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新手，有個極大的優越性；我怎麽緊張不安，心驚膽顫，人們都會覺得不足為奇。在陪審員們心目中，我隻是一個沒有經驗的毛頭小夥，他們對我的期望值因而也很低。我既無技巧又無才能來發表一篇精彩的結案辯護詞。
我若是裝腔作勢，故作高明和雄辯，那將會犯一個莫大的錯誤。或許在未來的歲月，當我的頭發已經花白，聲音已經變得油滑，在法庭上唇槍舌劍地和對手較量了數百次之後，我可以麵對陪審團，作出精彩表演。但今天絕對不行。今天，我隻是魯迪-貝勒，一個惴惴不安地請求坐在陪審席上的朋友們助一臂之力的小夥子而已。
我站在他們麵前，竭力克製著那緊張而又害怕的心情。我熟悉我要講的內容，因為我已反複練過上百次。但重要的是，我講的時候決不能讓人察覺到我曾練習過無數次。我開門見山地說，今天是我的委托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是他們向大利人壽保險公司討回公道的唯一機會。再不會有明天，再不會有另一次機會，再不會有另一個陪審團在等著準備幫助他們。我請求陪審員們為多特考慮考慮，想一想她經受的痛苦和不幸。我用不太誇張的言詞，談了談唐尼-雷-布萊克；我請陪審員們想象一下，當你明知你應該進行你有權得到的那種治療，卻在慢慢地痛苦地死去的時候，那是一種什麽樣的滋味。我字斟句酌，語調緩慢真誠，效果明顯。我的眼睛直視著那12位即將采取行動的陪審員的臉。
我扼要地談了談保單的基本內容，並就骨髓移植手術做了簡短的討論。我指出被告未能提出與科德醫生的證詞相反的證據。這一醫療措施絕不是處於試驗階段，本來很可能會成功地挽救唐尼-雷的生命。
在談到那些有趣的東西時，我的聲音提高了一點。我提到了那些故意藏匿的文件和大利公司所說的謊言。這些事實在庭審時曾經引起那麽大的轟動，現在當然不能過於嘮叨。庭審僅僅進行了短短的4天，這有一個很大的好處：陪審員們對重要的證詞依然記憶猶新。我引用了傑基-萊曼西支克的證詞和大利公司的統計數據，並且在黑板上寫出了幾個數字：1991年的保單數、索賠數，以及那個最重要的拒賠數。我寫得整齊清楚。即使一個五年級的學生也能一目了然，過目不忘。這幾個數字傳達出來的信息明確無誤，無可辯駁。在幕後控製著大利公司的那些有權有勢的人決定執行的是一個在為期12個月內拒絕索賠要求的詭計。用傑基的話來說，這是他們所做的一種試驗，看看他們一年之內能搞到多少現金。這是一個冷酷的決定，完全出於貪婪的動機，而絕對沒有為唐尼-雷-布萊克這樣的人做過絲毫的考慮。
提到現鈔，我取出大利公司的財務報表對陪審團說，我對此已研究了4個月之久，然而仍弄不懂。保險業雖然有它獨特的會計製度，但即使根據大利公司自己的數據計算，它手頭仍舊擁有大量的現金。我在黑板上把它的現金、儲備和未曾動用的盈餘加在一起，總數高達4億7500萬美元。而對方承認的淨值則是4億5000萬。
你們諸位將如何懲罰這樣一個富有的大公司呢？我問道。我看見炯炯的目光在朝我射來。陪審員們已經迫不及待了。
我引用了一個流傳多年的先例。這是出庭辯護律師們喜歡引用的案例，我已經讀到過十幾個不同的版本。它效果極佳，因為它十分簡單。我對陪審團說，我隻是個剛出校門不久、正為生計進行艱苦掙紮的青年律師。假如我辛勤地工作，艱苦樸素地生活，把能省的錢都盡量省下來，兩年之後在銀行裏會有1萬美元存款，我會怎麽辦？這是我拚命工作掙來的錢，我當然要保護它。那麽，假如我做錯了什麽事，譬如說，發了脾氣，在某個人鼻子上揍了一拳，打斷了他的鼻梁骨，那又怎麽辦呢？人家當然會要我賠償一切損失，但我也需要受到懲罰，下次才不會重犯這一過失。而我隻有1萬美元存款。要我賠多少，才能吸取教訓呢？1％是100美元；這對我可能會、也可能不會有任何損害。我當然不會十分樂意地交出100美元，可我也不會有多大不快。5％又將如何呢？我打斷了人家鼻梁骨，罰我500美元是否就足夠了呢？我在寫那張支票的時候，會不會感到很痛苦呢？也許會，也許不會。那麽，10％如何？假如我不得不賠償1000美元，我敢說肯定會出現兩種現象。首先，我會真正感到後悔。其次，我會改變我的為人處世的方式。
諸位將如何懲罰大利公司呢？你們肯定會像懲罰我或我的鄰居一樣懲罰它。你們會看一看銀行的報表、算算有多少存款，然後決定罰款的數目，罰得我們心疼，卻又不致使我們破產。對大利這樣富有的公司同樣也應該如此，他們並不比我們其餘的人高出一等。
我對陪審團說，最合適的決定得由他們做出。我們曾經要求賠償1000萬，但他們無需受此約束。他們認為應該減少，那盡可以減少，我不想提出一個明確的數目。
我微微一笑，向陪審團致謝，結束了我的結案辯護發言。接著我又補充了一句，假如他們不能製止大利公司的違法行徑，下一個受害的有可能就是他們自己。有幾個陪審員聽了直點頭，有幾個則麵帶笑容。還有幾個則一直盯著黑板上的數字。
我走回原告席。坐在角落上的戴克，望著我笑得合不攏嘴。後排的庫柏-傑克遜向我蹺起了大拇指。我在多特身邊坐下，急切地等著那位了不起的列奧-f.德拉蒙德的精彩表演，看他能否反敗為勝。
他一開始就為自己在挑選陪審員時的表現向陪審團表示深深的歉意，說他很遺憾當時走錯了一步，希望陪審團能諒解他信任他。他講到他的委托人時，又繼續不斷地道歉。他的委托人是美國曆史最悠久最受尊重的保險公司之一，但在本案的索賠問題上犯了一些錯誤，而且是嚴重的錯誤。那幾封拒賠的信，惡語傷人，麻木不仁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他的委托人在這方麵的錯誤是不言而喻的。不過呢，這家公司有6000多名員工，要想對全體人員的言行舉止加以規範，對來往的每一封信件都進行檢查，的確也有實際的難處。當然，這決不是為他們尋找借口，更不是想否認他們所犯的錯誤。錯誤是確確實實存在的。
他就這一主題講了幾分鍾，為他委托人的錯誤精心粉飾，說成是純屬偶然，而決非有意為之。小心翼翼地繞開索賠檔案、工作手冊、隱藏的文件和已被揭露的謊言。這些事實對他像雷區一樣充滿危險，他要竭力繞開它們。
他坦率地承認，布萊克太太索賠的要求，本應予以滿足，總共20萬美元。他這個承認非常重要，陪審員們顯然都已牢記在心。他是想以此來軟化陪審員們的立場，而且這一著顯然十分有效。至於說到賠款的數額，他對我的建議實在是大惑不解，幹嗎要求陪審員按照大利公司淨資產的一定百分比，裁定給多特-布萊克賠款的數額呢？這太令人震驚啦！這樣做有什麽益處？他已經承認他的委托人確實是錯了。應該對這件不公道的事情負責的那些人也已經解雇了。大利公司已經用行動糾正了自己的錯誤。
所以，裁定巨額賠償金能起到什麽作用呢？什麽作用都起不到。絕對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德拉蒙德開始小心謹慎地對不正當的致富手段進行抨擊。他非小心謹慎不可，否則就會觸怒多特，而觸怒多特也就會觸犯陪審團。他談了布萊克家的一些情況；他們居住的地方，在那兒住了多久，那座住宅，那個居民區，等等，等等。在這樣敘述的過程中，他把這一家描繪成一個非常普通的中產階級之家，生活樸素，但幸福快樂。他真是慷慨大方！名聞遐邇的大畫家諾爾曼-羅克韋爾也不可能比他描畫得更漂亮啦！我簡直可以看到那林蔭遮蓋的街道和那友好的報童啦！他講得有聲有色，陪審員都在洗耳恭聽。他描述的不是他們現在的生活，而是他們渴望享有的那種生活。
你們，陪審團的諸位女士們先生們，為何想把大利公司的金錢拿給這布萊克一家呢？這隻會損壞這幅令人愉快的畫卷。這隻會給他們的生活造成混亂。這隻會使他們處於和鄰居及朋友們大不相同的地位。簡而言之，這隻會毀了他們。而且，難道有誰有這個權利，獲得我魯迪-貝勒提出的那筆錢財嗎？當然沒有。僅僅因為大利公司有這麽一筆錢就把它拿走，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公平的！
他走到黑板前，在上麵寫了746美元這一數字，對陪審團說，這就是布萊克家的月收入。他又在這一數字旁邊，寫了一個20萬美元，乘以6％，得出了12000美元這樣一個數字。他接著又對陪審團說，他確實想要做的是，讓布萊克家的月收入翻一番。這樣的結果我們難道有誰還會不喜歡嗎？可辦到，十分容易。移植手術值20萬，那就把這一筆錢付給布萊克家。假若他們把這筆錢投到收益率為6％的免稅債券上，那麽他們每個月就會獲得1000美元的免稅收入。大利公司甚至可以負責為多特和巴迪進行投資。
多美的一筆交易啊！
他幹得著實不壞，他的論據很有吸引力。我看看陪審團，他們全都在望著黑板，認真考慮。這看起來是個挺不錯的折衷方案。
在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我不僅希望而且祈禱上蒼，讓他們不要忘記多特曾經發出的把錢一分不留統統捐給美國白血病協會的誓言。
德拉蒙德以對明智和公正的祈求結束了他的結案辯詞。他的聲音深沉，語調緩慢，整個兒就是至信至誠的化身。務請諸位秉公裁決啦。他發出這一請求後走回被告席。
由於我是原告律師，我還可以最後再做一次發言。指定給我進行反駁的時間是半小時，但我剛才第一次發言已經省下了10分鍾。我微笑著走向陪審團。我對他們說，我但願將來有一天，我也能幹得像德拉蒙德先生剛才那樣出色。我讚揚他是位老練的出庭辯護律師，在全國範圍之內也是最優秀的律師之一。瞧，我是一個心地多好的小夥子！
我僅發表兩點評論。首先，大利公司現在承認自己錯了，而且實際上願意支付20萬美元使本案和解。這是為什麽？這是因為他們正在一邊咬著手指甲，一邊熱切地祈禱上帝，不要讓對他們的懲罰超過20萬。其次，德拉蒙德先生星期一上午對陪審團致詞的時候承認過大利公司犯了錯誤並表示過願意賠償這筆錢了嗎？不，他沒有。他現在知道的事，他當時同樣知道得一清二楚。那麽，他當時為什麽不向諸位承認他的委托人錯了呢？這又是為什麽？這是因為他們當時希望你們不至於了解事實真相。現在諸位了解到了事實真相，他們也就變得如此誠惶誠恐，低聲下氣啦！
我用幾乎是挑釁的口吻結束了我的最後發言。我說：“假如你們裁定的數額最多就是20萬美元的話，那就幹脆免了吧。我們不需要。這20萬美元是手術費，可是這個手術是永遠也不會做的了。如果你們認為大利公司不應該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受到懲罰，那就留下這20萬，我們大家各回各的家吧。”我慢慢地從陪審團麵前走過，凝視著每一位陪審員的眼睛。他們是不會拒絕我的要求的。
“謝謝諸位，”我說，在多特身旁坐下。在基普勒對陪審團做最後指示的當兒，一種愉快而又輕鬆的感覺，突然湧遍我的全身。我從來沒有這樣輕鬆過。再不需要為證人或者文件或者申請或者概要煩惱了，再不需要為聽證會或者最後限期或者這個證人那個證人煩惱了。我深深地籲出一口氣，縮在椅子裏。給我幾天我也睡不醒。
這種平靜的心情僅僅持續了大約5分鍾。這時已快到10點30分，陪審員們走出法庭，去開始進行他們對本案的審議。
於是，我又開始了焦急的等待。
我和戴克走到法院大樓的二樓，遞交了賴考離婚案的訴狀，接著徑直去了基普勒法官的辦公室。法官為我的精彩辯護向我表示祝賀，我又再次反複感謝他對我的大力關照。但我心裏此刻還在想著另外一樁事。我請他看了離婚訴狀的複本，匆匆地談了談凱莉-賴考，她經常受到毆打和他那個瘋子丈夫的事。我問他是否能采取緊急的強製措施，禁止賴考先生接近賴考太太。基普勒雖然厭惡離婚，但還是同意了我的要求。在家庭虐待案中，這種措施相當普遍，他又信任我，因而立即簽署了一道命令。這時，陪審團尚無消息，他們已經審議了一刻鍾。
我們在走廊裏找著了布齊，把離婚訴狀的複本、基普勒剛剛簽發的命令以及傳票統統交給了他。他事先已經同意到克利夫-賴考上班的地方把離婚案的文件送給他。我又一次要求布齊，辦事的當兒不要讓那個小夥子太難堪。
我們在法庭上等候了一小時。德拉蒙德和他們那幫手下人縮在一邊，我、戴克、庫柏-傑克遜、赫爾利以及格倫菲爾德則呆在另一側。我愉快地注意到大利公司那幾位穿著黑西服的高級主管和他們的律師們保持著相當遠的距離。昂德霍爾、阿爾迪和洛夫金坐在後排，麵色陰沉，他們正在等著消防隊呢。
到了中午，有人把午飯送進陪審員室。基普勒打發我們出去吃中飯，可以等到一點半再回來。我的五髒六腑都在翻江倒海，一點兒也不想吃飯，於是我便開車去魯賓的住處接凱莉。她獨自一人。離開家時，她既沒有拿衣服，也沒有帶化妝品，現在就穿著一套鬆鬆垮垮的運動衫，腳上拖著一雙借來的運動鞋。她走路時一跛一拐，痛得厲害。我扶著她上了車，托起她的雙腿，讓她轉身坐正。她咬緊牙關，不叫也不哼。在陽光下，她臉上和脖子上青紫的腫塊顏色顯得更深。
我們駛離公寓時，我發現她在東張西望，她像生怕克利夫會突然跳出樹叢向她猛撲過來。“這個東西是剛剛才交出去的。”我說著把離婚訴狀給了她。她把它湊到眼前看著。我們的車在擁擠的車流中穿行。
“他什麽時候可以收到呢？”她問。
“差不多就是現在。”
“他一定要發瘋了。”
“他早就瘋啦。”
“他一定會追蹤我們的。”
“我倒是巴不得呢。可是，他不敢。他是個懦夫。打老婆的男人，都是下三流的懦夫。別擔心，我有一支槍呢。”
收容所房子很舊，上麵又沒有標記，看上去和街上其他的房子並無區別。門前的草坪很寬很深，圍著一道濃密的樹籬，擋住了鄰居們的視線。我在車道盡頭刹住車，把車停在另外兩輛的後麵。我讓凱莉留在車上，自己下車敲響了一道邊門。從門上裝的內部通話的揚聲器傳出了一個聲音，問我姓名，要我報出自己的身份。他們把安全放在首位，所有的窗戶全都遮蓋得嚴嚴實實，後院的木頭柵欄足有8英尺高。
門開了一半，一個粗壯的年輕女子瞪著兩隻眼睛瞧著我。我不想與任何人發生衝突，可我在法庭上與對手已經較量了5天之久，此刻顯得很不耐煩。“我要找貝蒂-諾維爾。”我說。
“我就是。凱莉她人呢？”
我用頭指了指車。
“把她帶進來。”
我完全可以十分輕鬆地把她背起來，可是她腿肚上受的傷實在碰不得，隻好讓她自己慢慢走。我扶著她一寸一寸向前挪，過了走道，跨進門廳。我覺得自己攙扶的好像是位90歲高齡的老太太。貝蒂微笑著把我們領進了一個小房間，大概算是辦公室。我們和貝蒂在一張桌子兩側分別坐下。早晨我們和她通過電話，她想看看離婚訴狀。在她閱讀這些文書的當兒，我和凱莉手拉著手。
“你原來是她的律師呀。”貝蒂說，眼睛卻望著我們握著的手。
“是的。而且也是朋友。”
“你準備何時再去看醫生呢？”
“過一個星期。”凱莉說。
“那麽目前你不需要做什麽治療-？”
“不。”
“吃藥嗎？”
“就吃幾顆止痛片。”
幾份文書她看了覺得沒有什麽問題。我開了一張200美元的支票，作為預付款和為凱莉交納的第一天的費用。
“我們不是注冊的正式收容所，”貝蒂解釋道。“僅僅是為生命處於危險之中的受虐待婦女提供安全住宿。是私人開的，業主本人也是個受虐待的婦女。在這個地區這樣的地方有好幾家。誰也不知道我們在這兒。誰也不知道我們幹的是什麽。我們希望就這樣下去。你們二位同意保密嗎？”
“當然。”我們一起點點頭。貝蒂把一張表格推到我們麵前，讓我們簽字。
“這沒有什麽不合法吧？”凱莉問。考慮到這裏頗為神秘的氣氛，這是一個問得十分恰當的問題。
“不合法倒說不上。他們最多讓我們關門大吉，那我們就搬一個地方。我們在這裏已經4年了，誰也沒有來找過麻煩。你們知不知道在這兒最多隻能呆7天嗎？”
我們知道。
“你們得為以後住的地方，早點兒著手準備呀。”
我希望她以後就住到我那兒去，可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商量呢。
“這裏住了幾位婦女？”我問。
“今天是5位。凱莉，你一個人住一個房間，裏麵有獨用的衛生間。夥食不壞，一天三餐。你可以在你房間裏吃飯，也可以和大家一起進餐。我們不提供醫療和法律服務。我們不商量不開會。我們提供的是愛心和庇護。你在這裏非常安全。誰也不會找著你。我們還有一名帶槍的警衛呆在附近呢。”
“他可以來看我嗎？”凱莉用頭指著我問。
“我們準許每次一人來訪，而且每次來訪都必須經過批準。先打個電話來取得同意；來的時候千萬要注意不要有人跟蹤。不過，很抱歉，我們不能讓你在此過夜。”
“那沒有關係。”我說。
“還有問題嗎？如果沒有的話，我得領凱莉到處去看一看了。歡迎你今兒晚上來看凱莉。”
我明白她的暗示。於是我向凱莉告辭，並且保證晚上再來看望。她要我買一塊比薩餅來，今兒晚上畢竟是周末之夜嘛。
我驅車離開時，我覺得仿佛已將她轉入地下。
克利夫蘭一家報紙的記者在法庭外麵的走廊上截住了我，要跟我談談大利公司。我知不知道俄亥俄州的首席檢察官據說正在調查這家公司？我無可奉告。他跟著我走進法庭。戴克獨自一人坐在律師席，被告方的律師們正在另外一邊談笑風生。看不見基普勒的人影。人人都在等待陪審團做出裁定。
布齊把離婚訴狀送交克利夫-賴考時，他正下班準備去吃中飯。賴考罵罵咧咧，出言不遜，可布齊並沒有退縮。正當他拉開架勢準備和他大吵一場時，賴考卻匆匆開溜了。傳票上有我的大名，所以今後我得多多留神。
在將近2點鍾的時候，人們陸續走進法庭。布克也大駕光臨，和我們一起坐在原告席。庫柏-傑克遜、赫爾利和格倫菲爾德一頓中飯吃了很久，而且還喝了幾杯，如今也已返回。那位記者坐在後排，誰也不想理睬他。
關於陪審團對案子的審議已是議論紛紛。如果迅速做出了裁決，那麽在本案這樣的情況，裁決該會對原告有利。如果拖延時間遲遲不決，那就意味著陪審團內部意見嚴重分歧，陷入了僵局。我聽著這些無根無據的猜測，再也無法平心靜氣地坐在位置上。我走到走廊上喝了幾口水，接著走進洗手間，最後又走到快餐部。這樣走動要比在法庭裏呆坐感覺好得多。我肚子裏在猛烈翻騰，心髒像活塞一樣激烈跳動。
布克比誰都更了解我，他陪我一起走動。而且他和我一樣緊張。我們沿著大理石鋪成的走廊漫無目的地走著。我們隻是在消磨時間。我們隻是在等待。在心情騷動不安的時刻，有朋友站在身邊，這太重要了。我感謝他的光臨，他說他無論如何也不會錯過這一時刻的。
到了3點半鍾，我的希望已經完全破滅了。做出這一裁決，可以說像扣籃一樣簡單。挑出一個百分比，按按計算器，結果不就出來了！也許我是太自信了。我想起了全國各地的一些案例，陪審團做出的賠償裁決數額是低得多麽可憐。我馬上就要變成一個統計數字，變成另一個證明孟菲斯的律師應該見好就收，拿到一筆錢就把案子和解了結的例子了。時間在令人痛苦地慢慢地過去。
我突然聽見遠處有人在喊我。那是戴克，正在法庭門口處朝我拚命揮手。“哦，我的上帝！”我叫道。
“沉著點兒，”布克對我說。我們兩個幾乎是一口氣奔到了法庭。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迅速做了一個禱告，一腳跨進法庭。德拉蒙德和他的4個手下已經端端正正坐在位置上。多特獨自坐在原告席。人們已經全部入座。在我走過柵欄門，坐到我的委托人身邊的同時，陪審員們也在一個接一個地走進陪審席。他們不動聲色。他們坐定以後，法官大人開口問道：“陪審團是否已做出裁決？”
陪審團團長、那位年輕的黑人大學畢業生本-查恩斯答道：“我們做出裁決了，大人。”
“是否按我的指示，將結果寫在紙上？”
“是的，大人。”
“請起立宣讀裁決。”
查恩斯慢慢站了起來，他手上拿著的那張紙，可以明顯地看出正在微微抖動。可我的雙手抖得更劇烈。我呼吸急促，頭暈目眩，我覺得很快就會昏厥。但多特卻很鎮靜。她在這場較量中已經擊敗了大利公司，對方已經在法庭上公開認了錯。對她來說，別的都無足輕重了。
我打定主意，無論陪審團裁定的結果如何，我都要板著麵孔，不流露出任何感情。我朝左側飛快瞟了一眼，發現那5位被告律師采取的是同樣的戰術。
查恩斯清了清嗓門，大聲朗讀道：“本陪審團茲做出有利於原告之裁決，原告獲取實際賠償金額為20萬美元。”停頓。所有的目光都射向他手上的那張紙。到目前為止，尚無驚人結果。他又清了清嗓門，說道，“同時，本陪審團做出有利於原告之另一裁決，原告獲取懲罰性損害賠償金額為5000萬美元。”
有人從我身後發出一聲驚叫。被告席上的諸位全都目瞪口呆，無法動彈。全場一片寂靜。在炸彈落到地麵發生爆炸以後，要等最初的驚嚇消逝，人們才會大夢初醒似的迅速尋找傷口。如果發現沒有被彈片炸傷，那才有可能繼續呼吸。
我確確實實在拍紙簿上記下了這個數字，隻是寫得歪歪扭扭，字跡無法辨認。我竭力忍住了笑聲，為此我不得不咬破了下嘴唇。我此刻想幹的事太多太多。我想縱身跳到桌子上，像一個瘋狂的橄欖球運動員在球門區那樣旋轉扭動。我想衝到陪審團席，去親吻每個陪審員的腳尖。我想繞著被告席趾高氣揚地兜一圈，對他們冷嘲熱諷一通。我想跳上審判席，熱烈地擁抱狄龍-基普勒。
可我紋絲未動，隻是對我的委托人輕輕說了一句：“祝賀你。”她沒有吭聲。我抬頭朝法官望去，基普勒正在檢查書記員剛剛呈交的書麵裁決。我的目光移向陪審團，陪審員們大多在望著我。此時此刻，我當然再也無法繼續板著臉，我微笑著向他們點頭致意，在心裏默默地向他們道謝。
我在拍紙簿上畫了一個十字，十字下麵寫下了一個名字：唐尼-雷-布萊克。我閉起了眼睛，在腦海中回想我喜歡的他的那個形象。我仿佛看見他坐在折疊椅上望著場內的棒球比賽，一邊吃著爆玉米花，一邊僅僅因為能來到這裏而發出愉快的微笑。我的喉頭在抽搐，我的眼眶在濕潤。他死得好冤！
“裁決適當，無可挑剔。”基普勒說。非常適當，我要說。他向陪審團致詞，感謝他們盡了公民的義務，告訴他們下周將給他們寄上那份不成敬意的菲薄的報酬，請求他們別和人談論本案，最後說他們現在可以各自打道回府。在法警的引導下，他們最後一次列隊走出法庭。我今後再也見不著他們了，此時此刻，我真想給他們每人整整100萬。
基普勒也在竭力想繼續板著麵孔。“我們將在大約一星期後，辯論審後申請。我的秘書屆時會通知你們。還有什麽要說的嗎？”
我搖了搖頭。我還能再有什麽要求？
列奧坐著沒動，低聲說：“沒有了，大人。”他的手下突然忙亂起來，把文件塞進公文包，把檔案塞進紙箱。他們恨不得立刻離開這個地方。在田納西州的曆史上，這是賠償金額最高的一次裁決，而他們將作為在這次審訊中被打垮的律師而遺笑萬年。我倘若不是筋疲力盡，倘若不是驚愕不止，我也許會走上前去和他們拉手致意。那將會是一個漂亮的舉動，可我硬是不願。像現在這樣坐在多特身邊，眼睛盯著拍紙簿上剛剛寫下的唐尼-雷的名字，要容易得多。
我還沒有真的成了富翁。上訴會拖一年，甚至兩年。而且裁決的金額又是如此巨大，肯定會遭到刻毒的攻擊。所以我還有一大堆工作要做。
不過，我此刻對工作已經厭倦。我真想登上一架飛機，飛往一個度假的海灘。
基普勒敲了敲他的小木槌，本案的審理正式宣告結束。我瞧了瞧多特，我瞧見了奪眶而出的淚水。戴克飛也似的奔了過來向我們祝賀。他臉色蒼白，但咧著嘴巴，露出了那4顆閃閃發亮的大門牙。我為多特擔心。她是個堅強的女人，難得在人前哭泣，但現在她的感情正慢慢地失去控製。我輕輕拍著她的手臂，遞給她一張紙巾。
布克捏了捏我的頸背，說是下周給我打電話。傑克遜、赫爾利和格倫菲爾德興高采烈地走到我的桌前，對我大加稱讚。他們急著要去趕飛機，我們星期一再在電話上詳談。那位記者向我湊過來，但我揮揮手叫他走開。我不想理睬他這樣的人，因為我在為我的委托人擔心。她已經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抽抽泣泣的聲音越來越響。
德拉蒙德和他那幾位夥計像驢子一樣背著大包小箱，正在迅速撤退。我對他們同樣不理不睬，沒有跟他們說過一句話。此時此刻，我倒樂意變成一隻綠頭蒼蠅，叮在特倫特與布倫特事務所雪白的牆壁上。
法庭書記官、法警和辦事員把法庭收拾整理一番之後離開了法庭。室內除了多特、戴克和我，再無別人。我應該去見基普勒，謝謝他一直拉著我的手，使我的成功成為現實。可我現在不能。現在我得拉住多特的手，她的眼淚正像瓢潑大雨一樣向下流。戴克坐在我們身旁一聲不吭。我也一聲不吭。我雙眼濕潤，心在隱隱作痛。她對這筆錢毫不在乎，她隻希望她的兒子死而複生。
有人，或許是那個法警，關掉了靠近陪審員室的那條狹窄走廊上的電燈開關，燈滅了，法庭裏驟然暗了下來。但誰也沒有挪動。哭聲漸漸變弱，她有時用紙巾有時用手指擦著臉上的淚水。
“對不起。”她聲音沙啞地說。她想回家，我們起身離開法庭。我輕輕地拍著她的手臂。戴克把我們亂七八糟的東西裝進了3隻公文包。
我們走出熄了燈的法庭，踏上大理石走廊。這是星期五的下午，時間又近5點，法院裏沒有多少活動。沒有攝像機，沒有記者，也沒有亂哄哄的人群，等在那兒搶拍我這位一舉成名的律師的鏡頭，錄下我的幾句話。
事實上，誰也沒有注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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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若是裝腔作勢，故作高明和雄辯，那將會犯一個莫大的錯誤。或許在未來的歲月，當我的頭發已經花白，聲音已經變得油滑，在法庭上唇槍舌劍地和對手較量了數百次之後，我可以麵對陪審團，作出精彩表演。但今天絕對不行。今天，我隻是魯迪-貝勒，一個惴惴不安地請求坐在陪審席上的朋友們助一臂之力的小夥子而已。
我站在他們麵前，竭力克製著那緊張而又害怕的心情。我熟悉我要講的內容，因為我已反複練過上百次。但重要的是，我講的時候決不能讓人察覺到我曾練習過無數次。我開門見山地說，今天是我的委托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是他們向大利人壽保險公司討回公道的唯一機會。再不會有明天，再不會有另一次機會，再不會有另一個陪審團在等著準備幫助他們。我請求陪審員們為多特考慮考慮，想一想她經受的痛苦和不幸。我用不太誇張的言詞，談了談唐尼-雷-布萊克；我請陪審員們想象一下，當你明知你應該進行你有權得到的那種治療，卻在慢慢地痛苦地死去的時候，那是一種什麽樣的滋味。我字斟句酌，語調緩慢真誠，效果明顯。我的眼睛直視著那12位即將采取行動的陪審員的臉。
我扼要地談了談保單的基本內容，並就骨髓移植手術做了簡短的討論。我指出被告未能提出與科德醫生的證詞相反的證據。這一醫療措施絕不是處於試驗階段，本來很可能會成功地挽救唐尼-雷的生命。
在談到那些有趣的東西時，我的聲音提高了一點。我提到了那些故意藏匿的文件和大利公司所說的謊言。這些事實在庭審時曾經引起那麽大的轟動，現在當然不能過於嘮叨。庭審僅僅進行了短短的4天，這有一個很大的好處：陪審員們對重要的證詞依然記憶猶新。我引用了傑基-萊曼西支克的證詞和大利公司的統計數據，並且在黑板上寫出了幾個數字：1991年的保單數、索賠數，以及那個最重要的拒賠數。我寫得整齊清楚。即使一個五年級的學生也能一目了然，過目不忘。這幾個數字傳達出來的信息明確無誤，無可辯駁。在幕後控製著大利公司的那些有權有勢的人決定執行的是一個在為期12個月內拒絕索賠要求的詭計。用傑基的話來說，這是他們所做的一種試驗，看看他們一年之內能搞到多少現金。這是一個冷酷的決定，完全出於貪婪的動機，而絕對沒有為唐尼-雷-布萊克這樣的人做過絲毫的考慮。
提到現鈔，我取出大利公司的財務報表對陪審團說，我對此已研究了4個月之久，然而仍弄不懂。保險業雖然有它獨特的會計製度，但即使根據大利公司自己的數據計算，它手頭仍舊擁有大量的現金。我在黑板上把它的現金、儲備和未曾動用的盈餘加在一起，總數高達4億7500萬美元。而對方承認的淨值則是4億5000萬。
你們諸位將如何懲罰這樣一個富有的大公司呢？我問道。我看見炯炯的目光在朝我射來。陪審員們已經迫不及待了。
我引用了一個流傳多年的先例。這是出庭辯護律師們喜歡引用的案例，我已經讀到過十幾個不同的版本。它效果極佳，因為它十分簡單。我對陪審團說，我隻是個剛出校門不久、正為生計進行艱苦掙紮的青年律師。假如我辛勤地工作，艱苦樸素地生活，把能省的錢都盡量省下來，兩年之後在銀行裏會有1萬美元存款，我會怎麽辦？這是我拚命工作掙來的錢，我當然要保護它。那麽，假如我做錯了什麽事，譬如說，發了脾氣，在某個人鼻子上揍了一拳，打斷了他的鼻梁骨，那又怎麽辦呢？人家當然會要我賠償一切損失，但我也需要受到懲罰，下次才不會重犯這一過失。而我隻有1萬美元存款。要我賠多少，才能吸取教訓呢？1％是100美元；這對我可能會、也可能不會有任何損害。我當然不會十分樂意地交出100美元，可我也不會有多大不快。5％又將如何呢？我打斷了人家鼻梁骨，罰我500美元是否就足夠了呢？我在寫那張支票的時候，會不會感到很痛苦呢？也許會，也許不會。那麽，10％如何？假如我不得不賠償1000美元，我敢說肯定會出現兩種現象。首先，我會真正感到後悔。其次，我會改變我的為人處世的方式。
諸位將如何懲罰大利公司呢？你們肯定會像懲罰我或我的鄰居一樣懲罰它。你們會看一看銀行的報表、算算有多少存款，然後決定罰款的數目，罰得我們心疼，卻又不致使我們破產。對大利這樣富有的公司同樣也應該如此，他們並不比我們其餘的人高出一等。
我對陪審團說，最合適的決定得由他們做出。我們曾經要求賠償1000萬，但他們無需受此約束。他們認為應該減少，那盡可以減少，我不想提出一個明確的數目。
我微微一笑，向陪審團致謝，結束了我的結案辯護發言。接著我又補充了一句，假如他們不能製止大利公司的違法行徑，下一個受害的有可能就是他們自己。有幾個陪審員聽了直點頭，有幾個則麵帶笑容。還有幾個則一直盯著黑板上的數字。
我走回原告席。坐在角落上的戴克，望著我笑得合不攏嘴。後排的庫柏-傑克遜向我蹺起了大拇指。我在多特身邊坐下，急切地等著那位了不起的列奧-f.德拉蒙德的精彩表演，看他能否反敗為勝。
他一開始就為自己在挑選陪審員時的表現向陪審團表示深深的歉意，說他很遺憾當時走錯了一步，希望陪審團能諒解他信任他。他講到他的委托人時，又繼續不斷地道歉。他的委托人是美國曆史最悠久最受尊重的保險公司之一，但在本案的索賠問題上犯了一些錯誤，而且是嚴重的錯誤。那幾封拒賠的信，惡語傷人，麻木不仁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他的委托人在這方麵的錯誤是不言而喻的。不過呢，這家公司有6000多名員工，要想對全體人員的言行舉止加以規範，對來往的每一封信件都進行檢查，的確也有實際的難處。當然，這決不是為他們尋找借口，更不是想否認他們所犯的錯誤。錯誤是確確實實存在的。
他就這一主題講了幾分鍾，為他委托人的錯誤精心粉飾，說成是純屬偶然，而決非有意為之。小心翼翼地繞開索賠檔案、工作手冊、隱藏的文件和已被揭露的謊言。這些事實對他像雷區一樣充滿危險，他要竭力繞開它們。
他坦率地承認，布萊克太太索賠的要求，本應予以滿足，總共20萬美元。他這個承認非常重要，陪審員們顯然都已牢記在心。他是想以此來軟化陪審員們的立場，而且這一著顯然十分有效。至於說到賠款的數額，他對我的建議實在是大惑不解，幹嗎要求陪審員按照大利公司淨資產的一定百分比，裁定給多特-布萊克賠款的數額呢？這太令人震驚啦！這樣做有什麽益處？他已經承認他的委托人確實是錯了。應該對這件不公道的事情負責的那些人也已經解雇了。大利公司已經用行動糾正了自己的錯誤。
所以，裁定巨額賠償金能起到什麽作用呢？什麽作用都起不到。絕對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德拉蒙德開始小心謹慎地對不正當的致富手段進行抨擊。他非小心謹慎不可，否則就會觸怒多特，而觸怒多特也就會觸犯陪審團。他談了布萊克家的一些情況；他們居住的地方，在那兒住了多久，那座住宅，那個居民區，等等，等等。在這樣敘述的過程中，他把這一家描繪成一個非常普通的中產階級之家，生活樸素，但幸福快樂。他真是慷慨大方！名聞遐邇的大畫家諾爾曼-羅克韋爾也不可能比他描畫得更漂亮啦！我簡直可以看到那林蔭遮蓋的街道和那友好的報童啦！他講得有聲有色，陪審員都在洗耳恭聽。他描述的不是他們現在的生活，而是他們渴望享有的那種生活。
你們，陪審團的諸位女士們先生們，為何想把大利公司的金錢拿給這布萊克一家呢？這隻會損壞這幅令人愉快的畫卷。這隻會給他們的生活造成混亂。這隻會使他們處於和鄰居及朋友們大不相同的地位。簡而言之，這隻會毀了他們。而且，難道有誰有這個權利，獲得我魯迪-貝勒提出的那筆錢財嗎？當然沒有。僅僅因為大利公司有這麽一筆錢就把它拿走，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公平的！
他走到黑板前，在上麵寫了746美元這一數字，對陪審團說，這就是布萊克家的月收入。他又在這一數字旁邊，寫了一個20萬美元，乘以6％，得出了12000美元這樣一個數字。他接著又對陪審團說，他確實想要做的是，讓布萊克家的月收入翻一番。這樣的結果我們難道有誰還會不喜歡嗎？可辦到，十分容易。移植手術值20萬，那就把這一筆錢付給布萊克家。假若他們把這筆錢投到收益率為6％的免稅債券上，那麽他們每個月就會獲得1000美元的免稅收入。大利公司甚至可以負責為多特和巴迪進行投資。
多美的一筆交易啊！
他幹得著實不壞，他的論據很有吸引力。我看看陪審團，他們全都在望著黑板，認真考慮。這看起來是個挺不錯的折衷方案。
在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我不僅希望而且祈禱上蒼，讓他們不要忘記多特曾經發出的把錢一分不留統統捐給美國白血病協會的誓言。
德拉蒙德以對明智和公正的祈求結束了他的結案辯詞。他的聲音深沉，語調緩慢，整個兒就是至信至誠的化身。務請諸位秉公裁決啦。他發出這一請求後走回被告席。
由於我是原告律師，我還可以最後再做一次發言。指定給我進行反駁的時間是半小時，但我剛才第一次發言已經省下了10分鍾。我微笑著走向陪審團。我對他們說，我但願將來有一天，我也能幹得像德拉蒙德先生剛才那樣出色。我讚揚他是位老練的出庭辯護律師，在全國範圍之內也是最優秀的律師之一。瞧，我是一個心地多好的小夥子！
我僅發表兩點評論。首先，大利公司現在承認自己錯了，而且實際上願意支付20萬美元使本案和解。這是為什麽？這是因為他們正在一邊咬著手指甲，一邊熱切地祈禱上帝，不要讓對他們的懲罰超過20萬。其次，德拉蒙德先生星期一上午對陪審團致詞的時候承認過大利公司犯了錯誤並表示過願意賠償這筆錢了嗎？不，他沒有。他現在知道的事，他當時同樣知道得一清二楚。那麽，他當時為什麽不向諸位承認他的委托人錯了呢？這又是為什麽？這是因為他們當時希望你們不至於了解事實真相。現在諸位了解到了事實真相，他們也就變得如此誠惶誠恐，低聲下氣啦！
我用幾乎是挑釁的口吻結束了我的最後發言。我說：“假如你們裁定的數額最多就是20萬美元的話，那就幹脆免了吧。我們不需要。這20萬美元是手術費，可是這個手術是永遠也不會做的了。如果你們認為大利公司不應該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受到懲罰，那就留下這20萬，我們大家各回各的家吧。”我慢慢地從陪審團麵前走過，凝視著每一位陪審員的眼睛。他們是不會拒絕我的要求的。
“謝謝諸位，”我說，在多特身旁坐下。在基普勒對陪審團做最後指示的當兒，一種愉快而又輕鬆的感覺，突然湧遍我的全身。我從來沒有這樣輕鬆過。再不需要為證人或者文件或者申請或者概要煩惱了，再不需要為聽證會或者最後限期或者這個證人那個證人煩惱了。我深深地籲出一口氣，縮在椅子裏。給我幾天我也睡不醒。
這種平靜的心情僅僅持續了大約5分鍾。這時已快到10點30分，陪審員們走出法庭，去開始進行他們對本案的審議。
於是，我又開始了焦急的等待。
我和戴克走到法院大樓的二樓，遞交了賴考離婚案的訴狀，接著徑直去了基普勒法官的辦公室。法官為我的精彩辯護向我表示祝賀，我又再次反複感謝他對我的大力關照。但我心裏此刻還在想著另外一樁事。我請他看了離婚訴狀的複本，匆匆地談了談凱莉-賴考，她經常受到毆打和他那個瘋子丈夫的事。我問他是否能采取緊急的強製措施，禁止賴考先生接近賴考太太。基普勒雖然厭惡離婚，但還是同意了我的要求。在家庭虐待案中，這種措施相當普遍，他又信任我，因而立即簽署了一道命令。這時，陪審團尚無消息，他們已經審議了一刻鍾。
我們在走廊裏找著了布齊，把離婚訴狀的複本、基普勒剛剛簽發的命令以及傳票統統交給了他。他事先已經同意到克利夫-賴考上班的地方把離婚案的文件送給他。我又一次要求布齊，辦事的當兒不要讓那個小夥子太難堪。
我們在法庭上等候了一小時。德拉蒙德和他們那幫手下人縮在一邊，我、戴克、庫柏-傑克遜、赫爾利以及格倫菲爾德則呆在另一側。我愉快地注意到大利公司那幾位穿著黑西服的高級主管和他們的律師們保持著相當遠的距離。昂德霍爾、阿爾迪和洛夫金坐在後排，麵色陰沉，他們正在等著消防隊呢。
到了中午，有人把午飯送進陪審員室。基普勒打發我們出去吃中飯，可以等到一點半再回來。我的五髒六腑都在翻江倒海，一點兒也不想吃飯，於是我便開車去魯賓的住處接凱莉。她獨自一人。離開家時，她既沒有拿衣服，也沒有帶化妝品，現在就穿著一套鬆鬆垮垮的運動衫，腳上拖著一雙借來的運動鞋。她走路時一跛一拐，痛得厲害。我扶著她上了車，托起她的雙腿，讓她轉身坐正。她咬緊牙關，不叫也不哼。在陽光下，她臉上和脖子上青紫的腫塊顏色顯得更深。
我們駛離公寓時，我發現她在東張西望，她像生怕克利夫會突然跳出樹叢向她猛撲過來。“這個東西是剛剛才交出去的。”我說著把離婚訴狀給了她。她把它湊到眼前看著。我們的車在擁擠的車流中穿行。
“他什麽時候可以收到呢？”她問。
“差不多就是現在。”
“他一定要發瘋了。”
“他早就瘋啦。”
“他一定會追蹤我們的。”
“我倒是巴不得呢。可是，他不敢。他是個懦夫。打老婆的男人，都是下三流的懦夫。別擔心，我有一支槍呢。”
收容所房子很舊，上麵又沒有標記，看上去和街上其他的房子並無區別。門前的草坪很寬很深，圍著一道濃密的樹籬，擋住了鄰居們的視線。我在車道盡頭刹住車，把車停在另外兩輛的後麵。我讓凱莉留在車上，自己下車敲響了一道邊門。從門上裝的內部通話的揚聲器傳出了一個聲音，問我姓名，要我報出自己的身份。他們把安全放在首位，所有的窗戶全都遮蓋得嚴嚴實實，後院的木頭柵欄足有8英尺高。
門開了一半，一個粗壯的年輕女子瞪著兩隻眼睛瞧著我。我不想與任何人發生衝突，可我在法庭上與對手已經較量了5天之久，此刻顯得很不耐煩。“我要找貝蒂-諾維爾。”我說。
“我就是。凱莉她人呢？”
我用頭指了指車。
“把她帶進來。”
我完全可以十分輕鬆地把她背起來，可是她腿肚上受的傷實在碰不得，隻好讓她自己慢慢走。我扶著她一寸一寸向前挪，過了走道，跨進門廳。我覺得自己攙扶的好像是位90歲高齡的老太太。貝蒂微笑著把我們領進了一個小房間，大概算是辦公室。我們和貝蒂在一張桌子兩側分別坐下。早晨我們和她通過電話，她想看看離婚訴狀。在她閱讀這些文書的當兒，我和凱莉手拉著手。
“你原來是她的律師呀。”貝蒂說，眼睛卻望著我們握著的手。
“是的。而且也是朋友。”
“你準備何時再去看醫生呢？”
“過一個星期。”凱莉說。
“那麽目前你不需要做什麽治療-？”
“不。”
“吃藥嗎？”
“就吃幾顆止痛片。”
幾份文書她看了覺得沒有什麽問題。我開了一張200美元的支票，作為預付款和為凱莉交納的第一天的費用。
“我們不是注冊的正式收容所，”貝蒂解釋道。“僅僅是為生命處於危險之中的受虐待婦女提供安全住宿。是私人開的，業主本人也是個受虐待的婦女。在這個地區這樣的地方有好幾家。誰也不知道我們在這兒。誰也不知道我們幹的是什麽。我們希望就這樣下去。你們二位同意保密嗎？”
“當然。”我們一起點點頭。貝蒂把一張表格推到我們麵前，讓我們簽字。
“這沒有什麽不合法吧？”凱莉問。考慮到這裏頗為神秘的氣氛，這是一個問得十分恰當的問題。
“不合法倒說不上。他們最多讓我們關門大吉，那我們就搬一個地方。我們在這裏已經4年了，誰也沒有來找過麻煩。你們知不知道在這兒最多隻能呆7天嗎？”
我們知道。
“你們得為以後住的地方，早點兒著手準備呀。”
我希望她以後就住到我那兒去，可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商量呢。
“這裏住了幾位婦女？”我問。
“今天是5位。凱莉，你一個人住一個房間，裏麵有獨用的衛生間。夥食不壞，一天三餐。你可以在你房間裏吃飯，也可以和大家一起進餐。我們不提供醫療和法律服務。我們不商量不開會。我們提供的是愛心和庇護。你在這裏非常安全。誰也不會找著你。我們還有一名帶槍的警衛呆在附近呢。”
“他可以來看我嗎？”凱莉用頭指著我問。
“我們準許每次一人來訪，而且每次來訪都必須經過批準。先打個電話來取得同意；來的時候千萬要注意不要有人跟蹤。不過，很抱歉，我們不能讓你在此過夜。”
“那沒有關係。”我說。
“還有問題嗎？如果沒有的話，我得領凱莉到處去看一看了。歡迎你今兒晚上來看凱莉。”
我明白她的暗示。於是我向凱莉告辭，並且保證晚上再來看望。她要我買一塊比薩餅來，今兒晚上畢竟是周末之夜嘛。
我驅車離開時，我覺得仿佛已將她轉入地下。
克利夫蘭一家報紙的記者在法庭外麵的走廊上截住了我，要跟我談談大利公司。我知不知道俄亥俄州的首席檢察官據說正在調查這家公司？我無可奉告。他跟著我走進法庭。戴克獨自一人坐在律師席，被告方的律師們正在另外一邊談笑風生。看不見基普勒的人影。人人都在等待陪審團做出裁定。
布齊把離婚訴狀送交克利夫-賴考時，他正下班準備去吃中飯。賴考罵罵咧咧，出言不遜，可布齊並沒有退縮。正當他拉開架勢準備和他大吵一場時，賴考卻匆匆開溜了。傳票上有我的大名，所以今後我得多多留神。
在將近2點鍾的時候，人們陸續走進法庭。布克也大駕光臨，和我們一起坐在原告席。庫柏-傑克遜、赫爾利和格倫菲爾德一頓中飯吃了很久，而且還喝了幾杯，如今也已返回。那位記者坐在後排，誰也不想理睬他。
關於陪審團對案子的審議已是議論紛紛。如果迅速做出了裁決，那麽在本案這樣的情況，裁決該會對原告有利。如果拖延時間遲遲不決，那就意味著陪審團內部意見嚴重分歧，陷入了僵局。我聽著這些無根無據的猜測，再也無法平心靜氣地坐在位置上。我走到走廊上喝了幾口水，接著走進洗手間，最後又走到快餐部。這樣走動要比在法庭裏呆坐感覺好得多。我肚子裏在猛烈翻騰，心髒像活塞一樣激烈跳動。
布克比誰都更了解我，他陪我一起走動。而且他和我一樣緊張。我們沿著大理石鋪成的走廊漫無目的地走著。我們隻是在消磨時間。我們隻是在等待。在心情騷動不安的時刻，有朋友站在身邊，這太重要了。我感謝他的光臨，他說他無論如何也不會錯過這一時刻的。
到了3點半鍾，我的希望已經完全破滅了。做出這一裁決，可以說像扣籃一樣簡單。挑出一個百分比，按按計算器，結果不就出來了！也許我是太自信了。我想起了全國各地的一些案例，陪審團做出的賠償裁決數額是低得多麽可憐。我馬上就要變成一個統計數字，變成另一個證明孟菲斯的律師應該見好就收，拿到一筆錢就把案子和解了結的例子了。時間在令人痛苦地慢慢地過去。
我突然聽見遠處有人在喊我。那是戴克，正在法庭門口處朝我拚命揮手。“哦，我的上帝！”我叫道。
“沉著點兒，”布克對我說。我們兩個幾乎是一口氣奔到了法庭。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迅速做了一個禱告，一腳跨進法庭。德拉蒙德和他的4個手下已經端端正正坐在位置上。多特獨自坐在原告席。人們已經全部入座。在我走過柵欄門，坐到我的委托人身邊的同時，陪審員們也在一個接一個地走進陪審席。他們不動聲色。他們坐定以後，法官大人開口問道：“陪審團是否已做出裁決？”
陪審團團長、那位年輕的黑人大學畢業生本-查恩斯答道：“我們做出裁決了，大人。”
“是否按我的指示，將結果寫在紙上？”
“是的，大人。”
“請起立宣讀裁決。”
查恩斯慢慢站了起來，他手上拿著的那張紙，可以明顯地看出正在微微抖動。可我的雙手抖得更劇烈。我呼吸急促，頭暈目眩，我覺得很快就會昏厥。但多特卻很鎮靜。她在這場較量中已經擊敗了大利公司，對方已經在法庭上公開認了錯。對她來說，別的都無足輕重了。
我打定主意，無論陪審團裁定的結果如何，我都要板著麵孔，不流露出任何感情。我朝左側飛快瞟了一眼，發現那5位被告律師采取的是同樣的戰術。
查恩斯清了清嗓門，大聲朗讀道：“本陪審團茲做出有利於原告之裁決，原告獲取實際賠償金額為20萬美元。”停頓。所有的目光都射向他手上的那張紙。到目前為止，尚無驚人結果。他又清了清嗓門，說道，“同時，本陪審團做出有利於原告之另一裁決，原告獲取懲罰性損害賠償金額為5000萬美元。”
有人從我身後發出一聲驚叫。被告席上的諸位全都目瞪口呆，無法動彈。全場一片寂靜。在炸彈落到地麵發生爆炸以後，要等最初的驚嚇消逝，人們才會大夢初醒似的迅速尋找傷口。如果發現沒有被彈片炸傷，那才有可能繼續呼吸。
我確確實實在拍紙簿上記下了這個數字，隻是寫得歪歪扭扭，字跡無法辨認。我竭力忍住了笑聲，為此我不得不咬破了下嘴唇。我此刻想幹的事太多太多。我想縱身跳到桌子上，像一個瘋狂的橄欖球運動員在球門區那樣旋轉扭動。我想衝到陪審團席，去親吻每個陪審員的腳尖。我想繞著被告席趾高氣揚地兜一圈，對他們冷嘲熱諷一通。我想跳上審判席，熱烈地擁抱狄龍-基普勒。
可我紋絲未動，隻是對我的委托人輕輕說了一句：“祝賀你。”她沒有吭聲。我抬頭朝法官望去，基普勒正在檢查書記員剛剛呈交的書麵裁決。我的目光移向陪審團，陪審員們大多在望著我。此時此刻，我當然再也無法繼續板著臉，我微笑著向他們點頭致意，在心裏默默地向他們道謝。
我在拍紙簿上畫了一個十字，十字下麵寫下了一個名字：唐尼-雷-布萊克。我閉起了眼睛，在腦海中回想我喜歡的他的那個形象。我仿佛看見他坐在折疊椅上望著場內的棒球比賽，一邊吃著爆玉米花，一邊僅僅因為能來到這裏而發出愉快的微笑。我的喉頭在抽搐，我的眼眶在濕潤。他死得好冤！
“裁決適當，無可挑剔。”基普勒說。非常適當，我要說。他向陪審團致詞，感謝他們盡了公民的義務，告訴他們下周將給他們寄上那份不成敬意的菲薄的報酬，請求他們別和人談論本案，最後說他們現在可以各自打道回府。在法警的引導下，他們最後一次列隊走出法庭。我今後再也見不著他們了，此時此刻，我真想給他們每人整整100萬。
基普勒也在竭力想繼續板著麵孔。“我們將在大約一星期後，辯論審後申請。我的秘書屆時會通知你們。還有什麽要說的嗎？”
我搖了搖頭。我還能再有什麽要求？
列奧坐著沒動，低聲說：“沒有了，大人。”他的手下突然忙亂起來，把文件塞進公文包，把檔案塞進紙箱。他們恨不得立刻離開這個地方。在田納西州的曆史上，這是賠償金額最高的一次裁決，而他們將作為在這次審訊中被打垮的律師而遺笑萬年。我倘若不是筋疲力盡，倘若不是驚愕不止，我也許會走上前去和他們拉手致意。那將會是一個漂亮的舉動，可我硬是不願。像現在這樣坐在多特身邊，眼睛盯著拍紙簿上剛剛寫下的唐尼-雷的名字，要容易得多。
我還沒有真的成了富翁。上訴會拖一年，甚至兩年。而且裁決的金額又是如此巨大，肯定會遭到刻毒的攻擊。所以我還有一大堆工作要做。
不過，我此刻對工作已經厭倦。我真想登上一架飛機，飛往一個度假的海灘。
基普勒敲了敲他的小木槌，本案的審理正式宣告結束。我瞧了瞧多特，我瞧見了奪眶而出的淚水。戴克飛也似的奔了過來向我們祝賀。他臉色蒼白，但咧著嘴巴，露出了那4顆閃閃發亮的大門牙。我為多特擔心。她是個堅強的女人，難得在人前哭泣，但現在她的感情正慢慢地失去控製。我輕輕拍著她的手臂，遞給她一張紙巾。
布克捏了捏我的頸背，說是下周給我打電話。傑克遜、赫爾利和格倫菲爾德興高采烈地走到我的桌前，對我大加稱讚。他們急著要去趕飛機，我們星期一再在電話上詳談。那位記者向我湊過來，但我揮揮手叫他走開。我不想理睬他這樣的人，因為我在為我的委托人擔心。她已經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抽抽泣泣的聲音越來越響。
德拉蒙德和他那幾位夥計像驢子一樣背著大包小箱，正在迅速撤退。我對他們同樣不理不睬，沒有跟他們說過一句話。此時此刻，我倒樂意變成一隻綠頭蒼蠅，叮在特倫特與布倫特事務所雪白的牆壁上。
法庭書記官、法警和辦事員把法庭收拾整理一番之後離開了法庭。室內除了多特、戴克和我，再無別人。我應該去見基普勒，謝謝他一直拉著我的手，使我的成功成為現實。可我現在不能。現在我得拉住多特的手，她的眼淚正像瓢潑大雨一樣向下流。戴克坐在我們身旁一聲不吭。我也一聲不吭。我雙眼濕潤，心在隱隱作痛。她對這筆錢毫不在乎，她隻希望她的兒子死而複生。
有人，或許是那個法警，關掉了靠近陪審員室的那條狹窄走廊上的電燈開關，燈滅了，法庭裏驟然暗了下來。但誰也沒有挪動。哭聲漸漸變弱，她有時用紙巾有時用手指擦著臉上的淚水。
“對不起。”她聲音沙啞地說。她想回家，我們起身離開法庭。我輕輕地拍著她的手臂。戴克把我們亂七八糟的東西裝進了3隻公文包。
我們走出熄了燈的法庭，踏上大理石走廊。這是星期五的下午，時間又近5點，法院裏沒有多少活動。沒有攝像機，沒有記者，也沒有亂哄哄的人群，等在那兒搶拍我這位一舉成名的律師的鏡頭，錄下我的幾句話。
事實上，誰也沒有注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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