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新接手的工作情況介紹共用了半個小時，這是我和莫迪凱一起驅車去城東北邊的派特沃斯街的撒馬利亞救濟院的路上，他一麵開車一麵向我講述的。我隻是一聲不響地在旁邊聽，我手裏緊緊地抱著我的手提包，緊張得就像在嚴師麵前的小學新生一樣。我穿了牛仔褲，白襯衫，係了領帶，上衣是海軍穿的便裝，耐克網球鞋，白線襪。我也不再刮胡須。我現在是貧民律師，我可以隨意穿戴，不受任何限製了。
莫迪凱當然在我剛走進辦公室時就注意到了我衣著的變化，並向大家宣布我即將投入工作。他沒有說什麽，但眼睛看著我的耐克鞋，他以前就常看到這種情況，從大公司下來同窮人呆上幾個小時的那些律師們就常穿這種鞋子，不知什麽原因，他們也穿工裝褲，留上胡須。
“你的委托人是由幾個三分之一組成的。”他說，一隻手還開著車，車開得很不穩。另一隻手拿著咖啡杯，根本不在乎我們旁邊還有許多車子。“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有工作的，有三分之一是有家庭和孩子的，有三分之一是有精神病的，有三分之一是老兵。這其中又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是有資格住政府補貼住房的。在過去的十五年中，一共有二百五十萬個低造價住房單元被取消，聯邦政府把政府補貼住房的投資又減少了百分之七十，這樣一來有些人不得不露宿街頭，這也就不奇怪了。各級政府就是靠犧牲窮人的利益來平衡預算的。”
這一係列的統計數字莫迪凱脫口而出，這就是他的生活，這就是他的職業。作為一名訓練有素的律師，我幾次都想打開手提包拿出筆和本把一些情況作下記錄，但我還是控製了自己，隻是靜靜地聽著。
“這些人有最低工資標準的工作，對私人住房他們連想都不敢想。他們的全部收入都不夠付房租的。所以他們就每況愈下，而同時，政府的資助費用又屢屢降低。你要知道，僅有百分之十四的無家可歸的殘疾人能拿到政府的補貼，僅僅百分之十四！你會看到許多這類情況的。”
這時我們遇上了紅燈，車吱地一聲停下了，但是他的車已把路口擋住了一些。我們周圍頓時一片汽車笛聲，我趕緊把身子放低，生怕再來一次撞車事件。莫迪凱似乎毫沒在意他妨礙了高峰期的交通，他兩眼茫然直視，似乎在看另外一個世界。
“無家可歸最讓人害怕的情況在街上你是看不到的。幾乎一半窮人都把他們百分之七十的收入用在保住他們現有的住房上，而政府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門說他們隻應用三分之一就可以了。這座城市就有幾萬人處在邊緣狀態，隻要有一點閃失就會丟掉住房，比如丟失了張支票，偶爾生次病，或有個預料不到的緊急情況什麽的。”
“那他們去哪兒呢？”
“他們很少直接去避難所，他們開始可能去投親靠友。這一下就會更糟糕，因為他們的親友也是住房十分緊張的，條件很差。何況他們簽的房約也不允許那麽多人住在一個單元裏。他們就不得不違約，這就會引起驅趕住戶的情況。然後他們就到處搬來搬去，把一個孩子留給姐妹，或把另一個留在朋友那裏。這樣一天不如一天。可是他們都不願去避難所，就像避瘟疫一樣。”
他停了好一會兒，接著喝了口咖啡。“那是為什麽呢？”我問道。
“並不是所有的避難所都很好，常受到襲擊，發生搶劫、強xx事件。”
而這些正是我後半生的律師生涯的主要工作內容。“我忘記帶槍了。”我說道。
“不會有事的，我們這座城市有數以百計為窮人的利益誌願工作的人，我沒有聽說過有誰受到了傷害。”
“聽到這個消息我就放心了。”我們又開始行駛，但比剛才穩當多了。
“大約半數的人都有一些財力使用不當的問題，就像你那位夥計，德文-哈迪。這種情況是很普通的。”
“我們能為他們做些什麽呢？”
“恐怕幫不了多大忙。還有幾項計劃沒有落實，但很難找到他們的安身之地。我們曾把哈迪安排在一個老年人康複中心去住，但是他離開了那裏。一個上癮的人當想清醒的時候會這樣決定的。”
“他用什麽來麻醉自己呢？”
“酒，這是他們最能買得起的。另外還有不少強效純可卡因也不很貴。這些情況你都會看到的，但是配製好的毒品是相當貴的。”
“我頭五個案子會是什麽呢？”
“等不及了吧，是不是？”
“是的，我現在一點頭緒也沒有。”
“別著急，先放鬆一點。工作並不很複雜，但要有耐心。你可能會遇到一個得不到政府福利的人，例如，沒有得到食品券，或是離婚案子，或投訴他的房東，或就業問題。但肯定是個刑事案子。”
“什麽類型的刑事案子？”
“都是一些小事。現在美國城市有一種趨勢，就是認為無家可歸就是犯罪。大城市都已通過了各種法規，就是要驅走那些住在街頭的人。不許乞討，不許睡在公共場所的長椅上，不許在橋下棲身，不許在公園裏存放個人物品，不許坐在人行道上，不許在公共場所吃東西。這些法律的大部分已在法院被否定，在這方麵亞伯拉罕幹得相當出色，他說服了聯邦法官指出這些法律是違反第一次修正案所規定的權利的。所以各個城市有選擇地實行了一些普通法律，例如，在街上閑逛，流浪，在公共場合酗酒。其矛頭所指仍是無家可歸的人。如果衣著講究的人在酒吧喝醉了，或在胡同裏小便，都不算什麽，可是要是無家可歸的人如果在小巷子裏撒泡尿，那就要以在公共場所小便而遭逮捕。大規模的清除活動是常有的。”
“清除活動？”
“是的，他們有時集中城市的某一區域，清除所有的無家可歸者，把他們攆到其他什麽地方去。在亞特蘭大召開奧運會之前就這麽幹過，他們不能讓全世界的人們都看到美國有這麽多人乞討，這麽多人就睡在公園的長椅上。所以，他們動用了保安部隊來解決這些問題。這樣一來人們就會感到這個城市一切都那麽美好。”
“那把他們趕到哪兒去呢？”
“他們肯定不是把他們送進避難所，因為他們根本沒有什麽窮人的避難所。而是像清除垃圾一樣把他們圈在城市的某個角落。”他一麵調整一下汽車的散熱器，一麵又喝了口咖啡，起碼有五秒鍾時間雙手都離開了方向盤。“記住，邁克爾，人人都得到那裏去，因為這些人別無選擇。如果你餓了，你可以要飯吃，如果你累了，你可以找個地方睡覺。如果你無家可歸，你隻能去那樣的地方。”
“他們逮捕他們嗎？”
“天天如此。這真是個愚蠢的政策。把一個露宿街頭的人，送進避難所或其他什麽地方，讓他們幹活掙最低的工資，讓他盡量向上，走自食其力的路，然後又逮捕他，就是因為他在橋下棲身。他並不想在橋下睡覺，但人總得有個睡覺的地方啊。他們的過錯就在於市政會那幫人自作聰明地把無家可歸定為是犯罪行為。他首先得付三十美元才能從監獄中出來，然後再付三十美元作為罰金，這些人衣袋裏本來就沒有幾個錢。這又讓這些人遭一劫。他遭逮捕，受屈辱，被罰錢，再受懲罰，這隻能讓他看到他想找個去處的方式是個錯誤。我們許多城市都不許他們呆在大街上。”
“在監獄裏是不是會好些呢？”
“最近你去過監獄嗎？”
“沒有。”
“千萬別去，警察對待那些無家可歸的人簡直不像話，尤其是對待那些有精神病和吸毒的人。監獄裏也是人滿為患。刑事司法係統本來就夠嚇人的，再加上對無家可歸者的虐待就更讓人受不了。最蠢的問題在於，他們如果把一個人關在監獄裏，每天所花的錢要比給他們蓋個收容所，提供食品、交通，設立谘詢機構花錢還要多，至少多花百分之二十五的費用。這些才是長遠效益，而且當然也更有意義。這百分之二十五還不包括逮捕和審訊等程序所花的費用。大多數的城市都虧了大本，特別是特區，所以他們就關閉了避難所。記住，他們是在把無家可歸者變成罪犯，然後再浪費他們的金錢。”
“看來該提起訴訟了。”我說道，盡管我根本不需要給他打氣。
“我們都瘋了似的控訴，全國的律師們都強烈反對這些法律，該死的市政會在法律上花的費用比給無家可歸的人建造避難所的錢多得多。你還得愛這個國家。紐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可是居然讓人們都住不上房子。所以人們就得睡在大街上或在第五大街上行乞。而這又讓那些敏感的紐約人感到不安，於是他們就選舉了某些人，這些人就承諾把街道變得幹淨一些，而且讓他的市政會通過使無家可歸成為非法的法令，例如，不許乞討，不許坐在人行道上，不許無家可歸，等等。而另一方麵又不斷拚命砍掉這方麵的撥款，關閉避難所，減少資助，而同時又在紐約律師身上花大筆資金來為他們辯護，保護他們消滅窮人的法律。”
“華盛頓的情況怎麽樣？”
“比紐約好不了多少，我敢說。”
這時我們行駛在一個兩周前我大白天開車都不敢過的區域。這裏的商店外麵都裝了鐵欄，這裏的公寓大樓都很高，結構呆板，欄杆上掛著曬洗的衣物。它們都是一些灰磚建築，從建築的粗糙性來看，不難看出是政府撥款建的。
“華盛頓是座黑色的城市，”他繼續說道，“有一個龐大的福利階級，它吸引許多想要有所改變的人，也吸引了許多像你這樣的活動家和激進分子。”
“我算不上活動家，也不是激進分子。”
“今天是周一上午，在以往的七年之中你在周一的上午在什麽地方呢？”
“坐在我辦公桌前。”
“一張十分漂亮的辦公桌。”
“是的。”
“在你專用的講究的辦公室裏。”
“是的。”
他衝我一笑，說道：“現在你就是激進分子。”
說到這裏，我的工作情況就算介紹完了。
右前方有一群穿著笨拙的人，他們擠在一個街角，圍在一盞手提式丁烷爐前。我們從他們旁邊繞過去，停在路邊，這座建築曾是一座公寓，不過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上麵有個手寫的標牌，“撒馬利亞救濟院”。
“這是個私人開的避難所，”莫迪凱說，“有九十張床，夥食不錯，是阿靈頓幾所教堂聯合資助的。六年來我們常到這兒來。”
一輛食品庫的麵包車停在了門口，一些誌願服務者在卸蔬菜和水果。莫迪凱同在門口幹活的一個上了年紀的紳士模樣的人說了幾句話，我們就得到允許進入這所救濟院。
“我帶你在這裏轉一圈。”莫迪凱說道，我們走過大廳時我和他靠得很緊。這裏的廊道十分特別，每條廊道都排列著一個個的小方屋，屋子是用石膏灰膠紙夾板隔成，紙板上也沒有刷上漆。每個房間都有一個門，門都上了鎖。隻有一個房間沒上鎖，門是開著的，莫迪凱向裏麵看了看，說聲“早晨好”。
一個個子十分矮小而眼睛卻很大的人坐在折疊床的邊上，看著我們，但一聲不吭。“這個屋子不錯，”莫迪凱對我說道，“它與別人隔離開，又有一張不錯的床，有個放東西的地方，而且還有電。”他說著撥了一下門旁的開關，屋裏的小電燈泡一下子滅了，屋裏變得很黑，他又撥一下開關，燈又亮了起來。可是那對大眼睛卻動也不動一下。
屋裏沒有天花板，那種老商店的護牆板已有年頭了，在三十英尺的高處。
“臥室怎麽樣？”我問道。
“臥室在後麵。衛生間是用幾塊板隔起來的。過得怎麽樣？”他向一個住戶問候道，那個人點了點頭。
有幾戶的收音機開著，有的是音樂，有的是新聞訪談。人們在四處走動。這是星期一上午，他們有工作或要去的地方。
“在這兒得到一間屋子很難嗎？”我問道，其實答案我是十分清楚的。
“比登天還難，登記要這裏房子的名單有一英裏那麽長，而且避難所要審查每一個進來的人。”
“他們可以在這兒住多久？”
“情況各不一樣，平均要有三個月左右。這個避難所是比較好的一個，所以他們在這兒比較安全，一旦他們有穩定的收入，避難所就要把他們安置到他們能付得起租金的房子裏去。”
他讓我認識一個負責這個地方的年輕婦女，她在一個小黑雜役屋裏。“這是我們新來的律師。”他的介紹十分簡單。她說歡迎我來到這兒。他們在談論一個失蹤的客戶，我就四下轉一轉，我看到一個單元的住屋，裏麵有嬰兒的哭聲，而且聽到有人正向敞開的門走近。這間屋子比別的稍微大一些，被隔成兩個小房間，一個年輕的女人坐在一張椅子上，很壯實，年齡在二十五歲左右，上身幾乎從胸部往上全都裸露著，正在給孩子吃奶，我就在離她十幾步遠的地方，而她卻毫不以為意。還有兩個稍大一些的孩子正在床上翻筋鬥玩。這時收音機的節目正是閑談的節目。
那個女人用右手托起那隻孩子沒有吃的碩大乳這是房讓我看，我轉身走開了去找莫迪凱。一些客戶在等著我們。我們辦公的地點就在餐廳的一個角落裏，和廚房離得很近。我們的辦公桌就是一個可折疊的餐桌。這個桌子是從廚師那兒借來用的。莫迪凱打開牆角處的一個文件櫃，我們就開始了工作。有六個人坐在靠牆的一排椅子上等著。
“誰先來？”他問那幾個人。這時一個女人搬著她的椅子走了過來，坐在我們倆對麵，我們倆都把筆和記錄本準備好了，但是我們中一個是搞這方麵法律的老手，而另一個則是一點頭緒也摸不著的人。
她的名字叫韋琳，二十七歲，有兩個孩子，但沒有丈夫。
“他們有一半人是來自避難所，”莫迪凱一麵記錄一麵說，“另一半來自大街上。”
“我們要接個案子嗎？”
“隻要是無家可歸的，我們就接。”
韋琳的問題並不複雜。她曾在一個快餐店幹活，後來因為一些原因而被辭退，這些原因莫迪凱認為是不相幹的。因為她沒有固定地址，她沒有收到最後兩個月的工資支票，老板把支票寄錯了地方，結果寄丟了。其實，老板是沒有責任的。
“下星期你會住在哪兒？”莫迪凱問道。
她也說不準。也許這兒，也許什麽別的地方。她正在找工作，如果找到一份工作，還會有別的什麽變化，她可能會寄住某一家，幫他們幹些家務而不必付房租，也可能自己找個地方住。
“我會給你要回錢，我讓他們把支票寄到我的辦公室。”他遞給她一張名片，“下周按這個號碼給我打電話。”
她接過名片，謝了謝我們就匆匆走了。
“先給那個快餐店打個電話，告訴他你是她的律師，開始時要和氣一些，如果他要是不合作，你就別客氣，有必要你可以親自去一趟把支票拿來。”
我忙把這些話記了下來，好像這還挺複雜似的。韋琳被拖欠的工資才不過二百一十美元，我在公司處理的最後一個反托拉斯的一個案子涉及金額達九億美元。
第二個客戶的問題很難說是什麽法律問題。他隻是想找個人談一談。他可能醉了，也許是有精神病，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莫迪凱把他帶進廚房，給他衝了一杯咖啡。
“這些窮人有時不知道有什麽事該來找你。”他說道。
第三號是住在這裏的一個住戶，已在這兒住兩個月了。所以她的住址問題就簡單多了。她五十八歲了，幹淨利落，丈夫已去世，她丈夫是個退伍老兵。當我的夥伴和她交談時，我迅速地翻一下有關文件，她的情況是可以享受退伍兵的一些待遇的。但是這些支票都寄到了馬裏蘭的銀行戶頭上，而她又去不了那裏。她解釋說她的檔案材料可以證實這一點。莫迪凱說，“退伍軍人管理局是很好的一個部門，我可以讓他們把支票直接寄到這兒來。”
就在我們一個個解決問題時，排隊等候的人也越來越多。這些情況都是莫迪凱十分熟悉的，如由於沒有固定地址而得不到食品券啦，房主拒不返還住房押金啦，離婚父親不付孩子撫養費啦，或因開空頭支票而遭逮捕，或因未得到殘疾福利金而投訴社會保險部門啦，等等，等等。兩個小時過去了，我們共接待了十名客戶，這時我把座位移到桌子的一端開始自己獨立工作。作為貧民律師的第一天工作，我已能獨立處理業務，一麵聽著客戶的陳述，一麵作著記錄，所起到的作用已和莫迪凱沒什麽兩樣了。
梅維斯是我獨立接待的第一個客戶。他的情況是要離婚，這情況倒和我一樣。聽了他的傷心故事，我真想衝回家去吻克萊爾的腳。梅維斯的妻子是個妓女，她在吸毒之前曾是很好的人，很體麵。但是一染上毒癮之後，她就變了，先是結識了一個妓女，後來又認識了一個男妓，然後自己也成了妓女。在整個這個過程中，她偷竊，並把家裏的東西變賣一空，還欠了不少債務，讓她丈夫陷入困境，最後使他終於宣告破產，而她卻帶著兩個孩子與那個男妓同居去了。
他隻就離婚的例行手續提出幾個一般性的問題，而且我也隻知道一些最基本的情況，所以，我盡力作了回答。我在記錄的那一時刻，頭腦中出現一個幻象，是克萊爾坐在她的律師漂亮的辦公室裏在擬定我們離婚的文件。
“這需要多長時間？”他這麽一問才把我從暫短的夢幻之中呼喚回來。
“六個月，”我答道，“你認為她會不會持有異議？”
“這是什麽意思？”
“就是說她會不會不同意離婚？”
“我們還沒有談過離婚的事。”
那個女人在一年前就已搬出去了，這在我看來倒像遺棄的案子，隻是發生在成年人身上，我想這個案子是十分容易解決的。
梅維斯在避難所已住了一個星期。他衣著整潔，頭腦清醒，正在找工作。和他談話的半個小時我感到很愉快，我向他擔保接下他這案子。
一個上午過得很快，我再也沒有緊張感了。我是在幫助這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解決一個個活生生的問題。他們人微言輕又沒有地方去尋找法律上的代言人。他們不僅是對我望而生畏，更為法律條文的浩繁以及法庭的官氣望而卻步。我學會了微笑，讓他們感到他們是受歡迎的。有的人還向我表示道歉，說沒有錢付給我。錢是不重要的，我告訴他們。錢是不重要的。
十二點時我們把桌子讓了出來，因為這是張餐桌。這個就餐的地方十分擁擠，這時湯已上來了。
由於佛羅裏達大街離得不遠，我們就到那條街上的一家燒烤店吃了一些黑人喜愛吃的食物，店裏人很多，我是其中唯一的白麵孔，但我對這一點也漸漸習慣了，不冉覺得不自然。還沒有人想要殺害我，也沒有人在乎我這唯一的白人。
索菲亞發現有一部電話機還好使，它在緊靠門口的桌子上，上麵堆滿了一大堆檔案袋。我向她表示了感謝，然後我就回到我那間辦公室去了。我數了數，一共八個人靜靜地坐在那裏等候索菲亞的接待，她並不是律師，但卻能給他們提供一些忠告和建議。莫迪凱建議我用下午時間去研究一下上午在撒馬利亞救濟院接下來的材料。一共是十九份。他還讓我抓緊點工作，這樣可以幫索菲亞處理一下她手中的活兒。
我原以為這裏的工作效率一定不是很快的，其實我的想法是錯了。很快我就感到這兒的任務是相當重的，可以說應接不暇，好在我也是訓練有素的律師，又是一個工作起來就玩命的工作狂，所以，我還是可以勝任這兒的工作的。
我第一個向外打的電話還是打給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我要找房地產部的赫克托-帕爾馬，但是人不在，過了五分鍾之後，我又一次撥通，一個秘書接了電話，又讓我等。突然布雷登-錢斯的沙啞的聲音吼道：“有什麽事？”
我強壓下火，說道：“我要找赫克托-帕爾馬。”我盡量提高一下嗓門，說得也盡量簡潔。
“你是誰？”他逼問道。
“裏克-漢密爾頓，他的一個學校時的朋友。”
“他不在這兒工作了，對不起。”他掛上了電話，我看著電話機在發呆。我想打電話給波利，通過她了解一下赫克托究竟怎麽樣了，這用不了她多長時問。或許還可以知道一些關於魯道夫，或巴利-納佐，或者我那幸運的助手的情況。這時我突然意識到他們已不再是我的朋友了，我已經離開了，我已出了那個圈子，我已成了他們的敵人，我成了他們眼中的麻煩，他們的上司不讓他們和我談話。
電話簿上有三個赫克托-帕爾馬，我打算一個個打電話問一問，但是三個電話全部占線。這個事務所有兩部電話，但有四名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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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凱當然在我剛走進辦公室時就注意到了我衣著的變化，並向大家宣布我即將投入工作。他沒有說什麽，但眼睛看著我的耐克鞋，他以前就常看到這種情況，從大公司下來同窮人呆上幾個小時的那些律師們就常穿這種鞋子，不知什麽原因，他們也穿工裝褲，留上胡須。
“你的委托人是由幾個三分之一組成的。”他說，一隻手還開著車，車開得很不穩。另一隻手拿著咖啡杯，根本不在乎我們旁邊還有許多車子。“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有工作的，有三分之一是有家庭和孩子的，有三分之一是有精神病的，有三分之一是老兵。這其中又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是有資格住政府補貼住房的。在過去的十五年中，一共有二百五十萬個低造價住房單元被取消，聯邦政府把政府補貼住房的投資又減少了百分之七十，這樣一來有些人不得不露宿街頭，這也就不奇怪了。各級政府就是靠犧牲窮人的利益來平衡預算的。”
這一係列的統計數字莫迪凱脫口而出，這就是他的生活，這就是他的職業。作為一名訓練有素的律師，我幾次都想打開手提包拿出筆和本把一些情況作下記錄，但我還是控製了自己，隻是靜靜地聽著。
“這些人有最低工資標準的工作，對私人住房他們連想都不敢想。他們的全部收入都不夠付房租的。所以他們就每況愈下，而同時，政府的資助費用又屢屢降低。你要知道，僅有百分之十四的無家可歸的殘疾人能拿到政府的補貼，僅僅百分之十四！你會看到許多這類情況的。”
這時我們遇上了紅燈，車吱地一聲停下了，但是他的車已把路口擋住了一些。我們周圍頓時一片汽車笛聲，我趕緊把身子放低，生怕再來一次撞車事件。莫迪凱似乎毫沒在意他妨礙了高峰期的交通，他兩眼茫然直視，似乎在看另外一個世界。
“無家可歸最讓人害怕的情況在街上你是看不到的。幾乎一半窮人都把他們百分之七十的收入用在保住他們現有的住房上，而政府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門說他們隻應用三分之一就可以了。這座城市就有幾萬人處在邊緣狀態，隻要有一點閃失就會丟掉住房，比如丟失了張支票，偶爾生次病，或有個預料不到的緊急情況什麽的。”
“那他們去哪兒呢？”
“他們很少直接去避難所，他們開始可能去投親靠友。這一下就會更糟糕，因為他們的親友也是住房十分緊張的，條件很差。何況他們簽的房約也不允許那麽多人住在一個單元裏。他們就不得不違約，這就會引起驅趕住戶的情況。然後他們就到處搬來搬去，把一個孩子留給姐妹，或把另一個留在朋友那裏。這樣一天不如一天。可是他們都不願去避難所，就像避瘟疫一樣。”
他停了好一會兒，接著喝了口咖啡。“那是為什麽呢？”我問道。
“並不是所有的避難所都很好，常受到襲擊，發生搶劫、強xx事件。”
而這些正是我後半生的律師生涯的主要工作內容。“我忘記帶槍了。”我說道。
“不會有事的，我們這座城市有數以百計為窮人的利益誌願工作的人，我沒有聽說過有誰受到了傷害。”
“聽到這個消息我就放心了。”我們又開始行駛，但比剛才穩當多了。
“大約半數的人都有一些財力使用不當的問題，就像你那位夥計，德文-哈迪。這種情況是很普通的。”
“我們能為他們做些什麽呢？”
“恐怕幫不了多大忙。還有幾項計劃沒有落實，但很難找到他們的安身之地。我們曾把哈迪安排在一個老年人康複中心去住，但是他離開了那裏。一個上癮的人當想清醒的時候會這樣決定的。”
“他用什麽來麻醉自己呢？”
“酒，這是他們最能買得起的。另外還有不少強效純可卡因也不很貴。這些情況你都會看到的，但是配製好的毒品是相當貴的。”
“我頭五個案子會是什麽呢？”
“等不及了吧，是不是？”
“是的，我現在一點頭緒也沒有。”
“別著急，先放鬆一點。工作並不很複雜，但要有耐心。你可能會遇到一個得不到政府福利的人，例如，沒有得到食品券，或是離婚案子，或投訴他的房東，或就業問題。但肯定是個刑事案子。”
“什麽類型的刑事案子？”
“都是一些小事。現在美國城市有一種趨勢，就是認為無家可歸就是犯罪。大城市都已通過了各種法規，就是要驅走那些住在街頭的人。不許乞討，不許睡在公共場所的長椅上，不許在橋下棲身，不許在公園裏存放個人物品，不許坐在人行道上，不許在公共場所吃東西。這些法律的大部分已在法院被否定，在這方麵亞伯拉罕幹得相當出色，他說服了聯邦法官指出這些法律是違反第一次修正案所規定的權利的。所以各個城市有選擇地實行了一些普通法律，例如，在街上閑逛，流浪，在公共場合酗酒。其矛頭所指仍是無家可歸的人。如果衣著講究的人在酒吧喝醉了，或在胡同裏小便，都不算什麽，可是要是無家可歸的人如果在小巷子裏撒泡尿，那就要以在公共場所小便而遭逮捕。大規模的清除活動是常有的。”
“清除活動？”
“是的，他們有時集中城市的某一區域，清除所有的無家可歸者，把他們攆到其他什麽地方去。在亞特蘭大召開奧運會之前就這麽幹過，他們不能讓全世界的人們都看到美國有這麽多人乞討，這麽多人就睡在公園的長椅上。所以，他們動用了保安部隊來解決這些問題。這樣一來人們就會感到這個城市一切都那麽美好。”
“那把他們趕到哪兒去呢？”
“他們肯定不是把他們送進避難所，因為他們根本沒有什麽窮人的避難所。而是像清除垃圾一樣把他們圈在城市的某個角落。”他一麵調整一下汽車的散熱器，一麵又喝了口咖啡，起碼有五秒鍾時間雙手都離開了方向盤。“記住，邁克爾，人人都得到那裏去，因為這些人別無選擇。如果你餓了，你可以要飯吃，如果你累了，你可以找個地方睡覺。如果你無家可歸，你隻能去那樣的地方。”
“他們逮捕他們嗎？”
“天天如此。這真是個愚蠢的政策。把一個露宿街頭的人，送進避難所或其他什麽地方，讓他們幹活掙最低的工資，讓他盡量向上，走自食其力的路，然後又逮捕他，就是因為他在橋下棲身。他並不想在橋下睡覺，但人總得有個睡覺的地方啊。他們的過錯就在於市政會那幫人自作聰明地把無家可歸定為是犯罪行為。他首先得付三十美元才能從監獄中出來，然後再付三十美元作為罰金，這些人衣袋裏本來就沒有幾個錢。這又讓這些人遭一劫。他遭逮捕，受屈辱，被罰錢，再受懲罰，這隻能讓他看到他想找個去處的方式是個錯誤。我們許多城市都不許他們呆在大街上。”
“在監獄裏是不是會好些呢？”
“最近你去過監獄嗎？”
“沒有。”
“千萬別去，警察對待那些無家可歸的人簡直不像話，尤其是對待那些有精神病和吸毒的人。監獄裏也是人滿為患。刑事司法係統本來就夠嚇人的，再加上對無家可歸者的虐待就更讓人受不了。最蠢的問題在於，他們如果把一個人關在監獄裏，每天所花的錢要比給他們蓋個收容所，提供食品、交通，設立谘詢機構花錢還要多，至少多花百分之二十五的費用。這些才是長遠效益，而且當然也更有意義。這百分之二十五還不包括逮捕和審訊等程序所花的費用。大多數的城市都虧了大本，特別是特區，所以他們就關閉了避難所。記住，他們是在把無家可歸者變成罪犯，然後再浪費他們的金錢。”
“看來該提起訴訟了。”我說道，盡管我根本不需要給他打氣。
“我們都瘋了似的控訴，全國的律師們都強烈反對這些法律，該死的市政會在法律上花的費用比給無家可歸的人建造避難所的錢多得多。你還得愛這個國家。紐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可是居然讓人們都住不上房子。所以人們就得睡在大街上或在第五大街上行乞。而這又讓那些敏感的紐約人感到不安，於是他們就選舉了某些人，這些人就承諾把街道變得幹淨一些，而且讓他的市政會通過使無家可歸成為非法的法令，例如，不許乞討，不許坐在人行道上，不許無家可歸，等等。而另一方麵又不斷拚命砍掉這方麵的撥款，關閉避難所，減少資助，而同時又在紐約律師身上花大筆資金來為他們辯護，保護他們消滅窮人的法律。”
“華盛頓的情況怎麽樣？”
“比紐約好不了多少，我敢說。”
這時我們行駛在一個兩周前我大白天開車都不敢過的區域。這裏的商店外麵都裝了鐵欄，這裏的公寓大樓都很高，結構呆板，欄杆上掛著曬洗的衣物。它們都是一些灰磚建築，從建築的粗糙性來看，不難看出是政府撥款建的。
“華盛頓是座黑色的城市，”他繼續說道，“有一個龐大的福利階級，它吸引許多想要有所改變的人，也吸引了許多像你這樣的活動家和激進分子。”
“我算不上活動家，也不是激進分子。”
“今天是周一上午，在以往的七年之中你在周一的上午在什麽地方呢？”
“坐在我辦公桌前。”
“一張十分漂亮的辦公桌。”
“是的。”
“在你專用的講究的辦公室裏。”
“是的。”
他衝我一笑，說道：“現在你就是激進分子。”
說到這裏，我的工作情況就算介紹完了。
右前方有一群穿著笨拙的人，他們擠在一個街角，圍在一盞手提式丁烷爐前。我們從他們旁邊繞過去，停在路邊，這座建築曾是一座公寓，不過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上麵有個手寫的標牌，“撒馬利亞救濟院”。
“這是個私人開的避難所，”莫迪凱說，“有九十張床，夥食不錯，是阿靈頓幾所教堂聯合資助的。六年來我們常到這兒來。”
一輛食品庫的麵包車停在了門口，一些誌願服務者在卸蔬菜和水果。莫迪凱同在門口幹活的一個上了年紀的紳士模樣的人說了幾句話，我們就得到允許進入這所救濟院。
“我帶你在這裏轉一圈。”莫迪凱說道，我們走過大廳時我和他靠得很緊。這裏的廊道十分特別，每條廊道都排列著一個個的小方屋，屋子是用石膏灰膠紙夾板隔成，紙板上也沒有刷上漆。每個房間都有一個門，門都上了鎖。隻有一個房間沒上鎖，門是開著的，莫迪凱向裏麵看了看，說聲“早晨好”。
一個個子十分矮小而眼睛卻很大的人坐在折疊床的邊上，看著我們，但一聲不吭。“這個屋子不錯，”莫迪凱對我說道，“它與別人隔離開，又有一張不錯的床，有個放東西的地方，而且還有電。”他說著撥了一下門旁的開關，屋裏的小電燈泡一下子滅了，屋裏變得很黑，他又撥一下開關，燈又亮了起來。可是那對大眼睛卻動也不動一下。
屋裏沒有天花板，那種老商店的護牆板已有年頭了，在三十英尺的高處。
“臥室怎麽樣？”我問道。
“臥室在後麵。衛生間是用幾塊板隔起來的。過得怎麽樣？”他向一個住戶問候道，那個人點了點頭。
有幾戶的收音機開著，有的是音樂，有的是新聞訪談。人們在四處走動。這是星期一上午，他們有工作或要去的地方。
“在這兒得到一間屋子很難嗎？”我問道，其實答案我是十分清楚的。
“比登天還難，登記要這裏房子的名單有一英裏那麽長，而且避難所要審查每一個進來的人。”
“他們可以在這兒住多久？”
“情況各不一樣，平均要有三個月左右。這個避難所是比較好的一個，所以他們在這兒比較安全，一旦他們有穩定的收入，避難所就要把他們安置到他們能付得起租金的房子裏去。”
他讓我認識一個負責這個地方的年輕婦女，她在一個小黑雜役屋裏。“這是我們新來的律師。”他的介紹十分簡單。她說歡迎我來到這兒。他們在談論一個失蹤的客戶，我就四下轉一轉，我看到一個單元的住屋，裏麵有嬰兒的哭聲，而且聽到有人正向敞開的門走近。這間屋子比別的稍微大一些，被隔成兩個小房間，一個年輕的女人坐在一張椅子上，很壯實，年齡在二十五歲左右，上身幾乎從胸部往上全都裸露著，正在給孩子吃奶，我就在離她十幾步遠的地方，而她卻毫不以為意。還有兩個稍大一些的孩子正在床上翻筋鬥玩。這時收音機的節目正是閑談的節目。
那個女人用右手托起那隻孩子沒有吃的碩大乳這是房讓我看，我轉身走開了去找莫迪凱。一些客戶在等著我們。我們辦公的地點就在餐廳的一個角落裏，和廚房離得很近。我們的辦公桌就是一個可折疊的餐桌。這個桌子是從廚師那兒借來用的。莫迪凱打開牆角處的一個文件櫃，我們就開始了工作。有六個人坐在靠牆的一排椅子上等著。
“誰先來？”他問那幾個人。這時一個女人搬著她的椅子走了過來，坐在我們倆對麵，我們倆都把筆和記錄本準備好了，但是我們中一個是搞這方麵法律的老手，而另一個則是一點頭緒也摸不著的人。
她的名字叫韋琳，二十七歲，有兩個孩子，但沒有丈夫。
“他們有一半人是來自避難所，”莫迪凱一麵記錄一麵說，“另一半來自大街上。”
“我們要接個案子嗎？”
“隻要是無家可歸的，我們就接。”
韋琳的問題並不複雜。她曾在一個快餐店幹活，後來因為一些原因而被辭退，這些原因莫迪凱認為是不相幹的。因為她沒有固定地址，她沒有收到最後兩個月的工資支票，老板把支票寄錯了地方，結果寄丟了。其實，老板是沒有責任的。
“下星期你會住在哪兒？”莫迪凱問道。
她也說不準。也許這兒，也許什麽別的地方。她正在找工作，如果找到一份工作，還會有別的什麽變化，她可能會寄住某一家，幫他們幹些家務而不必付房租，也可能自己找個地方住。
“我會給你要回錢，我讓他們把支票寄到我的辦公室。”他遞給她一張名片，“下周按這個號碼給我打電話。”
她接過名片，謝了謝我們就匆匆走了。
“先給那個快餐店打個電話，告訴他你是她的律師，開始時要和氣一些，如果他要是不合作，你就別客氣，有必要你可以親自去一趟把支票拿來。”
我忙把這些話記了下來，好像這還挺複雜似的。韋琳被拖欠的工資才不過二百一十美元，我在公司處理的最後一個反托拉斯的一個案子涉及金額達九億美元。
第二個客戶的問題很難說是什麽法律問題。他隻是想找個人談一談。他可能醉了，也許是有精神病，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莫迪凱把他帶進廚房，給他衝了一杯咖啡。
“這些窮人有時不知道有什麽事該來找你。”他說道。
第三號是住在這裏的一個住戶，已在這兒住兩個月了。所以她的住址問題就簡單多了。她五十八歲了，幹淨利落，丈夫已去世，她丈夫是個退伍老兵。當我的夥伴和她交談時，我迅速地翻一下有關文件，她的情況是可以享受退伍兵的一些待遇的。但是這些支票都寄到了馬裏蘭的銀行戶頭上，而她又去不了那裏。她解釋說她的檔案材料可以證實這一點。莫迪凱說，“退伍軍人管理局是很好的一個部門，我可以讓他們把支票直接寄到這兒來。”
就在我們一個個解決問題時，排隊等候的人也越來越多。這些情況都是莫迪凱十分熟悉的，如由於沒有固定地址而得不到食品券啦，房主拒不返還住房押金啦，離婚父親不付孩子撫養費啦，或因開空頭支票而遭逮捕，或因未得到殘疾福利金而投訴社會保險部門啦，等等，等等。兩個小時過去了，我們共接待了十名客戶，這時我把座位移到桌子的一端開始自己獨立工作。作為貧民律師的第一天工作，我已能獨立處理業務，一麵聽著客戶的陳述，一麵作著記錄，所起到的作用已和莫迪凱沒什麽兩樣了。
梅維斯是我獨立接待的第一個客戶。他的情況是要離婚，這情況倒和我一樣。聽了他的傷心故事，我真想衝回家去吻克萊爾的腳。梅維斯的妻子是個妓女，她在吸毒之前曾是很好的人，很體麵。但是一染上毒癮之後，她就變了，先是結識了一個妓女，後來又認識了一個男妓，然後自己也成了妓女。在整個這個過程中，她偷竊，並把家裏的東西變賣一空，還欠了不少債務，讓她丈夫陷入困境，最後使他終於宣告破產，而她卻帶著兩個孩子與那個男妓同居去了。
他隻就離婚的例行手續提出幾個一般性的問題，而且我也隻知道一些最基本的情況，所以，我盡力作了回答。我在記錄的那一時刻，頭腦中出現一個幻象，是克萊爾坐在她的律師漂亮的辦公室裏在擬定我們離婚的文件。
“這需要多長時間？”他這麽一問才把我從暫短的夢幻之中呼喚回來。
“六個月，”我答道，“你認為她會不會持有異議？”
“這是什麽意思？”
“就是說她會不會不同意離婚？”
“我們還沒有談過離婚的事。”
那個女人在一年前就已搬出去了，這在我看來倒像遺棄的案子，隻是發生在成年人身上，我想這個案子是十分容易解決的。
梅維斯在避難所已住了一個星期。他衣著整潔，頭腦清醒，正在找工作。和他談話的半個小時我感到很愉快，我向他擔保接下他這案子。
一個上午過得很快，我再也沒有緊張感了。我是在幫助這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解決一個個活生生的問題。他們人微言輕又沒有地方去尋找法律上的代言人。他們不僅是對我望而生畏，更為法律條文的浩繁以及法庭的官氣望而卻步。我學會了微笑，讓他們感到他們是受歡迎的。有的人還向我表示道歉，說沒有錢付給我。錢是不重要的，我告訴他們。錢是不重要的。
十二點時我們把桌子讓了出來，因為這是張餐桌。這個就餐的地方十分擁擠，這時湯已上來了。
由於佛羅裏達大街離得不遠，我們就到那條街上的一家燒烤店吃了一些黑人喜愛吃的食物，店裏人很多，我是其中唯一的白麵孔，但我對這一點也漸漸習慣了，不冉覺得不自然。還沒有人想要殺害我，也沒有人在乎我這唯一的白人。
索菲亞發現有一部電話機還好使，它在緊靠門口的桌子上，上麵堆滿了一大堆檔案袋。我向她表示了感謝，然後我就回到我那間辦公室去了。我數了數，一共八個人靜靜地坐在那裏等候索菲亞的接待，她並不是律師，但卻能給他們提供一些忠告和建議。莫迪凱建議我用下午時間去研究一下上午在撒馬利亞救濟院接下來的材料。一共是十九份。他還讓我抓緊點工作，這樣可以幫索菲亞處理一下她手中的活兒。
我原以為這裏的工作效率一定不是很快的，其實我的想法是錯了。很快我就感到這兒的任務是相當重的，可以說應接不暇，好在我也是訓練有素的律師，又是一個工作起來就玩命的工作狂，所以，我還是可以勝任這兒的工作的。
我第一個向外打的電話還是打給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我要找房地產部的赫克托-帕爾馬，但是人不在，過了五分鍾之後，我又一次撥通，一個秘書接了電話，又讓我等。突然布雷登-錢斯的沙啞的聲音吼道：“有什麽事？”
我強壓下火，說道：“我要找赫克托-帕爾馬。”我盡量提高一下嗓門，說得也盡量簡潔。
“你是誰？”他逼問道。
“裏克-漢密爾頓，他的一個學校時的朋友。”
“他不在這兒工作了，對不起。”他掛上了電話，我看著電話機在發呆。我想打電話給波利，通過她了解一下赫克托究竟怎麽樣了，這用不了她多長時問。或許還可以知道一些關於魯道夫，或巴利-納佐，或者我那幸運的助手的情況。這時我突然意識到他們已不再是我的朋友了，我已經離開了，我已出了那個圈子，我已成了他們的敵人，我成了他們眼中的麻煩，他們的上司不讓他們和我談話。
電話簿上有三個赫克托-帕爾馬，我打算一個個打電話問一問，但是三個電話全部占線。這個事務所有兩部電話，但有四名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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