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正對待不同意見（我在這裏指的隻是學術上不同的意見）的態度，是非常不容易辦到的一件事。中國古話說：“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可見此事自古已然。
我對於學術上不同的觀點，最初也不夠冷靜。仔細檢查自己內心的活動，不冷靜的原因絕不是什麽麵子問題，而是覺得別人的思想方法有問題，或者認為別人並不真正全麵地實事求是地了解自己的觀點，自己心裏十分別扭，簡直是堵得難受，所以才不能冷靜。
最近若幹年來，自己在這方麵有了進步。首先，我認為，普天之下的芸芸眾生，思想方法就是不一樣，五花八門，無奇不有，這是正常的現象，正如人與人的麵孔也不能完完全全一模一樣相同。要求別人的思想方法同自己一樣，是一廂情願、完全不可能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其次，不管多麽離奇的想法，其中也可能有合理之處的。采取其合理之處，揚棄其不合理之處，是唯一正確的辦法。至於有人無理攻擊，也用不著真正地生氣。我有一個怪論：一個人一生不可能沒有朋友，也不可能沒有非朋友。我在這裏不用“敵人”這個詞，而用“非朋友”，是因為非朋友不一定就是敵人。最後，我還認為，個人的意見不管一時覺得多麽正確，其實這還是一個未知數。時過境遷，也許會發現它並不正確，或者不完全正確。到了此時，必須有勇氣公開改正自己的錯誤意見。梁任公說：“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這是光明磊落的真正學者的態度。最近我編《東西文化議論集》時，首先自己亮相，把我對“天人合一”思想的“新解”（請注意“新解”中的“新”字）和盤托出，然後再把反對我的意見的文章，隻要能搜集到的，都編入書中，讓讀者自己去鑒別分析。我對廣大的讀者是充分相信的，他們能夠明辨是非。如果我采用與此相反的方式：打筆墨官司，則對方也必起而應戰。最初，雙方或者還能克製自己，說話講禮貌，有分寸。但是筆戰越久，理性越少，最後甚至互相謾罵，人身攻擊。到了這個地步，誰還能不強詞奪理，歪曲事實呢？這樣就離開真理越來越遠了。中國學術史上這樣的例子頗為不少。我前些時候在上海《新民晚報》“夜光杯”副刊上寫過一篇短文：《真理越辨越明嗎？》。我的結論是：在有些時候，真理越辨（辯）越糊塗。是否真理，要靠實踐，兼曆史和時間的檢驗。可能有人認為我是在發怪論，我其實是有感而發的。
1997年
我對於學術上不同的觀點，最初也不夠冷靜。仔細檢查自己內心的活動，不冷靜的原因絕不是什麽麵子問題，而是覺得別人的思想方法有問題，或者認為別人並不真正全麵地實事求是地了解自己的觀點，自己心裏十分別扭，簡直是堵得難受，所以才不能冷靜。
最近若幹年來，自己在這方麵有了進步。首先，我認為，普天之下的芸芸眾生，思想方法就是不一樣，五花八門，無奇不有，這是正常的現象，正如人與人的麵孔也不能完完全全一模一樣相同。要求別人的思想方法同自己一樣，是一廂情願、完全不可能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其次，不管多麽離奇的想法，其中也可能有合理之處的。采取其合理之處，揚棄其不合理之處，是唯一正確的辦法。至於有人無理攻擊，也用不著真正地生氣。我有一個怪論：一個人一生不可能沒有朋友，也不可能沒有非朋友。我在這裏不用“敵人”這個詞，而用“非朋友”，是因為非朋友不一定就是敵人。最後，我還認為，個人的意見不管一時覺得多麽正確，其實這還是一個未知數。時過境遷，也許會發現它並不正確，或者不完全正確。到了此時，必須有勇氣公開改正自己的錯誤意見。梁任公說：“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這是光明磊落的真正學者的態度。最近我編《東西文化議論集》時，首先自己亮相，把我對“天人合一”思想的“新解”（請注意“新解”中的“新”字）和盤托出，然後再把反對我的意見的文章，隻要能搜集到的，都編入書中，讓讀者自己去鑒別分析。我對廣大的讀者是充分相信的，他們能夠明辨是非。如果我采用與此相反的方式：打筆墨官司，則對方也必起而應戰。最初，雙方或者還能克製自己，說話講禮貌，有分寸。但是筆戰越久，理性越少，最後甚至互相謾罵，人身攻擊。到了這個地步，誰還能不強詞奪理，歪曲事實呢？這樣就離開真理越來越遠了。中國學術史上這樣的例子頗為不少。我前些時候在上海《新民晚報》“夜光杯”副刊上寫過一篇短文：《真理越辨越明嗎？》。我的結論是：在有些時候，真理越辨（辯）越糊塗。是否真理，要靠實踐，兼曆史和時間的檢驗。可能有人認為我是在發怪論，我其實是有感而發的。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