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頗有一些人喜歡談論“中國之最”。實事求是地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最”是極多極多的。幾大發明和幾大奇跡,不必說了。即在九百多萬平方公裏的錦繡山河中,在人民日常生活的飲食中,“最”也到處可見。


    然而,有一個“最”卻被人們完全忽略了,這就是翻譯。


    無論是從曆史的長短來看,還是從翻譯作品的數量來看,以及從翻譯所產生的影響來看,中國都是世界之“最”。這話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因而是完全正確的。


    根據學者們的研究,中國先秦時代已有翻譯活動。這是很自然的。隻要語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個國家或民族(中華民族包括很多民族)內,還是在眾多的國家或民族間,翻譯都是必要的。否則思想就無法溝通,文化就難以交流,人類社會也就難以前進。


    至遲到了東漢初年,印度佛教就傳入中國。在此後的一千多年中,中國僧人和印度僧人,以及中亞某些古代民族的僧人,翻譯了大量的佛典,有時個人單獨進行,有時采用合作的方式。專就一個宗教來說,稱之為“最”,它是當之無愧的。從明清之際開始,中間經過了19世紀末的洋務運動和1919年開始的五四運動,一直到今天的改革開放時期,中國人(其中間有外國人)又翻譯了其量極大的西方書籍,其中也有少量東方書籍。各種學科幾乎都有。佛典翻譯以及其他典籍的翻譯,所產生的影響是無法估量的。


    如果沒有這些翻譯,你能夠想象今天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會是什麽樣子嗎?


    這些話幾乎都已屬於老生常談的範疇,用不著再細說了。我現在想從一個嶄新的、從來沒有人提到過的角度上,來談一談翻譯對中國文化的重要意義。


    最近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世界上一些大國中,頗有一些有識之士,在認真地思考討論人類文化的演變和走向問題。英國學者湯因比可以作為一個代表。他的大著《曆史研究》已被譯為漢文。他把世界上過去所有的文明分為23個或26個,說明沒有任何文明是能永存的。我的想法同這個說法相似。我把文化(文明)的發展分為五個階段:誕生、成長、繁榮、衰竭、消逝。具體的例子請參看湯因比的著作。我在這裏聲明一句:他的例子我並不完全讚同。


    湯因比把整個中華文化(他稱之為“文明”)分為幾個。這意見我認為有點牽強、機械。我覺得,不能把中華文化分成幾個,中華文化是一個整體。


    但是,這裏就出現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你既然主張任何文化都不能永存,都是一個發展過程,為什麽中華文化竟能成為例外呢?為什麽中華文化竟能延續不斷地一直存在到今天呢?這個問題提得好,提到了點子上。我必須認真地予以答複。


    倘若對中華五千年的文化發展史仔細加以分析,中間確能分出若幹階段,中華文化並不是前後一致地、毫無變化地發展下來的。試以漢唐文化同其他朝代的文化相比,就能看出巨大的差別。漢唐時代,中華文化在世界上占領導地位,當時的長安是世界上文化的中心。其他朝代則不行。到了近代,世界文化重心西移,我們則努力“西化”,非複漢唐之光輝燦爛了。


    但是,不管經過了多少波折,走過多少坎坷的道路,既有陽關大道,也有獨木小橋,中華文化反正沒有消逝。原因何在呢?我的答複是:倘若拿河流來作比,中華文化這一條長河,有水滿的時候,也有水少的時候;但卻從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數大大小小是頗多的。最大的有兩次,一次是從印度來的水,一次是從西方來的水。而這兩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譯。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萬應靈藥就是翻譯。翻譯之為用大矣哉!


    最近若幹年以來,中國學術界研究中國翻譯問題之風大興。論文和專著都出了不少,又成立了全國的和一些省市的翻譯組織,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最近林煌天同誌等又編撰了這一部《中國翻譯詞典》,可謂錦上添花了。對林煌天等同誌編撰這樣的詞書我是完全信任的。他們在翻譯方麵,既有實踐經驗,又有組織經驗。他們編撰的書很有特色,匯集了涉及翻譯學術方麵的各種詞條和有關資料,翻譯工作者和文化教育界人士都可用作參考。煌天同誌要我為本書寫一篇序,我樂於接受,同時又乘機把自己對翻譯工作的重要性的看法一並寫了出來,以便求教於高明。


    1993年10月11日淩晨

章節目錄

閱讀記錄

讀書與做人所有內容均來自互聯網,uu小說網隻為原作者季羨林的小說進行宣傳。歡迎各位書友支持季羨林並收藏讀書與做人最新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