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報》上登了兩篇報道，都在顯著位置，且配有照片。
第一篇是昨天預報過的——關於朗蒂-伯頓悲慘生活的長篇報道。她的外祖母是消息的主要來源，雖然那位記者還聯係了伯頓的兩個姨媽，一名前雇主，一名社會工作者，她以前的老師，在獄中服刑的她的母親和兩個弟弟。憑著強烈的進取心和雄厚的財力，《郵報》在搜集事實方麵幹得很出色，倒省去了我們親自調查的麻煩。
朗蒂的母親生下她時才十六歲，她在三個孩子中排行第二。三個孩子都是非婚生，有著不同的父親，她的母親從未透露一點關於她父親的口風，她在東北區的惡劣環境中長大，隨著她的問題母親到處流浪，偶爾也與她的外祖母和姨媽生活一段時問。她的母親是幾進“宮”的人物，而她自己在六年級時退了學，從那時起，她就注定了前景黯淡，與她做伴的是毒品，走馬燈似的男朋友，流氓團夥，小偷小摸，以及街頭的危險生活，她幹過幾份最低薪水的工作，但由於種種原因總是幹不長。
市警察局的檔案反映了她的大部分經曆：十四歲時因在商店行竊而被捕，經由少年法庭判決；三個月後因在公共場合酗酒再次受到指控，再次上少年法庭；十五歲時攜帶含酒精飲料，還是少年法庭；七個月後受到同樣的指控；十六歲時因賣淫而被捕，按成人處理，雖判罪但未入獄；因嚴重盜竊罪被捕，從當鋪中偷了一台便攜式激光唱機，雖判罪但未入獄；十八歲時在特區總醫院生下奧塔裏歐，出生證上沒有列出父親的姓名；生下奧塔裏歐兩個月後因賣淫罪被捕，雖判罪但未入獄；二十歲時還是在特區總醫院生下一對雙胞胎，阿朗佐和丹特，仍然不知父親是誰；接著是特米科，那個繈褓中的嬰兒，是她二十一歲時所生。
在這段悲慘的敘述中，迸出一星希望的火花。生下特米科以後，朗蒂踉蹌走進“瑪麗之家”，一個與“內奧米之家”相似的婦女日托中心。在那裏她遇見了一個名叫內爾-卡瑟的社會工作者，卡瑟女士在報道中詳述了她的看法。
根據她的敘述，朗蒂臨死前幾個月開始決心擺脫街頭，過幹淨的生活，她主動服用“瑪麗之家”提供的避孕藥；渴望戒斷酒癮毒癮；她參加了中心的戒酒戒毒療程，鼓起勇氣與毒癮抗爭，雖然未能擺脫毒魔的糾纏；她很快提高了閱讀技巧，幻想有一天能找個穩定的工作，供養她的小家。
卡瑟女士最終為她找了一個工作，在一個大型食品店把農產品擺上貨架，每周二十個小時，每小時四點七五美元，她在工作中從未出過差錯。
去年秋天的一天，她小聲告訴內爾-卡瑟，說她找到了住的地方，但要卡瑟代她保密，卡瑟要去親自查看，因為這是她的本職工作之一，但她拒絕了。朗蒂說那是不合法的；那是一間小小的帶兩個房間的公寓房，有屋頂，有裝了鎖的門，附近有一間浴室。她每月支付現金一百美元。
我記下內爾-卡瑟的姓名，在“瑪麗之家”工作。想到她站在證人席上，對陪審團講述伯頓一家的故事時的情形，我不禁暗自笑了。
朗蒂一想起會失去她的孩子就不寒而栗，因為這樣的事常有。“瑪麗之家”的絕大多數尤家可歸的婦女都已經失去了她們的孩子，朗蒂這樣的恐怖故事聽得愈多，就愈堅定了她與孩子呆在一起的念頭。她學習更用功了，甚至學會了操作電腦，而且有一次連續四天沒碰毒品。
忽然她被掃地出門，她的為數不多的隨身物品和她的四個孩子被拋在街頭，卡瑟女士第二天見到了她，她的情況是一團糟。孩子們又髒又餓；朗蒂喝得醉醺醺的。“瑪麗之家”有一條規定，凡是明顯喝醉了的或服用了毒品的人一律禁止入內，那裏的負責人被迫請她走人，卡瑟女士從那以後再也沒見過她；也沒聽到過她的消息，直到她在報紙上看到她和四個孩子的慘死。
我看這篇報道的時候想起了布雷登-錢斯。我希望他也在讀它，在這樣一個早晨，在他那弗吉尼亞郊區溫馨怡人、陳設考究的家中，我敢肯定他在早上這個時候已經醒了，處在如此巨大壓力下的人怎能睡著呢？
我要讓他受到良心的譴責，要讓他明白正是由於他對別人的權利和尊嚴的踐踏才產生了如此巨大的苦難，你坐在精致豪華的辦公室裏，布雷登，為你的滾滾財源而努力工作，為你有錢的客戶準備一份又一份的文件，讀著助手們呈上來的備忘錄。你派他們去執行那項肮髒的任務。這個冷酷無情、陰險毒辣的疏散住戶的決定正是你做出的，而你本應該阻止。他們隻是些占住者，難道不是嗎，布雷登？像牲口一樣活著的卑賤的流落街頭的黑人，沒有任何書麵的東西，沒有租契，沒有文件，因此沒有任何保障可言。把他們拋出去。對他們下手晚了會阻礙工程的進展。
我想打電話到他家，讓他連早晨的咖啡杯都端不穩，對他說：“現在感覺如何，布雷登？”
第二則報道令人又驚又喜，至少從法律的角度看是這樣，它同時又是個難題。
朗蒂的一個前男友被發現了，是一個名叫基托-斯派斯的十九歲的街頭阿飛。他的照片會嚇壞每一個遵紀守法的公民。基托有許多話要說，他自稱是朗蒂後三個孩子的父親，包括那對雙胞胎和尚在繈褓之中的嬰兒。三年來他斷斷續續地與她生活在一起，聚少離多。
基托是典型的市中心貧民區的產物，無業，高中時輟學，有前科。他的可信度將一直受到懷疑。
他曾與朗蒂及他倆的孩子住在那座倉庫，隻要一有錢就幫她付房租。去年聖誕節後，他們吵了架，後來他離開了，他眼下正與一個丈夫在獄中服刑的女人同居。
他對疏散一事一無所知，盡管他感到那是非法的，當別人問他倉庫中的情形時，他提出了足夠的細節使我相信他確實曾在那裏住過。他的描述與赫克托備忘錄中所載相似。
他不知道倉庫為蒂爾曼-甘特利所有。一個名叫約翰尼的家夥收取房租，每個月十五號，一百美元。
我和莫迪凱要盡快找到他，我們的證人名單越來越長，而斯派斯先生也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
基托對他的孩子的死和孩子母親的死深感傷心。我曾留意觀察葬禮，基托絕對沒有參加。
案子受到的輿論關注超出了我們當初的想象。我們隻想要一千萬美元的賠償，這個可觀的數字在報上登出後街上的人們議論紛紛。朗蒂曾和無數個男人發生過關係，基托是第一個未來的父親，有這樣一大筆錢等人招領，其他的父親們會紛紛跳出來，痛陳他們的喪子之痛，大街上滿是這樣的候選人。
這就是他的故事的負麵效應。
我們永遠別指望與他交談。
我打電話給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找布雷登-錢斯，一個女秘書接了電話，我重複了一遍我的請求，“您是誰？”她問。
我報了一個假名，聲稱要當他們公司的客戶，是河橡公司的克萊頓-本德介紹來的。
“錢斯先生不在。”她說。
“那他什麽時候在呢？”我不客氣地問。
“他度假去了。”
“很好。他什麽時候回來？”
“我不清楚。”她說。我掛斷電話。度假要一個月，然後變成公休假，然後是請假外出，最後被逼得沒辦法隻得承認錢斯已被解雇。
我早就懷疑他不在公司了，這個電話證實了我的猜測。
過去七年來公司就是我的生命，因此不難預測它的行動。它的狂妄自大不容許別人損害它的名譽。
我們一遞交訴狀，我懷疑他們就從布雷登-錢斯那裏得到了真相。是他自己主動坦白，還是他們刺探出來，這一點無關緊要。他從一開始就撒了謊，致使整個公司如今受到起訴。也許他向他們出示了赫克托備忘錄的原件，連同朗蒂的房租收據；更有可能的是他早已毀了這些，被迫說出他所隱瞞的一切。公司——阿瑟-雅各布斯和董事會——最終得知了真相。疏散住戶是不該發生的，代表河橡公司的錢斯應該用書麵形式中止口頭租房協議，並提前三十天通知租住戶。
三十天的延遲會妨礙郵政大樓的開工，至少對河橡公司來說是這樣。
而三十天的緩衝期將使朗蒂和其他房客安全度過冬季最寒冷的日子。
錢斯被迫離開了公司，毫無疑問他的股份被高價買斷。赫克托可能飛回總部做了簡單的匯報，既然錢斯已走，赫克托可以說出真相以保全他的職位，他當然不會透露與我的接觸。
關起門來，董事會麵對著事實，公司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曝光。拉夫特和他的律師小組設計了應對之策。他們會強烈反對伯頓一案援引德雷克和斯威公司尼的失竊文件。如果失竊的文件不能作為呈堂證供，那麽這樁官司就不應受理，從法律的角度看這一點完全成立。
然而，他們還沒來得及實施他們的計劃，報紙就介入了，許多證人被發現，他們能夠證明受文件保護的同樣的事實，我們能夠在不考慮錢斯掩蓋的事實真相的情況下證實我們的指控。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一定亂成了一團，四百名咄咄逼人的律師決不甘心三緘其口，公司免不了要生內亂，把我換作他們，麵臨著公司其它部門引起的類似的醜聞，我也會挺身而出，搞它個水落石出，擺脫新聞界的糾纏。采取“鴕鳥政策”是行不通的，《郵報》的曝光隻是正式審判的一個樣板，而正式審判要等到一年以後。
還有來自另外一方的壓力，文件中沒有表明河橡公司對占住者的了解程度。事實上錢斯和他的客戶之間並無多少聯係，表麵上看來他隻是執行指令，盡快辦成此事。河橡公司施加壓力，錢斯在前麵衝鋒陷陣。
如果假設河橡公司不知道疏散是非法的，那它就有權控告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它雇公司為它幹活，活兒弄成一團糟，而過錯造成的損失卻要由客戶來承擔，有三點五個億做後盾，河橡公司有足夠的力量迫使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彌補過失。
其它的大客戶也會有意見，“究竟是怎麽回事？”公司的每個股東都能聽到這些大主顧們提出的這個問題。在你死我活的商界裏，其它公司的貪婪成性者工準備伺機而動。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注重自己的公眾形象和知名度，所有的大公司莫不如此。沒有一個公司能承受加在我的前東家身上的打擊。
國會議員伯克霍爾德複原得很好。手術後的第二天，他在精心布置的場景中會見了新聞界，他們推著他的輪椅上了醫院大廳內的臨時演講台，在他的漂亮的妻子的攙扶下他站起身來，並向前踏了一步，開始演講，他湊巧也穿了一件鮮紅顏色的山地人運動衫，脖子上纏著繃帶，左臂上懸著吊帶。
他宣稱自己仍然活著，而且狀態良好，過不幾天就要回國會山辦公，並向印第安納州的家鄉父老們問好。
在他感覺最好的時刻，他提起了街頭犯罪和各個城市的治安狀況日漸惡化的問題（他的家鄉有八千名無家可歸的人）。首都的狀況如此之差簡直是個恥辱。因為這次死裏逃生的經曆，他決定從現在起投入大量的精力整頓街頭的秩序，他發現了一個新目標。
他胡扯了一通要控製槍支的使用和建造更多的監獄。
這次槍擊事件一時間給華盛頓警方施加了巨大的壓力，迫使他們清理街頭，參眾兩院的議員們聒噪了一整天，抱怨華盛頓市區的不安全，結果傍晚時分又發動了一次大掃蕩。國會山附近的每一個醉鬼、乞丐、無家可歸者都被趕得更遠，有些被逮捕，其他人則被裝進囚車，像牲口一樣被運到更遠的居民生活區。
晚上十一點四十分，警察趕到位於東北區羅得島街與第四大街交界處的一座酒吧。吧主聽到了幾聲槍響，當地的一個流浪者報告說看見一個人被擊倒。
在酒吧旁的一塊空地上，碎石亂瓦堆的背後，警察發現了一具年輕的黑人男性的屍體。血還是熱的，正從腦袋上的兩個窟窿中汩汩而下。
稍後發現死者是基托-斯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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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是昨天預報過的——關於朗蒂-伯頓悲慘生活的長篇報道。她的外祖母是消息的主要來源，雖然那位記者還聯係了伯頓的兩個姨媽，一名前雇主，一名社會工作者，她以前的老師，在獄中服刑的她的母親和兩個弟弟。憑著強烈的進取心和雄厚的財力，《郵報》在搜集事實方麵幹得很出色，倒省去了我們親自調查的麻煩。
朗蒂的母親生下她時才十六歲，她在三個孩子中排行第二。三個孩子都是非婚生，有著不同的父親，她的母親從未透露一點關於她父親的口風，她在東北區的惡劣環境中長大，隨著她的問題母親到處流浪，偶爾也與她的外祖母和姨媽生活一段時問。她的母親是幾進“宮”的人物，而她自己在六年級時退了學，從那時起，她就注定了前景黯淡，與她做伴的是毒品，走馬燈似的男朋友，流氓團夥，小偷小摸，以及街頭的危險生活，她幹過幾份最低薪水的工作，但由於種種原因總是幹不長。
市警察局的檔案反映了她的大部分經曆：十四歲時因在商店行竊而被捕，經由少年法庭判決；三個月後因在公共場合酗酒再次受到指控，再次上少年法庭；十五歲時攜帶含酒精飲料，還是少年法庭；七個月後受到同樣的指控；十六歲時因賣淫而被捕，按成人處理，雖判罪但未入獄；因嚴重盜竊罪被捕，從當鋪中偷了一台便攜式激光唱機，雖判罪但未入獄；十八歲時在特區總醫院生下奧塔裏歐，出生證上沒有列出父親的姓名；生下奧塔裏歐兩個月後因賣淫罪被捕，雖判罪但未入獄；二十歲時還是在特區總醫院生下一對雙胞胎，阿朗佐和丹特，仍然不知父親是誰；接著是特米科，那個繈褓中的嬰兒，是她二十一歲時所生。
在這段悲慘的敘述中，迸出一星希望的火花。生下特米科以後，朗蒂踉蹌走進“瑪麗之家”，一個與“內奧米之家”相似的婦女日托中心。在那裏她遇見了一個名叫內爾-卡瑟的社會工作者，卡瑟女士在報道中詳述了她的看法。
根據她的敘述，朗蒂臨死前幾個月開始決心擺脫街頭，過幹淨的生活，她主動服用“瑪麗之家”提供的避孕藥；渴望戒斷酒癮毒癮；她參加了中心的戒酒戒毒療程，鼓起勇氣與毒癮抗爭，雖然未能擺脫毒魔的糾纏；她很快提高了閱讀技巧，幻想有一天能找個穩定的工作，供養她的小家。
卡瑟女士最終為她找了一個工作，在一個大型食品店把農產品擺上貨架，每周二十個小時，每小時四點七五美元，她在工作中從未出過差錯。
去年秋天的一天，她小聲告訴內爾-卡瑟，說她找到了住的地方，但要卡瑟代她保密，卡瑟要去親自查看，因為這是她的本職工作之一，但她拒絕了。朗蒂說那是不合法的；那是一間小小的帶兩個房間的公寓房，有屋頂，有裝了鎖的門，附近有一間浴室。她每月支付現金一百美元。
我記下內爾-卡瑟的姓名，在“瑪麗之家”工作。想到她站在證人席上，對陪審團講述伯頓一家的故事時的情形，我不禁暗自笑了。
朗蒂一想起會失去她的孩子就不寒而栗，因為這樣的事常有。“瑪麗之家”的絕大多數尤家可歸的婦女都已經失去了她們的孩子，朗蒂這樣的恐怖故事聽得愈多，就愈堅定了她與孩子呆在一起的念頭。她學習更用功了，甚至學會了操作電腦，而且有一次連續四天沒碰毒品。
忽然她被掃地出門，她的為數不多的隨身物品和她的四個孩子被拋在街頭，卡瑟女士第二天見到了她，她的情況是一團糟。孩子們又髒又餓；朗蒂喝得醉醺醺的。“瑪麗之家”有一條規定，凡是明顯喝醉了的或服用了毒品的人一律禁止入內，那裏的負責人被迫請她走人，卡瑟女士從那以後再也沒見過她；也沒聽到過她的消息，直到她在報紙上看到她和四個孩子的慘死。
我看這篇報道的時候想起了布雷登-錢斯。我希望他也在讀它，在這樣一個早晨，在他那弗吉尼亞郊區溫馨怡人、陳設考究的家中，我敢肯定他在早上這個時候已經醒了，處在如此巨大壓力下的人怎能睡著呢？
我要讓他受到良心的譴責，要讓他明白正是由於他對別人的權利和尊嚴的踐踏才產生了如此巨大的苦難，你坐在精致豪華的辦公室裏，布雷登，為你的滾滾財源而努力工作，為你有錢的客戶準備一份又一份的文件，讀著助手們呈上來的備忘錄。你派他們去執行那項肮髒的任務。這個冷酷無情、陰險毒辣的疏散住戶的決定正是你做出的，而你本應該阻止。他們隻是些占住者，難道不是嗎，布雷登？像牲口一樣活著的卑賤的流落街頭的黑人，沒有任何書麵的東西，沒有租契，沒有文件，因此沒有任何保障可言。把他們拋出去。對他們下手晚了會阻礙工程的進展。
我想打電話到他家，讓他連早晨的咖啡杯都端不穩，對他說：“現在感覺如何，布雷登？”
第二則報道令人又驚又喜，至少從法律的角度看是這樣，它同時又是個難題。
朗蒂的一個前男友被發現了，是一個名叫基托-斯派斯的十九歲的街頭阿飛。他的照片會嚇壞每一個遵紀守法的公民。基托有許多話要說，他自稱是朗蒂後三個孩子的父親，包括那對雙胞胎和尚在繈褓之中的嬰兒。三年來他斷斷續續地與她生活在一起，聚少離多。
基托是典型的市中心貧民區的產物，無業，高中時輟學，有前科。他的可信度將一直受到懷疑。
他曾與朗蒂及他倆的孩子住在那座倉庫，隻要一有錢就幫她付房租。去年聖誕節後，他們吵了架，後來他離開了，他眼下正與一個丈夫在獄中服刑的女人同居。
他對疏散一事一無所知，盡管他感到那是非法的，當別人問他倉庫中的情形時，他提出了足夠的細節使我相信他確實曾在那裏住過。他的描述與赫克托備忘錄中所載相似。
他不知道倉庫為蒂爾曼-甘特利所有。一個名叫約翰尼的家夥收取房租，每個月十五號，一百美元。
我和莫迪凱要盡快找到他，我們的證人名單越來越長，而斯派斯先生也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
基托對他的孩子的死和孩子母親的死深感傷心。我曾留意觀察葬禮，基托絕對沒有參加。
案子受到的輿論關注超出了我們當初的想象。我們隻想要一千萬美元的賠償，這個可觀的數字在報上登出後街上的人們議論紛紛。朗蒂曾和無數個男人發生過關係，基托是第一個未來的父親，有這樣一大筆錢等人招領，其他的父親們會紛紛跳出來，痛陳他們的喪子之痛，大街上滿是這樣的候選人。
這就是他的故事的負麵效應。
我們永遠別指望與他交談。
我打電話給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找布雷登-錢斯，一個女秘書接了電話，我重複了一遍我的請求，“您是誰？”她問。
我報了一個假名，聲稱要當他們公司的客戶，是河橡公司的克萊頓-本德介紹來的。
“錢斯先生不在。”她說。
“那他什麽時候在呢？”我不客氣地問。
“他度假去了。”
“很好。他什麽時候回來？”
“我不清楚。”她說。我掛斷電話。度假要一個月，然後變成公休假，然後是請假外出，最後被逼得沒辦法隻得承認錢斯已被解雇。
我早就懷疑他不在公司了，這個電話證實了我的猜測。
過去七年來公司就是我的生命，因此不難預測它的行動。它的狂妄自大不容許別人損害它的名譽。
我們一遞交訴狀，我懷疑他們就從布雷登-錢斯那裏得到了真相。是他自己主動坦白，還是他們刺探出來，這一點無關緊要。他從一開始就撒了謊，致使整個公司如今受到起訴。也許他向他們出示了赫克托備忘錄的原件，連同朗蒂的房租收據；更有可能的是他早已毀了這些，被迫說出他所隱瞞的一切。公司——阿瑟-雅各布斯和董事會——最終得知了真相。疏散住戶是不該發生的，代表河橡公司的錢斯應該用書麵形式中止口頭租房協議，並提前三十天通知租住戶。
三十天的延遲會妨礙郵政大樓的開工，至少對河橡公司來說是這樣。
而三十天的緩衝期將使朗蒂和其他房客安全度過冬季最寒冷的日子。
錢斯被迫離開了公司，毫無疑問他的股份被高價買斷。赫克托可能飛回總部做了簡單的匯報，既然錢斯已走，赫克托可以說出真相以保全他的職位，他當然不會透露與我的接觸。
關起門來，董事會麵對著事實，公司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曝光。拉夫特和他的律師小組設計了應對之策。他們會強烈反對伯頓一案援引德雷克和斯威公司尼的失竊文件。如果失竊的文件不能作為呈堂證供，那麽這樁官司就不應受理，從法律的角度看這一點完全成立。
然而，他們還沒來得及實施他們的計劃，報紙就介入了，許多證人被發現，他們能夠證明受文件保護的同樣的事實，我們能夠在不考慮錢斯掩蓋的事實真相的情況下證實我們的指控。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一定亂成了一團，四百名咄咄逼人的律師決不甘心三緘其口，公司免不了要生內亂，把我換作他們，麵臨著公司其它部門引起的類似的醜聞，我也會挺身而出，搞它個水落石出，擺脫新聞界的糾纏。采取“鴕鳥政策”是行不通的，《郵報》的曝光隻是正式審判的一個樣板，而正式審判要等到一年以後。
還有來自另外一方的壓力，文件中沒有表明河橡公司對占住者的了解程度。事實上錢斯和他的客戶之間並無多少聯係，表麵上看來他隻是執行指令，盡快辦成此事。河橡公司施加壓力，錢斯在前麵衝鋒陷陣。
如果假設河橡公司不知道疏散是非法的，那它就有權控告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它雇公司為它幹活，活兒弄成一團糟，而過錯造成的損失卻要由客戶來承擔，有三點五個億做後盾，河橡公司有足夠的力量迫使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彌補過失。
其它的大客戶也會有意見，“究竟是怎麽回事？”公司的每個股東都能聽到這些大主顧們提出的這個問題。在你死我活的商界裏，其它公司的貪婪成性者工準備伺機而動。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注重自己的公眾形象和知名度，所有的大公司莫不如此。沒有一個公司能承受加在我的前東家身上的打擊。
國會議員伯克霍爾德複原得很好。手術後的第二天，他在精心布置的場景中會見了新聞界，他們推著他的輪椅上了醫院大廳內的臨時演講台，在他的漂亮的妻子的攙扶下他站起身來，並向前踏了一步，開始演講，他湊巧也穿了一件鮮紅顏色的山地人運動衫，脖子上纏著繃帶，左臂上懸著吊帶。
他宣稱自己仍然活著，而且狀態良好，過不幾天就要回國會山辦公，並向印第安納州的家鄉父老們問好。
在他感覺最好的時刻，他提起了街頭犯罪和各個城市的治安狀況日漸惡化的問題（他的家鄉有八千名無家可歸的人）。首都的狀況如此之差簡直是個恥辱。因為這次死裏逃生的經曆，他決定從現在起投入大量的精力整頓街頭的秩序，他發現了一個新目標。
他胡扯了一通要控製槍支的使用和建造更多的監獄。
這次槍擊事件一時間給華盛頓警方施加了巨大的壓力，迫使他們清理街頭，參眾兩院的議員們聒噪了一整天，抱怨華盛頓市區的不安全，結果傍晚時分又發動了一次大掃蕩。國會山附近的每一個醉鬼、乞丐、無家可歸者都被趕得更遠，有些被逮捕，其他人則被裝進囚車，像牲口一樣被運到更遠的居民生活區。
晚上十一點四十分，警察趕到位於東北區羅得島街與第四大街交界處的一座酒吧。吧主聽到了幾聲槍響，當地的一個流浪者報告說看見一個人被擊倒。
在酒吧旁的一塊空地上，碎石亂瓦堆的背後，警察發現了一具年輕的黑人男性的屍體。血還是熱的，正從腦袋上的兩個窟窿中汩汩而下。
稍後發現死者是基托-斯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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