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府在瑞士設有公使館。當時最高級的駐外代表機構好像就是公使館。因為瑞士地處歐洲中心地帶，又沒有被卷入世界大戰，所以這裏的公使館儼然就成了歐洲的外交代表。南京政府爭取留學生回國，也就以瑞士作為集中地點。他們派來此地的外交人員級別也似乎特別高。駐瑞士使館的武官曾一度是蔣介石手下的所謂“十三太保”之一，後來成為台灣海軍總司令的顯要人物。
我們在瑞士打交道的就是這個公使館。
我們於10月9日到了瑞士，當晚就坐火車趕到弗裏堡。第二天又回到伯爾尼，晚上參加了使館舉行的所謂慶祝“雙十節”的宴會，到的留學生相當多，濟濟一堂，來自歐洲的許多國家，大有“八方風雨會中州”之勢。我在饑餓地獄裏已經呆了不少年頭，乍吃這樣精美的中國飯菜，準備狼吞虎咽，大大地幹它一場。然而德國醫生告訴過我，人們餓久了，一旦得到充足的食物，自己會失掉飽的感覺。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就有不少人這樣撐死的。我記住了這些話，隨時警惕，不敢暢所欲吃。然而已經解饞不少了。
從這以後，我住在弗裏堡，不常到使館裏去。但是逐漸從老留學生嘴裏知道了使館內部的一些情況。內部人員之間有矛盾。在國民黨內部派係複雜的情況下，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但是，使館又與留學生有矛盾。詳情不得而知，隻聽說有一次一些留學生到使館裏去鬧，可能主要也是由於經濟問題。大概鬧得異常厲害，連電話線都剪斷了。使館裏一位秘書之類的官員，從樓上拿著手槍往下跑，連瑞士警察也被召喚來了。由於國際慣例，中國使館是屬於中國的，瑞士人不能隨便進去。因此請來的警察隻能呆在館外作壁上觀，好像中國舊小說裏常講到的情況。這場搏鬥勝敗如何，我沒有興趣去仔細打聽。但是卻對我們產生了影響：我們於必要時何不也來仿效一下呢?
這樣的時機果然來了。起因也是經濟問題。使館裏有一位參讚原是留德學生，對我們剛從德國來的幾位學生特別表示好感。他大概同公使有點矛盾，唯恐天下不亂，總想看公使的笑話。有一天他偷偷告訴我們，南京政府又匯來了幾十萬美元，專用做救濟留歐學生之用，慫恿我們趕快去要錢。我們年少氣盛，而且美元也決不會紮手，於是就到使館去了。最初我們還是非常有禮貌的，講話措辭也很注意。但是，一旦談到了我們去的主要目的：要錢。那位公使臉上就露出了許多怪物相，一味支吾，含糊其辭。我在1945年11月17日的日記上寫了我對他的印象：“這位公使是琉璃蛋，不成問題，恐怕已經長出腿來了。虎文說他說話不用大腦。我說他難得糊塗。”這應該說不是好印象。他一支吾，我們就來了火氣。我們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國內已經匯來了美元，這一點我們完全知道，瞞也瞞不住。此時，他臉上勃然變色，似乎有點出汗的樣子，他下意識地拉開抽屜，斜著眼睛向裏麵瞧。我猜想，抽屜裏不是藏的美鈔，就是藏的賬本。不管他瞧的是什麽，都挽救不了他的困境。最後，他答應給我們美元。但有一個要求，希望我們不要告訴別的留學生，不要張揚。我們點頭稱是，拿了美鈔，一走出使館，我們逢人便說。這是一種什麽心理呢?當時沒有仔細分析。說是惟恐天下不亂吧，有點過分。恐怕隻是想搞一點小小的惡作劇，不讓那位公使太舒服了，如此而已。
在瑞士期間，我聽了很多使館的故事或者傳說。有人告訴我，在一個瑞士人舉辦的什麽會上，中國公使被邀參加並且講話。按外交慣例，他應該用中文發言，讓譯員翻譯成德語或者法語，二者都是瑞士國語。但是，我們的公使大人，大概想露一手，親自用德文講話。如果講得好，講得得體，也未可厚非。可是他沒有準備好的講稿，德語又蹩腳。這樣必然會出洋相的。特別是他在講話中總是說“das，das，das”。瑞士人莫名其妙，大為驚愕。中國人士最初也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後來恍然頓悟：我們公使大人是在把中國講話時一時想不起要講什麽話隻好連聲說“這個，這個，這個……”翻譯成了德文。這樣的頓悟，西方人士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有的。中國人有福了。
我還聽人說，在使館的一次招待會上，有一位使館裏的什麽官員，同我們一樣，鼻梁兒不高，卻偏喜歡學西方高鼻梁兒人士，戴卡鼻單麵眼鏡，大概認為這樣才有風度。無奈上帝給中國人創造了低鼻梁兒，卡鼻眼鏡很難卡得住。於是這一位外交官隻好皺起眉頭，才能勉強把眼鏡保留在鼻梁兒上。稍一疏忽，臉上一想露笑容，眼鏡立即從鼻梁兒上滑落。就這樣，整個晚上，這一位自命有風度的外交官，皺著眉頭，進退應對於穿筆挺的燕尾服的男士們和渾身珠光寶氣的女士們之間。真是難為了他!無獨有偶，在同一個招待會上，我們的武官，大概是什麽少將之類，把自己得到的一枚勳章別在軍服的胸前，以顯示威風。但是，這一枚小小的勳章偏不聽話，偏要搗蛋，總把背麵翻轉向前。這當然會減少威風的分量，是我們的武官決不能允許的。於是，整個晚上，他就老注意這枚勳章，它一露出背麵，他總是把它翻轉過來。我個人沒有這個眼福，我沒有親眼看到這一幕精彩的表演。你試閉眼想上一想：在一個莊嚴隆重的外交招待會上，作為主人的官員和武官，一個緊皺眉頭，一個不停地翻轉勳章，這是一種什麽樣的景象，你能不啞然失笑嗎?
其餘的傳言還很多，我不再講述了。
我們與之打交道的就是這樣一個使館。我真是大開了眼界，增長了見識。最重要的是，我們從中獲得一個非常寶貴的經驗：對付南京派出來的外交官，硬比軟更有效果。我們交涉從瑞士到法國去的用費和交通工具時，我們就應用了這個經驗，而且取得了成功。
我們在瑞士打交道的就是這個公使館。
我們於10月9日到了瑞士，當晚就坐火車趕到弗裏堡。第二天又回到伯爾尼，晚上參加了使館舉行的所謂慶祝“雙十節”的宴會，到的留學生相當多，濟濟一堂，來自歐洲的許多國家，大有“八方風雨會中州”之勢。我在饑餓地獄裏已經呆了不少年頭，乍吃這樣精美的中國飯菜，準備狼吞虎咽，大大地幹它一場。然而德國醫生告訴過我，人們餓久了，一旦得到充足的食物，自己會失掉飽的感覺。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就有不少人這樣撐死的。我記住了這些話，隨時警惕，不敢暢所欲吃。然而已經解饞不少了。
從這以後，我住在弗裏堡，不常到使館裏去。但是逐漸從老留學生嘴裏知道了使館內部的一些情況。內部人員之間有矛盾。在國民黨內部派係複雜的情況下，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但是，使館又與留學生有矛盾。詳情不得而知，隻聽說有一次一些留學生到使館裏去鬧，可能主要也是由於經濟問題。大概鬧得異常厲害，連電話線都剪斷了。使館裏一位秘書之類的官員，從樓上拿著手槍往下跑，連瑞士警察也被召喚來了。由於國際慣例，中國使館是屬於中國的，瑞士人不能隨便進去。因此請來的警察隻能呆在館外作壁上觀，好像中國舊小說裏常講到的情況。這場搏鬥勝敗如何，我沒有興趣去仔細打聽。但是卻對我們產生了影響：我們於必要時何不也來仿效一下呢?
這樣的時機果然來了。起因也是經濟問題。使館裏有一位參讚原是留德學生，對我們剛從德國來的幾位學生特別表示好感。他大概同公使有點矛盾，唯恐天下不亂，總想看公使的笑話。有一天他偷偷告訴我們，南京政府又匯來了幾十萬美元，專用做救濟留歐學生之用，慫恿我們趕快去要錢。我們年少氣盛，而且美元也決不會紮手，於是就到使館去了。最初我們還是非常有禮貌的，講話措辭也很注意。但是，一旦談到了我們去的主要目的：要錢。那位公使臉上就露出了許多怪物相，一味支吾，含糊其辭。我在1945年11月17日的日記上寫了我對他的印象：“這位公使是琉璃蛋，不成問題，恐怕已經長出腿來了。虎文說他說話不用大腦。我說他難得糊塗。”這應該說不是好印象。他一支吾，我們就來了火氣。我們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國內已經匯來了美元，這一點我們完全知道，瞞也瞞不住。此時，他臉上勃然變色，似乎有點出汗的樣子，他下意識地拉開抽屜，斜著眼睛向裏麵瞧。我猜想，抽屜裏不是藏的美鈔，就是藏的賬本。不管他瞧的是什麽，都挽救不了他的困境。最後，他答應給我們美元。但有一個要求，希望我們不要告訴別的留學生，不要張揚。我們點頭稱是，拿了美鈔，一走出使館，我們逢人便說。這是一種什麽心理呢?當時沒有仔細分析。說是惟恐天下不亂吧，有點過分。恐怕隻是想搞一點小小的惡作劇，不讓那位公使太舒服了，如此而已。
在瑞士期間，我聽了很多使館的故事或者傳說。有人告訴我，在一個瑞士人舉辦的什麽會上，中國公使被邀參加並且講話。按外交慣例，他應該用中文發言，讓譯員翻譯成德語或者法語，二者都是瑞士國語。但是，我們的公使大人，大概想露一手，親自用德文講話。如果講得好，講得得體，也未可厚非。可是他沒有準備好的講稿，德語又蹩腳。這樣必然會出洋相的。特別是他在講話中總是說“das，das，das”。瑞士人莫名其妙，大為驚愕。中國人士最初也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後來恍然頓悟：我們公使大人是在把中國講話時一時想不起要講什麽話隻好連聲說“這個，這個，這個……”翻譯成了德文。這樣的頓悟，西方人士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有的。中國人有福了。
我還聽人說，在使館的一次招待會上，有一位使館裏的什麽官員，同我們一樣，鼻梁兒不高，卻偏喜歡學西方高鼻梁兒人士，戴卡鼻單麵眼鏡，大概認為這樣才有風度。無奈上帝給中國人創造了低鼻梁兒，卡鼻眼鏡很難卡得住。於是這一位外交官隻好皺起眉頭，才能勉強把眼鏡保留在鼻梁兒上。稍一疏忽，臉上一想露笑容，眼鏡立即從鼻梁兒上滑落。就這樣，整個晚上，這一位自命有風度的外交官，皺著眉頭，進退應對於穿筆挺的燕尾服的男士們和渾身珠光寶氣的女士們之間。真是難為了他!無獨有偶，在同一個招待會上，我們的武官，大概是什麽少將之類，把自己得到的一枚勳章別在軍服的胸前，以顯示威風。但是，這一枚小小的勳章偏不聽話，偏要搗蛋，總把背麵翻轉向前。這當然會減少威風的分量，是我們的武官決不能允許的。於是，整個晚上，他就老注意這枚勳章，它一露出背麵，他總是把它翻轉過來。我個人沒有這個眼福，我沒有親眼看到這一幕精彩的表演。你試閉眼想上一想：在一個莊嚴隆重的外交招待會上，作為主人的官員和武官，一個緊皺眉頭，一個不停地翻轉勳章，這是一種什麽樣的景象，你能不啞然失笑嗎?
其餘的傳言還很多，我不再講述了。
我們與之打交道的就是這樣一個使館。我真是大開了眼界，增長了見識。最重要的是，我們從中獲得一個非常寶貴的經驗：對付南京派出來的外交官，硬比軟更有效果。我們交涉從瑞士到法國去的用費和交通工具時，我們就應用了這個經驗，而且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