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瑞士，我真可以說是久仰久仰了。我從很小的時候起，就看到了許多瑞士風景的照片或者圖畫。我大為吃驚，那裏的山色湖光，顏色奇麗，青紫相間，斑斕如畫，宛如閬苑仙境。我總懷疑，這些都是出自藝術家的創造，出自他們的幻想，世間根本不可能有這樣匪夷所思奇麗如幻的自然風光。
今天我真地親身來到了瑞士。初入境時，我隻能坐在火車上，憑窗觀賞。我又一次大為吃驚，吃驚的是，我親眼看到的瑞士自然風光，其美妙、其神奇、其變幻莫測、其引人遐思，遠遠超過了我以前看到的照片或者圖畫。遠山如黛，山巔積雪如銀，倒影湖中，又氤氳成一團紫氣，再襯托上湖畔的濃碧，形成了一種神奇的仙境。我學了半輩子語言，說了半輩子話，讀了半輩子中西名著，然而，到了今天，我學的語言，我說的話，我讀的名著，哪一個也幫不了我。我要用嘴描繪眼前的美景，我說不出；我要用筆寫出眼前的美景，我寫不出。最後，萬不得已，我隻能乞靈於《世說新語》中的人物，徒喚“奈何”了。我現在完全領悟到，這決非出自藝術家的創造，出自他們的幻想。不但如此，我隻能說，他們的創造遠遠不夠，他們的幻想也遠遠不足。中國古詩說：“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瑞士山水的意態又豈是人世間凡人藝術家所能表現出的呢!我現在完全不怪那些藝術家了。
離開哥廷根時，我挨餓挨怕了，“一旦被蛇咬，三年怕井繩”，我的心情正是這樣。我把我保存的幾塊黑麵包，鄭重地帶在身上，以備路上不時之需。然而在路上雖然呆了兩天，麵包竟沒有用上。上了瑞士的火車，我覺得黑麵包的曆史使命已經完成，瑞士變成了它的“無用武之地”了，它沒法用武了。我想遵照我們的“國法”（中國的辦法也），從車窗裏丟出去，讓瑞士的螞蟻——不知道它們肯不肯吃這種東西?——去會餐吧。於是我一方麵憑窗欣賞窗外的青山綠水，一方麵又低頭看鐵路兩旁的地上，想找一個有點垃圾不太潔淨的地方，為我的麵包尋一個歸宿之地。但是，我找呀，看呀，看呀，找呀，從邊境直到瑞士首都伯爾尼，竟沒有找到哪怕是一片有點垃圾有點紙片的地方。我非常“失望”，也非常吃驚，手裏攥著那塊德國黑麵包，下了火車。
在車站上，有我的老朋友張天麟、牛西園和他們的小兒子張文，以及使館裏的什麽人，來迎接我們。我們到了張家，休息了一會，就到中國駐瑞士公使館去報到。見到了政務參讚王家鴻博士，他是留德老前輩，所以談話就比較融洽、投機。他把10月份的救濟費發給我們，談了談國內的情況。他大概同哥廷根那位姓張的一樣，身上有點藍氣。這與我們無關，我們不去管它。國民黨政府指令瑞士使館，竭盡全力，救濟淪落在歐洲的中國留學生，其用意當然如司馬昭之心，人皆知之。這個我們也不去管它，我們是感激的。使館為了省錢，把我們介紹到離伯爾尼不遠的弗裏堡的一所天主教設立的公寓裏去住。對此我們也都沒有異議，反正能有地方住，我們就很滿足了。
當天晚上，我們就乘車來到弗裏堡。
我們住的公寓叫聖·朱斯坦公寓，已經有幾個中國學生住在這裏，都是老住戶。其中一位是天主教神甫，另外三位有的信天主教，有的也不信。他們幾位都到車站去迎接我們。從此我就在這裏做了幾個月的寓公。
弗裏堡是一座非常小的城市。人口隻有幾萬人，卻有一所頗為知名的天主教大學，還有一個藏書頗富的圖書館，也可以算是文化城了。瑞士是一個山國，弗裏堡更是山國中的一個山城。城裏麵地勢還算是比較平坦，但是一出城，有的地方就有懸崖峭壁，有的高達幾十米或者更高。在相距幾十米上百米的兩個懸崖之間，往往修上一條鐵索橋，汽車和行人都能從上麵通過。行人走動時，橋都搖搖晃晃；汽車走過，則全橋震動，大有地動山搖之勢。從橋上往下看，好像是從飛機上往下看一樣，令人頭昏目眩。
這地方的居民絕大多數是講法語的。但是我在農村裏看到一些古老的建築，雕刻在柱子或窗子上的卻是德文。我猜想，這地方原是德語區，後來不知由於什麽原因，說德語的人遷走了，說法語的人遷了進來。瑞士本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官方語言就有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三種。因此瑞士人多半都能掌握幾種語言。又因為瑞士是世界花園，是旅遊盛地，英文在這裏也流行。在首都伯爾尼大街上賣鮮花的老太婆也都能講幾種語言。這都不算是什麽新鮮事兒。
在我住的公寓裏，也能看出這種多語言、多民族的現象。公寓的老板是講法語的沙利愛神甫。而管理公寓的則是一位講德語的奧地利神甫。此人個子極高，很懂得幽默。一見麵他就說：“年幼長身體的時候，偶一不小心，忘記了停止長，所以就長得這麽高!”在天主教裏麵，男神甫有很大的自由，除了不許結婚以外，其他人世間的飲食娛樂，他都能享受，特別是酒，歐洲許多天主教寺院都能釀造極好的酒。相對之下，對於修女則頗多限製，行動有不少的不自由。
既然是天主教開辦的公寓，裏麵有一些生活習慣頗帶宗教色彩。最突出的是每頓飯前必禱告。我非教徒，但必須吃飯。所以每次就餐前，吃飯的人都站在餐桌前，口中念念有詞。我不知道，他們念的是什麽。但也隻能奉陪肅立。好在時間極短，等教徒們感謝完了上帝，我這個非教徒也可以叨光狼吞虎咽了。
公寓老板沙利愛神甫大概很有點活動能力。我到後不久，他就被梵蒂岡教廷任命為瑞士三省大主教。為了求實存真起見，我現在把當時寫的日記摘抄幾段：
1945年11月21日
吃過早點就出去。因為今天是新主教charriere（沙利愛）就職的日子，在主教府前麵站了半天，看到穿紅的主教們一個個上汽車走了。到百貨店去買了一隻小皮箱就回來。同馮、黃談了談。十一點一同出去到城裏去看遊行。一直到十二點才聽到遠處音樂響，不久就看到兵士和警察，後麵跟著學生，一隊隊過了不知有多久。再後麵是神父、政府大員、各省主教。最後是教皇代表、沙主教，穿了奇奇怪怪的衣服，像北平的喇嘛穿了彩色的衣服在跳舞捉鬼。快到一點，典禮才完成。
一個多月以後，在1945年12月25日，我又參觀了沙大主教第一次主持大彌撒。我從那一天的日記中摘抄一段：
今天沙主教第一次主持大彌撒，我們到了st.nics大教堂，裏麵的人已經不少了，停了不久，儀式也就開始了。一群神父把沙主教接進去，奏樂，唱歌，磕頭，種種花樣。後來沙主教下了祭壇，到一個大籠子似的小屋子裏向信眾講道。講完，又上祭壇。大彌撒才真正開始，仍然是鞠躬，唱歌，磕頭，種種花樣，一直到十一點半才完。
以上是我這樣一個教外人士對瑞士天主教的一點具體的印象和回憶。在這以前或以後，我都同天主教沒有任何接觸。同住在聖·朱斯坦公寓的一位田神甫，同我長談過幾次關於宗教信仰和上帝的問題，看樣子是想“發展”我入教。可惜我是一個沒有任何宗教細胞，也可以說沒有任何宗教需要的俗人，辜負了他的一片美意。解放後，我在北京見到他，他已經脫下僧裝換俗裝，成家立業了。我們沒有再長談，沒有問他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也不便問他。我隻慨歎人生變化之劇烈了。
在弗裏堡我還有很多值得回憶的事，其中最突出的是認識了幾個德國和奧國學者，當然都是說德語的。首先要提到的是弗裏茨·克恩（fritz kern）教授。他原來是德國一所大學——記得是波恩大學——的曆史教授，思想進步，反對納粹，在祖國呆不下去了，被迫逃來瑞士。但是在這裏無法找到一個大學教席，瑞士又是米珠薪桂的地方，他的夫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到弗裏堡附近一個鄉村神父家裏去當保姆。這位神父脾氣極怪，又極壞，村人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tempête（暴風雨），具體形象地說明了他的特點，脾氣一發，簡直如暴風驟雨。在這樣一個主人家裏當保姆，會是什麽滋味，一想就會明白。然而為了糊口養家，在德國一般都不工作的教授夫人，到了瑞士，在人屋簷下，焉得不低頭，也隻有忍辱吞聲了。教授年紀已經過了五十，但是精力充沛，為人豪爽，充分表現出日耳曼人的特點。我們萍水相逢，可以說是一見如故。有一段時間，我們倆幾乎天天見麵，共同翻譯《論語》和《中庸》。他有一個極其龐大的寫作計劃，要寫一部長達幾十卷的《世界曆史》，把中西各國的曆史、文化等等從比較曆史學和比較文化學的觀點上徹底地探討一番。研究中國的經典也是為這個龐大計劃服務的。他的學風常常讓我想到德國曆史上那一些universalgenie（多學科巨匠）。我有時候跟他開玩笑，說他幻想過多，他一笑置之。他有時候說我太krifisch（批判嚴格），我當然也不以為忤。由此可見我們之間關係之融洽。他夫婦倆都非常關心我的生活。我在德國十年，沒有錢買一件好大衣。到瑞士時正值冬天，我身上穿的仍然是十一年前在中國買的大衣，既單薄，又破爛。他們譏笑稱之為m?ntelchen（小大衣）。教授夫人看到我的衣服破了，給我縫補過幾次，還給我織過一件毛衣。這一切在我這個背鄉離井漂泊異域十年多的遊子心中產生什麽情感，大家一想就可以知道，用不著我再講了。在1945年11月20日的日記裏，有下麵一段話：
prof.kern（克恩教授）勸我無論如何要留下。我同他認識才不久，但我們之間卻發生了幾乎超過師生以上的感情，對他不免留戀。他也舍不得我走。我隻是多情善感，當然有痛苦。不知為什麽上天把我造成這樣一個人?
可見我同他們感情之深。他們夫婦成了我畢生難忘的人。我回國後還通過幾次信，後來就“世事兩茫茫”了。至今我每次想到他們，心裏就激動、懷念，又是快樂，又是痛苦，簡直是酸甜苦辣，說不清是什麽滋味了。
其次我想到的是幾位奧國學者w.施密特（schmidt）、科伯斯（koppers）等，都是天主教神父。他們都是人類學家，是所謂維也納學派的領導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奧國很早被德國納粹吞並，為了躲避凶焰，他們逃來瑞士，在弗裏堡附近一個叫做弗魯瓦德維爾（froideville）的小村裏建立了根據地，有一個藏書相當豐富的圖書館。這一學派的許多重要人物也都來這裏聚會，同時還接待外國學者，到這裏來從事研究工作。我於1945年10月23日首次見到克恩教授，是在聖·朱斯坦公寓的主任諾伊維爾特（neuwirth）的一次宴會上。第二次見麵就是兩天後在弗魯瓦德維爾的這個研究所裏。兩次都見到了科伯斯教授，第二次見到施密特教授和一位日本學者名叫沼澤。施密特曾在中國北京輔仁大學教過書，他好像是人類學維也納學派的首領，著作等身，對世界人類語言的分類有自己的一套體係，在世界學人中廣有名聲。我同這些人來往，感覺最深刻的是他們雖是神父，但並沒有“上帝氣”，研究其他宗教，也頗能持客觀態度。我以為，他們算得上學者。
由於克恩教授的介紹，我還認識了一位瑞士銀行家兼學者的薩拉讚（sarasin）。他是一位億萬富翁，但是頗愛學問，對印度學尤其感興趣，因此建立了一個有相當規模的印度學圖書館，歡迎學者使用他的圖書。大概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克恩教授介紹我去拜訪他。他住在巴塞爾，距弗裏堡頗遠。我輾轉搭車，到了巴塞爾，克恩教授在那裏等我。我們一同拜訪了薩拉讚，看了看他收藏的圖書。在世界花園中，有這樣一塊印度學的園地，頗為難得。他請我們喝茶，吃點心。然後告辭出來，到一個在中國住過多年的牧師名叫熱爾策（gelzer）的家裏去，他請我們吃晚飯。離開他家時已經比較晚了，趕到車站，一打聽，知道此時沒有到弗裏堡的直達通車。我沒有法子，隨便登上了一輛車。反正瑞士是一個極小的國家，上哪一趟車都能到達目的地。但是，我初來乍到，對瑞士並不熟悉。上了車以後，我不辨南北東西，暈頭轉向。車窗外一片黑暗，什麽都看不見。但是，我知道，那些旖旎到神奇程度的山林湖泊，仍然是存在的，也許比白天還更要美麗，隻是人們看不到而已。車廂內則是燈火通明，笑語不絕。我自己仿佛變成了漫遊奇境的愛麗絲，不像是處在人的世界中。碰巧我鄰座有一位講德語的中年男子，我連他的姓名、國籍都沒有來得及詢問，便熱烈地交談起來；三言兩語，仿佛就成了朋友。不知怎麽一來，我就講到了弗裏堡的沙利愛神甫已升任三省大主教。這一下子仿佛踏了我那新朋友的腳雞眼，他立刻興奮起來，自稱是新教徒，對天主教破口大罵，簡直是聲震車頂。我什麽教都不信，對天主教和新教更是一個局外人。我無從發表意見。他見我並不反對，於是更為興奮。火車在瑞士全國轉了大半夜之後，終於在弗裏堡站停了車。我不知道我那位新朋友是到哪裏去。他一定要跟我下車，走到一個旅館裏，硬是要請我喝酒。我不能喝酒，但是盛情難卻，陪他喝了幾杯，已經頗有醉意，腦袋裏糊裏糊塗地不知怎樣回到了房間，納頭便睡。醒了一睜眼，“紅日已高三丈透”，我那位朋友仿佛是見首不見尾的神龍，消逝到不知什麽地方去了。我回到了聖·朱斯坦公寓，回想夜間的經曆似有似無，似真似假，難道我是做了一個夢嗎?
今天我真地親身來到了瑞士。初入境時，我隻能坐在火車上，憑窗觀賞。我又一次大為吃驚，吃驚的是，我親眼看到的瑞士自然風光，其美妙、其神奇、其變幻莫測、其引人遐思，遠遠超過了我以前看到的照片或者圖畫。遠山如黛，山巔積雪如銀，倒影湖中，又氤氳成一團紫氣，再襯托上湖畔的濃碧，形成了一種神奇的仙境。我學了半輩子語言，說了半輩子話，讀了半輩子中西名著，然而，到了今天，我學的語言，我說的話，我讀的名著，哪一個也幫不了我。我要用嘴描繪眼前的美景，我說不出；我要用筆寫出眼前的美景，我寫不出。最後，萬不得已，我隻能乞靈於《世說新語》中的人物，徒喚“奈何”了。我現在完全領悟到，這決非出自藝術家的創造，出自他們的幻想。不但如此，我隻能說，他們的創造遠遠不夠，他們的幻想也遠遠不足。中國古詩說：“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瑞士山水的意態又豈是人世間凡人藝術家所能表現出的呢!我現在完全不怪那些藝術家了。
離開哥廷根時，我挨餓挨怕了，“一旦被蛇咬，三年怕井繩”，我的心情正是這樣。我把我保存的幾塊黑麵包，鄭重地帶在身上，以備路上不時之需。然而在路上雖然呆了兩天，麵包竟沒有用上。上了瑞士的火車，我覺得黑麵包的曆史使命已經完成，瑞士變成了它的“無用武之地”了，它沒法用武了。我想遵照我們的“國法”（中國的辦法也），從車窗裏丟出去，讓瑞士的螞蟻——不知道它們肯不肯吃這種東西?——去會餐吧。於是我一方麵憑窗欣賞窗外的青山綠水，一方麵又低頭看鐵路兩旁的地上，想找一個有點垃圾不太潔淨的地方，為我的麵包尋一個歸宿之地。但是，我找呀，看呀，看呀，找呀，從邊境直到瑞士首都伯爾尼，竟沒有找到哪怕是一片有點垃圾有點紙片的地方。我非常“失望”，也非常吃驚，手裏攥著那塊德國黑麵包，下了火車。
在車站上，有我的老朋友張天麟、牛西園和他們的小兒子張文，以及使館裏的什麽人，來迎接我們。我們到了張家，休息了一會，就到中國駐瑞士公使館去報到。見到了政務參讚王家鴻博士，他是留德老前輩，所以談話就比較融洽、投機。他把10月份的救濟費發給我們，談了談國內的情況。他大概同哥廷根那位姓張的一樣，身上有點藍氣。這與我們無關，我們不去管它。國民黨政府指令瑞士使館，竭盡全力，救濟淪落在歐洲的中國留學生，其用意當然如司馬昭之心，人皆知之。這個我們也不去管它，我們是感激的。使館為了省錢，把我們介紹到離伯爾尼不遠的弗裏堡的一所天主教設立的公寓裏去住。對此我們也都沒有異議，反正能有地方住，我們就很滿足了。
當天晚上，我們就乘車來到弗裏堡。
我們住的公寓叫聖·朱斯坦公寓，已經有幾個中國學生住在這裏，都是老住戶。其中一位是天主教神甫，另外三位有的信天主教，有的也不信。他們幾位都到車站去迎接我們。從此我就在這裏做了幾個月的寓公。
弗裏堡是一座非常小的城市。人口隻有幾萬人，卻有一所頗為知名的天主教大學，還有一個藏書頗富的圖書館，也可以算是文化城了。瑞士是一個山國，弗裏堡更是山國中的一個山城。城裏麵地勢還算是比較平坦，但是一出城，有的地方就有懸崖峭壁，有的高達幾十米或者更高。在相距幾十米上百米的兩個懸崖之間，往往修上一條鐵索橋，汽車和行人都能從上麵通過。行人走動時，橋都搖搖晃晃；汽車走過，則全橋震動，大有地動山搖之勢。從橋上往下看，好像是從飛機上往下看一樣，令人頭昏目眩。
這地方的居民絕大多數是講法語的。但是我在農村裏看到一些古老的建築，雕刻在柱子或窗子上的卻是德文。我猜想，這地方原是德語區，後來不知由於什麽原因，說德語的人遷走了，說法語的人遷了進來。瑞士本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官方語言就有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三種。因此瑞士人多半都能掌握幾種語言。又因為瑞士是世界花園，是旅遊盛地，英文在這裏也流行。在首都伯爾尼大街上賣鮮花的老太婆也都能講幾種語言。這都不算是什麽新鮮事兒。
在我住的公寓裏，也能看出這種多語言、多民族的現象。公寓的老板是講法語的沙利愛神甫。而管理公寓的則是一位講德語的奧地利神甫。此人個子極高，很懂得幽默。一見麵他就說：“年幼長身體的時候，偶一不小心，忘記了停止長，所以就長得這麽高!”在天主教裏麵，男神甫有很大的自由，除了不許結婚以外，其他人世間的飲食娛樂，他都能享受，特別是酒，歐洲許多天主教寺院都能釀造極好的酒。相對之下，對於修女則頗多限製，行動有不少的不自由。
既然是天主教開辦的公寓，裏麵有一些生活習慣頗帶宗教色彩。最突出的是每頓飯前必禱告。我非教徒，但必須吃飯。所以每次就餐前，吃飯的人都站在餐桌前，口中念念有詞。我不知道，他們念的是什麽。但也隻能奉陪肅立。好在時間極短，等教徒們感謝完了上帝，我這個非教徒也可以叨光狼吞虎咽了。
公寓老板沙利愛神甫大概很有點活動能力。我到後不久，他就被梵蒂岡教廷任命為瑞士三省大主教。為了求實存真起見，我現在把當時寫的日記摘抄幾段：
1945年11月21日
吃過早點就出去。因為今天是新主教charriere（沙利愛）就職的日子，在主教府前麵站了半天，看到穿紅的主教們一個個上汽車走了。到百貨店去買了一隻小皮箱就回來。同馮、黃談了談。十一點一同出去到城裏去看遊行。一直到十二點才聽到遠處音樂響，不久就看到兵士和警察，後麵跟著學生，一隊隊過了不知有多久。再後麵是神父、政府大員、各省主教。最後是教皇代表、沙主教，穿了奇奇怪怪的衣服，像北平的喇嘛穿了彩色的衣服在跳舞捉鬼。快到一點，典禮才完成。
一個多月以後，在1945年12月25日，我又參觀了沙大主教第一次主持大彌撒。我從那一天的日記中摘抄一段：
今天沙主教第一次主持大彌撒，我們到了st.nics大教堂，裏麵的人已經不少了，停了不久，儀式也就開始了。一群神父把沙主教接進去，奏樂，唱歌，磕頭，種種花樣。後來沙主教下了祭壇，到一個大籠子似的小屋子裏向信眾講道。講完，又上祭壇。大彌撒才真正開始，仍然是鞠躬，唱歌，磕頭，種種花樣，一直到十一點半才完。
以上是我這樣一個教外人士對瑞士天主教的一點具體的印象和回憶。在這以前或以後，我都同天主教沒有任何接觸。同住在聖·朱斯坦公寓的一位田神甫，同我長談過幾次關於宗教信仰和上帝的問題，看樣子是想“發展”我入教。可惜我是一個沒有任何宗教細胞，也可以說沒有任何宗教需要的俗人，辜負了他的一片美意。解放後，我在北京見到他，他已經脫下僧裝換俗裝，成家立業了。我們沒有再長談，沒有問他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也不便問他。我隻慨歎人生變化之劇烈了。
在弗裏堡我還有很多值得回憶的事，其中最突出的是認識了幾個德國和奧國學者，當然都是說德語的。首先要提到的是弗裏茨·克恩（fritz kern）教授。他原來是德國一所大學——記得是波恩大學——的曆史教授，思想進步，反對納粹，在祖國呆不下去了，被迫逃來瑞士。但是在這裏無法找到一個大學教席，瑞士又是米珠薪桂的地方，他的夫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到弗裏堡附近一個鄉村神父家裏去當保姆。這位神父脾氣極怪，又極壞，村人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tempête（暴風雨），具體形象地說明了他的特點，脾氣一發，簡直如暴風驟雨。在這樣一個主人家裏當保姆，會是什麽滋味，一想就會明白。然而為了糊口養家，在德國一般都不工作的教授夫人，到了瑞士，在人屋簷下，焉得不低頭，也隻有忍辱吞聲了。教授年紀已經過了五十，但是精力充沛，為人豪爽，充分表現出日耳曼人的特點。我們萍水相逢，可以說是一見如故。有一段時間，我們倆幾乎天天見麵，共同翻譯《論語》和《中庸》。他有一個極其龐大的寫作計劃，要寫一部長達幾十卷的《世界曆史》，把中西各國的曆史、文化等等從比較曆史學和比較文化學的觀點上徹底地探討一番。研究中國的經典也是為這個龐大計劃服務的。他的學風常常讓我想到德國曆史上那一些universalgenie（多學科巨匠）。我有時候跟他開玩笑，說他幻想過多，他一笑置之。他有時候說我太krifisch（批判嚴格），我當然也不以為忤。由此可見我們之間關係之融洽。他夫婦倆都非常關心我的生活。我在德國十年，沒有錢買一件好大衣。到瑞士時正值冬天，我身上穿的仍然是十一年前在中國買的大衣，既單薄，又破爛。他們譏笑稱之為m?ntelchen（小大衣）。教授夫人看到我的衣服破了，給我縫補過幾次，還給我織過一件毛衣。這一切在我這個背鄉離井漂泊異域十年多的遊子心中產生什麽情感，大家一想就可以知道，用不著我再講了。在1945年11月20日的日記裏，有下麵一段話：
prof.kern（克恩教授）勸我無論如何要留下。我同他認識才不久，但我們之間卻發生了幾乎超過師生以上的感情，對他不免留戀。他也舍不得我走。我隻是多情善感，當然有痛苦。不知為什麽上天把我造成這樣一個人?
可見我同他們感情之深。他們夫婦成了我畢生難忘的人。我回國後還通過幾次信，後來就“世事兩茫茫”了。至今我每次想到他們，心裏就激動、懷念，又是快樂，又是痛苦，簡直是酸甜苦辣，說不清是什麽滋味了。
其次我想到的是幾位奧國學者w.施密特（schmidt）、科伯斯（koppers）等，都是天主教神父。他們都是人類學家，是所謂維也納學派的領導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奧國很早被德國納粹吞並，為了躲避凶焰，他們逃來瑞士，在弗裏堡附近一個叫做弗魯瓦德維爾（froideville）的小村裏建立了根據地，有一個藏書相當豐富的圖書館。這一學派的許多重要人物也都來這裏聚會，同時還接待外國學者，到這裏來從事研究工作。我於1945年10月23日首次見到克恩教授，是在聖·朱斯坦公寓的主任諾伊維爾特（neuwirth）的一次宴會上。第二次見麵就是兩天後在弗魯瓦德維爾的這個研究所裏。兩次都見到了科伯斯教授，第二次見到施密特教授和一位日本學者名叫沼澤。施密特曾在中國北京輔仁大學教過書，他好像是人類學維也納學派的首領，著作等身，對世界人類語言的分類有自己的一套體係，在世界學人中廣有名聲。我同這些人來往，感覺最深刻的是他們雖是神父，但並沒有“上帝氣”，研究其他宗教，也頗能持客觀態度。我以為，他們算得上學者。
由於克恩教授的介紹，我還認識了一位瑞士銀行家兼學者的薩拉讚（sarasin）。他是一位億萬富翁，但是頗愛學問，對印度學尤其感興趣，因此建立了一個有相當規模的印度學圖書館，歡迎學者使用他的圖書。大概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克恩教授介紹我去拜訪他。他住在巴塞爾，距弗裏堡頗遠。我輾轉搭車，到了巴塞爾，克恩教授在那裏等我。我們一同拜訪了薩拉讚，看了看他收藏的圖書。在世界花園中，有這樣一塊印度學的園地，頗為難得。他請我們喝茶，吃點心。然後告辭出來，到一個在中國住過多年的牧師名叫熱爾策（gelzer）的家裏去，他請我們吃晚飯。離開他家時已經比較晚了，趕到車站，一打聽，知道此時沒有到弗裏堡的直達通車。我沒有法子，隨便登上了一輛車。反正瑞士是一個極小的國家，上哪一趟車都能到達目的地。但是，我初來乍到，對瑞士並不熟悉。上了車以後，我不辨南北東西，暈頭轉向。車窗外一片黑暗，什麽都看不見。但是，我知道，那些旖旎到神奇程度的山林湖泊，仍然是存在的，也許比白天還更要美麗，隻是人們看不到而已。車廂內則是燈火通明，笑語不絕。我自己仿佛變成了漫遊奇境的愛麗絲，不像是處在人的世界中。碰巧我鄰座有一位講德語的中年男子，我連他的姓名、國籍都沒有來得及詢問，便熱烈地交談起來；三言兩語，仿佛就成了朋友。不知怎麽一來，我就講到了弗裏堡的沙利愛神甫已升任三省大主教。這一下子仿佛踏了我那新朋友的腳雞眼，他立刻興奮起來，自稱是新教徒，對天主教破口大罵，簡直是聲震車頂。我什麽教都不信，對天主教和新教更是一個局外人。我無從發表意見。他見我並不反對，於是更為興奮。火車在瑞士全國轉了大半夜之後，終於在弗裏堡站停了車。我不知道我那位新朋友是到哪裏去。他一定要跟我下車，走到一個旅館裏，硬是要請我喝酒。我不能喝酒，但是盛情難卻，陪他喝了幾杯，已經頗有醉意，腦袋裏糊裏糊塗地不知怎樣回到了房間，納頭便睡。醒了一睜眼，“紅日已高三丈透”，我那位朋友仿佛是見首不見尾的神龍，消逝到不知什麽地方去了。我回到了聖·朱斯坦公寓，回想夜間的經曆似有似無，似真似假，難道我是做了一個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