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來說，這隻是我從象牙塔走出，來到街頭身體上必須付出的代價。車禍的創傷剛愈，但肌肉和關節的酸痛還要逗留幾個星期。我的體重在減輕，有兩個原因——我再也去不起以前常去的餐館，而且也沒什麽胃口。我的背因為睡在地板上的睡袋裏而疼痛不已。我之所以下決心這麽做是要看看這種睡法是否可以忍受，我一直弄不清楚。
隨後一個街頭小混混用他的光腳差點踢破我的腦袋。我每天晚上要冰敷很長時間，夜裏每次醒來的時候，腦袋好像要爆炸。
但我為能活下來而感到慶幸，慶幸被打入地獄幾個小時後還能全身而退。無名的恐懼解除了，至少目前是這樣。再也不用擔心潛伏在暗處的警察了。
嚴重盜竊罪可不是鬧著玩的，尤其是我確實犯了此罪。這項罪名最多可判十年徒刑，我暫且把它拋在一邊。
星期六早晨天沒亮我就出了門，衝向最近的賣報點。我住處的附近新開了一家小小的通宵麵包店，店主是來自巴基斯坦的吵吵嚷嚷的一家子。這家麵包店地處治安情況複雜的亞當斯一摩根地段。我偷哲到櫃台前，要了一份報紙，打開一看，我擔心的事果然發生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計劃得很周密。都市版的第二頁登有我的照片，那是一年前公司編輯員工名冊時照的，隻有公司留有底片。
報道分為四段，篇幅不長，切中要害，其中的信息大部分由公司提供。我在公司工作過七年，從事反托拉斯法，畢業於耶魯大學法學院，無犯罪記錄。公司排名全國第五——有八百名律師，分布於八大城市，等等。沒人發表評論，因為根本沒必要那樣做。這篇報道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我難堪，他們的目的達到了。在我照片的旁邊是一行大字標題：“本地律師因嚴重盜竊罪而被捕”。報道中把被竊文件含糊其辭地稱為“被盜物品”，還說是我最近離開公司時所為。
這聽上去像無謂的小口角——一幫律師不為別的隻為了幾頁紙麵吵個不休。除了我自己以及那些可能認識我的人，誰會在乎這報道呢？尷尬很快就會過去，這世界發生的真實故事也太多了。
寫報道的那個記者真夠友好、真夠耐心的。他寫好文章直等到我被捕的消息傳來才發表。我可以毫不費力地想見阿瑟和拉夫特那班人是怎樣花時間策劃我的被捕，然後把消息捅給新聞界。這筆費用無疑會由河橡公司承擔，隻因為它是卷入此次事件的另一主角。
多麽漂亮的公關技巧！竟然在周末版上登出了這麽長的報道。
巴基斯坦人開的那家麵包店不做水果夾心的油炸餅圈，我隻好買了幾塊燕麥餅，然後開車去辦公室。
露比在門口睡著了，我邊走邊想她究竟在那兒呆了多久。她身上蓋了兩三條舊被子，頭枕在一隻大的帆布購物袋上，袋中裝著她的隨身物品。聽到我的咳嗽聲，她一下子蹦起來。
“為什麽睡這兒？”我問。
她看著我手中裝食品的紙袋，道：“我總得找個地方睡。”
“我以為你睡在車中。”
“是的，我大部分時間都那樣。”
與一個漂泊街頭者談論她該睡在何處不會有什麽結果。露比餓了。我用鑰匙開門，按電燈開關，去煮咖啡。她與往常一樣，徑直來到辦公桌前，坐著等。
我們喝咖啡，吃點心，我讀早新聞給她聽。我先選一則我感興趣的新聞，再選一則她感興趣的，輪流讀給她聽，我跳過了那則關於我的報道。
露比昨天下午提前退出了“內奧米之家”的戒酒戒毒聚會。上午平安無事，下午她就逃之夭夭了。那裏的負責人梅甘在加斯科現身前約一小時就打電話通知了我。
“你今天早晨感覺如何？”讀完報後我問她。
“很好。你呢？”
“我很好。我沒吸毒，你呢？”
她低下頭，眼光投往別處，許久沒說話，在猶豫是否該說實話。“是的，”她答道，“我沒吸毒。”
“不，你吸了。別對我撒謊，露比。我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律師，我會幫你見到特倫斯，但是如果你撒謊，我就幫不了你。現在看著我的眼睛，告訴我你有沒有吸毒。”
她不自覺地往後退縮，眼光向下：“我吸了。”
“謝謝。昨天下午為什麽早退？”
“我沒有。”
“那邊的頭說你早退了。”
“我以為早結束了。”
我不想和她繼續爭論，多說無益。“你今天去嗎？”
“去。”
“很好。我開車送你去，但你得答應我參加完戒酒戒毒兩個療程。”
“我保證。”
“你必須第一個到，最後一個走，明白嗎？”
“好。”
“那裏的頭會注意你的表現。”
她點點頭，又取了一塊麵包，這是第四塊。我和她談了特倫斯，戒酒戒毒的事。我再次感到染上毒癮後的無望。她現在連二十四小時內不吸毒都做不到。
我懷疑她吸的是可卡因，見效快，價格低廉。
在開車去“內奧米之家”的路上，露比突然道：“你剛剛被捕過，對嗎？”
我差點闖紅燈。她天沒亮時就睡在我們辦公室的門前，又幾乎不識字，她怎會看得懂報紙？
“是的，我剛剛被捕過。”
“我想不假。”
“你怎會知道？”
“在街頭總能聽到點兒什麽。”
對了，不是報紙。流落街頭者有他們自己傳播消息的方法。莫迪凱事務所的那個年輕律師被抓了，警察把他帶走了，他的遭遇和我們差不多。
“那是個誤會。”我說，就好像她關心那是不是由於誤會一樣。
她們已經開始歌唱了，當我們走在“內奧米之家”前的台階上時，我們能聽到她們的歌聲。梅甘打開前門，請我進去喝咖啡。在第一層由會客室改建而成的大廳裏，婦女們唱著歌。唱完後，她們傾聽別人訴說自己的問題。我在那裏觀察了幾分鍾。作為唯一的男性，我感到不自在。
梅甘在廚房裏備好咖啡，然後領我瀏覽了這個地方。我們壓低了交談的聲音，因為她們在不遠處祈禱。一樓靠近廚房的地方有盥洗間和淋浴房，後麵是小花園，供那些心情抑鬱者一個人清靜的地方。二樓有辦公室，入會登記處，還有一間擺滿了椅子的長方形房間，是酗酒者和吸毒者聚會的地方。
我們在狹窄的樓梯上聽到下麵傳來了一陣充滿了歡欣之意的合唱聲。梅甘的辦公室在三樓。她請我進去，我一坐下她就把一份《郵報》拋到我的大腿上。
“那一夜真夠嗆，嗯？”她微笑著說。
我又看了一眼自己的照片：“還行。”
“那兒怎麽回事？”她指著自己的太陽穴問。
“我的同監犯想要我的鞋子，他奪了去。”
她看看我那雙穿舊了的耐克鞋：“就這雙？”
“是的。挺好的鞋，不是嗎？”
“你在牢裏呆了多久？”
“幾個小時。我幾乎是撿回了一條命，現在我是個再生的人了。”
她又嫣然一笑，我們的目光遊移了片刻。我突然發現，天哪！她手指上沒有結婚戒指。她身材頎長，略顯清瘦，發色呈棕紅色，剪一頭俏皮的露耳短發，樣子活像一個預備學校的女生。她長著一雙淺棕色的眼睛，眼睛大而圓，與她對視時非常愉快。我忽然發現她很迷人，並感到奇怪，我以前怎麽沒注意到。
我現在為什麽興奮？我在這裏流連忘返難道僅僅是為了參觀？昨天我為什麽念念不忘她的微笑和這雙眼睛？
我們互陳了自己的經曆。她的父親是馬裏蘭州的一名代理主教，是一個熱愛華盛頓的印第安迷。她十幾歲時就決定為窮人工作。那是至高無上的神的感召。
我得承認我在兩周以前從未想起過窮人。她被那位“先生”的故事迷住了，也驚訝於它對我的靈魂淨化作用。
她邀請我回來共進午餐，順便監督露比。如果太陽出來的話，我們可以在花園裏用餐。
貧民律師與其他人並無二樣。他們也能在奇怪的地方找到愛情，譬如說在收留無家可歸的婦女的避難所。
一個星期以來，我開車穿梭於華盛頓市區最險惡的地段，經常與避難所打交道，總的說來已和無家可歸者打成一片。這時我感到沒必要每次出去都躲在莫迪凱的背後。他是極好的保護傘，但我倘若想立足街頭就得勇於承擔風險，單獨闖天下。
我有一張名單，上麵記錄了近三十家避難所、施粥處、救助中心的名字，無家可歸者經常光顧這些地方。我還有一張名單，上麵是被驅逐的十七個人的名字，其中包括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頓。
星期六上午參觀完“內奧米之家”後，我的下一站是靠近加拉德特大學的基列山基督教堂。從地圖上看，它是最接近紐約街與佛羅裏達街交界處的施粥所，而那裏正是廢倉庫的舊址。施粥所的負責人是一位名叫格洛裏亞的年輕女人，當我九點鍾趕到時，她一個人在廚房裏忙著切芹菜，正為招募不到誌願者而擔憂。我作了自我介紹，又費了一番口舌使她相信我的證件沒問題，然後她指向一張切菜台讓我切洋蔥。作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貧民律師又怎能拒絕？
我向她解釋說我以前在“多莉之家”幹過同樣的活兒，那時正下著大雪。她出於禮貌有一搭沒一搭地附和著我。我一邊切一邊擦眼淚，向她敘述了我手中的案子，並一口氣報出了包括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頓在內的被驅逐者的名字。
“我們對打官司不感興趣，”她說，“我們隻供他們吃。我沒聽說過這些名字。”
一名誌願者帶著一袋土豆過來了。我收拾著準備離開。格洛裏亞謝了我，把名單抄下，答應幫我打聽。
我的行動早就計劃好了，我還有許多地方要去，可是剩下的時間不多了。我來到國會山醫療診所，向其中的一名醫生打聽。這是一家私人讚助的麵向流落街頭者的不須預約的醫療診所，保存著所有病人的記錄。今天是星期六，那位醫生答應我星期一讓秘書查一下電腦檔案，看有沒有我要找的人。如果有，秘書會打電話給我。
我來到羅得島街附近的耶穌會，一名天主教神父接待了我。他仔細研究了那份名單，但沒有他認識的。“名字太多了。”他說。
上午遇到的唯一險情發生在“自由聯合會”。那是一處大型聚會場所，建造者的名字早已被忘卻，後來變成了一個社區中心。十一點鍾的時候，一群人在大門口排隊等著吃飯。我沒打算在那裏吃飯，所以就沒排隊，而是徑直走向門口。有幾個等著領食物的紳士認為我不守規矩，張口就是汙言穢語。他們腹中饑餓，火一下子冒上來，竟然沒注意到我是個白人。他們怎能把我誤認為一個流落街頭的人呢？門口有一名誌願者在維持秩序，他也認為我是個流浪漢。他毫不客氣地伸出雙臂阻擋我，第二次對我人身侵犯。
“我不是來吃飯的！”我氣憤地辯解道，“我是一名為無家可歸者工作的律師！”
這才使他們安靜下來，我突然又成了藍眼睛的兄弟。我被允許進人大樓，沒再遇到阻撓。負責人是基普牧師，是一個頭戴貝雷帽、戴黑色領圈的脾氣暴躁的小個子。我沒給他留聯絡電話。當他意識到（1）我是一名律師；（2）我的當事人是伯頓一家；（3）我在為這個案子奔走；（4）將來有可能得到賠償，他開始考慮能從中撈到多少錢。我在他身上浪費了三十分鍾，離開時我發誓要讓莫迪凱親自來。
我打電話給梅甘，推掉午餐約會。我托辭說我現在在城市的另一端，還有許多人要見。真實的原因是我拿不準她是否在向我表示好感。她漂亮、聰明，完全值得喜歡，正是我需要的那種人。我幾乎有十年沒談過戀愛了；我不知道該怎麽做。
但她告訴我一則重大消息。露比不僅堅持了一上午的療程，還發誓說要連續二十四小時不沾毒品。這真是個令人感動的情況，梅甘在戒毒室的外麵看到了這一幕。
“她今晚必須離開街頭，”梅甘道，“十二年來她一直沒離開過毒品。”
我當然是幫不上什麽忙了，梅甘倒有幾個主意。
下午和上午同樣勞而無功，唯一的收獲是弄清了華盛頓市內每一家避難所的地址。我見了許多人，和他們交談，與那些可能再見麵的人交換了名片。
凱爾文-蘭姆仍然是我們能找到的唯一的被驅趕出戶的人。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頓死了。我手中剩下的十四個人消失在街頭的茫茫人海中。
在無家可歸者之中，隻有小部分人是避難所的常客。他們時不時地光顧那裏，隻為了一餐飯、或者一雙鞋。或者一條毛毯，然後蹤影全無。他們不需要幫助，懶得與人打交道。很難相信剩下的十四個人就在這一小部分之中。一個月之前，他們還生活在屋簷下，並且付房租。
要有耐心，莫迪凱反複忠告我：貧民律師必須有耐心。
露比在“內奧米之家”的門口與我會合，臉上掛著燦爛的笑容，一見麵就給了我一個熱烈的擁抱。她已經成功地度過了戒酒和戒毒兩個療程。梅甘已經為下麵的十二個小時創造了良好的開端——露比不能再露宿街頭了，她自己也默認了。
我和她開車出城，向西駛入弗吉尼亞大街。我們在郊區的一家商場買了牙刷、牙膏、肥皂、香波和許多糖果。糖果的數量連過萬聖節也夠了。我們繼續驅車向城外駛去，在一個名叫甘尼斯維勒的小鎮上發現了一家金碧輝煌的嶄新的汽車旅館，招牌上說單人房每晚隻需四十二美元。我用信用卡付了賬，但願它沒有失效。
我把她留在那兒，叮囑她一定要鎖好門，呆在房間裏，哪兒也不要去，星期天早晨我會來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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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一個街頭小混混用他的光腳差點踢破我的腦袋。我每天晚上要冰敷很長時間，夜裏每次醒來的時候，腦袋好像要爆炸。
但我為能活下來而感到慶幸，慶幸被打入地獄幾個小時後還能全身而退。無名的恐懼解除了，至少目前是這樣。再也不用擔心潛伏在暗處的警察了。
嚴重盜竊罪可不是鬧著玩的，尤其是我確實犯了此罪。這項罪名最多可判十年徒刑，我暫且把它拋在一邊。
星期六早晨天沒亮我就出了門，衝向最近的賣報點。我住處的附近新開了一家小小的通宵麵包店，店主是來自巴基斯坦的吵吵嚷嚷的一家子。這家麵包店地處治安情況複雜的亞當斯一摩根地段。我偷哲到櫃台前，要了一份報紙，打開一看，我擔心的事果然發生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計劃得很周密。都市版的第二頁登有我的照片，那是一年前公司編輯員工名冊時照的，隻有公司留有底片。
報道分為四段，篇幅不長，切中要害，其中的信息大部分由公司提供。我在公司工作過七年，從事反托拉斯法，畢業於耶魯大學法學院，無犯罪記錄。公司排名全國第五——有八百名律師，分布於八大城市，等等。沒人發表評論，因為根本沒必要那樣做。這篇報道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我難堪，他們的目的達到了。在我照片的旁邊是一行大字標題：“本地律師因嚴重盜竊罪而被捕”。報道中把被竊文件含糊其辭地稱為“被盜物品”，還說是我最近離開公司時所為。
這聽上去像無謂的小口角——一幫律師不為別的隻為了幾頁紙麵吵個不休。除了我自己以及那些可能認識我的人，誰會在乎這報道呢？尷尬很快就會過去，這世界發生的真實故事也太多了。
寫報道的那個記者真夠友好、真夠耐心的。他寫好文章直等到我被捕的消息傳來才發表。我可以毫不費力地想見阿瑟和拉夫特那班人是怎樣花時間策劃我的被捕，然後把消息捅給新聞界。這筆費用無疑會由河橡公司承擔，隻因為它是卷入此次事件的另一主角。
多麽漂亮的公關技巧！竟然在周末版上登出了這麽長的報道。
巴基斯坦人開的那家麵包店不做水果夾心的油炸餅圈，我隻好買了幾塊燕麥餅，然後開車去辦公室。
露比在門口睡著了，我邊走邊想她究竟在那兒呆了多久。她身上蓋了兩三條舊被子，頭枕在一隻大的帆布購物袋上，袋中裝著她的隨身物品。聽到我的咳嗽聲，她一下子蹦起來。
“為什麽睡這兒？”我問。
她看著我手中裝食品的紙袋，道：“我總得找個地方睡。”
“我以為你睡在車中。”
“是的，我大部分時間都那樣。”
與一個漂泊街頭者談論她該睡在何處不會有什麽結果。露比餓了。我用鑰匙開門，按電燈開關，去煮咖啡。她與往常一樣，徑直來到辦公桌前，坐著等。
我們喝咖啡，吃點心，我讀早新聞給她聽。我先選一則我感興趣的新聞，再選一則她感興趣的，輪流讀給她聽，我跳過了那則關於我的報道。
露比昨天下午提前退出了“內奧米之家”的戒酒戒毒聚會。上午平安無事，下午她就逃之夭夭了。那裏的負責人梅甘在加斯科現身前約一小時就打電話通知了我。
“你今天早晨感覺如何？”讀完報後我問她。
“很好。你呢？”
“我很好。我沒吸毒，你呢？”
她低下頭，眼光投往別處，許久沒說話，在猶豫是否該說實話。“是的，”她答道，“我沒吸毒。”
“不，你吸了。別對我撒謊，露比。我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律師，我會幫你見到特倫斯，但是如果你撒謊，我就幫不了你。現在看著我的眼睛，告訴我你有沒有吸毒。”
她不自覺地往後退縮，眼光向下：“我吸了。”
“謝謝。昨天下午為什麽早退？”
“我沒有。”
“那邊的頭說你早退了。”
“我以為早結束了。”
我不想和她繼續爭論，多說無益。“你今天去嗎？”
“去。”
“很好。我開車送你去，但你得答應我參加完戒酒戒毒兩個療程。”
“我保證。”
“你必須第一個到，最後一個走，明白嗎？”
“好。”
“那裏的頭會注意你的表現。”
她點點頭，又取了一塊麵包，這是第四塊。我和她談了特倫斯，戒酒戒毒的事。我再次感到染上毒癮後的無望。她現在連二十四小時內不吸毒都做不到。
我懷疑她吸的是可卡因，見效快，價格低廉。
在開車去“內奧米之家”的路上，露比突然道：“你剛剛被捕過，對嗎？”
我差點闖紅燈。她天沒亮時就睡在我們辦公室的門前，又幾乎不識字，她怎會看得懂報紙？
“是的，我剛剛被捕過。”
“我想不假。”
“你怎會知道？”
“在街頭總能聽到點兒什麽。”
對了，不是報紙。流落街頭者有他們自己傳播消息的方法。莫迪凱事務所的那個年輕律師被抓了，警察把他帶走了，他的遭遇和我們差不多。
“那是個誤會。”我說，就好像她關心那是不是由於誤會一樣。
她們已經開始歌唱了，當我們走在“內奧米之家”前的台階上時，我們能聽到她們的歌聲。梅甘打開前門，請我進去喝咖啡。在第一層由會客室改建而成的大廳裏，婦女們唱著歌。唱完後，她們傾聽別人訴說自己的問題。我在那裏觀察了幾分鍾。作為唯一的男性，我感到不自在。
梅甘在廚房裏備好咖啡，然後領我瀏覽了這個地方。我們壓低了交談的聲音，因為她們在不遠處祈禱。一樓靠近廚房的地方有盥洗間和淋浴房，後麵是小花園，供那些心情抑鬱者一個人清靜的地方。二樓有辦公室，入會登記處，還有一間擺滿了椅子的長方形房間，是酗酒者和吸毒者聚會的地方。
我們在狹窄的樓梯上聽到下麵傳來了一陣充滿了歡欣之意的合唱聲。梅甘的辦公室在三樓。她請我進去，我一坐下她就把一份《郵報》拋到我的大腿上。
“那一夜真夠嗆，嗯？”她微笑著說。
我又看了一眼自己的照片：“還行。”
“那兒怎麽回事？”她指著自己的太陽穴問。
“我的同監犯想要我的鞋子，他奪了去。”
她看看我那雙穿舊了的耐克鞋：“就這雙？”
“是的。挺好的鞋，不是嗎？”
“你在牢裏呆了多久？”
“幾個小時。我幾乎是撿回了一條命，現在我是個再生的人了。”
她又嫣然一笑，我們的目光遊移了片刻。我突然發現，天哪！她手指上沒有結婚戒指。她身材頎長，略顯清瘦，發色呈棕紅色，剪一頭俏皮的露耳短發，樣子活像一個預備學校的女生。她長著一雙淺棕色的眼睛，眼睛大而圓，與她對視時非常愉快。我忽然發現她很迷人，並感到奇怪，我以前怎麽沒注意到。
我現在為什麽興奮？我在這裏流連忘返難道僅僅是為了參觀？昨天我為什麽念念不忘她的微笑和這雙眼睛？
我們互陳了自己的經曆。她的父親是馬裏蘭州的一名代理主教，是一個熱愛華盛頓的印第安迷。她十幾歲時就決定為窮人工作。那是至高無上的神的感召。
我得承認我在兩周以前從未想起過窮人。她被那位“先生”的故事迷住了，也驚訝於它對我的靈魂淨化作用。
她邀請我回來共進午餐，順便監督露比。如果太陽出來的話，我們可以在花園裏用餐。
貧民律師與其他人並無二樣。他們也能在奇怪的地方找到愛情，譬如說在收留無家可歸的婦女的避難所。
一個星期以來，我開車穿梭於華盛頓市區最險惡的地段，經常與避難所打交道，總的說來已和無家可歸者打成一片。這時我感到沒必要每次出去都躲在莫迪凱的背後。他是極好的保護傘，但我倘若想立足街頭就得勇於承擔風險，單獨闖天下。
我有一張名單，上麵記錄了近三十家避難所、施粥處、救助中心的名字，無家可歸者經常光顧這些地方。我還有一張名單，上麵是被驅逐的十七個人的名字，其中包括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頓。
星期六上午參觀完“內奧米之家”後，我的下一站是靠近加拉德特大學的基列山基督教堂。從地圖上看，它是最接近紐約街與佛羅裏達街交界處的施粥所，而那裏正是廢倉庫的舊址。施粥所的負責人是一位名叫格洛裏亞的年輕女人，當我九點鍾趕到時，她一個人在廚房裏忙著切芹菜，正為招募不到誌願者而擔憂。我作了自我介紹，又費了一番口舌使她相信我的證件沒問題，然後她指向一張切菜台讓我切洋蔥。作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貧民律師又怎能拒絕？
我向她解釋說我以前在“多莉之家”幹過同樣的活兒，那時正下著大雪。她出於禮貌有一搭沒一搭地附和著我。我一邊切一邊擦眼淚，向她敘述了我手中的案子，並一口氣報出了包括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頓在內的被驅逐者的名字。
“我們對打官司不感興趣，”她說，“我們隻供他們吃。我沒聽說過這些名字。”
一名誌願者帶著一袋土豆過來了。我收拾著準備離開。格洛裏亞謝了我，把名單抄下，答應幫我打聽。
我的行動早就計劃好了，我還有許多地方要去，可是剩下的時間不多了。我來到國會山醫療診所，向其中的一名醫生打聽。這是一家私人讚助的麵向流落街頭者的不須預約的醫療診所，保存著所有病人的記錄。今天是星期六，那位醫生答應我星期一讓秘書查一下電腦檔案，看有沒有我要找的人。如果有，秘書會打電話給我。
我來到羅得島街附近的耶穌會，一名天主教神父接待了我。他仔細研究了那份名單，但沒有他認識的。“名字太多了。”他說。
上午遇到的唯一險情發生在“自由聯合會”。那是一處大型聚會場所，建造者的名字早已被忘卻，後來變成了一個社區中心。十一點鍾的時候，一群人在大門口排隊等著吃飯。我沒打算在那裏吃飯，所以就沒排隊，而是徑直走向門口。有幾個等著領食物的紳士認為我不守規矩，張口就是汙言穢語。他們腹中饑餓，火一下子冒上來，竟然沒注意到我是個白人。他們怎能把我誤認為一個流落街頭的人呢？門口有一名誌願者在維持秩序，他也認為我是個流浪漢。他毫不客氣地伸出雙臂阻擋我，第二次對我人身侵犯。
“我不是來吃飯的！”我氣憤地辯解道，“我是一名為無家可歸者工作的律師！”
這才使他們安靜下來，我突然又成了藍眼睛的兄弟。我被允許進人大樓，沒再遇到阻撓。負責人是基普牧師，是一個頭戴貝雷帽、戴黑色領圈的脾氣暴躁的小個子。我沒給他留聯絡電話。當他意識到（1）我是一名律師；（2）我的當事人是伯頓一家；（3）我在為這個案子奔走；（4）將來有可能得到賠償，他開始考慮能從中撈到多少錢。我在他身上浪費了三十分鍾，離開時我發誓要讓莫迪凱親自來。
我打電話給梅甘，推掉午餐約會。我托辭說我現在在城市的另一端，還有許多人要見。真實的原因是我拿不準她是否在向我表示好感。她漂亮、聰明，完全值得喜歡，正是我需要的那種人。我幾乎有十年沒談過戀愛了；我不知道該怎麽做。
但她告訴我一則重大消息。露比不僅堅持了一上午的療程，還發誓說要連續二十四小時不沾毒品。這真是個令人感動的情況，梅甘在戒毒室的外麵看到了這一幕。
“她今晚必須離開街頭，”梅甘道，“十二年來她一直沒離開過毒品。”
我當然是幫不上什麽忙了，梅甘倒有幾個主意。
下午和上午同樣勞而無功，唯一的收獲是弄清了華盛頓市內每一家避難所的地址。我見了許多人，和他們交談，與那些可能再見麵的人交換了名片。
凱爾文-蘭姆仍然是我們能找到的唯一的被驅趕出戶的人。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頓死了。我手中剩下的十四個人消失在街頭的茫茫人海中。
在無家可歸者之中，隻有小部分人是避難所的常客。他們時不時地光顧那裏，隻為了一餐飯、或者一雙鞋。或者一條毛毯，然後蹤影全無。他們不需要幫助，懶得與人打交道。很難相信剩下的十四個人就在這一小部分之中。一個月之前，他們還生活在屋簷下，並且付房租。
要有耐心，莫迪凱反複忠告我：貧民律師必須有耐心。
露比在“內奧米之家”的門口與我會合，臉上掛著燦爛的笑容，一見麵就給了我一個熱烈的擁抱。她已經成功地度過了戒酒和戒毒兩個療程。梅甘已經為下麵的十二個小時創造了良好的開端——露比不能再露宿街頭了，她自己也默認了。
我和她開車出城，向西駛入弗吉尼亞大街。我們在郊區的一家商場買了牙刷、牙膏、肥皂、香波和許多糖果。糖果的數量連過萬聖節也夠了。我們繼續驅車向城外駛去，在一個名叫甘尼斯維勒的小鎮上發現了一家金碧輝煌的嶄新的汽車旅館，招牌上說單人房每晚隻需四十二美元。我用信用卡付了賬，但願它沒有失效。
我把她留在那兒，叮囑她一定要鎖好門，呆在房間裏，哪兒也不要去，星期天早晨我會來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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