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該法律事務所後不久,曾辦過一個車禍的案子。事故地點在斯通縣境內的49號公路,靠近威金斯。我們的委托人沿公路朝北行駛時,剛好一輛平板卡車從縣級公路開出來,與他們的汽車對撞。事故是嚴重的。他們一家三口,丈夫當場喪命,妻子受了重傷,坐在後麵的孩子也斷了腿。那輛平板卡車隸矚一家造紙公司,在保險公司投了重保,所以這個案子是有潛力的。該法律事務所把它交給了我。由於我新來乍到,幹得很賣力。顯然.事故責任在那輛平板卡車,但是它的司機沒有受傷,聲稱我們委托人的汽車超速。於是當時的實際車速是多少,就成了辦案的關鍵。我方事故分析專家認為是每小時60英裏。這個速度不能說是太快的。49號公路限定時速在55英裏之內,但實際上每個人行車都至少超過60英裏。


    當時我的委托人是去傑克遜走親訪友,用不著那麽匆忙。


    “而那輛平板卡車投保的保險公司所雇請的事故分析人認為,當時的實際車速是每小時75英裏。


    這種分析當然對我們極為不利。任何陪審團都會對超過規定車速20英裏皺眉頭的。我們找到了現場第二個或第三個目擊者作證人。他是個老頭,名叫克洛維斯-古德曼,一隻眼睛完全失明。”。


    “另一隻眼睛怎麽樣?”桑迪間。


    “還能看東西,但視力多少受影響。他依然在開車。那天他駕駛著1968年出廠的雪佛蘭牌輕型貨車在公路上行進時,我們委托人的汽車從旁邊超了車。


    然後,等他翻過下一個坡,正好看見事故發生。克洛維斯是個心腸很軟的老頭。他一人獨居,親屬多年沒有來往。這場可怕的事故令他大為震驚。他想幫助受害者,後來見插不上手,就離開了。回家後他未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他心裏一直是忐忑不安。後來他告訴我,整整一星期他沒睡好覺。


    “當時,我們聽說後麵又來了幾輛車,其中一位車主還錄下了事故現常救護車、警車、消防車都來了。交通堵塞,車輛排成了長龍。人們感到厭煩。嘿,這一切全錄了下來。於是我們借來了錄像帶。一位律師助理反複觀看,記下了畫麵上所有的汽車牌照號碼。然後他據此找到車主,看其中有無證人。正是這樣,我們找到了克洛維斯。他說,事實上他目擊了車禍發生,但是一談就惡心。我問能不能去他家拜訪,他說可以。


    “克洛維斯住在威金斯郊區一幢很小的木板房裏,這幢房子是戰前他和妻子蓋起來的。他的妻子死了多年,唯一的孩子也是這樣。那是個不爭氣的兒子。他有兩個孫輩。一個住在加州,另一個住在哈蒂斯堡附近。兩人都和他很久沒有見麵。這些情況我是在和他的閑談中獲知的。克洛維斯是個孤寡老頭,開始免不了要發幾句牢騷,好像他不相信律師,不願浪費時間似的。但是坐了一些時候,他就給我燒水衝咖啡,吐露家庭秘密。我們坐在他家陽台的搖椅上,天南海北地亂扯,就是不談那場車禍。幸虧那天是星期六,我賠得起時間,不用擔心辦公室有事。他很健談,大蕭條時期、戰爭,都是他喜歡談的話題。談了幾個小時後,我忍不住提起那場車禍,他頓時不吭聲了,現出痛苦的樣子。他輕聲告訴我,他還是一想起這件事就惡心。他知道一些重要情況,但眼下說不出口。


    我問死者的汽車從他的卡車旁邊駛過時,他的車速是多少。他說自己開車以來不會超過每小時50英裏。我要求他對死者的車速作個估計,他隻是搖搖頭。


    “兩天之後,我又順道去拜訪他。那時已到了下午時分,我再次和他坐在陽台,聽他講戰爭年代的故事。不一會到了6點鍾,他說餓了,進而說喜歡吃的魚,問我有沒有興趣與他一道用晚餐。我那時單身一人,毫無牽掛,就和他走了。當然我開車,他在旁邊吹牛。6元錢一條的炸站魚,我們要了一大盤。克洛維斯細吞慢嚼,鼻尖幾乎埋進的魚堆。賬單來了,他裝作沒看見似的。它放在桌上足足過了10分鍾。他不停地吃油炸玉米,不停地說話。我心想要是能讓克洛維斯出庭作證,花點錢也應該。終於我們離開了。在驅車返回他家的途中,他說需要喝杯啤酒,好繼續同我交談。當時我們正好在一家鄉村商店附近。我停了車,他一動不動。於是我又掏錢買了啤酒。我們一邊喝著啤酒一邊趕路。他說希望帶我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去看看。那裏並不遠,他對我說。我們驅車走了一條縣級公路又一條縣級公路。20分鍾之後,我已迷失了方向。似乎克洛維斯對這一帶也不很熟。他說還需要喝啤酒,目的依舊是為了同我交談。我向那家商店裏的人問了路,兩人又上路了。他忽而指指這裏,忽而指指那裏。終於我們找到了漢考克縣尼開期克羅辛鎮。剛喘口氣,他讓我把車掉頭,說這裏不像他的童年生長地。於是我又買啤酒,又向商店裏的人問路。


    “快到他家時,我重新找到了方向。我開始請他回答有關車禍的提問。他說現在談這事他還會覺得難受。我扶他進屋,他霍地倒在沙發上,旋即鼾聲大作。此時差不多是半夜。就這樣,我陪他過了一個來月,時而坐在陽台的搖椅上,時而去吃炸站魚,時而去公路兜風。那家保險公司的賠償最多可達200萬美元。我們付出這些代價是完全值得的。到這時克洛維斯的證詞變得更加重要,不過他本人尚未意識到這一點。他讓我放心,眼下尚未有別人向他打聽車禍的情況,因而我必須搶在保險公司的人之前從他那裏把情況摸清。”


    “他過了多久才把情況告訴你?”桑迪問。


    “大概四五個月。終於,我開始催他回答我的提問了。我告訴他,那場官司已到了關鍵時刻,非得向他打聽車禍發生的情況。他說樂意回答我的提問。我問他,我們委托人的汽車從他的卡車旁邊駛過時,車速是多少。他說肯定是很快的。因為車裏的人血流滿麵,修不忍睹,尤其是那個孩子。說到這裏,他已經淚水盈眶。過了幾分鍾,我又問:‘克洛維斯,那輛汽車從你的卡車旁邊駛過時,車速究竟是多少?’他說肯定要幫那一家子。我說那一家子肯定要對此感激不荊然後他盯著我的眼睛,說:‘你認為車速是多少?’“我說,依我看車速是每小時55英裏左右。克洛維斯說:‘那麽就是你說的這個數,每小時55英裏。’”


    我開車的時速是50英裏,他們比我快一點。“我們上了法庭。克洛維斯-古德曼極其出色地作了證。他年齡大,地位低下,但思路敏捷,說話完全可信。陪審團沒有理睬一切憑空的事故分析,依據克洛維斯的證詞進行了裁決。那家保險公司賠償了230萬美元。”


    “我們繼續來往。我為他立了遺囑。他的財產不多,僅有房子、6英畝地和7000美元存款。他希望在他死後,將變賣一切家產的錢捐獻給聯邦女兒會。遺囑裏沒有提到任何親屬的名字。加州的孫子已離開他20年。哈蒂斯堡的孫女自中學畢業後再也沒和他聯係過。那時他收到過她一封邀請信,但他既沒有去也沒有守禮物。他幾乎不提及兩個孫輩。不過我知道,他渴望同自己的親人有某種聯係。”


    “他病了,生活不能自理,所以我送他進了威金斯的一個養老院。我賣掉了他的房子和農場,處理了他的一切財產問題。那時我是他唯一的朋友。我給他寄賀卡和禮物。每逢我去哈蒂斯堡或傑克遜,總要設法去看他。每月至少有一次我帶他去餐館吃炸站魚,然後在公路上兜鳳。幾杯啤酒一下肚,他就開始講述從前的故事。一天,我帶他去釣魚。我們兩人在船上呆了八個小時。我從沒那樣開心過。”


    “1991年11月他患了肺炎,差點死去。這嚇壞了他。我們一道修改了他的遺囑。他要將一部分錢捐給當地教會,其餘的給聯邦女兒會。他選好了墓地,製定了安葬再直、我建議他加上一條,聲明如患不治之症,可任其良然死亡,不必再用人工辦法延續生命。他表示讚同,並堅持指定我為執行人,當然事先得和他的醫生商量。克洛維斯仇恨養老院,仇恨孤獨,仇恨生活。他說自己的心靈與上帝同在,樂意死去。


    “1992年1月初,他的肺炎複發,而且日益嚴重。我將他轉到比洛克西的醫院,以便照顧他。我每天去醫院,是他的唯一探視人。他沒有其他的朋友,沒有親屬,沒有牧師,隻有我。他的病情一天天惡化,顯然沒有生還的希望。慢慢地他陷入昏迷,再也沒有醒過來。醫生給他裝了呼吸器。大約過了一星期,醫生說他的大腦已經死亡了。於是我和三個醫生一塊兒讀了他遺囑的有關部分,拿掉了呼吸器。”


    “那一天是什麽日子?”桑迪問。


    “1992年2月6日。”


    桑迪噓了口氣,緊閉眼睛。慢慢地搖頭。


    炸彈,帕裏什就覺得非給我定什麽罪不可。要不然,就放過了我。”


    “那麽你有什麽計劃?”


    “很簡單。我們卸除帕裏什的壓力,讓他挽回麵子。你去找克洛維斯的孫子和孫女,把事實真相告訴他,答應給他一些錢。他們一旦知道事實真相,當然有權合我毀屍罪。而且他們肯定也想這樣做。不過他們的控告起不了作用,因為老頭生前沒有得到他們的照顧。但是為了保險起見,還是要做好他們想控告的準備。我們打消他們的想法。我們私下同他們商量。他們為了錢會同意迫使帕裏什不提出起訴。”


    “你真是個詭計多端的家夥。”


    “謝謝。我看這計劃沒有理由不成功。”


    “帕裏什也許會不顧死者親屬的要求堅持對你起訴。”


    “他不會這樣做,因為他無法將我定罪。充其量他隻能將我送上審判台,然後輸掉官司。對他來說,比較牢靠的做法是找退路,以死者親屬的要求為借口,避免尷尬地輸掉一場引人注目的官司。”


    “過去的四年裏,你一直在醞釀這個計劃?”


    “是的,此事一直在我腦中打轉。”


    桑迪一邊沿著床鋪下首踱步,一邊深思。他竭力開動頭腦裏的機器,跟上他的委托人的思路。“這樣帕裏什太虧了。”他幾乎是自言自語地說,依然在踱步。


    “我隻管自己是否有利,而不管帕裏什虧不虧。”


    帕特裏克說。


    “我不僅僅是指帕裏什,而是指整個法律製度,帕特裏克。如果你能安全脫身,實際上是花錢買自由。除了你,大家都會為神聖的法律遭褻讀感到不快。”


    “也許我隻能管自己。”


    “我也是管自己。不過你不能使法律製度蒙受恥辱,不能眼睜睜地看著它衰落。”


    “誰讓帕裏什急急忙忙拋出一級謀殺的指控?他本來可以等一兩個星期。沒人叫他向新聞界宣布。我對他沒有任何同情。”


    “我對他也沒有同情。不過這樣很難做工作,帕特裏克。”


    “那麽我減低一點難度。我將承認自己毀廠有罪,但不坐牢。一天牢也不坐。我隻是接受審判,承認有罪,交付罰款,讓帕裏什獲得已將我定罪的聲譽,但實際上我脫了身。”


    “你將是已被定罪的犯人,要受到管製。”


    “不,我是自由的。在巴西,誰會在乎一個有點小過失的人?”


    “克洛維斯不希望舉行葬禮。因為他知道,沒人會來。我們將他葬在威金斯郊外的一個公墓裏。我到了常教堂裏的三個老寡婦也到了常她們哭泣著為他送別。在過去的50年裏,對於每一位在威金斯安葬的死者,她們都要如此哭送一番。牧師也到了常他拖了五個老年執事做抬棺人。加上其他兩位鄉鄰,總共有12個人。在短暫的儀式之後,克洛維斯長眠於地下。”


    “他的棺材很輕,是嗎?”桑迪問。


    “是的。”


    “克洛維斯在哪裏?”


    “他的靈魂在和聖徒同樂。”


    “我是問他的屍體在哪裏。”


    “在我的小屋的冰櫃裏。”


    “你這個令人惡心的家夥。”


    “我沒殺任何人,桑迪。克洛維斯的屍體焚燒時,他正和天使一道唱讚美詩呢。我想他不會介意的。”


    “你幹什麽事都有藉口,是不是,帕特裏克?”


    帕特裏克坐在床沿,雙腳懸離地麵。他沒有吭聲。


    桑迪走了幾步,然後倚著牆壁。剛才他獲知自己的朋友沒有殺人隻是稍感寬慰,因為焚燒死屍差不多是同樣令人反感的行為。


    “你接著往下說吧。”桑迪說,“我相信你一切都作了詳細安排。”


    “是的,因為我有充裕的思考時間。”


    “說吧。”


    “密西西比州刑法裏有不得盜墓的規定,但這條並不適合我,因為我沒有挖開克洛維斯的墳墓,而是將他的屍體從棺材裏偷了出來。該州刑法還規定,不得毀屍碎屍。這是帕裏什可以糾住我不放的唯一理由。毀屍碎屍屬於重罪,可判處一年以下的監禁。假如他們隻能以此定罪,帕裏什會竭力爭取判我監禁一年。”


    “他不可能讓你一走了之。”


    “是的,他不可能放過我。但還有個能不能辦到的問題。他並不知道我偷了克洛維斯的屍體,除非我告訴他。不過我必須告訴他,以便他放棄謀殺罪的指控。要知道,告訴他是一回事,在法庭作證是另一回事。他不可能告我毀屍,又讓我在法庭作證。他將被迫告我犯有什麽罪,因為正如你說,他不可能讓我一走了之。盡管他要告我,卻不能將我定罪。因為我是唯一的證人,他無法證明被焚燒的是克洛維斯的屍體。”


    “帕裏什遭受的壓力很重。”


    “是的,聯邦指控已經撤銷了。我們一扔下這顆桑迪停止踱步,在他旁邊坐了下來。”


    “這麽說你要回巴西?”


    “那是我的家,桑迪。”


    “那姑娘呢?”


    “我們共同生活,繁衍後代。”


    “你還剩多少錢?”


    “幾百萬。我需要離開這裏,桑迪。我需要過另一種生活。”


    一位護士闖了進來,啪地扭亮了電燈。“11點鍾了,帕蒂。探視時間已過。”她拍拍他的肩膀,“你好嗎,親愛的?”


    “我很好。”


    “需要什麽?”


    “不需要,謝謝。”


    她如同來的時候那樣走了。桑迪拿起自己的公文包。“帕蒂?”他說。


    帕特裏克聳聳肩。


    “親愛的?”


    他又聳聳肩。


    桑迪走到門邊,又想起一件事。“還有個小問題。


    你把汽車開到溝裏去的時候,克洛維斯的屍體在什麽地方?”


    “像往常一樣,我用安全帶把他拴在旁邊的乘客座位上。我在他的兩腿之間放了一瓶啤酒,衷心為他祝福。他的臉上掛著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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