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力的作用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早晨四點鍾，我醒來時嗅到那位先生腦漿的刺鼻的氣味。我在黑暗之中有好一陣子感到狂躁不安，我揉了揉鼻子，又揉了揉眼睛，用手不斷拍打著沙發，這時我聽到有動靜，克萊爾就睡在我身邊的椅子上。
“還好嗎？”她碰了碰我的肩膀，柔聲地說，“就當是場噩夢。”
“遞給我一杯水好嗎？”我說，她去了廚房。
我們談了一個小時。我把我記住的一切都告訴了她，她靠近我坐著，給我揉膝蓋，手裏還端著水杯，關注地聽著，在過去五年中我們交談得太少了。
她在七點鍾時要去查房，所以我們一起燒早飯，早餐的內容是華夫餅和鹹肉。我們就在廚房的櫃台上用餐，前麵有一台小電視機。六點的早間新聞一開始就是人質的內容，人質危機時樓裏有幾聲槍響，樓外圍了許多人，當危機結束時，我們這些人質中有幾個匆忙離開了。至少有一架直升機是這個新聞電視台的，它的攝像機緊緊地瞄準我們的窗子，當那位先生向窗外窺視時，可以看到他，但時間很短，僅僅幾秒鍾。
他的名字叫德文-哈迪，四十五歲，越戰老兵，有過前科，但不嚴重。在新聞之後放了他的麵部照片，那是一次因搶劫遭逮捕時留下的檔案材料，但看起來並不太像那位先生，沒有胡須，沒戴眼鏡，看起來也更年輕一些，新聞報道說他是無家可歸的，而且吸毒。但這次犯罪的動機尚不明確。也沒有家人出現。
對於這條新聞沒有外界評論，這一報道就這樣虎頭蛇尾地結束了。
接下來的是天氣預報，報告說下午晚些時候可能有大雪。那是二月十二日，在這以前已下過一場大雪了。
克萊爾開車送我去上班，當時才六點四十分，當我發現我的汽車旁邊已停了幾輛其他進口車時，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停車場從沒有空閑過，我們有些人就睡在辦公室裏。
我答應她在上午晚些時候打電話給她，這樣午飯我們就在醫院裏吃。她告訴我要悠著點，起碼在這一兩天要注意一些。
我該做些什麽呢？躺在沙發吃藥片嗎？最理想的是休息一天，然後再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
我向大廳裏的兩個十分警覺的保安人員道了早安，四部電梯中有三部開著門在等候上班的人們，我挑選了一下，還是走進昨天早晨與那位先生邂逅的那部電梯，當時的情景又慢慢地浮現腦海。
立刻有一百個問題交織在一起：他為什麽選擇了我們這座樓？選擇了我們公司？在進入大廳之前的一段時間他在哪兒來著？通常在前麵巡視的保安人員當時到哪兒去了？每天這裏都有幾百名律師進進出出，為什麽選中了我？為什麽選中了六樓？
他在追求什麽呢？我不相信德文-哈迪僅為懲戒幾位有錢而又不夠慷慨的律師竟以自己生命為代價去換取。他可以去找更有錢而且更貪婪的人去報複。
他問的一個問題“有誰把付不起租金的房客趕走過”是沒有得到任何回答的，但我不一會兒就不再想了。
電梯停了下來，我走出電梯，這一次沒有人跟在我身後。戴維爾太太這時候還不知在什麽地方睡覺，六樓裏十分清靜。在她的辦公桌前我停了下來，看了看通往會議室的兩扇門。我慢慢地把靠近我的那扇門打開，這就是烏姆斯特德站在那裏時子彈從他頭頂上飛過射中那位先生頭顱的地方。我深深地吸了口氣，輕輕地打開燈的開關。
就好像這裏從未發生過什麽似的，會議室桌椅都整整齊齊地擺放著。那位先生死時弄髒的地毯已被更漂亮的地毯所替換。牆上新塗了一層漆，甚至在當時拉夫特頭上天花板上的彈孔都不見了。
公司的頭頭們昨天夜裏一定花了不少錢把現場搞得如什麽事兒都沒有發生的樣子。今天一整天這間屋子肯定會吸引一些人來看，但他們肯定會一無所獲的。這樣隻能耽誤他們一會兒時問。我們這個嶄新的辦公室裏不能有一絲社會渣滓的痕跡。這種掩飾是十分冷酷的，而且是令人傷心的，我明白這其中的原因。我是有錢的白人。我還期待什麽呢？還要立個紀念碑嗎？還是留作紀念館呢？還要讓那位先生的流浪漢同夥送來一束束鮮花嗎？
我也不知道我在期待什麽。但這種新漆的氣味讓我有些惡心。
在我的辦公桌上，在固定的位置上，每天早晨都放一份《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我以前知道每天送報人的名字，但很早就忘了。在郵報的城市版的第一頁，在中間折疊線下，就是德文-哈迪被擊斃的消息以及昨天人質危機的長篇報道。
我很快就讀完了全文，因為我認為我比任何記者對這件事情都知道得更清楚。但我也從報上知道一些新的內容。那些紅棒棒並不是炸藥，而是把掃帚把鋸成一段一段的再纏上嚇人的銀白色膠帶，把我們這些人嚇得靈魂出竅。槍是真的，0.44口徑的自動槍，是偷來的。
因為這是郵報，所以對德文-哈迪的報道比對我們這些人質報道要多，報道內容基本是公允的。我感到很滿意。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任何人都沒說一句話。
根據在十四街的律師事務所的負責人，一個名叫莫迪凱-格林的人說，德文-哈迪曾在國家植物園當過多年的看門人，由於削減預算而失去工作，曾因搶劫入獄服刑數月，後來就流落街頭了。他又飲酒又用毒品，生活十分艱難，不時在商店趁人多時扒竊。格林的這個事務所已幾次向他催款，至於他是否有家人，他的律師則一無所知。
對於這次的犯罪動機，格林也提不出合理的解釋。不過他的確說到最近他被人從棲身的一個舊倉庫裏驅趕出去。
因付不起租金而驅趕住戶是要由律師履行法律程序的。對於特區中數以千計的公司中是哪一家曾把那位先生驅逐出去的問題我有了一個很好的想法。
據格林先生說，十四街那個律師事務所是由一個慈善機關辦的，僅是為那些無家可歸的人服務的。“原來我們由聯邦政府支付費用時，我們曾有七名律師，現在隻剩下兩名了。”他這樣告訴我們。
難怪《華爾街日報》對此事隻字未提，如果我們這九名服務於全國第五大公司的律師中有誰被殺害甚至受了輕傷，都會在報紙的頭版上出現。
感謝上帝，這不是一個長篇報道，我還在辦公桌旁坐著，看著報紙，沒有任何損傷地做著工作。不然我也會在停屍房裏同那位先生躺在一起了。
波利來了，這時八點還差幾分，她滿臉微笑，手裏端著一盤她自己烤的小點心。她看到我來上班一點也不感到驚奇。
實際上，我們這九個當過人質的人都來上班了，而且都是提前來的。看來誰要是仍呆在家裏讓老婆去悉心服侍倒是一種明顯軟弱的標誌了。
“阿瑟來電話。”波利說。在我們公司叫阿瑟的不下十個，但隻有一個阿瑟在公司的各大廳裏走來走去時人們不用姓來稱呼。阿瑟-雅各布斯是高級股東，是總經理，是公司的原動力，是眾望所歸的人。如果說公司也有心髒和靈魂的話，那就是阿瑟。七年之中我同他隻談過三次話。
我告訴他說我很好。他稱讚我的勇氣和臨危不懼，讓我感到我幾乎成了英雄。我納悶，這些情況他怎麽會知道。他可能先和馬拉穆德交談過了，然後一級一級向下來。這樣一來就有熱鬧了，烏姆斯特德和那個瓷花瓶一定是最精彩的故事。
阿瑟在十點鍾要會見我們這幾個人，就在會議室，並把我們的談話內容錄像。
“為什麽？”我問道。
“訴訟部門的那幫夥計認為這是個好主意，”他說道。盡管他已八十歲的高齡了，但聲音還是那麽響亮清脆。“他的家人很可能會控告警察。”
“當然。”我說。
“而且他們還可能把我們也推上被告席。人們對於任何事都可能會控告的，這你是知道的。”
謝天謝地，我心裏說，如果沒有訴訟案我們這些律師還有什麽用？
我對他的關心表示了感謝。他接著又去找下一個人質。
九點鍾時人們開始一個接著一個地來到我的辦公室，其中不乏好心善意的人，也有好傳閑話的人，都表現出對我的關心，但更對一些細節感興趣，都急於知道洋情。可是我有太多的工作，無法滿足他們。在客人來訪停下來時，我坐下來，看著我那成堆的需要處理的文件，我感到麻木了，我沒有伸手去取。
情況不一樣了，工作不重要了。我的辦公桌並不是生命也不是死亡。我已看到了死亡，甚至感受到了死亡。我天真地想我可以聳聳肩就把這一切忘掉，或很迅速地恢複過來，就好像什麽也沒有發生那樣。
我想到德文-哈迪，以及他那紅棒棒，還有五顏六色東倒西歪的導火線。他恐怕要花上幾個小時去搞這些玩藝兒來籌劃這一行動。他偷了槍，又選擇了我們的公司，結果犯了一個嚴重錯誤把命也丟了。而且同我一起工作的人中沒有一個人曾譴責過他。
我終於離開了。交通狀況會越來越差，有一些我很難忍受的人也同我搭訕，兩個記者打來電話。我告訴波利我有些事要出去，她告訴我別忘了同阿瑟的會晤。我鑽迸我的汽車，發動後打開暖氣，我坐在車裏坐了很長時間，思想在鬥爭到底有無必要再舊事重提。如果我不去，阿瑟會不安的，沒有人對阿瑟的約會爽約。
我把車開起來。這是做傻事的少有的機會，我已受到心理的創傷，我不得不離開，阿瑟和公司的人會讓我休息一會兒的。
我朝喬治頓那個方向駛去，也沒有具體目標。雲層越來越黑，人們在人行道上匆匆忙忙地走著，清理路麵積雪的人已做好了準備。在m大街我看見一個乞丐，我當時懷疑他是否是德文-哈迪。這些流浪漢在暴風雪中到哪兒去呢？
我給醫院打電話，他們告訴我說我妻子正在做搶救手術，要幾個小時才能結束。我們打算在醫院進行的浪漫的午餐看來就算告吹了。
我轉向東北方向駛去，經過洛根廣場，進入這座城市比較差的區域，我來到十四街，找到那個律師事務所。我把車停在十四街和西北q街交界處的路邊，我想我肯定將再也見不到我的車了。
事務所占了整個大樓的一半，它是一個維多利亞式的大樓，曾經有過它的輝煌時期。頂樓的窗子上釘著膠合板，那膠合板已有年頭了。與摟相鄰的是個自助洗衣店，門麵看起來很髒，不遠處就是許多破舊的房屋。
入口處有一個天篷，是刺眼的黃色，我不知道是應敲敲門還是直接闖進去。門沒有鎖，我輕輕地扭動門鈕，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那是按類別劃分的律師辦公室，但與德雷克和斯威尼的辦公室大不相同，那裏是大理石地麵，紅木家具，而這裏在我麵前的大辦公室是四張金屬桌子，每個上麵都堆滿了檔案材料，足有一英尺高，桌子四周的破地毯上也堆滿了檔案材料，看起來亂七八糟的。廢紙簍已滿滿的，一些法律文件都團成了紙團，扔得滿地都是。靠一麵牆立著文件櫃，顏色不一。文字處理機和電話機都有十年的曆史了。木製書架每層隔板中間都塌陷了，一張很大的已褪色的馬丁-路德-金的照片歪歪斜斜地掛在後牆上。從這個屋子還隔出幾間小辦公室。
這間屋子又髒又亂卻很繁忙，我被這裏的景象吸引住了。
一個長得很凶的西班牙裔女人停下打字機看了我好一會兒，說：“你在找誰？”這簡直是找碴兒而不是詢問。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接待員如果這樣接待客人早被解雇了。
她叫索菲亞-門多薩，我是從她桌上的名牌知道的。我很快就發現她的工作不僅僅是接待。從旁邊的屋子裏突然傳來一聲吼叫，把我嚇了一跳，可是索菲亞卻安之若素。
“我找莫迪凱-格林。”我很有禮貌地回答道。就在這時，他隨著那聲吼叫從裏屋來到這間大屋，他的腳步很重，每邁一步地板都跟著顫抖一下。他剛才是朝屋子另一端名叫亞伯拉罕的人吼的。
索菲亞朝他點點頭，接著丟下我不理又去打字。格林是個大個子黑人，至少六英尺五英寸，塊頭很大，體重一定不輕。他剛剛五十出頭，胡須是灰白色，眼鏡是圓形的，紅色鏡框。他看了我一眼沒有說什麽，一邊在咯吱咯吱響的地板上從屋子這頭走到那頭，一邊喊著亞伯拉罕。不一會兒他走進了另一間辦公室，不見了，幾秒鍾之後又從那間辦公室裏走出來，仍然沒看見亞伯拉罕露麵。這時他又看我一眼，然後問道：“有事嗎？”
我走上前去先做了個自我介紹。
“很高興見到你。”他說道，但看上去他是不得已而為之的。
“你在想什麽？”他接著問道。
“德文-哈迪。”我說。
他看了我一會兒，然後把目光轉向索菲亞，這時她正在埋頭工作。他向自己的辦公室走去，我跟在他的身後，那是一間十二英尺見方的屋子，幾乎可利用的每一平方英寸的地麵上都堆滿了馬尼拉紙的檔案和破破爛爛的法律書籍。
我把一張我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燙金壓花名片遞給他，他皺著眉頭看了看，又還給了我，說道：“要去走訪貧民窟嗎？”
“不。”我答道，把名片收了起來。
“你要幹什麽呢？”
“沒有什麽要緊的事。昨天射向哈迪的子彈差一點擊中我。”
“你當時和他都在屋裏？”
“一點不錯。”
他深吸了一口氣，緊皺的眉頭舒展開了。他指著我身旁的一把椅子，說：“請坐，可能會弄髒你的衣服。”
我們都坐了下來，我的膝蓋抵著他的辦公桌，我的雙手深深插進大衣衣袋裏。暖氣在他身後發出響聲。我們目光相遇，然後又都移開。既然是我來造訪，我總得說點什麽，但他卻先開了口。
“我猜想你昨天一定很倒黴。”他說道，他那刺耳的嗓音低多了，聲音中充滿了同情。
“還不像哈迪那麽倒黴。我在報上看到你的名字，所以我來找你。”
“我還是不知道你想要我做什麽。”
“你認為他的家人會起訴嗎？如果起訴的話，我應該提供情況。”
“他沒有家室，也不會有什麽官司的事，我倒是可以就這件事大做文章，我想開槍射擊的那個警察一定是個白人，這樣我可以從市政府敲筆錢。這麽做雖然他們不高興，可是可以解決問題。不過這可不是我開玩笑的想法。”他把手在桌子上一揮，“這類事兒我幹得多了。”
“我沒有看見那個警察。”我這時才意識到這個問題。
“不提官司的事了，你就是為這事兒來的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麽到這兒來的，今天早晨我上班後，坐在辦公桌旁，就好像什麽也沒有發生一樣，可是思想總是不能集中，我開了車出去轉了轉，就轉到這兒來了。”
他慢慢地搖了搖頭，好像他在努力捉摸這件事：“你喝杯咖啡嗎？”
“不，謝謝，你很了解哈迪先生吧？”
“是的，德文是定期來這兒的。”
“他現在在哪？”
“大概在特區總醫院的停屍房裏。”
“如果他沒有家人，他怎麽辦呢？”
“市政府會把他當無人認領的屍體埋葬的，書上管這叫做乞丐的葬禮，在體育場附近有一個公墓，他們就把這些人埋在那兒，你要是知道有多少無人認領的人埋在那兒你都會吃驚的。”
“我肯定會的。”
“實際上，你會對那些無家可歸的人生活的任何一個方麵都會吃驚的。”
這是可以推測出來的事，我沒有心情去深入了解。“你知道他有艾滋病嗎？”
他把頭仰過去，望著天花板，想了想，問道：“為什麽問這個問題呢？”
“我就站在他的身後，他腦袋開花時，我滿臉濺的都是血，所以我問一下。”
這樣一來，我就從一個壞家夥變成了一個普通的白人。
“我想他不會有艾滋病。”
“他們死時有人給他們檢查嗎？”
“你說那些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們？”
“是的。”
“多數情況是要檢查的，不過德文的死不一樣。”
“那你能查一查嗎？”
他聳了聳肩，情緒緩和多了。“沒問題”，他說，但不那麽情願。他從衣袋裏掏出鋼筆：“你就是為這而來嗎？擔心染上艾滋病？”
“這是一個原因，難道你不擔心嗎？”
“當然也擔心。”
亞伯拉罕走了進來，他身材矮小，是個外勤，年齡四十歲左右，這種人是受盡公共利益法律師欺侮的人。他長著一副猶太人似的黑胡子，戴著牛角鏡框的眼鏡，衣服皺皺巴巴，帆布膠底鞋髒兮兮的，可是那副神情卻像可以拯救全人類似的。
他沒有向我打招呼，格林也不是那種講社交禮儀的人。“他們預報說要下大雪，”格林對他說，“我們得把所有能開放的避難所都開放。”
“我就在忙這件事呢！”亞伯拉罕答道，說完就匆匆地離開了。
“我知道你很忙。”我對格林說。
“你就是這個要求？驗一驗血？”
“我想就這些，另外想知道他為什麽要這麽幹？”
他取下紅框眼鏡，用一塊軟紙擦著鏡片，然後又揉了揉眼睛。“他有精神病，他們中這樣情況很多。你要是整年呆在大街上，泡在烈性酒裏，靠可卡因來提精神，在寒冷的露天睡覺，還要讓警察和社會上那些人踢來踢去，你也會發瘋的。另外，他這麽做也還有個原因。”
“被人從住處趕出去？”
“不錯，幾個月前，他搬進紐約街和佛羅裏達街交界處的一個廢棄的倉庫。那裏有人用一些膠合板隔成一個個的小屋，就像公寓似的，這對那些無家可歸的人來說就算不錯了，有個屋頂，有個廁所，還有水。可這也得要每月一百美元的房租，他們得向那個搭建房子的地頭蛇交錢，他說這個房子是他的。”
“這個房子是屬於他的嗎？”
“我想可能是吧。”他說著，從桌子上的一堆材料中抽出一份薄薄的檔案，說來也巧，他一翻就翻到他要找的那一頁。他仔細地看了看上麵的內容。“這一下子就複雜了。這份房產在上個月被一家叫河橡的公司收購了，這個房地產公司很有實力。”
“那麽河橡公司就把這些住戶都趕出去了？”
“不錯。”
“巧的是河橡公司將由我們公司擔任代理人。”
“真是夠巧的了，可不是嗎！”
“為什麽複雜了呢？”
“我間接聽說他們在驅趕住戶之前並沒有出告示，這些住戶說他們已經付了房租給那個地頭蛇，如果這樣的話，他們就不再是擅自強住的人，他們是房客，這就需要有適當的法律程序才行。”
“那麽擅自強住的人就不需要有通知嗎？”
“不需要。這類事是常有的。那些街頭的流浪漢常住進一些廢屋中去，大多數情況都什麽事也沒有，所以他們認為這個房子就屬於他們了。一旦房主出現，就可以把他們趕走，根本不要什麽告示。這些流浪漢什麽權利也沒有。”
“那麽德文-哈迪是怎麽跟蹤到我們公司的呢？”
“那誰知道。他可一點也不笨。盡管他瘋可一點也不傻。”
“你認識那個地頭蛇嗎？”
“認識，他可完全靠不任。”
“你說那個倉庫在哪兒？”
“現在已經沒有了，上星期就拆了。”
我已占用了他不少的時間了，他看了看表，我也看看我的表。我們互記了電話號碼，並說要保持聯係。
莫迪凱-格林是個熱情而且熱心的人，他在街道上工作，負責保護那些成群的靠社會救濟的無名的主顧。他的法律工作比我需要更多的熱情和一種精神。
我出去時沒有同索菲亞打招呼，她當然也沒有搭理我。我的車仍在路邊停著，已經蓋滿一英寸厚的雪——
豆豆書庫收集整理
“還好嗎？”她碰了碰我的肩膀，柔聲地說，“就當是場噩夢。”
“遞給我一杯水好嗎？”我說，她去了廚房。
我們談了一個小時。我把我記住的一切都告訴了她，她靠近我坐著，給我揉膝蓋，手裏還端著水杯，關注地聽著，在過去五年中我們交談得太少了。
她在七點鍾時要去查房，所以我們一起燒早飯，早餐的內容是華夫餅和鹹肉。我們就在廚房的櫃台上用餐，前麵有一台小電視機。六點的早間新聞一開始就是人質的內容，人質危機時樓裏有幾聲槍響，樓外圍了許多人，當危機結束時，我們這些人質中有幾個匆忙離開了。至少有一架直升機是這個新聞電視台的，它的攝像機緊緊地瞄準我們的窗子，當那位先生向窗外窺視時，可以看到他，但時間很短，僅僅幾秒鍾。
他的名字叫德文-哈迪，四十五歲，越戰老兵，有過前科，但不嚴重。在新聞之後放了他的麵部照片，那是一次因搶劫遭逮捕時留下的檔案材料，但看起來並不太像那位先生，沒有胡須，沒戴眼鏡，看起來也更年輕一些，新聞報道說他是無家可歸的，而且吸毒。但這次犯罪的動機尚不明確。也沒有家人出現。
對於這條新聞沒有外界評論，這一報道就這樣虎頭蛇尾地結束了。
接下來的是天氣預報，報告說下午晚些時候可能有大雪。那是二月十二日，在這以前已下過一場大雪了。
克萊爾開車送我去上班，當時才六點四十分，當我發現我的汽車旁邊已停了幾輛其他進口車時，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停車場從沒有空閑過，我們有些人就睡在辦公室裏。
我答應她在上午晚些時候打電話給她，這樣午飯我們就在醫院裏吃。她告訴我要悠著點，起碼在這一兩天要注意一些。
我該做些什麽呢？躺在沙發吃藥片嗎？最理想的是休息一天，然後再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
我向大廳裏的兩個十分警覺的保安人員道了早安，四部電梯中有三部開著門在等候上班的人們，我挑選了一下，還是走進昨天早晨與那位先生邂逅的那部電梯，當時的情景又慢慢地浮現腦海。
立刻有一百個問題交織在一起：他為什麽選擇了我們這座樓？選擇了我們公司？在進入大廳之前的一段時間他在哪兒來著？通常在前麵巡視的保安人員當時到哪兒去了？每天這裏都有幾百名律師進進出出，為什麽選中了我？為什麽選中了六樓？
他在追求什麽呢？我不相信德文-哈迪僅為懲戒幾位有錢而又不夠慷慨的律師竟以自己生命為代價去換取。他可以去找更有錢而且更貪婪的人去報複。
他問的一個問題“有誰把付不起租金的房客趕走過”是沒有得到任何回答的，但我不一會兒就不再想了。
電梯停了下來，我走出電梯，這一次沒有人跟在我身後。戴維爾太太這時候還不知在什麽地方睡覺，六樓裏十分清靜。在她的辦公桌前我停了下來，看了看通往會議室的兩扇門。我慢慢地把靠近我的那扇門打開，這就是烏姆斯特德站在那裏時子彈從他頭頂上飛過射中那位先生頭顱的地方。我深深地吸了口氣，輕輕地打開燈的開關。
就好像這裏從未發生過什麽似的，會議室桌椅都整整齊齊地擺放著。那位先生死時弄髒的地毯已被更漂亮的地毯所替換。牆上新塗了一層漆，甚至在當時拉夫特頭上天花板上的彈孔都不見了。
公司的頭頭們昨天夜裏一定花了不少錢把現場搞得如什麽事兒都沒有發生的樣子。今天一整天這間屋子肯定會吸引一些人來看，但他們肯定會一無所獲的。這樣隻能耽誤他們一會兒時問。我們這個嶄新的辦公室裏不能有一絲社會渣滓的痕跡。這種掩飾是十分冷酷的，而且是令人傷心的，我明白這其中的原因。我是有錢的白人。我還期待什麽呢？還要立個紀念碑嗎？還是留作紀念館呢？還要讓那位先生的流浪漢同夥送來一束束鮮花嗎？
我也不知道我在期待什麽。但這種新漆的氣味讓我有些惡心。
在我的辦公桌上，在固定的位置上，每天早晨都放一份《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我以前知道每天送報人的名字，但很早就忘了。在郵報的城市版的第一頁，在中間折疊線下，就是德文-哈迪被擊斃的消息以及昨天人質危機的長篇報道。
我很快就讀完了全文，因為我認為我比任何記者對這件事情都知道得更清楚。但我也從報上知道一些新的內容。那些紅棒棒並不是炸藥，而是把掃帚把鋸成一段一段的再纏上嚇人的銀白色膠帶，把我們這些人嚇得靈魂出竅。槍是真的，0.44口徑的自動槍，是偷來的。
因為這是郵報，所以對德文-哈迪的報道比對我們這些人質報道要多，報道內容基本是公允的。我感到很滿意。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任何人都沒說一句話。
根據在十四街的律師事務所的負責人，一個名叫莫迪凱-格林的人說，德文-哈迪曾在國家植物園當過多年的看門人，由於削減預算而失去工作，曾因搶劫入獄服刑數月，後來就流落街頭了。他又飲酒又用毒品，生活十分艱難，不時在商店趁人多時扒竊。格林的這個事務所已幾次向他催款，至於他是否有家人，他的律師則一無所知。
對於這次的犯罪動機，格林也提不出合理的解釋。不過他的確說到最近他被人從棲身的一個舊倉庫裏驅趕出去。
因付不起租金而驅趕住戶是要由律師履行法律程序的。對於特區中數以千計的公司中是哪一家曾把那位先生驅逐出去的問題我有了一個很好的想法。
據格林先生說，十四街那個律師事務所是由一個慈善機關辦的，僅是為那些無家可歸的人服務的。“原來我們由聯邦政府支付費用時，我們曾有七名律師，現在隻剩下兩名了。”他這樣告訴我們。
難怪《華爾街日報》對此事隻字未提，如果我們這九名服務於全國第五大公司的律師中有誰被殺害甚至受了輕傷，都會在報紙的頭版上出現。
感謝上帝，這不是一個長篇報道，我還在辦公桌旁坐著，看著報紙，沒有任何損傷地做著工作。不然我也會在停屍房裏同那位先生躺在一起了。
波利來了，這時八點還差幾分，她滿臉微笑，手裏端著一盤她自己烤的小點心。她看到我來上班一點也不感到驚奇。
實際上，我們這九個當過人質的人都來上班了，而且都是提前來的。看來誰要是仍呆在家裏讓老婆去悉心服侍倒是一種明顯軟弱的標誌了。
“阿瑟來電話。”波利說。在我們公司叫阿瑟的不下十個，但隻有一個阿瑟在公司的各大廳裏走來走去時人們不用姓來稱呼。阿瑟-雅各布斯是高級股東，是總經理，是公司的原動力，是眾望所歸的人。如果說公司也有心髒和靈魂的話，那就是阿瑟。七年之中我同他隻談過三次話。
我告訴他說我很好。他稱讚我的勇氣和臨危不懼，讓我感到我幾乎成了英雄。我納悶，這些情況他怎麽會知道。他可能先和馬拉穆德交談過了，然後一級一級向下來。這樣一來就有熱鬧了，烏姆斯特德和那個瓷花瓶一定是最精彩的故事。
阿瑟在十點鍾要會見我們這幾個人，就在會議室，並把我們的談話內容錄像。
“為什麽？”我問道。
“訴訟部門的那幫夥計認為這是個好主意，”他說道。盡管他已八十歲的高齡了，但聲音還是那麽響亮清脆。“他的家人很可能會控告警察。”
“當然。”我說。
“而且他們還可能把我們也推上被告席。人們對於任何事都可能會控告的，這你是知道的。”
謝天謝地，我心裏說，如果沒有訴訟案我們這些律師還有什麽用？
我對他的關心表示了感謝。他接著又去找下一個人質。
九點鍾時人們開始一個接著一個地來到我的辦公室，其中不乏好心善意的人，也有好傳閑話的人，都表現出對我的關心，但更對一些細節感興趣，都急於知道洋情。可是我有太多的工作，無法滿足他們。在客人來訪停下來時，我坐下來，看著我那成堆的需要處理的文件，我感到麻木了，我沒有伸手去取。
情況不一樣了，工作不重要了。我的辦公桌並不是生命也不是死亡。我已看到了死亡，甚至感受到了死亡。我天真地想我可以聳聳肩就把這一切忘掉，或很迅速地恢複過來，就好像什麽也沒有發生那樣。
我想到德文-哈迪，以及他那紅棒棒，還有五顏六色東倒西歪的導火線。他恐怕要花上幾個小時去搞這些玩藝兒來籌劃這一行動。他偷了槍，又選擇了我們的公司，結果犯了一個嚴重錯誤把命也丟了。而且同我一起工作的人中沒有一個人曾譴責過他。
我終於離開了。交通狀況會越來越差，有一些我很難忍受的人也同我搭訕，兩個記者打來電話。我告訴波利我有些事要出去，她告訴我別忘了同阿瑟的會晤。我鑽迸我的汽車，發動後打開暖氣，我坐在車裏坐了很長時間，思想在鬥爭到底有無必要再舊事重提。如果我不去，阿瑟會不安的，沒有人對阿瑟的約會爽約。
我把車開起來。這是做傻事的少有的機會，我已受到心理的創傷，我不得不離開，阿瑟和公司的人會讓我休息一會兒的。
我朝喬治頓那個方向駛去，也沒有具體目標。雲層越來越黑，人們在人行道上匆匆忙忙地走著，清理路麵積雪的人已做好了準備。在m大街我看見一個乞丐，我當時懷疑他是否是德文-哈迪。這些流浪漢在暴風雪中到哪兒去呢？
我給醫院打電話，他們告訴我說我妻子正在做搶救手術，要幾個小時才能結束。我們打算在醫院進行的浪漫的午餐看來就算告吹了。
我轉向東北方向駛去，經過洛根廣場，進入這座城市比較差的區域，我來到十四街，找到那個律師事務所。我把車停在十四街和西北q街交界處的路邊，我想我肯定將再也見不到我的車了。
事務所占了整個大樓的一半，它是一個維多利亞式的大樓，曾經有過它的輝煌時期。頂樓的窗子上釘著膠合板，那膠合板已有年頭了。與摟相鄰的是個自助洗衣店，門麵看起來很髒，不遠處就是許多破舊的房屋。
入口處有一個天篷，是刺眼的黃色，我不知道是應敲敲門還是直接闖進去。門沒有鎖，我輕輕地扭動門鈕，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那是按類別劃分的律師辦公室，但與德雷克和斯威尼的辦公室大不相同，那裏是大理石地麵，紅木家具，而這裏在我麵前的大辦公室是四張金屬桌子，每個上麵都堆滿了檔案材料，足有一英尺高，桌子四周的破地毯上也堆滿了檔案材料，看起來亂七八糟的。廢紙簍已滿滿的，一些法律文件都團成了紙團，扔得滿地都是。靠一麵牆立著文件櫃，顏色不一。文字處理機和電話機都有十年的曆史了。木製書架每層隔板中間都塌陷了，一張很大的已褪色的馬丁-路德-金的照片歪歪斜斜地掛在後牆上。從這個屋子還隔出幾間小辦公室。
這間屋子又髒又亂卻很繁忙，我被這裏的景象吸引住了。
一個長得很凶的西班牙裔女人停下打字機看了我好一會兒，說：“你在找誰？”這簡直是找碴兒而不是詢問。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接待員如果這樣接待客人早被解雇了。
她叫索菲亞-門多薩，我是從她桌上的名牌知道的。我很快就發現她的工作不僅僅是接待。從旁邊的屋子裏突然傳來一聲吼叫，把我嚇了一跳，可是索菲亞卻安之若素。
“我找莫迪凱-格林。”我很有禮貌地回答道。就在這時，他隨著那聲吼叫從裏屋來到這間大屋，他的腳步很重，每邁一步地板都跟著顫抖一下。他剛才是朝屋子另一端名叫亞伯拉罕的人吼的。
索菲亞朝他點點頭，接著丟下我不理又去打字。格林是個大個子黑人，至少六英尺五英寸，塊頭很大，體重一定不輕。他剛剛五十出頭，胡須是灰白色，眼鏡是圓形的，紅色鏡框。他看了我一眼沒有說什麽，一邊在咯吱咯吱響的地板上從屋子這頭走到那頭，一邊喊著亞伯拉罕。不一會兒他走進了另一間辦公室，不見了，幾秒鍾之後又從那間辦公室裏走出來，仍然沒看見亞伯拉罕露麵。這時他又看我一眼，然後問道：“有事嗎？”
我走上前去先做了個自我介紹。
“很高興見到你。”他說道，但看上去他是不得已而為之的。
“你在想什麽？”他接著問道。
“德文-哈迪。”我說。
他看了我一會兒，然後把目光轉向索菲亞，這時她正在埋頭工作。他向自己的辦公室走去，我跟在他的身後，那是一間十二英尺見方的屋子，幾乎可利用的每一平方英寸的地麵上都堆滿了馬尼拉紙的檔案和破破爛爛的法律書籍。
我把一張我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燙金壓花名片遞給他，他皺著眉頭看了看，又還給了我，說道：“要去走訪貧民窟嗎？”
“不。”我答道，把名片收了起來。
“你要幹什麽呢？”
“沒有什麽要緊的事。昨天射向哈迪的子彈差一點擊中我。”
“你當時和他都在屋裏？”
“一點不錯。”
他深吸了一口氣，緊皺的眉頭舒展開了。他指著我身旁的一把椅子，說：“請坐，可能會弄髒你的衣服。”
我們都坐了下來，我的膝蓋抵著他的辦公桌，我的雙手深深插進大衣衣袋裏。暖氣在他身後發出響聲。我們目光相遇，然後又都移開。既然是我來造訪，我總得說點什麽，但他卻先開了口。
“我猜想你昨天一定很倒黴。”他說道，他那刺耳的嗓音低多了，聲音中充滿了同情。
“還不像哈迪那麽倒黴。我在報上看到你的名字，所以我來找你。”
“我還是不知道你想要我做什麽。”
“你認為他的家人會起訴嗎？如果起訴的話，我應該提供情況。”
“他沒有家室，也不會有什麽官司的事，我倒是可以就這件事大做文章，我想開槍射擊的那個警察一定是個白人，這樣我可以從市政府敲筆錢。這麽做雖然他們不高興，可是可以解決問題。不過這可不是我開玩笑的想法。”他把手在桌子上一揮，“這類事兒我幹得多了。”
“我沒有看見那個警察。”我這時才意識到這個問題。
“不提官司的事了，你就是為這事兒來的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麽到這兒來的，今天早晨我上班後，坐在辦公桌旁，就好像什麽也沒有發生一樣，可是思想總是不能集中，我開了車出去轉了轉，就轉到這兒來了。”
他慢慢地搖了搖頭，好像他在努力捉摸這件事：“你喝杯咖啡嗎？”
“不，謝謝，你很了解哈迪先生吧？”
“是的，德文是定期來這兒的。”
“他現在在哪？”
“大概在特區總醫院的停屍房裏。”
“如果他沒有家人，他怎麽辦呢？”
“市政府會把他當無人認領的屍體埋葬的，書上管這叫做乞丐的葬禮，在體育場附近有一個公墓，他們就把這些人埋在那兒，你要是知道有多少無人認領的人埋在那兒你都會吃驚的。”
“我肯定會的。”
“實際上，你會對那些無家可歸的人生活的任何一個方麵都會吃驚的。”
這是可以推測出來的事，我沒有心情去深入了解。“你知道他有艾滋病嗎？”
他把頭仰過去，望著天花板，想了想，問道：“為什麽問這個問題呢？”
“我就站在他的身後，他腦袋開花時，我滿臉濺的都是血，所以我問一下。”
這樣一來，我就從一個壞家夥變成了一個普通的白人。
“我想他不會有艾滋病。”
“他們死時有人給他們檢查嗎？”
“你說那些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們？”
“是的。”
“多數情況是要檢查的，不過德文的死不一樣。”
“那你能查一查嗎？”
他聳了聳肩，情緒緩和多了。“沒問題”，他說，但不那麽情願。他從衣袋裏掏出鋼筆：“你就是為這而來嗎？擔心染上艾滋病？”
“這是一個原因，難道你不擔心嗎？”
“當然也擔心。”
亞伯拉罕走了進來，他身材矮小，是個外勤，年齡四十歲左右，這種人是受盡公共利益法律師欺侮的人。他長著一副猶太人似的黑胡子，戴著牛角鏡框的眼鏡，衣服皺皺巴巴，帆布膠底鞋髒兮兮的，可是那副神情卻像可以拯救全人類似的。
他沒有向我打招呼，格林也不是那種講社交禮儀的人。“他們預報說要下大雪，”格林對他說，“我們得把所有能開放的避難所都開放。”
“我就在忙這件事呢！”亞伯拉罕答道，說完就匆匆地離開了。
“我知道你很忙。”我對格林說。
“你就是這個要求？驗一驗血？”
“我想就這些，另外想知道他為什麽要這麽幹？”
他取下紅框眼鏡，用一塊軟紙擦著鏡片，然後又揉了揉眼睛。“他有精神病，他們中這樣情況很多。你要是整年呆在大街上，泡在烈性酒裏，靠可卡因來提精神，在寒冷的露天睡覺，還要讓警察和社會上那些人踢來踢去，你也會發瘋的。另外，他這麽做也還有個原因。”
“被人從住處趕出去？”
“不錯，幾個月前，他搬進紐約街和佛羅裏達街交界處的一個廢棄的倉庫。那裏有人用一些膠合板隔成一個個的小屋，就像公寓似的，這對那些無家可歸的人來說就算不錯了，有個屋頂，有個廁所，還有水。可這也得要每月一百美元的房租，他們得向那個搭建房子的地頭蛇交錢，他說這個房子是他的。”
“這個房子是屬於他的嗎？”
“我想可能是吧。”他說著，從桌子上的一堆材料中抽出一份薄薄的檔案，說來也巧，他一翻就翻到他要找的那一頁。他仔細地看了看上麵的內容。“這一下子就複雜了。這份房產在上個月被一家叫河橡的公司收購了，這個房地產公司很有實力。”
“那麽河橡公司就把這些住戶都趕出去了？”
“不錯。”
“巧的是河橡公司將由我們公司擔任代理人。”
“真是夠巧的了，可不是嗎！”
“為什麽複雜了呢？”
“我間接聽說他們在驅趕住戶之前並沒有出告示，這些住戶說他們已經付了房租給那個地頭蛇，如果這樣的話，他們就不再是擅自強住的人，他們是房客，這就需要有適當的法律程序才行。”
“那麽擅自強住的人就不需要有通知嗎？”
“不需要。這類事是常有的。那些街頭的流浪漢常住進一些廢屋中去，大多數情況都什麽事也沒有，所以他們認為這個房子就屬於他們了。一旦房主出現，就可以把他們趕走，根本不要什麽告示。這些流浪漢什麽權利也沒有。”
“那麽德文-哈迪是怎麽跟蹤到我們公司的呢？”
“那誰知道。他可一點也不笨。盡管他瘋可一點也不傻。”
“你認識那個地頭蛇嗎？”
“認識，他可完全靠不任。”
“你說那個倉庫在哪兒？”
“現在已經沒有了，上星期就拆了。”
我已占用了他不少的時間了，他看了看表，我也看看我的表。我們互記了電話號碼，並說要保持聯係。
莫迪凱-格林是個熱情而且熱心的人，他在街道上工作，負責保護那些成群的靠社會救濟的無名的主顧。他的法律工作比我需要更多的熱情和一種精神。
我出去時沒有同索菲亞打招呼，她當然也沒有搭理我。我的車仍在路邊停著，已經蓋滿一英寸厚的雪——
豆豆書庫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