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那裏，透過彩色的玻璃幕牆向外凝望著：天氣晴朗的話，我能看見六裏之外的華盛頓紀念碑的碑頂，但今天不行，今天的天氣有點陰涼，風很大，還有厚厚的雲層。這種天氣對死亡倒是挺合適的：樹枝上被風吹落的最後幾片葉子飄落在下麵的停車場上。
我為什麽要擔心痛苦？受點小小的折磨又算得了什麽呢？我給別人帶來的痛苦和折磨遠不止這些。
我按了一下按鈕，斯尼德出現了。他哈了哈腰，把我的輪椅推出房間，沿著大理石的門廊來到大廳，進入了另一扇門：我和他們之間的距離在縮短，但我一點也沒有感到不安。
我已經讓那些精神病醫生等了兩個多小時。
經過我的辦公室時，我朝尼古萊特點點頭，她是我最新雇用的秘書，一個我很喜歡的可愛的女孩。如果有時間的話，她也許會成為我的第四任妻子：但已經沒有時間了。隻有最後的幾分鍾了。
一大幫家夥在那兒等——成群的律師和幾個要測試我精神狀況的精神病專家。他們全擠在會議廳那張長桌的周圍。我一進去，他們立刻停止了交談，紛紛把目光轉向我，斯尼德把輪椅推到桌子邊上，緊挨著我的律師斯塔福德。
一台台攝像機對著各個角度，攝像師們手忙腳亂地在調整焦距：每一個耳語，每一個動作，甚至每一次呼吸，都會被記錄在案，因為它們牽涉到的是一筆巨額的財富。
在我簽署的最後的遺囑裏，我留給我子女的份額很少。和往常一樣，遺囑是由斯塔福德起草的。今天早上我把這份遺囑扔進粉碎機。
我坐在這裏是要向所有的人證明，我的腦子完全有能力立一份新的遺囑。隻要這一點得到了證實，那麽。我怎樣處置這筆財產就不容別人再說三道四了。
我對麵坐著三個精神病專家——他們分別受雇於三個家庭。他們麵前都放有一張名卡，上麵印著他們的名字——紮代爾醫生，弗勞爾醫生，泰森醫生。我在仔細觀察他們的眼睛和臉。要證明自己神智清醒，就得用目光去同他們交流。
他們指望我神經錯亂，可我準備把他們當做午餐吞下肚裏去。
這場鬧劇由斯塔福德來主持，等每個人都入了座，攝像機的鏡頭也對準目標後，他說：“我是喬希·斯塔福德，特羅伊·費倫先生的律師。我右邊這位就是費倫先生。”
我先同那幾個精神病專家較量：我的目光漸次落在他們的臉上，直逼視得他們個個將眼睛閃避開去，三個人全都穿著黑色西裝、紮代爾和弗勞爾長著毛茸茸的胡子。泰森打著蝶形領結，看上去不到30歲，三個家庭都有權雇用他們想要的醫生。
斯塔福德繼續說道：“這次會議將由精神病醫生組成的專家小組對費倫先生是否具有立遺囑能力做出鑒定。如果專家小組認定費倫先生神智健全，他將簽署一份新的遺囑，遺囑將寫明他死後所有財產的分配。”
斯塔福德用鉛筆敲打著他麵前那份有一英寸厚的遺囑文本。我肯定。所有的攝像機此刻都推出遺囑的特寫鏡頭，這份遺囑將抽緊這幢大廈裏我那些子女和妻子們的每一根神經。
他們沒有看過這份遺囑的內容，他們也沒有這個權利。遺囑屬於私人文件，隻有等立遺囑人死後才可以公開：繼承者們隻能猜測它的內容，我給他們某些暗示，那是我精心製造的假象！
我使他們相信，我的巨額財富將會公平地在子女們中間進行分割，每個前妻都將得到一份豐厚的回報。他們知道這一點，他們能感覺到：他們為此已經祈禱了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這對債務纏身的他們來說確實是生死枚關的。我麵前的這份遺囑將使他們成為富翁。而且還可以平息所有的爭鬥。斯塔福德起草了這份文件，並在同他們的律師的會談中經我允許用粗筆劃出了讓那些人信以為真的內容。每個子女將得到3億至5億不等的數額，另外，每個前妻也將得到5000萬：她們在離婚時已經撈足了好處，但不用說她們早已忘得一幹二淨。
分給家庭成員的總額大約是30億美元，再被政府搜刮去幾十個億，剩下的將捐給慈善事業。
現在你該明白他們今天為什麽來這兒了：喜形於色的也有，神情肅然的也有（大部分人是如此），一個個神情專注地盯著顯示屏，等待我這個老家夥把這事了結。我敢肯定，他們都關照了精神病專家。“別太為難這個老家夥；我們要他神智清醒！”既然每個人都心滿意足，何必還搞什麽精神鑒定呢？可我最後還要愚弄他們一次，而且要做得絕。
請精神病專家做鑒定是我的主意，可我的家人以及他們的律師都沒有察覺。
第一個問話的是紮代爾：“費倫先生，你能告訴我們現在是什麽日期、時間和地點嗎？”
我覺得自己像一個一年級小學生：我把腦袋垂在胸前，像個低能兒似的想了老半天，眼看他們快坐不住了，恨不得說：“行啦，你這個老惡棍，你當然知道今天是星期幾。”
“星期一，”我輕聲說，“星期一，1996年12月9日，地點是我的辦公室！”
“時間？”
“大約是下午兩點鍾。”我說。我沒有戴表。
“你的辦公室在哪兒？”
“弗吉尼亞的麥克萊恩。”
弗勞爾湊近話筒：“你能說出孩子們的名字和出生日嗎？”
“不能，名字也許還行，但記不得出生日了。”
“好吧，那就請說說名字。”
我一點也不著急，現在還不是露崢嶸的時候。我要讓他們心神不寧：“小特羅伊·費倫，雷克斯，利比蓋爾，瑪朋，露絲，基娜，還有蘭博。”我從喉嚨裏硬擠出這一連串的名字，似乎一提到它們就令我難受。
勞弗爾被允許追問一個問題：“你還有第七個孩子，是嗎？”
“是的。”
“你還記得他的名字嗎？”
“洛基。”
“他怎麽樣了？”
“他在一次車禍中喪了命。”我端坐在椅子上，仰起頭，銳利的目光從這個醫生掃向那個醫生，在攝像機前麵顯得神智十分健全：我敢肯定，我的子女和前妻都在為我感到自豪，他們三五成群地注視著顯示屏，捏著他們目前配偶的手，微笑著望望他們那些如饑似渴的律師：到目前為止，老特羅伊在測試中還應付得不錯。
我的聲音也許低沉了些，有點沙啞。身穿白色絲袍、戴著綠頭巾、形容枯槁的我也許看上去像個白癡，但我回答出了他的問題，行了，老家夥，他們在求你。
泰森開始問：“你現在的身體狀況如何？”
“我感到好多了。”
“有傳言說你身體裏長了個惡性腫瘤。”
談上正題了，嗯？
“我想今天是精神鑒定。”我對斯塔福德瞟了一眼，他忍不住地笑了笑。但規定允許提任何問題，這不是法庭。
“是精神鑒定，”泰森彬彬有禮地說，“但所有的問題都是相互關聯的。”
“我明白了。”
“你願意回答這個問題嗎？”
“關於什麽的？”
“關於腫瘤。”
“當然。它就長在我的腦子裏，有高爾夫球那麽大，而且每天都在長，無法動手術，醫生說我挨不過二個月。”
我幾乎能聽到上麵開香檳的聲音，腫瘤終於被證實了。
“此刻你是否受任何藥物、毒品或酒精的影響？”
“沒有！”
“你是否擁有任何止痛的藥物？”
“還沒有。”
又輪到紮代爾提問了：“三個月前，《福布斯》雜誌把你的財產淨值估計為80個億。這個估算正確嗎？”
“《福布斯》什麽時候有過確切的數字？”
“這麽說那是不確切的？”
“根據市場的波動，我的財產淨值應在100億至150億之間。”我說得很慢，每個音都非常清晰，我的聲音裏有一種權威感。沒人會懷疑這個數字。
弗勞爾決定追問下去：“費倫先生，你能不能概括地敘述一下你的控股企業的組成情況？”
“我能。”
“願意說嗎？”
“也許吧。”我停頓片刻，故意讓他們心神不安。斯塔福德對我明言，不一定要在這兒泄露私人情況。給他們一個籠統的數字就行了。
“費倫集團是一個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它擁有70家企業，其中的幾家屬於公開招股公司。”
“你擁有費倫集團的多少股份？”
“大約97%。其餘的歸在一部分雇員的名下。”
泰森加入了盤問。提問很快轉入實質性的內容：“費倫先生，你的公司擁有斯賓電腦的股權嗎？”
“是的。”我慢吞吞地回答。
“擁有多少股份？”
“80%。”
“斯賓電腦是一家公開招股公司嗎？”
“是的。”
泰森擺弄著一疊公文一樣的文件，我坐在這裏也能看清他手裏的是公司的年度報告和季度報表，任何一個稍能讀寫的大學生都能搞到這類玩意兒。
“你是什麽時候買下斯賓的？”他問。
“大約四年前。”
“你當時出的是什麽價？”
“2o元一股，一共是3億。”我想回答得更加慢條斯裏一些，但就是把持不住。我看穿了泰森的用意，就等著他提下一個問題。
“現在值多少？”他問。
“昨天收盤時是43.5美元。我買下以後它配過兩次股，所以我現在的投資約值8億5000萬。”
“8億5000萬美元？”
“完全正確。”
鑒定到此就基本結束了。如果我的智力還能理解昨天的收盤價，那我的對手肯定是會感到滿意的。我能看見他們在傻笑，能聽見他們在低聲喝彩。好樣的，特羅伊。見他們的鬼去。※棒槌學堂の精校e書※
紮代爾問及我的履曆。這是為了測試我的記憶力。
“費倫先生，你出生在哪兒？”
“新澤西的蒙特克萊。”
“什麽時候？”
“1918年5月12日。”
“你母親婚前姓什麽？”
“肖。”
“她什麽時候死的？”
“珍珠港事件的前兩天。”
“你父親呢？”
“我父親什麽？”
“他什麽時候死的？”
“我不知道。我很小的時候他就失蹤了。”
紮代爾看了一眼弗勞爾，弗勞爾把問題都寫在了筆記本上。
弗勞爾於是問道：“你最小的女兒是誰？”
“哪個家庭的？”
“嗯，第一個家庭的。”
“是瑪麗·露絲。”
“沒錯——”
“當然不會有錯。”
“她上了哪個大學？”
“圖蘭大學，在新奧爾良。”
“她學的是什麽？”
“有關中世紀的東西。後來她嫁錯了人，跟其他人一樣。我想在這一點上他們都繼承了我的天資。”我看見他們臉上的肌肉變得僵硬起來。我還能想見他們的律師、同居者或配偶此刻也一定在竊笑，因為誰也不能否認我娶錯了太太這個事實。然而我的生育狀況更是糟糕。
弗勞爾突然結束了這輪問話。泰森仍醉心在錢堆裏，他問：“你在moun上ai有控股權嗎？”
“是的，我想它就在你的那堆文件裏。這是個公開招股公司。”
“你最初投資多少？”
“大約18元一股，一共是1000萬股。”
“現在它值——”
“昨天收盤時為21元。在過去的六年裏各有一次配股，現在的股金值4億美元，回答清楚了嗎？”
“是的，很清楚了。你控有多少家公開招股公司？”
“五家。”
弗勞爾向紮代爾瞟了一眼。我不知道這樣的提問還要進行多久，我突然感到疲倦了
“還有問題嗎？”斯塔福德問。我們不想催促他們，我們要讓他們感到滿意。
紮代爾問：“你今天準備在新的遺囑上簽字嗎？”
“是的，這是我想做的。”
“就是你麵前的那份？”
“是的！”
“按照這份遺囑，你的子女是否能得到你財產中可觀的一部分呢？”
“是這樣，”
“你現在準備好簽字了嗎？”
“準備好了！”
紮代爾小心翼翼地將鋼筆放在桌子上，兩手交叉，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斯塔福德：“依我著，費倫先上日前完全具備立遺囑分配遺產的能力。”他加重了語氣說。
另外兩人立刻附和進來：“我對他健全的智力毫無異議，”
弗勞爾對斯塔福德說：“他表現得異乎尋常地敏銳。”
“沒有異議？”斯塔福德問。
“沒有。”
“泰森醫生？”
“我們沒必要跟自己開玩笑，費倫先生清楚地知道他在幹什麽。他的腦子比我們的還靈。”
哦，謝謝。真是不敢當。你們這幫精神病醫生一年拚命也隻掙10萬美元，而我一年能賺上億。你們卻拍著我的腦袋來評估我有多聰明。
“是一致的意見？”斯塔福德問。
“是的，是這樣！”他迫不及待地點頭稱是。
斯塔福德將遺囑推到我麵前，又遞給我一支鋼筆。我說：“這是特羅伊·費倫的最後遺囑，以前所有的遺囑和附件都不再生效。”遺囑有92頁長，是由斯塔福德和他事務所的人起草的。我隻知道它的基本框架，但具體的細節我已經記不清了。文本我沒看，也不想看。我翻到最後一頁，潦草地簽上了名字，然後雙手擱在它的上麵：這群兀鷲永遠別想看到它。
“現在休會。”斯塔福德宣布說。人群紛紛退場。按我的吩咐，三個家庭的成員也被催著離開他們各自的房間，滾出這幢大廈！
一架攝像機的鏡頭仍對著我，它的圖像隻傳送到檔案室；律師和精神病醫生匆匆地離去。我讓斯尼德在桌旁坐下。留下的斯塔福德和他的搭檔德班也坐在那兒。房間裏隻剩下我們四個。我從長袍間取出一封信封，把它打開了。從信封裏拿出三張帶橫條的黃紙放在我前麵的桌子上。
隻有最後的幾秒鍾了，但此刻隱約有一絲恐懼從我心頭掠過。
我現在必須拿出比我積聚了幾個星期的還要多的勇氣來。
斯塔福德、德玖和斯尼德望著這幾張黃紙，茫然不知所措。
“這是我的遺囑，”我拿起鋼筆宣布道，上一份手寫的遺囑，每個字都是我親筆寫的，就在幾小時之前。寫遺囑的日期是今天，簽字的日期也是今天。我又一次潦草地簽上了我的名字：斯培福德驚愕得不知做何反應。
“以前所有的遺囑就此無效，包括五分鍾前我簽署的那份。”我重新把紙折好，放回信封。
我咬緊牙關，提醒白己對死的渴望。
我把信封推到斯培福德的麵前，與此同時，我從輪椅上站了起來，我的腿在顫動，我的心在狂跳。隻需要幾秒鍾的時間。還沒等著地我就肯定死了！
“嗨！”有人在喊，我想那是斯尼德。但我已經把他們撂在身後了。
我這個瘸子走過了，不，幾乎是跑過了好幾排皮椅子，跑過我的一幅肖像畫——我妻子的一幅拙作，跑過房間裏所有的擺設，來到那排滑門前。我知道滑門沒有上鎖，因為就在幾個小時前我把一切都排練過了。
“站住！”有人大聲在喊，他們在我身後行動起來。整整一年沒人看見我走動過。我握住把手推開了門。凜冽的寒氣撲麵而來。
我光著腳走上了狹窄的平台。我沒有朝下看便縱身越過了欄杆。
我為什麽要擔心痛苦？受點小小的折磨又算得了什麽呢？我給別人帶來的痛苦和折磨遠不止這些。
我按了一下按鈕，斯尼德出現了。他哈了哈腰，把我的輪椅推出房間，沿著大理石的門廊來到大廳，進入了另一扇門：我和他們之間的距離在縮短，但我一點也沒有感到不安。
我已經讓那些精神病醫生等了兩個多小時。
經過我的辦公室時，我朝尼古萊特點點頭，她是我最新雇用的秘書，一個我很喜歡的可愛的女孩。如果有時間的話，她也許會成為我的第四任妻子：但已經沒有時間了。隻有最後的幾分鍾了。
一大幫家夥在那兒等——成群的律師和幾個要測試我精神狀況的精神病專家。他們全擠在會議廳那張長桌的周圍。我一進去，他們立刻停止了交談，紛紛把目光轉向我，斯尼德把輪椅推到桌子邊上，緊挨著我的律師斯塔福德。
一台台攝像機對著各個角度，攝像師們手忙腳亂地在調整焦距：每一個耳語，每一個動作，甚至每一次呼吸，都會被記錄在案，因為它們牽涉到的是一筆巨額的財富。
在我簽署的最後的遺囑裏，我留給我子女的份額很少。和往常一樣，遺囑是由斯塔福德起草的。今天早上我把這份遺囑扔進粉碎機。
我坐在這裏是要向所有的人證明，我的腦子完全有能力立一份新的遺囑。隻要這一點得到了證實，那麽。我怎樣處置這筆財產就不容別人再說三道四了。
我對麵坐著三個精神病專家——他們分別受雇於三個家庭。他們麵前都放有一張名卡，上麵印著他們的名字——紮代爾醫生，弗勞爾醫生，泰森醫生。我在仔細觀察他們的眼睛和臉。要證明自己神智清醒，就得用目光去同他們交流。
他們指望我神經錯亂，可我準備把他們當做午餐吞下肚裏去。
這場鬧劇由斯塔福德來主持，等每個人都入了座，攝像機的鏡頭也對準目標後，他說：“我是喬希·斯塔福德，特羅伊·費倫先生的律師。我右邊這位就是費倫先生。”
我先同那幾個精神病專家較量：我的目光漸次落在他們的臉上，直逼視得他們個個將眼睛閃避開去，三個人全都穿著黑色西裝、紮代爾和弗勞爾長著毛茸茸的胡子。泰森打著蝶形領結，看上去不到30歲，三個家庭都有權雇用他們想要的醫生。
斯塔福德繼續說道：“這次會議將由精神病醫生組成的專家小組對費倫先生是否具有立遺囑能力做出鑒定。如果專家小組認定費倫先生神智健全，他將簽署一份新的遺囑，遺囑將寫明他死後所有財產的分配。”
斯塔福德用鉛筆敲打著他麵前那份有一英寸厚的遺囑文本。我肯定。所有的攝像機此刻都推出遺囑的特寫鏡頭，這份遺囑將抽緊這幢大廈裏我那些子女和妻子們的每一根神經。
他們沒有看過這份遺囑的內容，他們也沒有這個權利。遺囑屬於私人文件，隻有等立遺囑人死後才可以公開：繼承者們隻能猜測它的內容，我給他們某些暗示，那是我精心製造的假象！
我使他們相信，我的巨額財富將會公平地在子女們中間進行分割，每個前妻都將得到一份豐厚的回報。他們知道這一點，他們能感覺到：他們為此已經祈禱了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這對債務纏身的他們來說確實是生死枚關的。我麵前的這份遺囑將使他們成為富翁。而且還可以平息所有的爭鬥。斯塔福德起草了這份文件，並在同他們的律師的會談中經我允許用粗筆劃出了讓那些人信以為真的內容。每個子女將得到3億至5億不等的數額，另外，每個前妻也將得到5000萬：她們在離婚時已經撈足了好處，但不用說她們早已忘得一幹二淨。
分給家庭成員的總額大約是30億美元，再被政府搜刮去幾十個億，剩下的將捐給慈善事業。
現在你該明白他們今天為什麽來這兒了：喜形於色的也有，神情肅然的也有（大部分人是如此），一個個神情專注地盯著顯示屏，等待我這個老家夥把這事了結。我敢肯定，他們都關照了精神病專家。“別太為難這個老家夥；我們要他神智清醒！”既然每個人都心滿意足，何必還搞什麽精神鑒定呢？可我最後還要愚弄他們一次，而且要做得絕。
請精神病專家做鑒定是我的主意，可我的家人以及他們的律師都沒有察覺。
第一個問話的是紮代爾：“費倫先生，你能告訴我們現在是什麽日期、時間和地點嗎？”
我覺得自己像一個一年級小學生：我把腦袋垂在胸前，像個低能兒似的想了老半天，眼看他們快坐不住了，恨不得說：“行啦，你這個老惡棍，你當然知道今天是星期幾。”
“星期一，”我輕聲說，“星期一，1996年12月9日，地點是我的辦公室！”
“時間？”
“大約是下午兩點鍾。”我說。我沒有戴表。
“你的辦公室在哪兒？”
“弗吉尼亞的麥克萊恩。”
弗勞爾湊近話筒：“你能說出孩子們的名字和出生日嗎？”
“不能，名字也許還行，但記不得出生日了。”
“好吧，那就請說說名字。”
我一點也不著急，現在還不是露崢嶸的時候。我要讓他們心神不寧：“小特羅伊·費倫，雷克斯，利比蓋爾，瑪朋，露絲，基娜，還有蘭博。”我從喉嚨裏硬擠出這一連串的名字，似乎一提到它們就令我難受。
勞弗爾被允許追問一個問題：“你還有第七個孩子，是嗎？”
“是的。”
“你還記得他的名字嗎？”
“洛基。”
“他怎麽樣了？”
“他在一次車禍中喪了命。”我端坐在椅子上，仰起頭，銳利的目光從這個醫生掃向那個醫生，在攝像機前麵顯得神智十分健全：我敢肯定，我的子女和前妻都在為我感到自豪，他們三五成群地注視著顯示屏，捏著他們目前配偶的手，微笑著望望他們那些如饑似渴的律師：到目前為止，老特羅伊在測試中還應付得不錯。
我的聲音也許低沉了些，有點沙啞。身穿白色絲袍、戴著綠頭巾、形容枯槁的我也許看上去像個白癡，但我回答出了他的問題，行了，老家夥，他們在求你。
泰森開始問：“你現在的身體狀況如何？”
“我感到好多了。”
“有傳言說你身體裏長了個惡性腫瘤。”
談上正題了，嗯？
“我想今天是精神鑒定。”我對斯塔福德瞟了一眼，他忍不住地笑了笑。但規定允許提任何問題，這不是法庭。
“是精神鑒定，”泰森彬彬有禮地說，“但所有的問題都是相互關聯的。”
“我明白了。”
“你願意回答這個問題嗎？”
“關於什麽的？”
“關於腫瘤。”
“當然。它就長在我的腦子裏，有高爾夫球那麽大，而且每天都在長，無法動手術，醫生說我挨不過二個月。”
我幾乎能聽到上麵開香檳的聲音，腫瘤終於被證實了。
“此刻你是否受任何藥物、毒品或酒精的影響？”
“沒有！”
“你是否擁有任何止痛的藥物？”
“還沒有。”
又輪到紮代爾提問了：“三個月前，《福布斯》雜誌把你的財產淨值估計為80個億。這個估算正確嗎？”
“《福布斯》什麽時候有過確切的數字？”
“這麽說那是不確切的？”
“根據市場的波動，我的財產淨值應在100億至150億之間。”我說得很慢，每個音都非常清晰，我的聲音裏有一種權威感。沒人會懷疑這個數字。
弗勞爾決定追問下去：“費倫先生，你能不能概括地敘述一下你的控股企業的組成情況？”
“我能。”
“願意說嗎？”
“也許吧。”我停頓片刻，故意讓他們心神不安。斯塔福德對我明言，不一定要在這兒泄露私人情況。給他們一個籠統的數字就行了。
“費倫集團是一個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它擁有70家企業，其中的幾家屬於公開招股公司。”
“你擁有費倫集團的多少股份？”
“大約97%。其餘的歸在一部分雇員的名下。”
泰森加入了盤問。提問很快轉入實質性的內容：“費倫先生，你的公司擁有斯賓電腦的股權嗎？”
“是的。”我慢吞吞地回答。
“擁有多少股份？”
“80%。”
“斯賓電腦是一家公開招股公司嗎？”
“是的。”
泰森擺弄著一疊公文一樣的文件，我坐在這裏也能看清他手裏的是公司的年度報告和季度報表，任何一個稍能讀寫的大學生都能搞到這類玩意兒。
“你是什麽時候買下斯賓的？”他問。
“大約四年前。”
“你當時出的是什麽價？”
“2o元一股，一共是3億。”我想回答得更加慢條斯裏一些，但就是把持不住。我看穿了泰森的用意，就等著他提下一個問題。
“現在值多少？”他問。
“昨天收盤時是43.5美元。我買下以後它配過兩次股，所以我現在的投資約值8億5000萬。”
“8億5000萬美元？”
“完全正確。”
鑒定到此就基本結束了。如果我的智力還能理解昨天的收盤價，那我的對手肯定是會感到滿意的。我能看見他們在傻笑，能聽見他們在低聲喝彩。好樣的，特羅伊。見他們的鬼去。※棒槌學堂の精校e書※
紮代爾問及我的履曆。這是為了測試我的記憶力。
“費倫先生，你出生在哪兒？”
“新澤西的蒙特克萊。”
“什麽時候？”
“1918年5月12日。”
“你母親婚前姓什麽？”
“肖。”
“她什麽時候死的？”
“珍珠港事件的前兩天。”
“你父親呢？”
“我父親什麽？”
“他什麽時候死的？”
“我不知道。我很小的時候他就失蹤了。”
紮代爾看了一眼弗勞爾，弗勞爾把問題都寫在了筆記本上。
弗勞爾於是問道：“你最小的女兒是誰？”
“哪個家庭的？”
“嗯，第一個家庭的。”
“是瑪麗·露絲。”
“沒錯——”
“當然不會有錯。”
“她上了哪個大學？”
“圖蘭大學，在新奧爾良。”
“她學的是什麽？”
“有關中世紀的東西。後來她嫁錯了人，跟其他人一樣。我想在這一點上他們都繼承了我的天資。”我看見他們臉上的肌肉變得僵硬起來。我還能想見他們的律師、同居者或配偶此刻也一定在竊笑，因為誰也不能否認我娶錯了太太這個事實。然而我的生育狀況更是糟糕。
弗勞爾突然結束了這輪問話。泰森仍醉心在錢堆裏，他問：“你在moun上ai有控股權嗎？”
“是的，我想它就在你的那堆文件裏。這是個公開招股公司。”
“你最初投資多少？”
“大約18元一股，一共是1000萬股。”
“現在它值——”
“昨天收盤時為21元。在過去的六年裏各有一次配股，現在的股金值4億美元，回答清楚了嗎？”
“是的，很清楚了。你控有多少家公開招股公司？”
“五家。”
弗勞爾向紮代爾瞟了一眼。我不知道這樣的提問還要進行多久，我突然感到疲倦了
“還有問題嗎？”斯塔福德問。我們不想催促他們，我們要讓他們感到滿意。
紮代爾問：“你今天準備在新的遺囑上簽字嗎？”
“是的，這是我想做的。”
“就是你麵前的那份？”
“是的！”
“按照這份遺囑，你的子女是否能得到你財產中可觀的一部分呢？”
“是這樣，”
“你現在準備好簽字了嗎？”
“準備好了！”
紮代爾小心翼翼地將鋼筆放在桌子上，兩手交叉，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斯塔福德：“依我著，費倫先上日前完全具備立遺囑分配遺產的能力。”他加重了語氣說。
另外兩人立刻附和進來：“我對他健全的智力毫無異議，”
弗勞爾對斯塔福德說：“他表現得異乎尋常地敏銳。”
“沒有異議？”斯塔福德問。
“沒有。”
“泰森醫生？”
“我們沒必要跟自己開玩笑，費倫先生清楚地知道他在幹什麽。他的腦子比我們的還靈。”
哦，謝謝。真是不敢當。你們這幫精神病醫生一年拚命也隻掙10萬美元，而我一年能賺上億。你們卻拍著我的腦袋來評估我有多聰明。
“是一致的意見？”斯塔福德問。
“是的，是這樣！”他迫不及待地點頭稱是。
斯塔福德將遺囑推到我麵前，又遞給我一支鋼筆。我說：“這是特羅伊·費倫的最後遺囑，以前所有的遺囑和附件都不再生效。”遺囑有92頁長，是由斯塔福德和他事務所的人起草的。我隻知道它的基本框架，但具體的細節我已經記不清了。文本我沒看，也不想看。我翻到最後一頁，潦草地簽上了名字，然後雙手擱在它的上麵：這群兀鷲永遠別想看到它。
“現在休會。”斯塔福德宣布說。人群紛紛退場。按我的吩咐，三個家庭的成員也被催著離開他們各自的房間，滾出這幢大廈！
一架攝像機的鏡頭仍對著我，它的圖像隻傳送到檔案室；律師和精神病醫生匆匆地離去。我讓斯尼德在桌旁坐下。留下的斯塔福德和他的搭檔德班也坐在那兒。房間裏隻剩下我們四個。我從長袍間取出一封信封，把它打開了。從信封裏拿出三張帶橫條的黃紙放在我前麵的桌子上。
隻有最後的幾秒鍾了，但此刻隱約有一絲恐懼從我心頭掠過。
我現在必須拿出比我積聚了幾個星期的還要多的勇氣來。
斯塔福德、德玖和斯尼德望著這幾張黃紙，茫然不知所措。
“這是我的遺囑，”我拿起鋼筆宣布道，上一份手寫的遺囑，每個字都是我親筆寫的，就在幾小時之前。寫遺囑的日期是今天，簽字的日期也是今天。我又一次潦草地簽上了我的名字：斯培福德驚愕得不知做何反應。
“以前所有的遺囑就此無效，包括五分鍾前我簽署的那份。”我重新把紙折好，放回信封。
我咬緊牙關，提醒白己對死的渴望。
我把信封推到斯培福德的麵前，與此同時，我從輪椅上站了起來，我的腿在顫動，我的心在狂跳。隻需要幾秒鍾的時間。還沒等著地我就肯定死了！
“嗨！”有人在喊，我想那是斯尼德。但我已經把他們撂在身後了。
我這個瘸子走過了，不，幾乎是跑過了好幾排皮椅子，跑過我的一幅肖像畫——我妻子的一幅拙作，跑過房間裏所有的擺設，來到那排滑門前。我知道滑門沒有上鎖，因為就在幾個小時前我把一切都排練過了。
“站住！”有人大聲在喊，他們在我身後行動起來。整整一年沒人看見我走動過。我握住把手推開了門。凜冽的寒氣撲麵而來。
我光著腳走上了狹窄的平台。我沒有朝下看便縱身越過了欄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