已。她在鄉下沒有關係戶，食品同我一樣短缺。在大戰中間，她丈夫餓得從一個大胖子變成一個瘦子，終於離開了人世。老兩口一生和睦相處，我從來沒有聽到他們倆拌過嘴，吵過架。老頭一死，隻剩下她孤零一人。兒子極少回來，屋子裏空蕩蕩的。她心裏是什麽滋味，我不知道。從表麵上來看，她隻能同我這一個異邦的青年相依為命了。
戰爭到了接近尾聲的時候，日子越來越難過。不但食品短缺，連燃料也無法弄到。哥廷根市政府俯順民情，決定讓居民到山上去砍伐樹木。在這裏也可以看到德國人辦事之細致、之有條不紊、之遵守法紀。政府工作人員在茫茫的林海中劃出了一個可以砍伐的地區，把區內的樹逐一檢查，可以砍伐者畫上紅圈。砍伐沒有紅圈的樹，要受到處罰。女房東家裏沒有勞動力，我當然當仁不讓，陪她上山，砍了一天樹，運下山來，運到一個木匠家裏，用機器截成短段，然後運回家來，貯存在地下室裏，供取暖之用。由於那一個木匠態度非常壞，我看不下去，同他吵了一架。他過後到我家來，表示歉意。我覺得，這不過是小事一端，一笑置之而已。
我的女房東是一個平常人，當然不能免俗。當年德國社會中非常重視學銜，說話必須稱呼對方的頭銜。對方是教授，必須呼之為“教授先生”；對方是博士，必須呼之為“博士先生”。不這樣，就顯得有點不禮貌。女房東當然不會是例外。我通過了博士口試以後，當天晚上“匯報”時，她突然笑著問我：“我從今以後是不是要叫你.博士先生.?”我真是大吃一驚，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我連忙說：“完全沒有必要!”她也不再堅持，仍然照舊叫我“季先生!”我稱她為“歐樸爾太太!”相安無事。
一想到我的母親般的女房東，我就回憶聯翩。在漫長的十年中，我們晨夕相處，從來沒有任何矛盾。值得回憶的事情實在太多太多了；即使回憶困難時期的情景，這回憶也仍然是甜蜜的。這些回憶一時是寫不完的。因此我也就不再寫下去了。
離開德國以後，在瑞士停留期間，我曾給女房東寫過幾次信。回國以後，在北平，我費了千辛萬苦，弄到了一罐美國咖啡，大喜若狂。我知道，她同許多德國人一樣，嗜咖啡若命。我連忙跑到郵局，把郵包寄走，期望它能越過千山萬水，送到老太太手中，讓她在孤苦伶仃的生活中獲得一點喜悅。我不記得收到了她的回信。到了五十年代，“海外關係”成了十分危險的東西。我再也不敢寫信給她，從此便雲天渺茫，互不相聞。正如杜甫所說的“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了。
1983年，在離開哥廷根將近四十年之後，我又回到了我的第二故鄉。我特意擠出時間，到我的故居去看了看。房子整潔如故，四十年漫長歲月的痕跡一點也看不出來。我走上三樓，我的住房門外的銅牌上已經換了名字。我也無從打聽女房東的下落，她恐怕早已離開了人世，同她丈夫一起，靜臥在公墓的一個角落裏。我回首前塵，百感交集。人生本來就是這樣，我有什麽辦法呢?我隻有虔心禱祝她那在天之靈——如果有的話——永遠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