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後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年，前一段是當學生，後一段是當老師，一直當到現在，而且看樣子還要當下去。因此，如果有人問我，撫今追昔，在北京什麽事情使我感觸最深，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師生之間的關係。
師生之間的關係是古老的關係了。在過去，曾把老師歸入五倫；又把老師與天、地、君、親並列，師道尊嚴可謂至矣盡矣。至於實際情況究竟怎樣，餘生也晚，沒有親身趕上，不敢亂說。
等到我上小學的時候，學校已經改成了新式的學校，不是從《百家姓》《三字經》念起，而是念人、手、足、刀、尺了。表麵上，學生對老師還是很尊敬的。見了麵，老遠就鞠躬如也，像避貓鼠似的躲在一旁。從來也不給老師提什麽意見，那在當時是不可能想象的。老師對學生是嚴厲的，“教不嚴，師之惰”，不嚴還能算是老師嗎？結果是學生經常受到體罰，用手擰耳朵，用戒尺打手心，是最常用的方式。學生當然也有受不了的時候。於是，連十二三歲的中小學生也隻好鋌而走險，起來“革命”了。
我在中小學的時候，曾“革命”兩次。一次是對一個圖畫教員。這人脾氣暴烈，伸手就打人。結果我們全班團結一致，把教桌倒翻過來，向他示威。他知難而退，自己辭職不幹了。這是一次成功的“革命”。另一次是對一個珠算教員。這人嗜打成性。他有一個規定，打算盤打錯一個數打一戒尺。有時候，我們稍不小心就會錯上成百的數，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我們決定全班罷課。可是，因為出了“叛徒”，有幾個人留在班上上課。我們失敗了，每個人的手心被打得腫了好幾天。
到了大學，情況也並沒有改變。因為究竟是大學生了，再不被打手心。可是老師的威風依然炙手可熱。有一位教授專門給學生不及格。每到考試，他先定下一個不及格的指標。不管學生成績怎樣，指標一定要完成。他因此就名揚全校，成了“名教授”了。另一位教授正相反。他考試時預先聲明：十題中答五題就及格，多答一題加十分。實際上他根本不看卷子，學生一交卷，他馬上打分。無不及格，皆大歡喜。如果有人在他麵前多站一會兒，他立刻就問：“你嫌少嗎？”於是大筆一揮，再加十分。
至於教學態度，好像當時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概念。教學大綱和教案，更是聞所未聞。教授上堂，可以信口開河。談天氣，可以；罵人，可以；講掌故，可以；扯閑話，可以。總之，他願意怎樣就怎樣，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誰也管不著。有的老師竟能在課堂上睡著。有的上課一年，不和學生說一句話。有的在八個大學兼課，必須製定一個輪流請假表，才能解決上課衝突的矛盾。當然並不是每一個教授都是這樣，勤勤懇懇誨人不倦的也有，但是這種例子是很少的。
老師這樣對待學生，學生當然也這樣對待老師。師生不是互相利用，就是互相敵對。老師教書為了吃飯，或者升官發財。學生念書為了文憑。師生關係，說穿了就是這樣。
終於到了1949年。這是北京師生關係史上跨時代的一年，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年。
從這一年起，老師在變，學生在變，師生關係也在變。十四年來，我不知道經曆過多少令人讚歎感動的事情，我不知道有多少夜因歡喜而失眠。當我聽到我平常很景仰的一位老先生在七十高齡光榮地參加中國共產黨的時候，我曾喜極不寐。當我聽到從前我的一位十分固執倔強的老師受到表揚的時候，我曾喜極不寐。至於我身邊的同事和同學，他們踏踏實實地向著新的方向邁進，日新月異，他們身上的舊東西愈來愈少，新東西愈來愈多。我每次出國，住上一兩個月，回來後就覺得自己落後了。才知道，我們祖國，我們的老師和學生，是用著多麽快速的步伐前進。
現在，老師上課都是根據詳細的大綱和教案，這都是事前討論好的，絕不能信口開河。老師們關心同學的學習，有時候還到同學宿舍裏去輔導或者了解情況。備課一直到深夜。每當夜深人靜我走過校園的時候，就看到這裏那裏有不少燈光通明的窗子。我知道，老師們正在查閱文獻，翻看字典。要想送給同學一杯水，自己先準備下一桶。老師們誰都不願提著空桶走上課堂。而學生呢？他們絕大多數都能老師指到哪裏，他們做到哪裏。他們刻苦學習，認真鑽研。我曾在一個黑板報上看到一個學生填的詞，其中有兩句：“鬆濤聲低，讀書聲高。”描寫學生高聲朗讀外文的情景，是很生動的，也是能反映實際情況的。今天，老師教書不是為了吃飯，更不是為了升官發財。學生念書，也不是為了文憑。師生有一個共同的偉大的目標。他們既是師生，又是同誌。這是幾千年的曆史上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的現象。
如果有人對同學們談到我前麵寫的情況，他們一定會認為是神話，或是笑話，他們絕不會相信的。說實話，連我自己回想起那些事情來，都有恍如隔世之感，何況他們從來沒有經曆過呢？然而，這都是事實，而且還不能算是曆史上的事實，它們離開今天並不遠。撫今追昔，我想到師生之間的關係的變化而感慨萬端，不是很自然嗎？
想到這些，也是有好處的。它能使我們更愛新中國，更愛新北京，更愛今天。
我要用無限的熱情歌頌新北京的老師，我要用無限的熱情歌頌新北京的學生。
師生之間的關係是古老的關係了。在過去，曾把老師歸入五倫；又把老師與天、地、君、親並列，師道尊嚴可謂至矣盡矣。至於實際情況究竟怎樣，餘生也晚，沒有親身趕上，不敢亂說。
等到我上小學的時候，學校已經改成了新式的學校，不是從《百家姓》《三字經》念起，而是念人、手、足、刀、尺了。表麵上，學生對老師還是很尊敬的。見了麵，老遠就鞠躬如也，像避貓鼠似的躲在一旁。從來也不給老師提什麽意見，那在當時是不可能想象的。老師對學生是嚴厲的，“教不嚴，師之惰”，不嚴還能算是老師嗎？結果是學生經常受到體罰，用手擰耳朵，用戒尺打手心，是最常用的方式。學生當然也有受不了的時候。於是，連十二三歲的中小學生也隻好鋌而走險，起來“革命”了。
我在中小學的時候，曾“革命”兩次。一次是對一個圖畫教員。這人脾氣暴烈，伸手就打人。結果我們全班團結一致，把教桌倒翻過來，向他示威。他知難而退，自己辭職不幹了。這是一次成功的“革命”。另一次是對一個珠算教員。這人嗜打成性。他有一個規定，打算盤打錯一個數打一戒尺。有時候，我們稍不小心就會錯上成百的數，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我們決定全班罷課。可是，因為出了“叛徒”，有幾個人留在班上上課。我們失敗了，每個人的手心被打得腫了好幾天。
到了大學，情況也並沒有改變。因為究竟是大學生了，再不被打手心。可是老師的威風依然炙手可熱。有一位教授專門給學生不及格。每到考試，他先定下一個不及格的指標。不管學生成績怎樣，指標一定要完成。他因此就名揚全校，成了“名教授”了。另一位教授正相反。他考試時預先聲明：十題中答五題就及格，多答一題加十分。實際上他根本不看卷子，學生一交卷，他馬上打分。無不及格，皆大歡喜。如果有人在他麵前多站一會兒，他立刻就問：“你嫌少嗎？”於是大筆一揮，再加十分。
至於教學態度，好像當時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概念。教學大綱和教案，更是聞所未聞。教授上堂，可以信口開河。談天氣，可以；罵人，可以；講掌故，可以；扯閑話，可以。總之，他願意怎樣就怎樣，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誰也管不著。有的老師竟能在課堂上睡著。有的上課一年，不和學生說一句話。有的在八個大學兼課，必須製定一個輪流請假表，才能解決上課衝突的矛盾。當然並不是每一個教授都是這樣，勤勤懇懇誨人不倦的也有，但是這種例子是很少的。
老師這樣對待學生，學生當然也這樣對待老師。師生不是互相利用，就是互相敵對。老師教書為了吃飯，或者升官發財。學生念書為了文憑。師生關係，說穿了就是這樣。
終於到了1949年。這是北京師生關係史上跨時代的一年，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年。
從這一年起，老師在變，學生在變，師生關係也在變。十四年來，我不知道經曆過多少令人讚歎感動的事情，我不知道有多少夜因歡喜而失眠。當我聽到我平常很景仰的一位老先生在七十高齡光榮地參加中國共產黨的時候，我曾喜極不寐。當我聽到從前我的一位十分固執倔強的老師受到表揚的時候，我曾喜極不寐。至於我身邊的同事和同學，他們踏踏實實地向著新的方向邁進，日新月異，他們身上的舊東西愈來愈少，新東西愈來愈多。我每次出國，住上一兩個月，回來後就覺得自己落後了。才知道，我們祖國，我們的老師和學生，是用著多麽快速的步伐前進。
現在，老師上課都是根據詳細的大綱和教案，這都是事前討論好的，絕不能信口開河。老師們關心同學的學習，有時候還到同學宿舍裏去輔導或者了解情況。備課一直到深夜。每當夜深人靜我走過校園的時候，就看到這裏那裏有不少燈光通明的窗子。我知道，老師們正在查閱文獻，翻看字典。要想送給同學一杯水，自己先準備下一桶。老師們誰都不願提著空桶走上課堂。而學生呢？他們絕大多數都能老師指到哪裏，他們做到哪裏。他們刻苦學習，認真鑽研。我曾在一個黑板報上看到一個學生填的詞，其中有兩句：“鬆濤聲低，讀書聲高。”描寫學生高聲朗讀外文的情景，是很生動的，也是能反映實際情況的。今天，老師教書不是為了吃飯，更不是為了升官發財。學生念書，也不是為了文憑。師生有一個共同的偉大的目標。他們既是師生，又是同誌。這是幾千年的曆史上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的現象。
如果有人對同學們談到我前麵寫的情況，他們一定會認為是神話，或是笑話，他們絕不會相信的。說實話，連我自己回想起那些事情來，都有恍如隔世之感，何況他們從來沒有經曆過呢？然而，這都是事實，而且還不能算是曆史上的事實，它們離開今天並不遠。撫今追昔，我想到師生之間的關係的變化而感慨萬端，不是很自然嗎？
想到這些，也是有好處的。它能使我們更愛新中國，更愛新北京，更愛今天。
我要用無限的熱情歌頌新北京的老師，我要用無限的熱情歌頌新北京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