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感悟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一個學人往往集中一段時間，鑽研一個問題，搜集極勤，寫作極苦。但是，文章一旦寫成，就把注意力轉向另外一個題目，已經寫成和發表的文章就不再注意，甚至逐漸遺忘了。我自己這個毛病比較少，我往往抓住一個題目，得出了結論，寫成了文章；但我並不把它置諸腦後，而是念念不忘。我舉幾個例子。
我於1947年寫過一篇論文《浮屠與佛》，用漢文和英文發表。但是限於當時的條件，其中包括外國研究水平和資料，文中有幾個問題勉強得到解決，自己並不滿意，耿耿於懷者垂四十餘年。一直到1989年，我得到了新材料，又寫了一篇《再談“浮屠”與“佛”》，解決了那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心中極喜。最令我欣慰的是，原來看似極大膽的假設竟然得到了證實，心中頗沾沾自喜，對自己的研究更增強了信心。覺得自己的“假設”確夠“大膽”，而“求證”則極為“小心”。
第二個例子是關於佛典梵語中－am＞o和u的幾篇文章。1944年我在德國哥廷根寫過一篇論文，談這個問題，引起了國際上一些學者的注意。有人，比如美國的f.edgerton，在他的巨著《混合梵文文法》中多次提到這個音變現象。最初堅決反對，提出了許多假說，但又前後矛盾，不能自圓其說，最後，半推半就，被迫承認，卻又不幹淨利落，窘態可掬；因此引起了我對此人的鄙視。回國以後，我連續寫了幾篇文章，對edgerton加以反駁。但在我這方麵，我始終沒有忘記進一步尋找證據，進一步探索。這些情況我在上麵的敘述中都已經談到過。由於資料缺乏，一直到了1990年，上距1944年已經過了46年，我才又寫了一篇比較重要的論文《新疆古代民族語言中語尾－am＞u的現象》。在這裏，我用了大量的新資料，證明了我第一篇論文的結論完全正確，無懈可擊。
例子還能舉出一些來，但是，我覺得，這兩個也就夠了。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談論這個問題，是因為我看到有一些學者，在某一個時期集中精力研究一個問題，成果一出，立即罷手。我不認為這是正確的做法。學術問題，有時候一時難以下結論，必須鍥而不舍，終生以之，才可能得到越來越精確可靠的結論。有時候，甚至全世界都承認其為真理的學說，時過境遷，還有人提出異議。聽說，國外已有學者對達爾文的“進化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認為，這不是壞事，而是好事，真理的長河是永遠流逝不停的。
1997年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一個學人往往集中一段時間，鑽研一個問題，搜集極勤，寫作極苦。但是，文章一旦寫成，就把注意力轉向另外一個題目，已經寫成和發表的文章就不再注意，甚至逐漸遺忘了。我自己這個毛病比較少，我往往抓住一個題目，得出了結論，寫成了文章；但我並不把它置諸腦後，而是念念不忘。我舉幾個例子。
我於1947年寫過一篇論文《浮屠與佛》，用漢文和英文發表。但是限於當時的條件，其中包括外國研究水平和資料，文中有幾個問題勉強得到解決，自己並不滿意，耿耿於懷者垂四十餘年。一直到1989年，我得到了新材料，又寫了一篇《再談“浮屠”與“佛”》，解決了那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心中極喜。最令我欣慰的是，原來看似極大膽的假設竟然得到了證實，心中頗沾沾自喜，對自己的研究更增強了信心。覺得自己的“假設”確夠“大膽”，而“求證”則極為“小心”。
第二個例子是關於佛典梵語中－am＞o和u的幾篇文章。1944年我在德國哥廷根寫過一篇論文，談這個問題，引起了國際上一些學者的注意。有人，比如美國的f.edgerton，在他的巨著《混合梵文文法》中多次提到這個音變現象。最初堅決反對，提出了許多假說，但又前後矛盾，不能自圓其說，最後，半推半就，被迫承認，卻又不幹淨利落，窘態可掬；因此引起了我對此人的鄙視。回國以後，我連續寫了幾篇文章，對edgerton加以反駁。但在我這方麵，我始終沒有忘記進一步尋找證據，進一步探索。這些情況我在上麵的敘述中都已經談到過。由於資料缺乏，一直到了1990年，上距1944年已經過了46年，我才又寫了一篇比較重要的論文《新疆古代民族語言中語尾－am＞u的現象》。在這裏，我用了大量的新資料，證明了我第一篇論文的結論完全正確，無懈可擊。
例子還能舉出一些來，但是，我覺得，這兩個也就夠了。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談論這個問題，是因為我看到有一些學者，在某一個時期集中精力研究一個問題，成果一出，立即罷手。我不認為這是正確的做法。學術問題，有時候一時難以下結論，必須鍥而不舍，終生以之，才可能得到越來越精確可靠的結論。有時候，甚至全世界都承認其為真理的學說，時過境遷，還有人提出異議。聽說，國外已有學者對達爾文的“進化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認為，這不是壞事，而是好事，真理的長河是永遠流逝不停的。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