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前半，在全國範圍內又掀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叫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運動。北大又大大地折騰了一番。規律仍然是：這場運動你整我，下次運動我整你。混戰了一陣，然後平靜下來，又都奉命到農村去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我於1965年秋天，開完了“國際飯店會議”以後，奉命到了京郊南口村，擔任這個村的社教隊的副隊長，分工管整黨工作。這是一個小小的山村。在鐵道修建以前，是口內外的交通要道。據當地的老百姓告訴我，當年這裏十分繁華，大街上店鋪林立，每天晚上臥在大街上的駱駝多達幾百頭，酒館裏麵劃拳行令之聲通宵達旦。鐵路一修，情況立變，現在已是今非昔比。全村到處可見斷壁頹垣，一片荒涼寂寞，當年盛況隻殘留在老年人的記憶中了。
村裏社教運動進行的情況，我不想在這裏談。我隻談與“文化大革命”有關的一些情況。這一場“史無前例的”所謂“革命”，來頭是很大很大的。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用不著我再去細說。它實際上是在1965年冬天開始的，正是我在南口村的時候。這時候，姚文元寫了一篇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點起了“革命”的烽火。這一篇文章鼓其如簧之舌，歪曲事實，滿篇邪理。它據說也是頗有來頭的。姚文元不過是拿著雞毛當令箭出台獻藝的小醜而已。我讀到這篇文章就是在南口村。我腦袋裏一向缺少政治細胞，雖然解放後幾乎天天學習政治，怎奈我天生愚鈍，時時刻刻講階級鬥爭，然而我卻偏偏忽略階級鬥爭。我從文章中一點也沒有體會出階級鬥爭的味道。我一點也沒有感覺出這就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這就是大風暴將要來臨的信號。我隻把它當做一篇平常的文章來看待。兼之我又有肚子裏藏不住話的缺點（優點？）。看完了以後，我就信口開河，大發議論，毫無顧忌。我到處揚言：我根本看不出《海瑞罷官》會同彭德懷有什麽瓜葛。我還說，“三家村”裏的三位村長我都認識，有的還可以說是朋友。我同吳晗三十年代初在清華是同學。一九四六年，我回到北平以後，還曾應他的邀請到清華向學生做過一次報告，在他家裏住過一宿。如此等等，說個沒完。我哪裏知道，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同我一起來南口村搞社教運動的有我的一位高足，出身貧農兼烈屬，平常對我畢恭畢敬，我內定他為我的“接班人”。就是這一個我的“心腹”，把我說的話都記在心中，等待秋後算賬，臉上依然是笑眯眯的。後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臭名遠揚的“老佛爺”，被關進牛棚。我的這一位高足看到時機已到，正好落井下石，圖得自己撈上一頂小小的烏紗帽，把此時記住的我說的話，竹筒倒豆子，再加上一點歪曲，傾盆倒到了我的頭上，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夥計”！我順便說一句，這一位有一百個理由能成為無產階級接班人的貧農兼烈屬的子弟，已經溜到歐洲一個小國當洋奴去了。時間是毫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製造的鏡子裏照見自己的真相！
閑言少敘，書歸正傳。我仍然讀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在這篇文章中使用的深文周納的邏輯，撲風捉影莫須有的推理，給以後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給人羅織罪名，樹立了一個極壞的樣板。這一套荒謬絕倫的東西是否就是姚文元個人的發明創造，我看未必。他可能也是從來頭很大的人那裏剽竊來的。無論如何，這一種歪風影響之惡劣，流毒之深遠，實在是罄竹難“數”。它把青年一代的邏輯思維完全搞混亂了。流風所及，至今未息。
還有一件小事，我必須在這裏講一講。我們在南口村的社教工作隊，不是來自一個單位。除了北大以外，還有人來自中央廣播電台，來自警察總隊等單位。根據上麵的規定，我們一律便衣，不對人講自己的單位。內部情況隻有我們自己明白。我們這一夥來自四麵八方的雜牌軍隊，盡管過去並不認識；但是萍水相逢，大家都能夠團結協作，感情異常融洽。公安總隊來了一位姓陳的同誌，他是老公安，年紀還不大，但已有十年的黨齡。他有豐富的公安經驗，人也非常隨和。我們相處得非常好，幾乎是無話不談。但是，有一件小事卻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收到無論什麽信，看完之後，總是以火焚之。這同我的習慣正相反。我有一個好壞難明的習慣：我不但保留了所有的來信，而且連一張小小的收條等等微末不足道的東西，都精心保留起來。我這個習慣的心理基礎是什麽呢？我說不清楚，從來也沒有去研究過。看了陳的行徑，我自然大惑不解。特別是過舊曆年的時候，公安總隊給他寄來了一張鉛印的賀年卡片。這本是官樣文章，沒有什麽重要意義。但是陳連這樣一張賀年卡片也不放過，而且一定要用火燒掉，不是撕掉。我實在沉不住氣了，便開始了這樣的談話：
“你為什麽要燒掉呢？”
“不留痕跡。”
“撕掉丟在茅坑裏不就行了嗎？”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跡。”
“你過分小心了。”
“不是，幹我們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個人說不定什麽時候就會碰到點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的兜著走。”
我大吃一驚，這真是聞所未聞。我自己心裏估量：我也會碰到點子上的。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辮子也有的是。有人來抓，並不困難。但是，我自信，我從不反黨，反社會主義；我也沒有加入任何反動組織，“反革命”這一頂帽子無論如何也是扣不到我頭上來的。心裏樂滋滋的，沒有再想下去。豈知陳的話真是經驗之談，是從無數事實中提煉出來的真理。過了沒有多久，我自己一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老佛爺”，就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我曾胡謅了兩句詩：“廿年一覺燕園夢，贏得反黨反社名。”這是後話，這裏就先不談了。
我於1965年秋天，開完了“國際飯店會議”以後，奉命到了京郊南口村，擔任這個村的社教隊的副隊長，分工管整黨工作。這是一個小小的山村。在鐵道修建以前，是口內外的交通要道。據當地的老百姓告訴我，當年這裏十分繁華，大街上店鋪林立，每天晚上臥在大街上的駱駝多達幾百頭，酒館裏麵劃拳行令之聲通宵達旦。鐵路一修，情況立變，現在已是今非昔比。全村到處可見斷壁頹垣，一片荒涼寂寞，當年盛況隻殘留在老年人的記憶中了。
村裏社教運動進行的情況，我不想在這裏談。我隻談與“文化大革命”有關的一些情況。這一場“史無前例的”所謂“革命”，來頭是很大很大的。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用不著我再去細說。它實際上是在1965年冬天開始的，正是我在南口村的時候。這時候，姚文元寫了一篇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點起了“革命”的烽火。這一篇文章鼓其如簧之舌，歪曲事實，滿篇邪理。它據說也是頗有來頭的。姚文元不過是拿著雞毛當令箭出台獻藝的小醜而已。我讀到這篇文章就是在南口村。我腦袋裏一向缺少政治細胞，雖然解放後幾乎天天學習政治，怎奈我天生愚鈍，時時刻刻講階級鬥爭，然而我卻偏偏忽略階級鬥爭。我從文章中一點也沒有體會出階級鬥爭的味道。我一點也沒有感覺出這就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這就是大風暴將要來臨的信號。我隻把它當做一篇平常的文章來看待。兼之我又有肚子裏藏不住話的缺點（優點？）。看完了以後，我就信口開河，大發議論，毫無顧忌。我到處揚言：我根本看不出《海瑞罷官》會同彭德懷有什麽瓜葛。我還說，“三家村”裏的三位村長我都認識，有的還可以說是朋友。我同吳晗三十年代初在清華是同學。一九四六年，我回到北平以後，還曾應他的邀請到清華向學生做過一次報告，在他家裏住過一宿。如此等等，說個沒完。我哪裏知道，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同我一起來南口村搞社教運動的有我的一位高足，出身貧農兼烈屬，平常對我畢恭畢敬，我內定他為我的“接班人”。就是這一個我的“心腹”，把我說的話都記在心中，等待秋後算賬，臉上依然是笑眯眯的。後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臭名遠揚的“老佛爺”，被關進牛棚。我的這一位高足看到時機已到，正好落井下石，圖得自己撈上一頂小小的烏紗帽，把此時記住的我說的話，竹筒倒豆子，再加上一點歪曲，傾盆倒到了我的頭上，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夥計”！我順便說一句，這一位有一百個理由能成為無產階級接班人的貧農兼烈屬的子弟，已經溜到歐洲一個小國當洋奴去了。時間是毫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製造的鏡子裏照見自己的真相！
閑言少敘，書歸正傳。我仍然讀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在這篇文章中使用的深文周納的邏輯，撲風捉影莫須有的推理，給以後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給人羅織罪名，樹立了一個極壞的樣板。這一套荒謬絕倫的東西是否就是姚文元個人的發明創造，我看未必。他可能也是從來頭很大的人那裏剽竊來的。無論如何，這一種歪風影響之惡劣，流毒之深遠，實在是罄竹難“數”。它把青年一代的邏輯思維完全搞混亂了。流風所及，至今未息。
還有一件小事，我必須在這裏講一講。我們在南口村的社教工作隊，不是來自一個單位。除了北大以外，還有人來自中央廣播電台，來自警察總隊等單位。根據上麵的規定，我們一律便衣，不對人講自己的單位。內部情況隻有我們自己明白。我們這一夥來自四麵八方的雜牌軍隊，盡管過去並不認識；但是萍水相逢，大家都能夠團結協作，感情異常融洽。公安總隊來了一位姓陳的同誌，他是老公安，年紀還不大，但已有十年的黨齡。他有豐富的公安經驗，人也非常隨和。我們相處得非常好，幾乎是無話不談。但是，有一件小事卻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收到無論什麽信，看完之後，總是以火焚之。這同我的習慣正相反。我有一個好壞難明的習慣：我不但保留了所有的來信，而且連一張小小的收條等等微末不足道的東西，都精心保留起來。我這個習慣的心理基礎是什麽呢？我說不清楚，從來也沒有去研究過。看了陳的行徑，我自然大惑不解。特別是過舊曆年的時候，公安總隊給他寄來了一張鉛印的賀年卡片。這本是官樣文章，沒有什麽重要意義。但是陳連這樣一張賀年卡片也不放過，而且一定要用火燒掉，不是撕掉。我實在沉不住氣了，便開始了這樣的談話：
“你為什麽要燒掉呢？”
“不留痕跡。”
“撕掉丟在茅坑裏不就行了嗎？”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跡。”
“你過分小心了。”
“不是，幹我們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個人說不定什麽時候就會碰到點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的兜著走。”
我大吃一驚，這真是聞所未聞。我自己心裏估量：我也會碰到點子上的。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辮子也有的是。有人來抓，並不困難。但是，我自信，我從不反黨，反社會主義；我也沒有加入任何反動組織，“反革命”這一頂帽子無論如何也是扣不到我頭上來的。心裏樂滋滋的，沒有再想下去。豈知陳的話真是經驗之談，是從無數事實中提煉出來的真理。過了沒有多久，我自己一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老佛爺”，就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我曾胡謅了兩句詩：“廿年一覺燕園夢，贏得反黨反社名。”這是後話，這裏就先不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