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年假的想法被執行委員會否決了，誰也不會知道這些人在私下開會時會是怎麽說的，他們隻是讓魯道夫通知我，說這樣會開一個壞的先例。因為公司這麽大，人這麽多，如果給一個非股東成員放一年的年假，可能會引發別的人提出各種無理要求。
這樣一來就沒有什麽保險可言了，我一旦邁出公司的大門，它就會把我關在門外。
“你知道你這樣做的後果嗎？”他問道，他就站在我的桌子前麵。他身邊有兩個大箱子。波利已為我收拾好，把我的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全都裝在了裏麵。
“我當然知道，”我微笑著回答，“別為我擔心。”
“我已盡力了。”
“謝謝你，魯道夫。”他搖著頭，走開了。
在克萊爾昨天晚上給我一個突然襲擊之後，我就不再想年假的問題了，我腦子裏考慮的是許多更為緊迫的問題。我離婚後也成了一個單身漢，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了。
突然，我感到更應關心的是一個新的公寓的問題，而不是新的工作，更不是新的辦公室和新的事業問題，於是我關上門，開始翻報紙，找到租房、招聘之類的那一欄，瀏覽起來。
我要把車賣了而不再每月付四百八十美元的分期付款，然後我再買一輛舊車，花重金給它保險，然後等候它在我新的住宅區某天夜裏被人偷走，如果我仍然住在這個區域，就等於把我今後每月的收入全部拿去付房租。
我很早就出去吃午飯，我用兩個小時在華盛頓中心區開車轉了轉，發現這個地區的公寓最低租金價格也在每月一千一百元，這對於一個貧民律師來說是太高太高了。
當我吃過午飯回到辦公室時，桌子上又放著一份檔案袋，一個空白的馬尼拉法律用紙的袋子，外麵什麽也沒有寫，在我桌子上放著，裏麵有兩把係在一起的鑰匙，上麵有一個條子，上麵寫道：
上邊的鑰匙是錢斯辦公室門的鑰匙，下邊的是窗子下麵檔案櫃的。複印後把檔案返還，千萬當心，錢斯是個多疑的人，用後把鑰匙丟掉。
波利突然進來了，她常這麽幹，也不敲門，也不出聲，總是鬼魂似的突然出現在屋裏。這時她滿臉的不悅，也沒有理我。我們在一起工作已有四年了，她說我這一走把她搞得心裏空落落的，其實我們之間關係沒有那麽近。過幾天她也得重新分派工作。她為人很不錯，也是我十分放心的一個人。
我立刻把檔案合上，不知她是否看見。她在整理我那兩個箱子，我等了一會兒，直到確信她沒有注意到什麽，但是由於她看見了在我辦公室周圍樓道裏發生的一切，我不能想象赫克托或別的什麽人如何能進來而又不被發現地離開。
巴利-納佐，也是我們同做過人質中的一員，又是我的朋友，來到我的辦公室，很嚴肅地和我談了一會兒，他關上門，從箱子旁繞了過來。我不想討論離開公司的事，所以我隻和他談了談關於克萊爾的情況，他的妻子和克萊爾都是從普羅斯登來的，這在華盛頓這個大城市來說是特別有意義的。我們和她們在過去幾年中曾有過多次交往，後來這種社會交往就逐漸形成了婚姻。
他聽了之後有些驚訝，接著又很難過，過了一會就好了。“你這一個月可真不怎麽順，”他說道，“我很替你難過。”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說道。
我們談起過去的日子，那些來來去去的夥計。我們一起喝啤酒時也不必再重新提起那位先生的那件事，現在那件事對我來說都已有些陌生。我們這兩個朋友都曾麵對死亡，又走出這個陰影，而事後又都各自忙各自的事情而無暇互相幫助。
但是我終於還是談起了那件事，兩隻大箱子擺在屋子中間，是很難躲開這個話題的。我意識到這一事件是我們談話的原因。
“很抱歉，我讓你失望了。”
“說哪裏話，巴利。”
“不，真的，我應該早點來看你。”
“為什麽？”
“因為很明顯，你精神上出了毛病。”他邊說邊笑著。
我很想欣賞他的幽默：“是的，我是有點發瘋，我想，不過我很快會過去的。”
“不，說真的，我聽說你有了麻煩，上星期我去找你，可你出去了。我挺為你擔心的，但我在審理案子，你知道，這是常有的。”
“我知道。”
“我沒能來的確感到不應該，邁克，很抱歉。”
“得啦，別提它了。”
“我們大家都嚇壞了，而你差一點給子彈射中。”
“他本可以把我們都殺死的，巴利。炸藥要是真的，如果一槍打不著，他轟的一聲我們就全完了。好啦，別提它了。”
“當我們向外爬時，我最後看到的就是你，滿臉是血，尖叫著。我以為你被子彈打中了。我們跑到外麵，擠在一塊兒，人們也抓住我們，一邊喊叫著，我當時還以為一會兒就得有爆炸聲，我想邁克還在裏麵，他一定受傷了，我們停在電梯旁，有人把我們手上的繩子割斷了。我回過頭去看，正看見警察把你給架出來。我還記得你身上的血，渾身都是血。”
我一言未發。他也不希望我說什麽，這樣能讓他感到更好受些。因為他可以向魯道夫或別人報告說他已勸過我了。
“一路上我不停地問：‘邁克受傷了沒有？邁克傷著沒有？’當時誰也說不清楚，直到一個多小時後他們才說你沒事。我回家後想給你打電話，可是孩子們圍著我不放，我本該打個電話的。”
“別提這件事啦。”
“很抱歉，邁克。”
“請別說了，事已經過去了，也沒事了。我們就是談上幾天，也什麽都改變不了。”
“你是什麽時候想到要離開公司的？”
這我倒是要想一想的。真實的答案是就在星期天的這個時候，當比爾把蓋屍體的布單拉下來的時候，我看到小奧塔裏歐平靜地躺在那裏，就在那一時間，那一地點，就在那個停屍間裏，我突然變成了另一個人。
“就在周末前後。”我說，我沒做進一步的解釋，他也不需要聽什麽解釋。
他搖了搖頭，好像我收拾東西要離開公司是因為他的緣故。我必須讓他明白這一點。“巴利，你陰止不了我，誰也阻止不了。”
這時他開始不住地點頭，就好像他突然明白了什麽似的。
一支槍指向你的臉，鍾也停止了走動，這時立刻湧現出一些最需要考慮的東西：上帝，家庭，朋友。錢降到最低的位置，公司和事業隨著每秒鍾嘀嘀嗒嗒地過去，你會意識到這可能是你生命的末日。
“你怎麽樣？”我問他道。
公司和事業，在這幾個小時之內也已降至到最低層的位置。
“我們在星期二正開始一個審判，實際上，當那位先生來打擾時，我們正在做準備工作，我們無法要求法官延期審理，因為我們那位客戶已為審判這一天等候整整四年了。而且我們也沒有受傷，你知道，起碼身體上沒受到什麽傷害。所以我們一鼓作氣開始了審理，就一直沒有停下來。那次審理救了我們。”
當然如此。工作是最好的藥方，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甚至連靈魂都可以得到救助。我真想朝他歇斯底裏似的叫起來，因為兩周以前我也會這麽說的。
“好，”我說，真是太好了，“這麽說來你一定挺好吧？”
“那當然。”他是訴訟律師，很有男子漢氣質，特氟隆色的皮膚，還有三個孩子，所以作為他這樣一個三十多歲的人來說，要過太奢華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這時時鍾提醒了他，他該回去了，我們握手、擁抱，和通常一樣說一定保持聯係之類的話。
我關上門以便好好看看那份檔案，然後決定下一步行動。沒有多長時間，我就做出幾種推測。一、鑰匙好使。二、這不會是個圈套，我沒有樹過什麽敵人，反正我要走了。三、檔案的確在辦公室，就在窗子下麵的抽屜裏。四、能取到它而又不被發現。五、在最短的時間內複印完。六、安全返回材料，就像什麽事都沒發生一樣。七、也是最為重要的問題，它的確有我所需要的證據。
我把這些內容寫在一個記事本上。如果偷檔案材料被人發現，那就會立即遭到除名的處理，但我已不在乎除不除名的問題了。如果用不合法的鑰匙開錢斯辦公室的門被人知道，也是立即除名。
複印可是個棘手的問題，因為公司裏的檔案材料都有一英寸厚，就是說要複印一百多頁才能全部印完。也就是說我得在複印機旁站上好幾分鍾才能印完，這時是無處躲，無處藏的，那太危險了。一般情況都是秘書和一些職員來搞複印，而律師是不幹這類事的。複印機都是高科技的，很複雜，隻要我一按電鈕，就毫無疑問地會麵臨困境，而且它們也都編好了密碼，要先按幾個按鈕，這樣機器就會把它複印的每一張紙的費用記到某一客戶的賬上。而且這些機器都放在十分明顯的地方，沒有一台機器是放在角落裏的。我想或許我可以在公司的其他部門找一台複印機，不過我要是各處走動又太惹眼了。
我可能隻有把檔案材料帶出公司了，那可就和犯罪沒什麽差別了。不過我算是借的，不是偷的。
四點鍾時，我拿著一大遝檔案材料走過不動產部，好像我去幹什麽正經事兒。赫克托沒在他辦公桌那兒，錢斯在辦公室裏，他的門雖然關著，但他打電話的尖尖的聲音可以聽得出來。我從門前走過時，一位秘書衝我笑了笑。我注意到這裏沒有保安攝像機，有些樓層有，有些樓層沒有。有誰會在不動產部安裝什麽保安設施呢？
我五點鍾時離開公司，在一個熟食店買了一個三明治，然後就開車去了我的新辦公室。
我那幾個同伴還沒走，仍在辦公室裏等著我。索菲亞同我握手時笑了，但那笑容如曇花一現。
“歡迎你與我們同舟共濟。”亞伯拉罕說，他態度嚴肅，就好像我爬上了一條正在沉沒的船一樣。莫迪凱在旁邊的一間小辦公室裏向我揮舞著手臂。
“這間屋怎麽樣？”他說，“e號房。”
“漂亮。”我說，邁進我的新辦公室。這個屋剛好有我原來那個辦公室的一半大小。我原來使用的辦公桌在這個屋都放不下，一麵牆邊是四個檔案櫃，顏色不一，照明的隻是從天棚垂下來的沒燈罩的電燈泡，我也沒看見電話在哪兒。
“我很喜歡。”我說，而且我說的是心裏話。
“明天我們給你裝一台電話，”他說，同時把ac單元窗子的遮陽屏放了下來，“在你之前這屋子是一個叫巴納布裏奇年輕律師用的。”
“他怎麽了？”
“不會處理錢財問題。”
天漸漸黑了下來，索菲亞有些急於回家，亞伯拉罕也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我和莫迪凱在他的辦公桌上用餐，就是吃我買的三明治，喝一些低質量的咖啡。
這裏的複印機是八十年代的產品，體積挺大，看起來很笨重，沒有密碼板翼，以及鈴、哨之類裝備，這和我們公司那些是不一樣的。它就在大屋的一個角落上放著。室內有四張桌子，它就在一張辦公桌旁邊，上麵放著不少陳舊的材料。
“今晚你什麽時候走？”我一邊吃一邊問莫迪凱。
“我也說不準，大概一個小時以後吧，怎麽？”
“隻是隨便問問，我要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去幾個小時。他們還有最後一些事要我完成。然後我辦公室裏還有一些東西今晚上就運到這兒來。不知道行不行。”
他還在嚼著東西，走到一個抽屜處，從裏麵拿出一串鑰匙，遞給了我，上麵有三把鑰匙。“你隨便什麽時候去或回來都行。”他說道。
“這兒安全嗎？”
“不安全，你可得小心點。把車就停在外麵那個地方，靠門盡量近一點。走路要快些，然後把自己鎖在屋裏。”
他一定是看出我有點害怕，因為他對我說：“你會習慣的。精明著點。”
我走得很快，也十分警覺地在六點半鍾時走到我的汽車停車處。這時人行道上空無一人，沒有那些流氓團夥，沒有槍聲，我的車上也沒有劃痕。當我打開車門，開始啟動時心裏有些高興。大概我能夠在這裏生存下去。
開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僅用十一分鍾。如果複印錢斯的那份檔案用三十分鍾，那麽這份檔案就要離開他的辦公室一個小時左右。那當然是假定一切都十分順利才行。這樣錢斯就根本無法知道。我等到八點鍾，然後小心翼翼地走進不動產部，我的衣袖上卷，好像我在幹著什麽活。
樓廳走廊中空空如也，我敲了敲錢斯的門，沒有回答。門已鎖上了，然後又看了看其他各個辦公室，先輕輕敲一敲，然後再重一點敲，最後再扭動一下門鈕。大半都是鎖著的。在每一個拐角處我都檢查一下是否有監視器。我同樣也檢查了一下會議室和打字間，一個人影都沒有。
他那房間的鑰匙和我房間的很相像，大小顏色都一樣。鑰匙很好使，一轉眼我就已進入他那黑洞洞的辦公室，我琢磨著是否開燈的問題。我想從外麵驅車而過的人是無法判斷是哪個屋子突然亮了燈的，而且在樓裏的人也很難從門底下發現屋子裏有光透出來。再者是我沒有帶電筒，屋裏實在太黑。於是，我鎖好門，打開了燈，直奔窗子下麵那個文件櫃，用第二把鑰匙打開櫃。我跪在地上把抽屜拉了出來。
裏麵有幾十份檔案材料都與河橡公司有關，都按某種方法十分整齊地排列著。錢斯和他的秘書做事有板有服，我們公司十分推崇這種作風。其中有一個很厚的檔案上麵寫著河橡公司和tag公司的字樣。我輕輕地把它拿出來，開始迅速地翻閱、想確定一下是不是就是這一份。
這時走廊中一個男人的聲音“嗨”了一聲，我當時嚇得真魂出竅。
另一個男人的聲音從幾個門以外的地方回答了一聲，然後這兩個人就在離錢斯辦公室不遠的地方談了起來，他們談的是籃球比賽的事，是子彈隊對尼克隊的比賽。
我輕輕地走到門邊，關了燈，傾聽他們談話。後來我又坐在布雷登先生的皮沙發上，坐了十來分鍾。如果有人看見我空手走出這間辦公室，他們對我無可奈何，反正我明天就已離開公司了，但是我還是拿不到檔案。
如果要是有人看到我拿走檔案呢？那我可就沒救了。
我拚命地考慮著這個問題，估量當時的形勢，分析各種可能性。要沉住氣，我不斷地告誡自己。他們會走開的。他們談完籃球又談姑娘，似乎這兩個人都是未婚的。估計這兩個人都是喬治頓法學院畢業的職員，在這裏做夜班。他們的聲音漸漸聽不到了。
我鎖好了抽屜，取走了檔案。五分鍾，六分鍾，七分鍾，八分鍾。我輕輕地打開門，把頭從門縫探出來，左右看了看，沒有人。這時我走了出來，經過赫克托的辦公室，直奔接待廳，盡量裝作沒事的樣子輕快地走著。
“嗨。”身後有人在喊。我轉過拐角，回過頭看到一個家夥跟隨而來。這時離我最近的門是個小圖書館。我躲到了裏邊，很幸運，裏邊很黑，我在兩排書架中間穿過去，我找到另一側的另一個門。我打開門，在不長的一段走廊的盡頭我看到一個出口標誌。我從那裏跑了出去，我想我下樓總比上樓要快的，盡管我的辦公室就在這層樓的上麵兩層，我還是直奔下麵而去。如果萬一他認出我來，他可能到那裏去找我。
我來到一樓，已是上氣不接下氣，沒有穿大衣，不想讓任何人看見，特別是電梯處，那裏有保安人員以防止那些無家可歸的人進來。我到了側門出口，就是那天打死那位先生後我和波利為了躲避記者時曾用過的那個門。當我回到我車裏時，外麵很冷，還下著小雨。
一想到第一次做賊那個笨手笨腳的情況，真是有點蠢，非常的蠢。如果我被捉到呢？沒有人看到我離開錢斯的辦公室，也沒有人看到我手中拿的檔案不是我自己的。
我本不應該跑。當他喊時，我應該停下來並和他聊兩句，就好像沒事兒的一樣。如果他要看檔案，我可以訓斥他並讓他走開。他很可能就是我以前聽說過的一個下層職員。
可是他為什麽要那麽朝我吼呢？如果他不認識我，他為什麽從樓道的另一端要攔住我呢？我駛進馬薩諸塞街，很快就把複印搞好，再設法把檔案送回原處。我以前也通宵幹過活，如果我不得不等到淩晨三點鍾再偷偷溜回錢斯辦公室的話，我也可以那麽做。
這時我感到輕鬆多了。車上的熱風一個勁兒地吹著。
誰也不會料到一次打擊毒品交易的活動失利，一名警察被打傷，一輛毒品販子的豹牌汽車正全速由十八大街上馳來，我在新漢普郡大街時正是綠燈，可是那幫打死警察的家夥根本沒有什麽交通規則的概念，那輛豹牌車在我左邊擋住了我的視線，我的汽車保護氣袋一下子衝著我的臉炸開。
當我醒來時，駕駛座旁的門夾住了我的左肩，幾張黑臉正透過汽車破碎的窗子盯著我看。我聽見警笛在叫著，又昏了過去。
一個見習醫生把我的安全帶解開，把我從座位倉裏拖了出來，“我沒有看到出血。”其中一個人說。
“你能走嗎？”一個見習醫生問道。我的肩和肋骨痛疼，我試著站起來，但腿不聽使喚。
“我沒有事。”我坐在擔架的邊上說。我身後一陣喧鬧聲，但我轉不過身去。他們用安全帶把我固定在擔架上，當我被推進救護車時，我看到身旁有一輛豹牌汽車，已翻倒在路邊，周圍有警察和醫護人員。
我不斷地告訴他們“我沒事兒，我沒事兒”，但他們還是要量血壓。這時車開動了，笛聲也住了。
他們把我送到喬治-華盛頓大學醫療中心的急救室，x光透視顯示我沒有傷著骨頭，隻是一些擦傷，但很痛。他們叫我吃一些止痛片，然後把我推進一個單人病房。
我夜裏醒來時，克萊爾正睡在我床邊的一張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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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來就沒有什麽保險可言了，我一旦邁出公司的大門，它就會把我關在門外。
“你知道你這樣做的後果嗎？”他問道，他就站在我的桌子前麵。他身邊有兩個大箱子。波利已為我收拾好，把我的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全都裝在了裏麵。
“我當然知道，”我微笑著回答，“別為我擔心。”
“我已盡力了。”
“謝謝你，魯道夫。”他搖著頭，走開了。
在克萊爾昨天晚上給我一個突然襲擊之後，我就不再想年假的問題了，我腦子裏考慮的是許多更為緊迫的問題。我離婚後也成了一個單身漢，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了。
突然，我感到更應關心的是一個新的公寓的問題，而不是新的工作，更不是新的辦公室和新的事業問題，於是我關上門，開始翻報紙，找到租房、招聘之類的那一欄，瀏覽起來。
我要把車賣了而不再每月付四百八十美元的分期付款，然後我再買一輛舊車，花重金給它保險，然後等候它在我新的住宅區某天夜裏被人偷走，如果我仍然住在這個區域，就等於把我今後每月的收入全部拿去付房租。
我很早就出去吃午飯，我用兩個小時在華盛頓中心區開車轉了轉，發現這個地區的公寓最低租金價格也在每月一千一百元，這對於一個貧民律師來說是太高太高了。
當我吃過午飯回到辦公室時，桌子上又放著一份檔案袋，一個空白的馬尼拉法律用紙的袋子，外麵什麽也沒有寫，在我桌子上放著，裏麵有兩把係在一起的鑰匙，上麵有一個條子，上麵寫道：
上邊的鑰匙是錢斯辦公室門的鑰匙，下邊的是窗子下麵檔案櫃的。複印後把檔案返還，千萬當心，錢斯是個多疑的人，用後把鑰匙丟掉。
波利突然進來了，她常這麽幹，也不敲門，也不出聲，總是鬼魂似的突然出現在屋裏。這時她滿臉的不悅，也沒有理我。我們在一起工作已有四年了，她說我這一走把她搞得心裏空落落的，其實我們之間關係沒有那麽近。過幾天她也得重新分派工作。她為人很不錯，也是我十分放心的一個人。
我立刻把檔案合上，不知她是否看見。她在整理我那兩個箱子，我等了一會兒，直到確信她沒有注意到什麽，但是由於她看見了在我辦公室周圍樓道裏發生的一切，我不能想象赫克托或別的什麽人如何能進來而又不被發現地離開。
巴利-納佐，也是我們同做過人質中的一員，又是我的朋友，來到我的辦公室，很嚴肅地和我談了一會兒，他關上門，從箱子旁繞了過來。我不想討論離開公司的事，所以我隻和他談了談關於克萊爾的情況，他的妻子和克萊爾都是從普羅斯登來的，這在華盛頓這個大城市來說是特別有意義的。我們和她們在過去幾年中曾有過多次交往，後來這種社會交往就逐漸形成了婚姻。
他聽了之後有些驚訝，接著又很難過，過了一會就好了。“你這一個月可真不怎麽順，”他說道，“我很替你難過。”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說道。
我們談起過去的日子，那些來來去去的夥計。我們一起喝啤酒時也不必再重新提起那位先生的那件事，現在那件事對我來說都已有些陌生。我們這兩個朋友都曾麵對死亡，又走出這個陰影，而事後又都各自忙各自的事情而無暇互相幫助。
但是我終於還是談起了那件事，兩隻大箱子擺在屋子中間，是很難躲開這個話題的。我意識到這一事件是我們談話的原因。
“很抱歉，我讓你失望了。”
“說哪裏話，巴利。”
“不，真的，我應該早點來看你。”
“為什麽？”
“因為很明顯，你精神上出了毛病。”他邊說邊笑著。
我很想欣賞他的幽默：“是的，我是有點發瘋，我想，不過我很快會過去的。”
“不，說真的，我聽說你有了麻煩，上星期我去找你，可你出去了。我挺為你擔心的，但我在審理案子，你知道，這是常有的。”
“我知道。”
“我沒能來的確感到不應該，邁克，很抱歉。”
“得啦，別提它了。”
“我們大家都嚇壞了，而你差一點給子彈射中。”
“他本可以把我們都殺死的，巴利。炸藥要是真的，如果一槍打不著，他轟的一聲我們就全完了。好啦，別提它了。”
“當我們向外爬時，我最後看到的就是你，滿臉是血，尖叫著。我以為你被子彈打中了。我們跑到外麵，擠在一塊兒，人們也抓住我們，一邊喊叫著，我當時還以為一會兒就得有爆炸聲，我想邁克還在裏麵，他一定受傷了，我們停在電梯旁，有人把我們手上的繩子割斷了。我回過頭去看，正看見警察把你給架出來。我還記得你身上的血，渾身都是血。”
我一言未發。他也不希望我說什麽，這樣能讓他感到更好受些。因為他可以向魯道夫或別人報告說他已勸過我了。
“一路上我不停地問：‘邁克受傷了沒有？邁克傷著沒有？’當時誰也說不清楚，直到一個多小時後他們才說你沒事。我回家後想給你打電話，可是孩子們圍著我不放，我本該打個電話的。”
“別提這件事啦。”
“很抱歉，邁克。”
“請別說了，事已經過去了，也沒事了。我們就是談上幾天，也什麽都改變不了。”
“你是什麽時候想到要離開公司的？”
這我倒是要想一想的。真實的答案是就在星期天的這個時候，當比爾把蓋屍體的布單拉下來的時候，我看到小奧塔裏歐平靜地躺在那裏，就在那一時間，那一地點，就在那個停屍間裏，我突然變成了另一個人。
“就在周末前後。”我說，我沒做進一步的解釋，他也不需要聽什麽解釋。
他搖了搖頭，好像我收拾東西要離開公司是因為他的緣故。我必須讓他明白這一點。“巴利，你陰止不了我，誰也阻止不了。”
這時他開始不住地點頭，就好像他突然明白了什麽似的。
一支槍指向你的臉，鍾也停止了走動，這時立刻湧現出一些最需要考慮的東西：上帝，家庭，朋友。錢降到最低的位置，公司和事業隨著每秒鍾嘀嘀嗒嗒地過去，你會意識到這可能是你生命的末日。
“你怎麽樣？”我問他道。
公司和事業，在這幾個小時之內也已降至到最低層的位置。
“我們在星期二正開始一個審判，實際上，當那位先生來打擾時，我們正在做準備工作，我們無法要求法官延期審理，因為我們那位客戶已為審判這一天等候整整四年了。而且我們也沒有受傷，你知道，起碼身體上沒受到什麽傷害。所以我們一鼓作氣開始了審理，就一直沒有停下來。那次審理救了我們。”
當然如此。工作是最好的藥方，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甚至連靈魂都可以得到救助。我真想朝他歇斯底裏似的叫起來，因為兩周以前我也會這麽說的。
“好，”我說，真是太好了，“這麽說來你一定挺好吧？”
“那當然。”他是訴訟律師，很有男子漢氣質，特氟隆色的皮膚，還有三個孩子，所以作為他這樣一個三十多歲的人來說，要過太奢華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這時時鍾提醒了他，他該回去了，我們握手、擁抱，和通常一樣說一定保持聯係之類的話。
我關上門以便好好看看那份檔案，然後決定下一步行動。沒有多長時間，我就做出幾種推測。一、鑰匙好使。二、這不會是個圈套，我沒有樹過什麽敵人，反正我要走了。三、檔案的確在辦公室，就在窗子下麵的抽屜裏。四、能取到它而又不被發現。五、在最短的時間內複印完。六、安全返回材料，就像什麽事都沒發生一樣。七、也是最為重要的問題，它的確有我所需要的證據。
我把這些內容寫在一個記事本上。如果偷檔案材料被人發現，那就會立即遭到除名的處理，但我已不在乎除不除名的問題了。如果用不合法的鑰匙開錢斯辦公室的門被人知道，也是立即除名。
複印可是個棘手的問題，因為公司裏的檔案材料都有一英寸厚，就是說要複印一百多頁才能全部印完。也就是說我得在複印機旁站上好幾分鍾才能印完，這時是無處躲，無處藏的，那太危險了。一般情況都是秘書和一些職員來搞複印，而律師是不幹這類事的。複印機都是高科技的，很複雜，隻要我一按電鈕，就毫無疑問地會麵臨困境，而且它們也都編好了密碼，要先按幾個按鈕，這樣機器就會把它複印的每一張紙的費用記到某一客戶的賬上。而且這些機器都放在十分明顯的地方，沒有一台機器是放在角落裏的。我想或許我可以在公司的其他部門找一台複印機，不過我要是各處走動又太惹眼了。
我可能隻有把檔案材料帶出公司了，那可就和犯罪沒什麽差別了。不過我算是借的，不是偷的。
四點鍾時，我拿著一大遝檔案材料走過不動產部，好像我去幹什麽正經事兒。赫克托沒在他辦公桌那兒，錢斯在辦公室裏，他的門雖然關著，但他打電話的尖尖的聲音可以聽得出來。我從門前走過時，一位秘書衝我笑了笑。我注意到這裏沒有保安攝像機，有些樓層有，有些樓層沒有。有誰會在不動產部安裝什麽保安設施呢？
我五點鍾時離開公司，在一個熟食店買了一個三明治，然後就開車去了我的新辦公室。
我那幾個同伴還沒走，仍在辦公室裏等著我。索菲亞同我握手時笑了，但那笑容如曇花一現。
“歡迎你與我們同舟共濟。”亞伯拉罕說，他態度嚴肅，就好像我爬上了一條正在沉沒的船一樣。莫迪凱在旁邊的一間小辦公室裏向我揮舞著手臂。
“這間屋怎麽樣？”他說，“e號房。”
“漂亮。”我說，邁進我的新辦公室。這個屋剛好有我原來那個辦公室的一半大小。我原來使用的辦公桌在這個屋都放不下，一麵牆邊是四個檔案櫃，顏色不一，照明的隻是從天棚垂下來的沒燈罩的電燈泡，我也沒看見電話在哪兒。
“我很喜歡。”我說，而且我說的是心裏話。
“明天我們給你裝一台電話，”他說，同時把ac單元窗子的遮陽屏放了下來，“在你之前這屋子是一個叫巴納布裏奇年輕律師用的。”
“他怎麽了？”
“不會處理錢財問題。”
天漸漸黑了下來，索菲亞有些急於回家，亞伯拉罕也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我和莫迪凱在他的辦公桌上用餐，就是吃我買的三明治，喝一些低質量的咖啡。
這裏的複印機是八十年代的產品，體積挺大，看起來很笨重，沒有密碼板翼，以及鈴、哨之類裝備，這和我們公司那些是不一樣的。它就在大屋的一個角落上放著。室內有四張桌子，它就在一張辦公桌旁邊，上麵放著不少陳舊的材料。
“今晚你什麽時候走？”我一邊吃一邊問莫迪凱。
“我也說不準，大概一個小時以後吧，怎麽？”
“隻是隨便問問，我要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去幾個小時。他們還有最後一些事要我完成。然後我辦公室裏還有一些東西今晚上就運到這兒來。不知道行不行。”
他還在嚼著東西，走到一個抽屜處，從裏麵拿出一串鑰匙，遞給了我，上麵有三把鑰匙。“你隨便什麽時候去或回來都行。”他說道。
“這兒安全嗎？”
“不安全，你可得小心點。把車就停在外麵那個地方，靠門盡量近一點。走路要快些，然後把自己鎖在屋裏。”
他一定是看出我有點害怕，因為他對我說：“你會習慣的。精明著點。”
我走得很快，也十分警覺地在六點半鍾時走到我的汽車停車處。這時人行道上空無一人，沒有那些流氓團夥，沒有槍聲，我的車上也沒有劃痕。當我打開車門，開始啟動時心裏有些高興。大概我能夠在這裏生存下去。
開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僅用十一分鍾。如果複印錢斯的那份檔案用三十分鍾，那麽這份檔案就要離開他的辦公室一個小時左右。那當然是假定一切都十分順利才行。這樣錢斯就根本無法知道。我等到八點鍾，然後小心翼翼地走進不動產部，我的衣袖上卷，好像我在幹著什麽活。
樓廳走廊中空空如也，我敲了敲錢斯的門，沒有回答。門已鎖上了，然後又看了看其他各個辦公室，先輕輕敲一敲，然後再重一點敲，最後再扭動一下門鈕。大半都是鎖著的。在每一個拐角處我都檢查一下是否有監視器。我同樣也檢查了一下會議室和打字間，一個人影都沒有。
他那房間的鑰匙和我房間的很相像，大小顏色都一樣。鑰匙很好使，一轉眼我就已進入他那黑洞洞的辦公室，我琢磨著是否開燈的問題。我想從外麵驅車而過的人是無法判斷是哪個屋子突然亮了燈的，而且在樓裏的人也很難從門底下發現屋子裏有光透出來。再者是我沒有帶電筒，屋裏實在太黑。於是，我鎖好門，打開了燈，直奔窗子下麵那個文件櫃，用第二把鑰匙打開櫃。我跪在地上把抽屜拉了出來。
裏麵有幾十份檔案材料都與河橡公司有關，都按某種方法十分整齊地排列著。錢斯和他的秘書做事有板有服，我們公司十分推崇這種作風。其中有一個很厚的檔案上麵寫著河橡公司和tag公司的字樣。我輕輕地把它拿出來，開始迅速地翻閱、想確定一下是不是就是這一份。
這時走廊中一個男人的聲音“嗨”了一聲，我當時嚇得真魂出竅。
另一個男人的聲音從幾個門以外的地方回答了一聲，然後這兩個人就在離錢斯辦公室不遠的地方談了起來，他們談的是籃球比賽的事，是子彈隊對尼克隊的比賽。
我輕輕地走到門邊，關了燈，傾聽他們談話。後來我又坐在布雷登先生的皮沙發上，坐了十來分鍾。如果有人看見我空手走出這間辦公室，他們對我無可奈何，反正我明天就已離開公司了，但是我還是拿不到檔案。
如果要是有人看到我拿走檔案呢？那我可就沒救了。
我拚命地考慮著這個問題，估量當時的形勢，分析各種可能性。要沉住氣，我不斷地告誡自己。他們會走開的。他們談完籃球又談姑娘，似乎這兩個人都是未婚的。估計這兩個人都是喬治頓法學院畢業的職員，在這裏做夜班。他們的聲音漸漸聽不到了。
我鎖好了抽屜，取走了檔案。五分鍾，六分鍾，七分鍾，八分鍾。我輕輕地打開門，把頭從門縫探出來，左右看了看，沒有人。這時我走了出來，經過赫克托的辦公室，直奔接待廳，盡量裝作沒事的樣子輕快地走著。
“嗨。”身後有人在喊。我轉過拐角，回過頭看到一個家夥跟隨而來。這時離我最近的門是個小圖書館。我躲到了裏邊，很幸運，裏邊很黑，我在兩排書架中間穿過去，我找到另一側的另一個門。我打開門，在不長的一段走廊的盡頭我看到一個出口標誌。我從那裏跑了出去，我想我下樓總比上樓要快的，盡管我的辦公室就在這層樓的上麵兩層，我還是直奔下麵而去。如果萬一他認出我來，他可能到那裏去找我。
我來到一樓，已是上氣不接下氣，沒有穿大衣，不想讓任何人看見，特別是電梯處，那裏有保安人員以防止那些無家可歸的人進來。我到了側門出口，就是那天打死那位先生後我和波利為了躲避記者時曾用過的那個門。當我回到我車裏時，外麵很冷，還下著小雨。
一想到第一次做賊那個笨手笨腳的情況，真是有點蠢，非常的蠢。如果我被捉到呢？沒有人看到我離開錢斯的辦公室，也沒有人看到我手中拿的檔案不是我自己的。
我本不應該跑。當他喊時，我應該停下來並和他聊兩句，就好像沒事兒的一樣。如果他要看檔案，我可以訓斥他並讓他走開。他很可能就是我以前聽說過的一個下層職員。
可是他為什麽要那麽朝我吼呢？如果他不認識我，他為什麽從樓道的另一端要攔住我呢？我駛進馬薩諸塞街，很快就把複印搞好，再設法把檔案送回原處。我以前也通宵幹過活，如果我不得不等到淩晨三點鍾再偷偷溜回錢斯辦公室的話，我也可以那麽做。
這時我感到輕鬆多了。車上的熱風一個勁兒地吹著。
誰也不會料到一次打擊毒品交易的活動失利，一名警察被打傷，一輛毒品販子的豹牌汽車正全速由十八大街上馳來，我在新漢普郡大街時正是綠燈，可是那幫打死警察的家夥根本沒有什麽交通規則的概念，那輛豹牌車在我左邊擋住了我的視線，我的汽車保護氣袋一下子衝著我的臉炸開。
當我醒來時，駕駛座旁的門夾住了我的左肩，幾張黑臉正透過汽車破碎的窗子盯著我看。我聽見警笛在叫著，又昏了過去。
一個見習醫生把我的安全帶解開，把我從座位倉裏拖了出來，“我沒有看到出血。”其中一個人說。
“你能走嗎？”一個見習醫生問道。我的肩和肋骨痛疼，我試著站起來，但腿不聽使喚。
“我沒有事。”我坐在擔架的邊上說。我身後一陣喧鬧聲，但我轉不過身去。他們用安全帶把我固定在擔架上，當我被推進救護車時，我看到身旁有一輛豹牌汽車，已翻倒在路邊，周圍有警察和醫護人員。
我不斷地告訴他們“我沒事兒，我沒事兒”，但他們還是要量血壓。這時車開動了，笛聲也住了。
他們把我送到喬治-華盛頓大學醫療中心的急救室，x光透視顯示我沒有傷著骨頭，隻是一些擦傷，但很痛。他們叫我吃一些止痛片，然後把我推進一個單人病房。
我夜裏醒來時，克萊爾正睡在我床邊的一張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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