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起的太陽》譯本再版序
韋清琦
一提到邁克爾·克萊頓，人們就不禁想起剛果的神秘穴窟，大洋深處的巨球，以及光怪陸離的恐龍世界等等。是啊，這位才華橫溢的流行小說作家為讀者營造了這麽多的奇幻空間。他的作品一部部被搬上了銀幕，《侏羅紀公園》、《失落的世界》、《剛果驚魂》更創造了電影票房紀錄的一座又一座高峰，使他在90年代在全球擁有了億萬為之傾心的書迷和影迷。克萊頓1942年生於美國芝加哥。23歲時，他從哈佛人類學係畢業，一年半之後又開始攻讀醫學，並在其間開始了文學創作。他於1969年從哈佛醫學院畢業，也就在同一年，他出版了轟動一時的暢銷書《安德洛墨達品係》，這促使他下了棄醫從文的決心。不過，他早年在這些非文學領域的研究為他積累了人類學、醫學、生物學和神經學等淵博的知識，為他日後的文學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的興趣愛好十分廣泛，他的才華還不僅體現在文學上，所導演的影片《昏迷》、《火車大劫案》等獲得了巨大成功。他是個計算機業的行家裏手，擁有自己的軟件公司，寫過關於信息技術的書《電子生活》，甚至還設計了一套叫“亞馬遜”的電子遊戲。克萊頓在這些領域的涉獵，也為他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源泉。
邁克爾·克萊頓的書總不會令人失望。他的視野總是那麽寬闊：從變幻莫測的海底，到空闊遼遠的太空；他的想像力總是那麽雄奇：從古代北歐的食屍怪到現代恐龍橫行的侏羅紀公園。他對情節的安排總是扣人心弦，他對高科技的介紹總令讀者心馳神往。他的小說被稱為高科技驚險小說，足見其作品是趣味性和知識性相結合的典範。克萊頓的小說除了主線索外，一般還有發人深省的社會主題，這使他講的故事更加深刻，有更真實的社會語境，因而讓人讀後有更大的回味。這裏要介紹給讀者的《升起的太陽》便是克萊頓頗具代表性的一部力作。
故事是以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展開的。“我”是洛杉磯警察局特種勤務處的中尉史密斯，與之合作破案的是康納上尉，小說真正的主角。他們的關係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華生和福爾摩斯的關係。來自日本的中本公司在洛杉磯它新落成的公司大樓裏舉行盛大酒會，政界、演藝界的名流紛紛前來捧場。然而一位與眾多大人物有瓜葛的金發美女卻橫死在第46層樓。史密斯作為協調與日本社區關係的聯絡警官和“日本通”康納上尉著手偵察此案，隨著調查的深入，他們發現在凶殺案背後的是一起日本公司和美國官僚相互勾結、錯綜複雜的“微電腦公司”出售案，與之有牽連的美國參議員、日本商人相繼畏罪自殺，然而日本公司令人生畏的“貿易戰”仍久久縈繞在人們心頭。
這部小說很好地體現了克萊頓設置懸念的非凡才能，特別是貫穿整個案件的錄像帶就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嫌疑最大的日本商人自己跑到警察局送上錄下了犯罪經過的帶子，而在錄像中，與受害者在一起的嫌疑人卻始終背對著攝像鏡頭，鏡頭裏那場麵的刻畫不僅營造出陰森恐怖的氣氛，而且使得讀者急不可耐地一口氣讀下去。一直到故事尾聲時這個謎才揭開，原來竟有兩個凶手，美國參議員和日本商人都難逃法網。和這一懸念緊密相連的是作者對高科技手段的介紹。日本人如何利用尖端數碼技術來移花接木，篡改了錄像帶的本來麵目，美方偵破人員又如何用高科技反其道而行之，找出了錄像帶的破綻，這些描繪給求知欲很強的讀者以極大的滿足。此外，克萊頓很善於把握故事發展的節奏，讀者可以看到小說的時間跨度很短，而且不斷加速，最後達到高xdx潮，這種對讀者情緒的充分拉動向來是克萊頓驚險小說的迷人之處。
克萊頓很注重對人物的刻畫。康納是個智勇雙全的偵探，他有福爾摩斯式的分析推理能力和心細如發的洞察力，他在與日本人打交道時總能保持冷靜平和，善於為日本人設身處地地著想，這一品質在跨文化交際中是不可或缺的。格雷厄姆則是另一類美國人的代表。他自以為是，對日本人沒有切實的認識，沒有親身的感受。他腦子裏隻有一大堆偏見和從各種媒介中接受的不合實際的狂想。他對日本人一無所知，也並不試圖去了解。凶殺案中的受害者之一阪村的形象也描繪得十分成功，他的玩世不恭和直率使自己與以石倉為代表的日本商人階層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然而更耐人尋味的還是小說的社會主題，即對美國和日本關係的審視。作者探索了在美日貿易戰背後的文化衝突。應該說，他盡可能做到了客觀地評價日本人。他用警官格雷厄姆的話表現了許多美國人對日本文化的偏見：“那姑娘是他們所垂涎三尺的那種美人兒，一朵長刺玫瑰花。你知道那些小日本個個都想抱著排球運動員玩一玩。”西方人根深蒂固的優越感和對東方民族的歧視在這段話裏可以看得很清楚，克萊頓對以格雷厄姆為代表的種族中心主義提出了批評，他自己的觀點是借康納的口說出來的，體現了一種冷靜、公正、學院式一分為二的態度。他尊重日本文化的含蓄：“這是日本人思維的基本原則，要含而不露——建築風格如此，麵部表情如此，任何事情都是如此。”他讚賞日本人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在東京的火車站，你隻要站在月台上標定的點上，火車停下來的時候，車門肯定正對著你打開。火車從不晚點，郵件從不丟失、轉換航班從不會有誤，規定期限的工作從不拖延，一切都按計劃進行。日本人有教養，凡事準備充分、目的明確，他們做事善始善終，沒有鬼混。”克萊頓還對日、美國民性進行了比較。在分析為什麽美國人開發的產品卻總由日本人來不斷優化的原因時說了一段精彩的話：“美國人總是期望數量的飛躍，大幅度地前進。美國人試圖來個本壘打，把球擊出場外，然後舒舒服服地休息。日本人卻是整天地做一壘打，從不貪圖休息。所以，像這種情況，你所看到的完全是一種人生觀的體現他也不留情麵地批評了日本人的虛偽：“美國人認為人的個性核心是不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的。而日本人則認為一切都受場合的製約……因為對日本人來說，表現得始終如一是不可能的。在不同地位和身份的人麵前，日本人表現就各不相同。他在自己的家裏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時，身份都在變化。”克萊頓認為在日本人中同樣也存在種族中心主義，正因為他們內心的傲慢，對美國人的輕視，才低估了美國人對錄像帶的分析能力。
不過，作為一位美國作家，克萊頓也並非一直從客觀的角度看問題，讀者可以感覺到他字裏行間湧動著一種潛在的敵視日本的情緒，這在他連篇累牘地描述日本對美國的經濟侵略中可以看出來，如果說格雷厄姆對日本有一種居高臨下式的誤讀，那麽康納則對其有一定程度的“鏡像式誤讀”，這是美國人長期存有的對日本，或對其它東方民族的戒懼心理在作祟。日本人在經濟上的確表現得咄咄逼人，但實際上其大部分商業行為都是合法、規範的，是他們的精明使他們占了上風。美國人又如何呢？一位美國讀者指出，“微軟”、“耐克”、“麥當勞”的所作所為比起日本公司來有過之而無不及。還有，日本人與日本公司並不一定就有共同的特征，公司行為畢竟不能和個體行為劃等號。事實上，筆者在英特網上找到幾十位普通美國讀者對該小說的看法，他們對其探案情節和高科技的描寫幾乎一致叫好，但對克萊頓的“經濟學”並不讚同，因為他們切身體會到，美國仍是經濟之最強者，美國的高科技產業走在日本前麵，美國的經濟學、數學等基礎研究保證了它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而日本的“泡沫經濟”如今正在衰敗，日本在地價處於頂部時買下的大批美國地產現在正又被美國以廉價購回。現在看來美國才是這場貿易戰的真正贏家。《升起的太陽》寫於1992年，它反映了那個時代美國人的心理，它所渲染的情景與其說是事實，不如說是對未來的擔心，這從另一個側麵體現了美國人所具有的憂患意識。
當然，總體而言，克萊頓在小說中所努力追求的是不同文化的溝通。他提到：“70年代，日本每年派到美國來的學生有15萬，都是來研究了解美國的。而我們每年到日本去的學生卻隻有200人。”任何文化如果不與其他文化接觸都不可能發展，跨文化交際的能力是文化修養的要素。展望21世紀，世界文化發展的新格局是不同文化之間經過相互碰撞後達到對話和某種程度的共融，而不應該像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所聲稱的那種緊張的“文化衝突”。不同民族隻有相互尊重、理解別的民族的文化身份，才能要求別的民族尊重、理解自己的文化身份。隻有在這樣的基礎上，經濟的繁榮才有可能。畢竟，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溝通、融合正使地球變得越來越小，在這個碩大的“地球村”裏，居民們要能夠互諒互讓，唇齒相依。人們在各個方麵都有賴於彼此更緊密的協調，更緊密的合作和交流，並建立更合理而有力的製度架構，以便實現各國各民族的人民物質生活的共同富裕，精神質量的共同提高。狹隘的貿易戰、掠奪式的經濟發展將越來越不合時宜。繁榮不可能隻水遠停留在日本或美國這一方水土上，那也不是一種長久的繁榮。
太陽不管在哪兒升起，都是屬於全人類的。
韋清琦
一提到邁克爾·克萊頓，人們就不禁想起剛果的神秘穴窟，大洋深處的巨球，以及光怪陸離的恐龍世界等等。是啊，這位才華橫溢的流行小說作家為讀者營造了這麽多的奇幻空間。他的作品一部部被搬上了銀幕，《侏羅紀公園》、《失落的世界》、《剛果驚魂》更創造了電影票房紀錄的一座又一座高峰，使他在90年代在全球擁有了億萬為之傾心的書迷和影迷。克萊頓1942年生於美國芝加哥。23歲時，他從哈佛人類學係畢業，一年半之後又開始攻讀醫學，並在其間開始了文學創作。他於1969年從哈佛醫學院畢業，也就在同一年，他出版了轟動一時的暢銷書《安德洛墨達品係》，這促使他下了棄醫從文的決心。不過，他早年在這些非文學領域的研究為他積累了人類學、醫學、生物學和神經學等淵博的知識，為他日後的文學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的興趣愛好十分廣泛，他的才華還不僅體現在文學上，所導演的影片《昏迷》、《火車大劫案》等獲得了巨大成功。他是個計算機業的行家裏手，擁有自己的軟件公司，寫過關於信息技術的書《電子生活》，甚至還設計了一套叫“亞馬遜”的電子遊戲。克萊頓在這些領域的涉獵，也為他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源泉。
邁克爾·克萊頓的書總不會令人失望。他的視野總是那麽寬闊：從變幻莫測的海底，到空闊遼遠的太空；他的想像力總是那麽雄奇：從古代北歐的食屍怪到現代恐龍橫行的侏羅紀公園。他對情節的安排總是扣人心弦，他對高科技的介紹總令讀者心馳神往。他的小說被稱為高科技驚險小說，足見其作品是趣味性和知識性相結合的典範。克萊頓的小說除了主線索外，一般還有發人深省的社會主題，這使他講的故事更加深刻，有更真實的社會語境，因而讓人讀後有更大的回味。這裏要介紹給讀者的《升起的太陽》便是克萊頓頗具代表性的一部力作。
故事是以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展開的。“我”是洛杉磯警察局特種勤務處的中尉史密斯，與之合作破案的是康納上尉，小說真正的主角。他們的關係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華生和福爾摩斯的關係。來自日本的中本公司在洛杉磯它新落成的公司大樓裏舉行盛大酒會，政界、演藝界的名流紛紛前來捧場。然而一位與眾多大人物有瓜葛的金發美女卻橫死在第46層樓。史密斯作為協調與日本社區關係的聯絡警官和“日本通”康納上尉著手偵察此案，隨著調查的深入，他們發現在凶殺案背後的是一起日本公司和美國官僚相互勾結、錯綜複雜的“微電腦公司”出售案，與之有牽連的美國參議員、日本商人相繼畏罪自殺，然而日本公司令人生畏的“貿易戰”仍久久縈繞在人們心頭。
這部小說很好地體現了克萊頓設置懸念的非凡才能，特別是貫穿整個案件的錄像帶就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嫌疑最大的日本商人自己跑到警察局送上錄下了犯罪經過的帶子，而在錄像中，與受害者在一起的嫌疑人卻始終背對著攝像鏡頭，鏡頭裏那場麵的刻畫不僅營造出陰森恐怖的氣氛，而且使得讀者急不可耐地一口氣讀下去。一直到故事尾聲時這個謎才揭開，原來竟有兩個凶手，美國參議員和日本商人都難逃法網。和這一懸念緊密相連的是作者對高科技手段的介紹。日本人如何利用尖端數碼技術來移花接木，篡改了錄像帶的本來麵目，美方偵破人員又如何用高科技反其道而行之，找出了錄像帶的破綻，這些描繪給求知欲很強的讀者以極大的滿足。此外，克萊頓很善於把握故事發展的節奏，讀者可以看到小說的時間跨度很短，而且不斷加速，最後達到高xdx潮，這種對讀者情緒的充分拉動向來是克萊頓驚險小說的迷人之處。
克萊頓很注重對人物的刻畫。康納是個智勇雙全的偵探，他有福爾摩斯式的分析推理能力和心細如發的洞察力，他在與日本人打交道時總能保持冷靜平和，善於為日本人設身處地地著想，這一品質在跨文化交際中是不可或缺的。格雷厄姆則是另一類美國人的代表。他自以為是，對日本人沒有切實的認識，沒有親身的感受。他腦子裏隻有一大堆偏見和從各種媒介中接受的不合實際的狂想。他對日本人一無所知，也並不試圖去了解。凶殺案中的受害者之一阪村的形象也描繪得十分成功，他的玩世不恭和直率使自己與以石倉為代表的日本商人階層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然而更耐人尋味的還是小說的社會主題，即對美國和日本關係的審視。作者探索了在美日貿易戰背後的文化衝突。應該說，他盡可能做到了客觀地評價日本人。他用警官格雷厄姆的話表現了許多美國人對日本文化的偏見：“那姑娘是他們所垂涎三尺的那種美人兒，一朵長刺玫瑰花。你知道那些小日本個個都想抱著排球運動員玩一玩。”西方人根深蒂固的優越感和對東方民族的歧視在這段話裏可以看得很清楚，克萊頓對以格雷厄姆為代表的種族中心主義提出了批評，他自己的觀點是借康納的口說出來的，體現了一種冷靜、公正、學院式一分為二的態度。他尊重日本文化的含蓄：“這是日本人思維的基本原則，要含而不露——建築風格如此，麵部表情如此，任何事情都是如此。”他讚賞日本人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在東京的火車站，你隻要站在月台上標定的點上，火車停下來的時候，車門肯定正對著你打開。火車從不晚點，郵件從不丟失、轉換航班從不會有誤，規定期限的工作從不拖延，一切都按計劃進行。日本人有教養，凡事準備充分、目的明確，他們做事善始善終，沒有鬼混。”克萊頓還對日、美國民性進行了比較。在分析為什麽美國人開發的產品卻總由日本人來不斷優化的原因時說了一段精彩的話：“美國人總是期望數量的飛躍，大幅度地前進。美國人試圖來個本壘打，把球擊出場外，然後舒舒服服地休息。日本人卻是整天地做一壘打，從不貪圖休息。所以，像這種情況，你所看到的完全是一種人生觀的體現他也不留情麵地批評了日本人的虛偽：“美國人認為人的個性核心是不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的。而日本人則認為一切都受場合的製約……因為對日本人來說，表現得始終如一是不可能的。在不同地位和身份的人麵前，日本人表現就各不相同。他在自己的家裏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時，身份都在變化。”克萊頓認為在日本人中同樣也存在種族中心主義，正因為他們內心的傲慢，對美國人的輕視，才低估了美國人對錄像帶的分析能力。
不過，作為一位美國作家，克萊頓也並非一直從客觀的角度看問題，讀者可以感覺到他字裏行間湧動著一種潛在的敵視日本的情緒，這在他連篇累牘地描述日本對美國的經濟侵略中可以看出來，如果說格雷厄姆對日本有一種居高臨下式的誤讀，那麽康納則對其有一定程度的“鏡像式誤讀”，這是美國人長期存有的對日本，或對其它東方民族的戒懼心理在作祟。日本人在經濟上的確表現得咄咄逼人，但實際上其大部分商業行為都是合法、規範的，是他們的精明使他們占了上風。美國人又如何呢？一位美國讀者指出，“微軟”、“耐克”、“麥當勞”的所作所為比起日本公司來有過之而無不及。還有，日本人與日本公司並不一定就有共同的特征，公司行為畢竟不能和個體行為劃等號。事實上，筆者在英特網上找到幾十位普通美國讀者對該小說的看法，他們對其探案情節和高科技的描寫幾乎一致叫好，但對克萊頓的“經濟學”並不讚同，因為他們切身體會到，美國仍是經濟之最強者，美國的高科技產業走在日本前麵，美國的經濟學、數學等基礎研究保證了它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而日本的“泡沫經濟”如今正在衰敗，日本在地價處於頂部時買下的大批美國地產現在正又被美國以廉價購回。現在看來美國才是這場貿易戰的真正贏家。《升起的太陽》寫於1992年，它反映了那個時代美國人的心理，它所渲染的情景與其說是事實，不如說是對未來的擔心，這從另一個側麵體現了美國人所具有的憂患意識。
當然，總體而言，克萊頓在小說中所努力追求的是不同文化的溝通。他提到：“70年代，日本每年派到美國來的學生有15萬，都是來研究了解美國的。而我們每年到日本去的學生卻隻有200人。”任何文化如果不與其他文化接觸都不可能發展，跨文化交際的能力是文化修養的要素。展望21世紀，世界文化發展的新格局是不同文化之間經過相互碰撞後達到對話和某種程度的共融，而不應該像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所聲稱的那種緊張的“文化衝突”。不同民族隻有相互尊重、理解別的民族的文化身份，才能要求別的民族尊重、理解自己的文化身份。隻有在這樣的基礎上，經濟的繁榮才有可能。畢竟，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溝通、融合正使地球變得越來越小，在這個碩大的“地球村”裏，居民們要能夠互諒互讓，唇齒相依。人們在各個方麵都有賴於彼此更緊密的協調，更緊密的合作和交流，並建立更合理而有力的製度架構，以便實現各國各民族的人民物質生活的共同富裕，精神質量的共同提高。狹隘的貿易戰、掠奪式的經濟發展將越來越不合時宜。繁榮不可能隻水遠停留在日本或美國這一方水土上，那也不是一種長久的繁榮。
太陽不管在哪兒升起，都是屬於全人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