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405號公路上驅車向南，直奔機場而去。康納凝神望著車窗外。外麵的世界籠罩在一層淡淡的薄霧之中。
“在日本人的組織機構中，永遠不會有人給你打這樣的電話。局長把你給晾了出去。他自己一點責任都不承擔——現在都成了你的事。他把一些與你不相幹的事也怪罪到你的頭上，像格雷厄姆的事，還有我的事。”說到這裏康納無可奈何地搖搖頭。“日本人就不幹這種事。日本人有一句名言：要解決問題，不要委過他人。在美國人的組織機構中，總是追究是誰的過失，然後這個人就該倒黴了。在日本人的組織機構中，首先考慮的是問題在哪裏，該怎樣解決，而不是去責怪什麽人。他們這種辦法就比較好。”
康納眼睛望著窗外，沉默下來。此刻，我們正飛速駛過斯勞頓，濛濛薄霧中，馬裏納高速公路巨大的弧形輪廓在我們頭頂上方依稀可見。
我說道：“局長不過是有些蒙頭轉向罷了。”
“是啊，跟以往一樣，不了解情況。即使如此，聽他的口氣，我們最好能在他明天早上起床之前連夜就把案子了結。”
“能做得到嗎？”
“隻要石倉交出錄像帶就行。”
這時電話鈴又響起來。我抓起電話。
是石倉打來的。
我把電話遞給康納。
我隱約可以聽見電話聽筒裏傳出的石倉的聲音。他似乎很緊張，用日語急促地說：“喂，喂，康納先生。我給警衛室打過電話，可是沒有人接。”
康納用手捂著受話器，用英語翻譯了他的話：“他給保安值班室打了電話，但沒有人接電話。”
“後來，”對方仍然在說日語，“我跟中央警衛室聯係，讓他們派人下來檢查錄像帶。”
康納用英語重複了他的話：“後來他跟保安中心聯係，讓他們派人下去檢查錄像帶。”
“錄像帶統統都在錄像機裏，沒有被人換過，一切都沒有問題。”石倉說的還是日語。
康納一邊翻譯他的話，一邊直皺眉頭。接著他用日語說：“我看錄像帶是被人換走了。你要把帶子找回來！”
“康納先生，一切都沒有問題，你叫我怎麽辦？”
康納聽完後對我說：“他咬定一切都沒有問題。”
“把帶子找回來！”康納用日語對他下命令似的說道，然後他對我說：“我告訴他我要那些錄像帶。”
“我已經說過帶子沒有問題，你為什麽老纏著我要找帶子？”
“我知道帶子已經不在了。”康納說著又冒出一句英語：“石倉先生，我了解的情況比你想象的要多。”接著又是日語：“我再說一遍，把帶子找回來！”
康納掛斷電話，靠在坐椅上憤憤地罵道：“這幫狗雜種。他們一口咬定說沒少帶子。”
“這意味著什麽呢？”我問道。
“他們決心與我們較量一番。”康納望著窗外的車流，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牙齒。“他們敢於如此猖狂，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處於強有力的地位，一個難以攻克的地位。這就意味著……”
康納陷入了沉思。隨著路燈在我們頭頂上方不斷地掠閃而過，我從反光鏡裏看到他沉思的麵孔不時地被照亮。“不，不，不。”他好像是在與某個人談話似的說了這幾個字。
“不什麽？”
“這不大可能是格雷厄姆。”他搖搖頭。“格雷厄姆膽子太大，而且過去的辮子太多。也不會是我。我的事已經是陳年舊賬了。所以一定是你，彼得。”
“你在說什麽呀？”我問道。
“石倉認為有一件事情讓他抓住了把柄，”康納說道，“我覺得這件事跟你有關。”
“跟我？”
“是啊。而且肯定是一件個人的事情。你過去有什麽能讓人抓把柄的事嗎？”
“什麽樣的事呢？”
“像犯有前科啦，被拘捕過啦，接受過內部事務調查啦，受過諸如酗酒、同性戀或跟蹤婦女等不軌行為的指控啦。或者是否參加過吸毒康複治療，與父母關係或與上司的關係上有沒有問題等等。任何涉及個人的或職業上的問題，不管是哪個方麵的問題。”
我聳聳肩說：“啊呀呀，哪有的事啊！”
康納隻是靜靜地看著我，然後，他說道：“他們認為他們抓住了你的什麽把柄，彼得。”
“我離了婚，現在一個人帶著孩子。我有個小女兒，叫米歇爾，才兩歲。”
“唔……”
“我現在的生活很平靜。我負責照管孩子。”
“那你妻子呢？”
“我的前妻是地方檢察官辦事處的律師。”
“你們什麽時候離婚的？”
“兩年前。”
“孩子出生之前？”
“剛出生。”
“為什麽要離婚呢？”
“天啦，別人為什麽離婚呢？”
康納一聲沒吭。
“我們結婚隻有一年。我們認識的時候她很年輕，才24歲。她對很多事情都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們是在法庭上相識的。她以為我是個剛毅、堅強，每天都在潛在的危險中生活的警探。她很喜歡我有一支槍。就這樣，我們便有了關係。她懷孕之後不願意做人工流產，而是提出要結婚。這隻是出於她的某些浪漫的想法，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懷孕的日子很不好過，而且再做流產也為時太晚。沒過多久，她就覺得她不喜歡和我生活在一起，原因是我的公寓住房太小，掙的錢也有限，而且又不住在布倫特伍德，而是住在卡爾弗城。等到孩子出世的時候，她的幻想似乎也完全破滅了。她說她鑄成了一宗大錯，說她要追求自己的事業，說她不想跟一個警察過一輩子，也不想帶小孩。她說一切的一切都是錯誤的，她感到很遺憾，最後就離開了這個家。”
康納閉著眼睛聽我講。“唔……”
“我不明白這些事上有什麽把柄可抓的。她兩年前就離開這個家了。從那以後，我就無法、也不再願意幹警探了，因為我有個孩子拖累著。於是在通過考核之後，我就被調到特勤處去跟新聞界打交道。在那兒工作也沒出什麽差錯，可以說幹得還挺好。到了去年，負責亞洲人聯絡事務的工作需要人，而且薪金也高，每月要多200美金呢。所以我就提出了申請。”
“唔……”
“我是說，我真的用得著那筆錢呢。眼下我有額外的開銷，比如給米歇爾找個保姆之類的事。你知道為一個兩歲小孩找個白天照顧她的保姆費用是多少嗎？我雇了個人專門在家裏照看她，而勞倫在多數情況下連孩子的撫養費也不付。她說她那點薪金還不夠花的，可是她卻買了一輛寶馬車。我不知道該怎麽辦。跟她上法庭？可她是為該死的地區檢察官工作的人呀！”
康納依然一語不發。我已經看見前方高速公路上空正在降落的飛機。快到機場了。
“不管怎麽說吧，”我說道，“我幹上聯絡官的差事之後還是挺高興的，因為這種工作從時間上來說比較理想，薪水也高。這就是我會到這裏來，和你一起坐在這輛車裏的原因。就這樣。”
“後輩，”康納平心靜氣地說道，“我們兩人現在是拴在一起了。還是告訴我吧，出了什麽問題？”
“沒有什麽問題呀！”
“後輩。”
“真沒有哇。”
“後輩……”
“喂，我說約翰，我跟你說吧，在申請去特勤處工作的時候，我的檔案要經過5個委員會的審查。當聯絡官的人必須在曆史上沒有汙點。我的檔案經過那些委員會的審查，他們沒有發現什麽實質性的問題。”
康納點了點頭：“可是他們發現了一些問題。”
“見鬼，”我說道，“我幹了5年警探。幹這麽長時間難免會被人投訴，這你也知道。”
“投訴你什麽呢？”
我搖搖頭。“沒有什麽，雞毛蒜皮。我第一年拘捕過一個人，他指控我對他濫用暴力，但經過了解之後，那個指控被認為是不實之辭。我曾經逮捕過一個持槍搶劫的女人。她說我故意在她身上放了一克毒品進行栽贓，其實那是她自己身上帶的毒品，指控不能成立。一個殺人嫌疑犯說我在審訊的時候打他踢他，可是整個審訊過程中還有其他警官在場嘛。一樁家庭暴力案中，一個醉醺醺的女人事後打電話指責我騷擾她的孩子，後來她撤回了這個指控。一個青少年團夥的頭頭因殺人而被逮捕，他說我跟他搞同性戀，後來也撤回了指控。就這樣。”
你要是個警察，你就會明白這類投訴就像馬路上的車輛發出的噪音一樣，令人毫無辦法。你總是處在那些人的對立麵，指控他們犯有這樣那樣的罪行。他們就反過來咬你一口。事情就是這樣。隻要這些投訴的內容不是固定的說法，不是反複抱怨同樣的事，局裏是根本不管的。如果一兩年之中有三四個投訴都說你濫用暴力，那麽局裏就要進行一下調查。或者說有一連串的投訴都說你搞種族歧視，那你也得接受一番調查。其實嘛，就像局長助理吉姆·奧爾森經常說的，當警察就得皮厚一些才行。
康納老半天沒吭聲。他皺起眉頭沉思起來。然後，他問道：“那麽離婚的事呢？那有沒有什麽問題？”
“沒有什麽不正常的。”
“你跟你前妻現在相互還講話嗎？”
“講的。還可以吧，不是很熱情，但還說得過去。”
他仍然雙眉緊鎖，仍在尋找問題之所在。“你是兩年前離開刑偵處的？”
“是的。”
“原因呢？”
“我剛才說過了。”
“你說是幹警探的工作時間對你不合適。”
“是的，那是主要原因。”
“除此而外，還有呢！”
我聳了聳肩。“離婚之後我就不想再幹這種與殺人案有關的差事了。我覺得——我也不知道——是幻想的破滅吧。我身邊拉扯一個嬰兒，妻子又走了。她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去了，跟一個有本事的檢察官搞上了。我倒要來帶孩子。我感到喪氣，再也不想當警探了。”
“當時你進行過心理谘詢沒有？或心理治療？”
“沒有。”
“有沒有吸毒或者酗酒呢？”
“也沒有。”
“有沒有相好的女人？”
“有。”
“還沒有離婚的時候就有？”
我猶豫了一下。
“是法利？市長辦公室的那一位？”
“不是，那是後來的事了。”
“可是，沒有離婚之前你有過相好的？”
“是的。她現在住菲尼克斯城，她丈夫工作調動了。”
“她以前也在局裏？”
我聳了聳肩。
康納靠在坐椅上。“好啦，後輩，”他說道，“如果隻有這一點事情，那你就沒問題了。”他看著我。
“就這些。”
“不過我得告誡你，我以前在跟日本人打交道時就碰到過這類事情。當日本人決心與你對抗的時候，他們可以使事情變得非常棘手。確確實實很棘手。”
“你是想嚇唬我？”
“不是。隻是告訴你事情往往就是這樣。”
“去他媽的日本人，”我說道，“我沒有什麽虧心事。”
“那好，我想你最好現在就打電話找新聞界的朋友，告訴他們，我們處理完下一件事之後就到他們那兒去。”
“在日本人的組織機構中，永遠不會有人給你打這樣的電話。局長把你給晾了出去。他自己一點責任都不承擔——現在都成了你的事。他把一些與你不相幹的事也怪罪到你的頭上，像格雷厄姆的事，還有我的事。”說到這裏康納無可奈何地搖搖頭。“日本人就不幹這種事。日本人有一句名言：要解決問題，不要委過他人。在美國人的組織機構中，總是追究是誰的過失，然後這個人就該倒黴了。在日本人的組織機構中，首先考慮的是問題在哪裏，該怎樣解決，而不是去責怪什麽人。他們這種辦法就比較好。”
康納眼睛望著窗外，沉默下來。此刻，我們正飛速駛過斯勞頓，濛濛薄霧中，馬裏納高速公路巨大的弧形輪廓在我們頭頂上方依稀可見。
我說道：“局長不過是有些蒙頭轉向罷了。”
“是啊，跟以往一樣，不了解情況。即使如此，聽他的口氣，我們最好能在他明天早上起床之前連夜就把案子了結。”
“能做得到嗎？”
“隻要石倉交出錄像帶就行。”
這時電話鈴又響起來。我抓起電話。
是石倉打來的。
我把電話遞給康納。
我隱約可以聽見電話聽筒裏傳出的石倉的聲音。他似乎很緊張，用日語急促地說：“喂，喂，康納先生。我給警衛室打過電話，可是沒有人接。”
康納用手捂著受話器，用英語翻譯了他的話：“他給保安值班室打了電話，但沒有人接電話。”
“後來，”對方仍然在說日語，“我跟中央警衛室聯係，讓他們派人下來檢查錄像帶。”
康納用英語重複了他的話：“後來他跟保安中心聯係，讓他們派人下去檢查錄像帶。”
“錄像帶統統都在錄像機裏，沒有被人換過，一切都沒有問題。”石倉說的還是日語。
康納一邊翻譯他的話，一邊直皺眉頭。接著他用日語說：“我看錄像帶是被人換走了。你要把帶子找回來！”
“康納先生，一切都沒有問題，你叫我怎麽辦？”
康納聽完後對我說：“他咬定一切都沒有問題。”
“把帶子找回來！”康納用日語對他下命令似的說道，然後他對我說：“我告訴他我要那些錄像帶。”
“我已經說過帶子沒有問題，你為什麽老纏著我要找帶子？”
“我知道帶子已經不在了。”康納說著又冒出一句英語：“石倉先生，我了解的情況比你想象的要多。”接著又是日語：“我再說一遍，把帶子找回來！”
康納掛斷電話，靠在坐椅上憤憤地罵道：“這幫狗雜種。他們一口咬定說沒少帶子。”
“這意味著什麽呢？”我問道。
“他們決心與我們較量一番。”康納望著窗外的車流，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牙齒。“他們敢於如此猖狂，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處於強有力的地位，一個難以攻克的地位。這就意味著……”
康納陷入了沉思。隨著路燈在我們頭頂上方不斷地掠閃而過，我從反光鏡裏看到他沉思的麵孔不時地被照亮。“不，不，不。”他好像是在與某個人談話似的說了這幾個字。
“不什麽？”
“這不大可能是格雷厄姆。”他搖搖頭。“格雷厄姆膽子太大，而且過去的辮子太多。也不會是我。我的事已經是陳年舊賬了。所以一定是你，彼得。”
“你在說什麽呀？”我問道。
“石倉認為有一件事情讓他抓住了把柄，”康納說道，“我覺得這件事跟你有關。”
“跟我？”
“是啊。而且肯定是一件個人的事情。你過去有什麽能讓人抓把柄的事嗎？”
“什麽樣的事呢？”
“像犯有前科啦，被拘捕過啦，接受過內部事務調查啦，受過諸如酗酒、同性戀或跟蹤婦女等不軌行為的指控啦。或者是否參加過吸毒康複治療，與父母關係或與上司的關係上有沒有問題等等。任何涉及個人的或職業上的問題，不管是哪個方麵的問題。”
我聳聳肩說：“啊呀呀，哪有的事啊！”
康納隻是靜靜地看著我，然後，他說道：“他們認為他們抓住了你的什麽把柄，彼得。”
“我離了婚，現在一個人帶著孩子。我有個小女兒，叫米歇爾，才兩歲。”
“唔……”
“我現在的生活很平靜。我負責照管孩子。”
“那你妻子呢？”
“我的前妻是地方檢察官辦事處的律師。”
“你們什麽時候離婚的？”
“兩年前。”
“孩子出生之前？”
“剛出生。”
“為什麽要離婚呢？”
“天啦，別人為什麽離婚呢？”
康納一聲沒吭。
“我們結婚隻有一年。我們認識的時候她很年輕，才24歲。她對很多事情都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們是在法庭上相識的。她以為我是個剛毅、堅強，每天都在潛在的危險中生活的警探。她很喜歡我有一支槍。就這樣，我們便有了關係。她懷孕之後不願意做人工流產，而是提出要結婚。這隻是出於她的某些浪漫的想法，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懷孕的日子很不好過，而且再做流產也為時太晚。沒過多久，她就覺得她不喜歡和我生活在一起，原因是我的公寓住房太小，掙的錢也有限，而且又不住在布倫特伍德，而是住在卡爾弗城。等到孩子出世的時候，她的幻想似乎也完全破滅了。她說她鑄成了一宗大錯，說她要追求自己的事業，說她不想跟一個警察過一輩子，也不想帶小孩。她說一切的一切都是錯誤的，她感到很遺憾，最後就離開了這個家。”
康納閉著眼睛聽我講。“唔……”
“我不明白這些事上有什麽把柄可抓的。她兩年前就離開這個家了。從那以後，我就無法、也不再願意幹警探了，因為我有個孩子拖累著。於是在通過考核之後，我就被調到特勤處去跟新聞界打交道。在那兒工作也沒出什麽差錯，可以說幹得還挺好。到了去年，負責亞洲人聯絡事務的工作需要人，而且薪金也高，每月要多200美金呢。所以我就提出了申請。”
“唔……”
“我是說，我真的用得著那筆錢呢。眼下我有額外的開銷，比如給米歇爾找個保姆之類的事。你知道為一個兩歲小孩找個白天照顧她的保姆費用是多少嗎？我雇了個人專門在家裏照看她，而勞倫在多數情況下連孩子的撫養費也不付。她說她那點薪金還不夠花的，可是她卻買了一輛寶馬車。我不知道該怎麽辦。跟她上法庭？可她是為該死的地區檢察官工作的人呀！”
康納依然一語不發。我已經看見前方高速公路上空正在降落的飛機。快到機場了。
“不管怎麽說吧，”我說道，“我幹上聯絡官的差事之後還是挺高興的，因為這種工作從時間上來說比較理想，薪水也高。這就是我會到這裏來，和你一起坐在這輛車裏的原因。就這樣。”
“後輩，”康納平心靜氣地說道，“我們兩人現在是拴在一起了。還是告訴我吧，出了什麽問題？”
“沒有什麽問題呀！”
“後輩。”
“真沒有哇。”
“後輩……”
“喂，我說約翰，我跟你說吧，在申請去特勤處工作的時候，我的檔案要經過5個委員會的審查。當聯絡官的人必須在曆史上沒有汙點。我的檔案經過那些委員會的審查，他們沒有發現什麽實質性的問題。”
康納點了點頭：“可是他們發現了一些問題。”
“見鬼，”我說道，“我幹了5年警探。幹這麽長時間難免會被人投訴，這你也知道。”
“投訴你什麽呢？”
我搖搖頭。“沒有什麽，雞毛蒜皮。我第一年拘捕過一個人，他指控我對他濫用暴力，但經過了解之後，那個指控被認為是不實之辭。我曾經逮捕過一個持槍搶劫的女人。她說我故意在她身上放了一克毒品進行栽贓，其實那是她自己身上帶的毒品，指控不能成立。一個殺人嫌疑犯說我在審訊的時候打他踢他，可是整個審訊過程中還有其他警官在場嘛。一樁家庭暴力案中，一個醉醺醺的女人事後打電話指責我騷擾她的孩子，後來她撤回了這個指控。一個青少年團夥的頭頭因殺人而被逮捕，他說我跟他搞同性戀，後來也撤回了指控。就這樣。”
你要是個警察，你就會明白這類投訴就像馬路上的車輛發出的噪音一樣，令人毫無辦法。你總是處在那些人的對立麵，指控他們犯有這樣那樣的罪行。他們就反過來咬你一口。事情就是這樣。隻要這些投訴的內容不是固定的說法，不是反複抱怨同樣的事，局裏是根本不管的。如果一兩年之中有三四個投訴都說你濫用暴力，那麽局裏就要進行一下調查。或者說有一連串的投訴都說你搞種族歧視，那你也得接受一番調查。其實嘛，就像局長助理吉姆·奧爾森經常說的，當警察就得皮厚一些才行。
康納老半天沒吭聲。他皺起眉頭沉思起來。然後，他問道：“那麽離婚的事呢？那有沒有什麽問題？”
“沒有什麽不正常的。”
“你跟你前妻現在相互還講話嗎？”
“講的。還可以吧，不是很熱情，但還說得過去。”
他仍然雙眉緊鎖，仍在尋找問題之所在。“你是兩年前離開刑偵處的？”
“是的。”
“原因呢？”
“我剛才說過了。”
“你說是幹警探的工作時間對你不合適。”
“是的，那是主要原因。”
“除此而外，還有呢！”
我聳了聳肩。“離婚之後我就不想再幹這種與殺人案有關的差事了。我覺得——我也不知道——是幻想的破滅吧。我身邊拉扯一個嬰兒，妻子又走了。她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去了，跟一個有本事的檢察官搞上了。我倒要來帶孩子。我感到喪氣，再也不想當警探了。”
“當時你進行過心理谘詢沒有？或心理治療？”
“沒有。”
“有沒有吸毒或者酗酒呢？”
“也沒有。”
“有沒有相好的女人？”
“有。”
“還沒有離婚的時候就有？”
我猶豫了一下。
“是法利？市長辦公室的那一位？”
“不是，那是後來的事了。”
“可是，沒有離婚之前你有過相好的？”
“是的。她現在住菲尼克斯城，她丈夫工作調動了。”
“她以前也在局裏？”
我聳了聳肩。
康納靠在坐椅上。“好啦，後輩，”他說道，“如果隻有這一點事情，那你就沒問題了。”他看著我。
“就這些。”
“不過我得告誡你，我以前在跟日本人打交道時就碰到過這類事情。當日本人決心與你對抗的時候，他們可以使事情變得非常棘手。確確實實很棘手。”
“你是想嚇唬我？”
“不是。隻是告訴你事情往往就是這樣。”
“去他媽的日本人，”我說道，“我沒有什麽虧心事。”
“那好，我想你最好現在就打電話找新聞界的朋友，告訴他們，我們處理完下一件事之後就到他們那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