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到帕爾馬一家過去的住處，敲他鄰居的門。裏麵傳出女聲，“誰呀？”問話者無意開門。在此之前我花了許多時間考慮我的計策，在開車來貝塞斯達的路上我甚至還演練過，但我覺得破綻還是不少。
“我是鮑勃-斯蒂文斯，”我說，語氣中帶著謙恭，“找赫克托-帕爾馬。”
“找誰？”她問。
“赫克托-帕爾馬，他過去住在你的隔壁。”
“你有什麽事？”
“我欠他一筆錢，想找他，僅此而已。”
倘若我是來收房租的，或者是來執行別的令人不快的任務，那帕爾馬的鄰居們肯定會有戒備心理。我想這是一個高明的小計策。
“他搬走了。”她斷然道。
“我知道。你知道他搬到哪兒去了？”
“不知道。”
“他搬離這個地方了嗎？”
“不清楚。”
“你看見他搬家嗎？”
我想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她沒法再搪塞了。但她拒絕回答，反而退到裏間，也許在打電話叫保安，我重複一遍我的問題，又按響門鈴，沒有任何反應。
我來到赫克托家另一側鄰居的門前。門鈴響過兩遍後，門輕輕打開，直到門後的鏈條繃直，一個與我年齡相仿、嘴角殘留著調味醬的男人問道：“什麽事？”
我又把那套鮑勃-斯蒂文斯的話重複了一遍。他仔細聽著，他的孩子在他身後的客廳裏嬉笑打鬧，電視的聲音很吵。現在八點已過，外麵又黑又冷，而我則打擾了一頓很遲的晚餐。
但他並沒有不高興。“我一直不認識這個人。”他說。
“那麽你認識他太太嗎？”
“不認識。我經常旅遊，大部分時間不在家。”
“你太太認識他們嗎？”
“不。”他匆忙答道。
“你或者你太太看到他們搬家嗎？”
“上周末我們不在家。”
“你也不知道他們搬往何處。”
“是的。”
我謝了他，轉身發現一名穿製服的大塊頭保安。他像電影中的街頭巡警一樣，右手的警棍不斷敲打左手掌心。“你在幹什麽？”他厲聲道。
“找個人，”我說，“把警棍拿開。”
“拉皮條是犯法的。”
“你聾了嗎？我在找人，不是拉皮條。”我從他麵前走過，向停車場走去。
“我們接到投訴，”他在我身後說，“你得離開。”
“我這就走。”
在不遠處的一家連鎖店裏喝杯啤酒，吃了塊玉米餅當晚餐。在郊區的飯館裏吃飯使我覺得更安全。這家飯館供應麵包和牛排，是一家全國連鎖店。它在新興的小鎮中開有分店，因而著實賺了不少錢。就餐者主要是在政府機關工作的年輕公務員，下班之前在此小聚，一邊喝著生啤酒，觀看體育比賽，一邊談論著國家大事。
獨處是對生活的一種調節，暫時把妻子和朋友都拋在腦後。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埋頭苦幹了七年，也無暇顧及友誼和婚姻，沒想到到了三十二歲還得重過單身生活。當我觀看著電視比賽，打量著周圍的女人時，我不禁問自己，難道還要回到酒吧和俱樂部尋找安慰嗎？應該有別的地方可去、別的方法可循。
我感到沮喪，離開了飯館。
我慢慢開車回城，不急於回到寓所。我的名單在租房者名錄上，存放在某個地方的電腦中，我想警察不費多大力氣就能找到我住的閣樓。如果他們想逮捕我，肯定會夜裏來。他們喜歡半夜敲我的門，使我驚慌失措；搜身的時候他們會趁機修理我一下，給我戴上手銬，推我出門，乘電梯下樓時死死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塞進警車的後座，最後把我押送到市監獄。我將是那天夜裏唯一被捕的有體麵職業的白人。他們肯定會把我投進臨時牢房中，同監犯中什麽樣的殺人犯都有；他們會讓我在裏麵自生自滅。
我不管做什麽，都隨身帶著兩樣東西。一樣是手機，我一旦被捕就用它通知莫迪凱；另一樣是一遝鈔票——有兩萬之多——用來充當保釋金，這筆錢能助我逃脫牢獄之災。
在離我的住處兩個街區以外的地方，我把車停下，仔細觀察每一輛空車，看是否藏有可疑的麵孔。我就這樣小心謹慎地走進閣樓，沒人來打擾我。
我的客廳中添置了兩張帆布椅和一隻塑料儲物箱，這隻箱子我平時也用作咖啡桌或腳凳。電視機放在另一隻與之配對的儲物箱上。我喜歡房間裏家具少少的，多給自己一點空問。沒人會看到我是怎樣生活的。
從電話留言中得知母親曾打過電話來，她和父親正為我擔心，要來看我。他們已和我哥哥沃納談過我的事，他可能也要來看我。我幾乎可以想見到他們談論我的新生活的情形，肯定會有人來勸我。
為朗蒂舉行的示威集會成了十一點的頭條新聞。電視上反複播放停在市政大樓台階上的五副黑棺材的特寫鏡頭，以及隨後的遊行。莫迪凱對人群發表演講的場景也被攝入鏡頭。參加遊行的人數之多超出我的想象，從電視上看大約有五千人。市長對遊行未置一詞。
我關掉電視，給克萊爾打電話。四天來我們沒通過話，我想我該顯示點兒騎士風度，還是由我來首先打破僵局吧。嚴格說來我們還是夫妻。一周後一起吃頓飯還是不錯的。
鈴聲響到第三聲時，一個陌生的聲音不情願地問道：“喂。”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一刹那之間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現在是星期四晚上十一點半，克萊爾房中竟然有一個男人，我搬出一周末到。我幾乎想掛斷電話，但還是打起精神，說：“請克萊爾聽電話。”
“你是誰？”他生硬地問。
“邁克爾，她丈夫。”
“她正在淋浴。”他說，好像鬆了一口氣。
“告訴她我給她打過電話。”說完我飛快地掛斷電話。
我在房間裏來回踱步一直到深夜，然後穿上衣服出門走走。外麵很冷。當一樁婚姻破裂時，你就會胡思亂想。究竟是因為誌趣不投呢，還是真實原因要複雜得多？難道我事先沒瞧出一點端倪？他究竟是個偶然的一夜過客呢，還是他們早就有來往？他是個有家室的一時頭腦發熱的醫生呢，還是個能彌補我給她帶來的空虛，年輕的精力旺盛的醫學院學生呢？
我一直對自己說，這算不了什麽。我們不是因為不忠於對方才決定離婚。現在考慮她有沒有胡來為時已晚。
我們的緣分盡了，再明白不過了，不管是什麽原因造成的。我不會再原諒她。她已成為過去。我決定放棄她，忘了她。如果我有權追逐女人，那麽她享有同樣的權利。
對，就這麽定了。
淩晨兩點，我不知不覺來到了杜邦廣場。我不理同性戀者發出的口哨聲，走過無家可歸者的身旁，他們蜷縮在破被子裏，睡在長凳上。這很危險，但我絲毫不在意。
幾個小時後，我買了一盒十二隻裝的油炸餅圈，外帶兩大杯咖啡和一份報紙。露比如約等在門前，凍得直打顫。她的眼睛更紅了，笑容也有點僵硬。
我們的談話地點在辦公室中前麵的一張辦公桌上，上麵堆放文件最少。我把桌麵清理了一下，招待她喝咖啡吃餅圈。她不喜歡巧克力夾心的，而偏好那種水果夾心的。
“你看報嗎？”我打開報紙時間她。
“不看。”
“你認識字嗎？”
“不多。”
於是我讀給她聽。我從第一版開始，主要是因為上麵登著一幅巨照，照片上的五副棺材看上去好像漂浮在人海中。報道配以大字標題，登在報紙的中問。我把全文一字不漏地讀給她聽，她很用心地聽著。她也聽說了有關伯頓一家凍死街頭的傳聞；她對細節很感興趣。
“我會這樣死去嗎？”她問道。
“不會，除非你車中裝有引擎，打開空調取暖。”
“我希望有空調。”
“你會因暴露在外而死。”
“什麽意思？”
“凍死。”
她用餐巾紙擦擦嘴，小口喝著咖啡。奧塔裏歐一家喪命的那天夜裏氣溫是華氏十一度。露比究竟是如何活下來的呢？
“天氣最冷的時候，你去哪兒呢？”我問。
“哪兒都不去。”
“你呆在車裏嗎？”
“是。”
“你怎樣禦寒呢？”
“我用許多毯子裹住身子。”
“你從沒去過避難所？”
“從沒去過。”
“你願意去避難所嗎？如果你願意，就能見到特倫斯。”
她側過頭來，奇怪地望了我一眼。“再說一遍。”她說。
“你想見特倫斯，對不對？”
“對。”
“那麽你必須戒毒，對不對？”
“對。”
“要戒毒，你得在戒毒中心呆一段時問。你願意嗎？”
“讓我想想，”她說，“讓我好好想一想。”
這僅僅是一小步，但並非無足輕重。
“我能幫你見到特倫斯，你會成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你必須戒毒，不再吸毒。”
“我怎樣才能做到呢？”她問，目光不敢與我相接。她用身子圍住咖啡杯，熱氣冒上她的臉頰。
“你今天去‘內奧米之家’嗎？”
“是的。”
“我跟那邊的頭談過。他們今天有兩個聚會：酗酒者和吸毒者聚會，就是所謂的‘禁酒禁毒協會’。我要你都參加。那邊的頭會打電話給我。”
她點點頭，那模樣就像個挨了罵的孩子。眼下我不想逼她太緊。她小口吃著餅圈，啜飲著咖啡，出神地聽著我給她念報上的故事。她對國際新聞和體育報道不太感興趣，但頗關注本埠的新聞。她許多年前曾參加過一次投票選舉，所以對本城的政治倒也不是一竅不通。她能聽懂犯罪報道。
一篇長篇社論抨擊國會和市當局沒能妥善安置無家可歸者的生活，它警告道，還會發生像朗蒂一家這樣的悲慘事件，還會有兒童死在街頭，死在國會山的腳下。我把社論解釋給露比聽，她讚同上麵的每一句話。
外麵下起了一陣輕柔的冷雨，我開車送她去她的下一站——“內奧米之家”。那是坐落在西北部第十大街的一幢四層樓的排屋，它所處的街區房屋結構與別的街區相似。它每天上午七點開門，下午四點關門，向前來求助的無家可歸的女人提供食物、淋浴、衣服、各種活動和谘詢。露比是那裏的常客，所以當我們到達時她的朋友紛紛向我們打招呼。
那裏的負責人是一個名叫梅甘的年輕女人。我與她輕聲交談，計劃讓露比戒酒戒毒。那裏收留的女人中一半心理不健康，一半是酗酒吸毒者，還有三分之一hiv呈陽性。梅甘告訴我露比沒患傳染病。
我離開時，女人們擠在大廳裏齊聲歌唱。
我正埋頭工作時，索菲亞敲我辦公室的門。我還沒開口她就進來了。
“莫迪凱說你正找一個人。”她手中拿著記事本，準備記錄。
我想了一會兒才反應過來她說的是赫克托。“啊，是的，我在找一個人。”
“我會幫你。告訴我你知道的關於他的一切。”她坐下來，開始記錄。我一口氣說出他的姓名、住址、失蹤前受雇的公司、外貌特征，以及他有妻子和四個孩子的事實。
“年齡？”
“三十歲左右。”
“大概的薪水？”
“三萬五。”
“既然他有四個孩子，那麽至少有一個在上學。從他的薪水以及他住在貝塞斯達來看，我懷疑他有額外收入。他是西班牙裔，所以很可能信天主教。還有別的情況嗎？”
我再也想不出別的。她返回她的辦公桌，打開一本厚厚的記事本，飛快地翻動著內頁。我讓門開著，所以能看見她做的一切。她的第一個電話打給在郵局工作的某人，隨即談話變成了西班牙語，我聽不懂。她一個接一個地打電話，先用英語與接線員打招呼，然後又換作她的母語。她給天主教教區打電話，接著又引來一大串電話。我對她的舉動失去了耐心。
一小時後，她走到我的門邊，大聲道：“赫克托一家搬到了芝加哥，你需要他們的住址嗎？”
“你是怎樣……”我吞下了後半句話，吃驚地盯著她。
“別問了，是通過他們教堂的一個朋友的朋友。他們上個周末匆匆忙忙地搬去。你需要他們的新住址嗎？”
“要多長時間才能找到？”
“這可不太容易，不過我能告訴你大致的方向。”
已經有六個人坐在她的辦公桌前，等待谘詢。“現在不忙吧，”我說，“待會兒再說。多謝。”
“小事一樁。”
小事一樁？我花了幾個小時晚上去敲他鄰居的門，晚上寒氣逼人，還要躲避保安的糾纏，又得提防有人打黑槍。而她隻打了個把鍾頭的電話就辦妥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芝加哥分部有一百多名律師，我以前辦案去過兩次。分部的辦公室設在靠近湖畔的摩天大樓裏，大樓的門廳就有幾層，樓前環繞著噴泉和許多商店，自動扶梯蜿蜒而上。對赫克托-帕爾馬來說，這是再好不過的藏身-望之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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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鮑勃-斯蒂文斯，”我說，語氣中帶著謙恭，“找赫克托-帕爾馬。”
“找誰？”她問。
“赫克托-帕爾馬，他過去住在你的隔壁。”
“你有什麽事？”
“我欠他一筆錢，想找他，僅此而已。”
倘若我是來收房租的，或者是來執行別的令人不快的任務，那帕爾馬的鄰居們肯定會有戒備心理。我想這是一個高明的小計策。
“他搬走了。”她斷然道。
“我知道。你知道他搬到哪兒去了？”
“不知道。”
“他搬離這個地方了嗎？”
“不清楚。”
“你看見他搬家嗎？”
我想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她沒法再搪塞了。但她拒絕回答，反而退到裏間，也許在打電話叫保安，我重複一遍我的問題，又按響門鈴，沒有任何反應。
我來到赫克托家另一側鄰居的門前。門鈴響過兩遍後，門輕輕打開，直到門後的鏈條繃直，一個與我年齡相仿、嘴角殘留著調味醬的男人問道：“什麽事？”
我又把那套鮑勃-斯蒂文斯的話重複了一遍。他仔細聽著，他的孩子在他身後的客廳裏嬉笑打鬧，電視的聲音很吵。現在八點已過，外麵又黑又冷，而我則打擾了一頓很遲的晚餐。
但他並沒有不高興。“我一直不認識這個人。”他說。
“那麽你認識他太太嗎？”
“不認識。我經常旅遊，大部分時間不在家。”
“你太太認識他們嗎？”
“不。”他匆忙答道。
“你或者你太太看到他們搬家嗎？”
“上周末我們不在家。”
“你也不知道他們搬往何處。”
“是的。”
我謝了他，轉身發現一名穿製服的大塊頭保安。他像電影中的街頭巡警一樣，右手的警棍不斷敲打左手掌心。“你在幹什麽？”他厲聲道。
“找個人，”我說，“把警棍拿開。”
“拉皮條是犯法的。”
“你聾了嗎？我在找人，不是拉皮條。”我從他麵前走過，向停車場走去。
“我們接到投訴，”他在我身後說，“你得離開。”
“我這就走。”
在不遠處的一家連鎖店裏喝杯啤酒，吃了塊玉米餅當晚餐。在郊區的飯館裏吃飯使我覺得更安全。這家飯館供應麵包和牛排，是一家全國連鎖店。它在新興的小鎮中開有分店，因而著實賺了不少錢。就餐者主要是在政府機關工作的年輕公務員，下班之前在此小聚，一邊喝著生啤酒，觀看體育比賽，一邊談論著國家大事。
獨處是對生活的一種調節，暫時把妻子和朋友都拋在腦後。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埋頭苦幹了七年，也無暇顧及友誼和婚姻，沒想到到了三十二歲還得重過單身生活。當我觀看著電視比賽，打量著周圍的女人時，我不禁問自己，難道還要回到酒吧和俱樂部尋找安慰嗎？應該有別的地方可去、別的方法可循。
我感到沮喪，離開了飯館。
我慢慢開車回城，不急於回到寓所。我的名單在租房者名錄上，存放在某個地方的電腦中，我想警察不費多大力氣就能找到我住的閣樓。如果他們想逮捕我，肯定會夜裏來。他們喜歡半夜敲我的門，使我驚慌失措；搜身的時候他們會趁機修理我一下，給我戴上手銬，推我出門，乘電梯下樓時死死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塞進警車的後座，最後把我押送到市監獄。我將是那天夜裏唯一被捕的有體麵職業的白人。他們肯定會把我投進臨時牢房中，同監犯中什麽樣的殺人犯都有；他們會讓我在裏麵自生自滅。
我不管做什麽，都隨身帶著兩樣東西。一樣是手機，我一旦被捕就用它通知莫迪凱；另一樣是一遝鈔票——有兩萬之多——用來充當保釋金，這筆錢能助我逃脫牢獄之災。
在離我的住處兩個街區以外的地方，我把車停下，仔細觀察每一輛空車，看是否藏有可疑的麵孔。我就這樣小心謹慎地走進閣樓，沒人來打擾我。
我的客廳中添置了兩張帆布椅和一隻塑料儲物箱，這隻箱子我平時也用作咖啡桌或腳凳。電視機放在另一隻與之配對的儲物箱上。我喜歡房間裏家具少少的，多給自己一點空問。沒人會看到我是怎樣生活的。
從電話留言中得知母親曾打過電話來，她和父親正為我擔心，要來看我。他們已和我哥哥沃納談過我的事，他可能也要來看我。我幾乎可以想見到他們談論我的新生活的情形，肯定會有人來勸我。
為朗蒂舉行的示威集會成了十一點的頭條新聞。電視上反複播放停在市政大樓台階上的五副黑棺材的特寫鏡頭，以及隨後的遊行。莫迪凱對人群發表演講的場景也被攝入鏡頭。參加遊行的人數之多超出我的想象，從電視上看大約有五千人。市長對遊行未置一詞。
我關掉電視，給克萊爾打電話。四天來我們沒通過話，我想我該顯示點兒騎士風度，還是由我來首先打破僵局吧。嚴格說來我們還是夫妻。一周後一起吃頓飯還是不錯的。
鈴聲響到第三聲時，一個陌生的聲音不情願地問道：“喂。”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一刹那之間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現在是星期四晚上十一點半，克萊爾房中竟然有一個男人，我搬出一周末到。我幾乎想掛斷電話，但還是打起精神，說：“請克萊爾聽電話。”
“你是誰？”他生硬地問。
“邁克爾，她丈夫。”
“她正在淋浴。”他說，好像鬆了一口氣。
“告訴她我給她打過電話。”說完我飛快地掛斷電話。
我在房間裏來回踱步一直到深夜，然後穿上衣服出門走走。外麵很冷。當一樁婚姻破裂時，你就會胡思亂想。究竟是因為誌趣不投呢，還是真實原因要複雜得多？難道我事先沒瞧出一點端倪？他究竟是個偶然的一夜過客呢，還是他們早就有來往？他是個有家室的一時頭腦發熱的醫生呢，還是個能彌補我給她帶來的空虛，年輕的精力旺盛的醫學院學生呢？
我一直對自己說，這算不了什麽。我們不是因為不忠於對方才決定離婚。現在考慮她有沒有胡來為時已晚。
我們的緣分盡了，再明白不過了，不管是什麽原因造成的。我不會再原諒她。她已成為過去。我決定放棄她，忘了她。如果我有權追逐女人，那麽她享有同樣的權利。
對，就這麽定了。
淩晨兩點，我不知不覺來到了杜邦廣場。我不理同性戀者發出的口哨聲，走過無家可歸者的身旁，他們蜷縮在破被子裏，睡在長凳上。這很危險，但我絲毫不在意。
幾個小時後，我買了一盒十二隻裝的油炸餅圈，外帶兩大杯咖啡和一份報紙。露比如約等在門前，凍得直打顫。她的眼睛更紅了，笑容也有點僵硬。
我們的談話地點在辦公室中前麵的一張辦公桌上，上麵堆放文件最少。我把桌麵清理了一下，招待她喝咖啡吃餅圈。她不喜歡巧克力夾心的，而偏好那種水果夾心的。
“你看報嗎？”我打開報紙時間她。
“不看。”
“你認識字嗎？”
“不多。”
於是我讀給她聽。我從第一版開始，主要是因為上麵登著一幅巨照，照片上的五副棺材看上去好像漂浮在人海中。報道配以大字標題，登在報紙的中問。我把全文一字不漏地讀給她聽，她很用心地聽著。她也聽說了有關伯頓一家凍死街頭的傳聞；她對細節很感興趣。
“我會這樣死去嗎？”她問道。
“不會，除非你車中裝有引擎，打開空調取暖。”
“我希望有空調。”
“你會因暴露在外而死。”
“什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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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餐巾紙擦擦嘴，小口喝著咖啡。奧塔裏歐一家喪命的那天夜裏氣溫是華氏十一度。露比究竟是如何活下來的呢？
“天氣最冷的時候，你去哪兒呢？”我問。
“哪兒都不去。”
“你呆在車裏嗎？”
“是。”
“你怎樣禦寒呢？”
“我用許多毯子裹住身子。”
“你從沒去過避難所？”
“從沒去過。”
“你願意去避難所嗎？如果你願意，就能見到特倫斯。”
她側過頭來，奇怪地望了我一眼。“再說一遍。”她說。
“你想見特倫斯，對不對？”
“對。”
“那麽你必須戒毒，對不對？”
“對。”
“要戒毒，你得在戒毒中心呆一段時問。你願意嗎？”
“讓我想想，”她說，“讓我好好想一想。”
這僅僅是一小步，但並非無足輕重。
“我能幫你見到特倫斯，你會成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你必須戒毒，不再吸毒。”
“我怎樣才能做到呢？”她問，目光不敢與我相接。她用身子圍住咖啡杯，熱氣冒上她的臉頰。
“你今天去‘內奧米之家’嗎？”
“是的。”
“我跟那邊的頭談過。他們今天有兩個聚會：酗酒者和吸毒者聚會，就是所謂的‘禁酒禁毒協會’。我要你都參加。那邊的頭會打電話給我。”
她點點頭，那模樣就像個挨了罵的孩子。眼下我不想逼她太緊。她小口吃著餅圈，啜飲著咖啡，出神地聽著我給她念報上的故事。她對國際新聞和體育報道不太感興趣，但頗關注本埠的新聞。她許多年前曾參加過一次投票選舉，所以對本城的政治倒也不是一竅不通。她能聽懂犯罪報道。
一篇長篇社論抨擊國會和市當局沒能妥善安置無家可歸者的生活，它警告道，還會發生像朗蒂一家這樣的悲慘事件，還會有兒童死在街頭，死在國會山的腳下。我把社論解釋給露比聽，她讚同上麵的每一句話。
外麵下起了一陣輕柔的冷雨，我開車送她去她的下一站——“內奧米之家”。那是坐落在西北部第十大街的一幢四層樓的排屋，它所處的街區房屋結構與別的街區相似。它每天上午七點開門，下午四點關門，向前來求助的無家可歸的女人提供食物、淋浴、衣服、各種活動和谘詢。露比是那裏的常客，所以當我們到達時她的朋友紛紛向我們打招呼。
那裏的負責人是一個名叫梅甘的年輕女人。我與她輕聲交談，計劃讓露比戒酒戒毒。那裏收留的女人中一半心理不健康，一半是酗酒吸毒者，還有三分之一hiv呈陽性。梅甘告訴我露比沒患傳染病。
我離開時，女人們擠在大廳裏齊聲歌唱。
我正埋頭工作時，索菲亞敲我辦公室的門。我還沒開口她就進來了。
“莫迪凱說你正找一個人。”她手中拿著記事本，準備記錄。
我想了一會兒才反應過來她說的是赫克托。“啊，是的，我在找一個人。”
“我會幫你。告訴我你知道的關於他的一切。”她坐下來，開始記錄。我一口氣說出他的姓名、住址、失蹤前受雇的公司、外貌特征，以及他有妻子和四個孩子的事實。
“年齡？”
“三十歲左右。”
“大概的薪水？”
“三萬五。”
“既然他有四個孩子，那麽至少有一個在上學。從他的薪水以及他住在貝塞斯達來看，我懷疑他有額外收入。他是西班牙裔，所以很可能信天主教。還有別的情況嗎？”
我再也想不出別的。她返回她的辦公桌，打開一本厚厚的記事本，飛快地翻動著內頁。我讓門開著，所以能看見她做的一切。她的第一個電話打給在郵局工作的某人，隨即談話變成了西班牙語，我聽不懂。她一個接一個地打電話，先用英語與接線員打招呼，然後又換作她的母語。她給天主教教區打電話，接著又引來一大串電話。我對她的舉動失去了耐心。
一小時後，她走到我的門邊，大聲道：“赫克托一家搬到了芝加哥，你需要他們的住址嗎？”
“你是怎樣……”我吞下了後半句話，吃驚地盯著她。
“別問了，是通過他們教堂的一個朋友的朋友。他們上個周末匆匆忙忙地搬去。你需要他們的新住址嗎？”
“要多長時間才能找到？”
“這可不太容易，不過我能告訴你大致的方向。”
已經有六個人坐在她的辦公桌前，等待谘詢。“現在不忙吧，”我說，“待會兒再說。多謝。”
“小事一樁。”
小事一樁？我花了幾個小時晚上去敲他鄰居的門，晚上寒氣逼人，還要躲避保安的糾纏，又得提防有人打黑槍。而她隻打了個把鍾頭的電話就辦妥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芝加哥分部有一百多名律師，我以前辦案去過兩次。分部的辦公室設在靠近湖畔的摩天大樓裏，大樓的門廳就有幾層，樓前環繞著噴泉和許多商店，自動扶梯蜿蜒而上。對赫克托-帕爾馬來說，這是再好不過的藏身-望之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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