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北一女的一些師生
前言：幾年前，北一女的兩個女學生，一起自殺了。留下一封遺書，說“在社會生存的本質”，不適合她們。當時北一女校長以及某些老師和同學的態度，讓我非常反感，使我在自殺事件發生後的不久，寫下了這封信。信裏提及的人名，很多當然已不在其位，引述的報紙，現在也早已堆在圖書館裏，泛黃變脆。我多麽希望這封信裏談的問題，也能夠就此成為過去式，不再有討論的必要。
很遺憾的，類似的學生自殺事件，依然繼續在發生，學校反應的態度，也依然是如此眼熟，如此令人失望。這封寫給當年北一女師生的信，雖然早已過時，但這封信裏擔憂的問題，並沒有過時。我決定把這封信，依照當初刊登在中國時報的原貌，一字不改的重新登在這裏，以提醒所有應該被提醒的人，包括我自己。
1
兩位女學生的自殺，逼得很多人不得不對一些事表明了想法。
現在你們讀的這篇文字，絕對無意揣測死者自殺的原因，也無意追究是誰的責任——生命是巨大的迷惘，誰有資格判定原因？誰有資格負起責任？
沒有人。沒有人有資格。
我寫這篇文字，是在讀了許多這次事件的報導後，發現了一些你們表達的信念，一些你們采用的態度，這些信念和態度，是我想探究的，也希望能引起你們注意。
2
首先，如果我們承認：沒有人有資格“肯定”她們的死因，那，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承認：沒有人有資格“否定”任何一種她們可能的死因？
我在報導中，一再看到北一女校長或輔導室主任“排除這種可能”“否定那種可能”，卻又同時一再表示“無法理解真正原因”。
如果你們不理解，如果你們無法想象，那你們到底是憑什麽“排除”、“否定”
一些可能的死因？
根據七月二十六日的中時晚報，記者石文南的報導——“丁亞雯今天鄭重否認，所謂的兩人關係的傳聞，她強調，絕對沒有可能。因為班上同學及輔導室內並沒有相關的說法及訪談紀錄。”
丁校長，“輔導室內沒有紀錄”正是整個事件的重要病征之一，你怎麽反而拿來當證據？如果警察認定某人犯了罪，通緝他，這人還會在彷徨無助時，上警察局去“求助”嗎？他如果去了，隻能去“自首”而已，他能留下的紀錄，隻能是“懺悔錄”、“犯罪紀錄”而已！
3
所以,我接下來就必須問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並不隻請問丁校長，而是請問在整個事件中，曾經表達過意見的北一女師生，因為我相信整個學校的氣氛，不會隻決定於校長一人——
我絕對沒有質問的資格或心態，我很真心地請問：
第一，你們認為兩位死者之間，如果曾互相愛幕的話，這是錯的嗎？是道德上的錯嗎？是法律上的罪嗎？
第二，如果你們不覺得兩人有感情是錯的，那為什麽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要一再否認這種可能？為什麽在你們要求外界“勿作揣測”的同時，你們自己卻作了最大的揣測，斷定這件事和愛情沒有關係？
兩位少年，在人生初識愛情的階段，在自由意誌之下，如果互相產生了愛意，這到底是有什麽不可告人的地方？！
是從什麽時候開始，愛情被規定要“在輔導室留下紀錄”？要被放敗道德的天平上接受審判的？
七月二十七日中國時報，記者陳榮裕的報導——“至於有人揣測兩名女學生可能因彼此的感情關係而有此舉動……校方希望外界勿臆測而造成死者家人及其他人的無謂困擾。學校人員指出，當以此事向該班學生詢問有無跡象時，同學們多笑了，認為不可能。”
我不相信你們笑了，我認為那位“學校人員”敘述有錯。我不相信始終被報導為“充滿哀戚”的你們，在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會“同學們多笑了”。
如果真的有人笑了，會是哪一種笑呢？是“這個問題真荒唐”的笑？是“怎麽扯到這上麵來”的笑？是鄙夷還是害羞？到底是什麽地方可笑了？
我還在七月二十六日的中時晚報上，讀到記者陳香蘭引述師大附中輔導室主任黃福的話——“勸社會大眾不要做任何的判斷，因為任何涉及感情的判斷，事關小孩子的名節。”
名節？！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這兩個字，是從宋朝哪一位理學腐儒的書上剪下來的？！
究竟是什麽原因，讓你們把兩位少年人之間可能發生的一種感情，當成了可笑的對象？當成了可怕的、避之唯恐不及的洪水猛獸？
這種對感情的潔癖，到底是哪裏來的？
4
我再強調一次，我無意，也沒資格揣測兩位死者自殺的原因。當她們已經用生命來換取一個存在下去的空間時，我們生者隻能默默承受，而且尊重她們的選擇。
我們有什麽權利去宣稱“這不可能”、“那不可能”？她們在遺書中都已經不願多說了，你們為什麽還要任意代她們做說明、做裁決？！如果你們要“外界”尊重死者沈默的本心，那你們的尊重在哪裏？
5
社會大學幾年前曾組了教授團訪問中國大陸，晚宴席間，不知怎麽提起了同性戀的話題。當場一位什麽青年會的“高幹”就站起來得意洋洋的宣稱：“我們中國，絕對沒有什麽同性戀！絕對不可能！”
我一直認為，這個高幹的發言，正具體標示了中國大陸與台灣兩地文化高度的差距。中國的高幹什麽時候可以麵對同性戀，就稍有可能靠近多元化的社會一小步了。我這一點點天真的、對台灣的自信，被你們在整個事件中表現的價值和行為，打得粉碎。
整個台灣的中學教育，依然對愛情和性充滿盲目的戒心，像清末的人怕照相機會攝去魂魄那樣。課本裏可以歌頌任何一種人類的感情，就是不提愛情，好像人類文明，跟愛情或性都沒有關係似的。
自殺事件發生了以後，被建議在中學增設的課程裏，依然隻見“宗教”、“人生”、“哲學”的課，沒人敢提“愛情”或“性”半個字。台灣一定得這樣鄉願嗎？我們不都是在愛情的幸福中，肯定了生命與自我嗎？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學校教材為什麽提都不敢提？！
6
我和北一女向來沒有關連。北一女的師生怎麽想，怎麽做，可以與我毫無關係的。
可是，當我對著兩位少女遺書裏那段——“使我們覺得困難的，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挫折或壓力，而是在社會生存的本質就不適合我們。”時，我實在覺得有義務要提醒你們，不論死者自殺的原因為何，請你們想想，你們所以會拒絕麵對、會極力排斥、會極度困擾，可能正因為你們就是那遺書中所說的“在社會生存的本質”啊！
你們已經一再表明了，不能再讓這樣的事發生。可是你們有嚐試稍稍改變她們所謂“在社會生存的本質”嗎？我沒有看見。
我沒有看見任何一點“本質”上的努力或覺醒。
那你們要如何“不再讓這樣的事發生”？
前言：幾年前，北一女的兩個女學生，一起自殺了。留下一封遺書，說“在社會生存的本質”，不適合她們。當時北一女校長以及某些老師和同學的態度，讓我非常反感，使我在自殺事件發生後的不久，寫下了這封信。信裏提及的人名，很多當然已不在其位，引述的報紙，現在也早已堆在圖書館裏，泛黃變脆。我多麽希望這封信裏談的問題，也能夠就此成為過去式，不再有討論的必要。
很遺憾的，類似的學生自殺事件，依然繼續在發生，學校反應的態度，也依然是如此眼熟，如此令人失望。這封寫給當年北一女師生的信，雖然早已過時，但這封信裏擔憂的問題，並沒有過時。我決定把這封信，依照當初刊登在中國時報的原貌，一字不改的重新登在這裏，以提醒所有應該被提醒的人，包括我自己。
1
兩位女學生的自殺，逼得很多人不得不對一些事表明了想法。
現在你們讀的這篇文字，絕對無意揣測死者自殺的原因，也無意追究是誰的責任——生命是巨大的迷惘，誰有資格判定原因？誰有資格負起責任？
沒有人。沒有人有資格。
我寫這篇文字，是在讀了許多這次事件的報導後，發現了一些你們表達的信念，一些你們采用的態度，這些信念和態度，是我想探究的，也希望能引起你們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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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我們承認：沒有人有資格“肯定”她們的死因，那，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承認：沒有人有資格“否定”任何一種她們可能的死因？
我在報導中，一再看到北一女校長或輔導室主任“排除這種可能”“否定那種可能”，卻又同時一再表示“無法理解真正原因”。
如果你們不理解，如果你們無法想象，那你們到底是憑什麽“排除”、“否定”
一些可能的死因？
根據七月二十六日的中時晚報，記者石文南的報導——“丁亞雯今天鄭重否認，所謂的兩人關係的傳聞，她強調，絕對沒有可能。因為班上同學及輔導室內並沒有相關的說法及訪談紀錄。”
丁校長，“輔導室內沒有紀錄”正是整個事件的重要病征之一，你怎麽反而拿來當證據？如果警察認定某人犯了罪，通緝他，這人還會在彷徨無助時，上警察局去“求助”嗎？他如果去了，隻能去“自首”而已，他能留下的紀錄，隻能是“懺悔錄”、“犯罪紀錄”而已！
3
所以,我接下來就必須問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並不隻請問丁校長，而是請問在整個事件中，曾經表達過意見的北一女師生，因為我相信整個學校的氣氛，不會隻決定於校長一人——
我絕對沒有質問的資格或心態，我很真心地請問：
第一，你們認為兩位死者之間，如果曾互相愛幕的話，這是錯的嗎？是道德上的錯嗎？是法律上的罪嗎？
第二，如果你們不覺得兩人有感情是錯的，那為什麽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要一再否認這種可能？為什麽在你們要求外界“勿作揣測”的同時，你們自己卻作了最大的揣測，斷定這件事和愛情沒有關係？
兩位少年，在人生初識愛情的階段，在自由意誌之下，如果互相產生了愛意，這到底是有什麽不可告人的地方？！
是從什麽時候開始，愛情被規定要“在輔導室留下紀錄”？要被放敗道德的天平上接受審判的？
七月二十七日中國時報，記者陳榮裕的報導——“至於有人揣測兩名女學生可能因彼此的感情關係而有此舉動……校方希望外界勿臆測而造成死者家人及其他人的無謂困擾。學校人員指出，當以此事向該班學生詢問有無跡象時，同學們多笑了，認為不可能。”
我不相信你們笑了，我認為那位“學校人員”敘述有錯。我不相信始終被報導為“充滿哀戚”的你們，在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會“同學們多笑了”。
如果真的有人笑了，會是哪一種笑呢？是“這個問題真荒唐”的笑？是“怎麽扯到這上麵來”的笑？是鄙夷還是害羞？到底是什麽地方可笑了？
我還在七月二十六日的中時晚報上，讀到記者陳香蘭引述師大附中輔導室主任黃福的話——“勸社會大眾不要做任何的判斷，因為任何涉及感情的判斷，事關小孩子的名節。”
名節？！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這兩個字，是從宋朝哪一位理學腐儒的書上剪下來的？！
究竟是什麽原因，讓你們把兩位少年人之間可能發生的一種感情，當成了可笑的對象？當成了可怕的、避之唯恐不及的洪水猛獸？
這種對感情的潔癖，到底是哪裏來的？
4
我再強調一次，我無意，也沒資格揣測兩位死者自殺的原因。當她們已經用生命來換取一個存在下去的空間時，我們生者隻能默默承受，而且尊重她們的選擇。
我們有什麽權利去宣稱“這不可能”、“那不可能”？她們在遺書中都已經不願多說了，你們為什麽還要任意代她們做說明、做裁決？！如果你們要“外界”尊重死者沈默的本心，那你們的尊重在哪裏？
5
社會大學幾年前曾組了教授團訪問中國大陸，晚宴席間，不知怎麽提起了同性戀的話題。當場一位什麽青年會的“高幹”就站起來得意洋洋的宣稱：“我們中國，絕對沒有什麽同性戀！絕對不可能！”
我一直認為，這個高幹的發言，正具體標示了中國大陸與台灣兩地文化高度的差距。中國的高幹什麽時候可以麵對同性戀，就稍有可能靠近多元化的社會一小步了。我這一點點天真的、對台灣的自信，被你們在整個事件中表現的價值和行為，打得粉碎。
整個台灣的中學教育，依然對愛情和性充滿盲目的戒心，像清末的人怕照相機會攝去魂魄那樣。課本裏可以歌頌任何一種人類的感情，就是不提愛情，好像人類文明，跟愛情或性都沒有關係似的。
自殺事件發生了以後，被建議在中學增設的課程裏，依然隻見“宗教”、“人生”、“哲學”的課，沒人敢提“愛情”或“性”半個字。台灣一定得這樣鄉願嗎？我們不都是在愛情的幸福中，肯定了生命與自我嗎？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學校教材為什麽提都不敢提？！
6
我和北一女向來沒有關連。北一女的師生怎麽想，怎麽做，可以與我毫無關係的。
可是，當我對著兩位少女遺書裏那段——“使我們覺得困難的，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挫折或壓力，而是在社會生存的本質就不適合我們。”時，我實在覺得有義務要提醒你們，不論死者自殺的原因為何，請你們想想，你們所以會拒絕麵對、會極力排斥、會極度困擾，可能正因為你們就是那遺書中所說的“在社會生存的本質”啊！
你們已經一再表明了，不能再讓這樣的事發生。可是你們有嚐試稍稍改變她們所謂“在社會生存的本質”嗎？我沒有看見。
我沒有看見任何一點“本質”上的努力或覺醒。
那你們要如何“不再讓這樣的事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