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爺，我看事情已經他媽的辦完啦。”格雷厄姆說道。他在好萊塢山間的阪村住宅裏來回轉著。最後一個刑偵小組的人正收拾家夥準備離開。
“我不知道頭兒在這件事上為什麽這麽容易動肝火，”格雷厄姆抱怨道，“他那麽急急忙忙的，刑偵組的小夥子們不得不就在現場完成了他們的大部分工作。不過，感謝上帝，一切都幹得無可挑剔。阪村已經在我們的掌心之中。我們在他的床上清理了一遍，尋找毛發——這毛發和在那姑娘身上發現的一模一樣。我們在他的牙刷上取下幹了的唾液。它的血型、遺傳因子和那位死去姑娘體內的精液一致。兩者相配的可靠性達97%。是他幹的，然後又把她殺死。我們來抓他的時候，他驚慌失措，企圖逃跑，結果一命嗚呼。康納在哪裏？”
“他在外麵。”我回答道。
透過窗戶，我看到康納站在車庫旁邊，正和巡邏警車上的警察說話。康納用手對著大街指指點點。他們在回答他的問題。
“他在那裏幹什麽？”格雷厄姆問道。
我說我不知道。
“見鬼，我真摸不透他。你可以告訴他，對他提出的問題，我們的回答是沒有。”
“什麽問題？”
“他一小時以前給我打了電話，”格雷厄姆說道，“他說他想知道我們在這兒找到幾副眼鏡。我們檢查了一下，結果是根本沒有眼鏡。有不少太陽鏡，其中兩副女式太陽鏡。但就是這些。我不知道他幹嗎要操心這個。怪人，不是嗎？他現在又在幹什麽來著？”
我們看見康納一直在警車周圍走來走去，一會兒又對著大街指指點點。一名警察在警車內，正對著報話機講話。“你知道他想幹什麽嗎？”格雷厄姆問道。
“不，我不知道。”
“他也許在設法追捕那些姑娘，”格雷厄姆說道，“上帝，我們要是搞到那個紅發女郎的身份證就好了。尤其是在現在這樣的情況下。她和他一定也睡過覺。我們本來能從她身上取得一些精液，用以與所有其它的因素進行嚴格的比較。我簡直像個大傻瓜，讓那些姑娘逃脫了。不過，媽的，誰知道結果會是那樣。這一切發生得那麽快。一絲不掛的姑娘，神氣活現地跑來跑去。男人就有點不知所措。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她們的模樣可不賴，是嗎？”
我說她們確實長得不錯。
“而阪村什麽也沒留下，”格雷厄姆說道，“一小時前我和警察局救護隊的夥計們聊過。他們在鬧市區，硬是把屍體從車裏搬了出來。不過我想，他已燒得麵目全非啦。驗屍所打算去鑒定一下，祝他們運氣好。”他悶悶不樂地凝望著窗外。“你知道嗎？我們竭盡全力在辦這個倒黴的案子，”他說道，“而且我認為我們辦得不錯。我們查出了真正的案犯。我們幹得十分麻利，有條不紊，穩紮穩打。可現在我所聽到的卻全是日本人的攻擊謾罵。見鬼，你怎麽也贏不了。”
“唔，唔。”我附和道。
“而且，活見鬼，他們現在可來勁了，”格雷厄姆繼續說道，“他們對我拚命施加壓力。我接到頭兒的電話，要我趕快把事情辦完。有一名《時報》的記者來我這兒采訪，把陳年老賬又翻了出來，胡扯什麽1978年我對一個拉丁美洲血統的人可能使用過武力。根本沒那麽回事。然而這位記者，想方設法要證明，我一貫是個種族主義分子。她的宣傳根據呢？昨天夜裏所發生的就是一次‘種族歧視’的事件。於是我成了種族主義分子醜惡嘴臉重新抬頭的典型。告訴你，造謠誹謗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戲。簡直叫人不寒而栗。”
“我明白。”我說道。
“他們對你也下手了？”
我點點頭。
“說你什麽？”
“虐待兒童。”
“老天爺，”格雷厄姆說道，“你有個女兒。”
“是的。”
“你不感到惱火嗎？含沙射影、惡意中傷的策略。彼得君。他們根本不顧事實，隻是設法編造一切再告訴記者。”
“哪個記者？”我問道，“和你談話的是哪一位？”
“琳達·詹森，我想，她說的是這個名字。”
我點點頭。琳達·詹森是韋塞爾的女門徒。有人曾經說過，琳達睡覺沒本事，但敗壞別人的名聲卻是她的拿手好戲。她原先是華盛頓一家報紙的閑話欄專欄作家，到洛杉磯來後大出風頭。
“我不知道，”格雷厄姆說著移動了一下身軀，“就個人來說，我認為不值得這樣做。他們正在把這個國家變成另一個日本。他們已經使人們不敢說話了，不敢說他們的不是。大夥兒不會對眼前發生的一切再說三道四。”
“要是政府能通過幾項法令，興許會有幫助。”
格雷厄姆哈哈大笑。“政府。政府是他們的。你知道他們每年在華盛頓花多少錢嗎？一年4億美元。足夠支付參、眾兩院所有議員的競選費用。那真是一大筆喲。現在你倒說說，要是他們得不到好處，他們會年複一年地花這筆錢嗎？當然不會。媽的，美國完蛋啦，夥計。嗨。你的上司好像在叫你。”
我向窗外望去。康納在對我招手。
我說：“我最好過去一下。”
“祝你好運。”格雷厄姆說道，“聽著，我也許要離開這兒兩個星期。”
“是嗎？什麽時候？”
“也許今天晚些時候就走，”格雷厄姆回答道，“頭兒的意思。他說，隻要《時報》還在揪住我不放，我就得回避。我打算上菲尼克斯城去一星期，我的家在那兒。不管怎麽說，我想讓你知道，我可能要離開。”
“好吧，沒問題。”
康納還在對我招手，他似乎等不及了。我急忙向他跑去。當我走下台階時，我看到一輛黑色的梅塞迪斯轎車停了下來，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在我的眼前。
這是韋塞爾·威廉。
“我不知道頭兒在這件事上為什麽這麽容易動肝火，”格雷厄姆抱怨道，“他那麽急急忙忙的，刑偵組的小夥子們不得不就在現場完成了他們的大部分工作。不過，感謝上帝，一切都幹得無可挑剔。阪村已經在我們的掌心之中。我們在他的床上清理了一遍，尋找毛發——這毛發和在那姑娘身上發現的一模一樣。我們在他的牙刷上取下幹了的唾液。它的血型、遺傳因子和那位死去姑娘體內的精液一致。兩者相配的可靠性達97%。是他幹的，然後又把她殺死。我們來抓他的時候，他驚慌失措，企圖逃跑，結果一命嗚呼。康納在哪裏？”
“他在外麵。”我回答道。
透過窗戶，我看到康納站在車庫旁邊，正和巡邏警車上的警察說話。康納用手對著大街指指點點。他們在回答他的問題。
“他在那裏幹什麽？”格雷厄姆問道。
我說我不知道。
“見鬼，我真摸不透他。你可以告訴他，對他提出的問題，我們的回答是沒有。”
“什麽問題？”
“他一小時以前給我打了電話，”格雷厄姆說道，“他說他想知道我們在這兒找到幾副眼鏡。我們檢查了一下，結果是根本沒有眼鏡。有不少太陽鏡，其中兩副女式太陽鏡。但就是這些。我不知道他幹嗎要操心這個。怪人，不是嗎？他現在又在幹什麽來著？”
我們看見康納一直在警車周圍走來走去，一會兒又對著大街指指點點。一名警察在警車內，正對著報話機講話。“你知道他想幹什麽嗎？”格雷厄姆問道。
“不，我不知道。”
“他也許在設法追捕那些姑娘，”格雷厄姆說道，“上帝，我們要是搞到那個紅發女郎的身份證就好了。尤其是在現在這樣的情況下。她和他一定也睡過覺。我們本來能從她身上取得一些精液，用以與所有其它的因素進行嚴格的比較。我簡直像個大傻瓜，讓那些姑娘逃脫了。不過，媽的，誰知道結果會是那樣。這一切發生得那麽快。一絲不掛的姑娘，神氣活現地跑來跑去。男人就有點不知所措。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她們的模樣可不賴，是嗎？”
我說她們確實長得不錯。
“而阪村什麽也沒留下，”格雷厄姆說道，“一小時前我和警察局救護隊的夥計們聊過。他們在鬧市區，硬是把屍體從車裏搬了出來。不過我想，他已燒得麵目全非啦。驗屍所打算去鑒定一下，祝他們運氣好。”他悶悶不樂地凝望著窗外。“你知道嗎？我們竭盡全力在辦這個倒黴的案子，”他說道，“而且我認為我們辦得不錯。我們查出了真正的案犯。我們幹得十分麻利，有條不紊，穩紮穩打。可現在我所聽到的卻全是日本人的攻擊謾罵。見鬼，你怎麽也贏不了。”
“唔，唔。”我附和道。
“而且，活見鬼，他們現在可來勁了，”格雷厄姆繼續說道，“他們對我拚命施加壓力。我接到頭兒的電話，要我趕快把事情辦完。有一名《時報》的記者來我這兒采訪，把陳年老賬又翻了出來，胡扯什麽1978年我對一個拉丁美洲血統的人可能使用過武力。根本沒那麽回事。然而這位記者，想方設法要證明，我一貫是個種族主義分子。她的宣傳根據呢？昨天夜裏所發生的就是一次‘種族歧視’的事件。於是我成了種族主義分子醜惡嘴臉重新抬頭的典型。告訴你，造謠誹謗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戲。簡直叫人不寒而栗。”
“我明白。”我說道。
“他們對你也下手了？”
我點點頭。
“說你什麽？”
“虐待兒童。”
“老天爺，”格雷厄姆說道，“你有個女兒。”
“是的。”
“你不感到惱火嗎？含沙射影、惡意中傷的策略。彼得君。他們根本不顧事實，隻是設法編造一切再告訴記者。”
“哪個記者？”我問道，“和你談話的是哪一位？”
“琳達·詹森，我想，她說的是這個名字。”
我點點頭。琳達·詹森是韋塞爾的女門徒。有人曾經說過，琳達睡覺沒本事，但敗壞別人的名聲卻是她的拿手好戲。她原先是華盛頓一家報紙的閑話欄專欄作家，到洛杉磯來後大出風頭。
“我不知道，”格雷厄姆說著移動了一下身軀，“就個人來說，我認為不值得這樣做。他們正在把這個國家變成另一個日本。他們已經使人們不敢說話了，不敢說他們的不是。大夥兒不會對眼前發生的一切再說三道四。”
“要是政府能通過幾項法令，興許會有幫助。”
格雷厄姆哈哈大笑。“政府。政府是他們的。你知道他們每年在華盛頓花多少錢嗎？一年4億美元。足夠支付參、眾兩院所有議員的競選費用。那真是一大筆喲。現在你倒說說，要是他們得不到好處，他們會年複一年地花這筆錢嗎？當然不會。媽的，美國完蛋啦，夥計。嗨。你的上司好像在叫你。”
我向窗外望去。康納在對我招手。
我說：“我最好過去一下。”
“祝你好運。”格雷厄姆說道，“聽著，我也許要離開這兒兩個星期。”
“是嗎？什麽時候？”
“也許今天晚些時候就走，”格雷厄姆回答道，“頭兒的意思。他說，隻要《時報》還在揪住我不放，我就得回避。我打算上菲尼克斯城去一星期，我的家在那兒。不管怎麽說，我想讓你知道，我可能要離開。”
“好吧，沒問題。”
康納還在對我招手，他似乎等不及了。我急忙向他跑去。當我走下台階時，我看到一輛黑色的梅塞迪斯轎車停了下來，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在我的眼前。
這是韋塞爾·威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