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上了年紀，有一天，在一處公共場所的大廳裏，有個男人朝我走過來。他在做了一番自我介紹之後對我說：“我始終認識您。大家都說您年輕的時候很漂亮，而我是想告訴您，依我看來，您現在比年輕的時候更漂亮，您從前那張少女的麵孔遠不如今天這副被毀壞的容顏更使我喜歡。”
我常常憶起這個隻有我自己還能回想起而從未向別人談及的形象。它一直在那裏，在那昔日的寂靜之中，令我讚歎不止。這是所有形象中最使我愜意、也是我最熟悉、最為之心蕩神馳的一個形象。
在我的生命中，青春過早消逝。在我十八歲的時候，繁花似錦的年花早就枯萎凋零。從十八歲到二十五歲之間，我的容貌朝著一個意料之外的方向發展。十八歲的時候我就衰老了。我不知道是否每個人都是這樣，我從來也沒有打聽過。似乎有人對我說過，當你正在經曆一生中最年輕、最受讚美的年華時，這段時光的突然推進有時會使你感到吃驚。這種衰老來得太唐突了。我眼看著我的相貌日漸衰老，我那線條的比例也隨之改變，眼睛變得更大，嘴巴更加突出，額頭也刻下一道道深深的皺紋。我對此並沒有感到驚恐，相反，我是帶著一種似乎象是追求小說中情節發展的興趣去觀察我那衰老的麵容的。那時我同樣也曉得我並沒有弄錯，我相信總有一天這種衰老會緩慢下來，恢複正常的速度。那些在我十七歲回法國時認識我的人，在兩年以後，即我十九歲時重新見到我時都感到驚奇。後來我終於保留下了那副新的麵孔。它曾經是我的麵孔。當然它還會衰老下去，不過其速度畢竟要比原先緩慢一些。我現在有一副麵容衰老、布滿枯深皺紋的麵孔。可它卻不象某些容貌清秀的麵孔那樣驟然沉陷下去，它依舊保留著原來的輪廓，隻不過質地被毀壞罷了。我有一張被毀壞的臉龐。我還能跟你說些什麽呢？我那時才十五歲半。
那是在湄公河的渡船上。
這個形象在整個渡江的過程一直存在著。
我才十五歲半，在那個國土上並沒有四季之分，我們正處在那唯一的季節中，炎熱而又單調，我們正處於地球上狹長的熱帶地區，沒有春天，沒有更新。
我在西貢一所國立寄宿學校裏住宿。我隻是在那裏睡覺、吃飯，但我在外麵一所法國中學念書。我的母親是一位小學教師，她希望她的小女兒能夠接受中等教育。對你來說，你應該上中學。這對母親來說已經是心滿意足了，可女兒卻再也不以此為滿足。先上完中學，然後再爭取得到中學數學教師的學銜。自從我開始上學，就一直聽媽媽嘮叨這句口頭禪。我從來沒有想象過我會逃避數學教師學銜考試這一關，我很高興能讓媽媽有這個盼頭。我總是看到媽媽無時不在為她的孩子以及她自己的前途而操心。到了那一天，當她再也無法望子成龍時，她也隻好另做打算，雖說孩子們沒有多大的出息，但也總算是那麽回事，他們也算盡了自己的職責，沒有虛度年華。我還記得小哥哥（指作者的二哥）學習會計課的事。他學的是函授學校的教材，任何年齡、任何程度都可以學。母親常說，應該好好追上去。小哥哥補習數學最多能持續叁天，從來也堅持不了四天，沒有，從來沒有。每當搬家的時候，小哥哥就得輟學。於是他隻好到另外的學校裏從頭開始。母親整整堅持了十年之久讓小哥哥選學課程，到底也沒有學出什麽名堂來。就在哥哥不在的時候，媽買下了一塊租地，這可是一種冒險，不過對我們兩人來說也沒有什麽可怕的。
我常聽說我之所以過早地衰老是由於整個童年時期受陽光強烈照射的緣故。但我從來就不相信這種說法。也有人對我說過窮人的孩子愛多思。不過，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由於嚴重的饑饉而造成少年老成的現象是有的，但並非我們這些人，我們從沒有挨過餓，因為我們是白人的孩子，我們曾經為此而感到羞恥，雖然我們也賣過自己的家具，但我們並沒挨過餓，我們還雇過一個傭人，雖然有時我們倒也真的吃過一些烏七八糟的東西，吃過水鳥，吃過凱門鱷，不過這些髒東西也是仆人替我們煮好的，並且是由他伺候我們吃的。我們有時也拒絕吃這些東西，因為我們可以擺闊而不想吃。不，當我十八歲的時候，突然發生了一件事（指作者的大哥把她奸汙了），使我在這個年齡更加枯幹、衰老。事情是在夜裏發生的。我當時真害怕我自己，也害怕上帝。隻是到了白天，我才不那麽害怕，死亡也不顯得那麽嚴重。但是死神的魔影仍不離開我。當時我真想把我哥哥殺了，真想把他殺掉。我真想製服他，就是一次也罷，然後看著他死去。那是為了當著我母親的麵，除掉一件她心愛的東西，就是她這個兒子，他恩將仇報，他懲罰母親卻是因為母親對他如此厚愛，同時，我想也是為了從哥哥的手裏拯救出小哥哥的生命。哥哥可以說是小哥哥身上一塊遮著陽光的黑布，是一個無法無天、為所欲為的人。他雖屬人類，卻行禽獸之道，在我的小哥哥有生之時，他無時無刻不在他的生活中製造恐怖，而當這驚恐怖及他的心靈的時候，遂即令其喪生。（作者的二哥在二十七歲時因病死去。她認為二哥是因為長期受大哥恐嚇致死的。）
我對我家裏人的描寫已經花了許多筆墨，不過當我描寫他們的時候，我的母親和我的兄弟還活在世上，可我隻圍繞著他們，圍繞著這些事情來描寫，並不直接破筆其中的底細。
我一生的曆史是不存在的，的確不存在。從來就沒有什麽重點，沒有道路，也沒有線索。有些寬闊的地方會讓人們以為那裏必定有人存在，這不是真的，其實那裏一個人也沒有。我年輕時那一丁點兒故事我已經多少寫過一些了，我想說的就是那段依稀可辯的曆史，我所說的正是這個故事，也就是我那段過河的故事。不過我這裏所寫的既不相同又卻一樣。從前，我所說的是那些明亮的時光，那些被照亮的時刻。而這裏我要說的是那同一青春裏被隱藏的時光，我將通過某些事實，某些感情，某些事件把這段曆史挖掘出來。我是在一個使我十分害羞的環境中開始我的寫作生涯的。那個時候為他們所寫的東西還是合乎道德的。可現在寫起東西來似乎就再也沒有那麽多講究了。有些時候我也懂得這個道理：如果思路不清的話，樁樁往事就會混淆在一起，假如是出於虛榮心，隨風飄蕩的話，那麽寫出來的東西必將一文不值；有些時候，我也懂得這個道理：如果思路不清的話，所有的事物就會被一種無可名狀的溶劑化為一體，這時寫出來的東西充其量不外是一篇廣告。但是，我往往缺乏主見，我覺得所有的場地都敞開了，再也沒有牆壁，使得你落筆之後就無法尋找藏身之處，不知如何收場，如何表達，並且讓你那些有失統的言行不再受人尊敬。不過，在此以前，我並沒有想那麽多。
現在我看到當我還很年輕的時候，十八歲，甚至十五歲，我的臉上就掛著後來人到中年，酗酒成疾而顏容盡毀的先兆性痕跡。對我來講，酒完成了上帝所沒有的功能，它還會殺我，殺人。我這張酗酒的麵孔早在酗酒之前就有了。酒隻不過起了公認的作用。我自己早就有好酒的願望，這一點我和別人一樣，原先就知道了，隻不過這種嗜好來早了。這如同我身上早就有情欲的願望一樣。我在十五歲的時候臉上就掛著享樂的模樣。可我當時還不懂得什麽是享樂。我的這副麵孔實在太明顯了。恐怕媽媽早就看出來了。我的兩個哥哥也看得出來。對我來說，一切就是這樣，從我這張外在的、疲乏不堪的麵龐和這雙過早帶有黑圈的眼睛開始的。
十五歲半，這正是人生過渡的年華。每當我旅行回到西貢的時候，尤其是當我乘車旅行的時候，我總要在這裏乘船過渡。那天早上，我在沙瀝搭車，媽媽是那裏一所女子學校的校長，當時正是學校假期結束的時候，我再也記不起是哪個假期。我到媽媽工作的那間小小的屋子裏度假。那天我正要返回西貢那所寄宿學校去。當地人乘坐的客車是在沙瀝市廣場發車的。和往常一樣，媽媽送我上車，並把我托咐給司機，她向來是把我托咐給西貢客車的司機，以便麵對萬一路上發生了什麽事故，火災、強xx、海盜的襲擊以及輪渡半途拋錨等事故時好對我有所照顧。和往常一樣，司機讓我坐在前麵，挨著他的身邊，這個座位是專門留給白人坐的。
就是在這次旅途中，那個形象清楚地呈現出來了，它本來可以畫得更清楚，更完整，它本來可以保存下來，本來也可以拍下一張照片，就象在別的地方拍下其他的照片一樣。可惜沒有給這個形象留下一個鏡頭。也許是由於眼光過於淺薄而沒有產生留下一個鏡頭的動作。如果能早預料到這次過河事件對我的一生將是如此重要的話，這個形象原該收入鏡頭而保存下來。然而，正當這個形象出現的時候，人們甚至還沒感覺到它的存在。隻有上帝才認識它。因此，這個形象也隻能如此而已，也許它根本就不存在。它被疏忽了。它被遺忘了。它並沒能脫胎而出，沒有露出清晰完整的輪廓。可這正是它美的所在，絕對的美，是美的化身。
就在乘渡船橫渡湄公河的一條支流時，我從客車上走下來。這條渡船往返於永隆和沙瀝兩地之間。在交趾支那南方的一片泥和稻田的遼闊平原——“鳥鄉”平原我下了車，我向著船舷走過去，觀看著眼前的河流。媽媽曾經對我說，我一輩子再也看不到象湄公河和它的支流這樣美麗、壯觀而又洶湧澎湃的河流。這些河流注入大海，這些水鄉的土地也將消失在大海的胸懷之中。在這一望無際的平坦土地上，這些江河水流湍急，仿佛大地是傾斜的，河水直瀉而下。每當汽車爬上輪渡的時候，我總是要從汽車上走下來，哪怕是在夜間過河也得一樣下車，因為我總是害怕，害怕那渡船的拉繩折斷而把我們漂泊到海洋裏。在那急流旋渦之中，我看到了我性命的末日。流水是如此無情，它可以帶走一切，無論是石頭、還是教堂、甚至連整座城市也都難以幸免。在大河的流水深處，正掀起一陣風暴，陣陣狂風相互撕打。
我穿著一件真絲的連衣裙，它已經破舊不堪，幾乎是透明的。從前這件連衣裙是媽媽的，有一天她不想再穿它了，因為嫌它過於透亮，所以把它給了我。這是一件無袖的、袒胸露肩的連衣裙。那真絲是茶色的，在當時是一種十分流行的顏色。這是我所記得的唯一一條連衣裙。我覺得它很合身。我在腰部係了一條皮帶，也許那是我哥哥的一條皮帶。我已經記不得當年穿過什麽鞋，我隻記得那幾條穿過的裙子。我常常光著腳丫穿著一雙布拖鞋，我指的是在我到西貢上中學之前的情況。自從我上了中學以後，當然我是一直穿鞋的。那一天，我該穿上這雙少有的金絲高跟鞋。那天因為我找不到別的鞋可穿，所以就把它穿上了。這是媽媽給我買的處理品中的處理品。我穿著這雙金絲鞋上中學去。我上中學穿著這雙綴有用廢金絲編成的小圖案的鞋上中學去。這是我自己的意願。我隻穿得慣這雙鞋，甚至現在還是如此，這雙高跟鞋是我有生以來頭一雙皮鞋，它很漂亮，超過以前我穿過的所有為了跑步、玩耍而穿的平底白布鞋。
可是那一天，並不是因這雙皮鞋使小姑娘打扮得奇裝異服。出奇的是那一天姑娘頭上戴著一頂平邊男帽，一頂玫瑰紅色的軟氈帽，上麵圍著一條很寬的黑色飾帶。
正是這頂帽子使得姑娘變成一個不倫不類的形象。
這頂帽子到底是怎麽落到我手裏的，我現在已經忘掉了。我也記不清是誰給我的。我想可能是媽媽依我的要求給我買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帽子是處理品中的處理品。為什麽會買這麽一頂帽子呢？在那個時候，在這塊殖民地中，沒有一個女人，沒有一個姑娘會戴這種男式氈帽。這連當地的婦女也不戴。事情可能是這樣發生的：為了開玩笑，我試戴了一下這頂帽子，就這樣，我在帽商的鏡子裏照了照，我發現：在這頂男式帽子下麵，我那不討人喜歡的單薄身段，那種孩童的缺陷，立即變成了另一副模樣。她再也不是自然界中粗暴和倒黴的角色，恰恰相反，這種選擇使她變成了另外一個不同的人，這是一種明智的選擇。突然間，有人喜歡她了。突然間，我也發現我已經成了另一個人，一個在外麵令人刮目相看的人。她將為大家所有，在眾目睽睽之下溶化在城市裏的人流之中，溶化在公路上，溶化在欲望之中。戴著這頂帽子，我再也不和它分離，我有了這頂令我屬於它的帽子，我再也不離開它。對於我那雙皮鞋來說，情況也該有所相似，但僅次於帽子，可這雙鞋和這頂帽子卻是矛盾和不協調的，正象這頂帽子和我那瘦弱的軀體不相稱一樣。因此對我來說，這雙鞋也是最合適不過的了。我同樣也不會拋棄它，在外麵，不論是什麽天氣，不論是什麽場合，我總是隨時隨地穿著這雙鞋，戴著這頂帽，就是進城也是這番打扮。
我找出一張我兒子二十歲時的照片。是他和他的朋友艾麗卡和伊麗莎白-萊納爾在加利福尼亞拍的。他瘦得很，看上去就象一個烏幹達的白種人。我發現他帶著一絲傲慢的微笑，有點不在乎的樣子。他想裝出一副瘦弱書生的怪模樣自鳴得意。可以說，這張照片和當年渡船上那位沒有留影的姑娘的形象極為相似。
給我買下這頂帶著寬邊黑飾帶子的平邊帽的女人就是她，就是某張相片裏的這個女人，她就是我的母親。我從這張相片裏要比從其他較近期的相片裏更容易把她認出來。這張照片是在河內“小湖”邊上一幢房子的院子裏拍的。母親和她的孩子們都在一起，我當時隻有四歲。媽媽就坐在我們中間。可以看得出來，媽媽是多麽難受，她毫無笑容，似乎在不耐煩地等著相片快點拍完。從她那疲乏不堪的神態，從她那過於簡樸的衣著，從她那遲鈍無神的眼光，我知道當時正是酷暑天，媽媽精疲力竭，煩躁不安。不過，我是從我們這些孩子寒酸的穿著想起當年母親有時精神狀態不正常的情形的。就在照片裏的這個年齡，我們就已經懂得她犯病的征兆，她常常會突然間就不懂得給我們梳洗，不會給我們穿衣服，有時甚至想不起來給我們做飯。母親幾乎天天犯著這種對生活完全喪失信心的毛病，這毛病有時持續很久，有時到了夜裏就消失了。算我走運，碰上這麽一位絕望的媽媽，而她的絕望是如此徹底，就連生活中高興的事，不管如何強烈，也往往難於令她完全驅散臉上的愁雲，讓她消遣散心。我一直不了解是什麽緣故使得媽媽如此疏遠我們。那一次，也許就是因為媽媽糊塗了才會買下這幢房子——相片上的這幢房子——一幢我們毫不需要的房子，尤其是當時父親已經病得很厲害，沒過幾個月的功夫就去世了。莫非她剛剛知道自己也染上了父親那種致命的疾病？事物往往是巧合的。我所不明白的是媽媽所遭受的到底是什麽性質的打擊，使得她對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這一點恐怕媽媽自己也不曉得。莫非是因為父親危在旦夕？抑或是她自己青春的消遁？是懷疑當年這檔婚事？懷疑這個丈夫？懷疑這些孩子？或者是因為她所有的財產已經化為烏有？
母親的這種病態日複一日，天天如此。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該是多麽粗暴唐突。在每一天的某一個時刻，她就會頓時陷入失望的絕境之中，然後緊接著就是無法入睡，或百無聊賴，無所事事。有時又恰恰相反，情緒一來竟買起房子，搬搬家，有時則又大發脾氣。正是由於她這個脾氣，經常使她疲憊不堪，所以有些時候，她儼然象一位愛擺闊的王後，問她要什麽，給她什麽她就要什麽，所以就這樣無緣無故地買下“小湖”邊上的這幢房子。這並非因為父親奄奄一息而另想出路，也不是因為女兒愛戴那頂平邊帽子和那雙飾有金絲的皮鞋招搖過市而需易地而居，什麽原因也沒有，她就這麽一個人，渾渾噩噩，糊塗至死。
我從來沒有在電影裏看過這些頭上戴著一樣的平邊帽，胸前垂著兩條辮子的印第安人。那一天我也有兩條辮子，我沒有和往常一樣把它往上撩起，隻是我那天梳的辮子和往常不一樣。我也和這些在電影裏從沒有見過的女人一樣，身前拖著兩條長長的辮子，不過那是兩根小孩的辮子。自從我有了這頂帽子以後，為了能夠把它戴上，我再也不把頭發撩起。自從某些時候以來，我把頭發梳理得很緊、很緊，我把它往後梳，盡量把它壓平，好讓別人看起來我的頭發並不那麽厚。每天晚上我總要梳梳頭，並且在睡覺以前按媽媽教我那樣重新梳理一下。我的頭發又粗又軟，是一頭令人傷感的齊胸長的赤色的頭發。人們常說這頭發是我最漂亮的地方，按我的理解，這隻不過是人他們想說我的長相並不漂亮罷了。這頭出色的頭發在我二十叁歲的時候，也就是離開母親五年之後，在巴黎我把它剪掉了。我說：剪吧！理發師就給剪了。隻需一剪刀就全部給剪下來了，為了讓發腳整齊，那冰涼的剪子幾乎從我脖子上擦過。頭發掉在地上，理發師問我要不要自己的頭發，如果要，他可以替我包起來。我說不要。從此以後，再也沒聽人說過我有一頭美麗的頭發，我說的是人們再也沒有象從前我剪發之前說得那麽好聽，隻是說：她的眼睛真好看，她那微笑也不錯。
在那條渡船上，瞧我，我還留著那頭美麗的頭發。我才十五歲半，可我已經開始塗脂抹粉。我天天擦“托加濃”香脂，以便掩蓋我那麵頰上部、眼睛下麵的那些雀斑。在“托加濃”香脂上麵，我又抹上“護皮康”香粉。這香粉是媽媽的，她隻是在去參加市政府的晚會才抹這種香粉。那天我還有一支唇膏，暗紅色的，象櫻桃一樣。我不知道我是從哪兒弄來的，也許是埃萊娜-拉戈奈爾從她媽媽那裏偷來給我的，我已經記不清了。我沒有香水，媽媽家裏隻有花露水和棕欖洗衣皂。
在那條渡船上，在客車的旁邊，有一輛黑色的“裏摩辛”大轎車，裏麵坐著一位穿白色棉布製服的司機。是的，這就是我在一些書上所寫過的那輛大型的靈柩車。這就是那輛莫利斯.萊昂-波萊。法國駐加爾各答大使館的那輛黑色的“朗西亞”轎車還沒有開進我的文學作品中。
在司機和主人之間還有一道玻璃拉門。還有可折疊的加座。車子真是大得象一間屋子一樣。
我常常憶起這個隻有我自己還能回想起而從未向別人談及的形象。它一直在那裏，在那昔日的寂靜之中，令我讚歎不止。這是所有形象中最使我愜意、也是我最熟悉、最為之心蕩神馳的一個形象。
在我的生命中，青春過早消逝。在我十八歲的時候，繁花似錦的年花早就枯萎凋零。從十八歲到二十五歲之間，我的容貌朝著一個意料之外的方向發展。十八歲的時候我就衰老了。我不知道是否每個人都是這樣，我從來也沒有打聽過。似乎有人對我說過，當你正在經曆一生中最年輕、最受讚美的年華時，這段時光的突然推進有時會使你感到吃驚。這種衰老來得太唐突了。我眼看著我的相貌日漸衰老，我那線條的比例也隨之改變，眼睛變得更大，嘴巴更加突出，額頭也刻下一道道深深的皺紋。我對此並沒有感到驚恐，相反，我是帶著一種似乎象是追求小說中情節發展的興趣去觀察我那衰老的麵容的。那時我同樣也曉得我並沒有弄錯，我相信總有一天這種衰老會緩慢下來，恢複正常的速度。那些在我十七歲回法國時認識我的人，在兩年以後，即我十九歲時重新見到我時都感到驚奇。後來我終於保留下了那副新的麵孔。它曾經是我的麵孔。當然它還會衰老下去，不過其速度畢竟要比原先緩慢一些。我現在有一副麵容衰老、布滿枯深皺紋的麵孔。可它卻不象某些容貌清秀的麵孔那樣驟然沉陷下去，它依舊保留著原來的輪廓，隻不過質地被毀壞罷了。我有一張被毀壞的臉龐。我還能跟你說些什麽呢？我那時才十五歲半。
那是在湄公河的渡船上。
這個形象在整個渡江的過程一直存在著。
我才十五歲半，在那個國土上並沒有四季之分，我們正處在那唯一的季節中，炎熱而又單調，我們正處於地球上狹長的熱帶地區，沒有春天，沒有更新。
我在西貢一所國立寄宿學校裏住宿。我隻是在那裏睡覺、吃飯，但我在外麵一所法國中學念書。我的母親是一位小學教師，她希望她的小女兒能夠接受中等教育。對你來說，你應該上中學。這對母親來說已經是心滿意足了，可女兒卻再也不以此為滿足。先上完中學，然後再爭取得到中學數學教師的學銜。自從我開始上學，就一直聽媽媽嘮叨這句口頭禪。我從來沒有想象過我會逃避數學教師學銜考試這一關，我很高興能讓媽媽有這個盼頭。我總是看到媽媽無時不在為她的孩子以及她自己的前途而操心。到了那一天，當她再也無法望子成龍時，她也隻好另做打算，雖說孩子們沒有多大的出息，但也總算是那麽回事，他們也算盡了自己的職責，沒有虛度年華。我還記得小哥哥（指作者的二哥）學習會計課的事。他學的是函授學校的教材，任何年齡、任何程度都可以學。母親常說，應該好好追上去。小哥哥補習數學最多能持續叁天，從來也堅持不了四天，沒有，從來沒有。每當搬家的時候，小哥哥就得輟學。於是他隻好到另外的學校裏從頭開始。母親整整堅持了十年之久讓小哥哥選學課程，到底也沒有學出什麽名堂來。就在哥哥不在的時候，媽買下了一塊租地，這可是一種冒險，不過對我們兩人來說也沒有什麽可怕的。
我常聽說我之所以過早地衰老是由於整個童年時期受陽光強烈照射的緣故。但我從來就不相信這種說法。也有人對我說過窮人的孩子愛多思。不過，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由於嚴重的饑饉而造成少年老成的現象是有的，但並非我們這些人，我們從沒有挨過餓，因為我們是白人的孩子，我們曾經為此而感到羞恥，雖然我們也賣過自己的家具，但我們並沒挨過餓，我們還雇過一個傭人，雖然有時我們倒也真的吃過一些烏七八糟的東西，吃過水鳥，吃過凱門鱷，不過這些髒東西也是仆人替我們煮好的，並且是由他伺候我們吃的。我們有時也拒絕吃這些東西，因為我們可以擺闊而不想吃。不，當我十八歲的時候，突然發生了一件事（指作者的大哥把她奸汙了），使我在這個年齡更加枯幹、衰老。事情是在夜裏發生的。我當時真害怕我自己，也害怕上帝。隻是到了白天，我才不那麽害怕，死亡也不顯得那麽嚴重。但是死神的魔影仍不離開我。當時我真想把我哥哥殺了，真想把他殺掉。我真想製服他，就是一次也罷，然後看著他死去。那是為了當著我母親的麵，除掉一件她心愛的東西，就是她這個兒子，他恩將仇報，他懲罰母親卻是因為母親對他如此厚愛，同時，我想也是為了從哥哥的手裏拯救出小哥哥的生命。哥哥可以說是小哥哥身上一塊遮著陽光的黑布，是一個無法無天、為所欲為的人。他雖屬人類，卻行禽獸之道，在我的小哥哥有生之時，他無時無刻不在他的生活中製造恐怖，而當這驚恐怖及他的心靈的時候，遂即令其喪生。（作者的二哥在二十七歲時因病死去。她認為二哥是因為長期受大哥恐嚇致死的。）
我對我家裏人的描寫已經花了許多筆墨，不過當我描寫他們的時候，我的母親和我的兄弟還活在世上，可我隻圍繞著他們，圍繞著這些事情來描寫，並不直接破筆其中的底細。
我一生的曆史是不存在的，的確不存在。從來就沒有什麽重點，沒有道路，也沒有線索。有些寬闊的地方會讓人們以為那裏必定有人存在，這不是真的，其實那裏一個人也沒有。我年輕時那一丁點兒故事我已經多少寫過一些了，我想說的就是那段依稀可辯的曆史，我所說的正是這個故事，也就是我那段過河的故事。不過我這裏所寫的既不相同又卻一樣。從前，我所說的是那些明亮的時光，那些被照亮的時刻。而這裏我要說的是那同一青春裏被隱藏的時光，我將通過某些事實，某些感情，某些事件把這段曆史挖掘出來。我是在一個使我十分害羞的環境中開始我的寫作生涯的。那個時候為他們所寫的東西還是合乎道德的。可現在寫起東西來似乎就再也沒有那麽多講究了。有些時候我也懂得這個道理：如果思路不清的話，樁樁往事就會混淆在一起，假如是出於虛榮心，隨風飄蕩的話，那麽寫出來的東西必將一文不值；有些時候，我也懂得這個道理：如果思路不清的話，所有的事物就會被一種無可名狀的溶劑化為一體，這時寫出來的東西充其量不外是一篇廣告。但是，我往往缺乏主見，我覺得所有的場地都敞開了，再也沒有牆壁，使得你落筆之後就無法尋找藏身之處，不知如何收場，如何表達，並且讓你那些有失統的言行不再受人尊敬。不過，在此以前，我並沒有想那麽多。
現在我看到當我還很年輕的時候，十八歲，甚至十五歲，我的臉上就掛著後來人到中年，酗酒成疾而顏容盡毀的先兆性痕跡。對我來講，酒完成了上帝所沒有的功能，它還會殺我，殺人。我這張酗酒的麵孔早在酗酒之前就有了。酒隻不過起了公認的作用。我自己早就有好酒的願望，這一點我和別人一樣，原先就知道了，隻不過這種嗜好來早了。這如同我身上早就有情欲的願望一樣。我在十五歲的時候臉上就掛著享樂的模樣。可我當時還不懂得什麽是享樂。我的這副麵孔實在太明顯了。恐怕媽媽早就看出來了。我的兩個哥哥也看得出來。對我來說，一切就是這樣，從我這張外在的、疲乏不堪的麵龐和這雙過早帶有黑圈的眼睛開始的。
十五歲半，這正是人生過渡的年華。每當我旅行回到西貢的時候，尤其是當我乘車旅行的時候，我總要在這裏乘船過渡。那天早上，我在沙瀝搭車，媽媽是那裏一所女子學校的校長，當時正是學校假期結束的時候，我再也記不起是哪個假期。我到媽媽工作的那間小小的屋子裏度假。那天我正要返回西貢那所寄宿學校去。當地人乘坐的客車是在沙瀝市廣場發車的。和往常一樣，媽媽送我上車，並把我托咐給司機，她向來是把我托咐給西貢客車的司機，以便麵對萬一路上發生了什麽事故，火災、強xx、海盜的襲擊以及輪渡半途拋錨等事故時好對我有所照顧。和往常一樣，司機讓我坐在前麵，挨著他的身邊，這個座位是專門留給白人坐的。
就是在這次旅途中，那個形象清楚地呈現出來了，它本來可以畫得更清楚，更完整，它本來可以保存下來，本來也可以拍下一張照片，就象在別的地方拍下其他的照片一樣。可惜沒有給這個形象留下一個鏡頭。也許是由於眼光過於淺薄而沒有產生留下一個鏡頭的動作。如果能早預料到這次過河事件對我的一生將是如此重要的話，這個形象原該收入鏡頭而保存下來。然而，正當這個形象出現的時候，人們甚至還沒感覺到它的存在。隻有上帝才認識它。因此，這個形象也隻能如此而已，也許它根本就不存在。它被疏忽了。它被遺忘了。它並沒能脫胎而出，沒有露出清晰完整的輪廓。可這正是它美的所在，絕對的美，是美的化身。
就在乘渡船橫渡湄公河的一條支流時，我從客車上走下來。這條渡船往返於永隆和沙瀝兩地之間。在交趾支那南方的一片泥和稻田的遼闊平原——“鳥鄉”平原我下了車，我向著船舷走過去，觀看著眼前的河流。媽媽曾經對我說，我一輩子再也看不到象湄公河和它的支流這樣美麗、壯觀而又洶湧澎湃的河流。這些河流注入大海，這些水鄉的土地也將消失在大海的胸懷之中。在這一望無際的平坦土地上，這些江河水流湍急，仿佛大地是傾斜的，河水直瀉而下。每當汽車爬上輪渡的時候，我總是要從汽車上走下來，哪怕是在夜間過河也得一樣下車，因為我總是害怕，害怕那渡船的拉繩折斷而把我們漂泊到海洋裏。在那急流旋渦之中，我看到了我性命的末日。流水是如此無情，它可以帶走一切，無論是石頭、還是教堂、甚至連整座城市也都難以幸免。在大河的流水深處，正掀起一陣風暴，陣陣狂風相互撕打。
我穿著一件真絲的連衣裙，它已經破舊不堪，幾乎是透明的。從前這件連衣裙是媽媽的，有一天她不想再穿它了，因為嫌它過於透亮，所以把它給了我。這是一件無袖的、袒胸露肩的連衣裙。那真絲是茶色的，在當時是一種十分流行的顏色。這是我所記得的唯一一條連衣裙。我覺得它很合身。我在腰部係了一條皮帶，也許那是我哥哥的一條皮帶。我已經記不得當年穿過什麽鞋，我隻記得那幾條穿過的裙子。我常常光著腳丫穿著一雙布拖鞋，我指的是在我到西貢上中學之前的情況。自從我上了中學以後，當然我是一直穿鞋的。那一天，我該穿上這雙少有的金絲高跟鞋。那天因為我找不到別的鞋可穿，所以就把它穿上了。這是媽媽給我買的處理品中的處理品。我穿著這雙金絲鞋上中學去。我上中學穿著這雙綴有用廢金絲編成的小圖案的鞋上中學去。這是我自己的意願。我隻穿得慣這雙鞋，甚至現在還是如此，這雙高跟鞋是我有生以來頭一雙皮鞋，它很漂亮，超過以前我穿過的所有為了跑步、玩耍而穿的平底白布鞋。
可是那一天，並不是因這雙皮鞋使小姑娘打扮得奇裝異服。出奇的是那一天姑娘頭上戴著一頂平邊男帽，一頂玫瑰紅色的軟氈帽，上麵圍著一條很寬的黑色飾帶。
正是這頂帽子使得姑娘變成一個不倫不類的形象。
這頂帽子到底是怎麽落到我手裏的，我現在已經忘掉了。我也記不清是誰給我的。我想可能是媽媽依我的要求給我買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帽子是處理品中的處理品。為什麽會買這麽一頂帽子呢？在那個時候，在這塊殖民地中，沒有一個女人，沒有一個姑娘會戴這種男式氈帽。這連當地的婦女也不戴。事情可能是這樣發生的：為了開玩笑，我試戴了一下這頂帽子，就這樣，我在帽商的鏡子裏照了照，我發現：在這頂男式帽子下麵，我那不討人喜歡的單薄身段，那種孩童的缺陷，立即變成了另一副模樣。她再也不是自然界中粗暴和倒黴的角色，恰恰相反，這種選擇使她變成了另外一個不同的人，這是一種明智的選擇。突然間，有人喜歡她了。突然間，我也發現我已經成了另一個人，一個在外麵令人刮目相看的人。她將為大家所有，在眾目睽睽之下溶化在城市裏的人流之中，溶化在公路上，溶化在欲望之中。戴著這頂帽子，我再也不和它分離，我有了這頂令我屬於它的帽子，我再也不離開它。對於我那雙皮鞋來說，情況也該有所相似，但僅次於帽子，可這雙鞋和這頂帽子卻是矛盾和不協調的，正象這頂帽子和我那瘦弱的軀體不相稱一樣。因此對我來說，這雙鞋也是最合適不過的了。我同樣也不會拋棄它，在外麵，不論是什麽天氣，不論是什麽場合，我總是隨時隨地穿著這雙鞋，戴著這頂帽，就是進城也是這番打扮。
我找出一張我兒子二十歲時的照片。是他和他的朋友艾麗卡和伊麗莎白-萊納爾在加利福尼亞拍的。他瘦得很，看上去就象一個烏幹達的白種人。我發現他帶著一絲傲慢的微笑，有點不在乎的樣子。他想裝出一副瘦弱書生的怪模樣自鳴得意。可以說，這張照片和當年渡船上那位沒有留影的姑娘的形象極為相似。
給我買下這頂帶著寬邊黑飾帶子的平邊帽的女人就是她，就是某張相片裏的這個女人，她就是我的母親。我從這張相片裏要比從其他較近期的相片裏更容易把她認出來。這張照片是在河內“小湖”邊上一幢房子的院子裏拍的。母親和她的孩子們都在一起，我當時隻有四歲。媽媽就坐在我們中間。可以看得出來，媽媽是多麽難受，她毫無笑容，似乎在不耐煩地等著相片快點拍完。從她那疲乏不堪的神態，從她那過於簡樸的衣著，從她那遲鈍無神的眼光，我知道當時正是酷暑天，媽媽精疲力竭，煩躁不安。不過，我是從我們這些孩子寒酸的穿著想起當年母親有時精神狀態不正常的情形的。就在照片裏的這個年齡，我們就已經懂得她犯病的征兆，她常常會突然間就不懂得給我們梳洗，不會給我們穿衣服，有時甚至想不起來給我們做飯。母親幾乎天天犯著這種對生活完全喪失信心的毛病，這毛病有時持續很久，有時到了夜裏就消失了。算我走運，碰上這麽一位絕望的媽媽，而她的絕望是如此徹底，就連生活中高興的事，不管如何強烈，也往往難於令她完全驅散臉上的愁雲，讓她消遣散心。我一直不了解是什麽緣故使得媽媽如此疏遠我們。那一次，也許就是因為媽媽糊塗了才會買下這幢房子——相片上的這幢房子——一幢我們毫不需要的房子，尤其是當時父親已經病得很厲害，沒過幾個月的功夫就去世了。莫非她剛剛知道自己也染上了父親那種致命的疾病？事物往往是巧合的。我所不明白的是媽媽所遭受的到底是什麽性質的打擊，使得她對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這一點恐怕媽媽自己也不曉得。莫非是因為父親危在旦夕？抑或是她自己青春的消遁？是懷疑當年這檔婚事？懷疑這個丈夫？懷疑這些孩子？或者是因為她所有的財產已經化為烏有？
母親的這種病態日複一日，天天如此。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該是多麽粗暴唐突。在每一天的某一個時刻，她就會頓時陷入失望的絕境之中，然後緊接著就是無法入睡，或百無聊賴，無所事事。有時又恰恰相反，情緒一來竟買起房子，搬搬家，有時則又大發脾氣。正是由於她這個脾氣，經常使她疲憊不堪，所以有些時候，她儼然象一位愛擺闊的王後，問她要什麽，給她什麽她就要什麽，所以就這樣無緣無故地買下“小湖”邊上的這幢房子。這並非因為父親奄奄一息而另想出路，也不是因為女兒愛戴那頂平邊帽子和那雙飾有金絲的皮鞋招搖過市而需易地而居，什麽原因也沒有，她就這麽一個人，渾渾噩噩，糊塗至死。
我從來沒有在電影裏看過這些頭上戴著一樣的平邊帽，胸前垂著兩條辮子的印第安人。那一天我也有兩條辮子，我沒有和往常一樣把它往上撩起，隻是我那天梳的辮子和往常不一樣。我也和這些在電影裏從沒有見過的女人一樣，身前拖著兩條長長的辮子，不過那是兩根小孩的辮子。自從我有了這頂帽子以後，為了能夠把它戴上，我再也不把頭發撩起。自從某些時候以來，我把頭發梳理得很緊、很緊，我把它往後梳，盡量把它壓平，好讓別人看起來我的頭發並不那麽厚。每天晚上我總要梳梳頭，並且在睡覺以前按媽媽教我那樣重新梳理一下。我的頭發又粗又軟，是一頭令人傷感的齊胸長的赤色的頭發。人們常說這頭發是我最漂亮的地方，按我的理解，這隻不過是人他們想說我的長相並不漂亮罷了。這頭出色的頭發在我二十叁歲的時候，也就是離開母親五年之後，在巴黎我把它剪掉了。我說：剪吧！理發師就給剪了。隻需一剪刀就全部給剪下來了，為了讓發腳整齊，那冰涼的剪子幾乎從我脖子上擦過。頭發掉在地上，理發師問我要不要自己的頭發，如果要，他可以替我包起來。我說不要。從此以後，再也沒聽人說過我有一頭美麗的頭發，我說的是人們再也沒有象從前我剪發之前說得那麽好聽，隻是說：她的眼睛真好看，她那微笑也不錯。
在那條渡船上，瞧我，我還留著那頭美麗的頭發。我才十五歲半，可我已經開始塗脂抹粉。我天天擦“托加濃”香脂，以便掩蓋我那麵頰上部、眼睛下麵的那些雀斑。在“托加濃”香脂上麵，我又抹上“護皮康”香粉。這香粉是媽媽的，她隻是在去參加市政府的晚會才抹這種香粉。那天我還有一支唇膏，暗紅色的，象櫻桃一樣。我不知道我是從哪兒弄來的，也許是埃萊娜-拉戈奈爾從她媽媽那裏偷來給我的，我已經記不清了。我沒有香水，媽媽家裏隻有花露水和棕欖洗衣皂。
在那條渡船上，在客車的旁邊，有一輛黑色的“裏摩辛”大轎車，裏麵坐著一位穿白色棉布製服的司機。是的，這就是我在一些書上所寫過的那輛大型的靈柩車。這就是那輛莫利斯.萊昂-波萊。法國駐加爾各答大使館的那輛黑色的“朗西亞”轎車還沒有開進我的文學作品中。
在司機和主人之間還有一道玻璃拉門。還有可折疊的加座。車子真是大得象一間屋子一樣。