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長江後浪推前浪(五代，遼、宋、夏、金、元)
這個曆史挺靠譜：袁騰飛講中國史.上 作者：袁騰飛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01.什麽都缺，就不缺皇帝
以前吃大米，現在吃大蔥
宋元時期是我國曆史上第三個民族融合的高峰期。
先秦是第一個民族融合的高峰，第二個是在魏晉南北朝，匈奴、鮮卑、羯、氐、羌，五胡亂華的時候，把五胡都給胡進來了。
第三個就是在宋元時代。中華民族五千年來一脈相承，其他國家很多古老民族都滅亡了，為什麽我們中國這些民族發展到今天能夠薪火相傳、子孫不絕？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華民族是不斷融合的產物。我們的民族比較龐雜，比較雜就意味著相互學習的機會和各自文化交換的概率比較高，這樣整個中華民族的人就都比較聰明，遺傳基因越來越優秀。
中國最大的民族漢族，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經曆民族融合的產物，先吸取少數民族更合理的知識和優點，然後再用自己的文化把他們同化。就像南方人來我們小區住仨月，我學習你優秀的地方，學完了之後順便給你同化了，你以前吃的是米飯，我把你弄得和我一樣吃麵條燒餅，吃香菜大蔥和包子。中國經過前麵兩次大規模的民族融合，現在迎來了第三次香菜大蔥同化法。
53年蹦出14個皇帝
公元907年，李唐王朝被他的藩鎮宣武節度使朱溫所滅。朱溫滅唐之後，建立了梁。17年後，梁被後唐代替。後唐之後是後晉、後漢、後周。黃河流域53年的時間換了5個朝代。梁、唐、晉、漢、周這五個朝代最長的是後梁，17年；最短的是後漢，隻有4年，還換了倆皇帝。
後人寫詩說：“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四帝，播亂五十秋。”53年14個皇帝，那你想這些皇帝大多數都是怎麽死的？都是非正常死亡，被人做掉的。如果是盛世王朝，漢武帝在位就長達54年，比五個朝代加起來還多1年；康熙爺是61年，乾隆爺要算上太上皇是63年；遼朝還有好幾個皇帝在位四五十年的，西夏也有。一朝的一位太平天子就堪比五朝，可見這五朝有多亂。
為什麽這麽亂？就是因為五代每一個開國皇帝都是前朝的大將、藩鎮。手握重兵，打仗的貨全在手裏，幹嗎不搶位子？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公開講：“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爾。”這不是說當皇帝的沒種，而是說，當皇帝的難道天生就是當皇帝的嗎？還不是誰胳膊粗、誰拳頭大，誰就當老大唄。這樣一來，國家不像個國家，倒像個幫派，誰能打誰當頭兒，當然更替得就很快了。
禁軍大將成了皇帝佬
公元960年，後周禁軍大將趙匡胤在今天的河南陳橋兵變，建立了宋朝，年號建隆，都東京。這個東京不在日本，而是指開封。宋朝有四個首都：西京洛陽、東京開封、南京應天（商丘）、另一個是北京大名。
趙匡胤就是宋太祖。
趙匡胤建立宋朝的時候，中國還在五代十國這種分裂局麵下。北宋建立之後，宋太祖削平了南方。宋太祖也是因為做了禁軍大將，手握重兵，才能篡權換代，削平南方。
削平南方之後，公元979年，宋太宗消滅北漢，結束了五代十國。
太祖皇帝駕崩之後，皇位采取兄終弟及，由他的弟弟趙匡義（後改為光義）即位，就是宋太宗。北宋經過太祖、太宗兩代皇帝，才算把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麵結束，但是並沒有完成中國的統一。
與北宋並存的政權有北邊的遼、西邊的西夏、雲南的大理，另外還有回紇和吐蕃。
這些政權裏邊，地盤最大的實際上是契丹人建立的遼。今天俄語裏邊“中國”這兩個字，就是發契丹的音，kidayi，念不好就聽成是“你大爺”。北宋連傳統中原王朝疆域的主體部分都沒有占全。
02.開國元勳紛紛辭職
趙普的“治國策”
宋太祖陳橋兵變之前是後周禁軍的最高統帥，他篡權的時候那叫一個水到渠成。
當時正好後周世宗柴榮駕崩，柴榮英年早逝，兒子恭帝柴宗訓即位，年僅七歲。趙匡胤是欺負人家孤兒寡婦，篡奪政權的時候幾乎兵不血刃，沒有遇到什麽障礙。當然，他篡權之後得保證自己的政權長久。自己是造反派，當然怕造反的人，所以他就問宰相趙普，之前的政權為什麽不能長久。
趙匡胤本人是高幹子弟，他爸爸和他爺爺都是軍區司令一級的幹部，曾祖也是知州、知縣，就是地委書記或者縣長之類的幹部，他是軍區大院裏長大的孩子。
趙匡胤從小就不好好念書，整天打架，打到進公安局。公安局一看這是軍區趙司令的兒子，不敢管，把他放了出來。他又是一個比較豪爽的人，精通武藝，今天中華武術裏還有太祖長拳、六十四路盤龍棍，這都是當年趙匡胤發明的。
趙匡胤認定了一個謀臣叫趙普，這老哥天資聰穎，是一個典型的無師自通型知識分子。怎麽個無師自通？趙普這哥們兒不看書，據說一共就看過半本《論語》，所以人們才常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嘛。物盡其用的話，天才看半本就夠了。一天，趙匡胤跟趙普聊天，問：“自唐季以來，帝王凡易八姓……甚放何也？”為什麽自從唐朝末年以來，帝王換了八個姓。“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計長久，其道何如？”你給我出個主意，咱們怎麽才能將國家政權維持得久一點？趙普一聽非常高興，馬上跪下回答：“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它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老大，你說這話是天下所有人的福氣，前麵的政權更替那麽快，其實沒別的原因，就是藩鎮權力太大的緣故。他們比皇帝的權力還重，故而助長政權更替。“今欲治之，惟削奪其權，製其錢糧，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你現在要想治他們，就是奪他們的權，控製他們的錢糧，收他們的兵，天下就肯定沒事兒了。宋太祖聽到這兒非常高興：“卿勿複言，朕已喻矣。”你不用再說了，我聽明白了。所以他就開始這麽做，從三個方麵入手治這幫人：權、兵、錢。一個藩鎮沒權、沒兵、沒錢，能幹個甚？誰還聽你的，這不就完了嗎？問題解決了。
我當皇帝是被你們逼的
宋太祖決定改變唐以來藩鎮割據的局麵。
唐前期實行府兵製，府兵製的意思就是，沒有職業軍人。唐朝以前中國的兵都哪兒來的？就是農民，平時種地，到打仗的時候你就上，不用為了打仗成天在那兒練兵。府兵製的基層組織叫折衝府 ，一個折衝府是1800人，由一名折衝都尉管轄。如果有戰事爆發，朝廷臨時選將率領折衝府的部隊去打仗，打完仗之後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比如這次打突厥，皇帝調山東的折衝府，由左衛大將軍指揮。下次可能打回紇，還是左衛大將軍指揮，但可能調的是隴西的折衝府了。這樣的話，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相互有了短暫的感情也能轉瞬分開，就不會造成叛亂。
折衝府的士兵是職業農民、業餘士兵，平時種地，打完就散，兵和將之間沒有長期的磨合，大將都不知道派給自己的軍隊有沒有戰鬥力，這樣的軍隊戰鬥力肯定不強。所以到唐朝中期就開始搞募兵，將領自己招募軍隊，招募職業軍人。職業軍人一存在，戰鬥力是上去了，問題就是誰招的兵他就聽命於誰，容易對中央構成威脅。
安史之亂其實就是這麽一回事。安祿山身兼範陽、河東、平盧三鎮節度使，管轄今天的河北、山西、遼寧三省，麾下精兵十五萬，中央軍才十二萬，典型的君弱臣強，所以他一下就能掀起長達八年的叛亂。後來唐朝滅亡，就是亡在藩鎮的手裏。宋太祖一明白這個事兒，還能好嗎？馬上開始動手，從權、錢、兵這三個方麵把叛亂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
首先是要集中軍權，要解除禁軍將領們的兵權，這就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杯酒釋兵權”。跟太祖皇帝一塊兒打天下那幫人都是他哥們兒，什麽政治處主任的兒子、參謀長的兒子、後勤部長的兒子，這麽一幫人，原來都是軍區大院的。公元961年7月，一天晚朝結束，趙匡胤將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等禁軍將領留下來喝酒。喝到正開心的時候，趙匡胤一看喝得都差不多了，就讓左右伺候的人退去，然後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我若不是靠你們出力，是做不了皇帝寶座的，為此我從內心念及你們的功德。但做皇帝也很難，還不如以前做節度使快樂，我整個夜晚都不敢安枕而臥啊！”
石守信等人很驚訝，心想皇帝都讓你做了，你還睡不好覺？於是趕緊問原因，宋太祖心想就等著你們問為什麽呢，於是繼續說：“這不明擺的事嘛，我這個皇帝位誰不想要呢？”石守信等人聽了，都嚇了一跳，知道這話中有話，連忙叩頭說：“陛下何出此言，現在天命已定，誰還敢有異心呢？”宋太祖說：“因為當初你們貪圖富貴把這皇袍披我身上，讓我當皇帝。你們想做開國元勳，才把我逼到這份上。你們雖然沒有異心，但是你們的部下呢？如果有人想要富貴，也把黃袍加在你們身上，你們即使不想當皇帝，到時也身不由己了。”你說這話多不講理，我當皇帝是被逼的……
一席話，軟中帶硬，這些將領知道自己受到了皇帝的猜疑，弄不好還會引來殺身之禍，一時都驚恐得哭了起來，懇請宋太祖給他們指一條明路。
宋朝的皇帝宅心仁厚，貴族出身的皇帝對大臣一般都不錯。窮棒子出身的皇帝全不行，像劉邦、朱元璋，洪秀全就更甭說了，要擱明朝這些人就全被幹掉了。
趙匡胤長歎一聲，繼續說道：“人生很短暫，就像白駒過隙。你們不如多攢點兒錢，到地方上多置良田美宅，為子孫立些不動產。同時多買些歌兒舞女，日夜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同你們再結為姻親，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這樣不是很好嗎？”
石守信等人一聽這話，稍稍喘了口氣，原來不是要我們的命啊！不但不會“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還能有錢、有房、有地，頤養天年，於是趕緊磕頭謝恩，說：“陛下能這樣為我們著想，真是給我們了一條生路啊！”
結果第二天，石守信等曾經去喝酒的人都聲稱自己生病了，我不能騎馬了，腳有問題，骨裂了，或者前列腺出毛病了，紛紛要求解除兵權。宋太祖一看，心裏這個高興啊，瞧我的臣子多聽話，讓交兵權就交兵權，趕緊答應了他們的請求。於是，下了一道旨意：石守信等人各為大鎮節度使，去掉軍職。這幫大將悠閑在家，全得善終。
雖然他們到外地做節度使，但節度使的實權也被剝奪了。嶽飛也是身兼三鎮節度使，十二道金牌一調，還不是乖乖地回來？回來就被幹掉。所以宋朝的節度使隻是一個虛銜，沒有任何實權。
杯酒釋兵權
03.翻著花樣兒鞏固政權
收其精兵再分權
宋太祖“收其精兵”的第一步是把軍區大院一塊兒長大的哥們兒都辦了；第二步呢，就是把禁軍統領權一分為三，對皇帝直接負責；第三步是設立樞密院；第四步，實行更戍法；第五步，地方精壯編入禁軍，強幹弱枝。
樞密院的設立是為了和禁軍統領互相牽製，調兵的不指揮軍隊，指揮軍隊的不調兵。禁軍是什麽？大家都認為這個禁軍就是禁衛軍，其實不是。北宋軍隊由四個兵種構成：禁軍、廂軍、鄉兵、藩兵。禁軍就是正規軍，相當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禁軍在中央和邊境；地方上的兵被稱做廂軍，相當於各地的武警部隊；鄉兵，相當於民兵預備役。藩兵一般就是在邊境上招募的少數民族士兵。
正規軍的禁軍統帥叫殿前都點檢，相當於總司令。趙匡胤之所以能夠篡權，就是因為他之前做的是這個殿前都點檢，正規軍總司令造反，那不是易如反掌？而且那時候他妹夫高懷德 是副點檢，他們倆就能輕易把這江山給篡了。
趙匡胤深知禁軍統領的厲害，所以他做了皇帝後首先就把這個職務給廢了，變成了三衙：殿前司、侍衛親軍馬軍司、侍衛親軍步軍司。這就是把禁軍統領權一分為三的過程，總司令由一個變成了仨。他們仨都對皇帝負責，但是你能統率軍隊，調兵卻不歸你，歸樞密院。
樞密院有點兒像我們今天的總參謀部，調動軍隊都由它負責，是宋朝最高的軍事機構，長官為樞密使、樞密副使，執掌“兵籍、武官選授及軍師卒戍之政令”。與政事堂分掌文武大權，號稱東、西二府，直接對皇帝負責。三衙隻在平時負責對禁軍管理、訓練，卻無權調遣，沒有發兵的權力。禁軍的調動權歸樞密院，這樣可以讓二者互相牽製，利於皇帝對兵權的控製，樞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揮。
比如說，你統領一支部隊，但你能調動這支部隊嗎？我調一幫人幫我回家蓋房子去，那不可能，你調一個人都得上報。你能指揮這支部隊但調動不了這支部隊，樞密院可以調動但不直接指揮。統兵的不調兵，調兵的不統兵，這樣軍權才能分散，要不然就容易造反。這樣，禁軍將領就好像是雇用司機，派不派車不歸你管，車不是你的，但你能開。
而且，樞密院的長官一定是文官。北宋多半是文官治軍，這個有點兒跟今天的西方國家相像。今天西方國家的國防部長一律穿西裝，稱呼起來也是什麽什麽先生，不是什麽什麽將軍，而且西方審判戰犯的時候，戰犯一般也都是穿西裝，很少有穿軍裝的。用文官治軍，就是怕武將來幹預政治。中國北宋的時候就已經這麽做了。
名將凋零心鬱悶
實行更戍法，就是將禁軍一分為二，一半留守京城，一半遠去邊境或者地方，二者每一年或兩年必須換防一次。這樣一是為了習慣勞苦不懶惰，二是為了防範兵變發生，推行“將兵分離”政策。因為，第一，根據宋朝的官製，有實權統軍的將領一半都是皇帝臨時指派的，並沒有固定的人選；第二是因為統帥並不隨地易防，皇帝讓他在哪兒守著，他就必須在哪兒守著，士兵可以換地方，統帥卻不可以。於是這樣就造成了“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將不得專其兵”的局麵。
如果禁軍要外出作戰，則由皇帝派遣將帥，並由皇帝親自製定作戰方略，將領還不能擅自更改，也就是說，這仗怎麽打，戰略、戰術之類的都是皇帝預先製定好的，將帥隻是一個命令的執行者，不能隨意變動，也不許隨機應變。為了監督將領按照皇帝的意思行事，宋廷還派監軍隨同前往，監軍就相當於皇帝的眼睛，監督將領按皇帝的計劃進行，並且還授予了他生殺大權。如果這個將領擅自做主，不聽話的話，就可以直接就地正法。難道說，趙匡胤就能保證他以後的每個皇帝都是“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的軍事家？帶兵的將軍不能擅自修改作戰方略，但他的敵人就是手中的棋子，可以任他隨意擺放嗎？可見，禁軍的選練、駐守、出征、行軍、作戰等一切權力都集中於皇帝，而趙匡胤對軍隊的控製欲達到了一個空前絕後的程度。
趙匡胤即位之後，還從各方麵加強禁軍的實力。他派使臣去各地征兵，挑選精壯的士兵補充禁軍，還經常親自訓練、校閱，給予很高的待遇。為了挑選合格的士兵，趙匡胤還挑選強壯士兵作為模範，送到全國各地，讓地方照樣招募。後來發現這樣很不方便，於是改用木偶，按照規定尺寸製作木偶，將做好的木偶再下發給地方官，讓他們按照模型來挑選，非常嚴格。可見宋太祖對於禁軍的身體素質要求是多麽高。
最強壯的人都被皇帝選去做禁軍了，那剩下實力不強的人就隻能留在地方上，地方的實力就變得很弱，隻能捕盜，根本不能打仗，捕盜還經常被盜賊累死，基本上是一幫老弱病殘。於是“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於是都乖乖地聽命於皇帝，再也沒有想藩鎮割據的力量了。史籍記載：“藩方守臣，統製列城，付以數千裏之地，十萬之師，單車之使，尺紙之詔，朝召而夕至。”
所以後來少數民族政權，遼也好，金也好，元也好，跟宋朝打仗隻要一突破邊防，馬上就能打到京城。因為中間這些州郡都沒用，中間州郡全是老弱病殘，賊都抓不到，不能抵禦遊牧民族的軍隊。
而且從北宋開始，中華民族綿延了幾千年的尚武精神越來越蕭條。
中國的對外戰爭在近代以來屢戰屢敗，除了製度腐敗、裝備落後，最關鍵的一個原因就是缺乏尚武精神。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秀才去背弓拉箭，什麽玩意兒啊！為什麽日本幾十萬人能縱橫中國？人家那讀書人腰裏是插著兩把刀的，咱們讀書人是插著扇子的。
西班牙皇家馬德裏武器博物館在北京故宮辦過一個展覽，看完之後我真的覺得震驚。你看人家皇帝玩什麽玩意兒——盔、劍、盾牌，整天玩這個。你看咱們皇帝整天玩什麽——蟈蟈、蛐蛐，高雅一點兒的是筆墨紙硯。一個民族尚武精神的集體缺失，從宋朝就開始了，原因就是宋朝怕被造反，把武將的地位壓得太低了。
八十萬禁軍教頭豹子頭林衝，讓高俅欺負成那樣。你說八十萬禁軍教頭不是很牛嘛，練武術的怎麽能被一練足球的欺負？不是的，八十萬禁軍教頭不是八十萬禁軍的武術總教練。當時禁軍教頭有5700多個，林衝隻不過是1/5700。教頭上麵是都教頭、虞侯、都虞侯、指揮使、都指揮使，都指揮使是正五品，教頭從八品下。古代官品每品分正、從兩級，四品以下的官，每級又分上、下兩階，他是從八品下。縣令正七品上，這一比較，擱今天的話講是連排級幹部。
宋朝的士兵經常逃亡，防止士兵逃亡的辦法是在臉上刺字，但是臉上刺字是犯人，這就等於毀容嘛。在臉上刺上“第八營第一連第二排”，跟肩章似的。宋朝隻有北宋的狄青 、南宋的嶽飛是武將熬上樞密副使的，挺不容易。狄青當樞密副使的時候臉上還有字。皇上給他藥水要他洗下去，他說我留著，要激勵將士，跟他們說我這樣臉上帶字的也能當上樞密副使。但是就你這一個，沒別人了，激勵不著將士。
可就是這麽一位受人愛戴的將軍，做了樞密副使，依然受到大臣們的誹謗。宰相文彥博請求罷免狄青時，宋仁宗維護狄青說他是忠臣，可文彥博立即反駁道：“宋太祖難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嗎？”這個就算假設成立吧。最可笑的理由編造者應該是歐陽修，他向宋仁宗上書希望罷免狄青，一本奏章洋洋灑灑幾千字，舉不出一條有力的罪證，寫的全是狄青的好話。估計歐陽修寫著寫著也覺得自己這不犯病嘛，怎麽替狄青寫起好話了，可實在找不出狄青的過錯，最後一咬牙，把發大水的罪責安在了狄青身上，說：“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將亦陰也”，今年發大水就是老天爺因為狄青任樞密副使而給的警告，這個理由可謂是莫名其妙。而從歐陽修的嘴裏說出來，更讓人覺得荒唐至極。
不管理由是假設還是荒唐，都表示出朝廷對狄青越來越深的懷疑。早在狄青被拜為樞密副使時，宋仁宗生了一場大病，後來慢慢康複了，知製誥劉敞趁機上書說：“天下有大憂者，又有大疑者，今上體平複，大憂者去矣，而大疑者尚存。”這裏麵說的大憂者就是廣源叛賊儂智高，而大疑者就是狄青。儂智高已平，狄青就成了朝廷最大的威脅，大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意思。就在這種猜忌下，對狄青的懷疑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有關狄青的各種緋聞層出不窮，而朝廷狗仔隊更是無時無刻不盯著狄青的一舉一動。隻要狄青一家有任何風吹草動，他們就能編出各種版本的神怪八卦。
比如說狄青家養了一隻狗，可能這隻狗不小心碰了頭，腦袋隻是腫了個包而已，可到了諫官的嘴裏就變成這條狗頭上長出了角；有一次，狄青家晚上焚燒紙錢祭奠祖先，事先忘了通知負責消防的廂吏，結果廂吏看見火光連夜報告開封府。雖然當府吏迅速趕到時，“火”已滅了許久，但第二天，城中就開始盛傳狄青家晚上有怪光衝天；甚至連京師發大水，狄青家宅被淹，被逼無奈隻好暫時先住到地勢比較高的相國寺，他在大殿上拜拜佛，也被說成是他要奪取皇位的行動，引起人們的懷疑。任何人也不能阻止關於狄青造反稱帝的謠言，宋仁宗被逼無奈，為了保全狄青，隻好罷免了狄青樞密副使一職，加宰相頭銜，出知陳州，離開了京城這塊是非之地。
在狄青前往陳州之前，他就對人說：“早聽說陳州有一種梨，叫青沙爛，我這次去陳州，必定爛死在那裏。”後來，果然一語中讖。狄青已經遠離朝廷，但朝廷並沒有遠離他，每半個月就派人上門看看狄青幹嗎呢，還美其名曰撫問。這時，狄青已經被謠言整得惶惶不安，一看朝廷使者上門，狄青就要“驚疑終日”，生怕朝廷再想出什麽招數折騰他。巨大的心理壓力壓垮了這位昔日猛將，被貶到陳州的第二年，年僅50歲的狄青因為“疽發髭”，嘴上長了毒瘡，暴病而亡。現在人一般上火了，嘴上就會長幾個泡，狄青嘴上都長了毒瘡，可見他心中的火有多大，他的內心多鬱悶。
他曾馳騁沙場，浴血奮戰，為宋朝立下汗馬功勞，可他既沒有在兵刃飛矢中倒下，也沒有血染疆場，馬革裹屍。身為一名武將，卻在同僚們猜忌、排斥的打擊迫害中死去，心中是何等冤屈。
就因為宋朝把武將的地位壓得這麽低，所以對外戰爭老打敗仗，沒人尚武，打仗都讓文官去。文官又不會打仗，皇帝手裏握著兵權，可總不能有點兒啥事就禦駕親征吧，那朝裏的事還管不管？有人說，那邊打仗邊處理政務唄。先不說這樣做，當皇帝的身體累不累，能不能吃得消。要是這仗打個三年五載的，而且地方還挺多，皇帝一天沒事幹，就帶著軍隊到處跑了，既耽誤國事又浪費錢糧。於是趙匡胤又想到辦法了，需要帶兵打仗的時候，就直接指定一個將軍或者元帥帶兵出征，反正你打完仗回來，這兵權還得交回我手裏。解決完帶兵將軍的問題了，趙匡胤還要事先製定好作戰計劃，要不怎麽說皇帝這差事不是誰都能做得呢，太辛苦了。畫好行軍布陣圖，然後交給出征的將軍，讓他照著自己製定的計劃去打仗，還不能隨便更改作戰計劃。這樣還不夠保險，再派一個文臣做監軍。監軍監軍，顧名思義就是監督軍隊，其實也是監視領兵將軍的一舉一動。你要是不按照皇帝給的作戰計劃打仗，我就報告給皇帝，你就等著被皇帝治罪吧。
皇上給你一個陣圖，照著打。你拿著陣圖到了前線，打開就傻眼了，按皇上的布置根本沒法打，再請示皇上吧。沒等你請示到，敵軍到眼前了，下輩子再請示吧。
趙匡胤應該沒有想到，他自己是能文能武，會行軍打仗，排兵布陣，可他的子孫後代會嗎？這不是光讀讀兵書就能補足的，加上趙匡胤覺得安內重於守外，所以縱觀有宋一代，文臣名相不計其數，可能征善戰的武將屈指可數。
隻要不造反，生活很美好
趙匡胤集中軍權的同時，還集中行政權，這就是“削奪其權”。
首先是中央，雖然在中央設置了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但職權實際上都歸中書省，而名稱也叫中書門下，又稱政事堂、都堂，聽這全稱也可以知道，這其實是將三省之職合歸一處，就是處理日常政事的地方。它不同於前代的中書省，不是設於禁中的決策機構。三省及六部長官非經特許，一般是不能管理本司事務的，於是就成為一種閑職了。
趙匡胤還將官、職、差遣分離開，這是一套真正奇異而又複雜無比的幹部製度。簡單說，就是上至宰相、下到相當於縣裏科級幹部的主簿官兒，一般都不擔任與官職名稱相符的職務。換句話說，就是本部門的官員並不一定管理本部門的事務。於是，官就是用於確定官位及俸祿的，或者稱為正官、寄祿官，實際上隻是個虛職。例如以前管事兒的尚書、仆射、侍郎什麽的，現在就隻是一個擺設，沒有實際權力。職是專門授予文官的榮譽頭銜，又稱貼職，也沒有實際權力，如直閣、學士之類。而差遣才是官員擔任的實際職務，也稱職事官，這些都是臨時指定、派遣的，例如樞密使、三司使、轉運使等。也就是說，如果朝廷真有什麽事需要有人去管了，皇帝就從剛才所謂的“官”裏挑選一些人，然後給他們安排差事，在所任職務名稱前加上“判、知、權、管勾、提點”等名目。隻有這個時候，官才有具體工作可以去做，手上才有實權。這時候，就有人說了，你直接給官安排事情多好，什麽官就幹什麽活多省事，把官、職、差遣分開太混亂了。可也正是這種官、職、差遣的分離，才能使各級官員有其名而無其實，更不能專其權了。隻有皇帝將手中的權力下放，讓你幹什麽工作時，你才有實權。所以，這權力還是皇帝說了算。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經常說“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這個“一人”指的就是宰相，可見宰相的權力有多大。宰相是中國古代最高的行政長官的通稱，平時處理軍國大事、發布政令等都是宰相的日常工作。趙匡胤在初得天下的時候，為了撫慰後周舊臣和百姓，穩定政局，依然任命後周範質、王溥、魏仁浦等人擔任宰相。通過與趙普的對話，趙匡胤覺得藩鎮太重不過是中唐以來君弱臣強的表現之一，解除藩鎮權力也不過是三大國策付諸實施的一方麵成效而已。而相權的強弱消長是直接影響到君權的安危存亡的，“挾天子以令諸侯”這類例證在中國曆史上更是屢見不鮮。於是趙匡胤隻要一有機會，除了在權限製度上消減宰相的權力之外，在禮儀體製上也刻意予以打壓。
秦漢時期，宰相地位極為崇高。拜相時，皇帝要施以大禮，因此才有“拜相”一說。在朝廷上，宰相有時甚至與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皇帝如果在街上遇見宰相，雙方需要下車相互施禮；宰相生病時，皇帝應該到相府探視；宰相見皇帝商量政事，是要賜茶看座的，即所謂的“坐而論道”。但是，到了趙匡胤時代，看到宰相們坐在他麵前說話，他心裏就開始不舒服。於是，有一天，他招呼宰相們說：“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們把奏折拿到我麵前來。”幾位宰相不知是計，便走上前來。結果，事先安排好的內侍們趁機把宰相們的椅子撤掉了，從此，宰相們就隻能站著奏議朝政了，並且成為定製。
趙匡胤為了分割宰相的權力，還另設參知政事，實為副相，分掌民政；又以樞密使主管軍政；再以三司使總領財政。所以在宋朝，但凡擁有宰相這一官稱的人，隻意味著他擁有宰相的資格和可以領取宰相的俸祿，並不意味著他真的就是宰相了。隻有皇帝差遣他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他才能算是實際的宰相。這種繞山繞水的幹部製度，常常會使我們在碰到大宋帝國的官職稱謂時，一頭霧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判中書省事這個稱謂，實際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麵上，它的意思是尚書省副首長兼中書省副首長，然後代理中書省首長。因此，名為“百官之長”的宰相，實際上並沒有什麽權力。
然後在地方上，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王臣指的就是地方官，做皇帝的就隻有一個人，就算他精力再旺盛，也不可能事無巨細，管完中央的事，又管地方各州縣的事，所以這就需要地方官去替他管理。但是對於熱衷於將權力收歸自己手上的趙匡胤來說，對地方州郡一級的長官也不放過，采取了“罷領支郡”的措施。
什麽是“罷領支郡”呢？原來自中唐以來，節度使一般統轄若幹州郡，其駐地以外的州郡稱為支郡，這樣一來，節度使的權力過大。到了趙匡胤這裏，這種現象是絕對不允許的，一個州郡的地方官隻能統轄本州，不能兼領他地。而且還派文臣管理州事，並設置了“通判”來牽製地方官。所謂通判，就是州裏有什麽事，地方長官都要與通判共同商量、決策和管理，其地位稍稍低於地方官，但通判既不是二把手，也不是下屬，其職權範圍與地方官相同。凡州內發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政務，通判可以直接上奏，州郡發布公文，還須知州與通判“聯署”；知州處置公務，也必須與通判協商，因而通判又稱“監州”。
這樣看來，宋朝掌管地方事務的領導是有兩位，雖然通判的地位稍稍低於地方官，但行使的權力一樣，任何事情隻要其中一位不答應，那這事就沒辦法解決。試想，如果有一件緊急的事情需要兩位領導作出決斷，但兩人意見相左，無法達成共識，要是再時不時地喊著“我是監州，皇上讓我監督你”，這得耽誤多少事情啊！
太祖趙匡胤設計出這麽一套製度的本意，就是要讓各級、各類、各地的官員們統統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誰，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擁有多榮耀的職，隻有當皇帝的差遣下來了，你才能明白自己是幹什麽的，這使得所有人對於自己未來可能履行的實際職務都一片茫然。而在任職時間上，規定了文官隻有三年、武官則為四年的限製，並且在執行時也非常嚴格。例如青州北海縣升格為北海軍後，楊光美被派去擔任知軍。他在任期間為政清廉，官聲極佳，深受百姓愛戴。三年任期滿後被朝廷召回，北海軍數百名百姓來到京城請願，要求留楊光美繼續擔任北海地方長官。可趙匡胤不允許，下詔讓百姓們回去；百姓們不肯。於是，趙匡胤下令：“笞其為首者。”就是鞭打領頭的人。結果，把一件喜事活活變成了喪事。可見，趙匡胤對此限製之嚴。而且，後來他還下令，地方官任期滿後，當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請求地方官留任。這種限製造成了“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現象和感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隻是個臨時工而已。因而，客觀上增加了大宋帝國官員們利用職權，在一個地區、一個部門、一個係統中培植自己勢力的難度；主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這種故意。於是，自然難以危害朝廷。
太祖皇帝抑武重文的原因，在他對趙普的一段話裏道出其中玄機：“五代方鎮殘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讓選幹練的儒臣百餘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貪濁，也抵不上一個武人。”在太祖看來，任用文士僅僅因為他們可能產生的危害遠不及武人來得大，更不會向武人那樣危及政權的根本。一百個文官貪汙也不如一個武將造反對國家的危害大。所以你願意貪你就貪，隻要你不造反。可見他自己是造反得的江山，就很害怕別人造反。
文人跨馬掄刀不行，種地不行，可他們會算計，搞經濟建設是強項。短短幾十年間，全國耕地擴大了將近一倍，農作物種類和產量也成倍增長，人口也有所增加。
趙匡胤除了對中央、地方政權的完全掌控外，對於法律判決權也不放過。由於五代藩鎮跋扈，以致不顧法律而隨意殺人。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趙匡胤下令，各州判決的死刑必須由刑部進行複審，並且還恢複了縣尉，由縣尉執掌一縣司法治安的權力。開寶六年（公元973年），趙匡胤明令，禁止藩鎮以牙校審斷州府刑獄的陳規陋習，任命科舉出仕的文官來斷案，剝奪了藩鎮對州府一般案件的審理權。死刑要報請中央，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比如，在安徽殺了人，判死刑，須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當然一般不會被駁回，準能核準，但是一定要把死刑報給中央。古代死刑都是由皇帝親自批準。
比如在清朝，就有懋勤殿勾到。皇帝在懋勤殿用朱筆將死囚姓名勾去，表示核準，又稱“勾決”或“勾到”。勾決谘文下達便可執行死刑。勾一個人，大臣就要下跪三次給他求情，上天有好生之德，請皇上恩準。皇上說這家夥太壞，勾了，但大臣還是每一個人要請求三回，別殺他，上天有好生之德。其實也就是做個樣子。因為一般判死刑的都是大奸大惡之人，勾了就完了。
同時，還有就是“製其錢穀”。武將出身的趙匡胤，嚐到了手握軍權帶來的甜頭，但他也深深明白軍隊除了將領和士兵，更重要的是要有錢、糧支撐。試想如果沒有軍餉，哪個士兵願意為皇帝在戰場上廝殺呢？中唐以後之所以藩鎮割據，是因為藩鎮節度使掌管地方錢、糧，並以此招兵買馬。因此趙匡胤覺得要防止藩鎮割據現象再次出現，就要從地方的錢、糧下手，從根本上消除形成割據的經濟基礎，極力削弱地方官府的財權。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朝廷頒布政令規定，每年各州賦稅收入，除度支經費外，其餘“悉輦送京師”。凡以“留州”、“留使”等名目截留的財物，一律上繳朝廷。隨著政權機構建設的逐漸完善，地方財權通過路一級的轉運使、州一級的通判、縣一級的主簿，最終統歸中央。趙匡胤還派京官監督各地場務，場務就相當於現在的稅務局，征收各種商稅、專賣稅。他們製定條禁，整齊文簿，將有關稅收直接納入國家財政，稅收與地方官再無關係。這些措施無異於釜底抽薪，將準備養兵自大的本錢都搜刮到朝廷的腰包裏。
中央則以三司總掌財政，號稱“計省”，下設鹽鐵、度支、戶部三部。三司長官為三司使，號稱“計相”，地位僅次於宰執，其實就相當於現在的財政部長，把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可見其地位的重要性。
北宋不僅收繳了地方的財權，還限製藩鎮享有的商業特權，嚴禁官員買賣貨物，更不允許將經商當成第二職業，利用官職之便賺取外快。由於“外州無守財”，朝廷便得以控製全國財政，致使宋朝的“天下支用，悉出於三司”。
不過，宋朝還是很可愛的王朝。知識分子最幸福的時代來臨了，隻要不造反，幹嗎都行。漢唐很可敬，但是一將功成萬骨枯，活在那樣的朝代很慘。明清就更崩潰了，尤其是明朝，生活在那種朝代真是生不如死。明清的可怕和可惡，反襯出了宋朝的可愛。
宋朝的財政總收入很嚇人。北宋是明朝的十倍，南宋是明朝的六倍。直到《辛醜條約》那會兒，清朝的財政收入才趕上南宋。你想兩宋得富裕到什麽程度，都是重商主義發展的，特有錢。如果宋朝不是被蒙古人滅掉了，咱中國早就按部就班地發展到近代社會了，可惜曆史是不能假設的。
太祖皇帝有遺訓，刻在碑上。此碑立在宮中的一座秘殿裏麵，每一位新登基的皇帝都要去看。“靖康之變”後，人們才知道碑上刻的內容：
第一條，不得殺害柴氏子孫，咱的江山是從柴家搶來的。這要擱在別人，我從柴家搶了江山，我得把柴家連根刨。宋朝規定不得傷害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何況他也不可能有罪。《水滸傳》裏麵有個逼上梁山的柴家後人：小旋風柴進，那個是虛構的，不能算。
第二條，不得殺害士大夫，上書言事者無罪。在宋朝，你隻要是讀書人就沒有死罪。文官沒有被判死刑的。這一沒有死罪，你說貪汙怎麽辦？殺還是不殺？祖宗家法是不許殺士大夫，那就流放吧，他又說士可殺不可辱。流放就是一種侮辱，還不如殺了。皇上說，那隻能無罪釋放了，一件快意事兒我也做不得。宰相說，這種快意事兒你不做也罷。
不能殺士大夫，士大夫給皇上寫信說事，無罪。宋朝文官地位不僅很高，而且生活待遇之好更是現代人不敢想象的。除了工資薪水，還有茶酒錢、職錢、給券（差旅費）、廚料，乃至仆人的衣食等各種各樣的雜費，此外還有“職田”，依官階高低可得田四十頃至一二百頃不等。哪怕退休了，也會給一個管理道教宮觀的名義，借此還能領取俸祿。
總之，宋代文官就算吃定朝廷了，是真正的“鐵飯碗”。宰相的工資一年差不多折合今天三百萬人民幣，是當時兩萬四千畝土地的總收入。除此之外，你還可以貪汙呢，那三百萬是小頭，大頭在後邊呢。所以，宋朝就是再清廉的官員，生活也是很豪奢的，包括我們知道的寇準、歐陽修，這幫人都特講排場，到了可勁造、花不完的地步。如果換了你，也一樣花不完。宋朝厚待士人，知識分子的生活很好很強大，所以才會有空去研究理學，去寫宋詞，這個宋詞和唐詩的風骨就完全不同了。
宋朝的官多，待遇豐厚，責任卻很小。隻要不出大錯，會通過政績考核“磨勘”，一路綠燈地上升，真是文人的理想時代。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在中國古代，對於皇帝身邊的人來說，不論你是誰，一旦今天皇帝心情不好或者自己做錯了什麽事情，隨時都會有性命之憂。但宋代的文官不會。不殺文人是宋太祖趙匡胤留下的“祖宗家法”，北宋的每一位新君即位之前，都要在他留下的“誓碑”前發誓，宋朝是中國古代文人的天堂。
知識分子有錢，皇帝可夠慘。宋朝皇帝慘到都沒錢給自己修墳的份上。皇陵特別簡陋，在河南鞏縣，跟漢唐那種跨山連穀的皇陵沒法比，跟明清也沒法比。別的朝代都是皇上一登基就開始修墳，皇上不死這墳不能修完，不能說我完工了，你入住吧，那哪兒成。皇上活著的時候工程不能停。而宋朝是皇上活著不能修墳，皇上死了之後七個月內必須完工，隻要別豆腐渣，盡快幹完就是了，要不然皇上的屍體都爛了。所以那皇陵都很簡陋。
祖訓的第三條是不加田賦。當然這一點就沒做好，要是不加田賦。皇上和文武百官吃啥？何況他們還得吃得好！
冗官冗兵效率低
這麽一來，朝內朝外和地方上的權、兵、錢全都沒了，中央集權得到大大加強。
藩鎮割據的基本鏟除，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安定，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強幹弱枝又把地方都給削弱了，所以除了清初特殊的三藩之亂，宋朝以後確實沒再發生過地方反叛中央的事兒，這個問題解決得很好。但官員冗濫，財政開支龐大，又是伴隨而來的弊端。官員冗濫到什麽程度？前麵說了，樞密使雖然管軍事，但是三省六部不能變成三省五部呀，兵部還是有的。三司使管財政，戶部也還是在的。如此一來，兵部和樞密使、戶部和三司使的機構就重疊了嘛，重疊就會產生扯皮唄。這事是你幹還是我幹，所以這效率反而低下。而且由於北宋朝廷厚待士人，這幫大爺脾氣大，一般人都不好弄他們，官員冗濫造成機構重疊，還不好處理。
再有一個毛病，就是軍隊的戰鬥力下降了。當兵的臉上刺字，當官的昨天晚上才開始看《孫子兵法》，你想想天亮了這仗怎麽打？
要說財政困難，積貧積弱，它並不是真的貧，真的弱。它有錢，它是中國曆史上最有錢的王朝，隻不過這錢都花得不是地方。所以說北宋初年加強中央集權那些措施有利有弊，《朱子語類》中朱熹總結道：“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虜騎所過，莫不潰散。”就說啊，你什麽都收了，造成的結果就是地方的軍事力量薄弱，沒人有能力去抵抗，最後被外族一打就垮。
北宋滅亡，就是因為這些看起來可以鞏固江山的政策。
想當官？努力讀書吧
相對於唐朝，宋朝選拔官吏的方法有所變動，科舉製度得到了發展。
考試分為鄉試、省試、殿試三級。
省試就是後來的會試。有些外行的書寫成會考，高中畢業才會考呢。這些書說康有為在北京參加會考，康有為哪個中學的，高三幾班的？後來，科舉又分為院試、鄉試、會試，會試就是省試和殿試。院試是最低的，中了的叫秀才，沒中就是童生，古代沒有畢業這一說。
小孩五六歲進學，進學之後你就可以考秀才去了。你要是七歲考上就是神童，不過你七十歲考上也可以，範進不是五十多歲才考上舉人的嗎？老考老不上，老沒名分的，就是老童生。洪秀全為什麽造反？就是他考了好幾次秀才都沒考上。你想，他那學問要能考上有天理嗎？他沒考上說明大清不腐敗，他就是考不上，擱哪個朝都考不上，從十八歲考到三十多都沒達到小學畢業水平。
院試考中了秀才的可以去參加鄉試。鄉試在省城舉行，中試的統稱為舉人。舉人的第一名叫解元，唐伯虎就是唐解元嘛。這邊你又考上了，你就可以去參加會試。三年一次由禮部主試，中試的都叫貢士。貢士的第一名叫會元，不是匯源果汁。你pk了三次都沒被淘汰，中了貢士，於是你就可以去參加殿試。所有的貢士去參加殿士肯定都能中，隻不過就是分成三等，第一甲賜進士及第，一共三人，第一名叫狀元，然後榜眼、探花。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上榜人數若幹。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上榜人數也是若幹。
你如果鄉試以上的三次考試全中第一，就叫連中三元。幹嗎不連中二十六元或者七十元兩毛五分？它不是連續中獎可以兌換三元牛奶的意思，三元的意思是解元、會元、狀元。科舉製1300多年，連中三元的隻有明朝的商輅等極少數人。這些哥們兒一人能連中三元，實在太難了，哪兒那麽巧都是你呀。有的最後拿了狀元，但前麵考的不一定是第一名，考場還有狀態問題和發揮問題嘛。所以，連中三元的哥們兒很了不起。
殿試的錄取權由皇帝掌握，所以進士及第者叫做天子門生。
以前是高官主試，高官決定錄取，這幫新科進士一旦被錄取就對高官感恩戴德，容易跟高官結成朋黨。你們都是我錄取的，你們就是我的門生嘛，所以都得聽我的。現在不一樣，錄取權由皇上掌握，你跟皇上結黨去吧，不礙事。
明清兩朝殿試多在保和殿，尤其清朝，康熙、雍正、乾隆，那真是親自出題，親自監考。那考試從早晨起來一直考到天黑，點著蠟接茬兒考，皇上也跟那兒坐著監考。到後來有的皇上，像鹹豐，就到考場轉悠一下，說聲“同誌們辛苦了”就撤了，意思意思。
宋朝科舉實行糊名法，糊名就是我們現在的密封，你的姓名、年齡、籍貫、性別都擋上，嚴格保密。到了明清還得謄卷，考官看不到你的親筆卷子，由十個中書舍人給抄一遍，考官看到的筆跡全都一樣，以免萬一我的學生我認識他字跡，就給個高分。當然，那作弊的方法也多了去。
在錄取名額上，宋朝比唐朝增加了。特別是宋太宗在位二十一年，錄取的進士超過唐朝三百年的。唐朝一次錄三四十個，三年一次，宋太宗是一次錄五六百，年年考。三年一考很難，全國好幾千萬人，讀書的就算有幾十分之一的人也好幾百萬，三年一考錄取那麽幾百人，很難辦。結果宋太宗在位的時候老開恩科，今年我生了一個胖兒子，我高興，今年科舉開恩科。明年我又生一個，再開。後年娶一個小媳婦挺好，接著開。再後年我們家那樹上長靈芝了，他老有事兒。恩科一般都皇上整壽的時候，今年不應該科舉，但我整壽，就開一個恩科。比如1894年本不應科舉，但慈禧太後六十大壽，朝廷就開了恩科。這就為各階層讀書人進入仕途開辟了道路。
唐朝都是官宦人家的孩子能科舉，白丁子弟不行。到了宋朝，農民都可以去參加科舉，商人子弟也可以參加。隻有犯人的孩子和倡優的孩子不行。
過去小孩念私塾，老師教你念：“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說的是讀書就能科舉當官，讀書的品格是最高的，那你還能造反嗎？所以真宗皇帝禦製《勸學篇》，勸士子們“六經勤向窗前讀”。你幹嗎要讀書呢？因為“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車馬多如簇”。你隻要念書，什麽玩意兒都有：黃金屋、顏如玉、千鍾粟、車馬簇。
今天也一樣，也是“六經勤向窗前讀”。英、語、數、理、化、生、史、地、政，改成這些科目。你要連大學都沒上，就看超市缺不缺扛貨的吧。大學沒畢業工作都找不著。讀大學的，黃金屋、顏如玉、千鍾粟、車馬簇；不讀，鐵皮屋、柴火妞、棒子麵、自行車。
趙匡胤將文人擺到了國家統治這個金字塔的頂尖。有宋一代，文士地位的顯赫尊崇是曆代都不曾有過的。宋代將“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國理念，實際化為文官政治，而文官政治的基礎是科舉取士。“取士不問家世”，軍功和門蔭等其他渠道較為次要了，形成了“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的局麵，大批文人得以通過科舉考試進入政壇，從此便“赫然顯貴”。宋太祖還采用“特奏名”的辦法籠絡人心，以吸引更多的知識分子參政，開寶二年即公元969年，宋太祖規定，凡舉人參加過15場科舉考試而未及第者，一律特賜進士出身。
立國之初，趙匡胤在權力集中的同時，更廣泛地吸收知識分子參與政權，通過科舉製度，不斷擴大政權的階級基礎。宋朝的科舉“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常選之外，又有製科，有童子舉，而進士得人為盛”。與強大一時的唐朝相比，宋朝的科舉取士具有規模大、製度嚴謹等特點。
宋朝的科舉製擴大了政權基礎，那麽多人都被吸入朝廷中來。但是，官本來就夠多了，你還把那麽多人都招來，招來你就得讓他做官，做官你就得給他錢，北宋的知識分子待遇那麽優厚，給錢還不能少。所以造成了一個結果——冗員，官吏多而雜。
04.朝廷允許吃閑飯
當兵有飯吃
到了北宋中期，發生了很嚴重的社會危機。
唐以後田製不立，百姓有多少地就給國家交多少稅，沒地的就甭交了。到了北宋，太祖皇帝是高幹子弟出身，他當上皇帝是因為趁著人家孤兒寡婦篡的權，不了解民間疾苦，也沒見過農民起義的偉大力量，所以不給老百姓分地。
北宋皇帝有這樣的一個認識，宋太宗說：“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爾。”有錢的人越多越好，正因為有錢的人多了，國家可以征稅呀。你說的那是美國，美國個人所得稅的60%是年收入十萬美元以上的大款們交的。中國的個人所得稅主要是工薪階層交的，你說讓那些公司老總交個人所得稅，他交什麽呀？他把自己的工資定到1600元/月，不夠交稅標準。你坐飛機頭等艙，你月工資1600元坐得起嗎？他肯定花什麽錢都走公司賬，我月薪1600元，不交個人所得稅。這在國外是非法的，比爾·蓋茨每月工資400美元，你信嗎？
為富者不仁，不可能指著有錢人為國家出力，北宋也是這樣。
這樣就出現了社會危機，具體是：
第一，貧富分化越來越大。富者有彌望之田，窮人無立錐之地。到了這種地步國家還不管，最後矛盾就指向了政府。
第二，百姓被地主剝削得饑腸轆轆，就得造反。農民沒得吃那行嗎？他肯定反抗。
第三，冗官，冗兵，冗費。冗官就是養的官太多。冗兵，北宋養兵的目的是為防止內患，宋太祖認為“可以利百代者，唯養兵也。方凶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我養兵的目的就是讓你別叛亂，有叛民而無叛兵。每逢荒年，政府都派人到災區去募饑民當兵。部隊根本就沒有戰鬥力，兵全是饑民構成的。過去有這麽一個口號叫：“豎起招兵旗，自有吃糧人。”我一豎旗就有人來吃糧，不是來保家衛國的。要吃不著糧，就嘩變了。
所以北宋的軍隊愛嘩變，你想他能吃得著糧嗎？長官怎麽著都得克扣軍餉吧。他看長官坐著奔馳600，他連自行車都沒有，長官一頓飯鮑參翅肚，他煎餅果子都吃不起，於是這幫人就嘩變了。嶽家軍為什麽打仗那麽棒？“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老百姓支持人民子弟兵嘛。別的北宋軍隊老百姓不支持，覺得他比遼軍、金軍還混蛋，就會搶老百姓。見著老百姓如狼似虎，見著敵人就耗子見貓那種感覺，禦敵無方，擾民有術，這部隊哪兒行？
冗費就好理解了，80%的錢花在養官、養兵上，這就叫冗費。
05.誰能理解我呢
王安石變法
鑒於出現的社會危機，宋神宗就任用王安石變法。北宋一共九個皇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神宗是第六代皇帝。
王安石變法有三方麵內容。
第一，理財措施。理財措施的核心就一句話：“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不增加老百姓的負擔，但要增加國家的收入。不打老百姓的主意，國家又要拿錢，這擺明了就是從有錢人身上動刀子。所以，他這個改革既屬於調整階級關係，也屬於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關係。
首先是青苗法。每年青黃不接時，分兩次貸款給農民，收成後加息20%還官，免受高利貸盤剝，增加政府收入。相對於現在來說，20%利息太高了，現在都是千分之多少。你嫌高你可以不借，但是你要不跟政府借，隻能向高利貸和地主借，那就是200%的利息。這樣一來，“民不加賦而國用饒”這句話就把官僚地主搞慘了，這些人想盤剝百姓卻沒法盤剝了。
王安石變法
其次是募役法，政府向應服役而不願意服役的人收取免役錢。雇人服役，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錢，減輕農民差役負擔，保證生產時間。這樣一來，原來可以不服役也不交錢的官僚地主，現在不服役就得交錢了。
再次，農田水利法。這就不用解釋了吧。
複次，方田均稅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每戶土地的多少肥瘠收稅，官僚地主不得例外。官僚地主的土地肯定又多又肥，農民的土地又少又瘠，那就肥的多收、瘠的少收。
最後，市易法，政府設置市易務，出錢收購滯銷貨物，市場短缺時再賣出。這就限製了大商人控製市場，有個成語叫囤積居奇，本來是商人的斂財之道，現在等於政府在幹這個事兒了。這有利於穩定物價和商品交流，又減輕了百姓的負擔，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政府在夏季收購羽絨服二百塊錢一件，免得你積壓倉庫，所以商人都把羽絨服賣給政府了。到冬季，政府以六百塊錢賣出，政府掙四百。但如果商人賣，可能賣八百、九百、一千。因此這樣的結果是政府得了錢，老百姓物價也能便宜點兒，商人吃虧了。
王安石變法的第二方麵，是軍事措施。
首先是保甲法。政府把農村住戶組織起來，每十家（後改為五家）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一家有兩個男丁的，出一人為保丁。農閑時練兵，平時種田，戰時編入軍隊抵禦遼夏進攻，減少軍隊開支。這實際上就是民兵，是保衛本鄉本土的，中國最適合這樣的軍隊。因為有人說中國人輕家國而重鄉土，勇於私鬥，怯於公戰。打架勇敢著呢，你看我媳婦一眼我跟你沒完。外敵入侵就膽小，異族打過來了，我躲著。中國人有強烈的鄉土觀念，一出國，你北京的我也北京的，你上海的我也上海的，沒有說你中國我也中國的，組織的也是北京同鄉會，不是中國同鄉會，缺乏國家概念。所以民兵非常適合，你保衛的是你媳婦、你家鄉。
然後還有將兵法。禁軍駐地固定，然後用固定的將官加以訓練，充實邊防。
變法的第三方麵是教育措施。
改革科舉，廢明經，設明法。明經就是死記硬背的東西，沒用。整頓太學，使學校成為為變法造輿論、育人才的地方。所以王安石的作用是通過變法，一定程度地扭轉了社會危機。可惜最後還是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是用人不當，危害百姓。更主要的原因是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小時候砸缸的那個司馬光當政，王安石的新法就被廢除了。
用人不當，變法失敗
王安石變法為什麽用人不當？
王安石幹這事兒壓力很大呀。因為中國一直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思想，而儒家的政治主張是法先王。要尊重先朝和先王的規矩，你要改革，一般就被認為是離經叛道，大逆不道。所以王安石是頂著雷變法。他明確表示，變法是本著這麽一個原則——“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天變不足畏”，因為你王安石變法，你看地震了，7.9級，屬於天變。王安石說，我不相信，我接著變，你給我弄個8.3級看看。
“祖宗不足法”，祖宗之法以守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守何談祖宗之法。
“人言不足恤”，大家都埋怨你，他們越埋怨證明我越正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裏。
這三條宗旨，往好聽裏說是大無畏，一往無前，往難聽裏說就是這老哥太愣了。一個人應該常懷敬畏之心，孔聖人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王安石誰都不怕，天、祖宗、同僚，沒人能降得住他，那他往往就容易走極端。這就奠定了用人不當的基礎。
很多人並不見得讚成新法，但是因為王相公堅持要用新法，所以我就假裝支持。我為了求官假裝讚同新法，因為那時候支持王安石的人很少，所以我一下子就當官了。當官後，我把這新法作為斂財的手段。明明青苗法應該是收20%的利息吧，我收30%。“提舉使複以多散為功。”應該是老百姓需要借錢，我才借給他們，現在是我逼著老百姓，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如果借了還不上，富戶為窮人作擔保。你們村有地主吧，有地主就給所有的農民作擔保，還不上我找你要。最後村裏不但農民跑幹淨了，連地主都跑了。
孔聖人曾經說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君子，逐利的是小人。所謂士農工商，商人居四民之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逐利。《琵琶行》裏說：“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人家不輕別離沒法養活你，白居易很瞧不起人家，商人重利輕別離，而王安石整天琢磨的也是這個。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你整天逐利吧，你就是小人，小人怎麽能治國呢？
中國古代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官不與民爭利。你當官了，不能做買賣跟老百姓爭利。其實今天很多國家都是這樣，我當了市長，我們家人要開公司，你能競爭得過我嗎？你一點兒轍都沒有。所以官不能幹這個，不能與民爭利。而王安石幹的這些事就是與民爭利，民不加賦而國用饒。那些地主難道不算民？你這就算與民爭利了。這些就成了保守派攻擊他的口實。很多保守派講王安石變法有種種弊端，並不是人家憑空編的，確實存在這些問題。
王安石變法之後，朝中的大臣分成了新黨和舊黨。新黨上來就打壓舊黨，舊黨上來打新黨，黨同伐異。這樣的結果使得北宋大臣間的黨爭越來越激烈，也是造成後來亡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事實上，王安石在很多地方都是被寫入奸臣傳的。曆史對他的評價不是很高，天下騷然，黨同伐異，黨爭勢如水火。原來朝廷的矛盾沒這麽厲害，現在一下子各種矛盾都被王安石激發出來。所以他的變法最終還是失敗了，甚至有人說北宋滅亡都是王安石惹的禍。
06.宋遼同台大pk
遼的崛起
北宋隻是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麵，並沒有完成國家的統一。同北宋並立的少數民族政權，有契丹的遼、女真的金、黨項的西夏。
契丹是一個遊牧漁獵民族。唐末勢力開始發展，漢族農民遷到長城以北，契丹人學會了種植、建城、農耕。
公元10世紀初，契丹首領耶律阿保機 統一契丹各部，提倡農業，接受漢族文化。耶律阿保機明顯是契丹語，他建國之後改名叫耶律億，名字也改成漢族的了。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機稱帝，建立了契丹國，定都上京，他就是遼太祖。少數民族的領袖都有各自的稱呼，匈奴叫單於，突厥叫可汗，吐蕃叫讚普，他們隻有入主中原之後才會建立帝號。像五胡十六國時期，五胡也是入主中原才建立帝號。而契丹人在草原上就建國稱帝，一切都跟中原一樣。
遼有五個首都，整個民族和他們的皇帝就在五個首都轉著住，上京是臨潢府，也就是今天內蒙古的巴林左旗。
以前吃大米，現在吃大蔥
宋元時期是我國曆史上第三個民族融合的高峰期。
先秦是第一個民族融合的高峰，第二個是在魏晉南北朝，匈奴、鮮卑、羯、氐、羌，五胡亂華的時候，把五胡都給胡進來了。
第三個就是在宋元時代。中華民族五千年來一脈相承，其他國家很多古老民族都滅亡了，為什麽我們中國這些民族發展到今天能夠薪火相傳、子孫不絕？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華民族是不斷融合的產物。我們的民族比較龐雜，比較雜就意味著相互學習的機會和各自文化交換的概率比較高，這樣整個中華民族的人就都比較聰明，遺傳基因越來越優秀。
中國最大的民族漢族，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經曆民族融合的產物，先吸取少數民族更合理的知識和優點，然後再用自己的文化把他們同化。就像南方人來我們小區住仨月，我學習你優秀的地方，學完了之後順便給你同化了，你以前吃的是米飯，我把你弄得和我一樣吃麵條燒餅，吃香菜大蔥和包子。中國經過前麵兩次大規模的民族融合，現在迎來了第三次香菜大蔥同化法。
53年蹦出14個皇帝
公元907年，李唐王朝被他的藩鎮宣武節度使朱溫所滅。朱溫滅唐之後，建立了梁。17年後，梁被後唐代替。後唐之後是後晉、後漢、後周。黃河流域53年的時間換了5個朝代。梁、唐、晉、漢、周這五個朝代最長的是後梁，17年；最短的是後漢，隻有4年，還換了倆皇帝。
後人寫詩說：“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四帝，播亂五十秋。”53年14個皇帝，那你想這些皇帝大多數都是怎麽死的？都是非正常死亡，被人做掉的。如果是盛世王朝，漢武帝在位就長達54年，比五個朝代加起來還多1年；康熙爺是61年，乾隆爺要算上太上皇是63年；遼朝還有好幾個皇帝在位四五十年的，西夏也有。一朝的一位太平天子就堪比五朝，可見這五朝有多亂。
為什麽這麽亂？就是因為五代每一個開國皇帝都是前朝的大將、藩鎮。手握重兵，打仗的貨全在手裏，幹嗎不搶位子？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公開講：“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爾。”這不是說當皇帝的沒種，而是說，當皇帝的難道天生就是當皇帝的嗎？還不是誰胳膊粗、誰拳頭大，誰就當老大唄。這樣一來，國家不像個國家，倒像個幫派，誰能打誰當頭兒，當然更替得就很快了。
禁軍大將成了皇帝佬
公元960年，後周禁軍大將趙匡胤在今天的河南陳橋兵變，建立了宋朝，年號建隆，都東京。這個東京不在日本，而是指開封。宋朝有四個首都：西京洛陽、東京開封、南京應天（商丘）、另一個是北京大名。
趙匡胤就是宋太祖。
趙匡胤建立宋朝的時候，中國還在五代十國這種分裂局麵下。北宋建立之後，宋太祖削平了南方。宋太祖也是因為做了禁軍大將，手握重兵，才能篡權換代，削平南方。
削平南方之後，公元979年，宋太宗消滅北漢，結束了五代十國。
太祖皇帝駕崩之後，皇位采取兄終弟及，由他的弟弟趙匡義（後改為光義）即位，就是宋太宗。北宋經過太祖、太宗兩代皇帝，才算把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麵結束，但是並沒有完成中國的統一。
與北宋並存的政權有北邊的遼、西邊的西夏、雲南的大理，另外還有回紇和吐蕃。
這些政權裏邊，地盤最大的實際上是契丹人建立的遼。今天俄語裏邊“中國”這兩個字，就是發契丹的音，kidayi，念不好就聽成是“你大爺”。北宋連傳統中原王朝疆域的主體部分都沒有占全。
02.開國元勳紛紛辭職
趙普的“治國策”
宋太祖陳橋兵變之前是後周禁軍的最高統帥，他篡權的時候那叫一個水到渠成。
當時正好後周世宗柴榮駕崩，柴榮英年早逝，兒子恭帝柴宗訓即位，年僅七歲。趙匡胤是欺負人家孤兒寡婦，篡奪政權的時候幾乎兵不血刃，沒有遇到什麽障礙。當然，他篡權之後得保證自己的政權長久。自己是造反派，當然怕造反的人，所以他就問宰相趙普，之前的政權為什麽不能長久。
趙匡胤本人是高幹子弟，他爸爸和他爺爺都是軍區司令一級的幹部，曾祖也是知州、知縣，就是地委書記或者縣長之類的幹部，他是軍區大院裏長大的孩子。
趙匡胤從小就不好好念書，整天打架，打到進公安局。公安局一看這是軍區趙司令的兒子，不敢管，把他放了出來。他又是一個比較豪爽的人，精通武藝，今天中華武術裏還有太祖長拳、六十四路盤龍棍，這都是當年趙匡胤發明的。
趙匡胤認定了一個謀臣叫趙普，這老哥天資聰穎，是一個典型的無師自通型知識分子。怎麽個無師自通？趙普這哥們兒不看書，據說一共就看過半本《論語》，所以人們才常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嘛。物盡其用的話，天才看半本就夠了。一天，趙匡胤跟趙普聊天，問：“自唐季以來，帝王凡易八姓……甚放何也？”為什麽自從唐朝末年以來，帝王換了八個姓。“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計長久，其道何如？”你給我出個主意，咱們怎麽才能將國家政權維持得久一點？趙普一聽非常高興，馬上跪下回答：“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它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老大，你說這話是天下所有人的福氣，前麵的政權更替那麽快，其實沒別的原因，就是藩鎮權力太大的緣故。他們比皇帝的權力還重，故而助長政權更替。“今欲治之，惟削奪其權，製其錢糧，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你現在要想治他們，就是奪他們的權，控製他們的錢糧，收他們的兵，天下就肯定沒事兒了。宋太祖聽到這兒非常高興：“卿勿複言，朕已喻矣。”你不用再說了，我聽明白了。所以他就開始這麽做，從三個方麵入手治這幫人：權、兵、錢。一個藩鎮沒權、沒兵、沒錢，能幹個甚？誰還聽你的，這不就完了嗎？問題解決了。
我當皇帝是被你們逼的
宋太祖決定改變唐以來藩鎮割據的局麵。
唐前期實行府兵製，府兵製的意思就是，沒有職業軍人。唐朝以前中國的兵都哪兒來的？就是農民，平時種地，到打仗的時候你就上，不用為了打仗成天在那兒練兵。府兵製的基層組織叫折衝府 ，一個折衝府是1800人，由一名折衝都尉管轄。如果有戰事爆發，朝廷臨時選將率領折衝府的部隊去打仗，打完仗之後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比如這次打突厥，皇帝調山東的折衝府，由左衛大將軍指揮。下次可能打回紇，還是左衛大將軍指揮，但可能調的是隴西的折衝府了。這樣的話，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相互有了短暫的感情也能轉瞬分開，就不會造成叛亂。
折衝府的士兵是職業農民、業餘士兵，平時種地，打完就散，兵和將之間沒有長期的磨合，大將都不知道派給自己的軍隊有沒有戰鬥力，這樣的軍隊戰鬥力肯定不強。所以到唐朝中期就開始搞募兵，將領自己招募軍隊，招募職業軍人。職業軍人一存在，戰鬥力是上去了，問題就是誰招的兵他就聽命於誰，容易對中央構成威脅。
安史之亂其實就是這麽一回事。安祿山身兼範陽、河東、平盧三鎮節度使，管轄今天的河北、山西、遼寧三省，麾下精兵十五萬，中央軍才十二萬，典型的君弱臣強，所以他一下就能掀起長達八年的叛亂。後來唐朝滅亡，就是亡在藩鎮的手裏。宋太祖一明白這個事兒，還能好嗎？馬上開始動手，從權、錢、兵這三個方麵把叛亂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
首先是要集中軍權，要解除禁軍將領們的兵權，這就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杯酒釋兵權”。跟太祖皇帝一塊兒打天下那幫人都是他哥們兒，什麽政治處主任的兒子、參謀長的兒子、後勤部長的兒子，這麽一幫人，原來都是軍區大院的。公元961年7月，一天晚朝結束，趙匡胤將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等禁軍將領留下來喝酒。喝到正開心的時候，趙匡胤一看喝得都差不多了，就讓左右伺候的人退去，然後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我若不是靠你們出力，是做不了皇帝寶座的，為此我從內心念及你們的功德。但做皇帝也很難，還不如以前做節度使快樂，我整個夜晚都不敢安枕而臥啊！”
石守信等人很驚訝，心想皇帝都讓你做了，你還睡不好覺？於是趕緊問原因，宋太祖心想就等著你們問為什麽呢，於是繼續說：“這不明擺的事嘛，我這個皇帝位誰不想要呢？”石守信等人聽了，都嚇了一跳，知道這話中有話，連忙叩頭說：“陛下何出此言，現在天命已定，誰還敢有異心呢？”宋太祖說：“因為當初你們貪圖富貴把這皇袍披我身上，讓我當皇帝。你們想做開國元勳，才把我逼到這份上。你們雖然沒有異心，但是你們的部下呢？如果有人想要富貴，也把黃袍加在你們身上，你們即使不想當皇帝，到時也身不由己了。”你說這話多不講理，我當皇帝是被逼的……
一席話，軟中帶硬，這些將領知道自己受到了皇帝的猜疑，弄不好還會引來殺身之禍，一時都驚恐得哭了起來，懇請宋太祖給他們指一條明路。
宋朝的皇帝宅心仁厚，貴族出身的皇帝對大臣一般都不錯。窮棒子出身的皇帝全不行，像劉邦、朱元璋，洪秀全就更甭說了，要擱明朝這些人就全被幹掉了。
趙匡胤長歎一聲，繼續說道：“人生很短暫，就像白駒過隙。你們不如多攢點兒錢，到地方上多置良田美宅，為子孫立些不動產。同時多買些歌兒舞女，日夜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同你們再結為姻親，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這樣不是很好嗎？”
石守信等人一聽這話，稍稍喘了口氣，原來不是要我們的命啊！不但不會“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還能有錢、有房、有地，頤養天年，於是趕緊磕頭謝恩，說：“陛下能這樣為我們著想，真是給我們了一條生路啊！”
結果第二天，石守信等曾經去喝酒的人都聲稱自己生病了，我不能騎馬了，腳有問題，骨裂了，或者前列腺出毛病了，紛紛要求解除兵權。宋太祖一看，心裏這個高興啊，瞧我的臣子多聽話，讓交兵權就交兵權，趕緊答應了他們的請求。於是，下了一道旨意：石守信等人各為大鎮節度使，去掉軍職。這幫大將悠閑在家，全得善終。
雖然他們到外地做節度使，但節度使的實權也被剝奪了。嶽飛也是身兼三鎮節度使，十二道金牌一調，還不是乖乖地回來？回來就被幹掉。所以宋朝的節度使隻是一個虛銜，沒有任何實權。
杯酒釋兵權
03.翻著花樣兒鞏固政權
收其精兵再分權
宋太祖“收其精兵”的第一步是把軍區大院一塊兒長大的哥們兒都辦了；第二步呢，就是把禁軍統領權一分為三，對皇帝直接負責；第三步是設立樞密院；第四步，實行更戍法；第五步，地方精壯編入禁軍，強幹弱枝。
樞密院的設立是為了和禁軍統領互相牽製，調兵的不指揮軍隊，指揮軍隊的不調兵。禁軍是什麽？大家都認為這個禁軍就是禁衛軍，其實不是。北宋軍隊由四個兵種構成：禁軍、廂軍、鄉兵、藩兵。禁軍就是正規軍，相當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禁軍在中央和邊境；地方上的兵被稱做廂軍，相當於各地的武警部隊；鄉兵，相當於民兵預備役。藩兵一般就是在邊境上招募的少數民族士兵。
正規軍的禁軍統帥叫殿前都點檢，相當於總司令。趙匡胤之所以能夠篡權，就是因為他之前做的是這個殿前都點檢，正規軍總司令造反，那不是易如反掌？而且那時候他妹夫高懷德 是副點檢，他們倆就能輕易把這江山給篡了。
趙匡胤深知禁軍統領的厲害，所以他做了皇帝後首先就把這個職務給廢了，變成了三衙：殿前司、侍衛親軍馬軍司、侍衛親軍步軍司。這就是把禁軍統領權一分為三的過程，總司令由一個變成了仨。他們仨都對皇帝負責，但是你能統率軍隊，調兵卻不歸你，歸樞密院。
樞密院有點兒像我們今天的總參謀部，調動軍隊都由它負責，是宋朝最高的軍事機構，長官為樞密使、樞密副使，執掌“兵籍、武官選授及軍師卒戍之政令”。與政事堂分掌文武大權，號稱東、西二府，直接對皇帝負責。三衙隻在平時負責對禁軍管理、訓練，卻無權調遣，沒有發兵的權力。禁軍的調動權歸樞密院，這樣可以讓二者互相牽製，利於皇帝對兵權的控製，樞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揮。
比如說，你統領一支部隊，但你能調動這支部隊嗎？我調一幫人幫我回家蓋房子去，那不可能，你調一個人都得上報。你能指揮這支部隊但調動不了這支部隊，樞密院可以調動但不直接指揮。統兵的不調兵，調兵的不統兵，這樣軍權才能分散，要不然就容易造反。這樣，禁軍將領就好像是雇用司機，派不派車不歸你管，車不是你的，但你能開。
而且，樞密院的長官一定是文官。北宋多半是文官治軍，這個有點兒跟今天的西方國家相像。今天西方國家的國防部長一律穿西裝，稱呼起來也是什麽什麽先生，不是什麽什麽將軍，而且西方審判戰犯的時候，戰犯一般也都是穿西裝，很少有穿軍裝的。用文官治軍，就是怕武將來幹預政治。中國北宋的時候就已經這麽做了。
名將凋零心鬱悶
實行更戍法，就是將禁軍一分為二，一半留守京城，一半遠去邊境或者地方，二者每一年或兩年必須換防一次。這樣一是為了習慣勞苦不懶惰，二是為了防範兵變發生，推行“將兵分離”政策。因為，第一，根據宋朝的官製，有實權統軍的將領一半都是皇帝臨時指派的，並沒有固定的人選；第二是因為統帥並不隨地易防，皇帝讓他在哪兒守著，他就必須在哪兒守著，士兵可以換地方，統帥卻不可以。於是這樣就造成了“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將不得專其兵”的局麵。
如果禁軍要外出作戰，則由皇帝派遣將帥，並由皇帝親自製定作戰方略，將領還不能擅自更改，也就是說，這仗怎麽打，戰略、戰術之類的都是皇帝預先製定好的，將帥隻是一個命令的執行者，不能隨意變動，也不許隨機應變。為了監督將領按照皇帝的意思行事，宋廷還派監軍隨同前往，監軍就相當於皇帝的眼睛，監督將領按皇帝的計劃進行，並且還授予了他生殺大權。如果這個將領擅自做主，不聽話的話，就可以直接就地正法。難道說，趙匡胤就能保證他以後的每個皇帝都是“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的軍事家？帶兵的將軍不能擅自修改作戰方略，但他的敵人就是手中的棋子，可以任他隨意擺放嗎？可見，禁軍的選練、駐守、出征、行軍、作戰等一切權力都集中於皇帝，而趙匡胤對軍隊的控製欲達到了一個空前絕後的程度。
趙匡胤即位之後，還從各方麵加強禁軍的實力。他派使臣去各地征兵，挑選精壯的士兵補充禁軍，還經常親自訓練、校閱，給予很高的待遇。為了挑選合格的士兵，趙匡胤還挑選強壯士兵作為模範，送到全國各地，讓地方照樣招募。後來發現這樣很不方便，於是改用木偶，按照規定尺寸製作木偶，將做好的木偶再下發給地方官，讓他們按照模型來挑選，非常嚴格。可見宋太祖對於禁軍的身體素質要求是多麽高。
最強壯的人都被皇帝選去做禁軍了，那剩下實力不強的人就隻能留在地方上，地方的實力就變得很弱，隻能捕盜，根本不能打仗，捕盜還經常被盜賊累死，基本上是一幫老弱病殘。於是“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於是都乖乖地聽命於皇帝，再也沒有想藩鎮割據的力量了。史籍記載：“藩方守臣，統製列城，付以數千裏之地，十萬之師，單車之使，尺紙之詔，朝召而夕至。”
所以後來少數民族政權，遼也好，金也好，元也好，跟宋朝打仗隻要一突破邊防，馬上就能打到京城。因為中間這些州郡都沒用，中間州郡全是老弱病殘，賊都抓不到，不能抵禦遊牧民族的軍隊。
而且從北宋開始，中華民族綿延了幾千年的尚武精神越來越蕭條。
中國的對外戰爭在近代以來屢戰屢敗，除了製度腐敗、裝備落後，最關鍵的一個原因就是缺乏尚武精神。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秀才去背弓拉箭，什麽玩意兒啊！為什麽日本幾十萬人能縱橫中國？人家那讀書人腰裏是插著兩把刀的，咱們讀書人是插著扇子的。
西班牙皇家馬德裏武器博物館在北京故宮辦過一個展覽，看完之後我真的覺得震驚。你看人家皇帝玩什麽玩意兒——盔、劍、盾牌，整天玩這個。你看咱們皇帝整天玩什麽——蟈蟈、蛐蛐，高雅一點兒的是筆墨紙硯。一個民族尚武精神的集體缺失，從宋朝就開始了，原因就是宋朝怕被造反，把武將的地位壓得太低了。
八十萬禁軍教頭豹子頭林衝，讓高俅欺負成那樣。你說八十萬禁軍教頭不是很牛嘛，練武術的怎麽能被一練足球的欺負？不是的，八十萬禁軍教頭不是八十萬禁軍的武術總教練。當時禁軍教頭有5700多個，林衝隻不過是1/5700。教頭上麵是都教頭、虞侯、都虞侯、指揮使、都指揮使，都指揮使是正五品，教頭從八品下。古代官品每品分正、從兩級，四品以下的官，每級又分上、下兩階，他是從八品下。縣令正七品上，這一比較，擱今天的話講是連排級幹部。
宋朝的士兵經常逃亡，防止士兵逃亡的辦法是在臉上刺字，但是臉上刺字是犯人，這就等於毀容嘛。在臉上刺上“第八營第一連第二排”，跟肩章似的。宋朝隻有北宋的狄青 、南宋的嶽飛是武將熬上樞密副使的，挺不容易。狄青當樞密副使的時候臉上還有字。皇上給他藥水要他洗下去，他說我留著，要激勵將士，跟他們說我這樣臉上帶字的也能當上樞密副使。但是就你這一個，沒別人了，激勵不著將士。
可就是這麽一位受人愛戴的將軍，做了樞密副使，依然受到大臣們的誹謗。宰相文彥博請求罷免狄青時，宋仁宗維護狄青說他是忠臣，可文彥博立即反駁道：“宋太祖難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嗎？”這個就算假設成立吧。最可笑的理由編造者應該是歐陽修，他向宋仁宗上書希望罷免狄青，一本奏章洋洋灑灑幾千字，舉不出一條有力的罪證，寫的全是狄青的好話。估計歐陽修寫著寫著也覺得自己這不犯病嘛，怎麽替狄青寫起好話了，可實在找不出狄青的過錯，最後一咬牙，把發大水的罪責安在了狄青身上，說：“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將亦陰也”，今年發大水就是老天爺因為狄青任樞密副使而給的警告，這個理由可謂是莫名其妙。而從歐陽修的嘴裏說出來，更讓人覺得荒唐至極。
不管理由是假設還是荒唐，都表示出朝廷對狄青越來越深的懷疑。早在狄青被拜為樞密副使時，宋仁宗生了一場大病，後來慢慢康複了，知製誥劉敞趁機上書說：“天下有大憂者，又有大疑者，今上體平複，大憂者去矣，而大疑者尚存。”這裏麵說的大憂者就是廣源叛賊儂智高，而大疑者就是狄青。儂智高已平，狄青就成了朝廷最大的威脅，大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意思。就在這種猜忌下，對狄青的懷疑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有關狄青的各種緋聞層出不窮，而朝廷狗仔隊更是無時無刻不盯著狄青的一舉一動。隻要狄青一家有任何風吹草動，他們就能編出各種版本的神怪八卦。
比如說狄青家養了一隻狗，可能這隻狗不小心碰了頭，腦袋隻是腫了個包而已，可到了諫官的嘴裏就變成這條狗頭上長出了角；有一次，狄青家晚上焚燒紙錢祭奠祖先，事先忘了通知負責消防的廂吏，結果廂吏看見火光連夜報告開封府。雖然當府吏迅速趕到時，“火”已滅了許久，但第二天，城中就開始盛傳狄青家晚上有怪光衝天；甚至連京師發大水，狄青家宅被淹，被逼無奈隻好暫時先住到地勢比較高的相國寺，他在大殿上拜拜佛，也被說成是他要奪取皇位的行動，引起人們的懷疑。任何人也不能阻止關於狄青造反稱帝的謠言，宋仁宗被逼無奈，為了保全狄青，隻好罷免了狄青樞密副使一職，加宰相頭銜，出知陳州，離開了京城這塊是非之地。
在狄青前往陳州之前，他就對人說：“早聽說陳州有一種梨，叫青沙爛，我這次去陳州，必定爛死在那裏。”後來，果然一語中讖。狄青已經遠離朝廷，但朝廷並沒有遠離他，每半個月就派人上門看看狄青幹嗎呢，還美其名曰撫問。這時，狄青已經被謠言整得惶惶不安，一看朝廷使者上門，狄青就要“驚疑終日”，生怕朝廷再想出什麽招數折騰他。巨大的心理壓力壓垮了這位昔日猛將，被貶到陳州的第二年，年僅50歲的狄青因為“疽發髭”，嘴上長了毒瘡，暴病而亡。現在人一般上火了，嘴上就會長幾個泡，狄青嘴上都長了毒瘡，可見他心中的火有多大，他的內心多鬱悶。
他曾馳騁沙場，浴血奮戰，為宋朝立下汗馬功勞，可他既沒有在兵刃飛矢中倒下，也沒有血染疆場，馬革裹屍。身為一名武將，卻在同僚們猜忌、排斥的打擊迫害中死去，心中是何等冤屈。
就因為宋朝把武將的地位壓得這麽低，所以對外戰爭老打敗仗，沒人尚武，打仗都讓文官去。文官又不會打仗，皇帝手裏握著兵權，可總不能有點兒啥事就禦駕親征吧，那朝裏的事還管不管？有人說，那邊打仗邊處理政務唄。先不說這樣做，當皇帝的身體累不累，能不能吃得消。要是這仗打個三年五載的，而且地方還挺多，皇帝一天沒事幹，就帶著軍隊到處跑了，既耽誤國事又浪費錢糧。於是趙匡胤又想到辦法了，需要帶兵打仗的時候，就直接指定一個將軍或者元帥帶兵出征，反正你打完仗回來，這兵權還得交回我手裏。解決完帶兵將軍的問題了，趙匡胤還要事先製定好作戰計劃，要不怎麽說皇帝這差事不是誰都能做得呢，太辛苦了。畫好行軍布陣圖，然後交給出征的將軍，讓他照著自己製定的計劃去打仗，還不能隨便更改作戰計劃。這樣還不夠保險，再派一個文臣做監軍。監軍監軍，顧名思義就是監督軍隊，其實也是監視領兵將軍的一舉一動。你要是不按照皇帝給的作戰計劃打仗，我就報告給皇帝，你就等著被皇帝治罪吧。
皇上給你一個陣圖，照著打。你拿著陣圖到了前線，打開就傻眼了，按皇上的布置根本沒法打，再請示皇上吧。沒等你請示到，敵軍到眼前了，下輩子再請示吧。
趙匡胤應該沒有想到，他自己是能文能武，會行軍打仗，排兵布陣，可他的子孫後代會嗎？這不是光讀讀兵書就能補足的，加上趙匡胤覺得安內重於守外，所以縱觀有宋一代，文臣名相不計其數，可能征善戰的武將屈指可數。
隻要不造反，生活很美好
趙匡胤集中軍權的同時，還集中行政權，這就是“削奪其權”。
首先是中央，雖然在中央設置了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但職權實際上都歸中書省，而名稱也叫中書門下，又稱政事堂、都堂，聽這全稱也可以知道，這其實是將三省之職合歸一處，就是處理日常政事的地方。它不同於前代的中書省，不是設於禁中的決策機構。三省及六部長官非經特許，一般是不能管理本司事務的，於是就成為一種閑職了。
趙匡胤還將官、職、差遣分離開，這是一套真正奇異而又複雜無比的幹部製度。簡單說，就是上至宰相、下到相當於縣裏科級幹部的主簿官兒，一般都不擔任與官職名稱相符的職務。換句話說，就是本部門的官員並不一定管理本部門的事務。於是，官就是用於確定官位及俸祿的，或者稱為正官、寄祿官，實際上隻是個虛職。例如以前管事兒的尚書、仆射、侍郎什麽的，現在就隻是一個擺設，沒有實際權力。職是專門授予文官的榮譽頭銜，又稱貼職，也沒有實際權力，如直閣、學士之類。而差遣才是官員擔任的實際職務，也稱職事官，這些都是臨時指定、派遣的，例如樞密使、三司使、轉運使等。也就是說，如果朝廷真有什麽事需要有人去管了，皇帝就從剛才所謂的“官”裏挑選一些人，然後給他們安排差事，在所任職務名稱前加上“判、知、權、管勾、提點”等名目。隻有這個時候，官才有具體工作可以去做，手上才有實權。這時候，就有人說了，你直接給官安排事情多好，什麽官就幹什麽活多省事，把官、職、差遣分開太混亂了。可也正是這種官、職、差遣的分離，才能使各級官員有其名而無其實，更不能專其權了。隻有皇帝將手中的權力下放，讓你幹什麽工作時，你才有實權。所以，這權力還是皇帝說了算。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經常說“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這個“一人”指的就是宰相，可見宰相的權力有多大。宰相是中國古代最高的行政長官的通稱，平時處理軍國大事、發布政令等都是宰相的日常工作。趙匡胤在初得天下的時候，為了撫慰後周舊臣和百姓，穩定政局，依然任命後周範質、王溥、魏仁浦等人擔任宰相。通過與趙普的對話，趙匡胤覺得藩鎮太重不過是中唐以來君弱臣強的表現之一，解除藩鎮權力也不過是三大國策付諸實施的一方麵成效而已。而相權的強弱消長是直接影響到君權的安危存亡的，“挾天子以令諸侯”這類例證在中國曆史上更是屢見不鮮。於是趙匡胤隻要一有機會，除了在權限製度上消減宰相的權力之外，在禮儀體製上也刻意予以打壓。
秦漢時期，宰相地位極為崇高。拜相時，皇帝要施以大禮，因此才有“拜相”一說。在朝廷上，宰相有時甚至與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皇帝如果在街上遇見宰相，雙方需要下車相互施禮；宰相生病時，皇帝應該到相府探視；宰相見皇帝商量政事，是要賜茶看座的，即所謂的“坐而論道”。但是，到了趙匡胤時代，看到宰相們坐在他麵前說話，他心裏就開始不舒服。於是，有一天，他招呼宰相們說：“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們把奏折拿到我麵前來。”幾位宰相不知是計，便走上前來。結果，事先安排好的內侍們趁機把宰相們的椅子撤掉了，從此，宰相們就隻能站著奏議朝政了，並且成為定製。
趙匡胤為了分割宰相的權力，還另設參知政事，實為副相，分掌民政；又以樞密使主管軍政；再以三司使總領財政。所以在宋朝，但凡擁有宰相這一官稱的人，隻意味著他擁有宰相的資格和可以領取宰相的俸祿，並不意味著他真的就是宰相了。隻有皇帝差遣他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他才能算是實際的宰相。這種繞山繞水的幹部製度，常常會使我們在碰到大宋帝國的官職稱謂時，一頭霧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判中書省事這個稱謂，實際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麵上，它的意思是尚書省副首長兼中書省副首長，然後代理中書省首長。因此，名為“百官之長”的宰相，實際上並沒有什麽權力。
然後在地方上，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王臣指的就是地方官，做皇帝的就隻有一個人，就算他精力再旺盛，也不可能事無巨細，管完中央的事，又管地方各州縣的事，所以這就需要地方官去替他管理。但是對於熱衷於將權力收歸自己手上的趙匡胤來說，對地方州郡一級的長官也不放過，采取了“罷領支郡”的措施。
什麽是“罷領支郡”呢？原來自中唐以來，節度使一般統轄若幹州郡，其駐地以外的州郡稱為支郡，這樣一來，節度使的權力過大。到了趙匡胤這裏，這種現象是絕對不允許的，一個州郡的地方官隻能統轄本州，不能兼領他地。而且還派文臣管理州事，並設置了“通判”來牽製地方官。所謂通判，就是州裏有什麽事，地方長官都要與通判共同商量、決策和管理，其地位稍稍低於地方官，但通判既不是二把手，也不是下屬，其職權範圍與地方官相同。凡州內發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政務，通判可以直接上奏，州郡發布公文，還須知州與通判“聯署”；知州處置公務，也必須與通判協商，因而通判又稱“監州”。
這樣看來，宋朝掌管地方事務的領導是有兩位，雖然通判的地位稍稍低於地方官，但行使的權力一樣，任何事情隻要其中一位不答應，那這事就沒辦法解決。試想，如果有一件緊急的事情需要兩位領導作出決斷，但兩人意見相左，無法達成共識，要是再時不時地喊著“我是監州，皇上讓我監督你”，這得耽誤多少事情啊！
太祖趙匡胤設計出這麽一套製度的本意，就是要讓各級、各類、各地的官員們統統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誰，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擁有多榮耀的職，隻有當皇帝的差遣下來了，你才能明白自己是幹什麽的，這使得所有人對於自己未來可能履行的實際職務都一片茫然。而在任職時間上，規定了文官隻有三年、武官則為四年的限製，並且在執行時也非常嚴格。例如青州北海縣升格為北海軍後，楊光美被派去擔任知軍。他在任期間為政清廉，官聲極佳，深受百姓愛戴。三年任期滿後被朝廷召回，北海軍數百名百姓來到京城請願，要求留楊光美繼續擔任北海地方長官。可趙匡胤不允許，下詔讓百姓們回去；百姓們不肯。於是，趙匡胤下令：“笞其為首者。”就是鞭打領頭的人。結果，把一件喜事活活變成了喪事。可見，趙匡胤對此限製之嚴。而且，後來他還下令，地方官任期滿後，當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請求地方官留任。這種限製造成了“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現象和感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隻是個臨時工而已。因而，客觀上增加了大宋帝國官員們利用職權，在一個地區、一個部門、一個係統中培植自己勢力的難度；主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這種故意。於是，自然難以危害朝廷。
太祖皇帝抑武重文的原因，在他對趙普的一段話裏道出其中玄機：“五代方鎮殘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讓選幹練的儒臣百餘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貪濁，也抵不上一個武人。”在太祖看來，任用文士僅僅因為他們可能產生的危害遠不及武人來得大，更不會向武人那樣危及政權的根本。一百個文官貪汙也不如一個武將造反對國家的危害大。所以你願意貪你就貪，隻要你不造反。可見他自己是造反得的江山，就很害怕別人造反。
文人跨馬掄刀不行，種地不行，可他們會算計，搞經濟建設是強項。短短幾十年間，全國耕地擴大了將近一倍，農作物種類和產量也成倍增長，人口也有所增加。
趙匡胤除了對中央、地方政權的完全掌控外，對於法律判決權也不放過。由於五代藩鎮跋扈，以致不顧法律而隨意殺人。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趙匡胤下令，各州判決的死刑必須由刑部進行複審，並且還恢複了縣尉，由縣尉執掌一縣司法治安的權力。開寶六年（公元973年），趙匡胤明令，禁止藩鎮以牙校審斷州府刑獄的陳規陋習，任命科舉出仕的文官來斷案，剝奪了藩鎮對州府一般案件的審理權。死刑要報請中央，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比如，在安徽殺了人，判死刑，須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當然一般不會被駁回，準能核準，但是一定要把死刑報給中央。古代死刑都是由皇帝親自批準。
比如在清朝，就有懋勤殿勾到。皇帝在懋勤殿用朱筆將死囚姓名勾去，表示核準，又稱“勾決”或“勾到”。勾決谘文下達便可執行死刑。勾一個人，大臣就要下跪三次給他求情，上天有好生之德，請皇上恩準。皇上說這家夥太壞，勾了，但大臣還是每一個人要請求三回，別殺他，上天有好生之德。其實也就是做個樣子。因為一般判死刑的都是大奸大惡之人，勾了就完了。
同時，還有就是“製其錢穀”。武將出身的趙匡胤，嚐到了手握軍權帶來的甜頭，但他也深深明白軍隊除了將領和士兵，更重要的是要有錢、糧支撐。試想如果沒有軍餉，哪個士兵願意為皇帝在戰場上廝殺呢？中唐以後之所以藩鎮割據，是因為藩鎮節度使掌管地方錢、糧，並以此招兵買馬。因此趙匡胤覺得要防止藩鎮割據現象再次出現，就要從地方的錢、糧下手，從根本上消除形成割據的經濟基礎，極力削弱地方官府的財權。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朝廷頒布政令規定，每年各州賦稅收入，除度支經費外，其餘“悉輦送京師”。凡以“留州”、“留使”等名目截留的財物，一律上繳朝廷。隨著政權機構建設的逐漸完善，地方財權通過路一級的轉運使、州一級的通判、縣一級的主簿，最終統歸中央。趙匡胤還派京官監督各地場務，場務就相當於現在的稅務局，征收各種商稅、專賣稅。他們製定條禁，整齊文簿，將有關稅收直接納入國家財政，稅收與地方官再無關係。這些措施無異於釜底抽薪，將準備養兵自大的本錢都搜刮到朝廷的腰包裏。
中央則以三司總掌財政，號稱“計省”，下設鹽鐵、度支、戶部三部。三司長官為三司使，號稱“計相”，地位僅次於宰執，其實就相當於現在的財政部長，把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可見其地位的重要性。
北宋不僅收繳了地方的財權，還限製藩鎮享有的商業特權，嚴禁官員買賣貨物，更不允許將經商當成第二職業，利用官職之便賺取外快。由於“外州無守財”，朝廷便得以控製全國財政，致使宋朝的“天下支用，悉出於三司”。
不過，宋朝還是很可愛的王朝。知識分子最幸福的時代來臨了，隻要不造反，幹嗎都行。漢唐很可敬，但是一將功成萬骨枯，活在那樣的朝代很慘。明清就更崩潰了，尤其是明朝，生活在那種朝代真是生不如死。明清的可怕和可惡，反襯出了宋朝的可愛。
宋朝的財政總收入很嚇人。北宋是明朝的十倍，南宋是明朝的六倍。直到《辛醜條約》那會兒，清朝的財政收入才趕上南宋。你想兩宋得富裕到什麽程度，都是重商主義發展的，特有錢。如果宋朝不是被蒙古人滅掉了，咱中國早就按部就班地發展到近代社會了，可惜曆史是不能假設的。
太祖皇帝有遺訓，刻在碑上。此碑立在宮中的一座秘殿裏麵，每一位新登基的皇帝都要去看。“靖康之變”後，人們才知道碑上刻的內容：
第一條，不得殺害柴氏子孫，咱的江山是從柴家搶來的。這要擱在別人，我從柴家搶了江山，我得把柴家連根刨。宋朝規定不得傷害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何況他也不可能有罪。《水滸傳》裏麵有個逼上梁山的柴家後人：小旋風柴進，那個是虛構的，不能算。
第二條，不得殺害士大夫，上書言事者無罪。在宋朝，你隻要是讀書人就沒有死罪。文官沒有被判死刑的。這一沒有死罪，你說貪汙怎麽辦？殺還是不殺？祖宗家法是不許殺士大夫，那就流放吧，他又說士可殺不可辱。流放就是一種侮辱，還不如殺了。皇上說，那隻能無罪釋放了，一件快意事兒我也做不得。宰相說，這種快意事兒你不做也罷。
不能殺士大夫，士大夫給皇上寫信說事，無罪。宋朝文官地位不僅很高，而且生活待遇之好更是現代人不敢想象的。除了工資薪水，還有茶酒錢、職錢、給券（差旅費）、廚料，乃至仆人的衣食等各種各樣的雜費，此外還有“職田”，依官階高低可得田四十頃至一二百頃不等。哪怕退休了，也會給一個管理道教宮觀的名義，借此還能領取俸祿。
總之，宋代文官就算吃定朝廷了，是真正的“鐵飯碗”。宰相的工資一年差不多折合今天三百萬人民幣，是當時兩萬四千畝土地的總收入。除此之外，你還可以貪汙呢，那三百萬是小頭，大頭在後邊呢。所以，宋朝就是再清廉的官員，生活也是很豪奢的，包括我們知道的寇準、歐陽修，這幫人都特講排場，到了可勁造、花不完的地步。如果換了你，也一樣花不完。宋朝厚待士人，知識分子的生活很好很強大，所以才會有空去研究理學，去寫宋詞，這個宋詞和唐詩的風骨就完全不同了。
宋朝的官多，待遇豐厚，責任卻很小。隻要不出大錯，會通過政績考核“磨勘”，一路綠燈地上升，真是文人的理想時代。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在中國古代，對於皇帝身邊的人來說，不論你是誰，一旦今天皇帝心情不好或者自己做錯了什麽事情，隨時都會有性命之憂。但宋代的文官不會。不殺文人是宋太祖趙匡胤留下的“祖宗家法”，北宋的每一位新君即位之前，都要在他留下的“誓碑”前發誓，宋朝是中國古代文人的天堂。
知識分子有錢，皇帝可夠慘。宋朝皇帝慘到都沒錢給自己修墳的份上。皇陵特別簡陋，在河南鞏縣，跟漢唐那種跨山連穀的皇陵沒法比，跟明清也沒法比。別的朝代都是皇上一登基就開始修墳，皇上不死這墳不能修完，不能說我完工了，你入住吧，那哪兒成。皇上活著的時候工程不能停。而宋朝是皇上活著不能修墳，皇上死了之後七個月內必須完工，隻要別豆腐渣，盡快幹完就是了，要不然皇上的屍體都爛了。所以那皇陵都很簡陋。
祖訓的第三條是不加田賦。當然這一點就沒做好，要是不加田賦。皇上和文武百官吃啥？何況他們還得吃得好！
冗官冗兵效率低
這麽一來，朝內朝外和地方上的權、兵、錢全都沒了，中央集權得到大大加強。
藩鎮割據的基本鏟除，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安定，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強幹弱枝又把地方都給削弱了，所以除了清初特殊的三藩之亂，宋朝以後確實沒再發生過地方反叛中央的事兒，這個問題解決得很好。但官員冗濫，財政開支龐大，又是伴隨而來的弊端。官員冗濫到什麽程度？前麵說了，樞密使雖然管軍事，但是三省六部不能變成三省五部呀，兵部還是有的。三司使管財政，戶部也還是在的。如此一來，兵部和樞密使、戶部和三司使的機構就重疊了嘛，重疊就會產生扯皮唄。這事是你幹還是我幹，所以這效率反而低下。而且由於北宋朝廷厚待士人，這幫大爺脾氣大，一般人都不好弄他們，官員冗濫造成機構重疊，還不好處理。
再有一個毛病，就是軍隊的戰鬥力下降了。當兵的臉上刺字，當官的昨天晚上才開始看《孫子兵法》，你想想天亮了這仗怎麽打？
要說財政困難，積貧積弱，它並不是真的貧，真的弱。它有錢，它是中國曆史上最有錢的王朝，隻不過這錢都花得不是地方。所以說北宋初年加強中央集權那些措施有利有弊，《朱子語類》中朱熹總結道：“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虜騎所過，莫不潰散。”就說啊，你什麽都收了，造成的結果就是地方的軍事力量薄弱，沒人有能力去抵抗，最後被外族一打就垮。
北宋滅亡，就是因為這些看起來可以鞏固江山的政策。
想當官？努力讀書吧
相對於唐朝，宋朝選拔官吏的方法有所變動，科舉製度得到了發展。
考試分為鄉試、省試、殿試三級。
省試就是後來的會試。有些外行的書寫成會考，高中畢業才會考呢。這些書說康有為在北京參加會考，康有為哪個中學的，高三幾班的？後來，科舉又分為院試、鄉試、會試，會試就是省試和殿試。院試是最低的，中了的叫秀才，沒中就是童生，古代沒有畢業這一說。
小孩五六歲進學，進學之後你就可以考秀才去了。你要是七歲考上就是神童，不過你七十歲考上也可以，範進不是五十多歲才考上舉人的嗎？老考老不上，老沒名分的，就是老童生。洪秀全為什麽造反？就是他考了好幾次秀才都沒考上。你想，他那學問要能考上有天理嗎？他沒考上說明大清不腐敗，他就是考不上，擱哪個朝都考不上，從十八歲考到三十多都沒達到小學畢業水平。
院試考中了秀才的可以去參加鄉試。鄉試在省城舉行，中試的統稱為舉人。舉人的第一名叫解元，唐伯虎就是唐解元嘛。這邊你又考上了，你就可以去參加會試。三年一次由禮部主試，中試的都叫貢士。貢士的第一名叫會元，不是匯源果汁。你pk了三次都沒被淘汰，中了貢士，於是你就可以去參加殿試。所有的貢士去參加殿士肯定都能中，隻不過就是分成三等，第一甲賜進士及第，一共三人，第一名叫狀元，然後榜眼、探花。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上榜人數若幹。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上榜人數也是若幹。
你如果鄉試以上的三次考試全中第一，就叫連中三元。幹嗎不連中二十六元或者七十元兩毛五分？它不是連續中獎可以兌換三元牛奶的意思，三元的意思是解元、會元、狀元。科舉製1300多年，連中三元的隻有明朝的商輅等極少數人。這些哥們兒一人能連中三元，實在太難了，哪兒那麽巧都是你呀。有的最後拿了狀元，但前麵考的不一定是第一名，考場還有狀態問題和發揮問題嘛。所以，連中三元的哥們兒很了不起。
殿試的錄取權由皇帝掌握，所以進士及第者叫做天子門生。
以前是高官主試，高官決定錄取，這幫新科進士一旦被錄取就對高官感恩戴德，容易跟高官結成朋黨。你們都是我錄取的，你們就是我的門生嘛，所以都得聽我的。現在不一樣，錄取權由皇上掌握，你跟皇上結黨去吧，不礙事。
明清兩朝殿試多在保和殿，尤其清朝，康熙、雍正、乾隆，那真是親自出題，親自監考。那考試從早晨起來一直考到天黑，點著蠟接茬兒考，皇上也跟那兒坐著監考。到後來有的皇上，像鹹豐，就到考場轉悠一下，說聲“同誌們辛苦了”就撤了，意思意思。
宋朝科舉實行糊名法，糊名就是我們現在的密封，你的姓名、年齡、籍貫、性別都擋上，嚴格保密。到了明清還得謄卷，考官看不到你的親筆卷子，由十個中書舍人給抄一遍，考官看到的筆跡全都一樣，以免萬一我的學生我認識他字跡，就給個高分。當然，那作弊的方法也多了去。
在錄取名額上，宋朝比唐朝增加了。特別是宋太宗在位二十一年，錄取的進士超過唐朝三百年的。唐朝一次錄三四十個，三年一次，宋太宗是一次錄五六百，年年考。三年一考很難，全國好幾千萬人，讀書的就算有幾十分之一的人也好幾百萬，三年一考錄取那麽幾百人，很難辦。結果宋太宗在位的時候老開恩科，今年我生了一個胖兒子，我高興，今年科舉開恩科。明年我又生一個，再開。後年娶一個小媳婦挺好，接著開。再後年我們家那樹上長靈芝了，他老有事兒。恩科一般都皇上整壽的時候，今年不應該科舉，但我整壽，就開一個恩科。比如1894年本不應科舉，但慈禧太後六十大壽，朝廷就開了恩科。這就為各階層讀書人進入仕途開辟了道路。
唐朝都是官宦人家的孩子能科舉，白丁子弟不行。到了宋朝，農民都可以去參加科舉，商人子弟也可以參加。隻有犯人的孩子和倡優的孩子不行。
過去小孩念私塾，老師教你念：“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說的是讀書就能科舉當官，讀書的品格是最高的，那你還能造反嗎？所以真宗皇帝禦製《勸學篇》，勸士子們“六經勤向窗前讀”。你幹嗎要讀書呢？因為“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車馬多如簇”。你隻要念書，什麽玩意兒都有：黃金屋、顏如玉、千鍾粟、車馬簇。
今天也一樣，也是“六經勤向窗前讀”。英、語、數、理、化、生、史、地、政，改成這些科目。你要連大學都沒上，就看超市缺不缺扛貨的吧。大學沒畢業工作都找不著。讀大學的，黃金屋、顏如玉、千鍾粟、車馬簇；不讀，鐵皮屋、柴火妞、棒子麵、自行車。
趙匡胤將文人擺到了國家統治這個金字塔的頂尖。有宋一代，文士地位的顯赫尊崇是曆代都不曾有過的。宋代將“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國理念，實際化為文官政治，而文官政治的基礎是科舉取士。“取士不問家世”，軍功和門蔭等其他渠道較為次要了，形成了“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的局麵，大批文人得以通過科舉考試進入政壇，從此便“赫然顯貴”。宋太祖還采用“特奏名”的辦法籠絡人心，以吸引更多的知識分子參政，開寶二年即公元969年，宋太祖規定，凡舉人參加過15場科舉考試而未及第者，一律特賜進士出身。
立國之初，趙匡胤在權力集中的同時，更廣泛地吸收知識分子參與政權，通過科舉製度，不斷擴大政權的階級基礎。宋朝的科舉“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常選之外，又有製科，有童子舉，而進士得人為盛”。與強大一時的唐朝相比，宋朝的科舉取士具有規模大、製度嚴謹等特點。
宋朝的科舉製擴大了政權基礎，那麽多人都被吸入朝廷中來。但是，官本來就夠多了，你還把那麽多人都招來，招來你就得讓他做官，做官你就得給他錢，北宋的知識分子待遇那麽優厚，給錢還不能少。所以造成了一個結果——冗員，官吏多而雜。
04.朝廷允許吃閑飯
當兵有飯吃
到了北宋中期，發生了很嚴重的社會危機。
唐以後田製不立，百姓有多少地就給國家交多少稅，沒地的就甭交了。到了北宋，太祖皇帝是高幹子弟出身，他當上皇帝是因為趁著人家孤兒寡婦篡的權，不了解民間疾苦，也沒見過農民起義的偉大力量，所以不給老百姓分地。
北宋皇帝有這樣的一個認識，宋太宗說：“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爾。”有錢的人越多越好，正因為有錢的人多了，國家可以征稅呀。你說的那是美國，美國個人所得稅的60%是年收入十萬美元以上的大款們交的。中國的個人所得稅主要是工薪階層交的，你說讓那些公司老總交個人所得稅，他交什麽呀？他把自己的工資定到1600元/月，不夠交稅標準。你坐飛機頭等艙，你月工資1600元坐得起嗎？他肯定花什麽錢都走公司賬，我月薪1600元，不交個人所得稅。這在國外是非法的，比爾·蓋茨每月工資400美元，你信嗎？
為富者不仁，不可能指著有錢人為國家出力，北宋也是這樣。
這樣就出現了社會危機，具體是：
第一，貧富分化越來越大。富者有彌望之田，窮人無立錐之地。到了這種地步國家還不管，最後矛盾就指向了政府。
第二，百姓被地主剝削得饑腸轆轆，就得造反。農民沒得吃那行嗎？他肯定反抗。
第三，冗官，冗兵，冗費。冗官就是養的官太多。冗兵，北宋養兵的目的是為防止內患，宋太祖認為“可以利百代者，唯養兵也。方凶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我養兵的目的就是讓你別叛亂，有叛民而無叛兵。每逢荒年，政府都派人到災區去募饑民當兵。部隊根本就沒有戰鬥力，兵全是饑民構成的。過去有這麽一個口號叫：“豎起招兵旗，自有吃糧人。”我一豎旗就有人來吃糧，不是來保家衛國的。要吃不著糧，就嘩變了。
所以北宋的軍隊愛嘩變，你想他能吃得著糧嗎？長官怎麽著都得克扣軍餉吧。他看長官坐著奔馳600，他連自行車都沒有，長官一頓飯鮑參翅肚，他煎餅果子都吃不起，於是這幫人就嘩變了。嶽家軍為什麽打仗那麽棒？“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老百姓支持人民子弟兵嘛。別的北宋軍隊老百姓不支持，覺得他比遼軍、金軍還混蛋，就會搶老百姓。見著老百姓如狼似虎，見著敵人就耗子見貓那種感覺，禦敵無方，擾民有術，這部隊哪兒行？
冗費就好理解了，80%的錢花在養官、養兵上，這就叫冗費。
05.誰能理解我呢
王安石變法
鑒於出現的社會危機，宋神宗就任用王安石變法。北宋一共九個皇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神宗是第六代皇帝。
王安石變法有三方麵內容。
第一，理財措施。理財措施的核心就一句話：“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不增加老百姓的負擔，但要增加國家的收入。不打老百姓的主意，國家又要拿錢，這擺明了就是從有錢人身上動刀子。所以，他這個改革既屬於調整階級關係，也屬於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關係。
首先是青苗法。每年青黃不接時，分兩次貸款給農民，收成後加息20%還官，免受高利貸盤剝，增加政府收入。相對於現在來說，20%利息太高了，現在都是千分之多少。你嫌高你可以不借，但是你要不跟政府借，隻能向高利貸和地主借，那就是200%的利息。這樣一來，“民不加賦而國用饒”這句話就把官僚地主搞慘了，這些人想盤剝百姓卻沒法盤剝了。
王安石變法
其次是募役法，政府向應服役而不願意服役的人收取免役錢。雇人服役，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錢，減輕農民差役負擔，保證生產時間。這樣一來，原來可以不服役也不交錢的官僚地主，現在不服役就得交錢了。
再次，農田水利法。這就不用解釋了吧。
複次，方田均稅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每戶土地的多少肥瘠收稅，官僚地主不得例外。官僚地主的土地肯定又多又肥，農民的土地又少又瘠，那就肥的多收、瘠的少收。
最後，市易法，政府設置市易務，出錢收購滯銷貨物，市場短缺時再賣出。這就限製了大商人控製市場，有個成語叫囤積居奇，本來是商人的斂財之道，現在等於政府在幹這個事兒了。這有利於穩定物價和商品交流，又減輕了百姓的負擔，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政府在夏季收購羽絨服二百塊錢一件，免得你積壓倉庫，所以商人都把羽絨服賣給政府了。到冬季，政府以六百塊錢賣出，政府掙四百。但如果商人賣，可能賣八百、九百、一千。因此這樣的結果是政府得了錢，老百姓物價也能便宜點兒，商人吃虧了。
王安石變法的第二方麵，是軍事措施。
首先是保甲法。政府把農村住戶組織起來，每十家（後改為五家）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一家有兩個男丁的，出一人為保丁。農閑時練兵，平時種田，戰時編入軍隊抵禦遼夏進攻，減少軍隊開支。這實際上就是民兵，是保衛本鄉本土的，中國最適合這樣的軍隊。因為有人說中國人輕家國而重鄉土，勇於私鬥，怯於公戰。打架勇敢著呢，你看我媳婦一眼我跟你沒完。外敵入侵就膽小，異族打過來了，我躲著。中國人有強烈的鄉土觀念，一出國，你北京的我也北京的，你上海的我也上海的，沒有說你中國我也中國的，組織的也是北京同鄉會，不是中國同鄉會，缺乏國家概念。所以民兵非常適合，你保衛的是你媳婦、你家鄉。
然後還有將兵法。禁軍駐地固定，然後用固定的將官加以訓練，充實邊防。
變法的第三方麵是教育措施。
改革科舉，廢明經，設明法。明經就是死記硬背的東西，沒用。整頓太學，使學校成為為變法造輿論、育人才的地方。所以王安石的作用是通過變法，一定程度地扭轉了社會危機。可惜最後還是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是用人不當，危害百姓。更主要的原因是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小時候砸缸的那個司馬光當政，王安石的新法就被廢除了。
用人不當，變法失敗
王安石變法為什麽用人不當？
王安石幹這事兒壓力很大呀。因為中國一直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思想，而儒家的政治主張是法先王。要尊重先朝和先王的規矩，你要改革，一般就被認為是離經叛道，大逆不道。所以王安石是頂著雷變法。他明確表示，變法是本著這麽一個原則——“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天變不足畏”，因為你王安石變法，你看地震了，7.9級，屬於天變。王安石說，我不相信，我接著變，你給我弄個8.3級看看。
“祖宗不足法”，祖宗之法以守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守何談祖宗之法。
“人言不足恤”，大家都埋怨你，他們越埋怨證明我越正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裏。
這三條宗旨，往好聽裏說是大無畏，一往無前，往難聽裏說就是這老哥太愣了。一個人應該常懷敬畏之心，孔聖人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王安石誰都不怕，天、祖宗、同僚，沒人能降得住他，那他往往就容易走極端。這就奠定了用人不當的基礎。
很多人並不見得讚成新法，但是因為王相公堅持要用新法，所以我就假裝支持。我為了求官假裝讚同新法，因為那時候支持王安石的人很少，所以我一下子就當官了。當官後，我把這新法作為斂財的手段。明明青苗法應該是收20%的利息吧，我收30%。“提舉使複以多散為功。”應該是老百姓需要借錢，我才借給他們，現在是我逼著老百姓，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如果借了還不上，富戶為窮人作擔保。你們村有地主吧，有地主就給所有的農民作擔保，還不上我找你要。最後村裏不但農民跑幹淨了，連地主都跑了。
孔聖人曾經說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君子，逐利的是小人。所謂士農工商，商人居四民之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逐利。《琵琶行》裏說：“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人家不輕別離沒法養活你，白居易很瞧不起人家，商人重利輕別離，而王安石整天琢磨的也是這個。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你整天逐利吧，你就是小人，小人怎麽能治國呢？
中國古代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官不與民爭利。你當官了，不能做買賣跟老百姓爭利。其實今天很多國家都是這樣，我當了市長，我們家人要開公司，你能競爭得過我嗎？你一點兒轍都沒有。所以官不能幹這個，不能與民爭利。而王安石幹的這些事就是與民爭利，民不加賦而國用饒。那些地主難道不算民？你這就算與民爭利了。這些就成了保守派攻擊他的口實。很多保守派講王安石變法有種種弊端，並不是人家憑空編的，確實存在這些問題。
王安石變法之後，朝中的大臣分成了新黨和舊黨。新黨上來就打壓舊黨，舊黨上來打新黨，黨同伐異。這樣的結果使得北宋大臣間的黨爭越來越激烈，也是造成後來亡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事實上，王安石在很多地方都是被寫入奸臣傳的。曆史對他的評價不是很高，天下騷然，黨同伐異，黨爭勢如水火。原來朝廷的矛盾沒這麽厲害，現在一下子各種矛盾都被王安石激發出來。所以他的變法最終還是失敗了，甚至有人說北宋滅亡都是王安石惹的禍。
06.宋遼同台大pk
遼的崛起
北宋隻是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麵，並沒有完成國家的統一。同北宋並立的少數民族政權，有契丹的遼、女真的金、黨項的西夏。
契丹是一個遊牧漁獵民族。唐末勢力開始發展，漢族農民遷到長城以北，契丹人學會了種植、建城、農耕。
公元10世紀初，契丹首領耶律阿保機 統一契丹各部，提倡農業，接受漢族文化。耶律阿保機明顯是契丹語，他建國之後改名叫耶律億，名字也改成漢族的了。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機稱帝，建立了契丹國，定都上京，他就是遼太祖。少數民族的領袖都有各自的稱呼，匈奴叫單於，突厥叫可汗，吐蕃叫讚普，他們隻有入主中原之後才會建立帝號。像五胡十六國時期，五胡也是入主中原才建立帝號。而契丹人在草原上就建國稱帝，一切都跟中原一樣。
遼有五個首都，整個民族和他們的皇帝就在五個首都轉著住，上京是臨潢府，也就是今天內蒙古的巴林左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