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聖莫尼卡
恐懼狀態(恐懼之邦) 作者：邁克爾·克萊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o月13日，星期三
上午9時33分
霍夫曼和埃文斯坐在會議大廳對麵的一條長椅上，遠處太廳的入口處全是亂轉亂擠的人群。真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啊！但霍夫曼對身邊的一切都視而不見。他口若懸河，生氣勃勃，雙手亂揮，常常拍打埃文斯的胸脯，而自己卻渾然不覺。
“十年前，我開始研究時尚和俚語，”他說，“當然後者是一種語言時尚。我想弄清決定時尚和語言變化的因素。但很快就發現，根本沒有可以確定的決定性因素。時尚的變化雖然有其規律——循環性、周期性和相關性——但也存在一些隨意的原因。這些都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解釋性的。你在聽我說話嗎？”
“在聽。”埃文斯讚同地說。
“在任何情況下，我認為周期性和相關性可以看作它們的內部係統。或者，如果你願意，也可以稱之為生態係統。我測試過這個假說，發現頗具探索價值。正如在自然界的森林中、高山上、海洋裏存在生態學一樣，在人類的精神、觀念和思想等抽象世界中也有一個生態學。這正是我研究的課題。”
“我明白了。”
“在現代文化中，一種觀念時興時衰。曾幾何時，所有人都相信某一個觀點，但是漸漸地，他們不再相信了。到最後，甚至沒有人記得那個舊觀念了，就像沒有人記得過時的俚語一樣。你知道嗎，思想本身就是一種時尚。”
“我明白，但是教授，為什麽——”
“你是想知道為什麽觀念也會過時吧？”霍夫曼說。似乎是在自言自語，“答案很簡單——觀念確實會過時。時尚，跟生態學一樣，總是會受到破壞的，對已經確立的秩序進行較大的調整。一道閃電可以燒毀大片森林。不同的物種從燒焦的土地上湧現出來。意外的、偶然的、意想不到的、突然的變化，這就是呈現在我們麵前的世界的樣子。”
“教授……”
“但正如觀念能在突然之間發生改變一樣，它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沉澱下來。一些觀念雖然被科學家們摒棄很久了，卻依然為大眾所接受。有關左腦和右腦的觀點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20世紀70年代，加州理工學院的史伯裏對一群特殊的做了大腦外科手術的病人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大腦可分為左腦和右腦，這種觀點流行開來。實際上，他的發現僅限於這些病人，不具有廣泛的意義。史伯裏也否認有其他意義。到了80年代，人們已經十分清楚關於左右腦的觀點是錯誤的——一個正常人的左腦和右腦並不是獨立運行的。但是在流行文化中，二十年過去了。這種觀念還沒有消失。雖然科學家們把它置於一旁幾十年了，但人們卻依然在談論它，相信它，寫書論述它。”
“是的，非常有趣——”
“同樣，在環保思想方麵，20世紀60年代，一個叫‘自然平衡’的東西被廣泛接受。如果你不幹預自然界，它將處於一種自我維持的平衡狀態。這種可愛的觀點有很深的淵源。三千年前希臘人就是這麽想的，沒有任何根據。隻是覺得這個觀點似乎很好。然而，到了90年代，沒有科學家再相信自然平衡。生態學家們也因為它是錯誤的而棄之不論了。這是一種不正確的思想，是一種幻想。他們如今講的是動態失衡以及多種平衡狀態。他們現在明白了大自然永遠不會平衡。以前不會，將來也不會。剛好相反，自然界總是處於失衡狀態，意思就是說——”
“教授，”埃文斯說，“我想請教你——”
“意思是說人類，以前被定義為自然秩序的最大破壞者，根本不是這麽回事。整個環境無時無刻不在受到種種破壞。”
“但是喬治·莫頓……”
“是的，是的，你想知道我和喬治·莫頓討論了些什麽。我正要說到這點，我們沒有脫離主題。當然，莫頓想知道有關環境的觀點，特別是關於環境危機的觀點。”
“你跟他說了些什麽？”
“如果你像我和我帶的研究生一樣，研究一下大眾傳播媒體，看一下標準概念的變化，你就會發現一些非常有趣的東西。我們看過主要廣播網新聞節目的副本——全國廣播公司、美國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我們也讀過紐約、華盛頓、邁阿密、洛杉磯和西雅圖等地報紙上的新聞。我們計算了一下這些媒體使用某些概念和術語的頻率，結果非常令人震驚。”他停下來。
“你們發現了什麽？”埃文斯接過他的提示，說道。
“1989年秋天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在此以前，媒體並沒有過分使用危機、災難、洪澇、瘟疫或者災禍等術語。比方說，在20世紀80年代，危機這個詞語在新聞報道中出現的頻率與預算一樣高。另外，1989年以前，像糟糕、空前、恐懼等形容詞在電視報道或者報紙標題中也不是經常出現。但是後來一切都變了。”
“怎麽變的？”
“這些術語開始出現得越來越頻繁。1995年，災難這個詞語的使用次數是1985年的五倍。到2000年已經達到十倍。此外，新聞報道也發生了變化。更加強調害怕、擔心、危險、懷疑、驚慌等情緒。”
“為什麽從1989年開始變化？”
“啊。問得好。一個具有批判性的問題。在許多方麵1989年似乎是很普通的一年：蘇聯潛艇在挪威沉沒；埃克斯·森瓦迪茲油輪事件；薩爾曼·拉希蒂被判處死刑；簡·方達、邁克·泰森以及布魯斯·斯普林司廷的離婚；美國新教聖公會雇用了一個女主教；波蘭認可罷工聯合會；航天者號飛越海王星；舊金山大地震把公路夷為平地；俄國、美國、法國和英國都在進行核試驗。這一年跟以往沒有什麽不同。但是確切地說，危機這個詞開始廣泛使用是在1989年秋天。與柏林牆的倒塌時間如此巧合似乎讓人不敢相信。柏林牆的倒塌是在那一年的十一月九日。”
霍夫曼再次陷入了沉默，意味深長地望著埃文斯。有點洋洋自得。
埃文斯說：“對不起，教授。我還是弄不明白。”
“我們也不明白。開始我們也認為這種聯係非常牽強，但事實就是如此。柏林牆的倒塌標誌著蘇維埃帝國的解體，以及長達半個世紀的西方冷戰的結束。”
又是一陣沉默。又是得意洋洋的眼神。
“對不起，”埃文斯最後說道，“那時候，我隻有十三歲……”他聳了聳肩，“我不知道你要說什麽。”
“彼得，我要說的是，社會控製的概念。每個主權國家都需要對其國人的行為進行控製。使其有序、理性和溫順。讓他們開車時要走在路的右邊——或者左邊，看情況而定。還讓他們納稅。當然，我們知道社會控製的最好辦法是恐嚇。”
“恐嚇？”埃文斯說。
“沒錯。五十年來，西方國家一直將其國民置於一種不斷的恐懼狀態中。害怕敵對的一方。害怕核戰爭。鐵幕政治。邪惡帝國。突然，在1989年的秋天，一切都完結了。遠去了，消失了！完了！柏林牆的倒塌創造了一個令人害怕的真空。大自然厭惡真空。必須有東西來填充。”
埃文斯皺了皺眉：“你是說環境危機代替了冷戰？”
“證據說明的就是這個問題。當然，現在我們還有激進的原教旨主義者和9.11之後的恐怖主義讓我們害怕。毫無疑問，這些都是引起恐懼的真正的原因，但這不是我要說的。我要說的是，恐懼總是有原因的。原因會隨著時間而變化，但是恐懼卻永遠地伴隨著我們。在恐怖主義以前，我們害怕的是有毒的環境。我要說的是，雖然恐懼的具體原因會因時而異，但我們會永遠生活在恐懼之中。恐懼充斥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永遠如此。”
他坐在水泥凳上，這時他轉過身子，視線從那群人身上移開。
“你難道不覺得西方社會的文化很奇怪嗎？工業化國家給其國民提供了空前安全、健康舒適的生活保障。上個世紀，人們的平均壽命延長了百分之五十。然而人們卻惶惶不可終日。他們害怕陌生人、害怕疾病、害怕犯罪、害怕環境。他們害怕居住的房子、食用的食物、以及他們周圍的各種技術。對那些看不見的東西，他們尤其恐慌——是驚慌有加——細菌、化學品、添加劑，還有汙染物等。他們怯懦、緊張、煩躁、失望。更有甚者，他們相信整個地球的環境正在受到破壞。不可思議啊！如同巫術纏身，這是一種離奇的幻覺——與中世紀關於全世界的幻想如出一轍。世界末日就要來了，我們大家必須生活在恐懼之中。真是令人吃驚啊。這種世界觀是怎麽灌輸給人們的呢？因為雖然我們認為我們生話在不同的國度——法國、德國、日本、美國——但事實上，我們生活在同一狀態，恐懼狀態。這一切是怎麽造成的呢？”
埃文斯什麽也沒說。他知道說什麽也沒有用。
“我告訴你們吧，”他說，“過去——彼得，在你出生之前——西方人認為他們的國家是由一種被稱作軍事工業綜合體所控製的。20世紀60年代，艾森豪威爾就曾警告美國人要對此進行提防。兩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人也清楚了這在他們自己國家意味著什麽。但是現在，軍事工業綜合體不再是社會的主要驅動力。事實上，近五十年來我們處於一種全新的綜合體的控製之下，和以前相比，這種控製力更強，範圍更廣。我們稱之為政治－法律－媒體綜合體，簡稱政－媒－法。這個綜合體打著增加安全感的幌子，挖空心思地增加人們的恐懼感。”
“安全是重要的。”
“對不起。西方國家已經非常安全了。然而人們依然感覺不到，全是政治－法律－媒體惹的禍。因為政治－法律－媒體綜合體牽涉到社會的方方麵麵，所以它非常強大，非常穩固，政客們需要製造恐懼來控製民眾。法律需要有危險讓他們有機會打官司，賺錢。媒體需要恐怖故事來吸引觀眾。這三者勾結在一起，沆瀣一氣，無中生有，為所欲為。有些恐懼毫無根據，比如，矽胸移植就純屬子虛烏有。”
埃文斯歎了口氣，搖了搖頭：“矽胸移植？”
“對。你應該記得矽胸移植曾被宣布會引發癌症和自動免疫係統的疾病。盡管各種各樣的統計數據證明這並不是真的，但是我們看到矽胸移植成了新聞、訴訟和政治聽證關注的熱點和焦點問題。製造商道康寧公司在付出三十二億美元之後，倒閉了。這場訴訟讓原告和律師們贏了個缽滿盆溢。
“四年以後，流行病學的研究表明，矽胸移植根本不會引發疾病。但是那個時候政治－法律－媒體綜合體已經利用這個危機達到了目的。於是這台貪婪的機器又開始尋找新的引發恐懼的事物。我想告訴你的是，這就是現代社會——一個不斷製造恐懼的社會。沒有任何力量與之抗衡。沒有相互製衡，沒有對不斷增加的恐懼的製約，因此，恐懼接踵而至……”
“因為我們擁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
“這就是政治－法律－媒體綜合體的經典答複。過就是它們經久不衰的原因，”霍夫曼說，“可是你想想。如果在一個擁擠的劇院裏亂叫‘救火啊！’是不對的，那為什麽在《紐約客》的版麵上叫囂‘癌症！’就合適呢，而事實並不是那麽回事？為了澄清騙人的電線引發癌症之說，我們已花了二百五十億美元。你會說，‘那又怎麽樣？’你的表情告訴我。你在想，我們有錢，我們賠得起。不就是二百五十億嗎。但是有這樣一個事實，二百五十億美元是世界最窮的五十個國家一年國民生產總值的總和。世界上一半人口每人每天的生活費隻有兩美元。也就是說，二百五十億美元足夠支付二千四百萬人一年的生活費用。或者用這些錢我們可以幫助非洲所有的艾滋病患者。相反，我們卻把錢花在發表文章的幻想上，而讀者們對這些幻想信以為真。相信我吧。這是一種對金錢巨大的浪費。對另一個世界來說，這是一種可恥的浪費。人們很容易聯想到又一次紐倫堡審判——這次審判的是西方國家無情地把錢花在雞毛蒜皮的小事上——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大量亞洲、非洲嬰兒的死亡。”
他連停下來喘一口氣的剛間都沒有。“至少，我們在談淪一種道德上的暴行。我們希望我們的宗教領袖和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站起來呼籲反對浪費和與之極不出調的不必要的死亡。可是宗教領袖出來說話了嗎？沒有。恰恰相反，他們加入了附和的行列。他們提出‘上帝會驅趕什麽’的問題。好像他們忘了上帝會驅趕的是虛假的預言，還有教堂裏散布恐懼心理的人。”
他變得慷慨激昂起來。
“我們談論的是一種道德極其敗壞的情形。如果人們知道了真相，他們會深惡痛絕。政治－法律－媒體綜合體無視地球上最貧窮、最絕望的人們的處境，讓大腹便便的政客們坐在辦公室裏，有錢的新聞人員到處發布消息，律師們坐在梅賽德斯－奔馳敲篷汽車裏。喔，還有開著沃爾沃的大學教授們。讓我們不要忘記他們。”
“是怎麽回事，”埃文斯問，“這與大學教授有什麽關係？”
“嗯，那是另外一個話題。”
“能簡單說一說嗎？”埃文斯問。
“不好說啊。這就是大字標題並不是新聞的原因，彼得。我盡量長話短說吧，”他說，“我要說的是，近五十年來世界變了。我們現在生活在知識社會，或者說信息社會，無論你叫什麽吧，它對我們的大學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五十年以前，如果你想過一種那時所謂的‘腦力生活’，憑借你的智力成為一名知識分子，你就得在大學裏工作。整個社會上沒有你的位置。有那麽幾個報刊的記者可以被看作是在靠智力生活，但這是僅有的一個機會。大學把那些願意放棄世俗的東西想過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的知識分子吸引過來，他們把超越時空的價值觀教給年輕一代。智力工作是大學的本職工作。
“可是今天，整個社會都靠腦力生活。現在智力工作是我們整個經濟的基礎。百分之三十六的工人是知識型工人。製造行業的這個比例還要高。教授們決定他們不再給年輕人授課，把這項任務交給他們所帶的研究生。而這些研究生知道的東西沒有他們老師的多，而且英語也講得裉糟糕——這時，大學就陷入了危機。他們還有什麽用呢，他們喪失了控製腦力生恬的獨特領地。他們不再給年輕人上課。隻是每年出版許多有關福柯符號學的純理論性文章。我們的大學要變成什麽？他們跟時代又有什麽關係？”
好像這個問題使他活躍起來，他站了起來。接著突然地，又坐下了。
“接下來發生的事，”他繼續說，“就是20世紀80年代大學自身的轉型。以前，大學是市儈作風世界裏智力自由的堡壘，是性自由、性體驗的淵藪，而現在則是現代社會受限製最多的地方。因為大學扮演著新的角色，變成了政治－法律－媒體綜合體中製造新恐懼的始作俑者。今天的大學是製造恐懼的工廠。他們製造各種新的恐懼和新的社會不安，還有種種新的限製性的代碼。一些你不會說的詞。一些你想不到的觀點。他們不斷地製造出一些新的憂慮、危險和社會恐懼，為政客、律師、記者們所用。對你有害的食物，不能接受的行為。不能吸煙，不許罵人，不準詐騙，不讓思想。在一代人的時間裏這些完全顛倒了過來。真是令人難以置信。
“如果沒有大學推波助瀾，現代的恐懼狀態絕不可能存在。支持這一切的是一種奇怪的新斯大林思維模式。這種模式隻能在受到限製的封閉環境裏才能迅速發展起來，沒有預定的進程。迄今為止，在我們的社會裏，隻有大學才創造出了這種模式。大學是自由的這個觀點是一個尖刻的笑談。我要告訴你，大學是徹底的法西斯主義者。”
他停了一下，向下指著人行道：“那個正擠出人群向我們走來的家夥是誰？奇怪的是，他看起來很麵熟。”
埃文斯說：“是特德·布拉德利，一個演員。”
“我在哪兒見過他？”
“他在電視中扮演過總統。”
“噢，對了。就是他。”
特德來到他們麵前，氣喘籲籲。“彼得，”他說，“我到處找你，你的手機開著嗎？”
“沒有，因為——”
“莎拉一直想找你。她說有重要的事。我們必須馬上離開，帶上你的護照。”
埃文斯說：“我們，這和你有什麽關係？”
“我和你一起走。”特德說。
他們正準備走開時，霍夫曼拉住埃文斯的衣袖，把他拽了回來。他又有了新的想法。“我們還沒有討論複原的問題，”他說。
“教授——”
“在一個國家的發展進程中，那是下一步要發生的事情，實際上正在發生。你一定體會得到其中的諷刺意味，畢竟是二百五十億美元啊，十年後，同樣是那些富有的害怕染上電線癌症的傑出人士，現在正在到處買磁體，綁在腳脖子或者放在床墊上——日本進口的磁石是最好的，也是最貴的——以便獲得磁場的健康效果。同樣的磁場——他們現在發愁弄不到足夠的磁鐵！”
‘教授，”埃文斯說，“我得走了。”
“為什麽這些人不靠在電視屏幕上？為什麽不依偎在廚房用具上？以前這些東西都讓他們感到恐懼啊。”
“我們以後再聊。”埃文斯說著，把手抽回來。
“他們甚至在健康雜誌上賣磁體！健康的生活通過磁場才能實現！真是瘋了！幾年前的事都沒人記了！連喬治·奧威爾都沒人記清楚！”
“那個家夥是誰？”在他們動身時，布拉德利問道，“他好像有點緊張，是不是？”
上午9時33分
霍夫曼和埃文斯坐在會議大廳對麵的一條長椅上，遠處太廳的入口處全是亂轉亂擠的人群。真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啊！但霍夫曼對身邊的一切都視而不見。他口若懸河，生氣勃勃，雙手亂揮，常常拍打埃文斯的胸脯，而自己卻渾然不覺。
“十年前，我開始研究時尚和俚語，”他說，“當然後者是一種語言時尚。我想弄清決定時尚和語言變化的因素。但很快就發現，根本沒有可以確定的決定性因素。時尚的變化雖然有其規律——循環性、周期性和相關性——但也存在一些隨意的原因。這些都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解釋性的。你在聽我說話嗎？”
“在聽。”埃文斯讚同地說。
“在任何情況下，我認為周期性和相關性可以看作它們的內部係統。或者，如果你願意，也可以稱之為生態係統。我測試過這個假說，發現頗具探索價值。正如在自然界的森林中、高山上、海洋裏存在生態學一樣，在人類的精神、觀念和思想等抽象世界中也有一個生態學。這正是我研究的課題。”
“我明白了。”
“在現代文化中，一種觀念時興時衰。曾幾何時，所有人都相信某一個觀點，但是漸漸地，他們不再相信了。到最後，甚至沒有人記得那個舊觀念了，就像沒有人記得過時的俚語一樣。你知道嗎，思想本身就是一種時尚。”
“我明白，但是教授，為什麽——”
“你是想知道為什麽觀念也會過時吧？”霍夫曼說。似乎是在自言自語，“答案很簡單——觀念確實會過時。時尚，跟生態學一樣，總是會受到破壞的，對已經確立的秩序進行較大的調整。一道閃電可以燒毀大片森林。不同的物種從燒焦的土地上湧現出來。意外的、偶然的、意想不到的、突然的變化，這就是呈現在我們麵前的世界的樣子。”
“教授……”
“但正如觀念能在突然之間發生改變一樣，它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沉澱下來。一些觀念雖然被科學家們摒棄很久了，卻依然為大眾所接受。有關左腦和右腦的觀點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20世紀70年代，加州理工學院的史伯裏對一群特殊的做了大腦外科手術的病人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大腦可分為左腦和右腦，這種觀點流行開來。實際上，他的發現僅限於這些病人，不具有廣泛的意義。史伯裏也否認有其他意義。到了80年代，人們已經十分清楚關於左右腦的觀點是錯誤的——一個正常人的左腦和右腦並不是獨立運行的。但是在流行文化中，二十年過去了。這種觀念還沒有消失。雖然科學家們把它置於一旁幾十年了，但人們卻依然在談論它，相信它，寫書論述它。”
“是的，非常有趣——”
“同樣，在環保思想方麵，20世紀60年代，一個叫‘自然平衡’的東西被廣泛接受。如果你不幹預自然界，它將處於一種自我維持的平衡狀態。這種可愛的觀點有很深的淵源。三千年前希臘人就是這麽想的，沒有任何根據。隻是覺得這個觀點似乎很好。然而，到了90年代，沒有科學家再相信自然平衡。生態學家們也因為它是錯誤的而棄之不論了。這是一種不正確的思想，是一種幻想。他們如今講的是動態失衡以及多種平衡狀態。他們現在明白了大自然永遠不會平衡。以前不會，將來也不會。剛好相反，自然界總是處於失衡狀態，意思就是說——”
“教授，”埃文斯說，“我想請教你——”
“意思是說人類，以前被定義為自然秩序的最大破壞者，根本不是這麽回事。整個環境無時無刻不在受到種種破壞。”
“但是喬治·莫頓……”
“是的，是的，你想知道我和喬治·莫頓討論了些什麽。我正要說到這點，我們沒有脫離主題。當然，莫頓想知道有關環境的觀點，特別是關於環境危機的觀點。”
“你跟他說了些什麽？”
“如果你像我和我帶的研究生一樣，研究一下大眾傳播媒體，看一下標準概念的變化，你就會發現一些非常有趣的東西。我們看過主要廣播網新聞節目的副本——全國廣播公司、美國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我們也讀過紐約、華盛頓、邁阿密、洛杉磯和西雅圖等地報紙上的新聞。我們計算了一下這些媒體使用某些概念和術語的頻率，結果非常令人震驚。”他停下來。
“你們發現了什麽？”埃文斯接過他的提示，說道。
“1989年秋天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在此以前，媒體並沒有過分使用危機、災難、洪澇、瘟疫或者災禍等術語。比方說，在20世紀80年代，危機這個詞語在新聞報道中出現的頻率與預算一樣高。另外，1989年以前，像糟糕、空前、恐懼等形容詞在電視報道或者報紙標題中也不是經常出現。但是後來一切都變了。”
“怎麽變的？”
“這些術語開始出現得越來越頻繁。1995年，災難這個詞語的使用次數是1985年的五倍。到2000年已經達到十倍。此外，新聞報道也發生了變化。更加強調害怕、擔心、危險、懷疑、驚慌等情緒。”
“為什麽從1989年開始變化？”
“啊。問得好。一個具有批判性的問題。在許多方麵1989年似乎是很普通的一年：蘇聯潛艇在挪威沉沒；埃克斯·森瓦迪茲油輪事件；薩爾曼·拉希蒂被判處死刑；簡·方達、邁克·泰森以及布魯斯·斯普林司廷的離婚；美國新教聖公會雇用了一個女主教；波蘭認可罷工聯合會；航天者號飛越海王星；舊金山大地震把公路夷為平地；俄國、美國、法國和英國都在進行核試驗。這一年跟以往沒有什麽不同。但是確切地說，危機這個詞開始廣泛使用是在1989年秋天。與柏林牆的倒塌時間如此巧合似乎讓人不敢相信。柏林牆的倒塌是在那一年的十一月九日。”
霍夫曼再次陷入了沉默，意味深長地望著埃文斯。有點洋洋自得。
埃文斯說：“對不起，教授。我還是弄不明白。”
“我們也不明白。開始我們也認為這種聯係非常牽強，但事實就是如此。柏林牆的倒塌標誌著蘇維埃帝國的解體，以及長達半個世紀的西方冷戰的結束。”
又是一陣沉默。又是得意洋洋的眼神。
“對不起，”埃文斯最後說道，“那時候，我隻有十三歲……”他聳了聳肩，“我不知道你要說什麽。”
“彼得，我要說的是，社會控製的概念。每個主權國家都需要對其國人的行為進行控製。使其有序、理性和溫順。讓他們開車時要走在路的右邊——或者左邊，看情況而定。還讓他們納稅。當然，我們知道社會控製的最好辦法是恐嚇。”
“恐嚇？”埃文斯說。
“沒錯。五十年來，西方國家一直將其國民置於一種不斷的恐懼狀態中。害怕敵對的一方。害怕核戰爭。鐵幕政治。邪惡帝國。突然，在1989年的秋天，一切都完結了。遠去了，消失了！完了！柏林牆的倒塌創造了一個令人害怕的真空。大自然厭惡真空。必須有東西來填充。”
埃文斯皺了皺眉：“你是說環境危機代替了冷戰？”
“證據說明的就是這個問題。當然，現在我們還有激進的原教旨主義者和9.11之後的恐怖主義讓我們害怕。毫無疑問，這些都是引起恐懼的真正的原因，但這不是我要說的。我要說的是，恐懼總是有原因的。原因會隨著時間而變化，但是恐懼卻永遠地伴隨著我們。在恐怖主義以前，我們害怕的是有毒的環境。我要說的是，雖然恐懼的具體原因會因時而異，但我們會永遠生活在恐懼之中。恐懼充斥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永遠如此。”
他坐在水泥凳上，這時他轉過身子，視線從那群人身上移開。
“你難道不覺得西方社會的文化很奇怪嗎？工業化國家給其國民提供了空前安全、健康舒適的生活保障。上個世紀，人們的平均壽命延長了百分之五十。然而人們卻惶惶不可終日。他們害怕陌生人、害怕疾病、害怕犯罪、害怕環境。他們害怕居住的房子、食用的食物、以及他們周圍的各種技術。對那些看不見的東西，他們尤其恐慌——是驚慌有加——細菌、化學品、添加劑，還有汙染物等。他們怯懦、緊張、煩躁、失望。更有甚者，他們相信整個地球的環境正在受到破壞。不可思議啊！如同巫術纏身，這是一種離奇的幻覺——與中世紀關於全世界的幻想如出一轍。世界末日就要來了，我們大家必須生活在恐懼之中。真是令人吃驚啊。這種世界觀是怎麽灌輸給人們的呢？因為雖然我們認為我們生話在不同的國度——法國、德國、日本、美國——但事實上，我們生活在同一狀態，恐懼狀態。這一切是怎麽造成的呢？”
埃文斯什麽也沒說。他知道說什麽也沒有用。
“我告訴你們吧，”他說，“過去——彼得，在你出生之前——西方人認為他們的國家是由一種被稱作軍事工業綜合體所控製的。20世紀60年代，艾森豪威爾就曾警告美國人要對此進行提防。兩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人也清楚了這在他們自己國家意味著什麽。但是現在，軍事工業綜合體不再是社會的主要驅動力。事實上，近五十年來我們處於一種全新的綜合體的控製之下，和以前相比，這種控製力更強，範圍更廣。我們稱之為政治－法律－媒體綜合體，簡稱政－媒－法。這個綜合體打著增加安全感的幌子，挖空心思地增加人們的恐懼感。”
“安全是重要的。”
“對不起。西方國家已經非常安全了。然而人們依然感覺不到，全是政治－法律－媒體惹的禍。因為政治－法律－媒體綜合體牽涉到社會的方方麵麵，所以它非常強大，非常穩固，政客們需要製造恐懼來控製民眾。法律需要有危險讓他們有機會打官司，賺錢。媒體需要恐怖故事來吸引觀眾。這三者勾結在一起，沆瀣一氣，無中生有，為所欲為。有些恐懼毫無根據，比如，矽胸移植就純屬子虛烏有。”
埃文斯歎了口氣，搖了搖頭：“矽胸移植？”
“對。你應該記得矽胸移植曾被宣布會引發癌症和自動免疫係統的疾病。盡管各種各樣的統計數據證明這並不是真的，但是我們看到矽胸移植成了新聞、訴訟和政治聽證關注的熱點和焦點問題。製造商道康寧公司在付出三十二億美元之後，倒閉了。這場訴訟讓原告和律師們贏了個缽滿盆溢。
“四年以後，流行病學的研究表明，矽胸移植根本不會引發疾病。但是那個時候政治－法律－媒體綜合體已經利用這個危機達到了目的。於是這台貪婪的機器又開始尋找新的引發恐懼的事物。我想告訴你的是，這就是現代社會——一個不斷製造恐懼的社會。沒有任何力量與之抗衡。沒有相互製衡，沒有對不斷增加的恐懼的製約，因此，恐懼接踵而至……”
“因為我們擁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
“這就是政治－法律－媒體綜合體的經典答複。過就是它們經久不衰的原因，”霍夫曼說，“可是你想想。如果在一個擁擠的劇院裏亂叫‘救火啊！’是不對的，那為什麽在《紐約客》的版麵上叫囂‘癌症！’就合適呢，而事實並不是那麽回事？為了澄清騙人的電線引發癌症之說，我們已花了二百五十億美元。你會說，‘那又怎麽樣？’你的表情告訴我。你在想，我們有錢，我們賠得起。不就是二百五十億嗎。但是有這樣一個事實，二百五十億美元是世界最窮的五十個國家一年國民生產總值的總和。世界上一半人口每人每天的生活費隻有兩美元。也就是說，二百五十億美元足夠支付二千四百萬人一年的生活費用。或者用這些錢我們可以幫助非洲所有的艾滋病患者。相反，我們卻把錢花在發表文章的幻想上，而讀者們對這些幻想信以為真。相信我吧。這是一種對金錢巨大的浪費。對另一個世界來說，這是一種可恥的浪費。人們很容易聯想到又一次紐倫堡審判——這次審判的是西方國家無情地把錢花在雞毛蒜皮的小事上——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大量亞洲、非洲嬰兒的死亡。”
他連停下來喘一口氣的剛間都沒有。“至少，我們在談淪一種道德上的暴行。我們希望我們的宗教領袖和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站起來呼籲反對浪費和與之極不出調的不必要的死亡。可是宗教領袖出來說話了嗎？沒有。恰恰相反，他們加入了附和的行列。他們提出‘上帝會驅趕什麽’的問題。好像他們忘了上帝會驅趕的是虛假的預言，還有教堂裏散布恐懼心理的人。”
他變得慷慨激昂起來。
“我們談論的是一種道德極其敗壞的情形。如果人們知道了真相，他們會深惡痛絕。政治－法律－媒體綜合體無視地球上最貧窮、最絕望的人們的處境，讓大腹便便的政客們坐在辦公室裏，有錢的新聞人員到處發布消息，律師們坐在梅賽德斯－奔馳敲篷汽車裏。喔，還有開著沃爾沃的大學教授們。讓我們不要忘記他們。”
“是怎麽回事，”埃文斯問，“這與大學教授有什麽關係？”
“嗯，那是另外一個話題。”
“能簡單說一說嗎？”埃文斯問。
“不好說啊。這就是大字標題並不是新聞的原因，彼得。我盡量長話短說吧，”他說，“我要說的是，近五十年來世界變了。我們現在生活在知識社會，或者說信息社會，無論你叫什麽吧，它對我們的大學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五十年以前，如果你想過一種那時所謂的‘腦力生活’，憑借你的智力成為一名知識分子，你就得在大學裏工作。整個社會上沒有你的位置。有那麽幾個報刊的記者可以被看作是在靠智力生活，但這是僅有的一個機會。大學把那些願意放棄世俗的東西想過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的知識分子吸引過來，他們把超越時空的價值觀教給年輕一代。智力工作是大學的本職工作。
“可是今天，整個社會都靠腦力生活。現在智力工作是我們整個經濟的基礎。百分之三十六的工人是知識型工人。製造行業的這個比例還要高。教授們決定他們不再給年輕人授課，把這項任務交給他們所帶的研究生。而這些研究生知道的東西沒有他們老師的多，而且英語也講得裉糟糕——這時，大學就陷入了危機。他們還有什麽用呢，他們喪失了控製腦力生恬的獨特領地。他們不再給年輕人上課。隻是每年出版許多有關福柯符號學的純理論性文章。我們的大學要變成什麽？他們跟時代又有什麽關係？”
好像這個問題使他活躍起來，他站了起來。接著突然地，又坐下了。
“接下來發生的事，”他繼續說，“就是20世紀80年代大學自身的轉型。以前，大學是市儈作風世界裏智力自由的堡壘，是性自由、性體驗的淵藪，而現在則是現代社會受限製最多的地方。因為大學扮演著新的角色，變成了政治－法律－媒體綜合體中製造新恐懼的始作俑者。今天的大學是製造恐懼的工廠。他們製造各種新的恐懼和新的社會不安，還有種種新的限製性的代碼。一些你不會說的詞。一些你想不到的觀點。他們不斷地製造出一些新的憂慮、危險和社會恐懼，為政客、律師、記者們所用。對你有害的食物，不能接受的行為。不能吸煙，不許罵人，不準詐騙，不讓思想。在一代人的時間裏這些完全顛倒了過來。真是令人難以置信。
“如果沒有大學推波助瀾，現代的恐懼狀態絕不可能存在。支持這一切的是一種奇怪的新斯大林思維模式。這種模式隻能在受到限製的封閉環境裏才能迅速發展起來，沒有預定的進程。迄今為止，在我們的社會裏，隻有大學才創造出了這種模式。大學是自由的這個觀點是一個尖刻的笑談。我要告訴你，大學是徹底的法西斯主義者。”
他停了一下，向下指著人行道：“那個正擠出人群向我們走來的家夥是誰？奇怪的是，他看起來很麵熟。”
埃文斯說：“是特德·布拉德利，一個演員。”
“我在哪兒見過他？”
“他在電視中扮演過總統。”
“噢，對了。就是他。”
特德來到他們麵前，氣喘籲籲。“彼得，”他說，“我到處找你，你的手機開著嗎？”
“沒有，因為——”
“莎拉一直想找你。她說有重要的事。我們必須馬上離開，帶上你的護照。”
埃文斯說：“我們，這和你有什麽關係？”
“我和你一起走。”特德說。
他們正準備走開時，霍夫曼拉住埃文斯的衣袖，把他拽了回來。他又有了新的想法。“我們還沒有討論複原的問題，”他說。
“教授——”
“在一個國家的發展進程中，那是下一步要發生的事情，實際上正在發生。你一定體會得到其中的諷刺意味，畢竟是二百五十億美元啊，十年後，同樣是那些富有的害怕染上電線癌症的傑出人士，現在正在到處買磁體，綁在腳脖子或者放在床墊上——日本進口的磁石是最好的，也是最貴的——以便獲得磁場的健康效果。同樣的磁場——他們現在發愁弄不到足夠的磁鐵！”
‘教授，”埃文斯說，“我得走了。”
“為什麽這些人不靠在電視屏幕上？為什麽不依偎在廚房用具上？以前這些東西都讓他們感到恐懼啊。”
“我們以後再聊。”埃文斯說著，把手抽回來。
“他們甚至在健康雜誌上賣磁體！健康的生活通過磁場才能實現！真是瘋了！幾年前的事都沒人記了！連喬治·奧威爾都沒人記清楚！”
“那個家夥是誰？”在他們動身時，布拉德利問道，“他好像有點緊張，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