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84年6月把《情人》交給子夜出版社。接下來我製作了一部影片，其後影片開拍，再後著手寫《痛苦》，後來我就病了。《痛苦》出版的那一天，我住在醫院裏，揚給我帶來普瓦羅-德爾佩什1的評論，當時我正在進行人工呼吸。這一次我心智喪失有一個星期之久，和85年4月那一次一樣。我發發乎把一個年輕女護士殺掉。劇情十分明確：那天晚上，一方麵揚回到家中，我把我的幾個指環交給他帶走，以免在醫院被竊，這類事是經常發生的。我對他說，就這樣吧，晚上，揚就去我家，帶著指環，就住在那裏了。到了半夜，女護士本應前來給我治療的，可是沒有來。我等她一直等到淩晨兩三點鍾。接著，神誌不清了，事情卻是一清二楚的，無可置辯，是肯定的：這個女護士和她的幾個所謂同事一起到了聖伯努瓦街，殺死揚，奪去我的指環。
1普瓦羅-德爾佩什，法國批評家。
天亮以後，我打開病房的窗子，我喊我要殺人，快來人。沒有動靜。後來有人告訴我，說我叫，聽是聽到的。我又大喊大叫，我還不停地央求，毫無反應。
第二天清晨，護士來了，我躲在床單下拿著一把刀，這刀是我從家裏帶來的。女護士驚呼叫人。我同時也狂叫，我要死了，有人殺我。來了一個護理。他被嚇壞了。猛撲到我身上，把刀奪走——我也劃傷了。
由此開始，我相信我“知道”醫院的那些“醫生”把我給劫持了。大概經過幾個小時，我和他們談判，說他們如何取得贖金，電話打給誰，報一個數目不要太大，必須按照我在這項罪惡買賣的行情價值幾何定出相當的數目。
所有這些胡話，現在已經記不太清，但可以稱奇的是那種邏輯非常清楚，指環與謀殺是貫穿情節。我就是被這種邏輯明顯性牢牢釘死脫身不得。
肺氣腫發作，也會引起錯亂：大腦缺氧，就要出軌，神經錯亂。在我發病前一個星期，醫院裏還有一個青年，他整整一個下午充當一場足球賽的裁判。後來給他輸氧，就平服無事了。醫生對他說出的一套諺語笑了很久。可是，我害怕，非常怕。別人對你講你自己，講你在心智喪失情況下說了什麽做了什麽，那是非常可怕的。酒精中毒譫妄，在治療過程中，我記不清了，隻記得很少一點。我在昏迷狀態下是說過朝話，不過，我常常是昏迷幾秒鍾。相反，治療後出現的幻覺我卻記得十分完整。幻象出現，就是在美國醫院開始的。
《印度之歌》變成了一條船。無所謂，就在這裏再重複一遍。上尉的女人住在對麵屋頂壁爐煙囪上。她是金發女人，色澤紅潤，有兩個藍眼睛。她僅僅把頭伸出在煙囪之外。上尉與她相距有兩米，在另一個壁爐的煙囪裏。他和他的女人處境一樣，都被擠壓在煙囪裏麵。有一天，刮起大風，女人的頭破碎，像玻璃一樣。我看了非常氣憤。有上萬隻烏龜以一種精確的方式像一本本書那樣排列圍在屋頂四周。到了夜晚，龜須返回簷槽下麵地方去。這些形象比現實的還要清晰，好像從內部發光一般。這許多烏龜各就各位準備過夜需要經過許多個小時的時間，一個個循序滑下去。自然的構成竟是如此鄙陋粗劣，也讓我非常氣惱。這些烏龜各就各位需要這麽長時間，這麽困難，以至有不少烏龜一整天在原地蜷縮不動。
在這些“回憶”中，還有一個身穿繡金藍色服裝的亞細亞高官，他在醫院的過道往來穿行，麵無表情，沉默寡言，十分可怕。這是在拉埃內克醫院還是美國醫院，我記不清了，好像沒有人看到有這樣一個人，也許是沒有吧。在美國醫院我還看到邁克爾·理查森，他站在《印度之歌》房子裏沒有窗幔關著的窗後，四周布滿花草和藤本植物，麵帶微笑，同時又在流淚，這是一個被封閉的故事裏的囚徒，一個非常美的男人。在房屋門前，在靠牆的地方，放著那頭著名的阿比西尼亞黑母牛，瘦骨嶙峋，在它旁邊，還有一架中國大座椅，紅色描金的，這兩樣東西被搬到納伊人行道上，後來也就忘在那裏了。在一堵牆拐角的地方，有些夜晚，邁克爾·隆斯達爾也出現，身穿口督因人的服裝，對著我哭。
我回家以後，種種幻象中最令人吃驚的也在夜間出現。歌聲，合唱隊從大樓四麵圍起的內部天井傳出來，我往那個地方一看，我看見那裏聚集著許多人，不同的人各自分成幾組，都是來保護我的，保護我不要讓我死掉——這是肯定無疑的。有一些人還拿著長矛。這些人正在談論一個什麽人，肯定是一個小孩，名叫“戈蒂埃”。我記得半夜在大樓樓梯通道上帶著令人難忘的溫情半喊半叫說出的一句話，說的是：“他們隻要碰一碰小戈蒂埃，我呀，我就會死。”
在這些日子裏，有很多人住在我們的公寓裏。在浴室，有一個女人，還有一個死掉的小孩用白布包紮著，女人抱著小孩站在抽水馬桶後麵。她就那麽站在那裏，最後，我也就不去注意她了。還有幾個男人，有五個人，一到夜裏就走到揚的房間去。這幾個都是真的人，他們走來走去，說話。他們的身體塞滿揉皺的報紙團成輕輕的小球。桌子下麵還有野獸，還有那個出名的帶豬尾巴的小矮人，有人叫他“人麵蛇身女怪”。還有一座女人半身像，彩陶製成的，叫做“法蘭西共和國”1，放在我書桌旁的書架上。有一個人住處靠近揚的房間，此人非常可怕，他在監視我。我就在刺耳的電話鈴聲中生活，電話響聲不停。我發現電話總機就設在天井，在七樓女傭的房間裏，這是敵人的專用電話。對門鄰居把我的電話線路偷走，這我是可以肯定的，我有證明。在我房間周圍，電話鈴聲形成一個包圍圈，我發現情況極不正常。最可怕的是每天在公寓內部發生的情況；在我的取暖器後麵吊著一條死狗。這條狗，再說我也弄不清是一隻鳥呢還是鴨。我相信我有幾天幾夜沒有睡了。我根本沒有睡意。這一段時間大概我根本沒有睡，一直醒著。
1即下文所說的瑪麗亞娜，瑪麗亞娜被視為法蘭西共和國的象征。
由於老鼠，一些動物，這又鬧起來了。半夜，老鼠動物等等比比皆是。揚聽到有鬧聲：我立即穿鞋，拿起雨傘，趕老鼠，就這樣，又發作了。我神誌不清：一切都是在瓦格納歌劇持續伴奏下上演的。德國警察叫喊聲又聽到了。接著，揚從m.d.1的書本裏了解到的，在窗前槍殺猶太人那段非同尋常的情節出現了。還有黑人，婦女，在客廳裏……這一切麇集繁衍，層出不窮，數也數不清。如要我敘寫，不是羅列，我說：客廳裏的一群黑人和猶太人已經宣誓效忠納粹，這時我的摩爾達維亞醫生的幾個朋友，坐在那張紅躺椅上，紅躺椅在前一天還沒有在這裏出現，他們正準備買走我所住的這所公寓，這公寓摩爾達維亞醫生終於沒有弄上手，所以也沒有把它賣出去。在這一片混飩之中，還有幾隻貓，這一天自始至終都是安靜的，隻有我一個人，看見它們在公寓裏穿行來去。
1即瑪格麗特·杜拉，作者本人自稱。
突然我又回到現實中來。我還記得，米歇爾·芒索做的那份肉豆蔻醬。我狼吞虎咽都吃了。後來，幻覺一點一點減退。德國警察從附近平台上撤離，在揚的房間塞滿報紙的人也走了。在我的兒子的房間裏的那個男人，就是那個長著一頭灰色卷毛頭發、白得像白粉一樣、藍眼睛目光遲滯失神的人，他還沒有走，沒有消失。還有幾隻獵，沒有消失。沒有消失的，最後一個，我想，就是瑪麗亞娜，這真是最難以置信最可笑的一個，她還梳著洛林人的那種發式，一個表示熱愛祖國、喪盡廉恥的對象，仍然留在我房間小書架上——它是怎麽搞到這裏來的，隻有上帝知道。說來也巧，一個星期前，正好是87年4月初，瑪麗亞娜雕像本來放在波拿巴路一處公寓壁爐台上的，這公寓有幾扇窗正好對著通用的天井。我相信我從來沒有見過它。幻象中的雕像我可以辨認，是放在一座由一扇可以打開的窗鑲起來的壁爐上的。醫生曾經告訴我說：隨著時間的推移，過去的一切我都會重新看到。在譫妄狀態下，種種事物顯現，都是我在生活中經曆過或見過的，他說這一切無不是來自真實的記憶。這當中，隻有一件事，直到現在我夜裏仍然怕它再出現。那分明是無有但又可以看見，誰也不會相信，甚至現實的末端產生的效果也可能複現。甚至眼睛、頭發、皮膚的顏色，都可能複現。我對瓦格納的音樂本來一無所知，居然也可以辨認出來。我對揚說，如果這種情況持續半個月，我就隻好死了，我沒有別的選擇。為什麽不能忍受？活下去的依據一天天減少，為什麽不能忍受？這當然是因為人，隻有他自己才看到他自己所看到的，正如人隻習慣於一己去想他所想。可是突然之間，腦子自行其是，自己顯示自己，自己去看，思想像大寫字母顯現在屏幕上，隨後，明知不會有人相信你，即使我輕聲默念設法把那幾個貓“弄走”。後來，也知道很快就會使愛你的人不堪忍受，不得不離你而去。醫生說，在你四周必須有很多人，新來的陌生人，很多人把你圍住。但是我遲早還是一個人關進自己的房間點上燈再去找先就在那裏等著我的動物，桌下有小豬，書架上有瑪麗亞娜。醫生還不準我吃任何鎮靜劑；我很奇怪，周圍的情況依然如故。所有這些成群結隊紛紛出現的幻象都出自我本人，不僅不受阻礙，而且誰也沒有迫使它們出現。
有一點我忘記說了：我曾經要求揚把吊在取暖器後麵被納粹殺死的死狗取下，我要他把狗扔出窗外，用力丟在過路行人的頭上：讓他們記住有人殺過猶太人。聲音我是聽到的。我看他把狗取下丟到窗外，這一切並沒有讓我懷疑那條死狗的真實性。有一次，米歇爾·波爾特1倒讓我心裏生出懷疑，當時我正好在我家廚房裏，她進門把大衣掛在衣架上，走來和我相見。我們在閑談中，我把我的那些幻象都對她說了。她不說話，隻是聽著。我對她說：“我自己是相信的，可是我不能說服別人也信。”我還說：“你去看看你掛在那裏的大衣右邊的口袋。你看那裏有一個剛出生的紅紅的小狗？但是，他們都說我弄錯了。”她鄭重其事去看了，然後轉過身來，對著我，長時間地看著我，然後對我說，態度極為嚴重，絕無笑意：“瑪格麗特，我憑我世界上最愛的人對你發誓，我什麽也沒有看見。”她沒有說那裏什麽也沒有，她說：“我什麽也沒有看見。”在這一點上，也許瘋狂之中也夾雜有某種理性。
1瑪格麗特·杜拉著有《與米歇爾·波爾特談話錄》，附在《卡車》（1977）之後，還與米歇爾·波爾特著有《瑪格麗特·村拉筆下的地點》（1977）。
後來，有一天夜裏，我叫揚把那個滿臉搽著白粉一頭卷毛發的男人給我趕出去，他已經走到門口過道上，離我的房間不過兩米，我隻聽到一聲吼聲，揚是氣得實在控製不住了——每天夜裏我都受到公寓大樓不斷走來的“人”的騷擾，每次我都叫醒揚一他大喊大叫：“你必須知道，我，我根本什麽也沒有看見，根本沒有，你聽見沒有？什麽也沒有。”他重複叫著：“什麽都沒有，沒有，沒有。”我站在我房間的門前，揚吼叫的時候，我還看見那個卷毛男人走到他的身邊，我求揚讓他出去。這時，揚停下來，不再作聲。那個穿黑大衣的男人對這個場麵全不了解。他往揚那邊走了幾步。他站下來。他的眼睛一直都在緊盯著我看。他注意的是我，那種激情竟到了這種地步，使他變得麵無人色，非常可怕。他注意看我，注視之中帶有一種痛苦的憤恨：我不看他，我還哭，我還要逃走，他可怎麽辦？他並不理解我不理解他欲求的是什麽。就在我這時寫這些文字的時候，已經是三年之後，我可以說，那的確是與我相關的。可能他決心要把我帶走，不一定非讓我死不可。可能他到這裏來是為讓我知道我的歸宿，幾千年以來已被摧毀的那樣一個歸宿，這也恰恰是我出生在人世存在的理由。他或者是一個猶太人，或者就是我的父親。或者是別的什麽。是另一個來確定的什麽人。而他的身份是確定無疑的。經過十五天，他的身份始終不變。他住在我的家裏。十五天以來，他就住在朝大街的那個小房間裏。他的兩個大眼睛很藍很藍，他的頭發十分卷曲，那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頭發，頭發有的地方是黑的，有的地方是白的，也是屬於另一個時代的。是，他一定知道有關於我而我又不可知道的什麽事。不是一件我已經忘記的事，而是一件我應該知道的事。此時此刻，他就在這裏，和其他幻象交錯相混，不過他是軸心。他是主宰，環繞著他，其他的幻象就在我生命四周轉動不已。他不理解我為什麽怕他。他看到我怕，我怕什麽他並不知道。我還發現一件更了不起的大事：法語我也弄不懂了。我對揚說的話，我自己也不理解。他有一張淡紫色的嘴，被死死地封住了。他不說話，十五天以來，一個字也沒有說過。所以日日夜夜這許多天他為什麽到這裏來，他沒有說，沒有對你說。對於他，我必須弄清他抱有期待所為何來。如果我不了解他，那是我不想了解他。但是，這一點我不可能知道。他的眼光始終單純專一直直地向前看著：我應該了解。但是，不可能。
揚朝公寓住房的門口走去。我回到我的房間。什麽也不看，眼不見為淨。揚打開房門，又把門關上。他對我說：“出來吧，他走了。”他終於走了。我在揚的懷抱中哭了很長時間。
這件事，一直到這幾天，我沒有對任何人講過。這就像是他與我之間滋生出一種僅僅延續幾秒鍾時間相生與共的靈智。我對那種空寂縹緲的情愫記得非常清楚，確實是這樣，那人走後，我隻感到有罪，當揚和我，我們單獨在一起的時候，也就是說，我本應和他談談，向他解釋，但我無能為力，不可能，因為我不理解他究竟要我怎樣。
1普瓦羅-德爾佩什，法國批評家。
天亮以後，我打開病房的窗子，我喊我要殺人，快來人。沒有動靜。後來有人告訴我，說我叫，聽是聽到的。我又大喊大叫，我還不停地央求，毫無反應。
第二天清晨，護士來了，我躲在床單下拿著一把刀，這刀是我從家裏帶來的。女護士驚呼叫人。我同時也狂叫，我要死了，有人殺我。來了一個護理。他被嚇壞了。猛撲到我身上，把刀奪走——我也劃傷了。
由此開始，我相信我“知道”醫院的那些“醫生”把我給劫持了。大概經過幾個小時，我和他們談判，說他們如何取得贖金，電話打給誰，報一個數目不要太大，必須按照我在這項罪惡買賣的行情價值幾何定出相當的數目。
所有這些胡話，現在已經記不太清，但可以稱奇的是那種邏輯非常清楚，指環與謀殺是貫穿情節。我就是被這種邏輯明顯性牢牢釘死脫身不得。
肺氣腫發作，也會引起錯亂：大腦缺氧，就要出軌，神經錯亂。在我發病前一個星期，醫院裏還有一個青年，他整整一個下午充當一場足球賽的裁判。後來給他輸氧，就平服無事了。醫生對他說出的一套諺語笑了很久。可是，我害怕，非常怕。別人對你講你自己，講你在心智喪失情況下說了什麽做了什麽，那是非常可怕的。酒精中毒譫妄，在治療過程中，我記不清了，隻記得很少一點。我在昏迷狀態下是說過朝話，不過，我常常是昏迷幾秒鍾。相反，治療後出現的幻覺我卻記得十分完整。幻象出現，就是在美國醫院開始的。
《印度之歌》變成了一條船。無所謂，就在這裏再重複一遍。上尉的女人住在對麵屋頂壁爐煙囪上。她是金發女人，色澤紅潤，有兩個藍眼睛。她僅僅把頭伸出在煙囪之外。上尉與她相距有兩米，在另一個壁爐的煙囪裏。他和他的女人處境一樣，都被擠壓在煙囪裏麵。有一天，刮起大風，女人的頭破碎，像玻璃一樣。我看了非常氣憤。有上萬隻烏龜以一種精確的方式像一本本書那樣排列圍在屋頂四周。到了夜晚，龜須返回簷槽下麵地方去。這些形象比現實的還要清晰，好像從內部發光一般。這許多烏龜各就各位準備過夜需要經過許多個小時的時間，一個個循序滑下去。自然的構成竟是如此鄙陋粗劣，也讓我非常氣惱。這些烏龜各就各位需要這麽長時間，這麽困難，以至有不少烏龜一整天在原地蜷縮不動。
在這些“回憶”中，還有一個身穿繡金藍色服裝的亞細亞高官，他在醫院的過道往來穿行，麵無表情，沉默寡言，十分可怕。這是在拉埃內克醫院還是美國醫院，我記不清了，好像沒有人看到有這樣一個人，也許是沒有吧。在美國醫院我還看到邁克爾·理查森，他站在《印度之歌》房子裏沒有窗幔關著的窗後，四周布滿花草和藤本植物，麵帶微笑，同時又在流淚，這是一個被封閉的故事裏的囚徒，一個非常美的男人。在房屋門前，在靠牆的地方，放著那頭著名的阿比西尼亞黑母牛，瘦骨嶙峋，在它旁邊，還有一架中國大座椅，紅色描金的，這兩樣東西被搬到納伊人行道上，後來也就忘在那裏了。在一堵牆拐角的地方，有些夜晚，邁克爾·隆斯達爾也出現，身穿口督因人的服裝，對著我哭。
我回家以後，種種幻象中最令人吃驚的也在夜間出現。歌聲，合唱隊從大樓四麵圍起的內部天井傳出來，我往那個地方一看，我看見那裏聚集著許多人，不同的人各自分成幾組，都是來保護我的，保護我不要讓我死掉——這是肯定無疑的。有一些人還拿著長矛。這些人正在談論一個什麽人，肯定是一個小孩，名叫“戈蒂埃”。我記得半夜在大樓樓梯通道上帶著令人難忘的溫情半喊半叫說出的一句話，說的是：“他們隻要碰一碰小戈蒂埃，我呀，我就會死。”
在這些日子裏，有很多人住在我們的公寓裏。在浴室，有一個女人，還有一個死掉的小孩用白布包紮著，女人抱著小孩站在抽水馬桶後麵。她就那麽站在那裏，最後，我也就不去注意她了。還有幾個男人，有五個人，一到夜裏就走到揚的房間去。這幾個都是真的人，他們走來走去，說話。他們的身體塞滿揉皺的報紙團成輕輕的小球。桌子下麵還有野獸，還有那個出名的帶豬尾巴的小矮人，有人叫他“人麵蛇身女怪”。還有一座女人半身像，彩陶製成的，叫做“法蘭西共和國”1，放在我書桌旁的書架上。有一個人住處靠近揚的房間，此人非常可怕，他在監視我。我就在刺耳的電話鈴聲中生活，電話響聲不停。我發現電話總機就設在天井，在七樓女傭的房間裏，這是敵人的專用電話。對門鄰居把我的電話線路偷走，這我是可以肯定的，我有證明。在我房間周圍，電話鈴聲形成一個包圍圈，我發現情況極不正常。最可怕的是每天在公寓內部發生的情況；在我的取暖器後麵吊著一條死狗。這條狗，再說我也弄不清是一隻鳥呢還是鴨。我相信我有幾天幾夜沒有睡了。我根本沒有睡意。這一段時間大概我根本沒有睡，一直醒著。
1即下文所說的瑪麗亞娜，瑪麗亞娜被視為法蘭西共和國的象征。
由於老鼠，一些動物，這又鬧起來了。半夜，老鼠動物等等比比皆是。揚聽到有鬧聲：我立即穿鞋，拿起雨傘，趕老鼠，就這樣，又發作了。我神誌不清：一切都是在瓦格納歌劇持續伴奏下上演的。德國警察叫喊聲又聽到了。接著，揚從m.d.1的書本裏了解到的，在窗前槍殺猶太人那段非同尋常的情節出現了。還有黑人，婦女，在客廳裏……這一切麇集繁衍，層出不窮，數也數不清。如要我敘寫，不是羅列，我說：客廳裏的一群黑人和猶太人已經宣誓效忠納粹，這時我的摩爾達維亞醫生的幾個朋友，坐在那張紅躺椅上，紅躺椅在前一天還沒有在這裏出現，他們正準備買走我所住的這所公寓，這公寓摩爾達維亞醫生終於沒有弄上手，所以也沒有把它賣出去。在這一片混飩之中，還有幾隻貓，這一天自始至終都是安靜的，隻有我一個人，看見它們在公寓裏穿行來去。
1即瑪格麗特·杜拉，作者本人自稱。
突然我又回到現實中來。我還記得，米歇爾·芒索做的那份肉豆蔻醬。我狼吞虎咽都吃了。後來，幻覺一點一點減退。德國警察從附近平台上撤離，在揚的房間塞滿報紙的人也走了。在我的兒子的房間裏的那個男人，就是那個長著一頭灰色卷毛頭發、白得像白粉一樣、藍眼睛目光遲滯失神的人，他還沒有走，沒有消失。還有幾隻獵，沒有消失。沒有消失的，最後一個，我想，就是瑪麗亞娜，這真是最難以置信最可笑的一個，她還梳著洛林人的那種發式，一個表示熱愛祖國、喪盡廉恥的對象，仍然留在我房間小書架上——它是怎麽搞到這裏來的，隻有上帝知道。說來也巧，一個星期前，正好是87年4月初，瑪麗亞娜雕像本來放在波拿巴路一處公寓壁爐台上的，這公寓有幾扇窗正好對著通用的天井。我相信我從來沒有見過它。幻象中的雕像我可以辨認，是放在一座由一扇可以打開的窗鑲起來的壁爐上的。醫生曾經告訴我說：隨著時間的推移，過去的一切我都會重新看到。在譫妄狀態下，種種事物顯現，都是我在生活中經曆過或見過的，他說這一切無不是來自真實的記憶。這當中，隻有一件事，直到現在我夜裏仍然怕它再出現。那分明是無有但又可以看見，誰也不會相信，甚至現實的末端產生的效果也可能複現。甚至眼睛、頭發、皮膚的顏色，都可能複現。我對瓦格納的音樂本來一無所知，居然也可以辨認出來。我對揚說，如果這種情況持續半個月，我就隻好死了，我沒有別的選擇。為什麽不能忍受？活下去的依據一天天減少，為什麽不能忍受？這當然是因為人，隻有他自己才看到他自己所看到的，正如人隻習慣於一己去想他所想。可是突然之間，腦子自行其是，自己顯示自己，自己去看，思想像大寫字母顯現在屏幕上，隨後，明知不會有人相信你，即使我輕聲默念設法把那幾個貓“弄走”。後來，也知道很快就會使愛你的人不堪忍受，不得不離你而去。醫生說，在你四周必須有很多人，新來的陌生人，很多人把你圍住。但是我遲早還是一個人關進自己的房間點上燈再去找先就在那裏等著我的動物，桌下有小豬，書架上有瑪麗亞娜。醫生還不準我吃任何鎮靜劑；我很奇怪，周圍的情況依然如故。所有這些成群結隊紛紛出現的幻象都出自我本人，不僅不受阻礙，而且誰也沒有迫使它們出現。
有一點我忘記說了：我曾經要求揚把吊在取暖器後麵被納粹殺死的死狗取下，我要他把狗扔出窗外，用力丟在過路行人的頭上：讓他們記住有人殺過猶太人。聲音我是聽到的。我看他把狗取下丟到窗外，這一切並沒有讓我懷疑那條死狗的真實性。有一次，米歇爾·波爾特1倒讓我心裏生出懷疑，當時我正好在我家廚房裏，她進門把大衣掛在衣架上，走來和我相見。我們在閑談中，我把我的那些幻象都對她說了。她不說話，隻是聽著。我對她說：“我自己是相信的，可是我不能說服別人也信。”我還說：“你去看看你掛在那裏的大衣右邊的口袋。你看那裏有一個剛出生的紅紅的小狗？但是，他們都說我弄錯了。”她鄭重其事去看了，然後轉過身來，對著我，長時間地看著我，然後對我說，態度極為嚴重，絕無笑意：“瑪格麗特，我憑我世界上最愛的人對你發誓，我什麽也沒有看見。”她沒有說那裏什麽也沒有，她說：“我什麽也沒有看見。”在這一點上，也許瘋狂之中也夾雜有某種理性。
1瑪格麗特·杜拉著有《與米歇爾·波爾特談話錄》，附在《卡車》（1977）之後，還與米歇爾·波爾特著有《瑪格麗特·村拉筆下的地點》（1977）。
後來，有一天夜裏，我叫揚把那個滿臉搽著白粉一頭卷毛發的男人給我趕出去，他已經走到門口過道上，離我的房間不過兩米，我隻聽到一聲吼聲，揚是氣得實在控製不住了——每天夜裏我都受到公寓大樓不斷走來的“人”的騷擾，每次我都叫醒揚一他大喊大叫：“你必須知道，我，我根本什麽也沒有看見，根本沒有，你聽見沒有？什麽也沒有。”他重複叫著：“什麽都沒有，沒有，沒有。”我站在我房間的門前，揚吼叫的時候，我還看見那個卷毛男人走到他的身邊，我求揚讓他出去。這時，揚停下來，不再作聲。那個穿黑大衣的男人對這個場麵全不了解。他往揚那邊走了幾步。他站下來。他的眼睛一直都在緊盯著我看。他注意的是我，那種激情竟到了這種地步，使他變得麵無人色，非常可怕。他注意看我，注視之中帶有一種痛苦的憤恨：我不看他，我還哭，我還要逃走，他可怎麽辦？他並不理解我不理解他欲求的是什麽。就在我這時寫這些文字的時候，已經是三年之後，我可以說，那的確是與我相關的。可能他決心要把我帶走，不一定非讓我死不可。可能他到這裏來是為讓我知道我的歸宿，幾千年以來已被摧毀的那樣一個歸宿，這也恰恰是我出生在人世存在的理由。他或者是一個猶太人，或者就是我的父親。或者是別的什麽。是另一個來確定的什麽人。而他的身份是確定無疑的。經過十五天，他的身份始終不變。他住在我的家裏。十五天以來，他就住在朝大街的那個小房間裏。他的兩個大眼睛很藍很藍，他的頭發十分卷曲，那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頭發，頭發有的地方是黑的，有的地方是白的，也是屬於另一個時代的。是，他一定知道有關於我而我又不可知道的什麽事。不是一件我已經忘記的事，而是一件我應該知道的事。此時此刻，他就在這裏，和其他幻象交錯相混，不過他是軸心。他是主宰，環繞著他，其他的幻象就在我生命四周轉動不已。他不理解我為什麽怕他。他看到我怕，我怕什麽他並不知道。我還發現一件更了不起的大事：法語我也弄不懂了。我對揚說的話，我自己也不理解。他有一張淡紫色的嘴，被死死地封住了。他不說話，十五天以來，一個字也沒有說過。所以日日夜夜這許多天他為什麽到這裏來，他沒有說，沒有對你說。對於他，我必須弄清他抱有期待所為何來。如果我不了解他，那是我不想了解他。但是，這一點我不可能知道。他的眼光始終單純專一直直地向前看著：我應該了解。但是，不可能。
揚朝公寓住房的門口走去。我回到我的房間。什麽也不看，眼不見為淨。揚打開房門，又把門關上。他對我說：“出來吧，他走了。”他終於走了。我在揚的懷抱中哭了很長時間。
這件事，一直到這幾天，我沒有對任何人講過。這就像是他與我之間滋生出一種僅僅延續幾秒鍾時間相生與共的靈智。我對那種空寂縹緲的情愫記得非常清楚，確實是這樣，那人走後，我隻感到有罪，當揚和我，我們單獨在一起的時候，也就是說，我本應和他談談，向他解釋，但我無能為力，不可能，因為我不理解他究竟要我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