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檔案員給我傳輸材料的時候，我坐在那位先生用槍給我指定好的地點一張一張地把電傳紙取下來。我的同伴已經站了兩個小時，背靠著牆，仍然是捆在一起的，幾乎無法活動。一個個無精打采的，已經有些堅持不住了，樣子十分可憐。
但是他們最難受的時候還沒有到來。
“先從你開始，”他對我說，“叫什麽名字？”
“邁克爾-布羅克。”我很有禮貌地回答。
“你去年年收入是多少？”
“我已經告訴你了，交稅前是十二萬元。”
“你捐贈了多少？”
我當然可以撒謊。我雖不是稅收律師，但我仍有信心可以巧妙地對付他的問題。我看到了我的1040表傳輸過來，我抓緊時間飛速地瀏覽了一下那幾頁內容。克萊爾做實習醫生已是第二年了，年收入在三萬一千美元，這樣一來我們倆的收入是相當可觀的。克萊爾讀書的費用，在喬治頓的一套漂亮的公寓每月二千四百美元，兩輛新型汽車以及相應的汽車費用，還有要維持高水準的生活所需其他費用，我們倆隻要花上兩萬兩千美元就可以了。
那位先生仍在耐心地等待。而實際上他的耐心反而使我心虛，喪失了剛才那種自信。我猜測那些警察正在天花板上的通風道裏爬著或登上附近的樹，或在鄰樓的屋頂上來回巡視，觀察我們這間辦公室的結構，就像我們在電視裏所看到的那種情形一樣：他們在尋找一個可以射擊凶犯頭顱的角度，而凶犯卻對此一無所知。他已接受這樣的命運，準備去死。而我們其他人可不希望會有這樣的命運。
他還在玩弄著他那紅色導火索，這使我的心率快達到了每分鍾一百次。
“我給耶魯大學捐贈了一千美金，”我說，“又捐了兩千給地方基督教會聯合會。”
“你捐助多少給窮人？”
我不知道捐贈給耶魯大學的錢是否用於資助貧困學生了。“給聯合會的錢就是用來散發給城裏的窮人的，我可以肯定一些窮人會得到的。”
“你又給那些挨餓的人多少錢呢？”
“我交各種稅的錢是五萬三千美元，其中相當一部分用於需要照顧的兒童，或其他什麽人的福利、醫療等項事業。”
“你是出於自願這麽做的嗎？是以一種奉獻的精神做的嗎？”
“對此我並不抱怨。”我說，其實這和大多數國民一樣，都不是真心話。
“你挨過餓嗎？”
他喜歡簡短的回答，而我也沒有心情去和他耍腦筋或施展幽默。“沒有，”我說，“到目前還沒有挨過餓。”
“你在冰天雪地裏睡過覺嗎？”
“也沒有。”
“你掙不少錢，可是我在你旁邊走過時你連幾個零錢也舍不得給。”他又用搶指點著其他幾個人，“還有你們，我坐在路邊乞討，你們就在我身邊走過。你們喝一杯咖啡的錢就足夠我吃幾頓飯。你們為什麽不能去幫助那些身無分文的人，那些有病沒錢治的人，那些無家可歸的人？你們是那麽富有。”
我也和那位先生一起注視著這些可憐蟲，那景色可不太雅觀。大多數人都兩眼盯著自己的腳，隻有拉夫特看著桌子底下。回想著我們每個人在特區的街上遇到那些乞討的人時的想法，如果你給了他幾個零錢，他就會立刻鑽進酒館，或是再纏著你多要一些錢，即便你給了他錢，他也不會就此離開這裏不再乞討。
又是一陣沉默。一架直升飛機就在附近盤旋，我完全可以猜測出他們在停車場那兒正如何策劃著。他們在催促那位先生發話，電話始終接通著，但始終沒有通話。他不想與任何人談話，也不想談判。他隻和我們會議室這幾個人說話。
“你們中哪個人掙錢最多？”他問我。馬拉穆德是我們當中唯一的股東，我胡亂地翻著這些文件，終於找到了他的。
“我掙得最多。”馬拉穆德主動說。
“你叫什麽名字？”
“內特-馬拉穆德。”
我很快地看完了內特的收入明細表，能看到一位股東成功的每一細節的機會並不多，但現在這絲毫不能引起我的興趣。
“多少？”那位先生問我。
哦，國內收入總署的記錄真是明晰得很。你想要知道什麽？總收入？調節後的總收入？淨收入？應課多少稅？是月薪還是周薪？是商業收入還是投資盈利？應有盡有。
馬拉穆德在公司的月薪是五萬美元，而每年從公司中獲紅利五十萬一千美元，這是我們每個人都夢寐以求的。去年是個豐收年，這我們都知道，所以，我們那些股東中有許多人收入都逾百萬美元，他也是其中之一。
我決定還是小心行事，在這張明細表的後麵還隱藏著許多其他收入情況，如房屋出租、股利，還有一個小買賣等等。我想如果那位先生看到這張明細賬目表，他都得會和這些數字去拚命。
“一百一十萬。”我說，表上還有二十萬我沒報。
他沉思了一會兒，“你掙了一百萬美元。”他對馬拉穆德說。馬拉穆德麵無愧色。
“是的，不錯。”
“你捐了多少錢給挨餓的人、無家可歸的人？”
我已經迅速地看過了他各項扣除項目的真實情況。
“我無法準確地記起具體數目了，我和妻子給慈善事業的捐贈是不少的。我所知道的一次捐贈就是五千美元，是捐給特區基金會的。我想你會知道的，那個基金會把錢財布施給窮人。我們捐贈數目是不小的。而且我們也很高興這樣做。”
“我相信你是高興這樣做的。”那位先生說，語氣裏第一次露出一些諷刺的意味。
他不打算讓我繼續解釋我們是何等大方慷慨了，他需要的是更為實際的情況。他叫我寫下我們九個人的名字，並在旁邊注上去年的收入和給慈善事業捐贈的情況。
這是需要時間的。我拿不定主意：是快點把它寫完呢，還是故意拖延一下時間呢？他如果不喜歡這些算術是否就會把我們一塊殺死呢？也許我得慢一點做才好，因為從這表一眼就可以看出，我們這些富人的確收入頗豐，而捐出的錢相比之下是太少了些，我知道，這種僵持的局麵持續越久，解救人員就會越急切。
他並沒有說每隔一小時就殺一個人質，他也沒有要求釋放在押的同夥，他似乎什麽要求也沒有提出，真的。
我不緊不慢，馬拉穆德也不慌不忙。最後輪到了克爾伯恩，他做見習律師已是第三年了，收入才八萬六千美元。令我不快的是我的夥伴巴利-納佐竟然比我還多掙一萬一千美元。這件事我們以後再說。
“如果把這些數字都加起來，是三百萬美元。”我向那位先生報告說。他似乎又在打盹，不過手卻仍然握在紅色導線上。
他慢慢地搖了搖頭。“那麽給了窮人多少錢呢？”
“總共是十八萬元。”
“我不要總數，別把我和我的那些人同交響音樂和猶太教會混到一塊兒去，也別把我們與你們白人的俱樂部相提並論，你們在俱樂部裏拍賣你們的酒、你們的手稿，然後給童子軍幾塊美元。我在說食物的問題，嬰兒的食品。就在這裏，就在這座城市，你們在這裏掙幾百萬美元，可是還有那麽多嬰兒在夜裏餓得直哭，因為他們太餓了。你們為他們的食品捐了多少？”
他又在看著我，我盯著我眼前的報紙。我不能撒謊。
他繼續說道：“整個城裏到處都是施粥所，在那裏窮人和無家可歸的人可以得到點吃的，你們向施粥所捐過多少錢？到底捐過沒有？”
“沒有直接捐過，”我回答說，“不過那些捐給慈善事業的——”
“閉嘴！”
他又在揮舞著那該死的槍。
“那麽，對那些躲在避難所的無家可歸的人呢？那些在華氏十度的天氣才能在棚戶區找到個安身之地的窮人呢？你們又捐了多少？這些報紙上列出了多少這樣的棚戶房？”
我仍然沒敢編造。“一個也沒有列出。”我輕聲地回答道。
他跳了起來，威嚇著我們，銀色膠帶下幾根紅色的棒棒清晰可見。他把椅子向後一踢。“那些醫院呢？我們有那麽多小醫療所，有那些掙那麽多錢的裝模作樣的醫生。他們隻是花了一點時間幫助那些病人，他們可不是白幹的。政府從前是替他們付租金，幫助他們買藥品和設備的。現在政府由一些笨蛋統治著，一切撥款都沒有了。你們又捐了多少錢給這些小醫療所呢？”
拉夫特看了看我，似乎我應做點什麽，例如，突然看見報紙上寫著什麽說：“嗨，看這兒，我們捐給醫療站和施粥所五十萬美元。”
這正是拉夫特可能會做的，而我可不會。我可不想挨槍子兒。那位先生比看起來的樣子要精明多了。當那位先生走到窗口去從小百葉窗向外望時，我迅速地掃了一眼報紙。“到處都是警察，”他說道，聲音大到我們都能聽到，“還有不少的救護車。”
他不一會兒就把剛才的事忘了，慢慢地沿著會議桌旁邊走了過來，又來到他的人質跟前。他們看著他的每一個動作，尤其關注著炸藥。他慢慢地舉起槍，瞄準克爾伯恩的鼻子，離他不到三英尺遠。
“你給醫療所捐了多少？”
“沒有捐過。”克爾伯恩緊閉雙眼，聽聲音幾乎都快哭了。我的心都停止了跳動，呼吸也屏住了。
“向施粥處呢？”
“也沒有。”
“向無家可歸的棚戶房呢？”
“沒有。”
他並沒有向克爾伯恩開槍，而是把槍口又對準了納佐，又重複了相同的問題。納佐的答案也是如出一轍，那位先生就這樣一個接著一個地用槍指著，問著指同的問題，得到的也是別無二致的回答。他沒一槍把拉夫特打死，真有些令我們失望。
“三百萬美元，”他厭惡地說，“竟然沒有一文錢是捐給生病和挨餓的人，你們這些可憐的家夥。”
我們是感到很可憐，現在我意識到他並不想殺死我們。
一個街頭流浪漢怎麽會有炸藥呢？又會有誰教他使用雷管的呢？
黃昏時，他說他餓了。他叫我打電話給“老板”，讓他從l大街與西北十七街交匯處的循道宗布道團的施粥所要些濃湯來，他說那兒的湯裏菜放得多，而且麵包也比大多數其他地方新鮮一些。
“那裏的食物可以帶出去吃嗎？”魯道夫問道，他的聲調可以聽得出有些懷疑，這聲音從揚聲器中傳出，在屋裏回蕩著。
“魯道夫，你照辦就是！”我向他吼道，“要夠十個人吃的。”那位先生叫我把電話掛上，接著又叫我接通。
我可以看到我的四個朋友和一群警察穿過交通高峰期的城市，屈尊去完成一個小小的使命，在那裏那些衣衫襤褸的流浪者在低頭喝著湯，對他們的到來感到納悶，不知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要十份濃湯，外加麵包。
那位先生又聽到直升飛機的聲音時再一次來到窗前，他向外窺探，又向後退了一步，手撚著胡須，捉摸著形勢。他們要采取什麽樣的行動還需要動用直升機呢？可能是為了運送傷員吧？
烏姆斯特德一個小時以來就一直坐立不安，這讓拉夫特和馬拉穆德十分不舒服，因為他被捆在這兩人之間，手腕連著手腕。他最後終於受不了了。
“唔，先生，對不起，我實在不得已，我得去男生屋。”1
1男生屋，原文是boys’room，學生用語，即男廁所，由men’sroom變化而來。
那位先生仍然手撚胡須：“男生屋？什麽是男生屋？”
“我要撒尿，先生。”烏姆斯特德說，樣子真像個小學三年級的學生，“我實在憋不住了。”
那位先生環視一下房間，發現咖啡桌上有一隻瓷花瓶，又把槍一揮，命令我給他鬆綁。
“這就是男生屋。”那位先生說。
烏姆斯特德把花從瓶中拿出去，背朝著我們開始撒尿，時間可夠長的，我們這時低頭看著地板，他終於尿完了。這時那位先生又叫我們把會議桌挪靠窗子。這個會議桌有二十英尺長，是堅硬的核桃木製的。這個公司的家具都是這種質量的，我和烏姆斯特德一人把一頭，其餘人在一側一起一點一點地向前移動這個大桌子，直到先生喊聲停，我們才住手，我們一共向前移了六英尺。他又命令我隻把馬拉穆德和拉夫特綁在一起，而沒有綁烏姆斯特德。我怎麽也不明白他為什麽這麽做。
接著他讓那個連在一起的七個人坐在桌子上，背靠著牆。沒有人敢問為什麽，但我估計他是需要一個屏障以防神槍手的射擊。後來我才知道警察已經派狙擊手悄悄地爬上鄰樓，大概先生已發現了他們。
在站了五個小時之後，拉夫特和這一夥人終於可以坐了下來。烏姆斯特德和我可以坐在椅子上，而那位先生拿了一把椅子在桌子的一端坐下。我們就這樣等候著。
流浪生活一定能教會一個人有耐性。他長時間地靜靜地坐在那裏好像心滿意足的樣子，雙眼隱在太陽鏡的後麵，頭一動不動。
“有誰曾把付不起房租的人趕出去過？”他無所指地含糊地問了一句，可等了一會兒見沒有人回答，又問了一遍。
我們麵麵相覷，困惑不解，我們中間似乎沒有他所說的那種情況。他似乎在盯著桌子上的某處，就離克爾伯恩的腳不遠。
“你們不僅對無家可歸的人毫不關心，而且還把他們趕到街頭上去。”
我們隻好點點頭，就像按同一個樂譜唱歌一樣。就是他用再難聽的話來說我們，我們也會領受的。
在七點差幾分的時候，我們要的外賣已經到了。敲門聲很響。那位先生又叫我打個電話警告警察說，隻要他看到或聽見外麵有人，他就殺死我們當中的一人。我十分謹慎地向魯道夫把這一警告做了傳達，我並且告訴他不要企圖采取救援活動，我們正在談判。
魯道夫說他明白。
烏姆斯特德走到門旁，打開門，然後等著那位先生發指示。先生就在他身後，槍口離烏姆斯特德的頭不超過一英尺。
“慢慢地打開門。”先生說。
我在先生身後幾英尺處站著，門開了。食物是放在一個小推車上麵的，就是我們律師專職助手拉我們收集的大量材料的那種小車。我可以看到四個大塑料盒的湯還有一個牛皮紙袋子，裏麵裝的麵包。我想知道有沒有喝的東西，我們始終沒有發現。
烏姆斯特德邁出走廊一步去拉車，正要向回拉時，突然“砰”的一聲槍響，在會議室裏聽起來特別響。原來一個警察神槍手就躲在戴維爾太太那張辦公桌的背後，離會議室有四十英尺遠，但他對他要找的目標卻看得一清二楚。當烏姆斯特德低頭去拉車時，那位先生的頭在瞬間暴露給他，那位神槍手就一下子把它打開了花。
那位先生身子向後一仰，連一聲都沒吭就倒下了，我的臉上立刻濺滿了血和粘液。我還以為我也被擊中了，我記得我當時痛得驚叫了一聲。烏姆斯特德在大廳裏也叫喊起來。原來在桌子上的那七個人都像遭訓斥的狗一樣從桌子上爬了下來，其中一半人拖著另一半人，叫喊著向門口衝去。我跪在地上，緊閉雙眼等候炸藥的爆炸，接著我又逃向另外的一扇門，逃離那具殘缺不全的屍體。我打開了鎖，把門撞開，當我最後看那位先生時，他還在一塊十分貴重的東方地毯上抽搐著。他的手攤放在兩側，根本不在紅色導火索旁邊了。
這時門廳裏擠滿了警察，都戴著嚇人的頭盔，穿著厚厚的坎肩，又有幾十個人，都貓著腰，匆匆趕到。他們讓人分不清誰是誰，他們把我們連攙帶架穿過接待大廳，直奔電梯。
“你受傷了嗎？”他們問我。
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受傷沒有。我的臉上和襯衣上都是血，而那種粘稠的液體後來醫生說是腦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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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們最難受的時候還沒有到來。
“先從你開始，”他對我說，“叫什麽名字？”
“邁克爾-布羅克。”我很有禮貌地回答。
“你去年年收入是多少？”
“我已經告訴你了，交稅前是十二萬元。”
“你捐贈了多少？”
我當然可以撒謊。我雖不是稅收律師，但我仍有信心可以巧妙地對付他的問題。我看到了我的1040表傳輸過來，我抓緊時間飛速地瀏覽了一下那幾頁內容。克萊爾做實習醫生已是第二年了，年收入在三萬一千美元，這樣一來我們倆的收入是相當可觀的。克萊爾讀書的費用，在喬治頓的一套漂亮的公寓每月二千四百美元，兩輛新型汽車以及相應的汽車費用，還有要維持高水準的生活所需其他費用，我們倆隻要花上兩萬兩千美元就可以了。
那位先生仍在耐心地等待。而實際上他的耐心反而使我心虛，喪失了剛才那種自信。我猜測那些警察正在天花板上的通風道裏爬著或登上附近的樹，或在鄰樓的屋頂上來回巡視，觀察我們這間辦公室的結構，就像我們在電視裏所看到的那種情形一樣：他們在尋找一個可以射擊凶犯頭顱的角度，而凶犯卻對此一無所知。他已接受這樣的命運，準備去死。而我們其他人可不希望會有這樣的命運。
他還在玩弄著他那紅色導火索，這使我的心率快達到了每分鍾一百次。
“我給耶魯大學捐贈了一千美金，”我說，“又捐了兩千給地方基督教會聯合會。”
“你捐助多少給窮人？”
我不知道捐贈給耶魯大學的錢是否用於資助貧困學生了。“給聯合會的錢就是用來散發給城裏的窮人的，我可以肯定一些窮人會得到的。”
“你又給那些挨餓的人多少錢呢？”
“我交各種稅的錢是五萬三千美元，其中相當一部分用於需要照顧的兒童，或其他什麽人的福利、醫療等項事業。”
“你是出於自願這麽做的嗎？是以一種奉獻的精神做的嗎？”
“對此我並不抱怨。”我說，其實這和大多數國民一樣，都不是真心話。
“你挨過餓嗎？”
他喜歡簡短的回答，而我也沒有心情去和他耍腦筋或施展幽默。“沒有，”我說，“到目前還沒有挨過餓。”
“你在冰天雪地裏睡過覺嗎？”
“也沒有。”
“你掙不少錢，可是我在你旁邊走過時你連幾個零錢也舍不得給。”他又用搶指點著其他幾個人，“還有你們，我坐在路邊乞討，你們就在我身邊走過。你們喝一杯咖啡的錢就足夠我吃幾頓飯。你們為什麽不能去幫助那些身無分文的人，那些有病沒錢治的人，那些無家可歸的人？你們是那麽富有。”
我也和那位先生一起注視著這些可憐蟲，那景色可不太雅觀。大多數人都兩眼盯著自己的腳，隻有拉夫特看著桌子底下。回想著我們每個人在特區的街上遇到那些乞討的人時的想法，如果你給了他幾個零錢，他就會立刻鑽進酒館，或是再纏著你多要一些錢，即便你給了他錢，他也不會就此離開這裏不再乞討。
又是一陣沉默。一架直升飛機就在附近盤旋，我完全可以猜測出他們在停車場那兒正如何策劃著。他們在催促那位先生發話，電話始終接通著，但始終沒有通話。他不想與任何人談話，也不想談判。他隻和我們會議室這幾個人說話。
“你們中哪個人掙錢最多？”他問我。馬拉穆德是我們當中唯一的股東，我胡亂地翻著這些文件，終於找到了他的。
“我掙得最多。”馬拉穆德主動說。
“你叫什麽名字？”
“內特-馬拉穆德。”
我很快地看完了內特的收入明細表，能看到一位股東成功的每一細節的機會並不多，但現在這絲毫不能引起我的興趣。
“多少？”那位先生問我。
哦，國內收入總署的記錄真是明晰得很。你想要知道什麽？總收入？調節後的總收入？淨收入？應課多少稅？是月薪還是周薪？是商業收入還是投資盈利？應有盡有。
馬拉穆德在公司的月薪是五萬美元，而每年從公司中獲紅利五十萬一千美元，這是我們每個人都夢寐以求的。去年是個豐收年，這我們都知道，所以，我們那些股東中有許多人收入都逾百萬美元，他也是其中之一。
我決定還是小心行事，在這張明細表的後麵還隱藏著許多其他收入情況，如房屋出租、股利，還有一個小買賣等等。我想如果那位先生看到這張明細賬目表，他都得會和這些數字去拚命。
“一百一十萬。”我說，表上還有二十萬我沒報。
他沉思了一會兒，“你掙了一百萬美元。”他對馬拉穆德說。馬拉穆德麵無愧色。
“是的，不錯。”
“你捐了多少錢給挨餓的人、無家可歸的人？”
我已經迅速地看過了他各項扣除項目的真實情況。
“我無法準確地記起具體數目了，我和妻子給慈善事業的捐贈是不少的。我所知道的一次捐贈就是五千美元，是捐給特區基金會的。我想你會知道的，那個基金會把錢財布施給窮人。我們捐贈數目是不小的。而且我們也很高興這樣做。”
“我相信你是高興這樣做的。”那位先生說，語氣裏第一次露出一些諷刺的意味。
他不打算讓我繼續解釋我們是何等大方慷慨了，他需要的是更為實際的情況。他叫我寫下我們九個人的名字，並在旁邊注上去年的收入和給慈善事業捐贈的情況。
這是需要時間的。我拿不定主意：是快點把它寫完呢，還是故意拖延一下時間呢？他如果不喜歡這些算術是否就會把我們一塊殺死呢？也許我得慢一點做才好，因為從這表一眼就可以看出，我們這些富人的確收入頗豐，而捐出的錢相比之下是太少了些，我知道，這種僵持的局麵持續越久，解救人員就會越急切。
他並沒有說每隔一小時就殺一個人質，他也沒有要求釋放在押的同夥，他似乎什麽要求也沒有提出，真的。
我不緊不慢，馬拉穆德也不慌不忙。最後輪到了克爾伯恩，他做見習律師已是第三年了，收入才八萬六千美元。令我不快的是我的夥伴巴利-納佐竟然比我還多掙一萬一千美元。這件事我們以後再說。
“如果把這些數字都加起來，是三百萬美元。”我向那位先生報告說。他似乎又在打盹，不過手卻仍然握在紅色導線上。
他慢慢地搖了搖頭。“那麽給了窮人多少錢呢？”
“總共是十八萬元。”
“我不要總數，別把我和我的那些人同交響音樂和猶太教會混到一塊兒去，也別把我們與你們白人的俱樂部相提並論，你們在俱樂部裏拍賣你們的酒、你們的手稿，然後給童子軍幾塊美元。我在說食物的問題，嬰兒的食品。就在這裏，就在這座城市，你們在這裏掙幾百萬美元，可是還有那麽多嬰兒在夜裏餓得直哭，因為他們太餓了。你們為他們的食品捐了多少？”
他又在看著我，我盯著我眼前的報紙。我不能撒謊。
他繼續說道：“整個城裏到處都是施粥所，在那裏窮人和無家可歸的人可以得到點吃的，你們向施粥所捐過多少錢？到底捐過沒有？”
“沒有直接捐過，”我回答說，“不過那些捐給慈善事業的——”
“閉嘴！”
他又在揮舞著那該死的槍。
“那麽，對那些躲在避難所的無家可歸的人呢？那些在華氏十度的天氣才能在棚戶區找到個安身之地的窮人呢？你們又捐了多少？這些報紙上列出了多少這樣的棚戶房？”
我仍然沒敢編造。“一個也沒有列出。”我輕聲地回答道。
他跳了起來，威嚇著我們，銀色膠帶下幾根紅色的棒棒清晰可見。他把椅子向後一踢。“那些醫院呢？我們有那麽多小醫療所，有那些掙那麽多錢的裝模作樣的醫生。他們隻是花了一點時間幫助那些病人，他們可不是白幹的。政府從前是替他們付租金，幫助他們買藥品和設備的。現在政府由一些笨蛋統治著，一切撥款都沒有了。你們又捐了多少錢給這些小醫療所呢？”
拉夫特看了看我，似乎我應做點什麽，例如，突然看見報紙上寫著什麽說：“嗨，看這兒，我們捐給醫療站和施粥所五十萬美元。”
這正是拉夫特可能會做的，而我可不會。我可不想挨槍子兒。那位先生比看起來的樣子要精明多了。當那位先生走到窗口去從小百葉窗向外望時，我迅速地掃了一眼報紙。“到處都是警察，”他說道，聲音大到我們都能聽到，“還有不少的救護車。”
他不一會兒就把剛才的事忘了，慢慢地沿著會議桌旁邊走了過來，又來到他的人質跟前。他們看著他的每一個動作，尤其關注著炸藥。他慢慢地舉起槍，瞄準克爾伯恩的鼻子，離他不到三英尺遠。
“你給醫療所捐了多少？”
“沒有捐過。”克爾伯恩緊閉雙眼，聽聲音幾乎都快哭了。我的心都停止了跳動，呼吸也屏住了。
“向施粥處呢？”
“也沒有。”
“向無家可歸的棚戶房呢？”
“沒有。”
他並沒有向克爾伯恩開槍，而是把槍口又對準了納佐，又重複了相同的問題。納佐的答案也是如出一轍，那位先生就這樣一個接著一個地用槍指著，問著指同的問題，得到的也是別無二致的回答。他沒一槍把拉夫特打死，真有些令我們失望。
“三百萬美元，”他厭惡地說，“竟然沒有一文錢是捐給生病和挨餓的人，你們這些可憐的家夥。”
我們是感到很可憐，現在我意識到他並不想殺死我們。
一個街頭流浪漢怎麽會有炸藥呢？又會有誰教他使用雷管的呢？
黃昏時，他說他餓了。他叫我打電話給“老板”，讓他從l大街與西北十七街交匯處的循道宗布道團的施粥所要些濃湯來，他說那兒的湯裏菜放得多，而且麵包也比大多數其他地方新鮮一些。
“那裏的食物可以帶出去吃嗎？”魯道夫問道，他的聲調可以聽得出有些懷疑，這聲音從揚聲器中傳出，在屋裏回蕩著。
“魯道夫，你照辦就是！”我向他吼道，“要夠十個人吃的。”那位先生叫我把電話掛上，接著又叫我接通。
我可以看到我的四個朋友和一群警察穿過交通高峰期的城市，屈尊去完成一個小小的使命，在那裏那些衣衫襤褸的流浪者在低頭喝著湯，對他們的到來感到納悶，不知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要十份濃湯，外加麵包。
那位先生又聽到直升飛機的聲音時再一次來到窗前，他向外窺探，又向後退了一步，手撚著胡須，捉摸著形勢。他們要采取什麽樣的行動還需要動用直升機呢？可能是為了運送傷員吧？
烏姆斯特德一個小時以來就一直坐立不安，這讓拉夫特和馬拉穆德十分不舒服，因為他被捆在這兩人之間，手腕連著手腕。他最後終於受不了了。
“唔，先生，對不起，我實在不得已，我得去男生屋。”1
1男生屋，原文是boys’room，學生用語，即男廁所，由men’sroom變化而來。
那位先生仍然手撚胡須：“男生屋？什麽是男生屋？”
“我要撒尿，先生。”烏姆斯特德說，樣子真像個小學三年級的學生，“我實在憋不住了。”
那位先生環視一下房間，發現咖啡桌上有一隻瓷花瓶，又把槍一揮，命令我給他鬆綁。
“這就是男生屋。”那位先生說。
烏姆斯特德把花從瓶中拿出去，背朝著我們開始撒尿，時間可夠長的，我們這時低頭看著地板，他終於尿完了。這時那位先生又叫我們把會議桌挪靠窗子。這個會議桌有二十英尺長，是堅硬的核桃木製的。這個公司的家具都是這種質量的，我和烏姆斯特德一人把一頭，其餘人在一側一起一點一點地向前移動這個大桌子，直到先生喊聲停，我們才住手，我們一共向前移了六英尺。他又命令我隻把馬拉穆德和拉夫特綁在一起，而沒有綁烏姆斯特德。我怎麽也不明白他為什麽這麽做。
接著他讓那個連在一起的七個人坐在桌子上，背靠著牆。沒有人敢問為什麽，但我估計他是需要一個屏障以防神槍手的射擊。後來我才知道警察已經派狙擊手悄悄地爬上鄰樓，大概先生已發現了他們。
在站了五個小時之後，拉夫特和這一夥人終於可以坐了下來。烏姆斯特德和我可以坐在椅子上，而那位先生拿了一把椅子在桌子的一端坐下。我們就這樣等候著。
流浪生活一定能教會一個人有耐性。他長時間地靜靜地坐在那裏好像心滿意足的樣子，雙眼隱在太陽鏡的後麵，頭一動不動。
“有誰曾把付不起房租的人趕出去過？”他無所指地含糊地問了一句，可等了一會兒見沒有人回答，又問了一遍。
我們麵麵相覷，困惑不解，我們中間似乎沒有他所說的那種情況。他似乎在盯著桌子上的某處，就離克爾伯恩的腳不遠。
“你們不僅對無家可歸的人毫不關心，而且還把他們趕到街頭上去。”
我們隻好點點頭，就像按同一個樂譜唱歌一樣。就是他用再難聽的話來說我們，我們也會領受的。
在七點差幾分的時候，我們要的外賣已經到了。敲門聲很響。那位先生又叫我打個電話警告警察說，隻要他看到或聽見外麵有人，他就殺死我們當中的一人。我十分謹慎地向魯道夫把這一警告做了傳達，我並且告訴他不要企圖采取救援活動，我們正在談判。
魯道夫說他明白。
烏姆斯特德走到門旁，打開門，然後等著那位先生發指示。先生就在他身後，槍口離烏姆斯特德的頭不超過一英尺。
“慢慢地打開門。”先生說。
我在先生身後幾英尺處站著，門開了。食物是放在一個小推車上麵的，就是我們律師專職助手拉我們收集的大量材料的那種小車。我可以看到四個大塑料盒的湯還有一個牛皮紙袋子，裏麵裝的麵包。我想知道有沒有喝的東西，我們始終沒有發現。
烏姆斯特德邁出走廊一步去拉車，正要向回拉時，突然“砰”的一聲槍響，在會議室裏聽起來特別響。原來一個警察神槍手就躲在戴維爾太太那張辦公桌的背後，離會議室有四十英尺遠，但他對他要找的目標卻看得一清二楚。當烏姆斯特德低頭去拉車時，那位先生的頭在瞬間暴露給他，那位神槍手就一下子把它打開了花。
那位先生身子向後一仰，連一聲都沒吭就倒下了，我的臉上立刻濺滿了血和粘液。我還以為我也被擊中了，我記得我當時痛得驚叫了一聲。烏姆斯特德在大廳裏也叫喊起來。原來在桌子上的那七個人都像遭訓斥的狗一樣從桌子上爬了下來，其中一半人拖著另一半人，叫喊著向門口衝去。我跪在地上，緊閉雙眼等候炸藥的爆炸，接著我又逃向另外的一扇門，逃離那具殘缺不全的屍體。我打開了鎖，把門撞開，當我最後看那位先生時，他還在一塊十分貴重的東方地毯上抽搐著。他的手攤放在兩側，根本不在紅色導火索旁邊了。
這時門廳裏擠滿了警察，都戴著嚇人的頭盔，穿著厚厚的坎肩，又有幾十個人，都貓著腰，匆匆趕到。他們讓人分不清誰是誰，他們把我們連攙帶架穿過接待大廳，直奔電梯。
“你受傷了嗎？”他們問我。
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受傷沒有。我的臉上和襯衣上都是血，而那種粘稠的液體後來醫生說是腦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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