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納淩晨五點打電話給我。“你醒了嗎？”他問，他住在旅館的豪華套間裏，亢奮異常，正麵對牆壁滔滔不絕地發表他對這個案子的高見，連珠炮般地向我提問。他看過那篇報道了。
我一邊裹緊身上的睡袋，一邊聽他告訴我該如何打這個官司。沃納是個訴訟律師，而且相當傑出，陪審團對伯頓一家的同情會超出他的意料之外。我們要求的賠償額太小——一千萬遠遠不夠。隻要選對了陪審團，要得再多也不為過。他多想親自來辦這件案子。莫迪凱怎樣？他是出庭律師嗎？
辦案收取的費用？當然是百分之四十。看來我還有希望。
“百分之十。”我在黑暗中說。
“什麽！百分之十！你腦子沒毛病吧？”
“我們是非贏利性的事務所。”我試圖解釋，但他不聽，他怪我沒要更多。
那份文件是個大問題，他說，以為我們忽略了這個問題。“你能不援引那份文件打贏這場官司嗎？”
“能。”
他哈哈大笑起來，盯著報紙上老雅各布斯的照片，一邊一個罪犯。兩小時後他將乘飛機飛往亞特蘭大，九點鍾到達他的辦公室。他迫不及待地要四處傳播這些照片，他會以傳真的方式立即把它們發往西海岸。
他話沒說完就掛了電話。
我才睡了三個小時。翻了幾次身後再也睡不著，我的生活中發生了太多的事情，以致我無法安寧。
我衝了個澡後離開住處，在巴基斯坦人開的店中喝咖啡直到天亮，然後替露比買了早點。
兩輛陌生的小汽車停在離我們辦公室不遠的第十四街和q大街的交界處。七點三十分我駕車慢慢從那兒駛過，我的第六感覺告訴我繼續向前開。門前的台階上不見露比的蹤影。
如果蒂爾曼-甘特利認為武力可以幫助他打贏官司，那他會毫不猶豫地使用，莫迪凱曾警告過我，雖然我認為沒這個必要。我打電話到他家告訴他我看到的情況，他答應八點半到，與我會合。他會提醒索菲亞，亞伯拉罕進城去了。
兩個星期以來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這個案子上，雖然有不少重要的事讓我分心——克萊爾，分居，適應新工作——但是起訴河橡公司和我的前東家一直放在我的心上，在任何大案起訴之前，總是心潮難平；起訴之後，才逐漸平息下來，有一種爆炸過後塵埃落定的意定神閑的感覺。
我們起訴甘特利和另兩個被告後的第二天，他沒有要我們的命。我們的辦公室一切正常。電話並不比平時更忙，谘詢者的數量與往日持平。把這個案子暫時拋在一邊，我更容易集中精力在手頭的工作。
我隻能想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大理石大廳內的恐慌，那裏將不會有笑容，喝咖啡時將不再有輕聲交談，走廊裏將不會有人開玩笑，也不會有人談論體育賽事。相比之下，殯儀館也許會更熱鬧些。
在反托拉斯部，那些最了解我的人更會沮喪，波利會采取一種恬淡、超然的態度，效率絲毫不受影響；魯道夫輕易不離開他的辦公室，除非上司召見。
這件案子的唯一不妥之處是將公司的四百名律師全部牽連在內，無可否認的是他們之中絕大多數人不僅無辜，而且對此事根本一無所知，沒人關心房地產部發生的事情，幾乎沒人認識布雷登-錢斯，我在那兒工作了七年後才第一次見到他，而且僅僅因為我去找他，我感到歉疚，為那些受牽連者——創建公司並給予我們良好培訓的老前輩們；繼承精英傳統的與我同班的培訓班學員們；那些剛剛醒悟過來，意識到他們道貌岸然的雇主竟然與這起非法造成的死亡案脫不了幹係的新雇員們。
但是我一點也不同情布雷登-錢斯、阿瑟-雅各布斯和唐納德-拉夫特，他們選擇了置我於死地這條路。讓他們顫抖去吧。
梅甘正在一個擠滿了八十名無家可歸的婦女的屋子裏努力維持秩序，看到我來，她暫時放下手中的工作，陪我在華盛頓的西北區駕車兜風。她不知道露比住哪裏，我們並不真的想找到她，這隻是一個短暫相聚的借口。
“這太平常了，”她試著安慰我，“流浪街頭的人是不可預測的，尤其是癮君子，這是一條規律。”
“以前你見過這種事？”
“見得太多了。你學會淡然處之。當一個求助者戒掉了惡習，找到了工作和住處，你低聲說一句感謝上帝，但你不要為此而激動，因為另一個露比會出現，並使你心碎。什麽意外都有可能發生。”
“你怎樣做到不灰心喪氣呢？”
“我從流浪者的身上汲取力量。他們真了不起。絕大多數人出生時就很不幸，然而他們都能活下來，他們四處漂泊，屢遭坎坷，卻跌倒了再爬起，永不放棄。”
在距事務所三個街區遠的地方，我們途經一個修車鋪，修車鋪後麵堆放了許多損毀的車輛，入口處拴著一條大狼狗，脖子上係著鐵鏈。我本來不打算在這些鏽跡斑斑的舊車中找露比，於是那條狗決定不跟我為難。我們估計她的棲身之處在十四街事務所與第十大街的“內奧米之家”這段區域內，範圍大致在洛根廣場到蒙特-弗農廣場之問。
“但是你永遠不知道，”她說，“我一直驚訝於這些人的流動性，他們有的是時間，一些人能步行好幾英裏。”
我們觀察流落街頭的人們。我們緩慢地向前開，審視著車邊的每一個乞丐。我們走過許多公園，打量著無家可歸的人，在他們的帽子裏扔幾枚硬幣，希望看見一個熟麵孔。一無所獲。
我在“內奧米之家”與梅甘作別，答應下午遲些時候打電話給她。露比已經成了保持聯係的絕好借口。
他是來自印第安納州的第五任當選國會議員，共和黨人，名字叫伯克霍爾德，他在弗吉尼亞街有套公寓，但喜歡傍晚時分繞著國會山謾跑。他的隨從告訴新聞媒體說他是在一個久已閑置的健身房內洗澡更衣的，健身房是國會自建，位於眾議院辦公大樓的地下室。
作為眾議院的一名成員，伯克霍爾德是四百三十五名議員中的一位；因此即使他已在特區住了十年，也絕不會為人所關注。他野心不大，無前科，健康狀況良好，四十一歲。他在農業部供職，負責賦稅委員會的一個分支機構。
伯克霍爾德星期三傍晚在聯邦車站附近遭槍擊，當時他一個人在做健身運動。他身著運動套裝——沒帶錢包，沒帶現金，口袋中也沒裝任何值錢的東西。看上去根本找不出罪犯的作案動機。他遇見過一個街頭流浪者，也不知道當時的情形，也許是互相撞到了一起，引起了口角，然後就聽見兩聲槍響，第一槍沒打中，第二槍擊中他的左上臂，子彈直達肩部，幾乎接近脖子。
槍擊事件發生在天剛黑不久，在與一條擠滿了遲歸者的大街相鄰的人行道上，四個人親眼目睹了這次事件。據他們的大致描述，襲擊者是一名黑人男性，看上去像一個無家可歸者。他消失在黑夜中，當第一個開車下班的人停下來，離開自己的車，跑過來幫助伯克霍爾德，持槍者早就不見了。
這名議員被迅速送到喬治-華盛頓醫院。經過兩個小時的手術，子彈被取出來，醫生說他的狀態穩定。
許多年來還從未有過一名國會議員在華盛頓遭槍擊，有幾個雖遭棒擊，但沒造成終生殘疾，這些暴力事件給一些人提供了絕好的機會，他們抨擊犯罪，指責道德觀念的淪喪和世風的每況愈下。當然所有的指責部來自反對黨。
我看十一點鍾的新聞時，伯克霍爾德還不能開口。在此之前，我一直坐在椅子上，打一會兒盹，看一會兒書，再看看電視中的拳擊賽，今天華盛頓沒什麽重大新聞，隻是伯克霍爾德遭槍擊，這件事算是個重要新聞了，新聞主持人激動地宣布了這個消息，在國會議員照片的背景襯托下介紹了事件的基本情況。忽然鏡頭切換到醫院，變成了直播！一個女記者站在醫院的急診室門前，在寒風中直打顫，畫麵上還出現了伯克霍爾德四小時前經過的一扇門，背景是閃著燈的救護車，因為她不能力觀眾提供血或屍體，她隻得大加渲染，極盡煽動之能事。
手術很成功，她報道說，伯克霍爾德的狀態穩定，正在休息。醫生們發表了一個聲明，基本上等於什麽也沒說，早些時候伯克霍爾德的幾個同事趕到醫院，她好歹把他們拽到攝像機鏡頭前。他們中的三個人緊挨著站在一起，個個表情嚴峻，雖然伯克霍爾德並無生命危險，他們乜斜著眼對著燈光，好像隱私權受到了嚴重的侵犯。
這三個人我一個也沒有聽說過。他們表達了對同伴的關切，使他的傷勢聽上去比醫生宣布的還要嚴重得多，他們主動談起了華盛頓治安情況的惡化。
接著是槍擊現場的現場報道，另一個可笑的女記者站在議員倒下的地方，現在那裏確實有值得一看的東西，她極為誇張地指著地麵的一攤血跡，蹲下來，手指快要觸到地麵，一名警察走進畫麵，對現場做了一番模糊的介紹。
報道是直播，但在畫麵的背景上警車的紅綠燈在閃著，我注意到了，那名女記者卻忽視了。
大範圍的搜查開始了，華盛頓的警員全部出動，清理街頭流浪者，他們被裝進警車和囚車帶走。整整一夜，警察掃蕩了國會山。那些睡在長凳上的人、露宿公園者、沿街乞討者，以及那些一眼就能看出的無家可歸者全被逮捕。警察指控他們犯了遊蕩、亂扔雜物、在公共場合酗酒、街頭行乞等諸多罪行。
被捕的人並不都送進監獄，兩車的人被送往東北區的羅得島街，安置在一個停車場內，停車場旁是一個通宵供應膳食的社區中心，另一輛囚車上裝了十一個人，停在距我們辦公室五個街區遠的t大街的耶穌會，車上的人有兩種選擇，要麽蹲監獄，要麽留在那裏，結果車子裏的人一下子下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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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邊裹緊身上的睡袋，一邊聽他告訴我該如何打這個官司。沃納是個訴訟律師，而且相當傑出，陪審團對伯頓一家的同情會超出他的意料之外。我們要求的賠償額太小——一千萬遠遠不夠。隻要選對了陪審團，要得再多也不為過。他多想親自來辦這件案子。莫迪凱怎樣？他是出庭律師嗎？
辦案收取的費用？當然是百分之四十。看來我還有希望。
“百分之十。”我在黑暗中說。
“什麽！百分之十！你腦子沒毛病吧？”
“我們是非贏利性的事務所。”我試圖解釋，但他不聽，他怪我沒要更多。
那份文件是個大問題，他說，以為我們忽略了這個問題。“你能不援引那份文件打贏這場官司嗎？”
“能。”
他哈哈大笑起來，盯著報紙上老雅各布斯的照片，一邊一個罪犯。兩小時後他將乘飛機飛往亞特蘭大，九點鍾到達他的辦公室。他迫不及待地要四處傳播這些照片，他會以傳真的方式立即把它們發往西海岸。
他話沒說完就掛了電話。
我才睡了三個小時。翻了幾次身後再也睡不著，我的生活中發生了太多的事情，以致我無法安寧。
我衝了個澡後離開住處，在巴基斯坦人開的店中喝咖啡直到天亮，然後替露比買了早點。
兩輛陌生的小汽車停在離我們辦公室不遠的第十四街和q大街的交界處。七點三十分我駕車慢慢從那兒駛過，我的第六感覺告訴我繼續向前開。門前的台階上不見露比的蹤影。
如果蒂爾曼-甘特利認為武力可以幫助他打贏官司，那他會毫不猶豫地使用，莫迪凱曾警告過我，雖然我認為沒這個必要。我打電話到他家告訴他我看到的情況，他答應八點半到，與我會合。他會提醒索菲亞，亞伯拉罕進城去了。
兩個星期以來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這個案子上，雖然有不少重要的事讓我分心——克萊爾，分居，適應新工作——但是起訴河橡公司和我的前東家一直放在我的心上，在任何大案起訴之前，總是心潮難平；起訴之後，才逐漸平息下來，有一種爆炸過後塵埃落定的意定神閑的感覺。
我們起訴甘特利和另兩個被告後的第二天，他沒有要我們的命。我們的辦公室一切正常。電話並不比平時更忙，谘詢者的數量與往日持平。把這個案子暫時拋在一邊，我更容易集中精力在手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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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來自印第安納州的第五任當選國會議員，共和黨人，名字叫伯克霍爾德，他在弗吉尼亞街有套公寓，但喜歡傍晚時分繞著國會山謾跑。他的隨從告訴新聞媒體說他是在一個久已閑置的健身房內洗澡更衣的，健身房是國會自建，位於眾議院辦公大樓的地下室。
作為眾議院的一名成員，伯克霍爾德是四百三十五名議員中的一位；因此即使他已在特區住了十年，也絕不會為人所關注。他野心不大，無前科，健康狀況良好，四十一歲。他在農業部供職，負責賦稅委員會的一個分支機構。
伯克霍爾德星期三傍晚在聯邦車站附近遭槍擊，當時他一個人在做健身運動。他身著運動套裝——沒帶錢包，沒帶現金，口袋中也沒裝任何值錢的東西。看上去根本找不出罪犯的作案動機。他遇見過一個街頭流浪者，也不知道當時的情形，也許是互相撞到了一起，引起了口角，然後就聽見兩聲槍響，第一槍沒打中，第二槍擊中他的左上臂，子彈直達肩部，幾乎接近脖子。
槍擊事件發生在天剛黑不久，在與一條擠滿了遲歸者的大街相鄰的人行道上，四個人親眼目睹了這次事件。據他們的大致描述，襲擊者是一名黑人男性，看上去像一個無家可歸者。他消失在黑夜中，當第一個開車下班的人停下來，離開自己的車，跑過來幫助伯克霍爾德，持槍者早就不見了。
這名議員被迅速送到喬治-華盛頓醫院。經過兩個小時的手術，子彈被取出來，醫生說他的狀態穩定。
許多年來還從未有過一名國會議員在華盛頓遭槍擊，有幾個雖遭棒擊，但沒造成終生殘疾，這些暴力事件給一些人提供了絕好的機會，他們抨擊犯罪，指責道德觀念的淪喪和世風的每況愈下。當然所有的指責部來自反對黨。
我看十一點鍾的新聞時，伯克霍爾德還不能開口。在此之前，我一直坐在椅子上，打一會兒盹，看一會兒書，再看看電視中的拳擊賽，今天華盛頓沒什麽重大新聞，隻是伯克霍爾德遭槍擊，這件事算是個重要新聞了，新聞主持人激動地宣布了這個消息，在國會議員照片的背景襯托下介紹了事件的基本情況。忽然鏡頭切換到醫院，變成了直播！一個女記者站在醫院的急診室門前，在寒風中直打顫，畫麵上還出現了伯克霍爾德四小時前經過的一扇門，背景是閃著燈的救護車，因為她不能力觀眾提供血或屍體，她隻得大加渲染，極盡煽動之能事。
手術很成功，她報道說，伯克霍爾德的狀態穩定，正在休息。醫生們發表了一個聲明，基本上等於什麽也沒說，早些時候伯克霍爾德的幾個同事趕到醫院，她好歹把他們拽到攝像機鏡頭前。他們中的三個人緊挨著站在一起，個個表情嚴峻，雖然伯克霍爾德並無生命危險，他們乜斜著眼對著燈光，好像隱私權受到了嚴重的侵犯。
這三個人我一個也沒有聽說過。他們表達了對同伴的關切，使他的傷勢聽上去比醫生宣布的還要嚴重得多，他們主動談起了華盛頓治安情況的惡化。
接著是槍擊現場的現場報道，另一個可笑的女記者站在議員倒下的地方，現在那裏確實有值得一看的東西，她極為誇張地指著地麵的一攤血跡，蹲下來，手指快要觸到地麵，一名警察走進畫麵，對現場做了一番模糊的介紹。
報道是直播，但在畫麵的背景上警車的紅綠燈在閃著，我注意到了，那名女記者卻忽視了。
大範圍的搜查開始了，華盛頓的警員全部出動，清理街頭流浪者，他們被裝進警車和囚車帶走。整整一夜，警察掃蕩了國會山。那些睡在長凳上的人、露宿公園者、沿街乞討者，以及那些一眼就能看出的無家可歸者全被逮捕。警察指控他們犯了遊蕩、亂扔雜物、在公共場合酗酒、街頭行乞等諸多罪行。
被捕的人並不都送進監獄，兩車的人被送往東北區的羅得島街，安置在一個停車場內，停車場旁是一個通宵供應膳食的社區中心，另一輛囚車上裝了十一個人，停在距我們辦公室五個街區遠的t大街的耶穌會，車上的人有兩種選擇，要麽蹲監獄，要麽留在那裏，結果車子裏的人一下子下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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