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去洛杉磯
恐懼狀態(恐懼之邦) 作者：邁克爾·克萊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8月23日，星期一
下午1時04分
乘務員把伏特加酒倒進莫頓的大刻花玻璃杯裏。
“別放冰塊了，寶貝。”莫頓把手舉起來，說道。
他們正向西飛行。此時正飛臨格陵蘭上空，在他們下麵蒼白的陽光裏格陵蘭島是一大片蒼茫的冰天雪地，陰雲密布。
莫頓和德雷克坐在一起，談論著格陵蘭的冰帽會怎樣融化，北極冰雪會以怎樣的速度融化，加拿大的冰川正在縮小。
莫頓啜了一口伏特加，點了點頭：“這麽說來，冰島有點反常？”
“噢，是的，”德雷克說。“反常，在其他地方，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
“有你的支持太好了，尼克。”莫頓把手放在德雷克肩上，說道。
德雷克笑了笑。“應該是你的支持，喬治，”他說。“沒有你的慷慨支持，我們什麽也幹不了。是你讓瓦努圖訴訟成為可能，它將產生的宣傳作用是極為重要的。至於你其他的捐款，嗯我無法用言語來描述。”
“言語對你來說從來不是問題。”莫頓說道，拍了拍他的背。
埃文斯坐在他們對麵，心想他們真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莫頓是個大塊頭，精神飽滿，衣著隨便，上穿襯衣，下穿牛仔褲，身體似乎隨時都會從這些衣服裏爆出來；而尼古拉斯·德雷克細長的身材，瘦得讓人心疼。他穿著一件外套，打著領帶，枯瘦的脖子從襯衣領口裏伸出來，似乎從來就沒有合適過。
他們的舉止行為也完全相反。莫頓喜歡周圍的人越多越好，喜歡太吃大喝，喜歡放聲大笑。他喜歡漂亮女孩兒、老式越野車、亞洲藝術和惡作劇。他舉辦的晚會把絕大部分好萊塢大腕吸引到他在霍爾姆比山的豪宅裏來；他組織的慈善活動總是非常特別，總是在第二天見諸報端。
當然，德雷克參加了那些活動，但總是早早地就離開了。有時候在晚飯前就離開了。借口常常是病了——不是他自己病了，就是他朋友病了。事實上，德雷克是一個孤獨的禁欲主義者，厭惡一切聚會和嘈雜場所。即使他站在講台上演講，傳達的也是一種孤獨的氣氛，好像在這間屋子裏隻有他獨自一人。因為他是德雷克，他能將這種氛圍為自己所用，他竭力傳達這樣一個暗示，即，他是荒原上一個孤獨的使者，他傳遞的真理，正是聽眾們需要的。
盡管兩人的脾性不同，但他們之間建立起了一種牢固的友誼，這種友誼持續了將近十年。莫頓繼承了一家叉車廠的財產，但他對這筆繼承下來的財富有一種天生的不安。德雷克倒是很好地利用了那筆財富，他也讓莫頓擁有了一份激情，一份事業，這份激情和事業激活了莫頓的生恬，為他的生活指明了方向。莫頓的名字出現在奧特朋協會、野生環境協會、世界野生動植物基金會、山巒協會等顧問委員會名單上。他是綠色和平與環境行動聯盟的主要讚助人。
莫頓對國家環境資源基金會的兩份厚禮達到了他捐資以來的巔峰。第一筆是一百萬美元，用於支持瓦努圖訴訟案，第二筆是九百萬美元，捐給國家環境資源基金會，用於將來的研究和以環境為名義起訴的費用。所以，國家環境資源基金會委員會選舉莫頓為他們的年度人物就一點也不奇怪了。那個夏天，他們將以他的名義在舊金山設宴慶祝。
埃文斯坐在這兩個男人對麵，無聊地翻著一本雜誌。他被來自香港的電話驚醒之後，發現自己正關切地注視著莫頓。
莫頓的手仍然放在德雷克肩上，正跟他講一個笑話——跟往常一樣，盡力讓德雷克開懷大笑——但埃文斯似乎覺察出莫頓這一方的某種距離感。莫頓把手收回來，但他不想讓德雷克注意到這一點。
莫頓突然站起來向駕駛艙走去時，他的懷疑得到了證實。“我想了解一點那個電子玩意兒。”他說。
自從飛機起飛以後，他們一直受到太陽耀斑的影響，太陽耀斑使衛星電話要麽不穩定，要麽根本無法使用。飛行員說，到極地以後這種影響會更大，但向南飛之後很快就會消失。
莫頓似乎急著要打幾個電話。埃文斯想，打給誰呢？現在紐約是淩晨四點，洛杉磯是淩晨一點。莫頓要給淮打電語，但無論給誰打電話，毫無疑問都與他正在進行的環保工程有關——柬埔寨的汙水淨化工程，幾內亞的重新造林工程，馬達加斯加的棲息地保護工程，秘魯的藥用植物工程。至於德國探險隊赴南極測量冰的厚度這一計劃就更不用提了。莫頓本人參與了所有這些工程。他對每個工程的細節，有哪些科學家參加都了如指掌，而且還親自去了這些地方。
因此，他打電話的內容可能是這些工程中的任何一個。
可不知怎麽地，埃文斯覺得，並不僅僅是這些事情。
莫頓回來了。“飛行員說現在沒問題了。”他獨自坐在前機艙，伸手去取耳機。然後拉上滑動門，以免打擾。
埃文斯轉身去看那本雜誌。
德雷克說：“你覺得他比平時喝得多了一點嗎？”
“沒有。”埃文斯說。
“我擔心。”
“我不擔心。”埃文斯說。
“你知道，”德雷克說，“離我們在舊金山為他舉行的宴會隻有五個星期了。這是我們本年度最大的籌款活動，會產生巨大的宣傳效果，也將有助於氣候突變研討會的召開。”
“啊哈。”埃文斯說。
“我希望宣傳的重點集中在環保問題上，而非別的什麽問題上。什麽人性化的問題啊，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
埃文斯說：“難道這個話題你沒有跟喬治談過嗎？”
“噢，沒有。我隻跟你說，是因為你很多時間都跟他在一起。”
“我們沒有多少時間在一起。真的。”
“你知道他喜歡你，彼得，”德雷克說，“像喜歡他的兒子那樣喜歡你——該死的，我不知道怎麽說。但他確實喜歡你。如果你能幫我們的話，我求你幫幫我們。”
“我想他不會讓你們難堪的，尼克。”
“隻要……密切注意他。”
“好的。當然。”
在前機艙，滑動門打開了。
莫頓說道：“埃文斯先生？請來一下。”
彼得站起來，向前走去。
滑動門在他身後關上。
“我給莎拉打了個電話，”莫頓說。
莎拉·瓊斯是他在洛杉磯的助手。
“未免太晚了吧？”
“這是她的工作。她薪水很高，坐下吧。”埃文斯坐在對麵的椅子上。“你聽說過安情局嗎？”
“沒有。”
“就是國家安全情報局？”
埃文斯搖搖頭：“沒有，但有二十個安全局。”
“聽說過約翰·科內爾嗎？
“沒有……”
“他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
“不知道，”埃文斯說，“對不起。他與環保有什麽關係嗎？”
“也許。看看你能找到些什麽。”
埃文斯轉向他座位旁的手提電腦，敏捷地打開電腦。電腦是衛星聯網的。他開始敲打鍵盤。
他很快就找到了一張相貌端正的男人的照片，這個男人有一頭過早灰白的頭發，戴一副厚重的角質架眼鏡。還有一個簡單的介紹。
埃文斯大聲讀道：“理查德約翰·科內爾，地質環境工程係的講座教授。”
“管他是誰呢。”莫頓說。
“現年三十九歲。二十歲時獲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土木工程博士學位。在尼泊爾完成有關土壤浸蝕方麵的論文，差一點選入奧林匹克滑雪隊。哈佛法學院法學博士畢業後，在政府機構中工作了四年，內政部的政策分析員。他是政府間協商委員會的科學顧問。愛好爬山；據報道已死於尼泊爾的那耶可汗山峰，但實際上沒有。準備爬那座山的第二峰時，由於天氣原因隻好打道回府。”
“第二峰，”莫頓說。“那不是最險的山峰嗎？”
“我也這麽認為。看來他對登山是認真的。不管怎麽說，他後來去了麻省理工學院，我要說他的晉升速度是驚人的。1993年晉升副教授，1995年任麻省理工學院風險分析中心主任。1996年成為威廉·哈丁教授。先後擔任美國環保署、內政部、國防部和尼泊爾政府顧問。隻有天知道還有誰有同樣的經曆。好像還擔任很多機構的顧問。2002年以後離開教員職位休假。”
“什麽意思？”
“上麵隻說休假。”
“過去兩年都在休假？”莫頓走過來，從埃文斯的肩上看過去。“我不喜歡這樣，這個家夥在麻省理工青雲直上，然後就休假，一去不複返。你覺得他陷入了麻煩嗎？”
“我不知道，但……”埃文斯計算著日期。
科內爾教授二十歲時獲得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的博士學位。原本應花三年而他隻花了兩年就獲得了哈佛的法學學位。二十八歲時，當上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
“行了，行了，因為他聰明。”莫頓說道，“我仍然想知道他為什麽休假。他為什麽在溫哥華。”
埃文斯說：“他在溫哥華？”
“他在溫哥華給莎拉打過電話。”
“為什麽，”
“他想見我。”
“唔，”埃文斯說，“我想你最好見見他。”
“我會見他的，”莫頓說道。“但你覺得他為什麽想見我？”
“我不知道。資金？還是項目？”
“莎拉說他想秘密見麵。他不希望告訴別人。”
“這不難。你在飛機上。”
“不，”莫頓說，猛地甩了一下拇指，“他特別不想讓德雷克知道。”
“也許我最好參加這次見麵。”埃文斯說。
“對，”莫頓說，“也許你應該參加。”
下午1時04分
乘務員把伏特加酒倒進莫頓的大刻花玻璃杯裏。
“別放冰塊了，寶貝。”莫頓把手舉起來，說道。
他們正向西飛行。此時正飛臨格陵蘭上空，在他們下麵蒼白的陽光裏格陵蘭島是一大片蒼茫的冰天雪地，陰雲密布。
莫頓和德雷克坐在一起，談論著格陵蘭的冰帽會怎樣融化，北極冰雪會以怎樣的速度融化，加拿大的冰川正在縮小。
莫頓啜了一口伏特加，點了點頭：“這麽說來，冰島有點反常？”
“噢，是的，”德雷克說。“反常，在其他地方，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
“有你的支持太好了，尼克。”莫頓把手放在德雷克肩上，說道。
德雷克笑了笑。“應該是你的支持，喬治，”他說。“沒有你的慷慨支持，我們什麽也幹不了。是你讓瓦努圖訴訟成為可能，它將產生的宣傳作用是極為重要的。至於你其他的捐款，嗯我無法用言語來描述。”
“言語對你來說從來不是問題。”莫頓說道，拍了拍他的背。
埃文斯坐在他們對麵，心想他們真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莫頓是個大塊頭，精神飽滿，衣著隨便，上穿襯衣，下穿牛仔褲，身體似乎隨時都會從這些衣服裏爆出來；而尼古拉斯·德雷克細長的身材，瘦得讓人心疼。他穿著一件外套，打著領帶，枯瘦的脖子從襯衣領口裏伸出來，似乎從來就沒有合適過。
他們的舉止行為也完全相反。莫頓喜歡周圍的人越多越好，喜歡太吃大喝，喜歡放聲大笑。他喜歡漂亮女孩兒、老式越野車、亞洲藝術和惡作劇。他舉辦的晚會把絕大部分好萊塢大腕吸引到他在霍爾姆比山的豪宅裏來；他組織的慈善活動總是非常特別，總是在第二天見諸報端。
當然，德雷克參加了那些活動，但總是早早地就離開了。有時候在晚飯前就離開了。借口常常是病了——不是他自己病了，就是他朋友病了。事實上，德雷克是一個孤獨的禁欲主義者，厭惡一切聚會和嘈雜場所。即使他站在講台上演講，傳達的也是一種孤獨的氣氛，好像在這間屋子裏隻有他獨自一人。因為他是德雷克，他能將這種氛圍為自己所用，他竭力傳達這樣一個暗示，即，他是荒原上一個孤獨的使者，他傳遞的真理，正是聽眾們需要的。
盡管兩人的脾性不同，但他們之間建立起了一種牢固的友誼，這種友誼持續了將近十年。莫頓繼承了一家叉車廠的財產，但他對這筆繼承下來的財富有一種天生的不安。德雷克倒是很好地利用了那筆財富，他也讓莫頓擁有了一份激情，一份事業，這份激情和事業激活了莫頓的生恬，為他的生活指明了方向。莫頓的名字出現在奧特朋協會、野生環境協會、世界野生動植物基金會、山巒協會等顧問委員會名單上。他是綠色和平與環境行動聯盟的主要讚助人。
莫頓對國家環境資源基金會的兩份厚禮達到了他捐資以來的巔峰。第一筆是一百萬美元，用於支持瓦努圖訴訟案，第二筆是九百萬美元，捐給國家環境資源基金會，用於將來的研究和以環境為名義起訴的費用。所以，國家環境資源基金會委員會選舉莫頓為他們的年度人物就一點也不奇怪了。那個夏天，他們將以他的名義在舊金山設宴慶祝。
埃文斯坐在這兩個男人對麵，無聊地翻著一本雜誌。他被來自香港的電話驚醒之後，發現自己正關切地注視著莫頓。
莫頓的手仍然放在德雷克肩上，正跟他講一個笑話——跟往常一樣，盡力讓德雷克開懷大笑——但埃文斯似乎覺察出莫頓這一方的某種距離感。莫頓把手收回來，但他不想讓德雷克注意到這一點。
莫頓突然站起來向駕駛艙走去時，他的懷疑得到了證實。“我想了解一點那個電子玩意兒。”他說。
自從飛機起飛以後，他們一直受到太陽耀斑的影響，太陽耀斑使衛星電話要麽不穩定，要麽根本無法使用。飛行員說，到極地以後這種影響會更大，但向南飛之後很快就會消失。
莫頓似乎急著要打幾個電話。埃文斯想，打給誰呢？現在紐約是淩晨四點，洛杉磯是淩晨一點。莫頓要給淮打電語，但無論給誰打電話，毫無疑問都與他正在進行的環保工程有關——柬埔寨的汙水淨化工程，幾內亞的重新造林工程，馬達加斯加的棲息地保護工程，秘魯的藥用植物工程。至於德國探險隊赴南極測量冰的厚度這一計劃就更不用提了。莫頓本人參與了所有這些工程。他對每個工程的細節，有哪些科學家參加都了如指掌，而且還親自去了這些地方。
因此，他打電話的內容可能是這些工程中的任何一個。
可不知怎麽地，埃文斯覺得，並不僅僅是這些事情。
莫頓回來了。“飛行員說現在沒問題了。”他獨自坐在前機艙，伸手去取耳機。然後拉上滑動門，以免打擾。
埃文斯轉身去看那本雜誌。
德雷克說：“你覺得他比平時喝得多了一點嗎？”
“沒有。”埃文斯說。
“我擔心。”
“我不擔心。”埃文斯說。
“你知道，”德雷克說，“離我們在舊金山為他舉行的宴會隻有五個星期了。這是我們本年度最大的籌款活動，會產生巨大的宣傳效果，也將有助於氣候突變研討會的召開。”
“啊哈。”埃文斯說。
“我希望宣傳的重點集中在環保問題上，而非別的什麽問題上。什麽人性化的問題啊，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
埃文斯說：“難道這個話題你沒有跟喬治談過嗎？”
“噢，沒有。我隻跟你說，是因為你很多時間都跟他在一起。”
“我們沒有多少時間在一起。真的。”
“你知道他喜歡你，彼得，”德雷克說，“像喜歡他的兒子那樣喜歡你——該死的，我不知道怎麽說。但他確實喜歡你。如果你能幫我們的話，我求你幫幫我們。”
“我想他不會讓你們難堪的，尼克。”
“隻要……密切注意他。”
“好的。當然。”
在前機艙，滑動門打開了。
莫頓說道：“埃文斯先生？請來一下。”
彼得站起來，向前走去。
滑動門在他身後關上。
“我給莎拉打了個電話，”莫頓說。
莎拉·瓊斯是他在洛杉磯的助手。
“未免太晚了吧？”
“這是她的工作。她薪水很高，坐下吧。”埃文斯坐在對麵的椅子上。“你聽說過安情局嗎？”
“沒有。”
“就是國家安全情報局？”
埃文斯搖搖頭：“沒有，但有二十個安全局。”
“聽說過約翰·科內爾嗎？
“沒有……”
“他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
“不知道，”埃文斯說，“對不起。他與環保有什麽關係嗎？”
“也許。看看你能找到些什麽。”
埃文斯轉向他座位旁的手提電腦，敏捷地打開電腦。電腦是衛星聯網的。他開始敲打鍵盤。
他很快就找到了一張相貌端正的男人的照片，這個男人有一頭過早灰白的頭發，戴一副厚重的角質架眼鏡。還有一個簡單的介紹。
埃文斯大聲讀道：“理查德約翰·科內爾，地質環境工程係的講座教授。”
“管他是誰呢。”莫頓說。
“現年三十九歲。二十歲時獲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土木工程博士學位。在尼泊爾完成有關土壤浸蝕方麵的論文，差一點選入奧林匹克滑雪隊。哈佛法學院法學博士畢業後，在政府機構中工作了四年，內政部的政策分析員。他是政府間協商委員會的科學顧問。愛好爬山；據報道已死於尼泊爾的那耶可汗山峰，但實際上沒有。準備爬那座山的第二峰時，由於天氣原因隻好打道回府。”
“第二峰，”莫頓說。“那不是最險的山峰嗎？”
“我也這麽認為。看來他對登山是認真的。不管怎麽說，他後來去了麻省理工學院，我要說他的晉升速度是驚人的。1993年晉升副教授，1995年任麻省理工學院風險分析中心主任。1996年成為威廉·哈丁教授。先後擔任美國環保署、內政部、國防部和尼泊爾政府顧問。隻有天知道還有誰有同樣的經曆。好像還擔任很多機構的顧問。2002年以後離開教員職位休假。”
“什麽意思？”
“上麵隻說休假。”
“過去兩年都在休假？”莫頓走過來，從埃文斯的肩上看過去。“我不喜歡這樣，這個家夥在麻省理工青雲直上，然後就休假，一去不複返。你覺得他陷入了麻煩嗎？”
“我不知道，但……”埃文斯計算著日期。
科內爾教授二十歲時獲得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的博士學位。原本應花三年而他隻花了兩年就獲得了哈佛的法學學位。二十八歲時，當上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
“行了，行了，因為他聰明。”莫頓說道，“我仍然想知道他為什麽休假。他為什麽在溫哥華。”
埃文斯說：“他在溫哥華？”
“他在溫哥華給莎拉打過電話。”
“為什麽，”
“他想見我。”
“唔，”埃文斯說，“我想你最好見見他。”
“我會見他的，”莫頓說道。“但你覺得他為什麽想見我？”
“我不知道。資金？還是項目？”
“莎拉說他想秘密見麵。他不希望告訴別人。”
“這不難。你在飛機上。”
“不，”莫頓說，猛地甩了一下拇指，“他特別不想讓德雷克知道。”
“也許我最好參加這次見麵。”埃文斯說。
“對，”莫頓說，“也許你應該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